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关于可持续发展中资本的概念（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王彩霞[2]（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骆明婷[3]（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苗得阳[4]（2021）在《21世纪以来日本的多边援助研究》文中指出多边援助指的是多边机构利用成员国的捐款、认缴的股本、优惠贷款及在国际资金市场借款或业务收益等,按照它们制定的援助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援助。多边援助在国际援助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就已经开始从借款国转变为重要的捐款国,多边援助历史悠久。而日本作为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多边援助贡献突出,在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的发展合作委员会等多边组织中,日本均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日本管理理念和机制成熟。日本依赖和重视经济援助这一政策工具,经济援助在对外政策中占据较高的地位。2015年2月修订的《发展合作宪章》为当今日本多边援助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指导。在管理机构中,日本外务省担任中心协调的角色,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承担着援助实施、评估与合作的工作,除此以外高校、民营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扮演着积极合作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并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以分析日本多边援助的历史、特点。日本的多边援助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从日本近几年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的情况来看,多边援助总额总体来说稳中有升。多边援助资金主要流向联合国机构或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以及地区发展银行这三大类多边组织。接收到来自日本的多双边援助最多的三个地区为中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日本的多边援助领域则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和政府与公民社会援助。本文最后利用日本多边援助的评估体系进行案例分析,从政策的相关性,结果的有效性和过程的适当性三个维度对日本对联合国人的安全信托基金进行多边援助进行评估,证明文章观点并得出普适性的建议和结论,以此对日本多边援助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分析。最终本文得出结论,日本的多边援助历史悠久,援助总额高,援助管理机制几经改革日趋完善,可以保证决策的有效落实。日本多边援助受到政治和公众的影响较大,战略定位之一是提高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国际形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援助的中长期目标不清晰,有效性和影响力仍需提升,同时需要根据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意图更加明确对国际组织多边援助的目标,向国民澄清和解释政策含义以及多边援助的必要性。
蒋欣桐[5]（2021）在《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是指倡导通过全球层次和地方层次之间的有效协作来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及实践。全球地方主义、全球地方化和全球地方性是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全球地方化的世界是全球地方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而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是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地方化的世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化并行不悖。地方特色从未消失,而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动中持续地进行自我更新。因此,相比全球化,全球地方化更为全面的描述了当今的现实世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全球问题不仅存在于全球空间,更存在于在地场所。在全球尺度中,全球问题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但是在地方尺度中,全球问题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认识到全球问题全球地方性的意义在于使全球问题的多层性、综合性和人文性得以重新受到重视,从而为治理全球问题拓展了新的思路。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正是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地方性而提出的治理理念。相对于当前既有的全球治理,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强调治理层次间的相互连通、治理方式上的本土适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地方性问题。第一,它存在于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体现出多层性;第二,它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附属维度,具有综合性;第三,它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文化传统和认知观念等,具有人文性。因此,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及由其组成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这为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现实可能。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虽然数量较多,类型各异,但是通过对当今三个最具代表性但成立于不同时期的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历时的视角看,它们前后相继、稳步发展,从共时的视角看,它们各有侧重、合作紧密。因此,可以说,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群共同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方治理层次。以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为分析框架,可以凸显出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治理特色和优势。其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将全球气候问题地方化和将地方气候治理全球化的途径连通了不同的治理层次;其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网络治理方式提供的制度保障和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策框架得以使气候治理适用于不同地方的整体环境;其三,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宣传教育和提供参与渠道促进了公众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作为全球治理层次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还是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尤其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加强合作。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第一,多中心的气候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行动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认可度与合法性已经不断增强。第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于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具有补充性:从治理层面上看可以促进国内层面配合国际层面履约;从治理内容上看可以更好地兼顾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从治理方式上看可以推动责任分配与能力建设并重。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和协调者角色为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合法化、机制化和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张宸嘉[6]（2020）在《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努力,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两次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人类经济社会未来的理想发展模式,但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推进却是极端困难的,关键的障碍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约20亿人口至今无法解决温饱,脱贫和可持续生计问题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论文通过迄今最系统的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国际、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学科体系、竞争态势、学术影响力差距等。柯西河流域是开展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性区域。柯西河流域（Koshi River basin,KRB）是位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Hindu Kush Himalayas,HKH）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跨越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跨境流域。而HKH地区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反馈极为敏感。柯西河流域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特别是地理资源综合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人依赖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加之劳动力素质低,导致解决温饱和生计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和发展挑战。这样的区域是尼泊尔本国及国际扶贫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是全球开展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对此予以深入分析和阐述。从生计资本评价特别是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入手开展柯西河流域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是流域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山地研究中心合作项目,论文以中国及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在对该跨境流域的气候、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及生计政策设计研究,重点以生计资本评价为主要问题,以深入观察和识别制约柯西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影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论文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定量评价了可持续生计国际、国内研究进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及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详细分类,从县域尺度、家庭尺度、性别尺度等3个尺度,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生计资本评价,一是整体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结构、生计资本类型特点等,二是关键资本的定义、识别和评价,获得以下结论及认识:（1）流域内整体生计资本水平较差,上游、中下游地区5种生计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农户生计可持续状况较差;（2）不同家庭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尤其是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农户家庭受气候变化影响,生计资本脆弱性较强、生计可持续能力较差,生计可持续能力受其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3）流域内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同性别群体的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基于以上三个尺度对五大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并以DEMATEL方法进行关键生计资本识别与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出对特定区域、特定研究对象的当前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力最大、最关键的资本类型。（5）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定义和识别,是生计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关键科学依据。论文在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上游、中下游流域所处国家的不同国情,适度分析了国情特点,针对不同生计问题对象尺度,提出了面向县域、家庭和性别的可持续生计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应用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全面量化揭示可持续生计研究发展态势与特点。将可持续生计学科研究与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相结合,基于国内CNKI数据库和国际SCI-E、SSCI数据库,以迄今可持续生计领域研究所有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定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展示,全面揭示了国际、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展态势、前沿方向、合作网络、学术影响力等,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可持续生计的最前沿科学计量学研究成果。对开展该领域研究及把握国际前沿动态有指导意义。（2）构建了柯西河流域生计资本评价框架并进行了量化评价。开展了针对柯西河流域县域、家庭及性别等3个尺度的生计资本评价研究,三个尺度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丰富和深化了跨境流域生计可持续发展理论。（3）拓展了生计资本的有关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关键生计资本概念。论文创新性的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而且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综合3个维度的分析,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得出了3个维度的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关键性、重要性排序。另外,文章还基于柯西河流域的传统农业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特点,结合对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分析,提出了针对三个不同尺度（区域、家庭及性别）的高度具有针对性的生计策略建议。
金辉[7]（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指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孙英杰[8]（2020）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在2005年的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的,其后,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普惠金融联盟（AFI）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了推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行动和发展规划。之后,在2010年的首尔峰会、2012年的墨西哥峰会、201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和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等国际重要会议上均将其作为突出议题来进行广泛的讨论。可见,普惠金融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对象。诚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决议,并相继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农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2016年,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2018年10月,财政部下达百亿专项资金来扶持普惠金融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性、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评价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着力挖掘其地区差异原因、精准捕捉地区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以及全面厘清调整方向将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着力点。于此,本文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来明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现状和程度,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收敛性检验来把握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变化趋势,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来厘清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化发展的机理,以此来为弱化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以及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言献策。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来说明本文撰写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来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总体规划。最后,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相关文献回顾部分。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具体包括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普惠金融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测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其次,针对上述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得出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为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谋取一剂良药。第三章是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通过对普惠金融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框架的介绍来深入阐释普惠金融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意义以及沿革的介绍来厘清普惠金融发展的脉络。最后,通过对金融功能论、金融抑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金融排斥论以及区域金融论等相关理论的详细阐述,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部分。首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这里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选择19个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其次,是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选择,这里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进行测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以及子指标的相关权重。最后,对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的结论。第五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部分。首先,采用加权平均离差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有所下降的结论。其次,采用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大小,以及这些差异的存在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得出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组间和组内的差异程度均趋于减弱的结论。第六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部分。首先,通过对收敛假说的理论阐述来诠释普惠金融发展也应符合收敛特征,即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会逐渐弱化。其次,采用β收敛检验从静态的角度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最后,采用核密度收敛检验以及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从动态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转移情况进行深入探析。第七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探讨部分。在前述已挖掘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具有减弱趋势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继续以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和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平面与立体的融合分析,以此来捕捉各影响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为后续的政策建议埋下伏笔。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测度、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收敛性检验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给予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普惠金融高效提升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开出政策药方。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以及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指标的创新。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传统的指标主要从渗透性、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来进行,且指标选择大多集中于银行类指标,而普惠金融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还应包括保险类等金融机构,这就导致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的选择上不仅包含了银行类相关指标,还包含了保险类相关指标,并对相应指标进行了深入的拓展与延伸,以期更为全面的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构建,使其测算结果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状况更为真实和贴切。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分析中,更多局限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探讨。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特征表现出更为细致的诉求,单纯以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分析显得有所局限,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时,不仅对其进行了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区分析,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探讨,以期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予以精准把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收敛假说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不同经济个体间以及不同经济个体与经济整体间的变化趋势的。文中尝试将收敛假说运用到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挖掘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其增速逐渐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增速是否相趋同,各地区普惠金融增速与整体普惠金融增速是否存在趋同趋势,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和分布特征,以及地区间以和地区内部的各个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转移情况,以此来深入探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协调性和均衡性。
黄敏[9]（2020）在《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文中认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统领性战略。面对这一新时代发展背景,需要一种以全体人民为主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拨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向升华的方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一直在分析、比较和评价世界各国发展状况及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新时代全新发展理念的现实背景下,研究中国人类发展的新问题,需要对国际通用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本土化”的适宜性审视。基于此,本文从协调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发展指数测评体系,改进测算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省际人类发展指数的协调发展现状,并探索各区域指数差异的深层次影响机制,并由此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论文共包括8章内容。第1章绪论部分,交待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首先,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理论——可行能力理论进行理论回顾,分析该理论对人类发展评价指数体系的贡献以及存在的理论缺陷;其次,以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背景,将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发展理论纳入到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基础理论当中;再其次,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主要对关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现有研究成果、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争议和协调发展问题及其指标度量的进行述评,以此引出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第3章是对传统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测算与评价。对联合开发计划署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和计算方法进行回顾与总结,阐述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框架、编制方法,以及存在的争议和编制方法更迭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的发展背景对HDI指数体系的测评功能进行反思,指出HDI指数体系对于衡量中国人类发展问题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第4章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基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面性、系统性、适宜性方面的考虑,按照指数构建的基础理论和指数体系构建原则,将人类发展指数体系（HDI）扩充为包括收入、教育、寿命、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五个维度的中国人类发展体系（CHDI）。在对比各项指标权重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最终仍然认为HDI固有的等权重的指标赋权方法相对更加适合现阶段中国人类发展程度的测评,同时采取几何平均的方法对各分项指标进行合成,最大限度体现指标“短板”效应,符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补短板”的政策指针。第5章是传统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与比较。从各省际区域的人类发展测算的比较结果来看,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CHDI）比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沿用的传统人类发展指数（HDI）更能反映中国各区域在传统发展维度与新发展维度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投入方面短腿和短板问题更容易凸显,从而较为全面地映射出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强弱项”、“补短板”,促进区域内实现协调发展。第6章分别运用新旧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数据比较分析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协调程度。首先,对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回顾,根据本文数据特征和研究需求,比较各个方法的适宜性的基础上,选择地理权重作为模型的空间权重。分析过程采取逐步验证的方法,逐个引入多个可能解释中国人类发展空间协调程度的计量模型,依次检验模型拟定效果,择优选取最贴合中国人类发展现状的模型进行分析。从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HDI指数数据还是CHDI指数数据,中国各地的人类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显着的收效趋势,单个区域内人类发展水平的进步受益于地理空间相邻地区发展水平的改善和整个区域内发展水平的系统性改进,单个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的增长与周围地区及整个国家系统内的人类发展初始值正相关。但CHDI数据空间收敛速度高于HDI的收敛速度,特别是个别东部省市在空间象限图上的分布有明显变化。第7章基于CHDI的中国人类发展的系统协调发展度分析。在简要回顾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中国1990-2017年的全国总体协调发展度以及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与分析。同时,借助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绘制中国1990-2017年的收入、教育和寿命指数的协调发展度趋势演化图,直观分析传统人类发展视域下的人类发展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了传统发展维度与新发展维度之间的差异,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维度的CHDI指数能够更加全面地映射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腿和短板问题。第8章是全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一是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给出相应的研究结论。二是就中国人类的协调发展道路提出具体建议,主要是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比较优势四个方面提出区域协调的中国人类发展的思路建议。
叶善青[10]（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认为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关于可持续发展中资本的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关于可持续发展中资本的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21世纪以来日本的多边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多边援助概述 |
| 第一节 多边援助的概念 |
| 第二节 多边援助的优势 |
| 第三节 多边援助的现状和趋势 |
| 第二章 日本的多边援助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历史 |
| 第二节 日本多边援助的发展演变 |
| 一、从多边组织视角梳理日本多边援助发展演变 |
| 二、日本多边援助政策和管理改革历史 |
| 第三章 21世纪日本多边援助现状 |
| 第一节 多边援助构成及总额 |
| 第二节 多边援助渠道及合作多边组织概况 |
| 第三节 多边援助重点地区和领域 |
| 第四章 日本多边援助的管理理念和机制 |
| 第一节 日本发展援助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 第二节 日本多边援助管理现状及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多边援助中的参与主体 |
| 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 二、与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
| 三、与民间社会的合作 |
| 四、与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 |
| 第四节 日本多边援助评估机制 |
| 第五章 日本对联合国人的安全信托基金多边援助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多边援助与联合国人的安全信托基金 |
| 一、“人的安全”与日本政策 |
| 二、联合国人的安全信托基金与日本多边援助 |
| 第二节 案例评估结果 |
| 一、政策相关性 |
| 二、结果有效性 |
| 三、过程适当性 |
| 第三节 建议和总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起点 |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现实基础:全球地方化的世界 |
| 第二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 |
| 第三节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的具体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地方性分析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多层性 |
| 第二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 |
| 第三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人文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发展情况 |
| 第一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特征和分类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治理方式 |
| 第三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成就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实践 |
| 第一节 连通不同治理层次 |
| 第二节 适应地方整体环境 |
| 第三节 促进公众参与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多中心气候治理的整体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国际气候条约体系的补充性 |
| 第三节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及其协调者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6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2 本文研究方法 |
| 第3章 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量化评价 |
| 3.1 可持续生计的内涵与发展演进 |
| 3.2 国际生计可持续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 3.2.1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数据源 |
| 3.2.2 数据检索与处理 |
| 3.2.3 文献特征分析 |
| 3.2.4 主要研究力量空间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分析 |
| 3.2.5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
| 3.2.6 主要研究者及其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
| 3.2.7 研究热点分析 |
| 3.3 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 3.3.1 国内研究进展及阶段分析 |
| 3.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3.3 发文整体情况分析 |
| 3.3.4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
| 3.3.5 学术影响力分析 |
| 3.3.6 主要研究主题与热点领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区域柯西河流域概述 |
| 4.1 柯西河流域地理位置 |
| 4.2 柯西河流域自然地理 |
| 4.2.1 柯西河流域河流概况 |
| 4.2.2 柯西河流域地貌概况 |
| 4.2.3 柯西河流域气候及降水概况 |
| 4.3 柯西河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 4.4 柯西河流域的能源状况 |
| 4.5 柯西河流域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
| 4.6 柯西河流域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及其研究意义 |
| 第5章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
| 5.1 县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方法 |
| 5.1.1 评价数据来源 |
| 5.1.2 评价指标选取 |
| 5.1.3 评价测度模型选择 |
| 5.1.4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差异测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1.5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结果 |
| 5.3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特征 |
| 5.4 农户生计资本聚集特征 |
| 5.5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柯西河流域家庭生计资本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案例区选择: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 |
| 6.1.2 数据收集及实地考察 |
| 6.1.3 指标构建:生计脆弱性指数与可持续生计指数 |
| 6.1.4 SLI指数及测度方法 |
| 6.1.5 基于IPCC框架的科学性验证 |
| 6.2 结论结果及分析 |
| 6.2.1 Kavre、Sindhuli及Saptari县生计脆弱性分析 |
| 6.2.2 县域LVI-IPCC得分 |
| 6.2.3 Kavre、Sindhuli和Saptari县可持续生计指数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柯西河流域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7.1 尼泊尔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
| 7.2 性别不平等的测量指标与方法 |
| 7.2.1 指标体系构建 |
| 7.2.2 计算方法 |
| 7.3 性别维度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特征 |
| 7.4 基于县域的两性生计资本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日喀则地区柯西河流域上游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关键生计资本评价研究 |
| 8.1 关键资本识别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DEMATEL方法 |
| 8.2 不同分析维度的主要资本及其影响因素判别 |
| 8.3 DEMATEL方法分析的实现步骤 |
| 8.4 柯西河流域关键资本及影响因素分析 |
| 8.4.1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区域视角 |
| 8.4.2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性别视角 |
| 8.4.3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家庭视角 |
| 8.4.4 基于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流域可持续生计策略的建议 |
| 9.1 流域县域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 9.1.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1.2 面向县域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战略 |
| 9.2 流域家庭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 9.2.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2.2 面向家庭尺度的可持续生计策略 |
| 9.3 流域性别群体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 |
| 9.3.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 9.3.2 面向性别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措施 |
| 9.4 小结 |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研究主要结论 |
| 10.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0.3 论文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农户家庭调查问卷 |
| 附录 2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农户关键资本评价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1.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1.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1.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2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2.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2.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2.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 |
| 3.1 普惠金融内涵 |
| 3.1.1 普惠金融概念 |
| 3.1.2 普惠金融特征 |
| 3.1.3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 |
| 3.2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及意义 |
| 3.2.1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 |
| 3.2.2 普惠金融发展基本原则 |
| 3.2.3 普惠金融发展意义 |
| 3.3 普惠金融发展沿革 |
| 3.3.1 国外发展沿革 |
| 3.3.2 国内发展沿革 |
| 3.4 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基础 |
| 3.4.1 金融功能论 |
| 3.4.2 金融抑制论 |
| 3.4.3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 |
| 3.4.4 金融排斥论 |
| 3.4.5 区域金融论 |
| 第4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 |
| 4.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说明 |
| 4.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介绍 |
| 4.2.2 测算方法确立 |
| 4.3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八大综合经济区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3 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
| 5.1 加权平均离差法 |
| 5.1.1 方法介绍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变异系数法 |
| 5.2.1 方法介绍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基尼系数法 |
| 5.3.1 方法介绍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泰尔指数法 |
| 5.4.1 方法介绍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
| 6.1 收敛假说 |
| 6.1.1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 |
| 6.1.2 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假说 |
| 6.2 β收敛检验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检验结果 |
| 6.3 核密度收敛检验 |
| 6.3.1 模型介绍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 |
| 6.4.1 模型介绍 |
| 6.4.2 检验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机理分析 |
| 7.1.2 研究假设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普通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于普通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4.2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 |
| 8.2.2 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化协调战略 |
| 8.2.3 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
| 8.2.4 优化普惠金融需求主体的生态环境 |
| 8.2.5 推进普惠金融运作模式的市场化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和主要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2.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本文创新点 |
| 1.3.2 本文的不足 |
| 2.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基础研究与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理论——可行能力理论 |
| 2.1.1 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2 可行能力理论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继承 |
| 2.1.3 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存在的缺陷 |
| 2.2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
| 2.2.1 可行能力理论对人类发展内涵的拓展 |
| 2.2.2 可行能力理论对GDP单指标测度体系的批判 |
| 2.2.3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创建与普及 |
| 2.2.4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局限性 |
| 2.3 基于中国背景改进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补充 |
| 2.3.1 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补充 |
| 2.3.2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论补充 |
| 2.3.3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补充 |
| 2.3.4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补充 |
| 2.4 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 2.4.1 关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 |
| 2.4.2 关于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4.3 关于协调发展问题及其指标度量的研究 |
| 2.4.4 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 3.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测算与评价 |
| 3.1 人类发展指数的(HDI)的编制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框架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HDI)编制方法的争议与更迭 |
| 3.1.3 现阶段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方法 |
| 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HDI)的测算 |
| 3.2.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测算说明 |
| 3.2.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测算结果 |
| 3.2.3 学界对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拓展 |
| 3.3 中国发展背景下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功能的反思 |
| 3.3.1 从中国发展需求视角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3.3.2 从中国人类发展目标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3.3.3 从效率与均衡视角的HDI评价功能反思 |
| 4.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改进 |
| 4.1 构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的依据 |
| 4.1.1 指数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1.2 指标选取的主要依据 |
| 4.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体系与测算方法 |
| 4.2.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 |
| 4.2.2 指标标准化与相关性处理 |
| 4.2.3 CHDI分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
| 4.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合成方法的选取 |
| 4.3.1 指数合成权重处理方法的探讨 |
| 4.3.2 三种权重处理方案的结果比较 |
| 4.3.3 CHDI指数合成方法的最优选择 |
| 5.HDI与 CHDI指数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
| 5.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的测算 |
| 5.1.1 中国人类发展阶段的等级划分 |
| 5.1.2 中国内地31 个省(市)的CHDI测算 |
| 5.2 中国区域板块的HDI与 CHDI测算结果比较 |
| 5.2.1 中国东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2.2 中国中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2.3 中国东北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比较 |
| 5.3 中国省(市)的HDI与 CHDI测算结果比较 |
| 5.3.1 CHDI与 HDI测算的省(市)结果比较 |
| 5.3.2 省域CHDI与 HDI测算结果排序比较 |
| 5.3.3 关于CHDI测算结果异常值的解析 |
| 6.CHDI与 HDI视阈下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分析 |
| 6.1 中国人类发展空间分析的测量方法 |
| 6.1.1 中国区域发展策略的简要回顾 |
| 6.1.2 区域空间关系测量的建模基础 |
| 6.1.3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思路 |
| 6.2 中国人类发展的地理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1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方法 |
| 6.2.2 中国人类发展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2.3 中国人类发展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 中国人类发展的空间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
| 6.3.1 参数估计与计量模型筛选 |
| 6.3.2 分时段的HDI和 CHDI空间模型估计比较 |
| 6.3.3 基于CHDI的人类发展指数空间效应分析 |
| 7.基于CHDI的中国人类发展的系统协调发展度分析 |
| 7.1 协调度与协调发展的测度方法 |
| 7.1.1 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模型 |
| 7.1.2 系统整体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模型 |
| 7.1.3 中国人类发展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方法 |
| 7.2 对中国CHDI五元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 |
| 7.2.1 测度对象说明与数据说明 |
| 7.2.2 CHDI子系统内部的权重分配 |
| 7.2.3 CHDI五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测算 |
| 7.3 中国CHDI五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7.3.1 动态演化规律的测度方法 |
| 7.3.2 CHDI子系统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7.3.3 CHDI整体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化规律 |
| 8.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促进中国人类协调发展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减贫 |
| 三、生态贫困 |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 三、耦合度评价 |
| 四、数据验证 |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 一、划分原则 |
| 二、划分依据 |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关于可持续发展中资本的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21世纪以来日本的多边援助研究[D]. 苗得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5]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D]. 蒋欣桐. 外交学院, 2021(11)
- [6]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D]. 张宸嘉.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7]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8]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D]. 孙英杰. 辽宁大学, 2020(01)
- [9]区域协调视阈下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D]. 黄敏.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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