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文化 文化的人——学习文化人类学的一点体会和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高原[1]（2021）在《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文中指出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是一位曾被长期忽略和低估的瑞士现代主义作家。在瓦尔泽的作家生涯中,尤其是在伯尔尼时期（1921-1933）,他遭遇了出版危机、生存危机、言说/叙述危机和手写危机等一系列的危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手写习惯等较此前均有明显转变。在他留存的“密码卷帙”中,他的文学书写越来越指向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常常以失败作家的形象出现,试图以隐晦的自我辩解重构作家身份。诸如此类的应对策略和他迂回的叙述方式均与以掩饰为主要特征的“羞”的诗学手段相关。本研究从“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阐释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书写方式,并选取《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瓦尔泽文学书写中的“羞”及作品主人公遮掩“羞”的诗学策略问题,讨论瓦尔泽如何以“羞”的叙述方式作为化解叙述困境的诗学手段,以及瓦尔泽为何采用“密码卷帙”这种以隐匿文字符号为目的的手写形式。本研究第一章介绍了论题缘起、瓦尔泽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羞”这一概念做出差异性理论梳理,分析“羞”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前提、诱因、反应机制和典型的处理方式。第三章讨论文化人类学及社会伦理语境下“羞”的作用机制,重点剖析了《强盗》小说主人公面对各种危机和羞辱时通过藏匿自我身份以消解“羞”的策略。此外,由失败作家而引发的“羞”还体现在“强盗”与叙述主体之间疏离/紧密的共生关系上。第四章诠释了掩饰“羞”的情感面具和诗学面具。《强盗》主人公通过夸张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来转移“羞”,以故作顺从对权力关系进行颠覆和反讽,还以故作无耻的态度忽略并否认“羞”的在场。瓦尔泽用自己的一幅肖像画编织“强盗”的外形着装,将本人掩盖在这个失败作家的形象之中。而瓦尔泽的手稿本身也是一种遮掩,本研究结合瓦尔泽的书信和文本解读了“密码卷帙”的独特手写形式,这种掩饰性极强的手写方式也是瓦尔泽化解手写危机的诗学策略。第五章从《〈日记〉逸稿》出发阐明了小说中叙述主体“我”通过日记体文学书写,对既定的文学规约表示反讽和质疑的意图,小说呈现的元叙述、自我反思、悖论对话性等特征均为掩饰叙述危机的文学手段,而小说中主题的偏离与推延、意义的消解以及内容指涉义的变换也都是瓦尔泽用来掩饰并克服言说失败的诗学手段。第六章对掩饰“羞”的诗学策略和瓦尔泽的“羞感”诗学实践进行了总结。总而言之,瓦尔泽的“密码卷帙”从文本层面展示了“羞”的情感诱发机制和文学个体对“羞”的处理方式。瓦尔泽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文本是为了掩饰作为失败作家的“羞”,他的微型铅笔手稿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手写危机的文化技术,也是一种遮掩和消解“羞”的诗学策略。从文本层面的回避到叙事层面的遮掩、再到书写行为中的隐藏,瓦尔泽在内容、叙述和语言符号的三重掩饰中,将“羞”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融入他的文学书写。本研究发现,瓦尔泽作品中“羞”的美学价值就蕴含在掩饰性的本质之中,他对“羞”的表现和处理方式可以视为一种掩饰性的诗学手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从“羞”现象出发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两部小说及其文学叙述和文学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发现瓦尔泽无论在叙述层面上的遮掩,还是独特的手写形态,其中所藏匿的都是“羞”的应对策略以及“羞感”诗学实践。对“羞”的文学应对策略既是瓦尔泽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书写方式的诗学本质。本研究将“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拓展为瓦尔泽的特殊诗学手段,他的这种极具掩饰倾向、又在掩饰中展露深层意图的独特书写可以被视为是一次对“羞感”诗学的书写实践。
李孟萍[2]（2021）在《台湾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林韬[3]（2021）在《草根理论策略与设计研究方法的拓展》文中指出至今,设计学仍是一个较年轻的学科,探赜设计研究的策略、构建未来学科研究的体系与路径是新时代设计研究者的使命与担当。设计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从交叉学科的观念出发,它的“间性特质”反映在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的众多学科之间。草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所倡导的经典策略。这一策略并不是实体理论,而是一种研究的路径（Lead）,或者说是一个“方法论”（Methodology）。草根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定性研究领域众多路径中的一种,但与其他路径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研究的目的是溯源赓续地从经验资料中生成新理论并运用于学科实践,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描述和阐释研究现象本身,或是针对被研究者的叙事视域、言语特征或日常生活史进行单层线性的分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崇尚设计研究中的历史观与学科视野,能“发现”经典的草根理论策略并尝试新的实验跨界与嫁接,这对明日的设计学科的设计研究来说毋庸置疑是有价值的;当然,就这一方法论本身而言,其过程又是从原生资料中“自下而上”、不断地“向史而新”的。本文主要依据经典的草根理论策略中的重要要素、特征及研究程序,交叉建构一种可行的设计研究方法:从“田野发现:原生资料的‘厚描’、比对与整理”的胚胎期出发,历经“问题凝炼:田野资料的编码与解码”“深化分析:实质理论的备忘与抽样”的孕育期磨练,力求“形式理论的演化与生成”之成熟期。最后,置身于设计研究的“实验场”从最初对研究对象的实践兴趣到实质理论“自然呈现”再到形式理论的演化生成,借鉴草根理论策略形成的理论则区别于一般的宏大而脱离语境的总结性推论,它更强调的是形成的过程和对于设计操作的导向性,以及检验其指导再设计的合理性与前瞻性。设计的转型实质是设计理念的转型。其中的机遇就隐藏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无比多样与绚烂的文化中,对于设计思维和策略的研究正是我们不断探索与挖掘这些机遇的有效手段,而在这样的探究之旅中,试图再观察、再聚焦希望凝缩出关联设计的新问题与新理念为未来的设计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参考。
滕希望[4]（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国符[5]（2020）在《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马来西亚沙巴州原住民族群众多,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十九世纪起西方文化进入沙巴,打破了原住民自身的发展进程,解构了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沙巴原住民最早信仰万物有灵,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祭祀仪式,伴随着仪式进行的是丰富的音乐文化。西方文化进入后,多数原住民从万物有灵信仰转变为基督教信仰。传统信仰的崩溃使得依附于其上的祭祀仪式活动基本消亡,原住民音乐文化的根基不复存在。沙巴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主要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逐步涵化和不断适应渐渐形成的,原住民祭祀仪式音乐因此基本衰亡,生活娱乐音乐则渐趋现代化化。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部分原住民试图将传统音乐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以创建一种新的传统。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沙巴开始重视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经济效应,这既给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是当地音乐传承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为缺失了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原住民音乐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保留着原来的形,但是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杨文[6]（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提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邱铁鑫[7]（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杨旻旻[8]（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屈芳竹[9]（2019）在《文化人类学视域下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研究》文中提出鄂伦春族是我国东北古老民族室韦的后裔,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便广泛地活跃于贝加尔湖以东至海中库页岛,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附近。在1950年之前,鄂伦春族还处于以狩猎为主、采集和捕鱼为辅的经济形式,并随季节而迁徙,呈现出游动式的聚落形态。特殊的社会生活使得鄂伦春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追求和思维方式,在生产、生活、生存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在1950年之后,鄂伦春族根据流域的分区逐步定居,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大、小兴安岭。下山之后,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逐步改变,这种改变使得传统文化没有了滋养的容器,千百年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趋于濒危。因此,鄂伦春族聚落空间亟待找到适合生存的活态更新策略。聚落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载体之一,也是体现民族文化的关键要素。本文对于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聚落本身,而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交叉研究方法,并基于各时期权威的史料、实地调研以及口述史访谈,以分析影响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从自然环境特质、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习俗特征三方面分别挖掘与聚落空间形成的主要关联。依托以上对聚居空间溯源的分析结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挖掘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的空间的结构和文化空间。对于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结构的研究,论文应用图解的分析方法,从自然维度、社会维度和家庭维度,分别剖析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中的游居空间模式、游猎空间秩序以及住居空间类型。并以“100-1000m”的视角,俯视聚落以提取生存空间原型;以“10-100m”的视角,俯视族群以提取生产空间原型;以“1-10m”的视角,俯视家庭以提取生活空间原型。在精神层面,体现在鄂伦春族有关文化空间的研究。论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空间中,将无形的信仰、歌舞、神话、礼仪、文学等转化为有形的空间。分别从宗教仪式性空间、节庆艺术性空间和民俗生活性空间中分析仪式发生的必要元素,从而分解每种文化空间的空间结构,挖掘文化空间原型。
裴世东[10]（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二、人的文化 文化的人——学习文化人类学的一点体会和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的文化 文化的人——学习文化人类学的一点体会和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1 引言 |
| 1.1 论题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2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羞”的探究 |
| 2.1 羞的前提:自我意识 |
| 2.2 羞的诱因:他者目光 |
| 2.3 羞的反应机制:隐藏回避 |
| 2.4 羞的处理方式:面具 |
| 2.5 小结 |
| 3 “羞”与身份的遮掩——《强盗》小说中的生存危机 |
| 3.1 “强盗”的身份藏匿 |
| 3.1.1 作家?强盗?——社会身份与美学身份的反叛 |
| 3.1.2 孤立与孤例——社会隔离与主体救赎 |
| 3.1.3 无名与命名——隐而不表的模糊化身份 |
| 3.2 “强盗”的身份伪装 |
| 3.2.1 教化与规训——对规约的应对 |
| 3.2.2 性别演绎——女性化倾向的掩饰与文学 |
| 3.2.3 孩童的天性和任性——身份逃避与文学活力 |
| 3.3 “我”和“强盗”——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分裂与弥合 |
| 3.4 小结 |
| 4 “羞”的隐匿面具——“强盗”的藏与“密码卷帙”的隐 |
| 4.1 以情感掩饰“羞”感 |
| 4.1.1 目光的审视——闪躲或对峙 |
| 4.1.2 伪装的顺从——权力关系的颠覆 |
| 4.1.3 对嘲讽者的嘲讽——对“羞”的忽略与否认 |
| 4.2 文学形态面具 |
| 4.2.1 衣饰与掩饰——现实与虚构身份的文学编织 |
| 4.2.2 在手稿中逃遁——“密码卷帙”中的手写危机 |
| 4.3 小结 |
| 5 “羞”与叙述的掩饰——《1926 年〈日记〉逸稿》中的言说危机 |
| 5.1 叙述主体的自我审视 |
| 5.1.1 日记的写作练习——对“展示的危机”的展示 |
| 5.1.2 元叙述与自白——对书写过程的观照和自省 |
| 5.1.3 想象的对话者——面对审视和评判的自辩 |
| 5.2 叙述内容的消解 |
| 5.2.1 主题的推延——欲盖弥彰的遮掩 |
| 5.2.2 “谈”情“说”爱——语义的偏移 |
| 5.3 小结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3）草根理论策略与设计研究方法的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与背景 |
| 二、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方法与策略 |
| 五、创新价值 |
| 六、研究脉络 |
| 第一章 田野发现:原生资料的“厚描”、比对与整理 |
| 第一节 设计研究“胚胎期” |
| 一、兴趣点与逻辑追寻 |
| 二、契合:“非强制性”搜集方式 |
| 第二节 访谈记录与文本剖析 |
| 一、对话访谈 |
| 二、书写绘制 |
| 三、资料阈限性 |
| 第三节 民族志互补兼容 |
| 一、互惠:资料可信性与质量 |
| 二、沉浸:田野资料汇集 |
| 第二章 问题凝炼:田野资料的编码与解码 |
| 第一节 开放性:原生编码 |
| 一、词/行/事件 |
| 二、逻辑梳理 |
| 三、编码互文建构 |
| 第二节 关联性:聚焦编码 |
| 一、联结:线性/非线性交互 |
| 二、敏感性:以问题为导向 |
| 第三节 选择性:轴心编码 |
| 一、多维化:类属与亚类属 |
| 二、人本化:沉浸式的情感/情境 |
| 三、核心化:文本解码为概念 |
| 第三章 深化分析:实质理论的备忘与抽样 |
| 第一节 备忘策略:概念练习 |
| 一、释放设计想象力:以自然思维思考 |
| 二、情境地图构建:集聚思维 |
| 第二节 “局外人”视角:举反例与“切片”法 |
| 一、举反例 |
| 二、“切片”法 |
| 第三节 理论“深度”与饱和 |
| 一、思辨思维:“深度”法 |
| 二、往复比较:类属饱和 |
| 第四章 孵化器:形式理论的演化与生成 |
| 第一节 形式理论的三种模式 |
| 一、单区域形式理论 |
| 二、多区域形式理论 |
| 三、直接构建形式理论 |
| 第二节 赋能:形式理论的抽象化 |
| 一、批评:争鸣的启迪 |
| 二、演进: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
| 三、顿悟:作为形式理论的表达 |
| 第三节 建构设计研究形式理论评价标准 |
| 一、反身性:“形式理论”方法论思考 |
| 二、格拉泽的评价原则 |
| 三、以往设计研究评价标准提要 |
| 第五章 实验场:草根理论策略在设计研究中的专题 |
| 第一节 文字的意蕴:汉字设计字形思维解读 |
| 一、古文字功能的映射:原生状态 |
| 二、汉字字形思维凭借:深度分析 |
| 三、汉字设计“法式营造”:现代呈现 |
| 第二节 迷失的玩具——音画幻灯的原生形态与设计迁延探赜 |
| 一、音画幻灯介入现代家庭娱乐活动:个体身份溯源 |
| 二、由跨界的视觉娱乐到明治维新后的新媒介:地域时尚思潮 |
| 三、地域性辐射全球化视野的未来愿景:设计动力基因 |
| 第三节 为设计赋能——“谱伦”绘画图式中的设计哲思 |
| 一、“尤罗韦司小组”中“谱伦”的缩影:概念源头 |
| 二、从“经典”绘画图式指向“一般”设计路径:实质理论 |
| 三、秩序的隐喻驱动“形式理论”生成:为设计赋能 |
| 结论 |
| 致谢 |
| 附录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重要文献梳理 |
| 二、原着《草根理论的发现:定性研究的策略》(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1967)与设计研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论文类 |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海阳大秧歌研究 |
| (二)民俗武术研究 |
| (三)人类学与武术文化研究 |
| (四)文化融合研究 |
| 四、研究对象、方法与说明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民族志报告与田野调查说明 |
| 五、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海阳大秧歌的文化生境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的历史人文背景 |
| 一、海阳的历史文化追溯 |
| 二、海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的自然地理背景 |
| 一、海阳市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田野调查村落的背景 |
| 第三节 海阳大秧歌的武舞文化土壤 |
| 一、祭祀乐舞 |
| 二、民间武术 |
| 小结 |
| 第二章 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田野调查记录 |
| 一、没有秧歌不叫年 |
| 二、春节邂逅大秧歌 |
| 三、逗秧歌展演 |
| 四、海阳大秧歌的身体动作分析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
| 一、武舞与巫术交融: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解读 |
| 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拳坊: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一节 拳坊的地域武术文化阐释 |
| 一、拳坊的历史变迁 |
| 二、拳坊是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二节 拳坊的权力隐喻及其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一、权力理论分析 |
| 二、权力——知识结构中的武术 |
| 三、拳坊的权力隐喻 |
| 四、拳坊的权力隐喻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小结 |
| 第四章 斗秧歌:武术仪式展演的民俗舞台 |
| 第一节 从文斗到武斗:礼法约束下斗秧歌的逻辑阐释 |
| 一、斗秧歌之文斗:兵法谋虑运用的民间舞台 |
| 二、斗秧歌之武斗:礼法制约下的克制性交手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地方性知识:斗秧歌的民俗语境解读 |
| 一、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 |
| 二、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 |
| 三、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 |
| 四、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 |
| 第三节 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变迁中的斗秧歌叙事 |
| 一、斗秧歌必动武:关于斗秧歌的历史记忆 |
| 二、斗秧歌不动武: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趋向 |
| 三、集体情绪宣泄:斗秧歌中的限制性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对民间武术发展启示 |
| 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 |
| 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切入点 |
| 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 致谢 |
（5）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范围界定 |
|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田野情况 |
| 第一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原生音乐人文景观 |
| 第一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源流考 |
| 一、东马沙巴的地理环境 |
| 二、沙巴历史简述 |
| 三、东马沙巴原住民源流 |
| 第二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宗教音乐观 |
| 一、东马沙巴原住民的万物有灵信仰 |
| 二、宗教观在音乐中的表现 |
| 第三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生活习俗 |
| 一、恋爱与婚姻 |
| 二、死亡及葬礼 |
| 第二章 外来文化对东马沙巴原住民的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文化的进入 |
| 一、中国和东马沙巴的文化交流 |
| 二、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统治下的沙巴(1881-1946) |
| 第二节 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
| 一、基督教在东马沙巴的传播 |
| 二、伊斯兰教在东马沙巴的发展 |
| 第三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的变迁 |
| 第一节 仪式祭祀音乐文化的变迁 |
| 一、万物有灵信仰的仪式祭祀音乐 |
| 二、宗教信仰转变和仪式祭祀音乐的衰落 |
| 三、原住民音乐文化对基督教在地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音乐文化的变迁 |
| 一、沙巴原住民的传统声乐 |
| 二、沙巴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器乐 |
| 三、西方文化对原住民娱乐音乐的影响 |
| 四、不同族群的文化交融和适应 |
| 第四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案例 |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沙巴竹乐团 |
| 一、创建与管理 |
| 二、历程与现状 |
| 三、学习与排练 |
| 四、演出与聚会 |
| 第二节 生活与舞台:沙巴文化村 |
| 一、马里马里文化村(Mari Mari Cultural Village) |
| 二、蒙索比亚文化村(Monsopiad Cultural Village) |
| 三、旅游依托的舞台真实性 |
| 第五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成因及思考 |
| 第一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概述 |
| 一、祭祀仪式音乐由繁盛走向衰亡 |
| 二、生活娱乐音乐由传统走向现代 |
| 第二节 文化涵化:仪式民俗音乐文化衰亡成因 |
| 一、“文化涵化”的传统民俗变迁基础 |
| 二、“文化涵化”的现代媒介传播加速 |
| 第三节 文化适应:原住民传统音乐现代化成因 |
| 一、乐器现代改造的适应 |
| 二、音乐表现形式的融合 |
| 三、音乐创作手法的趋同 |
| 四、文化适应的代际差异和族群认同 |
| 第四节 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的思考 |
| 一、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 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观照 |
| 三、东方作为西方音乐的他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 一、田野调查 |
| 二、社会仪式 |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 一、经典载录 |
| 二、地方文献 |
| 三、官方统计 |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 一、钟情“乡巴佬” |
| 二、关注“小城镇” |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 二、地方性知识 |
| 三、理解“他者” |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8）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9）文化人类学视域下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有关聚落形态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有关鄂伦春族的研究 |
| 1.2.3 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
| 1.2.4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解析 |
| 1.4.1 理论概念 |
| 1.4.2 方法概念 |
| 1.4.3 科学概念 |
| 1.5 论文基本框架 |
| 第2章 鄂伦春族传统聚落形成的空间溯源 |
| 2.1 鄂伦春族的自然环境特质 |
| 2.1.1 游居迁徙形成的空间分布 |
| 2.1.2 地形地貌架构下的空间格局 |
| 2.1.3 适应气候条件下的迁徙周期 |
| 2.1.4 依托物产资源而成的生态链 |
| 2.2 鄂伦春族的社会经济结构 |
| 2.2.1 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经济结构 |
| 2.2.2 由血缘到地缘的社会结构 |
| 2.2.3 由穆昆到乌力楞的社会制度 |
| 2.3 鄂伦春族的文化习俗特征 |
| 2.3.1 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 |
| 2.3.2 情感寄托的民俗民风 |
| 2.3.3 源于生活的民间艺术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的空间结构 |
| 3.1 自然维度下的游居空间模式 |
| 3.1.1 “游-居”的自然共生 |
| 3.1.2 “游”的迁徙方式 |
| 3.1.3 “居”的景观图底 |
| 3.2 社会维度下的游猎空间秩序 |
| 3.2.1 由时间到空间的聚落组织 |
| 3.2.2 从氏族到家庭的聚落布局 |
| 3.2.3 狩猎空间与选址 |
| 3.3 家庭维度下的住居空间类型 |
| 3.3.1 原始基础性建筑 |
| 3.3.2 辅助性居住建筑 |
| 3.3.3 临时性狩猎棚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的文化空间 |
| 4.1 天人合一的宗教仪式性空间 |
| 4.1.1 萨满仪式的空间特征 |
| 4.1.2 自然崇拜的空间特征 |
| 4.1.3 图腾崇拜空间特征 |
| 4.1.4 祖先崇拜空间特征 |
| 4.2 世代相传的节庆艺术性空间 |
| 4.2.1 氏族大会的空间特征 |
| 4.2.2 春节活动的空间特征 |
| 4.2.3 篝火节的空间特征 |
| 4.3 精神主导的民俗生活性空间 |
| 4.3.1 婚嫁仪式的空间特征 |
| 4.3.2 丧葬仪式的空间特征 |
| 4.3.3 周年祭仪式的空间特征 |
| 4.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人的文化 文化的人——学习文化人类学的一点体会和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D]. 高原. 浙江大学, 2021(08)
- [2]台湾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研究[D]. 李孟萍.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3]草根理论策略与设计研究方法的拓展[D]. 林韬.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5]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D]. 陈国符.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7]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9]文化人类学视域下鄂伦春族传统聚居空间研究[D]. 屈芳竹.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