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周恩来的行政效率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江勇[1]（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长达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历史中,伦理道德在稳定社会生活、建构社会秩序和引导人们善的求索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传统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伦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经济伦理遭到严重危机和挑战,传统的经济伦理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社会经济生活中伦理失范现象突出。1919年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实际相结合,对传统经济伦理予以现代改造,实现创造性超越,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就此逐步生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即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价值目标、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综合体系,以其独特的视角引导并规范党的经济政策、法规决策、执政手段等。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涉及诸多学科、诸多领域、诸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从不同学科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学和伦理学,还涉及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从不同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大时期,期间又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存在数个小阶段。从经济活动环节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包括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生产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生产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生产手段选择;交换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交换形式选择,公平的交换尺度确立;分配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分配原则确立,公正的分配方式探寻;消费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消费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消费形式选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体系庞大的理论体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无疑至关重要。这个切入点应是在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时期脉络基础上,通过对经济运行不同环节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以此才能探寻到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经济活动就是经济伦理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它主要体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最基本的经济环节,因此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应该围绕这四个环节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亦是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包含不同视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庞大思想体系,但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时,就已经包括诸如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伦理研究。因此,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消费伦理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开展研究,明确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理论渊源,划分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阶段时期,探究中国共产党各环节伦理思想之内涵,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生成与演进阶段的最优选择和最全面的考量。在结合具体时代背景与建设需要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汲取各思想流派之合理要素,产生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和消费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生产伦理思想经历对旧生产制度道德批判、单一追求物质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重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四个阶段,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的善、以人为本的生产主体思想和生产与生态相协调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交换伦理思想经历局部商品交换、社会主义计划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市场商品交换三个阶段,孕育出尊重与运用价值规律、竞争合作并存、等价交换和诚实守信原则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分配伦理思想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包括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分配主体、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标准和实现共同富裕分配目的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消费伦理思想经历量的节约、质的合理增长和质量并重三个阶段,形成适度消费、均衡消费、绿色消费的基本内涵。围绕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进行伦理探寻,有利于更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核心理念包括坚持根本原则是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经济公正、目标旨向体现为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义利兼顾的手段,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李学敏[2]（2020）在《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落实绿色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农业加速绿色化转型。继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将农业绿色发展推到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高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界定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系统分析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定量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探求现阶段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短板,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聚焦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政策演变和发展水平测度,找短板,寻求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既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也为实践中政府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界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研究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绿色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结合了世界绿色经济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我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建设具体实践而凝练的包含“三个内容”和“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其中,三个层次即理念、手段、目的三个层次,其理念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领域的拓展与创新,其目标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延续,其方式是对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等农业模式的肯定与融合;三个内容即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个内容,指农业绿色发展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兼顾农业发展的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和安全供给,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等多元目标共赢。其次,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化发展政策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聚焦点经历了从粮食增产到农产品质量提升再到绿色发展的转变过程,逐步实现了农业绿色发展经济性、安全性和低碳性三方面的支持政策体系化整合,为全面推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引导下,农业绿色发展从整体理念到其低碳性、安全性、经济性三个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农业绿色发展逐步达成社会共识;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农业经济性目标从增产转向带动农民增收。最后,量化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基础上寻求短板并提出实现方略。本研究运用指数评价方法从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安全供给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着认识、制度、科技、政策、资金等五个层面的制约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包含五个层面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实现方略:（1）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2）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4）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5）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李文馨[3]（2020）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官僚主义是长期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顽瘴痼疾,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实质侵蚀着党的根基,危害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先进性与合法性。反官僚主义正是党和国家必须承担的重大任务,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根据党所面临的反官僚主义形势和任务进行了具体的思考,针对不同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一整套反官僚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关于反官僚主义思考的辩证性继承,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对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思想进行思想史考察,揭示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文首先阐述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兴起的经典文本根源和事实基础,认清思想的源头,有利于从根源上深入理解该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思想缘起。其次主要叙述并总结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在各阶段的特征与发展。再次对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相关理论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传达了中国学者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思考,为读者描述官僚主义存在的表现与形式,包括主要表现、对国家的危害以及反对的途径与方法,意在提醒群众对官僚主义提高警惕。然后主要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进行深入探析,通过以上各部分的研究,结合历代领导人对反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后世影响。最后总结其思想的实际效用,在分析思想具有局限性的基础上,为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与经验参考。本文将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置于构建现代国家的背景下进行阶段性历史分析,反思了毛泽东在历史与政治局限下发挥反官僚主义思想的实际运用与教训。同时将其思想视为承上启下的切入点与承接点,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归纳后续继承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结合当代约束条件的思考讨论了毛泽东该思想的现实价值与研究其思想的意义。
王威峰[4]（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于俊[5]（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谭诗杰[6]（2018）在《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丰富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最终凝练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要求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共享”这一特质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度总结,是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的新表达,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新指向。它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性质宗旨、科学谋划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以共享发展理念为逻辑参照,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好共享发展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溯源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方世界的公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揭示“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享的社会形式;其人本主义思想明确“全体社会成员”是共享的主体;其社会分配思想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共享的实践路径。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享观强调,人民共享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上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注重人民共享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孕育的胚胎,它包括孔子的“大同社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系统阐述的“大同世界”,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以及由此在社会实践中衍生的福利共享观,对于改革开放后党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主要内容表现在: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注意兼顾民生。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使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分化,为改革开放后党开拓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失误也为党和国家继续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在极少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绝对化的公平、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纯粹的精神激励,最终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上实现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都以共同富裕为逻辑载体,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突出发展效率,集中全力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仍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内涵,并结合社会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胡锦涛在理论上对共同富裕思想作了进一步升华,使之更加趋向于共享发展的核心逻辑: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反平均主义和反两极分化的有机统一。它不仅在思维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作为理论武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极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现实困境:发展好了,但没有分配好,导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体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越来越感觉到公平正义感的缺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把发展的评价标准从“物”提升到“人”本身,并系统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内涵规定、意义价值、实践路径等等重大理论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既有坚持根本原则的理论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传承体现在: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创新表现在: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升级到“全面性”。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精神脉络,它启示我们: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张娜娜[7]（2017）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配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收入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人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方式,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进行现实生产生活的直接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进步的鲜明表征。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意识反映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它的形成发展不仅描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实践的动态变革实况,而且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程度和进步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巨幅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财富。当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的新的历史阶段,梳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特征和经验,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对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分配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分配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思想体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脉络,需要追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思想渊源,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分配思想。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配思想的形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而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圣西门的按才能和贡献分配思想、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思想以及欧文的劳动券和按需分配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直接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原则,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配思想为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渊源和基础。其三,前苏联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于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分配思想首次对如何开展分配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做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留下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在主观思想认识中的动态反映,从思想主体来看,它既包含了领袖人物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要思想探索,又包含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各种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们的贡献,还包含了众多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发展演进来看,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全面梳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演变历程,核心就是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发展脉络和图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毛泽东、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蒋学模、薛暮桥、恽希良、于光远、苏星、乌家培等为代表的着名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对按劳分配内涵、性质、具体实现形式的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基调;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蔡继明、刘国光、李松龄、程恩富、刘润葵、周新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围绕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分配目标等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探究和思维调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全方位突破与发展。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继续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消除贫困和共享发展等一系列新主张和新理念,同时,理论界也就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讨论。新时期关于分配问题所形成的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梳理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回溯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最终的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向着更高理论层面升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历经60多年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家们持续而深入的思想探讨与辨析中,已经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和分配理念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且在与实践掘进的辩证互动中也逐渐迸发出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获得了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实践印证。从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在向着更高阶段进发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主导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从初步孕生到突破发展再到深化完善,不是主观随心所欲的结果,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观点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演变逻辑,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始终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主线、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依托、相适应,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律,也是蕴藏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背后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科学审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经验,立足于客观现实,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要继续强调和深化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主张、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主张、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和追求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主张。总结和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特征和经验,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实现更科学的发展。
翁异静[8]（2015）在《公共就业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与模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时期,政府不但肩负着经济建设,而且还承担着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大责任。显然,我国政府的职责和职能需要动态地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历史使命。公共就业规模是实现政府职责和职能的重要人力资源,公共就业规模与政府职能的匹配程度,影响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就业规模与结构是一个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于是,公共就业规模确定和结构优化的机理这个科学问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便凸显出来。本论文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就业规模”、“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职能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思考,得到了三个规模之间的复杂主导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DEMATEL-ISM集成方法,研究了该主导结构的诸多因素间复杂关联关系,把复杂因素进行了层次化和结构化,找到了影响公共就业规模的重要因素、根源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规模、政府财政规模、财政分权、行政区划个数及面积、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民间非政府组织和行政体制改革这10个因素是公共就业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2）产业结构是深层根源因素。通过经济规模、市场化、行政体制改革、人口规模、城市化这5个中层间接因素和财政规模、财政分权、行政区划个数及面积、民间非政府组织这4个表层直接因素的传导作用,多途径地实现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是“产业结构?城市化?市场化?民间非政府组织?公共就业规模”,这说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市化建设的推进、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在产业结构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3）存在“经济规模?市场化?民间非政府组织?公共就业规模”间接非线性传导机制,说明在中国情景下,应从“市场——社会——政府”这一三维视角来认识经济规模对公共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其次,从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的生成机理。第一,从效率评价角度,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重目标下,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的生成机理。以“帕累托最优”为指导,以“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将公共就业规模视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一种稀缺人力资源投入,从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的效率角度来确定最优规模。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应用dea方法,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同视角下,对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应用tobit回归模型,对效率进行修正,并利用修正效率来刻画实际公共就业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距,进而得到理论上的中国公共就业最优规模。进一步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和dea-tobit两阶段法对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差异性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把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的平均规模视为全国公共就业实际规模,在经济增长的效率视角下,公共就业实际规模（1.29919%）高于理论上的最优规模（1.14865%）;在社会发展的效率视角下,公共就业实际规模低于理论上的最优规模（1.89336%）。这说明双转轨时期,衡量中国公共就业规模的标准不再单一,应从经济、社会、人类全面发展等多角度来衡量公共就业规模。（2）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和空间集聚性。说明在使用公共就业规模这种特殊资源时,存在“功能性外溢”与“政治性外溢”的现象。（3）人口密度、人均gdp、财政支出规模、外贸开放度、城市化、居民教育水平和政府固定资产量是影响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在不同省份的影响效果不同,这说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途径来提升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第二,从动态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凯恩斯经济学、wanger法则及系统科学理论,应用动态经济学思想,以中国1978年-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中国公共就业规模（gmb）与经济增长（gdp）非线性动力系统（g-gnlds）微分模型,揭示了gmb与gdp之间复杂的动态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两者为双向互动的非线性关系。中国gmb对gdp具有加速推动作用,但gdp对gmb的影响比较复杂。当gmb<1.06294%时,gdp增长会促进gmb扩大;当gmb>1.06294%时,gdp增长会阻碍gmb扩大。这说明在中国情景下,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wanger法则在中国的有效性,应将其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综合考虑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即从“政府——市场——社会”这一三维视角来准确、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公共就业规模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gmb扩大的自生效应由一个正反馈和一个负反馈复合而成的logistic机制所控制,具有增长极限,其增长极限即为gmb最优规模（2.29277%）。将2012年的中国公共就业实际规模（1.13845%）与最优规模进行比较,发现目前实际规模低于最优规模,我国GMB还有一定的扩大空间。（3）我国GMB与GDP处在次优化的非均衡运行状态。最优规模控制实验表明,应建立以调控GMB速度为导向,以适度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联合调控机制。最后,从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共就业规模层级结构优化机理。第一,从“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视角,在分析了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适应性关系及政府职能范围梳理基础上,设计了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决策系统及模型。该模型在考虑职能转变对规模优化的推动作用下,用各种因素来描述职能转变,借助于面板协整检验,识别出对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在长期因素基础上借助于面板模型,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的影响机理,进而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并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进行了实际应用,调整方案实现了“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减有增”的目标。第二,从“地方政府竞合”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博弈机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中对影响因素及其权重的博弈行为,设计了一种基于效率和讨价还价博弈的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保证资源分配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各地方政府间的多次博弈与合作,得到各地方政府共同接受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与优化分配规模,进而得到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最后,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进行了实际应用,实际应用表明此优化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此优化分配方案与“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单一视角下的优化分配方案相比,不仅实现了“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减有增”的目标,又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将公共就业规模视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一种稀缺人力资源投入,从投入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贡献的效率角度确定了最优规模,探讨了当前中国公共就业规模的适宜性问题。2、应用动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动态机制模型,得到了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耦合效应、溢出效应及其演化轨迹,说明了最优公共就业规模及其路径控制的存在性。3、建立了基于效率和讨价还价博弈的规模优化分配模型,构建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机制,据此机制,得到了各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实现了规模的结构优化。
唐文[9]（2015）在《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进入深水区,必须认真研究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为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从三个维度解读:一是目标维度。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具体目标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廉洁化。二是路径维度。邓小平设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包括:权力配置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机关作风整顿、干部体制改革等。三是价值维度。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执政为民”,价值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价值原则是“公平正义”,价值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三大维度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务实性、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概言之,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务实性、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的有机统一。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从理论价值看,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柱;从实践价值看,它是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创新之处:一是内容创新。从目标维度、路径维度、价值维度等“三大维度”解读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比较深刻地阐释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内容,初步构建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解读体系。二是方法创新。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比较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特点,即务实性、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应用价值。
秦尚伟[10]（2014）在《胡锦涛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胡锦涛的时代是中国多层面的系统性问题集中凸显乃至爆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对一系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累积下来的高风险性难题,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却平稳地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使中国在保持自身经济社会的平稳高速发展的同时以一种世人服膺的大国风范融入国际社会。论文以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平稳转型,与胡锦涛坚持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及执政风格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质密切相关。为此,论文通过对胡锦涛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的考察来展示胡锦涛执政思想的这种伦理特质。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胡锦涛经济伦理领域最为核心的内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胡锦涛注重市场主导效率与政府主导公平相结合,通过加大公平的砝码来改变国民经济增量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以此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累积下来的问题；通过归还基本的社会公平来实现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借助于社会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来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胡锦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思考,即面对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应当如何评价、如何引导其走向?胡锦涛对此的回答是让民众有尊严地活着、过一种幸福的体面生活。而幸福与尊严问题在中国出现于经济贫富落差的特殊境遇之下,为此,胡锦涛以不让民众因经济贫困而丧失尊严为核心来解决中国民众的幸福与尊严问题。但真正说来,这种贫困即导致尊严缺失的贫困并不是一种仅仅根源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非均衡性分享的物质性贫困,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与精神的贫困,是经济话语权与精神家园缺失的贫困。因此,对中国民众而言,实现一种更有尊严的、更幸福的体面生活,最根本的或许还应当在于获得一种平等的经济话语权。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经济话语权与政治话语权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政治话语权是经济话语权的基础。为此,胡锦涛在政治领域主要致力于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以及为民众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制度性保障。胡锦涛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为使人权在中国从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转向以及从法律权利向道德权利回归,并致力于对行政腐败问题的治理,力图为民众能够幸福而尊严地生活提供制度层面的权利保障。如果说胡锦涛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处理、将人权从政治问题向道德权利的回归以及对行政腐败的治理,更多地是从政府的角度为民众的幸福尊严生活提供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制度性环境,那么,社会责任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则是胡锦涛力图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贫富分化境遇之下为民众对幸福尊严生活的稳定性期待创造一种平稳安乐的社会环境。在这方而,如何在以经济指标建设小康社会、使国民经济生活普遍达至殷实状态的同时实现全体国民基于利益均衡之上的和谐安乐,是胡锦涛思考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致力于构建责任型政府敦促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政治责任、强化企业责任意识诠释财富的社会责任、加强公民职业道德教育与社会公德建设,把和谐社会的构想提升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以“和谐”的理念设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人伦关系”规定了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关系的基调。与此同时,胡锦涛围绕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在从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为民众的幸福尊严生活提供现实保障的同时,以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内核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民众幸福尊严生活的可持续性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稳定性期待。胡锦涛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关切点始终在于人自身的福祉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以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民众的幸福尊严为标尺来处理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累积性问题是胡锦涛执政伦理的最根本特质。这种伦理特质是中国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儒学传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境遇中更生自新的惊人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使得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能够以一种走向国际化、世界化的包容性姿态与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谋求自身的平稳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进程,以一种和谐世界的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渴望永久和平的真诚姿态。
二、试论周恩来的行政效率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周恩来的行政效率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及其过程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概述 |
| 一、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要义 |
| 二、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阶段划分的意义及其标准 |
| 一、演进阶段划分的意义 |
| 二、演进阶段划分的标准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的三大时期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
|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伦理思想 |
|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伦理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生产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生产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生产目的的伦理旨向 |
| 二、生产手段的伦理考量 |
| 三、生产与生态的和谐思想 |
| 第二节 生产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
| 一、旧的生产制度的道德批判阶段 |
| 二、单一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阶段 |
| 三、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重阶段 |
| 四、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阶段 |
| 第三节 生产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发展生产力就是根本的善 |
| 二、以人为本的生产主体伦理 |
| 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原则 |
| 四、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协调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交换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交换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互利——交换的伦理前提 |
| 二、契约——交换的伦理基础 |
| 三、公平诚信——交换的伦理原则 |
| 四、交换的伦理规范思想 |
| 第二节 交换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
| 一、局部商品交换阶段 |
| 二、合计划的商品交换阶段 |
| 三、社会主义市场商品交换阶段 |
| 第三节 交换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 |
| 二、竞争与合作并存 |
| 三、坚持等价交换 |
| 四、讲求诚实守信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分配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分配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分配目的伦理思想 |
| 二、分配手段伦理思想 |
| 三、分配伦理原则思想 |
| 第二节 分配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分配阶段 |
|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分配阶段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阶段 |
| 第三节 分配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分配主体:主导性原则 |
| 二、分配标准:兼顾公平效率 |
| 三、分配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消费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消费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节俭消费伦理思想 |
| 二、禁欲消费伦理思想 |
| 三、享乐消费伦理思想 |
| 第二节 消费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
| 一、注重量的节约阶段 |
| 二、注重质的合理增长阶段 |
| 三、质量并重的可持续消费阶段 |
| 第三节 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适度消费 |
| 二、均衡消费 |
| 三、绿色消费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经济伦理的根本原则:人民利益至上 |
| 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
| 二、经济发展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条件 |
| 第二节 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经济公正 |
| 一、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经济公正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 |
| 第三节 经济伦理的目标旨向:和谐共生 |
| 一、人与人的和谐共生 |
|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
| 四、和谐共生与人的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经济伦理的实践手段:义利兼顾 |
| 一、肯定“求利”正当性 |
| 二、实现“义”和“利”的兼顾 |
| 结语: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进展 |
| 1.2.2 国外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和说明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
| 2.1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1.1 和谐思想:“自然—社会—人”有机整体论 |
| 2.1.2 效率思想: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绿色生产力 |
| 2.1.3 可持续思想:辩证唯物论中的自然力思想 |
| 2.2 理论继承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
| 2.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朴素绿色发展思想 |
| 2.2.2 改革开放初期可持续发展思想 |
| 2.2.3 21世纪前后可持续发展科学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2.2.4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 |
| 2.3 内涵界定:农业绿色发展的“三层次”与“三内容” |
| 2.3.1 农业绿色发展包含理念、手段、目的三层次 |
| 2.3.2 农业绿色发展涵盖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方面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演变与实践进展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演变 |
| 3.1.1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孕育阶段:聚焦数量兴农(1949~2001年) |
| 3.1.2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初建阶段:聚焦质量兴农(2002~2015年) |
| 3.1.3 绿色导向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化阶段:聚焦绿色兴农(2016年至今) |
| 3.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进展 |
| 3.2.1 农业绿色发展形成社会共识 |
| 3.2.2 化学投入品倒U型增长已经生成 |
| 3.2.3 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 |
| 3.2.4 增产不增收困境有所缓解 |
| 4 基于实证评价的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结果分析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 4.1.2 指标数据、权重及指数计算模型 |
| 4.1.3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结果分析 |
| 4.2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2.1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 |
| 4.2.2 农业绿色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5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方略 |
| 5.1 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
| 5.1.1 充分认识坚持党领导下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 |
| 5.1.2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形成绿色自觉 |
| 5.2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2.1 建立稳定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
| 5.2.2 完善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深拓农业多功能性 |
| 5.3 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
| 5.3.1 健全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3.2 构建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4 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 |
| 5.4.1 发展高效农业,推行农业低碳生产 |
| 5.4.2 构建“资源源头管控、产地环境监控、产业准入严控”体系 |
| 5.5 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
| 5.5.1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体系 |
| 5.5.2 构建利益风险共建共担共享的参与机制 |
| 6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3）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 |
| 一、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根源 |
| (一)理论渊源 |
| (二)现实根源 |
| 二、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阶段性发展 |
| (一)1921-1949:反官僚主义思想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1949-1958:反官僚主义思想的成熟运动时期 |
| (三)1958-1976:反官僚主义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
| 三、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构成内容 |
| (一)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 |
| (二)官僚主义的主要危害 |
| (三)反官僚主义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
| 四、重思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 |
| (一)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运用 |
| (三)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反思 |
| 五、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启示 |
| (一)培养公共思想 |
| (二)巩固理性官僚体系制度化基础 |
| (三)民主与法治统一 |
| (四)释放社会发展的空间,让社会力量监督和平衡国家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 |
| 一、国家治理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历史性超越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的税收因素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 |
| 第二节 税收及其制度 |
| 一、财政与税收 |
| 二、税收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论述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的互动 |
| 一、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的税收制度 |
| 二、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助推国家治理成就新高度 |
| 第二章 国外税收制度改革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促进面向现代国家转型 |
| 二、相机抉择的税收制度结构化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强国富民的新担当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助力稳固民族独立成果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擦亮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色 |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苏联东欧国家不成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二、越南革新开放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三、古巴“模式更新”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税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评价 |
| 一、新旧税收制度的转换 |
| 二、改革开放前的税收制度调整 |
| 三、对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
| 二、涉外税制和“利改税”的出台 |
| 三、分税制和“营改增”的深远影响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税收的合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
| 二、税收法律级次较低 |
| 三、地方税收体系失衡 |
| 四、税收征管效率较低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使命 |
| 第一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的“助推器” |
| 一、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二、提升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能力 |
| 三、拓展公共资源的多元协同治理 |
|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的“稳定器” |
|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
| 二、从依法治税实践推及到依法治国战略 |
| 三、从税收技术发展关涉到民主权利保障 |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治理的“催化剂” |
| 一、协同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
| 二、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治理的“粘合剂” |
| 一、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 二、推动建成全面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
| 三、推动创建融通的大格局社会治理 |
| 第五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治理的“净化剂” |
| 一、克服生产的“异化”及自然的“异化” |
| 二、放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外部性 |
| 三、绿色税收制度拓宽绿色发展道路 |
| 第六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
| 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
|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
| 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恪守家国情怀的价值 |
| 一、以人为本 |
| 二、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 三、助力民族复兴之梦 |
| 第二节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
|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三、把握好坚守与开创的关系 |
| 第三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
| 一、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
| 二、统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
| 三、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
| 第四节 遵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伦理 |
| 一、维护税务相对人的权益 |
| 二、建设纳税社会信用体系 |
| 三、提供税收事先裁定服务 |
| 第五节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
|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 |
| 三、增强税收预算科学性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全面落实税收法治方略 |
| 一、大力推进税收立法进程 |
| 二、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
| 三、完善提供税收司法保障 |
| 四、创新开展税收法治宣教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税收乘数效应 |
| 一、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
| 二、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水平 |
| 三、进一步深化税收种类改革 |
|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
| 第三节 有力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 一、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二、情系民生降低基尼系数 |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
| 四、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加速提升税收绿色指数 |
| 一、激活绿色税收制度机制 |
| 二、健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 |
| 三、增强现有税种绿色程度 |
| 第五节 多元构建税收综合治理 |
| 一、推动建立税收保障制度 |
| 二、发挥涉税中介服务力量 |
| 三、打造经世济用税收智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综述情况 |
| 0.2.2 综述分析 |
| 0.3 研究内容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相关概念关系的界定和说明 |
| 0.6 论文创新处及不足 |
| 第1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溯源 |
| 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 |
| 1.1.2 列宁的共享思想 |
| 1.1.3 斯大林的共享思想 |
| 1.2 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 |
| 1.2.1 孔子的“大同社会” |
| 1.2.2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 |
| 1.2.3 康有为的《大同书》 |
| 1.2.4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
| 1.3 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 |
| 1.3.1 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公正的探讨 |
| 1.3.2 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公正的研究 |
| 1.3.3 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公正的探索 |
| 第2章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 |
| 2.1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2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2.1 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 |
| 2.2.2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
| 2.2.3 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 |
| 2.2.4 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
| 2.2.5 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 |
| 2.2.6 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意兼顾民生 |
| 2.3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 2.3.1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特点 |
| 2.3.2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价值 |
| 2.3.3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局限 |
| 第3章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效率,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 |
| 3.1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 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1 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 |
| 3.2.1.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
| 3.2.1.2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
| 3.2.1.3 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 |
| 3.2.1.4 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
| 3.2.1.5 “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 |
| 3.2.2 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 |
| 3.2.2.1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 |
| 3.2.2.2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
| 3.2.2.3 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 |
| 3.2.2.4 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 |
| 3.2.2.5 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 |
| 3.2.2.6 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 |
| 3.2.3 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 |
| 3.2.3.1 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 |
| 3.2.3.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 |
| 3.2.3.3 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 |
| 3.2.3.4 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 |
| 3.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 3.3.1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特点 |
| 3.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价值 |
| 3.3.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局限 |
| 第4章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实线“人人享有、各得其所” |
| 4.1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 4.2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规定 |
| 4.2.1.1 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 |
| 4.2.1.2 共享发展是全面共享 |
| 4.2.1.3 共享发展是共建共享 |
| 4.2.1.4 共享发展是渐进共享 |
| 4.2.2 共享发展理念的意义价值 |
| 4.2.2.1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4.2.2.2 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根本 |
| 4.2.2.3 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动力 |
| 4.2.3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
| 4.2.3.1 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共享发展的潜在动力 |
| 4.2.3.2 全面依法治国,巩固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 |
| 4.2.3.3 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共享发展的领导力量 |
| 4.2.3.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享发展的阶段成果 |
| 4.2.3.5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打牢共享发展的民生底线 |
| 4.3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 4.3.1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
| 4.3.2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 |
| 4.3.3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
| 4.3.4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传承和创新 |
| 5.1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传承 |
| 5.1.1 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 |
| 5.1.2 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 5.1.3 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 |
| 5.1.4 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5.2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
| 5.2.1 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 |
| 5.2.2 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 |
| 5.2.3 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到“全面性”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经验启示 |
| 6.1 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
| 6.2 共享发展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
| 6.3 共享发展要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
| 6.4 共享发展要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
| 6.5 共享发展要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分配及相关概念 |
| （一）生产的分配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国民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 |
| （三）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关系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溯源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
| 一、圣西门的分配思想 |
| 二、傅立叶的分配思想 |
| 三、欧文的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思想 |
| 一、威廉·配第的分配思想 |
| 二、亚当·斯密的分配思想 |
| 三、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思想 |
| 一、分配与生产的关系 |
| 二、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 |
|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 |
| 四、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分配 |
| 五、分配正义思想 |
| 第四节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一、列宁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思想 |
| 一、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对按劳分配原则要有全面的认识 |
| 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利益观 |
| 四、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公私兼顾”的思想 |
| 二、“劳资两利”的思想 |
| 三、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统一调拨思想 |
| 四、消费资料的统购统销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 |
| 二、初次分配中的相关思想 |
| 三、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思想 |
| 四、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注重公平的思想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建国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研究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性质与内涵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改革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分配思想 |
|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三、胡锦涛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 |
| 一、反思平均主义，重新强调按劳分配（1978-1987） |
|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987-1997） |
| 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1997-2002） |
| 四、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2002-2012）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一、分配方式的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的形成 |
| 二、分配理念的创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思维 |
| 三、分配关系的调整：统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 四、分配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多角度探索 |
| 一、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 |
| 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的认识 |
|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认识 |
| 四、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论述 |
|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愿景 |
|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
| 三、消除贫困的论述 |
| 四、共享发展的论述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的分配思想 |
| 一、社会主义的分配思路：推进共建共享 |
| 二、社会主义的分配侧重：缩小收入差距 |
|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调整：分配体制改革 |
|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理念：促进公平正义 |
| 五、社会主义的分配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新突破 |
| 一、在分配理念上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 |
| 二、在分配思路上具有更加明确的改革规划 |
| 三、在分配机制上注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的协同 |
| 四、在分配领域里更多地惠及民生领域 |
| 五、在分配战略上提出为人民造福事业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
| 二、关于劳动报酬份额降低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认识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及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成就 |
| 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分配方式 |
| 二、初步健全了社会主义分配机制 |
| 三、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
| 四、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
| 五、深化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 |
| 六、共建共享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主导性 |
| 二、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包容性 |
| 三、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实践性 |
| 四、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渐进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经验启示 |
| 一、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主线 |
| 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是分配思想演进的基本遵循 |
| 三、分配制度的演变与所有制改革相依托 |
| 四、分配规模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联 |
| 五、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展望 |
| 一、坚持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二、体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 |
| 三、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思想 |
| 四、体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公共就业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与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的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的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研究思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理论基础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点 |
| 1.7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理论基础评述及理论启示 |
| 2.1 规模扩张成因理论及启示 |
| 2.1.1 瓦格纳法则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 |
| 2.1.3 系统科学理论 |
| 2.2 最优规模构建理论及启示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
| 2.3 结构优化理论及启示 |
| 2.3.1 权变系统组织理论 |
| 2.3.2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 第3章 公共就业规模影响因素系统分析 |
| 3.1 政府职能规模、财政支出规模、公共就业规模关系的定性思考 |
| 3.2 公共就业规模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 |
| 3.2.1 公共就业规模的直接影响因素 |
| 3.2.2 政府组织中每一种规模的直接影响因素 |
| 3.3 公共就业规模影响因素系统层级结构构建 |
| 3.3.1 公共就业规模影响因素系统整理 |
| 3.3.2 公共就业规模重要影响因素识别 |
| 3.3.3 DEMATEL-ISM集成方法介绍 |
| 3.3.4 基于DEMATEL-ISM的影响因素系统多级递阶结构构建 |
| 3.4 公共就业规模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双目标下的公共就业规模生成机制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1.1“效率”视角的理论分析 |
| 4.1.2“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视角的理论分析 |
| 4.1.3“效率修正”的理论分析 |
| 4.1.4“最优规模确定”的理论分析 |
| 4.2 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及最优规模估计 |
| 4.2.1 指标选择及测量 |
| 4.2.2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
| 4.2.3 研究方法与模型 |
| 4.2.4 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及最优规模估计 |
| 4.3 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空间关联机制分析 |
| 4.3.1 社会发展目标下的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分位图 |
| 4.3.2 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4 省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经济学分析及最优规模路径控制 |
| 5.1 公共就业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
| 5.2 动态经济学理论和线性二次最优调控理论 |
| 5.2.1 动态学及动态系统的定义 |
| 5.2.2 动态经济学及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 |
| 5.2.3 微分方程动力系统 |
| 5.2.4 线性二次最优调控理论 |
| 5.3 GMB与GDP非线性动态系统（G-GNLDS）微分模型构造 |
| 5.3.1 变量界定及数据来源 |
| 5.3.2 GMB与GDP非线性关系假设 |
| 5.3.3 GMB与GDP复杂作用关系分析 |
| 5.3.4 G-GNLDS微分模型基本假设 |
| 5.3.5 G-GNLDS微分模型设定 |
| 5.4 系统模型参数估计、图形解、解的稳定性及系统敏感性分析 |
| 5.4.1 G-GNLDS微分模型估计 |
| 5.4.2 G-GNLDS微分模型动态效应分析 |
| 5.4.3 G-GNLDS微分模型图形解及相图 |
| 5.4.4 G-GNLDS微分模型解的稳定性 |
| 5.4.5 G-GNLDS敏感性 |
| 5.5 GMB最优规模及最优规模路径控制 |
| 5.5.1 GMB最优规模 |
| 5.5.2 GMB现状分析 |
| 5.5.3 G-GNLDS二次线性型最优控制理论 |
| 5.5.4 最优规模的路径控制策略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模型设计：职能转变的推动视角 |
| 6.1 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适应性分析 |
| 6.1.1 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与政府共同职能的适应性分析 |
| 6.1.2 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与地方政府特殊职能的适应性分析 |
| 6.2 地方政府职能因素的理论分析及选取原则 |
| 6.2.1 地方政府职能因素的理论分析 |
| 6.2.2 地方政府职能因素选取原则 |
| 6.3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决策系统及模型设计 |
| 6.3.1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决策系统设计 |
| 6.3.2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数学模型 |
| 6.4 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及面板模型介绍 |
| 6.4.1 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6.4.2 面板模型设定介绍 |
| 6.5 实际应用——以江西省为例 |
| 6.5.1 变量界定和政府职能因素选取 |
| 6.5.2 基于面板模型的影响因素识别 |
| 6.5.3 基于面板模型的影响机制 |
| 6.5.4 江西省市级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调整方案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模型设计：地方政府竞合视角 |
| 7.1 博弈论理论与方法 |
| 7.1.1 博弈论思想 |
| 7.1.2 博弈论基本概念与分类 |
| 7.1.3 纳什均衡 |
| 7.2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博弈机制分析 |
| 7.2.1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分配竞争的原因 |
| 7.2.2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竞合机制的纳什均衡分析 |
| 7.3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的博弈分析 |
| 7.3.1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分配影响因素的博弈分析 |
| 7.3.2 公共就业规模分配影响因素权重的博弈分析 |
| 7.4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的原则及模型设计 |
| 7.4.1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的原则 |
| 7.4.2 运筹学方法介绍——非线性规划 |
| 7.4.3 地方政府公共就业规模优化分配的模型设计 |
| 7.5 优化分配模型应用与分析——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内容创新 |
| 1.5.2 方法创新 |
| 第2章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 |
| 2.1 历史背景 |
| 2.1.1 国际背景 |
| 2.1.2 国内背景 |
| 2.2 形成过程 |
| 2.2.1 思想萌芽（1973-1976年） |
| 2.2.2 初步形成（1977-1978年） |
| 2.2.3 正式形成（1979-1987年） |
| 2.2.4 成熟完善（1988-1997年） |
| 2.3 理论来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 |
| 2.3.2 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 |
| 2.3.3 西方现代公共管理思想的有益成分 |
| 第3章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三大维度 |
| 3.1 目标维度 |
| 3.1.1 行政管理高效化 |
| 3.1.2 行政管理科学化 |
| 3.1.3 行政管理民主化 |
| 3.1.4 行政管理法制化 |
| 3.1.5 行政管理廉洁化 |
| 3.2 路径维度 |
| 3.2.1 权力配置改革 |
| 3.2.2 政府机构改革 |
| 3.2.3 机关作风整顿 |
| 3.2.4 干部体制改革 |
| 3.3 价值维度 |
| 3.3.1 价值取向：执政为民 |
| 3.3.2 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 |
| 3.3.3 价值原则：公平正义 |
| 3.3.4 价值保障：党的领导 |
| 第4章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4.1 务实性 |
| 4.1.1 逻辑起点的务实性 |
| 4.1.2 理论精髓的务实性 |
| 4.1.3 思想作风的务实性 |
| 4.2 人民性 |
| 4.2.1 改革目的的人民性 |
| 4.2.2 改革动力的人民性 |
| 4.2.3 改革方法的人民性 |
| 4.3 科学性 |
| 4.3.1 思想路线的科学性 |
| 4.3.2 管理方法的科学性 |
| 4.3.3 改革精神的科学性 |
| 4.4 创新性 |
| 4.4.1 传承中创新 |
| 4.4.2 开放中创新 |
| 4.4.3 探索中创新 |
| 第5章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的应用价值 |
| 5.1 理论价值 |
| 5.1.1 行政管理高效化的理论支柱 |
| 5.1.2 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论支柱 |
| 5.1.3 行政管理民主化的理论支柱 |
| 5.1.4 行政管理法制化的理论支柱 |
| 5.1.5 行政管理廉洁化的理论支柱 |
| 5.2 实践价值 |
| 5.2.1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
| 5.2.2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胡锦涛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中国时代”与胡锦涛的伦理性执政风格 |
| 1.2 胡锦涛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的基本思路 |
| 2 胡锦涛的经济伦理思想 |
| 2.1 效率与公平 |
| 2.1.1 效率与公平的中国式困境：从毛泽东到胡锦涛 |
| 2.1.2 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对效率与公平困境的回应 |
| 2.1.3 对胡锦涛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思考 |
| 2.2 幸福与尊严 |
| 2.2.1 中国政府经济职责的自我定位：从解决温饱到幸福尊严的体面生活 |
| 2.2.2 解决幸福与尊严问题的经济思路 |
| 2.2.3 对胡锦涛幸福与尊严问题的思考 |
| 3 胡锦涛的政治伦理思想 |
| 3.1 人权思想 |
| 3.1.1 人权：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权利 |
| 3.1.2 人权问题在中国 |
| 3.1.3 胡锦涛的人权思想 |
| 3.2 反腐思想 |
| 3.2.1 反腐：政府追求政治善的伦理使命 |
| 3.2.2 胡锦涛的反腐思想 |
| 3.2.3 对胡锦涛反腐思想的思考 |
| 4 胡锦涛的社会伦理思想 |
| 4.1 社会责任 |
| 4.1.1 胡锦涛构建责任政府的努力 |
| 4.1.2 胡锦涛对企业与公民社会责任的强调 |
| 4.1.3 对胡锦涛社会责任的思考 |
| 4.2 和谐社会 |
| 4.2.1 和谐劳动关系 |
| 4.2.2 和谐人伦关系 |
| 4.2.3 和谐世界理念 |
| 5 胡锦涛的生态伦理思想 |
| 5.1 生存与发展 |
| 5.1.1 生存与发展的时代困境 |
| 5.1.2 生存与发展的科学理念 |
| 5.1.3 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模式 |
| 5.2 生态文明 |
| 5.2.1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
| 5.2.2 生态文明的伦理底蕴 |
| 5.2.3 对胡锦涛生态文明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研究学术论文 |
四、试论周恩来的行政效率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江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D]. 李学敏.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4)
- [3]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研究[D]. 李文馨. 吉林大学, 2020(08)
- [4]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论[D]. 王威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5]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
-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D]. 谭诗杰. 湘潭大学, 2018(04)
- [7]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D]. 张娜娜. 兰州大学, 2017(01)
- [8]公共就业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与模型[D]. 翁异静. 南昌大学, 2015(02)
- [9]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研究[D]. 唐文. 南华大学, 2015(06)
- [10]胡锦涛伦理思想研究[D]. 秦尚伟.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