一、票据法律制度的若干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戴嘉锋[1]（2021）在《票据融资的法律问题及制度完善》文中提出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顾正阳[3]（2020）在《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和信用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大量的存在。不法分子也利用票据从事各种违法犯罪的活动。于是在票据的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刑交叉现象。票据流通是多环节链式交易,流通中每一个交易环节都有着基础法律关系和票据法律关系两重法律关系。这就使得票据纠纷较一般的民刑交叉案件更为复杂。本文旨在观察票据纠纷中民刑交叉的形态并分类,继而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犯罪对票据实体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处理模式。本文第一章概述了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案件的概念与类型。该章第一节定义了民刑交叉票据案件应为民刑交叉票据案件应当是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票据法律关系及票据基础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叉、牵连和影响的案件。该章第二节在一般民刑交叉类型区分的基础上,提出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案件应当区分为民刑交叉票据犯罪可以分为基础关系刑事犯罪与票据关系的交叉和票据关系刑事犯罪和票据民事关系的交叉两类。本文第二章主要分析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该章第一节概述了一般民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的模式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三种模式并对先刑后民的原则作了反思,认为先刑后民模式体现了公共利益,也有利于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节约司法资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先刑后民模式的滥用也存在种种弊端,应当对先刑后民适用范围作清晰的界定。该章第二节分析了票据诉讼的诉讼标的,提出票据诉讼具有确认票据权利义务的独有价值和功能。概括了票据诉讼和刑事诉讼存在价值冲突。该章第三节分析了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票据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以是否是“同一法律关系”作为依据。本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同一法律关系”在语义上含义不详,不能确定是否是单纯的票据法律关系抑或是将票据法律关系和关联基础关系一体化。“同一法律关系”在适用范围上也不周延,无法解决在票据流通环节上的民刑交叉问题。本文提出在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模式应当从诉的利益、事实审查和票据流通性这三个角度考量,继而决定采取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抑或继续审理。本文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基础关系犯罪背景下票据诉讼的处理。该章第一节回顾了合同效力和无因性的相关理论。概述了涉刑事犯罪民事合同效力的问题,提出刑事犯罪并非阻却合同效力的因素。该节重点阐述了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内涵,分析相对无因性和绝对无因性的学说,并采纳了绝对无因说。该章第二节从基础关系主体、意思表示、内容这三个维度概括了基础关系犯罪的形态,并分析了对票据关系的影响。基础关系犯罪的形态主要有内容违法型、意思表示不自由型、主体违法型态。内容违法型指基础关系内容本身因违法而无效,但票据关系的效力不受到影响。提出票据关系的效力取决于在票据法上是否适法,但如该票据行为称为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则具有刑事违法性。意思表示不自由型犯罪主要为欺诈类犯罪和胁迫类犯罪。基础关系上的欺诈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但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形成抗辩。而胁迫类犯罪对意思表示的影响则是贯通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基础关系可撤销,票据关系无效。主体违法型包括两类,主体无资质和主体腐败渎职。主体无资质从事某项业务,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主体无资质犯罪形成的合同,司法实践原则上认定为无效,同样不影响票据关系效力,但当事人之间可能形成抗辩。主体存在行贿受贿或者渎职犯罪时,与合同效力并无直接联系,与票据关系更无直接关系。第三节在第二部分实体法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驳回起诉、中止审理和继续审理的具体适用情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内容具有刑事违法性导致票据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时,此时票据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应当采取驳回起诉的方式。当双方当事人票据基础关系中存在涉嫌欺诈、胁迫犯罪,或者因其他犯罪事由导致票据债务人抗辩时,应当采取中止诉讼的方式。当票据债务人未提出基础关系抗辩、第三方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和票据交易主体的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时,票据诉讼的进程不受刑事诉讼影响。本文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票据犯罪背景下票据诉讼的处理。该章第一节将票据犯罪分类为伪造变造类犯罪、欺诈型犯罪、渎职类犯罪和盗窃、侵占、诈骗与胁迫类犯罪。第二节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犯罪对票据关系效力的影响。伪造变造类犯罪,伪造类犯罪包括非法仿制票据和伪造签章,非法仿制导致票据无效,伪造签章导致签章无效。变造票据变造前签章人对变造前事项负责,变造后签章人对变造后事项负责。欺诈类犯罪除了伪造变在外,还包括冒用他人票据使用,对于票据关系的影响关键在于认定冒用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表见代行”。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无资金保证汇票构成犯罪不会导致票据责任的基础,也不影响当事人行使票据权利。签发与在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票据将导致签章无效。出票人虚假记载票据内容构成犯罪,出票人担保真实性,仍应承担票据责任。骗取承兑犯罪,可援用民法第三人撤销之规定,承兑对善意持票人不得撤销承兑,对承兑时恶意的持票人,可撤销承兑。对违法票据付款、承兑和保证构成犯罪的,承兑、保证属于票据行为,对违反规定票据保证、承兑的,只要票据形式满足票据法要求,保证和承兑即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不影响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如对违反规定的票据付款的,不能解除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对于通过盗窃、侵占、欺诈和胁迫取得票据,构成犯罪的,依法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该章第三节在之前的基础上分析了驳回起诉、中止审理和继续审理的具体适用情形。盗窃、抢劫、诈骗和侵占票据犯罪情形下,由于刑事诉讼中有退赃退赔程序,且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关票据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应驳回起诉。票据存在伪造变造犯罪情形,持票人列为嫌疑人的骗取票据承兑犯罪,票据诉讼应当中止。其他票据犯罪均不能对票据诉讼的进程产生影响。
黄骜[4]（2019）在《票据融资创新法律问题研究 ——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文中研究指明票据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最为重要的发明,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环节与商品销售环节紧紧联系并形成资本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潜在购买者的商品需求与现实支付能力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商品销售的停滞则会使得资本循环不再畅通,影响商品生产正常开展。因此,要保持资本循环只有让商品转让与货款支付暂时分离,基于商业信用的赊销和预付方式应运而生。然而,仅有赊销性质的商业信用既无到期收款的保证,也无到期前需求资金时通过转让债权进行资金融通的凭证,将债权人置于不利地位。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票据逐渐演化出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契合的多种功能。在较早的经济时期,汇兑、支付、结算、流通、信用作为票据的基本功能,构造了票据法律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规则。以票据为核心的支付方式通过减少货币使用,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同时提高了买卖双方的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逐渐替代了赊销和预付等方式。随着票据使用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扩大再生产不再需要大量货币的积累,商品生产和销售之间的障碍得以打通,资本得以加速周转和循环,商品经济以此高速发展。当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至全新阶段,交易媒介、交易主体与商业信用来源均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对金融工具的期待早已不再局限于支付、汇兑、结算、流通功能,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便捷、更高效的方式。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不再是打通资本循环的唯一方式,不论从支付便携性或时效性票据早已远远落后于新兴的电子支付方式。因此,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在新社会环境下探索票据的价值,即票据是否已经完成了使命从而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如果票据依旧具有价值,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的价值应当如何体现?票据是商业信用的物质表现使得票据具有与生俱来的信用与融资功能,但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融资功能处于矛盾境地:一方面,票据融资是中小企业融资的理想方式。由于票据融资是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相结合的理想方式,凭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票据贴现利率的,信用较好的中小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议价能力,可以以较为低廉和便捷的方式完成融资。因此,鼓励票据融资引导企业节省融资成本,可以为市场营造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存在诸多法律障碍。由于我国票据法律并未将票据融资功能列入票据的功能定位,票据融资面临法律困境,如票据融资主体间缺少真实贸易背景、票据融资过程中票据单纯交付效力不确定、票据融资的实质贴现主体适当性存疑等。此外,票据融资风险所引发的票据案件对金融稳定形成较大威胁,票据套利引起的资金空转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精神相悖。近年来国内外均从制度上和产品上对票据融资进行了尝试,结果或不尽人意或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基于此,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我国现行票据法律框架下发挥票据融资功能?以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电子票据融资是否可以实现合法、有序、可控的票据融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旨在为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票据融资创新的制度建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参考建议。票据法律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冷门的研究方向。从1995年我国《票据法》颁布起,票据相关法律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广泛讨论,有关于票据无因性、票据质押、票据权利救济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导案例以及法律修改建议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支付习惯的改变,部分票据法律问题已被化解于无形,如票据伪造、票据变造、票据涂销等方面问题的重要性骤降。以往关于票据必须应记载事项填写有误所引起的纠纷与争议,也在电子票据系统的普及趋势下日渐平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使得票据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票据的需求也已经从支付和汇兑转至融资和创新。当然,票据融资并非今天才提出,如何在《票据法》限制真实贸易背景的条件下合法地、有序地、可控地发展票据融资讨论已久,主要以修改《票据法》以坚持票据的绝对无因性为建议。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融资模式存在风险,多种票据融资模式仍旧是商业银行“绕规模、绕监管”的工具,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票据套利所引发的资金空转问题十分棘手,短时间内不再要求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或开放融资性票据的提议或许具有较大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聚焦于如何在我国现行票据法律框架下寻找发挥票据融资功能的路径研究则更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通过对我国票据融资法律困境的分析和对国内外票据融资实践的对比,本文认为在我国现行票据法律框架下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票据法律以适应票据融资发展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提出票据融资的可行路径应当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标准化债权资产要求基础资产可等分。由于纸质票据等分显然违背票据“权券结合”的基本要求,本文提出电子票据在电子票据系统内具备可分性,并对电子票据等分后的票据权利行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第二,本文结合我国标准化债权资产的监管要求和电子票据特点,提出如何通过适当调整和修改票据法律法规以适应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融资发展,并提出以建立电子票据中央对手方结算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和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衍生品为代表的业务创新。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五章,各章之间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首先,回顾票据功能演进的历程,提出票据功能顺应社会经济环境是票据功能演进的前提;其次,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下对票据价值进行再探索,提出票据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下应以电子票据融资为核心;再次,提出票据融资限于票据法律仅赋予票据支付工具地位,票据融资存在多重法律困境;又次,对比国内外不同类型票据融资的实践,提出上述案例在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下均不具备适当性;最后,提出电子票据标准化是我国现行票据法律框架下票据融资的可行路径。各章梗概内容如下:第一章“票据功能演进的法理基础与历程”。票据的各项功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伴随着经济发展,票据逐渐演化出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相契合的汇兑、支付、结算、流通、信用等功能。同样,票据在我国也经历过从商业抑制下商业习惯的载体向商业信用建立依据的发展历程。基于此,本章从票据功能演进的法理基础出发,结合社会经济环境追溯票据功能的发展历程,论证票据功能演进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紧密联系,为后文研究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价值变化的必要性提供基础。第二章“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价值的再探索”。社会经济环境是一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离岸市场与商品市场相联系所形成的综合体。在交易媒介电子化、交易主体去银行化、信用来源去中心化的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作为支付工具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电子票据的出票量与贴现量增长迅猛。一方面,电子票据灵活、安全、高效的特性使得票据重获生命力;另一方面,票据融资特有的低成本与高效率优势备受中小企业的青睐。基于此,本章提出新社会经济环境的视角下对票据的价值应体现为电子票据融资。结合票据融资的功能和定位,本章认为要处理好票据融资在支持实体经济和防止资金空转两个目标之间的博弈关系,应当回到票据融资制度研究。第三章“票据融资的法律困境”。由于票据法律的立法时代背景与目前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差异,我国票据法律将票据定位为支付工具,票据法律从不同角度均对票据融资功能的发挥进行限制,在多个票据法律问题上存在矛盾,如票据融资主体间缺少真实贸易背景、票据融资过程中票据单纯交付效力不确定、票据融资的事实贴现主体适当性存疑等。尽管修改和调整票据法律为票据融资扫清障碍显然是一条康庄大道,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简单放开票据融资可能引发票据风险和票据套利,造成资金空转,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精神相悖,威胁金融稳定。基于此,本章提出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票据法框架下票据融资的法律困境,为后文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票据融资制度设计提供基础。第四章“票据融资的实践与反思”。近年来国内外均从制度上和业务上进行了票据融资创新尝试,如国内以票据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票据资管计划,又如以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为代表的融资性票据,再如以Fundbox、MarkInvoice、Behalf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票据融资。然而,上述票据融资方式结果或不尽人意或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本章通过对不同类型票据融资创新的比较与反思,为我国票据融资创新提供借鉴经验和参考建议。第五章“票据融资的出路——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融资创新”。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已有的较为成熟的制度设计,本文提出票据融资的可行路径应当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电子票据标准化最为重要的条件是电子票据等分,本章将电子票据的等分性拆分为票据凭证的可分性和票据权利的可分性。在论证票据凭证具备可分性的前提下,本章详细阐释票据权利具有可分性,从而实现电子票据的标准化。随后,本章对电子票据标准化适用《票据法》提出协调与小幅修改的建议。基于此,本章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资产证券化、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衍生品为例,对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融资进行规则设计;以票据中央对手方净额结算制度、票据信用评级制度、票据做市商制度为例,对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制度创新进行制度设计。最后,结合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本章将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与以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智能合约相结合,提出在金融科技背景下对电子票据融资的展望。
丁冬[5]（2019）在《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法律体系的日益繁密,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法学的整体立场应该从“立法论”向“解释论”转向。这凸显出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司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被各方给予了更多期待。纠纷解决和规则供给,被视为司法功能的两个核心子功能。具体到金融商事领域,金融商事交易活动一方面共享着与传统民商事交易相类似的逻辑:交易活动都是通过合同来完成权利义务的分配,案件如果涉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议题,在法律责任的分配等方面也更多地考量公平等因素。另一方面,金融商事领域受监管政策影响明显、体现出典型的风险交易特质,呈现出专业性、创新性、周期性等特征。金融商事领域的特殊性,对包括金融司法在内的金融法制如何作出有效回应,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金融司法被期许在个案裁判的纠纷解决之外,更多的承担规则供给等功能,以发挥弥补金融市场规则供给不足、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司法与监管的协同,引导和规范金融商事交易和创新等一系列作用。在此背景下,金融司法专门化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论证和实践。通常意义上,一般性的理解是通过专门法庭或法院的建制,可以实现如下价值:一是提升审判效率;二是培养特定领域的审判专家,以更好应对本领域的复杂案件;三是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等审判管理层级上设置专门化的金融审判机构,可以集中研究、发布金融审判政策,以达到适法统一,并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来实现干预或引导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上三个价值分别对应司法效率、司法公正和司法能动性。就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方案而言,这些观点认为,通过专门化可以更加专业、高效、能动地解决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同时还可以更加灵活地“产出规则”,控制金融风险,规制交易行为,并指引金融商事交易活动。从历史考察的维度,从2008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首家金融审判法庭到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上海法院在金融司法专门化过程中,走过了十年历程。以金融案件集中管辖为代表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考量。从实证分析的维度,金融司法在组织层面的专门化建制,并不意味着金融司法审判质效的必然提升。审判效率、公正和能动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上海地区为例,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和信用卡（银行卡）纠纷案件占所有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90%以上。案件结构呈现出以传统金融商事纠纷为主的特征。上海地区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在一审法院的解决率达99%以上,案件年均上诉率不超过1%。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也显示,尽管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建构程度在7家基层法院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但是金融审判组织建制的专门化程度,并未表现出与审判质效明显的关联性。一个初步结论是:金融司法专门化对大多数传统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审理没有实质性影响,不论是否有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建构,司法的总体表现都呈现出较好的审判质效水平。在新类型疑难复杂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上,金融司法也未能发挥理想状态下的规则供给功能。以证券市场违规增持纠纷案件为例,面对“难办的案件”（hard case）,为了避免案件被改判,避免过度介入金融立法和监管的模糊地带,司法者选择了保守型的司法策略,最终未对投资者违反《证券法》慢走规则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作出裁判。通过填补金融商事规则的法律漏洞,提供裁判规则以实现金融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和金融商事交易行为的规制,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实际上并不贴合中国金融司法运作的实际。考虑到法律体制的刚性约束、金融司法的“个案主义”特征、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调衔接、司法者“风险厌恶”的天然特征,以及对个案裁判可能发生的事系统性影响的预见能力不足等因素,使得金融司法在难办的案件中,选择稳妥的保守型司法策略成为必然。金融商事领域具有典型的“国家强制”特性,金融监管对金融商事活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因此,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协调,显得非常重要。从最近的金融司法实际表现来看,金融司法在如何正确地处理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立场的偏移。为了表现金融司法对金融监管的回应和配合,金融司法在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性文件的供给和金融商事纠纷的个案裁判上,都存在以“政策逻辑”代替“法律逻辑”的倾向。特别是以福建天策保险公司股权代持纠纷等为代表的个案中,金融司法在金融商事交易行为效力的法律评价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政策逻辑”思维。不仅背离了金融商事司法长期以来审慎干预合同效力的立场,甚至出现了将金融监管行政规章引入金融商事交易效力判断的尝试,打破了合同立法的价值锁定和宪政安排考量,出现了司法立场的不自洽。金融司法超越自身角色范围,参与金融市场治理的做法,使得金融司法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功能均体现出偏移性。中国金融司法的建构,以域外经验学习作为正当性论证的重要依据。从金融审判竞争的视角,文章对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建法院的具体实践切入,分析了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域外经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在具体运作机制、法官选任、案件管辖等方面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阿联酋在总体实行大陆法系法律体制的模式下,甚至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内实施普通法系的法律体制。“法律与金融”理论认为,普通法系以更加灵活的判例机制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合同的执行,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而大陆法系的刚性特征,使得金融法制的表现并不理想。从比较法视野,处于刚性法律体制约束下的中国金融司法,如何能够适应金融商事交易的特点,在纠纷案件处理上保持开放性与灵活性,确实不无挑战。法系渊源对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司法专门化具体实践的影响,应当在对金融司法的功能定位与设计的讨论中,认真加以重视。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域外经验,无法构成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充分证成理由。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在宏观层面完成了组织建构和政治话语体系的表达。但,金融司法专门化也同时面临对司法专门化的常见非议和挑战。比如,广受质疑的利益俘获问题、“深刻但偏狭”（deep but narrow）的专业偏见对法律发展的禁锢、专门化未表现出专业性提升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及金融司法的流畅运作,有赖于进一步探索符合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审判运行机制。符合金融司法需求的专业审判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金融司法灵活性探索空间的法律授权等制度安排,是金融司法专门化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此外,金融司法纠纷解决和规则供给功能的发挥过程中,还需要妥善处理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关于金融法院功能定位的理想图景的表达,不能超脱于金融司法的逻辑。考虑到金融商事领域的创新性、专业性、周期性等特征,金融监管政策通常具有探索性的特点,总体上流变性、灵活性、权宜性等特征更强。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程序更为灵活,政策的纠错能力也更强。因此,金融司法不能成为完全追逐政策变迁的跟随者。无论金融监管政策如何波动,金融司法基于司法判断权、个案主义的本质特征,都应该保持司法的定力,以法律逻辑和标准来进行裁判,在金融商事交易法律效力等问题的司法评价上,保持立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陶举富[6]（2019）在《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担保法》和《票据法》虽均涉及了票据质押的问题,但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抑或《担保法》起草者对票据制度的认识不够,《担保法》设计的票据质权设立方式并未考虑到票据及票据行为的特性,其设立方式与动产质押并无二致。尔后《票据法》的立法者虽考虑了票据及票据行为的特殊性,但又未考虑票据质押作为权利质押的一般性。如此一来,两法呈现冲突之势,进而造就司法实务的裁判不一致。面对规范冲突及裁判的不一致,有论者提出了“单一论”,试图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去解决该问题;也有论者提出了“双轨制”,试图创设两种票据质押制度,以解决前述问题;更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批判立法,给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在票据质押的问题上,《担保法》和《票据法》并不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进而考究两法的立法时间,也不谈不上新旧之别,故“单一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法的统一性不容同一对象构成两种制度,而且所谓“担保法上的票据质押制度”存在行权障碍等重要缺陷,故“双轨制”的观点也不妥当。本文以为,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的构建首先应坚持合理的认识论,其次需采取合理的方法论。由于《担保法》和《票据法》自身的局限性,均不足以承载设立票据质权的功能,从法秩序的统一性出发,只有结合两法的具体规范才能合理规整票据质权的设立,故“统一论”是构建票据质权设立方式应坚持的认识。立法论与解释论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两种常用方法,而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非是并列的,而是一种顺序关系。法律人应首先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与解决问题,只有穷尽一切解释方法尚不能解决的,才有必要诉诸立法论。由于法律经常由不完全的法条所构成,它们与其它条文结合才构成一个完全的法条,或互相结合成一个规整,此为拉伦茨所言的法律的意义脉络,因此在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的问题上,解释论,特别是体系解释是解决法律不一致的首要方法。在“统一论”的指引下,然后采取“解释论”的具体方法,进而考究票据的要式性以及票据行为的文义性与无因性,探求票据质押的规范旨趣,寻找票据质押规范的意义脉络,最终才能具体构建票据质权的设立要件,即票据质权设立时,出质人需在出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并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背书,且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可谓“统一三要件”。
黄斌[7]（2016）在《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文中研究说明P2P网贷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普惠金融的要求,既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产品,更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的重要来源。我国从国外引入P2P网贷后,短短几年内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2P网贷市场,无论是网贷机构及交易量均为世界第一,P2P网贷已作为我国传统金融模式的重要补充。但与此同时,P2P网贷自诞生之初即创新和争议并行,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三无”现象,即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机构监管,实践中国内各网贷平台运营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近年来,各地P2P网贷平台轮番上演倒闭潮、出现跑路、恶意携款逃跑等现象,还有不少网贷平台运营模式存在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投资者权益受到损害,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涉足P2P网贷市场,参与P2P业务并发挥“稳定器”作用。商业银行介入P2P网贷市场不仅扩大了自身的收益来源,而且对稳定网贷市场秩序和保障投资者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P2P网贷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及相应的民事责任如何?如何看待和解释当前P2P网贷实践中的特殊交易架构安排?如何在P2P网贷中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则?与此同时,针对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现象,应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和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有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综合结合了民商法学、金融监管、P2P网贷实践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实践等多方面的知识,对P2P网贷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P2P网贷的发展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的状况进行了法律检视。首先,分析了国内外P2P网贷发展状况和法律规制状况。一是回顾了国内外P2P网贷发展情况,二是以英国、美国、中国为代表比较了当前国内外P2P网贷的法律规制情况并比较评析其特点及检视其优劣势。总体上,相比较英美等国,我国P2P网贷法律规制滞后性较为突出,但正处于逐渐完善过程中。其次,在概览性地介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情况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必要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再次,在对比分析当前P2P网贷的四种主要运营模式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当前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业务的六种主要业务模式,并从法律角度对相关模式的特点和优劣势进行了比较、检视和探讨。第二部分对P2P网贷主要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指出网贷的主要法律关系以“居间+民间借贷”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网贷居间区别于传统居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网贷居间人除需履行传统居间人的忠实报告义务、勤勉义务以及负担居间活动费用的义务外,还需承担有别于传统居间人的法律义务,即高于传统居间忠实报告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义务、高于传统居间的勤勉义务,还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网贷平台系统、客户资金、客户信息安全保障）。随后,分析了网贷居间人违反这些义务而需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最后,当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时,如对其推出的P2P产品与商业银行理财产生混淆,将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文从法律角度将P2P网贷居间与商业银行理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法律性质、民事权利和义务、民事责任、适用监管法规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商业银行应在上述法律区别基础上完善管理、业务架构和法律文件。第三部分对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下的民商法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票据质押贷模式、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和见证模式。当前部分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缺乏明确的民商法依据,尚存在一定效力争议,在本章笔者对于三种典型的新型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前两种为P2P平台普遍适用的模式,第三种为商业银行参与P2P的特殊模式。首先,对票据质押贷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并针对在该模式下票据质押的相关问题（包括缺乏背书的票据质押、票据质权共享安排及票据质权代理安排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票据质押缺乏背书并不应一概否认其质押效力。针对票据法与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票据质押规定存在差异,笔者提出对于票据质押应区分为票据法上的质押和物权法上的质押的“两分法”,对于票据法上的质押,应以“质押背书”为生效要件,而对于物权法上的质押,以“质押合同+交付”为生效要件。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在权利证明方式、实现质权的方式、对抗第三人的效果、票据抗辩效果、有无权利担保效力、再背书限制及效力等方面存在法律上的差异,市场主体在了解两者法律差异的情况下可做出理性选择。此外,对于票据质押贷模式下网贷中常见的票据质权共享安排及票据质权代理安排,笔者经分析认为,尽管该种模式尚无明文法律规定,但应在“物权法定缓和”趋势的背景下认可相关安排的法律效力,以保障互联网交易参与方的权益和促进相关交易的实现。其次,对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进行了分析。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并针对该模式下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可采“将来债权说”,同时特定收益权具有约定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债权性、相对性、确定性、从属性等法律特点,应尊重相关当事方的意思自治,认可其转让的法律效力,但也应认识到由于该种模式缺乏独立性,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等方面的法律局限性,并做好风险控制安排。最后,笔者对商业银行见证模式进行了分析,该种模式是当前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重要模式。本文分析了该模式下主要法律关系及合同架构安排。结合相关司法判例分析了见证人的法律责任,并比较分析了该模式下商业银行作为见证人与居间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区别,总体上认为网贷见证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弱于网贷居间人,部分商业银行在选择以见证人身份介入网贷业务在民事法律责任上的考虑具有合理的法理基础。但见证在P2P交易中参与程度较为间接、民事责任相对较轻并不意味着见证不承担法律责任。在未尽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见证人仍可能对相关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四部分研究了P2P网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首先,论证了P2P网贷中的金融消费者范围的几个重点问题,包括认为网贷投资行为依法可纳入“金融消费范围”,个人投资者和消费信贷个人借款人均应认定为金融消费者,但应将单位投资人和单位借款人、经营性信贷个人借款人排除出金融消费者范围。同时,在P2P网贷领域不宜将投资者区分为一般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并将专业投资者排除出P2P金融消费者范围。其次,以网贷投资者为重点、兼顾网贷借款人的角度分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内容,网贷投资者和网贷借款人共有的权益包括信息安全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主要侧重于网贷投资者享有的权益则包括资金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受教育权。在P2P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应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兼顾借款人权益保护。再次,分析P2P网贷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不足、债权保障和维权风险、知情权受损风险、身份信息安全风险以及资金安全性风险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构建事前预防机制、完善事中保障规范,以及加强事后维权机制三大方面十一个具体方面提出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措施,包括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范、整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加强投资者教育、完善个人信息安全监管规范、加强信息披露监管要求、完善网贷信用体系建设、引入推介“适当性原则”、投资“犹豫期”机制、建立网贷保障基金、建立多层次事后纠纷解决机制等。最后,分析了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应特别注意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主要提出商业银行应审慎安排客户信息使用和转移、合理规制格式条款、做好与商业银行理财和代销产品的风险隔离、设置合规的增信措施等。第五部分系统分析了P2P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和防范。分别分析了一般网贷平台以及商业银行参与P2P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与防范。本文主要结合民商法理论、P2P和商业银行实务以及相应案例,逐一提示法律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对应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针对一般网贷平台：一是业务模式不当可能涉嫌非法集资风险,相应提出合理设计业务架构和业务模式以避免非法集资风险；二是电子合同签署方式有效性和举证的法律风险,相应提出规范电子签名形式,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以提高电子合同证据采信度等管理措施；三是民间融资安排不规范所导致的法律风险,相应提出规范民间融资方式,确保网贷合同效力；四是如法律架构或权责安排不当,可能导致失权或担责的风险,相应提出妥善安排网贷平台权责的措施。针对商业银行开展P2P业务：一是超经营范围经营和新业务行政许可导致的风险,相应提出尽量基于已有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并做好监管沟通；二是“刚性兑付”风险和风险转移问题,相应提出既有效保障投资人权益,又避免P2P风险向商业银行表内传递的措施；三是P2P网贷资金存管风险,相应提出明确界定存管责任,建立合作P2P平台准入筛选机制等措施；四是洗钱风险,相应提出加强客户身份识别等反洗钱措施；第六部分提出网贷立法及监管规则完善建议。总体上,本文提出对P2P网贷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的关系,秉持“支持和规范平衡、促进和监管并重”的监管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从三方面提出完善立法和监管规则的完善建议。首先,提出修订相关配套民商事法律规范,完善P2P网贷业务运行的民商事法律规则的建议。旨在通过完善民商事法律规范认可一些新型交易模式的法律效力,以满足市场参与主体的“意思自治”,以促成交易的实现,并保障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包括：一是完善居间合同法律规定,明确居间人法律责任；二是调整电子签名及电子证据的相关监管法规要求,从法律层面更有利于促成电子合同的效力；三是以适当形式对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效力予以认可；四是明确代理质押以及共享质权的法律效力；五是修订票据法律及监管规则,强化票据无因性,为融资性票据留下一定空间,同时采纳“物权法下的票据质押”与“票据法下的票据质押”的“两分法”,并明确两者在法律上的差异,为实践中缺乏背书票据质押的法律效力提供依据。其次,就建立及完善P2P业务的普通适性监管法规体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鉴于近期P2P网贷风险事件高发态势,本文建议采取“宽严相济、适度从紧”的监管立法尺度。包括：一是理顺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的关系,调整当前的“双负责制”为“以银监监管为主,以地方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机制,消除“行为监管”和“机构监管”职责边界不清问题;二是完善对P2P网贷的准入管理,调整当前的“备案管理”原则为“牌照管理”,加强事前准入审批,并提出资本金标准等准入要求；三是实施“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监管,从机构端、产品端、行为端加强监管,限制规避监管行为；四是建立P2P网贷反洗钱监管原则；五是完善P2P网贷平台退出机制,建立“生前遗嘱”机制,并完善破产隔离法律规定。再次,提出了关于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范安排建议。在支持商业银行适度参与P2P网贷活动的同时,增强法律规制和风险防范,促成P2P网贷和传统商业银行相互之间风险隔离,并行不悖地健康发展。包括：一是适当调整商业银行投资的限制性规定,适当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二是处理好“平等性和差异性”关系,制订适合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经营规则；三是提高商业银行参与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监管容忍度,适当放宽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行政许可；四是金融监管机构需加强对商业银行系P2P的监管监测,避免出现“表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业务的风险传递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加强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协作等。
傅鼎生[8]（2013）在《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冲突现象必须改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票据制度与物权制度关于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存在冲突:《担保法》和《物权法》均未规定设立票据质权必须进行质押背书;《票据法》规定票据质权的设立应当进行质押背书。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相关司法解释不仅没有解决这一冲突,反而放大了这一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票据质权设立时未进行质押背书的,其所设立之质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未进行质押背书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上述规则的冲突现象,不能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来解决,也不能以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来解决。不能认为民法担保物权制度与票据法票据质押制度分别创设了两种效力不同的票据质押制度。《担保法》和《物权法》均未作有别于《票据法》票据质权效力与实行方式的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所谓的"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形客观上不能发生。不同法律确定的票据质权内容、效力、实行方式相同。票据质权设立规则不应有异,必须完善立法解决规则冲突。
李青[9]（2012）在《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 ——票据诉讼：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何种票据权利（票据上权利或票据法上权利），在权利人实现权利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遇到障碍、发生争议、形成纠纷；而票据诉讼是票据纠纷解决的公力救济方式，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其为当事人提供了可预见性的程序规则，具有强制性、终极性等特征。票据权利是贯穿整个票据法制度的主线，而票据权利获得救济的重要性和票据权利是等同的。因此，有必要针对票据诉讼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绪论外，其余六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二章界定了票据权利与票据诉讼。票据诉讼是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方式，是由于票据权利受到侵犯或行使受到阻碍，而由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而实施的救济，以维护票据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提起票据诉讼以拥有合法的票据权利为基础，因此，作者在第二章首先对票据权利进行了阐述，明确了票据权利划分为票据上权利和票据法上权利两种权利类型。基于此两种票据权利类型，形成了相对应的票据上权利纠纷与票据法上权利纠纷，进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票据诉讼类型体系：票据权利诉讼、票据权利恢复诉讼、票据法上非票据权利诉讼。第三章论述了票据诉讼适用的制度与原则。在专门的票据法之外，票据诉讼规则作为票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票据法不可缺少的必要补充，也有学者将属于这一意义上的票据法称为实质意义上的票据法。我国票据立法除了具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目的外，还拥有票据法所特有的、需要由票据法并且只能由票据法加以实现的特殊性要求，也就是票据立法的自身价值性目的。就一般而言，票据立法的自身价值性目的，主要在于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金钱债权，尽可能地实现顺畅流通、确实得到清算。而基于这一票据立法的目的，决定了票据诉讼应当普遍遵循的基本制度与原则,包括票据无因性制度、票据抗辩权制度、票据丧失的补救制度、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以及交易相对方保护优先原则、票据记载的形式真实判定优先原则、票据上权利救济的形式公平优先原则、效率价值优先原则。通过上述制度与原则在票据诉讼中的广泛合理适用，使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宗旨得以贯彻实现，也使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更加细致而周全。第四章论述并分析了因票据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本章通过具体案例，对因票据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阐述了票据权利诉讼中的付款请求权诉讼、追索权诉讼，以及票据权利恢复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体现了票据权利诉讼和票据权利恢复诉讼虽然主体行使权利方式和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不同，但两者都是以行使票据上权利为目的，进而引起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而提起的票据诉讼。只不过，票据权利诉讼是基于票据主张权利时，引起的票据权利义务纠纷而提起的诉讼，而票据权利恢复诉讼是基于恢复对票据权利行使的目的主张权利时，引起的票据权利义务纠纷而提起的诉讼。第五章论述并分析了因票据法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本章将因票据法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票据交付请求权诉讼、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诉讼，并对每一种诉讼类型都进行了实务判例分析。验证了票据法上权利虽然也因票据而发生，但并不表现在票据上，不需凭借票据行使其权利；通过提起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诉讼，可以使票据权利人能够顺利地实现其票据权利，保证票据债务人因其他票据关系人的过失而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最终使持票人在其票据权利依票据法律程序无法实现时，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救济。第六章特别阐述了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票据作为一种金钱支付工具，不仅限于一国之内流通，跨国间的涉外票据流通亦非常频繁，各国票据规则的差异导致涉外票据纠纷经常发生。本章在对涉外票据和涉外票据诉讼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形成原因和协调解决的相关规则，并通过具体的涉外票据诉讼案例验证了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确定原则。凸显了协调各国涉外票据司法管辖冲突，选择相同的票据法律适用规则，对于维护国际间票据流通的交易安全，促进贸易国际化，具有现实意义。第七章是针对现有票据诉讼制度的修正与完善。本章在对上开票据诉讼制度的基本原理与权利救济的基本类型进行论述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票据诉讼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缺陷与不足。明晰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构建票据诉讼制度上，所表现出的实体法上的基础作用；突出了程序法上的票据抗辩所赋予的抗辩人单纯程序法意义上的抗辩的权利，彰显着程序法上的抗辩在司法实践中对利害关系人强制保护的积极作用；对公示催告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得票据权利人获得了更充分的司法救济和保护。综观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以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为题点来进行票据诉讼制度的研究尚付阙如。票据法上的所有制度设计都在宣示着票据权利，本文尝试完善和补充的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配置，将对我国票据诉讼案件的审判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此亦为本文的创新之处。
李伟群,卢忠敏[10]（2010）在《再论票据代理制度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从中日票据理论对比的角度》文中认为票据法相对于民法来说是特别法,且在商事法中属于技术性规范最强的一部法,因此在具体规则中应当允许其作适当的变通。票据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民法上的代理制度当然适用于票据代理。不过,针对票据行为中的无权代理、越权代理、表见代理的处理方法,应该分别不同于民法上的适用规则提出适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对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
二、票据法律制度的若干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票据法律制度的若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民刑交叉票据案件的概念与类型 |
| 第一节 民刑交叉票据案件的概念 |
| 第二节 民刑交叉票据案件的类型 |
| 第二章 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 |
| 第一节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及反思 |
| 一、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概述 |
| 二、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反思 |
| 第二节 票据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冲突和利益衡量 |
| 一、票据诉讼的诉讼标的与功能 |
| 二、票据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价值冲突和选择 |
| 第三节 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选择 |
| 一、现有司法解释的缺陷 |
| 二、程序选择的考量因素 |
| 第三章 基础关系犯罪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涉刑事犯罪的民事合同的效力概论 |
| 二、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内涵 |
| 第二节 基础关系犯罪对票据关系的实体影响 |
| 一、基础关系内容具有刑事违法性 |
| 二、意思不自由型犯罪 |
| 三、主体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犯罪 |
| 四、职务犯罪情形 |
| 第三节 基础关系犯罪对票据诉讼程序的影响 |
| 一、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的情形 |
| 二、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 |
| 三、票据诉讼不受影响的情形 |
| 第四章 票据犯罪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 |
| 第一节 票据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
| 第二节 票据犯罪对票据权利义务的影响。 |
| 一、伪造变造型犯罪 |
| 二、欺诈型犯罪 |
| 三、渎职型票据犯罪 |
| 四、盗窃、诈骗、侵占和胁迫取得票据犯罪 |
| 第三节 票据犯罪对票据诉讼的影响 |
| 一、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 |
| 二、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 |
| 三、继续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票据融资创新法律问题研究 ——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票据功能演进的法理基础与历程 |
| 第一节 票据功能演进的法理基础 |
| 一、票据流通性内涵的演进 |
| 二、本票的法理基础:无条件承诺函 |
| 三、汇票与支票的法理基础:无条件支付指令 |
| 第二节 票据功能演进的历程 |
| 一、支付与汇兑:流通货币的替代 |
| 二、结算与流通:资本循环的纽带 |
| 三、信用与融资:商业信用的物质载体 |
| 第三节 票据功能在我国的演进 |
| 一、古代:商业抑制下商事习惯的载体 |
| 二、近代:商业信用雏形建立的依托 |
| 三、现代:支付现代化的主要工具 |
| 第二章 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价值的再探索 |
| 第一节 新社会经济环境的表现形式 |
| 一、交易媒介去现金化 |
| 二、支付体系电子化 |
| 三、交易方式去中介化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环境下票据价值的再探索 |
| 一、电子票据对纸质票据的替代 |
| 二、支付功能向融资功能的演进 |
| 三、签发主体向中小企业的倾斜 |
| 第三节 票据融资的博弈与制度回归 |
| 一、票据融资的功能定位 |
| 二、支持实体经济与防止资金空转的博弈 |
| 三、票据融资的法律制度回归 |
| 第三章 票据融资的法律困境 |
| 第一节 真实贸易背景的法律困境 |
| 一、真实贸易背景与绝对无因性的价值导向 |
| 二、真实贸易背景要求在法律实践中的矛盾 |
| 三、真实贸易背景审查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单纯交付效力不确定的法律困境 |
| 一、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的价值导向 |
| 二、单纯交付效力的法理争议 |
| 三、单纯交付效力不确定定对票据融资的阻碍 |
| 第三节 票据贴现主体适当性的法律困境 |
| 一、从事资金支付结算违法说 |
| 二、从事资金支付结算合法说 |
| 三、票据贴现主体违法性不确定对票据融资的阻碍 |
| 第四章 票据融资的实践与反思 |
| 第一节 票据收益权融资的实践与反思 |
| 一、票据收益权的法律性质 |
| 二、票据收益权融资尝试的瑕疵 |
| 三、票据收益权法律规避行为的风险 |
| 第二节 互联网票据融资的实践与反思 |
| 一、域外互联网票据融资实践 |
| 二、互联网票据融资模式的比较 |
| 三、我国互联网票据融资的适当性争议 |
| 第三节 融资性票据的实践与反思 |
| 一、域外融资性票据的实践 |
| 二、融资性票据的比较与借鉴 |
| 三、我国融资性票据的开放与限制 |
| 第五章 票据融资的出路——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融资创新 |
| 第一节 电子票据标准化的法律基础 |
| 一、电子票据标准化的逻辑起点 |
| 二、电子票据权利等分的法律分析 |
| 三、电子票据凭证等分的法律分析 |
| 四、电子票据份额向标准化债权的转换 |
| 第二节 电子票据份额对《票据法》的适用与调整 |
| 一、功能等同原则下电子票据份额的界定 |
| 二、电子票据份额真实性的保护 |
| 三、电子票据份额质押生效要件的调整 |
| 四、电子票据份额追索权的豁免 |
| 第三节 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的票据融资制度创新 |
| 一、电子票据交易制度 |
| 二、电子票据中央对手方净额结算制度 |
| 三、电子票据评级与增信制度 |
| 四、电子票据做市商制度 |
| 第四节 电子票据融资在金融科技下的进阶 |
| 一、数字票据的法律性质 |
| 二、数字票据对电子票据真实性保护的提升 |
| 三、智能合约对票据信用模式的改进 |
| 四、信用流转凭证为目标的票据融资发展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社会复杂性与司法可能角色的探讨 |
| 二、司法专门化的趋势化 |
| 三、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省思 |
| 四、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一、研究命题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命题的规范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命题的前沿性和时效性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有关司法功能定位的理论研究综述 |
| 二、司法专门化的理论研究综述 |
| 三、有关金融、金融监管等研究的理论综述 |
| 四、有关金融法制研究的理论综述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框架结构 |
| 一、博士论文架构的图示与说明 |
| 二、对篇章结构的解释说明 |
| 第六节 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功能与定位 |
| 第一节 司法的基础理论:从概念法学到实用主义 |
| 一、司法的界定 |
| 二.司法理论的转向 |
| 第二节 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的司法功能二元论 |
| 一、司法功能的理论阐释 |
| 二、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 |
| 三、司法的规则供给功能 |
| 四、中国司法语境下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金融商事交易发展对金融法制的挑战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交易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一、认识“金融”的不同维度 |
| 二、金融商事交易的特点:兼与传统民商事交易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金融商事交易发展的法制挑战与回应 |
| 一、金融法制的基本概念与框架 |
| 二、传统法制对民商事交易的回应 |
| 三、金融商事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回应方案 |
| 第一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理论探索 |
| 一、金融司法的基本涵义 |
| 二、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理论构想 |
| 第二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实践路径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主要动因 |
| 二、域外司法专门化的实践例证 |
| 三、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具体实践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商事交易类型化、数量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总体情况 |
| 一、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总体情况 |
| 二、案件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程度与司法的实际表现 |
| 一、分析对象的界定 |
|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质效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新类型案件与金融司法的回应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发展 |
| 一、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特点与例证 |
| 二、司法介入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初步思考 |
| 第二节 新类型案件的司法选择与策略:以违规增持案为例 |
| 一、ST新梅案的处理与司法者面临的选择 |
| 二、ST新梅案中待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三、ST新梅案中司法策略的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的限度 |
| 一、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面临的难题 |
| 二、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的改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金融司法规则供给之理想功能的落空 |
| 二、与金融监管互动关系视域下的金融司法 |
| 第六章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定位 |
| 第一节 “回应型”金融司法政策 |
| 一、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与金融司法的回应 |
| 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司法政策剖面 |
| 三、对“回应型”金融司法政策的解释 |
| 第二节 强监管背景下金融司法裁判的转向 |
| 一、新近金融商事司法裁判的概况 |
| 二、引入金融监管行政规章来判断合同效力的尝试 |
| 三、金融商事裁判中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技术性解释 |
| 四、通谋虚伪表示在金融商事交易行为效力判定上的运用 |
| 五、小结:金融司法“监管化”的反思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调衔接”的再定位 |
| 一、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关系的几种理论 |
| 二、中国语境下的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关系 |
| 三、走向何种程度的“衔接协调”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错位的金融司法 |
| 二、金融司法现实表现的再思考 |
| 三、基于宏观视角的简单分析 |
| 第七章 金融审判竞争视野下的司法供给 |
| 第一节 DIFC法院的构建与具体实践 |
| 一、DIFC法院的基本情况 |
| 二、DIFC法院的运作实践 |
| 第二节 DIFC法院建设及运作实践的启示 |
| 一、DIFC法院建设及其运作实践的特点 |
| 二、DIFC法院建设及运作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代结语: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一个初步的总结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脉络 |
| 二、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实际表现 |
| 第二节 司法专门化面临的非议与挑战 |
| 一、专门化带来的司法利益俘获问题 |
| 二、专门化对法律发展的禁锢 |
| 三、专门化未能表现出专业化水准的明显提升 |
| 四、专门化对传统司法体系的解构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未来走向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再回顾 |
| 二、金融司法审判人才的培养机制问题 |
| 三、金融司法的“规则供给”问题 |
| 四、金融司法在权力版图中的合理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票据质权设立方式问题概述 |
| (一)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的规范冲突 |
| (二)规范冲突引发的裁判问题 |
| (三)规范冲突引发的消极效应 |
| 二、立法史视角下的成因分析 |
| (一)起草团队不一致 |
| (二)未考量记名证券的特殊交付规则 |
| (三)对票据非转让背书缺乏认识 |
| (四)证券市场不够发达 |
| 三、设立票据质权立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
| (一)认识论 |
| (二)方法论 |
| 四、设立票据质权的具体要件 |
| (一)质押合同 |
| (二)记载“质押”字样 |
| (三)背书 |
| (四)交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P2P网贷发展状况及其法律检视 |
| 1.1 国内外P2P网贷发展及法律规制状况检视 |
| 1.1.1 国内外P2P网贷开展的情况 |
| 1.1.2 当前国内外P2P网贷法律规制状况检视 |
| 1.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现状及评析 |
| 1.2.1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现状 |
| 1.2.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
| 1.3 P2P网贷主要运营模式和商业银行参与P2P主要模式的法律评析 |
| 1.3.1 当前P2P网贷的主要运营模式及评析 |
| 1.3.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业务模式及评析 |
| 2 P2P网贷主要法律关系辨析 |
| 2.1 P2P网贷法律关系之核心：“居间+民间借贷” |
| 2.1.1 P2P网贷中介与相关方构成居间合同关系 |
| 2.1.2 P2P网贷投资人与交易相对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或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关系 |
| 2.2 P2P网贷居间与传统居间的比较 |
| 2.2.1 网贷居间的特点 |
| 2.2.2 网贷居间人的义务 |
| 2.2.3 网贷居间人的民事责任 |
| 2.3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与商业银行理财的差异 |
| 2.3.1 法律性质 |
| 2.3.2 民事权利和义务 |
| 2.3.3 民事责任 |
| 2.3.4 适用监管规则 |
| 3 P2P网贷新型运营模式中典型民商法问题 |
| 3.1 P2P票据质押贷模式下票据质押 |
| 3.1.1 P2P票据质押贷模式简述 |
| 3.1.2 票据质押缺乏背书的问题 |
| 3.1.3 票据质权共享及票据质权代理的法律效力 |
| 3.2 特定资产受益权转让 |
| 3.2.1 资产收益权转让模式简述 |
| 3.2.2 P2P网贷特定资产收益权的产生 |
| 3.2.3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发展及法律依据 |
| 3.2.4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 |
| 3.2.5 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法律特点 |
| 3.2.6 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
| 3.2.7 特定资产收益国权转让的法律缺陷及弥补 |
| 3.3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特殊模式—网贷见证 |
| 3.3.1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见证模式简述 |
| 3.3.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见证原因分析 |
| 3.3.3 见证在实务中的运用及其法律性质 |
| 3.3.4 商业银行见证的民事责任 |
| 3.3.5 P2P网贷中商业银行见证与居间的法律差异 |
| 4 P2P网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
| 4.1 P2P网贷金融消费者界定 |
| 4.1.1 P2P网贷是否存在金融消费者 |
| 4.1.2 P2P网贷单位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3 P2P网贷个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4 P2P网贷专业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1.5 P2P网贷个人融资方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 |
| 4.2 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内容 |
| 4.2.1 网贷投资者和网贷借款者均享有的权益 |
| 4.2.2 主要为网贷投资者享有的权益 |
| 4.3 当前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
| 4.3.1 法律保障不足 |
| 4.3.2 债权保障和维权问题 |
| 4.3.3 知情权受损及信息不对称 |
| 4.3.4 身份信息泄露问题 |
| 4.3.5 资金安全性问题 |
| 4.4 加强P2P网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措施 |
| 4.4.1 构建事前预防机制 |
| 4.4.2 完善事中保障规范 |
| 4.4.3 加强事后维权机制 |
| 4.5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应注意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
| 4.5.1 审慎处理客户信息使用和转移 |
| 4.5.2 合理规制格式条款 |
| 4.5.3 妥善安排与银行产品风险隔离 |
| 4.5.4 适当设置合规增信措施 |
| 5 P2P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 一般网贷平台经营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1 非法集资风险及防范 |
| 5.1.2 电子合同有效性风险及防范 |
| 5.1.3 民间融资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1.4 交易架构安排风险及防范 |
| 5.2 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特别法律风险及防范 |
| 5.2.1 新业务许可风险及防范 |
| 5.2.2 “刚性兑付”及交叉传递风险及防范 |
| 5.2.3 网贷资金存管风险及防范 |
| 5.2.4 洗钱风险及防范 |
| 6 P2P网贷立法及监管完善建议 |
| 6.1 完善P2P网贷运行民商事法律规则 |
| 6.1.1 完善网贷民间法律规范 |
| 6.1.2 调整电子签名及电子证据相关法律规范 |
| 6.1.3 明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法律效力 |
| 6.1.4 确认代理抵/质押及共享抵押/质权法律效力 |
| 6.1.5 修订网贷票据业务相关法律规范 |
| 6.2 完善P2P网贷的普适性监管法规体系 |
| 6.2.1 理顺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关系 |
| 6.2.2 加强P2P网贷平台准入管理 |
| 6.2.3 实施“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监管 |
| 6.2.4 建立P2P网贷反洗钱监管规则 |
| 6.2.5 完善P2P网贷平台退出机制 |
| 6.3 完善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规范 |
| 6.3.1 适当调整商业银行投资限制性规定 |
| 6.3.2 制订适合商业银行的P2P网贷经营规则 |
| 6.3.3 提高商业银行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容忍度 |
| 6.3.4 强化商业银行系P2P网贷监管监测 |
| 6.3.5 加强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协作 |
| 结束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8）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冲突现象必须改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票据质权设立规定冲突的立法表现 |
| 二、关于票据质权设定规则冲突的司法解释 |
| 三、学界对票据质押规则的解释,尚不能解决两者冲突 |
| (一)关于诸法冲突,不能两立的观点及本文见解 |
| 1. 关于票据质权设定行为只能适用《票据法》的观点及笔者的看法 |
| 2. 关于票据质押只能适用《担保法》(或《物权法》)的观点及笔者看法 |
| (二)关于诸法互不冲突,可以两立的观点及笔者见解 |
| 1. 关于票据质押背书是对抗要件的观点及笔者看法 |
| 2. 关于票据质押二元制的观点及笔者看法 |
| (1)“二元论”中关于票据质权客体“二元性”的说法以及笔者看法 |
| (2)“二元论”中关于票据质权客体“一元性”的说法以及笔者看法 |
| 四、完善票据质押制度,消除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冲突 |
（9）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 ——票据诉讼：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票据权利与票据诉讼 |
| 2.1 票据权利 |
| 2.1.1 基于票据行为发生的票据上权利 |
| 2.1.2 基于票据法的特别规定发生的票据法上权利 |
| 2.1.3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
| 2.1.4 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 |
| 2.2 票据诉讼 |
| 2.2.1 票据诉讼缘起——票据纠纷 |
| 2.2.2 票据诉讼基本原理 |
| 第3章 票据诉讼适用的制度与原则 |
| 3.1 票据诉讼适用的制度 |
| 3.1.1 票据无因性制度 |
| 3.1.2 票据抗辩权制度 |
| 3.1.3 票据丧失的补救制度 |
| 3.1.4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 |
| 3.1.5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 |
| 3.2 票据诉讼适用的原则 |
| 3.2.1 交易相对方保护优先原则 |
| 3.2.2 票据记载的形式真实判定优先原则 |
| 3.2.3 票据上权利救济的形式公平优先原则 |
| 3.2.4 效率价值优先原则 |
| 第4章 因票据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 |
| 4.1 票据权利诉讼 |
| 4.1.1 付款请求权诉讼 |
| 4.1.2 追索权诉讼 |
| 4.2 票据权利恢复诉讼 |
| 4.2.1 特别程序救济——公示催告 |
| 4.2.2 公力救济——普通诉讼 |
| 第5章 因票据法上权利救济而提起的票据诉讼 |
| 5.1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 |
| 5.1.1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概述 |
| 5.1.2 应当救济谁——《票据法》第 18 条的逻辑界定 |
| 5.1.3 票据权利因时效经过消灭而提起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判例分析 |
| 5.2 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 |
| 5.2.1 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的具体案由 |
| 5.2.2 因票据付款人错误付款引起纠纷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判例分析 |
| 5.3 票据交付请求权诉讼 |
| 5.3.1 票据交付请求权诉讼的一般解读 |
| 5.3.2 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牵连的票据交付请求权诉讼判例分析 |
| 5.4 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 |
| 5.4.1 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适用范围 |
| 5.4.2 原告并非合法持票人的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判例分析 |
| 5.5 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诉讼 |
| 5.5.1 汇票回单签发的司法保障 |
| 5.5.2 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诉讼判例分析 |
| 第6章 涉外票据诉讼 |
| 6.1 涉外票据与涉外票据诉讼界定 |
| 6.1.1 争议观点 |
| 6.1.2 个人见解 |
| 6.2 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
| 6.2.1 管辖权冲突的产生原因 |
| 6.2.2 管辖权冲突的协调解决 |
| 6.3 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确认与选择 |
| 6.3.1 管辖权的具体确认原则 |
| 6.3.2 管辖权的法律适用选择 |
| 第7章 票据诉讼制度的修正与完善 |
| 7.1 无因性原则在实体法上的冲突与协调 |
| 7.1.1 我国《票据法》第 10 条的有因性无因性之争 |
| 7.1.2 无因性原则的司法确认与协调 |
| 7.2 票据抗辩在程序法上划分的尝试 |
| 7.2.1 程序法上的抗辩与票据抗辩 |
| 7.2.2 程序法上票据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
| 7.3 公示催告程序的完善 |
| 7.3.1 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和适用范围应进一步明确 |
| 7.3.2 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问题的探讨 |
| 7.3.3 除权判决救济票据上权利的局限与补足 |
| 7.4 普通程序诉讼提起的制度安排 |
| 7.4.1 英美法系普通程序诉讼的参考 |
| 7.4.2 我国救济失票人的普通程序诉讼的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再论票据代理制度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从中日票据理论对比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引 言 |
| 一、票据代理 |
| 1. 票据代理的形式要件 |
| 2. 票据代理的实质要件 |
| 二、票据无权代理 |
| 1.票据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 |
| 2.票据无权代理的效力 |
| (1) 本人追认的效力。 |
| (2) 本人拒绝追认的法律后果。 |
| 三、票据越权代理 |
| 1.学说的介绍 |
| 2.评析 |
| 四、票据表见代理中第三人 |
| 1.表见代理所保护第三人的射程范围 |
| 2.日本判例以及学说 |
| 3.评析和归纳 |
四、票据法律制度的若干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票据融资的法律问题及制度完善[D]. 戴嘉锋.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民刑交叉背景下票据诉讼的程序处理[D]. 顾正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票据融资创新法律问题研究 ——以电子票据标准化债权为基础[D]. 黄骜.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D]. 丁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票据质权设立方式研究[D]. 陶举富.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P2P网贷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商业银行参与P2P网贷的法律问题[D]. 黄斌. 武汉大学, 2016(01)
- [8]票据质权设立规则冲突现象必须改变[J]. 傅鼎生. 东方法学, 2013(06)
- [9]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 ——票据诉讼：理论与实践[D]. 李青. 吉林大学, 2012(03)
- [10]再论票据代理制度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从中日票据理论对比的角度[J]. 李伟群,卢忠敏. 社会科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