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是利空还是利好?（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薛圣[2]（2021）在《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我国股市日收益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的产品逐渐以较高的性价比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贸易总额逐年大幅提升,中美之间贸易额亦逐年提升,两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在贸易额提升的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实际却不断增大,这样一种贸易往来的不平衡成为了负担,导致了中美之间时常出现贸易争端。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阶段（以2018年3月22日为起点）、加剧阶段（开始阶段至2019年三季度期间中美之间贸易争端几度加剧）和缓和阶段（2019年四季度伊始中美贸易磋商初见成效）。这三个阶段对我国A股市场的收益波动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先以沪深300指数作为A股市场的参考标准,选取沪深300指数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计48个月、975个交易日的原始数据,借助ARIMA模型的预测功能,以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中美贸易争端发生前这27个月的沪深300指数月平均值数据来获取该指数在中美贸易争端发生阶段（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的预测值结果。通过真实值与预测值之差以及两者的对比分析结果,综合分析下来作出以下结论:（1）中美贸易争端改变了A股市场原有的向上运行趋势,A股市场重心下移;（2）中美贸易争端发生当天即对股市形成明显助跌作用,投资者易陷入噪音交易行为;（3）中美贸易争端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弱化,投资者修复认知与市场预期。本文随后又运用事件分析法,根据中美贸易争端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贸易争端事件,划分出10个中美贸易争端的事件窗口期,并以沪深300指数与欧洲斯托克50指数作为一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又以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与沪深300指数作为另一组观察组与对照组,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如下:总共10个事件窗口期中,我国A股市场自身相对欧股市场取得超额正收益次数更多,且我国A股市场中不少行业板块异常波动情形较少,能较好地抵御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我国股市的扰动,日收益值更为稳定。
张卫东[3]（2020）在《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巨大考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同样忧虑重重,企图通过挑起外部斗争来化解国内矛盾,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发起挑战,实施“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对内通过减税和加息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外通过惩罚性关税和技术壁垒保护本国产业。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为特征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差使其从世界其他国家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例。中美建交以来,经济相互依存,获得了双赢的局面,但到了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变得难以预料。贸易冲突没有赢家,注定是双方受损,作为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美经济的衰退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本文以中美贸易战爆发为研究背景,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后,首先,从近两年中美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入手,挑选出农产品、车辆及其零部件、电气设备以及纺织制造四个板块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采用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8月10日共41个交易周的数据,以及随后70个交易周的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对197家沪深两市相关板块上市公司的周收益率数据进行研究,探讨了中美贸易战爆发对相关板块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性和收益率产生何种影响。最后,在事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以上市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中美贸易战爆发为解释变量,样本公司流通股对数、换手率、市盈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考察了贸易战爆发和证券自身因素分别对样本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影响。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及模型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从沪深股市整体板块来看,中美贸易战爆发对市场影响不大。（2）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于不同板块的影响不同。（3）美国主要打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4）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战对沪深两市相关板块影响逐渐减弱。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对我国政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同时积极谈判磋商。（2）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企业开辟海外新市场。（3）充分挖掘内需潜能,引导企业深耕国内市场。（4）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扶持。同时对相关行业企业提出应对措施。
徐征[4]（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杨苹[5]（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股市整体上呈现出向下波动趋势。2018年3月23日,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等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此项举措拉开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当天,全球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跌幅,沪深三大股指大幅低开。2018年4月4日,中国决定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和强度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关税。此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征税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8月2日,美方表示将从9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消息一出,A股指数除了创业板指均出现下跌。期间,中美双方还积极的进行了十二轮贸易磋商谈判,就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使得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有所缓和。理论部分,本文主要从投资者情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三个角度来论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从投资者情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发生变化,进而引起投资者行为的改变来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的。从人民币汇率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通过资产组合机制、大宗商品价格机制以及贸易机制来影响股市的波动。从利率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通过改变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以及引起资金在市场间的流动来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实证部分,本文首先利用事件研究法对比了中美贸易摩擦大事发生前后沪深300指数收益率的变动,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影响股市收益率。本文还利用了实证模型来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首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的影响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广泛,中美双方发布的制裁公告也涉及多个行业,因此本文还选取了通信设备、农业综合、航天装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这五大行业的日收盘价,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行业收益率波动的异质性影响。考虑到市场投资者从接收市场信心到做出投资决策期间存在时滞,因此本文还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是否存在时滞效应。为了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建立了VAR模型,利用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冲击程度和贡献程度。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对股市波动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这种正向的冲击具有持续性。从行业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医疗设备行业的正面影响更大,通信行业的正面影响较小。脉冲函数结果表明除了人民币汇率波动负向冲击股市波动,中美贸易摩擦、shibor利率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股市都会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这种冲击具有持续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shibor利率、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文章的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市波动会产生持续的正向冲击,即中美贸易摩擦会加大股市波动,这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中美双方都要本着平等的原则积极推进磋商谈判,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向前发展。此外,中国还要加快转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发展靠内需拉动和科技创新推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预防股市出现大幅度波动对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防范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起的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风险,对股市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政策舆论指导,对经营状况恶化的上市公司给予适当的支持。
刘芮嘉[6]（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周子钧[7]（2019）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文中提出本文拟就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本论文的框架:一方面是划分和考察40年资本化进程经历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个阶段,把握期间演进的脉络和螺旋式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另一方面是总结40年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四、第五章。第一章即1978年-1999年的市场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79年:“文革”后电影业的恢复;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电影业机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第三阶段1993年-1999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市场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行业垄断,通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焕发电影业的活力,实现电影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章即2000年-2008年的产业化阶段。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电影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2005年-2008年:电影业对非公资本和境外资本进一步开放。这个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由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向集团化和院线化,实现电影行业向产业化转轨。第三章即2009年-2018年的证券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是启动期;第二阶段2013年-2015年是高潮期;第三阶段2016年-2018年是提升期。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标志证券化阶段来临,民营电影公司率先陆续登陆A股市场;2016年8月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国有电影公司在A股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成为主流。电影公司通过IPO或借壳实现在A股上市融到大量资金,上市以后通过增发、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做优做强健康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证券化的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资本化进程的成效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取得的成效,首先是对于资本化规律和特点的把握、运行原理和阶段、启动和发展的认知。这是思想上的觉醒,是对于发展电影产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道路,必须接纳、借力资本、资本市场和A股市场取得了广泛共识。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是一直往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前进,实际运行当中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把握、处理好产业与资本的关系;产业为主资本为附,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对资本化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必须采取电影行业整顿、A股市场监管、财税严格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而又严格的治理。第五章是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梳理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勾画资本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大阶段脉络与走向,分析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为了提出更好的对策,以指导电影产业资本化历程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其中,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提高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健康发展、构建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推动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控制好金融风险等七大原则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资本化进程”观察中国电影产业1978年-2018年40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从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阶段把握40年资本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由浅入深、不断递进、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进程;从产业与资本的博弈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观察中国电影“资本化进程”的一个本质性把握;研究方法上融合历史学、金融学、电影产业理论于一体。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站在新起点上,充分吸取资本化进程呈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在把握和运用金融杠杆的“度”上必将更加精确,这必然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的空间和质量,推动中国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孙骐[8]（2018）在《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铜期货收益率波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对于精铜的消费量已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近些年来消量已接近全球消量的一半,因此铜对我国的建设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基于混频数据抽样方法（MIDAS）,将低频经济变量同高频GARCH模型相结合,构建综合混频数据抽样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MIDAS）模型,分析月度低频供需状态和制造业宏观状态对我国铜期货日度高频收益率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精铜市场供需状态会对我国期铜市场价格收益的波动产生显着的影响,若精铜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大,便会加剧铜期货收益的波动,若精铜供给相对于需求减小,则会降低铜期货收益的波动;采购经理人指数变大,即制造业景气程度提升,会使我国铜期货收益的波动降低;采购经理人指数减小,即制造业景气程度下降,会使我国铜期货收益的波动升高;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会使我国铜期货收益的波动降低,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会使我国铜期货收益的波动升高。第二,我国铜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与参与者对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他们面对利空消息时做出的反应要比面对利好消息时大,即对于利空消息反应过度。当投资者与市场参与者面对利空消息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损失厌恶的心理状态,此时他们赋予避害的权重要比他们面对利好消息时赋予趋利的权重大很多,因此便会造成铜市场出现利空消息时,期铜收益的波动会比出现利好消息时大。第三,铜供需状态波动程度增加,会加剧期铜收益的波动,铜供需状态波动程度降低,会减小期铜收益的波动。但是制造业状态的波动并不会对我国铜期货市场收益波动产生显着影响。第四,利用GARCH-MIDAS模型对我国期铜市场的波动率和在险价值VaR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GARCH-MIDAS样本外泛化能力非常优秀,波动率和VaR的预测精度比传统GARCH（1,1）都有所提高。依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国家政府、期货交易所、期货投资人、以及期货公司角度分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期铜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马建威[9]（2011）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德勤（DTT）2010年末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交易数量看,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出现爆发式增长,交易总额达342亿美元,完成海外并购交易共143宗,平均每季度36宗。相比之下,2003年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季度平均交易量仅为16宗。2011年4月,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发布报告称,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正处在一轮指数级飙升的起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有望高达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在美国50个州中的35个州拥有业务。但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相对较小的对美投资者；在这方面,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只与新西兰和奥地利相当。可见,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尚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企业需要全方位做好准备。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历史演进、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为核心和逻辑起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风险等角度深入探讨和总结造成并购绩效不显着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措施。本文研究成果,希望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历史演进及现状”部分。本章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和增长阶段,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海外并购绩效较差成功率低、海外并购大多缺乏战略规划、对海外并购风险估计不足、缺乏文化整合经验、缺乏具有国际管理经验的人才、信息不对称导致对并购目标认知存在偏差、海外并购中存在很多“暗礁”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部分。本章选用2007—2009年A股发生海外并购的21家企业作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认为市场对于并购公告的总体反应是消极的,海外并购并未能真正提升企业价值,相反在短期内降低了投资者预期。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战略”和“风险”两个方面,继而分别从战略和风险两个维度对企业海外并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绩效视角的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研究”部分。本章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划分为公司层面上的企业战略、业务层面上的发展战略和职能层面上的发展战略等三个层次。据此,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体系划分为四部分：整体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步骤的安排、局部战略重点的把握和战略措施的执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目标包括获取海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以及扩大企业规模等；战略步骤包括计划阶段、决策阶段、组织阶段和操作阶段等；战略重点包括并购战略选择的确定、目标企业的选择、谈判和并购后的整合等；战略措施包括政府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本章运用SWOT分析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模式选择：合作性战略模式、进攻性战略模式和防御性战略模式。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流程进行了再设计：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的流程。“基于绩效视角的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研究”部分。本章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进行了重分类,主要包括战略风险、政治法律风险、文化风险、财务风险和其他风险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管理涵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三个方面。本章运用风险评估模糊测评法对兖州煤业澳洲并购风险进行了简要分析；从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文化风险和战略风险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案例研究一中国上汽并购韩国双龙”部分。本章运用会计指标和事件研究法分别对上汽并购双龙的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启示：以战略为导向做好并购前的尽职调查、为防范风险制定详细的并购整合计划、重视文化冲突和长期文化整合、重视提高自身的跨国并购管理能力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主要局限为：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为研究核心,以战略、风险为支点,进行了深入研究。鲜有用这种方式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进行研究和评价。本文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和增长阶段,这种划分方式属首次。本文将全文的逻辑线“微化”到对上汽并购双龙的案例研究,以案例研究验证全文,这种安排也是一种尝试。绩效的内在价值,除了会计指标以外,还有诸如市场占有率、社会效益等指标,本文没有对这些指标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对于海外并购的研究,还有很多未涉及之处,例如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并购时机的选择、并购的经济后果尤其是税收影响等。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无疑将充实本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彭浪[10]（2009）在《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汽车工业已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而在汽车行业内的产能过剩愈加凸显,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极致,使中国走向汽车强国之列,是当前汽车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过剩的理论研究和构建模型。论文主要研究了围绕过剩的机理研究、过剩的概念以及过剩的特征。分析上从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展开,并且仔细研究了结构性过剩,提出了合理过剩、过剩度极限概念。在分析历史数据、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计算了合理过剩度范围。第二大部分是建模的基础支撑,分三个模块:第一模块是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过剩及经济周期理论、供给理论和市场理论。第二模块是中国汽车市场供给研究,主要研究了产能的概念、微观厂商产能计算、产能指标体系,对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产能进行评估。并构建等比和变比两个供给模型进行分析,为投资规划分析奠定基础。第三模块是中国汽车市场研究。运用组合模型对中国未来10年的汽车市场进行预测,并充分考虑历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价格指数变化、恩格尔系数发展趋势等因素进行组合预测。市场发展预测态势存在矛盾:“梦想需求”上升,而现实中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导致实际购买下降,因此必然导致需求曲线发生偏转,一种情况是增长速度放缓,另一种情况是曲线调头负增长,用黄金分割数进行修正,找出了市场拐点。在理论上建立逻辑曲线模型,根据市场饱和预测值求出理论拐点。重点分析了国外、国内主要汽车厂商的产能利用率,通过利润率与产能利用率的高度相关性联系,构建了过剩模型,计算出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值,并以此推导出合理过剩度。在研究了中国汽车的总供给、总需求现状,得出了中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的结论。第三大部分构建投资规划模型并提出平衡产能过剩的措施。在投资规划方面,从市场总需求模型出发,借助过剩度建立理想总供给模型,然后通过惯性投资因子、固定资产折旧因子和经济周期进行修正,获得实际总供给模型,继而推出具有操作性的投资规划模型。在平衡产能过剩的其它措施方面,从三个层面提出建议:国家层面要成立汽车OAME组织、发展大配厂、鼓励发展小型车、制定科学的旧车报废制度、扩大内需、控制公务车辆进口;企业层面要引导消费、满足个性化、扩大农村市场、自主创新等;还需要扩大出口,占领海外市场。
二、“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是利空还是利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是利空还是利好?（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我国股市日收益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美贸易争端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研究 |
| 二、中美贸易争端对中美股市联动性的研究 |
| 三、中美贸易争端对我国股市波动性的研究 |
| 四、文献综述小结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的创新 |
|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中美贸易争端形成的初步探究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的形成背景 |
| 第二节 中美贸易争端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A股市场的反应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第一节 股市相关研究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非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A股市场的运行趋势推测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 |
| 一、选取对象 |
| 二、选取标准 |
| 三、选取区间 |
| 第二节 ARIMA模型介绍 |
| 第三节 实证设计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A股市场日收益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 |
| 一、选取对象 |
| 二、选取理由 |
| 三、选取区间 |
| 第二节 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 |
| 第四节 模型设计——基于事件分析法 |
| 第五节 实证过程 |
| 一、A股市场整体日收益受影响情况分析 |
| 二、事件窗口期研究——以沪深300 对标欧洲斯托克50 |
| 三、事件窗口期研究——以各行业指数对标沪深300 |
| 四、事件窗口期研究——各窗口期各行业指数日超额收益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一、非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A股市场的运行趋势推测总结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A股市场日收益的影响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3）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战产生的基础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1.2 新贸易保护理论 |
| 2.2 股票收益率相关研究 |
| 2.3 中美贸易战相关研究 |
| 2.4 中美贸易战对国内行业的影响 |
| 2.4.1 相关券商研究报告 |
| 2.4.2 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 |
| 2.5 文献评述与展望 |
| 3 中美贸易战爆发原因及对沪深股市的影响 |
| 3.1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
| 3.1.1 遏制中国崛起 |
| 3.1.2 中美贸易失衡 |
| 3.1.3 打压中国科技产业发展 |
| 3.1.4 指责中国违反WTO规则 |
| 3.2 中美贸易战升级 |
| 3.3 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的影响 |
| 4 沪深股市相关板块选取 |
| 4.1 中美进出口贸易额 |
| 4.1.1 2017年和2018年中国自美国进口贸易额 |
| 4.1.2 2017年和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 |
| 4.2 沪深股市板块选取 |
| 4.2.1 板块选取 |
| 4.2.2 股票选取 |
| 5 中美贸易战对沪深相关板块影响实证分析 |
| 5.1 事件研究法 |
| 5.2 事件研究分析 |
| 5.2.1 对进口板块上市公司的影响 |
| 5.2.2 对出口板块上市公司的影响 |
| 5.2.3 对整体板块的影响 |
| 5.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3.1 解释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
| 5.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 总结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对政府的建议 |
| 6.2.2 对企业的建议 |
| 6.3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稳健性检验 |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 5.3 拓展研究 |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 7.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5）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摩擦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股市波动性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股市波动性的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模型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股市波动的实证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股市波动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摩擦前后股市收益率变化研究 |
| 第二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基准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分行业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的时滞效应 |
| 第五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文章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 论文缘起 |
| (二) 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文献述评 |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主要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框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框架 |
| (二) 创新点 |
| (三) 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化的市场化阶段(1978年-1999年) |
| 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年-1979年) |
| (一) 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
| (二) “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
| 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1979年-1992年) |
| (一) 政策上重点是先后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
| (二) 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
| (三) 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
| 三、第三阶段:电影业体制启动全面改革(1993年-1999年) |
| (一) 打破中影集团一家独大统购统销的垄断 |
| (二) 打破中影集团和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 |
| (三) 打破16家制片厂的垄断调动各界拍片积极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资本化的产业化阶段(2000年-2008年) |
| 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年-2004年) |
| (一) 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向产业化转向 |
| (二) 投融资上国企加快转企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
| (三) 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
| 二、第二阶段:电影行业对外开放打开大门(2005年-2008年) |
| (一) 政策上对于境外资本和非公资本进一步开放 |
| (二) 投融资上中影发债民企谋求上市,行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
| (三) 电影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快资本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化的证券化阶段(2009年-2018年) |
| 一、第一阶段:证券化的启动期(2009年-2012年) |
| (一) 政策上加大金融政策推动企业上市成为着力点 |
| (二) 投融资上电影公司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时代来临 |
| (三) 华谊兄弟首家在A股上市起到了示范效应 |
| 二、第二阶段:证券化的高潮期(2013年-2015年) |
| (一) 政策上继续鼓励公司上市,同时改进和完善电影审查 |
| (二) 投融资上互联网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基金十分活跃 |
| (三) 二级市场并购火爆与出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
| 三、第三阶段:证券化的提升期(2016年-2018年) |
| (一) 政策上对明星证券化的遏制和再融资疏堵结合 |
| (二) 投融资上资本有进有退步入去伪存真的提升期 |
| (三) 中影上影两大国企实现A股上市的标志性意义 |
| (四) “内容为王”获得支持,资本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 |
| (五) 互联网影业与国企和民企三分天下重塑行业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本化进程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
| 一、电影产业资本化的成效解析 |
| (一) 对资本化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 |
| (二) 对资本化的运行原理和阶段的把握更加准确 |
| (三) 对资本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形成的共识更加坚定 |
| (四) 对借力A股市场做优做强的意义和路径更加明确 |
| (五) 对保持市场活力与严控风险之间的把控能力更加强大 |
| (六) 对建构产业与资本辩证关系的良好生态系统更加自觉 |
| 二、电影产业资本化的问题解析 |
| (一) 电影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通过IPO进行融资 |
| (二) 跨界定增存在虚火与企业并购存在严重障碍 |
| (三) 证券化负面影响凸显影企上市后的风险边界 |
| (四) 资本的霸权导致电影产业的异化和扭曲行为 |
| (五) “保底发行”与“天价片酬”对于电影产业的侵蚀 |
| (六) 电影板块在A股市场回报率偏低、规模偏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
| 一、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
| (一) 把握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发生的方向性调整 |
| (二) 努力创作出资本与内容结合的佳作 |
| 二、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的原则 |
| (一) 影企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
| (二) 借力A股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
| (三) 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与A股市场对接 |
| (四) 打造影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影企融资 |
| 三、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影企健康发展 |
| (一) 发挥股市先发优势的公司在外延并购上的优势 |
| (二) 通过不断外延并购做优做强是必然选择 |
| 四、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 |
| (一) 把握互联网资本在电影产业链地位主流化的趋势 |
| (二) 上市电影企业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
| 五、构建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 |
| (一) 应制定和出台规范资本运行的相关制度 |
| (二) 尽快组建电影经纪人群体的行业协会 |
| 六、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的原则,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
| (一) 上市影企要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防控业绩下滑的风险 |
| (二) 上市影企要瞄准“内容+渠道”模式以提高经营业绩 |
| 七、完善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规则和市场规则 |
| (一) 要遵从产业和市场规律推动资本化进程 |
| (二) 用大工业运行的方式分散和控制好金融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与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铜期货收益率波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波动率建模和市场风险测量综述 |
| 2.2 商品期货或现货价格波动研究综述 |
| 2.3 GARCH-MIDAS模型综述 |
| 2.4 小结 |
| 3 期铜收益波动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
| 3.1 铜供需对期铜收益波动影响分析与假设 |
| 3.2 制造业宏观状态对期铜收益波动影响分析与假设 |
| 3.3 小结 |
| 4 GARCH-MIDAS模型的构建 |
| 4.1 传统GARCH模型 |
| 4.2 混频数据抽样法 |
| 4.3 基于可实现波动率的GARCH-MIDAS模型 |
| 4.4 基于外生经济变量的GARCH-MIDAS模型 |
| 4.5 参数估计方法 |
| 4.6 波动率预测精度度量方法 |
| 4.7 VaR的计算与其后验测试失败比 |
| 5 期铜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因素假设检验与预测分析 |
| 5.1 变量选取 |
| 5.2 数据描述性统计与初步处理 |
| 5.3 模型参数估计与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
| 5.4 基于GARCH-MIDAS的波动率预测与VaR预测 |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课题来源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课题来源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与创新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创新 |
| 三、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概览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概览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涵义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并购文献综述 |
| 一、海外并购动因研究文献综述 |
| 二、海外并购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海外并购战略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海外并购风险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历史演进及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历史演进 |
| 一、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84—1992) |
| 二、第二阶段：准备阶段(1993—2001) |
| 三、第三阶段：起步阶段(2002—2006) |
| 四、第四阶段：增长阶段(2007—)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 |
|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介绍 |
| 第二节 海外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
| 一、样本选择 |
| 二、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及分析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分析 |
| 第五章 基于绩效视角的海外并购战略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的层次分析 |
| 一、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 |
| 二、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的层次 |
| 三、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体系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目标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步骤 |
|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重点 |
| 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措施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SWOT分析及战略模式选择 |
| 一、优势分析 |
| 二、劣势分析 |
| 三、机会分析 |
| 四、威胁分析 |
| 五、战略模式选择 |
| 第四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策略选择 |
| 一、区位选择策略 |
| 二、产业选择策略 |
| 三、并购目标选择策略 |
| 四、并购价格制定策略 |
| 五、融资模式选择策略 |
| 六、支付方式选择策略 |
| 七、并购整合策略 |
| 第五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措施 |
| 一、对海外并购的政策支持 |
| 二、企业应对海外并购的策略 |
| 第六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流程设计 |
| 一、并购前的规划阶段 |
| 二、并购的实施阶段 |
| 三、并购后的整合阶段 |
| 第六章 基于绩效视角的海外并购风险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概述 |
|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分类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管理 |
| 一、海外并购风险识别 |
| 二、海外并购风险评估 |
| 三、海外并购风险控制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防范 |
| 一、政治风险防范 |
| 二、法律风险防范 |
| 三、财务风险防范 |
| 四、文化风险防范 |
| 五、战略风险防范 |
| 第七章 案例研究—中国上汽并购韩国双龙 |
| 第一节 案例介绍 |
| 一、并购双方介绍 |
| 二、并购整合过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 |
| 一、长期绩效分析 |
| 二、短期绩效分析 |
| 三、并购失败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启示 |
| 一、尽职调查以并购战略为指针 |
| 二、并购整合以风险防范为导向 |
| 三、文化整合以缓解文化冲突起点 |
| 四、并购活动以提高管理能力为基础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产能过剩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综述 |
| 1.1.1 产能过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 |
| 1.1.2 产能过剩的理论研究综述 |
| 1.1.3 产能过剩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 |
| 1.1.4 中国汽车产业产能过剩研究的问题与争议 |
|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 |
| 1.2.1 以往研究中的缺陷 |
| 1.2.2 背景综述 |
| 1.2.3 研究的意义、内容和创新点 |
| 1.3 产能过剩模型分析的主要方法 |
| 1.3.1 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4 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3.5 经济计量学方法 |
| 1.4 产能过剩模型的构建 |
| 1.4.1 产能过剩影响因素分析 |
| 1.4.2 需求模型的构建 |
| 1.4.3 供给模型的构建 |
| 1.4.4 产能过剩模型的构建 |
| 1.5 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的理论研究 |
| 2.1 中国汽车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定义 |
| 2.1.1 产能过剩的概念 |
| 2.1.2 由产能过剩定义推演的问题 |
| 2.2 产能过剩传导机制 |
| 2.2.1 产能过剩在汽车企业层面的传导机制 |
| 2.2.2 产能过剩在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 |
| 2.2.3 产能过剩在出口拉动下的传导机制 |
| 2.3 产能过剩的诱因分析 |
| 2.3.1 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鱼刺图 |
| 2.3.2 产能过剩的宏观基础 |
| 2.3.3 产能过剩的微观厂商基础 |
| 2.3.4 产能过剩的环境基础 |
| 2.4 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
| 2.4.1 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 |
| 2.4.2 中国汽车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指标体系 |
| 2.5 中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的理论模型 |
| 2.5.1 供求关系分析 |
| 2.5.2 过剩模型 |
| 2.5.3 过剩度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的市场因素预测研究 |
| 3.1 关联分析 |
| 3.1.1 影响中国市场的主要因素 |
| 3.2 组合模型预测 |
| 3.2.1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 |
| 3.2.2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预测 |
| 3.2.3 价格预测模型 |
| 3.2.4 市场预测 |
| 3.3 中国未来汽车市场拐点分析 |
| 3.3.1 中国汽车市场总量分析 |
| 3.3.2 市场饱和分析 |
| 3.4 金融危机对拐点的修正 |
| 3.4.1 金融危机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
| 3.4.2 两个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研究 |
| 4.1 产能及其计算 |
| 4.1.1 产能的概念 |
| 4.1.2 生产能力的计算体系 |
| 4.2 我国汽车行业产能 |
| 4.2.1 生产企业和规模 |
| 4.2.2 主要汽车企业产能规划 |
| 4.3 产能模型 |
| 4.3.1 中国汽车行业产能供给的理论模型 |
| 4.3.2 供给模型的缺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模型 |
| 5.1 产能利用率 |
| 5.1.1 产能利用率状况 |
| 5.2 过剩度 |
| 5.2.1 概念的提出 |
| 5.3 产能评价 |
| 5.3.1 产能模型 |
| 5.3.2 产能历史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未来汽车市场供给模型 |
| 6.1 构建供给模型 |
| 6.1.1 理想供给模型 |
| 6.2 修正供给模型 |
| 6.2.1 在建投资对理想供给模型的修正 |
| 6.2.2 固定资产折旧对供给模型的修正 |
| 6.2.3 经济周期对总供给的校正 |
| 6.2.4 总供给模型 |
| 6.3 投资阶段划分 |
| 6.3.1 前“①”时代 |
| 6.3.2 休养年代 |
| 6.3.3 理性投资年代 |
| 6.3.4 后“③”时代 |
| 6.4 投资规划模型 |
| 6.4.1 投资表 |
| 6.4.2 投资规划几何模型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平衡产能的措施 |
| 7.1 从国家层面平衡中国汽车产业生产能力的措施 |
| 7.1.1 成立汽车 OAME 组织 |
| 7.1.2 建设资源共享的大总成厂 |
| 7.1.3 过剩产能转型发展小型车 |
| 7.1.4 发挥政府的保障职能 |
| 7.1.5 车辆报废制度和换车奖励政策 |
| 7.1.6 扩大内需 |
| 7.1.7 公务车辆控制进口 |
| 7.2 从企业层面平衡中国汽车产业生产能力的措施 |
| 7.2.1 引导青年人的消费潜力 |
| 7.2.2 满足个性化用车 |
| 7.2.3 鼓励企业内部员工购车 |
| 7.2.4 价格策略 |
| 7.2.5 扩大农村市场 |
| 7.2.6 自主创新 |
| 7.3 通过出口消化中国汽车工业过剩的产能 |
| 7.3.1 规范出口秩序，提升产业竞争力 |
| 7.3.2 调整出口战略 |
| 7.3.3 在海外建厂 |
| 7.3.4 重点突破非洲市场 |
| 7.3.5 发挥出口的价格优势 |
| 7.4 本章总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创新点 |
| 8.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8.3 中国汽车车市过千万辆后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是利空还是利好?（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2]中美贸易争端事件对我国股市日收益的影响研究[D]. 薛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 [3]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D]. 张卫东.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D]. 杨苹. 南京大学, 2020(04)
- [6]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D]. 周子钧. 山东大学, 2019(09)
- [8]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铜期货收益率波动研究[D]. 孙骐. 中国矿业大学, 2018(02)
- [9]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D]. 马建威.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01)
- [10]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研究[D]. 彭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