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伟大军事家(论文文献综述)
李想[1](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王悦[2](2020)在《武装、政权与群众: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沁县的创建研究(1937-1939)》文中研究表明在战争的环境下,民众动员、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行、经济建设的组织大多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也大多反映在相对独立的县的范围内。因而通过观察抗日根据地在一个县域内的创建实践将能更细致地反映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本文主要将视线聚焦到山西沁县一地。山西沁县位于晋东南地区,有“冀州门户,潞泽咽喉”之称,自古为军事必争之地。民国以来,白晋路纵贯沁县南北,沁武公路横贯东西,交通运输的便利使沁县的地理位置愈发重要。抗战初期,随着决死第一总队进入沁县,特别是沁县抗日政权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建立后,沁县逐渐成为晋东南地区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和主要的军需供给地。同时,沁县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国民党、阎锡山、日军等多方势力的聚集地,决死队、牺盟会、沁县抗日政权与各方力量展开数次博弈,使抗日根据地在沁县的创建过程别具特色。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沁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探究是哪几个条件促成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武装是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保障。第一部分围绕抗日武装展开,分三节细致梳理抗日武装的进入、发展以及斗争的过程,可以发现军队的进入,使党迅速地在地方上立稳脚跟。并在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发展武装和对敌斗争保障了抗日政权的建立,使其能够自上而下地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政权是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核心。第二部分以沁县旧政权的改造过程为入手点,在梳理抗日政权所实施的政策措施以及与沁县境内阻碍抗日的力量斗争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与旧政权相比,抗日政权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内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使上级的指示得到了有效的落实,使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有了显着的提高,有力地领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群众是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基础。在梳理抗战初期沁县的政治动员工作和沁县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在群众动员的基础上,群众的斗争逐渐成为有领导的、集中的斗争,充分地发挥了人民的力量,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有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武装、政权、群众三者之间相互勾连共同促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高茂森[3](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人民民主革命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本身是民主与革命的合流,它既是一个革命的历史政治过程,又是一个争取民主的历史政治过程。在学理上从民主建构的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部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性不断发生和建构的历史,革命行动始终处于民主建构行动的历史进程中。因此,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民主观念的建构还是民主行为的建构,民主作为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作为具体历史时段中达成革命目的的手段,其从未在历史政治过程中缺席。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于民主建构的历史性政治实践行动过程之中。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毛泽东那里之所以能够形成人民民主革命的观念在于他本人坚信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并且他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体,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即民主)作为革命的信仰,在坚守信仰中寻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民主建设与革命行动辩证统一,人民民主国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追求,民主观念的建构是民主势力革命行动的前提,革命行动为民主现实的获得提供保障。进入历史的具体场景,毛泽东分析了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存在的专制主义现象,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进行了民主建设及革命实践。全面的民主危机引发了全面革命,革命不再单纯是传统以暴制暴的秩序建构过程,革命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之中获得人民的认同,只有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获得真正成功。革命过程是民主秩序建构的过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革命的革命过程,也是其最大的特点。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对专制形势进行分析、认识、再认识,不断对民主观念及行为进行建构再建构,革命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力不断强大的基础上获得了实质性变化和发展。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人民的民主质量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民主既是目标又是手段。革命动力因民主的不断建构而变得充足,民主势力因革命不断前行而壮大。以民主促进革命,革命与民主同发展的历史政治过程凸显了人类事业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其为新时代的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镜鉴。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值得传承。
王鑫[4](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提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张金国[5](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胡喜如[6](2019)在《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前进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并执着奋斗、砥砺前行,从历史和现实需要出发,高度突出党的领导及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强调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并矢志认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由此基础上,习近平登高望远、守正出新,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出台了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形成了系统完善、具有科学理论价值和强大实践威力的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它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关于管党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管党治党的全新局面。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回溯研究方法对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是习近平在对我党历史发展、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把握中形成的。自古以来,思想是时代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陕北农村艰苦的知青岁月使习近平深刻和零距离地感受并体会了中国农村和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现状,激励和促使他在未来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以及强烈责任使命的担当意识,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而且,作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的家庭、学习和工作背景使其谙熟马列主义经典着作,这些思想中关于管党治党的相关理论,为习近平管党治党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支撑,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而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内长期积累和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的尖锐倒逼,急切呼唤我党以新的理论新的举措来回应和化解这些矛盾危机,这是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目标明确,内容丰富,涵盖和涉及到了管党治党的方方面面。在目标层面,习近平着眼于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着眼于党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着眼于能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内容层面,习近平立足于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立足于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立足于以基层为重点推进组织建设,立足于锲而不舍狠抓作风建设,立足于把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治本之策,立足于构柱架梁推进制度建设,立足于把打赢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为照耀我党前行的火炬,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使命担当、诚挚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导向、清新的务实风格。并伴随有中央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完备的实践支撑。作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管党治党理论的新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新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格局的新突破。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新转变,实现了党风政风社风的根本好转和党的生机活力的新呈现,而且还为贯彻践行“四个全面”和“四个伟大”提供了行动的新指南。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学习、用心领会、坚定贯彻好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使其对全体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指导我们强党兴党伟业的茁壮向前发展。
杜刚[7](2018)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进入人们所奢望的太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犹如捅破了马蜂窝一样接踵而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又相互叠加、相互转化。大国之间关系既有合作也摩擦不断。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并不太平。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实现和平崛起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保障这些战略目标顺利地实现、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在实现战略目标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这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崛起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国家崛起。提出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假设,创新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力”概念。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几个主要安全问题,重点探讨了和平崛起进程中安全的挑战及其根源。提出“人”是实现国家安全之根本的思想,为此设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在章节设置上,第一章是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提出问题,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和平崛起进程中由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第四章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通过论证分析,总结论就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安全,国家崛起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也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际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差别得存在、地区发展差别存在、意识形态差别存在,共同安全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没有形成,国际社会就会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中国在实现崛起进程中既需要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国家,实现合作安全;也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建设维度来考虑维护国家安全。
杜立芳[8](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朱美娣[9](2017)在《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文中提出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扩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加引发美国对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展的忧虑。在“多米诺效应”理论影响下,美国开始重新审视紧邻新中国并且在越南北部己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越南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战略意义,从而将越南视为亚洲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试图将南越建构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展的前沿阵地。在1954年至1973年美越“巴黎和平协定”签署的近20年里,美国政府在越南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心理战。其中越南文化、美国文化在美对越心理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对越南文化的理论认知,还是心理战产品利用越南文化的具体实践,美方都给予了极大重视。本论文基于国内外前辈时贤的研究,充分利用最近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对1954-1972年间美国在越南的心理战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系统探究。第一章考察越战前美国心理战的演进历程与其文化因素的运用。美国的心理战从独立战争起步,历经美西战争、一战、二战,至冷战早期(1946-1954),不断发展、成熟。它从最初无意识、无组织的实施,到心理战意识逐渐明确、机构初具规模,再到心理战理论认识进一步提升、建立常规指挥机构、培训专门从业人员,理论与配置都逐渐完备。在这个漫长的心理战演进过程中,文化因素逐渐为美方所重视。无论是宣传册、演讲稿、漫画、电影、广播等外在符号的运用,还是鬼神崇拜等内在价值观念的挖掘,都有了较为深入、熟练地运用。特别是将心理战攻势与娱乐文化巧妙结合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心理战“润物细无声”的特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第二章探讨美国介入越南事务及其心理战开展的历史进程与动因,并对美对越心理战中越南文化的利用进行总体概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使美国十分担忧其远东利益受损。在“多米诺效应”理论指导下,美国开始重视越南反共、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决定在越南开展心理战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1954年开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历届政府都在越南实施了广泛的心理战,参与心理战的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美驻越大使馆、越南信息部、越南总政治战部等,且它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机制。美国十分注重利用越南文化来开展心理战,根据越南文化特点,美方运用越南的语言、文学艺术、民族文化等文化样式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心理战。第三章探究美国心理战对越南儒学思想的利用。越南儒学深受中国儒学影响,虽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建树,但具有浓重的越南本土色彩,可以说是越南化的儒学。越南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家庭伦理思想。它以孝顺父母、感恩父母及传承家族美德为三个重要维度,从而构成越南人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美方心理战产品多以翘首期盼的母亲、柔弱孤独的妻儿形象来极力宣扬男性缺席所造成的家庭、人生悲剧,希望激起男性越共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从而回归家庭,归顺南越的“正义”政府。此外,还以陈兴道、黎利、阮廌这些越南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来唤起越南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呼吁越南人反抗越共“奴役”,保卫国家与民族。另外,美方还借用孟子“制其恒产”主张及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积极支持南越政府开展“土地改革”以实现儒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越南农民大力支持南越政府。第四章是对美国在心理战中利用越南民间信仰情况进行探究。根据越南民间占星术流行的特点,兰斯代尔在1955年开展了“历书计划”,美方心理战机构也到处散播“程状元预言”,引诱民众南下,逃离北越专制统治。除此之外,还利用越南人丧葬、禁忌方面的传统习俗,实施“游荡的鬼魂”计划和“死亡牌黑桃A”计划。前者重在强调潜入南越的越共“客死他乡”及死后随意埋在“无名的墓地”导致鬼魂四处游荡永远得不到安息所带来的恐惧感、羞耻感,促使他们早日投降;后者意在通过散发“黑桃A”于被杀越共尸体及越共出没之处来制造死亡恐惧,瓦解敌人心理防线。第五章以春节和雄王节为例探讨美国在心理战中对越南节日文化的利用。美国利用越南春节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传统发起“春节运动”来唤起越共和北越士兵的思乡、恋家之情以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并且在呼吁越共高层归正的“大团结运动”中借用越南人的“雄王”崇拜来唤醒越南人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团结精神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使他们能够支持南越政府反对北越、统一全国。第六章则探讨美国在对越心理战中对美国文化的运用。为了消解越南人视美国为“入侵者”、“殖民者”的观念,美方一再通过强调自身“和平使者”、“救世主”的使命来建构自己的“越南友邦”形象。他们通过“自由之路行动”来宣扬美国救世主的“慈善”及南越是“自由乐土”的观念;通过渲染南越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思想自由、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来彰显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发展的理念;通过培养越南民众公民意识、推动南越制定宪法及举行民主选举来推扬资本主义“优越的”民主政治体制。除此之外,美方还以展现自己军事实力的强大、物质的富裕、文明的发达来使越南人相信美越联合是不可战胜的,只要追随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就会享受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为此,美国不遗余力资助南越发展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发展农业、畜牧业,改革基础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努力改善越南的民生来赢得越南民众的好感。第七章综合分析美国在越南运用文化开展心理战的效果。虽然心理战的精确效果难以衡量,但是从心理战的主要对象:“敌人”(主要是越共和北越士兵)、非“敌人”(主要是南越普通民众)的反应来看,这些心理战既有成效显着之处,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美国在越心理战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越文化传统的差异、具体实施中诸如专业人员不足、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心理战机构互相的不协调、越共的反美心理战的开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效果的发挥。总之,美国在越心理战对文化的利用为心理战策略的改进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及教训。它在思想上、理论上对越南文化的认真研究为心理战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尽量融进更多的越南民族文化元素,增强了亲和力、感染力。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方自身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南越政府的腐败、美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冲突与抵制,都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心理战的威力。只有从理论到实践,都切实融合无间,文化才会成为心理战的杀手锏而不是绊脚石。
陈昭启[10](2017)在《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精神饱含毛泽东个人无比真实的内在情感潜流涌动,它是深藏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具有恒久作用力的内在精神动力资源,而不是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段才生发和呈现的解决临时性问题的某种策略或者单纯的本能的意义上心理活动。但是,毛泽东精神却不是完全独立于群体的毛泽东个人所持有的精神动力资源,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中呈现形式,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高级形式在中国的积极生成与展现。较之于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研究,毛泽东精神研究呈现出诸多明显的优势。首先,毛泽东精神更加接近毛泽东本真的性情和深层理论运思。因此,毛泽东精神研究不是以单一的理性逻辑驾驭史料并得出具有逻辑正确性的结论,而是在以理性分析为主导的同时不忽视内在真实情感和精神品格在历史性实践轨迹中的巨大作用。其次,毛泽东精神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因而不受理论原则和意识形态既定思维框架的约束和限制,比一般的理论体系更具普遍适用性。因此,从毛泽东精神维度进行研究就使毛泽东研究领域突破原有的研讨范式与思路成为了可能。再次,相比之下,毛泽东精神具有更加突出的恒久性,它不因历史潮流的冲刷和思想、文化的变迁而消逝,也不因时代主题的更替而被弱化。因此,从毛泽东精神维度切入研究就使探索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智慧的当代出场路径具有了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毛泽东精神是一个丰满的精神品格统一体,但同时又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审视。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即毛泽东精神的几个维度是按照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加以梳理和安排的:毛泽东自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便迅速领悟其理论内核和方法论精髓,进而很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伴随着这种信仰的确立他就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理念,从而促使引领毛泽东精神统一整体的人民至上精神得以生成;而要真正做到使全党的理论与实践皆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至上的精神,使人民群众走出由常年战乱造成的巨大生存困境就必须具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地率领党和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毋庸置疑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可供直接挪用、复制和照搬的模式,而是需要在基本原则指引下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根据中国现实实际发挥首创与独创精神,开创真正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正是这一客观历史境遇催生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极难克服的困难和异常强大的敌人,必须依靠坚韧不拔的、勇于拼搏和善于斗争的精神与之到斗争到底;无论与恶劣的客观自然环境斗争还是与国民党顽固派、西方侵略势力的顽强抗争都需要挺直腰杆坚持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毛泽东精神的几个维度时常会同时出场并作用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而毛泽东精神的一个维度往往又同时起作用于多个历史事件。随着时代主题的更换和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人们的实践工具与实践形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更,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呈现形式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毛泽东精神是否仍然能够召唤出潜藏于人民群众内部的强大建设力量,这是研究毛泽东精神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精神的终极价值旨趣。简而言之,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维度:第一,积极弘扬科学的人民至上精神,强化建设为民、改革为民和执政为民基本理念;第二,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之下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及为实现宏伟大业而执着追球的精神,分清空想、理想与理想主义,拒斥一切没有理想的绝对现实主义,朝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的方向迈进;第三,科学弘扬毛泽东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不落窠臼、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在理论、制度、文化和科技创新实践中突出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第四,必须重新考释并深度反思毛泽东时代出现“过度斗争”的历史根源,以便从中剥离出科学的斗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中讲求斗争的策略性,做到勇于并善于同社会主道路中的障碍物相抗衡,与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作斗争。最后,必须重新思考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生成的客观历史背景,从中蒸馏出的合理要素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实践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动力资源。
二、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伟大军事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伟大军事家(论文提纲范文)
(1)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小结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小结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小结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小结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小结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2)武装、政权与群众: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沁县的创建研究(1937-193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为什么是沁县: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武装:沁县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保障 |
第一节 武装先行 |
第二节 沁县抗日武装的发展 |
第三节 武装斗争 |
第二章 政权:沁县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核心 |
第一节 改造——沁县抗日政权的建立 |
第二节 施政——沁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
第三节 统一战线中的斗争 |
第三章 群众:沁县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基础 |
第一节 抗战前沁县群众的基本状况 |
第二节 政治动员 |
第三节 沁县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 |
第四节 群众性的参军劳军运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价值 |
第一章 从民主建构视角看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理解 |
一、理解民主 |
二、理解民主建构 |
三、理解毛泽东的革命概念 |
第二节 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
二、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 |
第三节 人民民主革命过程的特点 |
一、革命过程与民主过程具有一致性 |
二、革命过程与民主过程具有交错性 |
第二章 毛泽东在政治民主建构中进行政治革命的观念 |
第一节 政治革命根源于专制主义旧政权的衰败 |
一、何为政治民主?何为政治革命? |
(一)何为政治民主? |
(二)何为政治革命? |
二、认识中西方专制势力对中国的专制统治 |
(一)皇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已成衰败之势 |
(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引进带来移植之殇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政治革命 |
一、坚定民主信仰中发掘革命动力 |
(一)民主:政治人应有的革命价值追求 |
(二)民主政治:革命能量产生的环境条件 |
二、政治民主:组织人民形成革命胜利力量的保障 |
(一)政治民主是联合革命力量的前提 |
(二)政治民主为革命提供力量、保证革命成功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政治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治革命的领导权 |
(二)民主的方式组织领导政治变革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政治变革 |
一、传播民主参政意识,奠定政治革命基础 |
(一)人民有权:树立人民民主政治观念 |
(二)为人民服务:革命领导者必备的观念 |
二、打造一个团结且有战斗力的人民革命型政党 |
(一)群众向导性的革命型政党 |
(二)超越“派阀”的党内民主建构中推动革命 |
三、政治统战中推动政治变革 |
(一)人民民主实践中团结人民进行政治变革 |
(二)通过协商民主团结各方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变革 |
第三章 毛泽东在经济民主建构中进行经济革命的观念 |
第一节 消逝的经济奴役时代 |
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革命的概念 |
(一)经济民主是什么? |
(二)如何定义经济革命? |
二、审视旧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一)封建地主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二)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经济革命 |
一、洞察人民生活中发现经济发展的规定性 |
(一)民主:人民群众民生诉求的内在规定 |
(二)民主生产:经济革命中应有的经济生态 |
二、经济民主:革命物资获得可汲取性的重要源泉 |
(一)经济民主:经济获得革命性变革的手段 |
(二)经济民主:提供革命物资的保障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经济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经济革命的领导权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经济革命发展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势力推动经济发展 |
一、形塑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一)土地改革中形塑人民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二)生产运动中形塑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二、建设民主派的生产军,促进公营经济的发展 |
(一)打造民主派的生产军 |
(二)培育公营经济中推动经济发展 |
三、经济统战策略中推动经济发展 |
(一)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民主人士 |
(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壮大人民经济 |
第四章 毛泽东在文化民主建构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观念 |
第一节 文化革命是反文化专制主义的需要 |
一、文化民主与文化革命的概念 |
(一)文化民主的概念 |
(二)文化革命的概念 |
二、认识中外专制主义文化的专制主义性质 |
(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建专制性 |
(二)神化的西方殖民文化对中国进行专制与奴化 |
(三)资产阶级统治文化中存在文化暴力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文化革命 |
一、寻找主义中坚定革命信仰 |
(一)民主:契合人类世界本源性追求的革命价值目标 |
(二)民主文化:化育人民群众促进革命变奏的软环境 |
二、文化民主是组织人民汇聚革命力量的基础 |
(一)文化民主是挖掘民主文化潜力的重要保障 |
(二)文化民主为战胜中西方专制主义强权提供革命助力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文化革命的关键性变量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民主的人或倾向于民主的人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文化发展 |
一、民主文化的普及是文化革命的核心策略 |
(一)教育普及是文化革命的基点 |
(二)文艺普及是文化革命的重要支撑 |
二、组织一支有力的民主性的革命文宣队伍 |
(一)呼声革命:“文化军队”的早期试验 |
(二)人民的文化军队推动革命前进 |
三、实行民主的文化统战策略 |
(一)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民主新文化 |
(二)改造文化工作者促进民主文化发展 |
第五章 毛泽东在军事民主建构中进行军事革命的观念 |
第一节 军事革命的历史背景 |
一、军事民主与军事革命的内涵 |
(一)军事民主的内涵 |
(二)从民主询问军事革命内涵 |
二、封建雇佣主义的衰落 |
(一)客观存在的封建雇佣主义 |
(二)封建雇佣主义的褪色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军事革命 |
一、军队需要民主主义 |
(一)民主:军事上应有的坚定价值信仰 |
(二)民主:军人应当享有的权力与权利 |
二、军事民主:激发真正战斗力的抓手 |
(一)人民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
(二)军事民主: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保障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军事革命取得成功的保障 |
(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民主性赋予其领导资格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军事革命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军事发展 |
一、形塑全军官兵正确的民主意识 |
(一)政治工作中形塑全军官兵的民主意识 |
(二)民主运动中形塑全军官兵的民主观念 |
二、打造一支革命的为民主战斗的军队 |
(一)发动群众、壮大军队并进行人民战争 |
(二)建成一支跟党走、听指挥的战斗队 |
三、军事统战策略中推动武装力量的壮大 |
(一)民主联合各武装力量对敌斗争 |
(二)民主改造各式武装力量 |
第六章 毛泽东人民民主革命观的价值启迪 |
第一节 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 |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二、坚持全体人民共享革命发展成果 |
第二节 在新的历史实际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
一、在新的历史实际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二、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而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一、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
二、宗教是生活的盐 |
三、中国共产党西北民族工作的实践 |
第二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2-1936年) |
一、进入立诚中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
二、参加学运,狱中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 |
三、投笔从戎,创建根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阶段(1936-1945年) |
一、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第三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成熟阶段(1945-1952年)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的西北重要实践 |
二、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
三、规范西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 |
四、提出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干部政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 |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群众观: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 |
一、“人民就是江山” |
二、“江山就是人民”的群众立场 |
三、“群众路线要在群众中实践” |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 |
一、“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
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
第三节 团结发展: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价值取向 |
一、“民族团结是西北的政治问题” |
二、“民族团结是西北工作的原则” |
三、“谁离开民族团结问题,谁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
第四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第一节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重要提法 |
一、提出“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 |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 |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 |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条件、目的 |
第二节 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一、“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解决民族纠纷” |
二、“西北的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敌人竞争” |
三、民族统战要突出党性,“麻烦就是革命工作” |
第三节 关于民族社会改造的若干重要提法 |
一、“西北工作要照顾民族和地区特点” |
二、“群众要土地粮食,我们要农民群众” |
三、民族干部必须是土改的执行主体 |
四、“联合一部分封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 |
五、民族地区土改的“八不动”原则 |
六、民族地区土改中的“两个不能变”原则 |
七、“两个不完全”思想,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统一战线 |
第四节 关于宗教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一、“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二、“该松绑的松绑,该捆死的捆死” |
三、“宗教工作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任务” |
四、“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 |
五、“宗教工作三分书本知识,七分实践知识” |
六、“宗教信仰自由,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 |
七、“群众路线是宗教工作的基础”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第一节 慎重论:民族工作不要急 |
一、“慎重论”的提出 |
二、慎重论的理论内涵 |
三、“不怕慢,只要搞对” |
第二节 求同存异论:“大同”“小异”的民族统战方法 |
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
二、“小异”“大同”就是统一战线 |
三、尊重差异,但不强调差异 |
第三节 规律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 |
一、民族工作需掌握民族特点 |
二、民族工作需尊重民族特点 |
三、依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
第四节 和平论:“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 |
一、和平论的提出 |
二、和平也是斗争的方式 |
三、“和平论”对现实的指导性 |
第五节 “团结论”:团结上层,争取下层 |
一、团结论的提出 |
二、求团结不是“给上层撑了腰” |
三、坚持团结但不强调趋同 |
结语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突出贡献 |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价值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选题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概况 |
1.2.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
1.3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的思路 |
1.4.2 研究的方法 |
1.5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5.1 论文研究重点 |
1.5.2 论文研究难点 |
1.5.3 论文研究创新点 |
1.6 相关概念辨析 |
1.6.1 管党治党的内涵 |
1.6.2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 |
第2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基础条件 |
2.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 |
2.1.2 中国面临的国内背景 |
2.1.3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情状况 |
2.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
2.2.1 马列经典作家的管党治党思想 |
2.2.2 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思想 |
2.2.3 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 |
2.3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产生的个体条件 |
2.3.1 革命家庭的严格熏陶 |
2.3.2 优秀显着的个人品格 |
2.3.3 知青岁月的艰苦锤炼 |
2.3.4 从政经历的长期磨砺 |
第3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 |
3.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具有清晰的战略目标 |
3.1.1 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
3.1.2 努力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
3.1.3 努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
3.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具有明确的主旨内容 |
3.2.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3.2.2 持之以恒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 |
3.2.3 以基层基础工作为重点深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
3.2.4 锲而不舍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狠抓作风精神 |
3.2.5 坚定不移地把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治本之策 |
3.2.6 以立柱架梁的战略勇气深入推进制度建设 |
3.2.7 把打赢反腐败斗争作为全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
第4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支撑 |
4.1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品格 |
4.1.1 强烈的忧患意识 |
4.1.2 高度的使命担当 |
4.1.3 诚挚的为民情怀 |
4.1.4 鲜明的问题导向 |
4.1.5 清新的务实风格 |
4.2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完备实践支撑 |
4.2.1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
4.2.2 八项规定的重磅推出 |
4.2.3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动 |
4.2.4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开展 |
4.2.5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全面铺开 |
第5章 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5.1 理论价值 |
5.1.1 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管党治党”理论的新发展 |
5.1.2 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新总结 |
5.1.3 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格局的新突破 |
5.2 现实意义 |
5.2.1 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新转变 |
5.2.2 实现了党风、政风、社风的根本好转和党的生机活力的新呈现 |
5.2.3 提供了“四个全面”和“四个伟大”科学贯彻的行动新指南 |
结语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视角 |
五、研究方法 |
六、研究的基本思路 |
七、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崛起与国家安全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与国家安全 |
二、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生产力视角分析 |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
第二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 |
一、国家崛起需要安全保障 |
二、国家安全保障力 |
三、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力 |
第三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
一、国家衰落或崛起与安全之间矛盾的两个案例 |
二、国家崛起与保持安全在矛盾中发展 |
三、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
第二章 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
第一节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
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
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 |
四、国家崛起进程中外部威胁的演变 |
第二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
一、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威胁国家安全 |
二、历史问题给国家间安全造成威胁 |
三、陆地争端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 |
四、东北亚现实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
第三节 国家内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
一、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问题 |
三、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
四、生态与环境安全受到威胁 |
五、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突出 |
第三章 崛起进程中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 |
第一节 中国崛起打破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平衡 |
一、全球化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冲击 |
二、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 |
三、国家实力的变化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 |
第二节 崛起引发的内部主要矛盾 |
一、政治安全受到威胁 |
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
三、敏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四、环境污染威胁国民生存安全 |
五、内部威胁的发展与演变 |
第三节 内外威胁对国家之间安全影响 |
一、内外两种威胁之间的关系 |
二、两种威胁对国家崛起的影响 |
三、两种威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
第四节 崛起进程中内外挑战塑造了安全困境 |
一、崛起进程中各类挑战构成安全困境的根源 |
二、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叠加 |
三、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破除 |
第四章 国家崛起进程中安全实现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集聚国家安全保障的强大物质力量 |
一、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
二、实现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实力 |
三、加强军事变革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 |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
第二节 培育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力量 |
一、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工程 |
二、重塑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中注入国家安全的基因 |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文化 |
第三节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地区环境 |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
二、“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隐患及对区域安全影响 |
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周边和地区环境 |
第四节 国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安全治理 |
一、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保障国际安全 |
二、积极合作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
三、国际安全治理几个关键领域的安全保障 |
四、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后记 |
(8)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由来、意义及相关界定 |
(一) 选题由来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外研究 |
(二) 国内研究 |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创新 |
(一) 主要问题 |
(二) 创新点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越战前美国的心理战 |
第一节 越战前美国心理战的演进 |
一、发轫期:独立战争至美西战争 |
二、发展期: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间 |
三、提升期:冷战期间(1946-1954) |
第二节 越战前美国心理战中文化因素的运用 |
一、外在符号层:文学艺术与宣传 |
二、内在价值层:民间信仰与禁忌 |
小结 |
第二章 冷战与美国在越心理战 |
第一节 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展与越南战略地位的提升 |
二、冷战形势下美国对心理战的强化 |
三、越南的内部形势 |
第二节 美国在越心理战的演进及机构变迁 |
一、以“爱民行动”为中心的初创期(1954-1959) |
二、以“反叛乱”为重心的发展期(1960-1963) |
三、以“绥靖”为首务的整合提升期(1964-1969) |
四、尾声(1969-1972):谋求和平 |
第三节 越南文化与美国的心理战战略 |
一、美国对越南文化的体认 |
二、美国对越心理战运用越南文化概观 |
小结 |
第三章 越南儒学思想与心理战 |
第一节 “归正运动”与越南人的家庭伦理观念 |
一、“归正运动”的设计及实施 |
二、“归正运动”中的“家庭伦理” |
第二节 “民族英雄”宣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 |
一、“陈兴道” |
二、“黎利” |
三、“阮廌” |
第三节 “土地改革运动”与儒家“制民恒产”思想 |
一、“土地改革运动”的出台及实施 |
二、“土地改革运动”与“制民恒产” |
小结 |
第四章 越南的民间信仰与心理战 |
第一节 “预言”与占卜 |
一、“1955历书”计划 |
二、“程状元预言” |
第二节 “游荡的鬼魂”计划与丧葬禁忌 |
一、“客死他乡” |
二、“无名墓地” |
第三节 死亡牌“黑桃A计划” |
一、“黑桃A”的由来 |
二、“黑桃A计划”的实施 |
小结 |
第五章 越南节日文化与心理战 |
第一节 “春节运动” |
一、“春节运动”的开展 |
二、“春节运动”中的文化符号 |
第二节 “雄王节”与“大团结运动” |
一、“大团结运动” |
二、越南的“雄王”崇拜 |
小结 |
第六章 “美国文化”与心理战 |
第一节 “友邦”形象的树立 |
一、“和平使者” |
二、“救世主” |
三、强大可靠的“友邦” |
第二节 “自由世界”的建构 |
一、“自由之路行动” |
二、“南越”:“自由的乐土” |
第三节 选举与民主制度 |
一、公民意识的树立及宪法的颁布 |
二、选举制度的推广 |
小结 |
第七章 文化利用与冲突:美国在越心理战评估 |
第一节 文化利用:美国在越心理战的成效 |
一、“敌人”的反应 |
二、南越普通民众的反应 |
第二节 文化冲突:美国在越心理战的诸多问题 |
一、文化观念的轩轾 |
二、具体实施中的诸多问题 |
三、越共的反美心理战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与缘由 |
二、国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综述 |
三、论文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思路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毛泽东贯穿始终的人民至上精神 |
第一节 毛泽东人民至上精神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
一、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思想 |
二、深厚文化土壤: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
三、实践基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反思 |
第二节 毛泽东人民至上精神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
一、毛泽东人民至上精神的内涵 |
二、毛泽东人民至上精神的原则 |
第三节 毛泽东人民至上精神的保障机制 |
一、选树典型的动员机制 |
二、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 |
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 |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监督机制 |
第四节 毛泽东的人民至上精神在当代的回响 |
一、坚持建设为民 |
二、坚持改革为民 |
三、坚持执政为民 |
第二章 毛泽东的执着理想精神 |
第一节 :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根据 |
一、现实基础: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理想选择 |
二、上下求索:青年毛泽东的理想选择 |
三、思想转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 |
第二节 :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的内涵和体现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
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第三节 :发扬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的基本原则 |
一、发扬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要反对没有理想的绝对现实主义 |
二、发扬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要区别理想和空想、理想和理想主义 |
三、发扬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把理想性和现实性辩证统一 |
第四节 :毛泽东执着理想精神的现实意义 |
一、毛泽东的执着理想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基础 |
二、毛泽东的执着理想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基础 |
第三章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
第一节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的渊源与萌芽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思想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观念 |
三、青年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的个性特征 |
四、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教训 |
第二节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的理论内涵 |
一、革命时期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第三节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当代启示 |
一、坚持科学理论态度,推动认识与时俱进 |
二、立足本国特殊国情,发挥群众实践作用 |
三、秉承实事求是原则,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
第四章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
第一节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理论和现实根据 |
一、斗争精神的理论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
二、斗争精神的时代背景: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和压迫的社会现实 |
第二节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
一、青年毛泽东的斗争:自我实现和“温和斗争” |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 |
三、建国后的斗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 |
第三节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当代审视 |
一、深刻反思毛泽东晚年“过度斗争”错误的思想、现实根源 |
二、发扬毛泽东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重视斗争的策略性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点斗争精神 |
第五章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 |
第一节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的理论根据和现实需求 |
一、哲学理论根基:内因推动事物的发展 |
二、思想文化背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激荡 |
三、社会历史情境: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内部矛盾的加剧 |
第二节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在实践中的建构与展开 |
一、个体修身:自力更生的前提 |
二、从个体到群众: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在革命运动中的延展 |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布展 |
第三节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的原则 |
一、革命运动与生产劳动结合 |
二、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结合 |
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 |
四、艰苦创业与勤俭建国结合 |
第四节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的当代重思 |
一、毛泽东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生成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关系的当代反思 |
二、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当下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内生性动力资源 |
三、在国际宏大关系网络中进行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的弘扬与重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伟大军事家(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2]武装、政权与群众:抗日根据地在山西沁县的创建研究(1937-1939)[D]. 王悦. 山西大学, 2020(01)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D]. 高茂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
- [6]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研究[D]. 胡喜如. 南昌大学, 2019(04)
- [7]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杜刚. 苏州大学, 2018(02)
- [8]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9]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D]. 朱美娣.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昭启. 南京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