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口市48家工厂职业危害状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阙凌云,李宾,金蕾[1]（2020）在《2019年海南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分析》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2019年海南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状况分析,了解职业病危害及防治对策。方法收集201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子系统《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系统》的海南省网络直报材料,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状况分析。结果 2019年海南省共有734家企业开展了职业危害因素监测,50 222名劳动者中有22 322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接害率为44.4%,重点与非重点行业的接害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企业规模分类统计接害率,不同规模的企业接害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率分类中最高的为物理因素中的噪声,接害15 352人,接害率为30.57%。职业健康监护中接触物理类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最多,应检17 142人,实检率99.36%;其次为接触粉尘类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应检127 18人,实检率90.54%;接触化学类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最少,应检12 015人,实检率80.86%。结论 2019年海南省企业类型以小型、微型居多,且多数集中在县级地区。监测的危害因素以物理因素类的噪声出现频率高,小型、微型企业的职业危害因素接害率较高、职业健康监护率较低等问题需要重点关注。政府部门应加大企业危害因素监测工作的监督力度,通过查找问题、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营造安全的作业环境,预防和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周新年[2]（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董玮佳[3]（2018）在《风险的传播与传播的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社交媒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各种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狂飙突进之下,网络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正日益变成一种“风险社会”。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媒介影响力日渐扩展的信息社会,媒介通过对风险的呈现和建构,决定着社会对风险的感知、理解与行动。因此,媒介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媒介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如今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衰落,社交媒体正取代传统的大众媒介成为风险传播的主要平台,而由于社交媒体自身的非专业、无中心、无责任主体、过度追求轰动效应等特征,使其在风险传播上处于失控状态,往往过重地强化了社会大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意识,对环境造成误判,冲击了社会秩序,最终形成一种传播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风险传播者的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社会风险的制造者之一。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风险传播的案件的回顾与解读,全面概括分析了社交媒体上呈现的各种主要社会风险,论述了社交媒体对风险的议题建构、释义与赋义的规律与模式。本文又通过对一些社交媒体风险传播的传播效应的解析,包括社交媒体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涟漪效应、传播扭曲效应、从众效应、破窗效应、晕轮效应、刻板效应、涵化效应、“塔西佗陷阱”效应、茧房效应,论述了社交媒体的风险传播是如何演变成一种社会风险的。现代社会要警惕的不是社交媒体上日渐增多无处不在的风险传播的内容,而是社交媒体本身就是风险的源头。接下来本文从传播者的失控,传播内容的失控、传播媒介的失控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交媒体传播风险的根源。本文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由于失去了专业传播者所应具有的那些专业素养、职业伦理、责任主体、职业精神与理想,相对于大众传播时代来说,是一个传播失控的时代,原有的传播秩序崩塌,而新的传播秩序尚未建立,处在一种失控状态。最后,本文将专业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在风险传播方面的优势与劣势进行比较,探讨未来专业新闻媒体如何重新建立其专业地位,在风险传播方面建构起专业权威性,以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传播失控的负面影响。社交媒体时代,人类社会需要的信息传播仍然需要负责任、素质高的专业传播者,而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可以成为专业传播的辅助者。通过对社交媒体的调整与适应,人类社会能将社交媒体的传播风险减低到较低的程度,再次建构起正常的传播秩序,令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陈永华（Chan Wing Wah）[4]（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梁萍[5]（2016）在《我国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处方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公众可以凭借医生处方从药店购得,国家也相继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处方药销售行为。而近年来,处方药销售不规范的事件频频被曝光。本文通过开展海口市药店处方药销售情况的调查,发现普遍存在处方药未凭处方销售、处方未按规定保存备查、执业药师不在岗等问题。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行处方药销售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机制体制不完善不健全,药店经营者自身受多种因素影响未能严格按规定销售处方药,执业药师配备不足、现有资源浪费严重,监管部门落实监管、宣传政策不到位等。要完善我国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首先,在政府层面,要建立健全处方药销售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并因地制宜地实施；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网售处方药机制完善的步伐；充分利用常态化监管方法、电子信息化技术手段、部门协作监管合力、监管队伍建设和责任落实等,加强对药店的监管力度；开展宣传教育,强化药店人员和公众的规范意识。其次,在企业层面,药店建立健全规范化管理机制,强化内部培训和外部宣传,探索运用电子信息化技术,提升处方药销售管理水平。再次,在社会层面,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营造处方药销售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
陆萍[6]（2016）在《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研究 ——以南通市港闸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国际性的社会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无处不在,并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早在1999年,我国便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为辅助、社会救济与社会帮扶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该体系将绝对贫困群体作为救助对象,以收入作为核定贫困的标准,使得部分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却因刚性支出过大,收不抵支陷入贫困的群体无法享受社会救助。2007年,国家开始正视该部分群体,首先将贫困边缘群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建立临时生活救助制度以及各专项救助制度进行补充保障。由于临时生活救助制度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以及各专项救助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捆绑享受,使得部分收入在低收入贫困线以上的支出型贫困群体仍然无法得到社会救助,建立支出型贫困群体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迫在眉睫。支出型贫困群体是指因病、突发灾祸以及教育导致刚性支出过大,收不抵支陷入贫困,却因收入高于低收入贫困线而无法享受救助的群体。它不是新出现的贫困群体,而是长久以来在以收入为核定贫困标准的救助理念下被忽视的群体,并随着救助理念的不断完善逐渐为社会所认可。通过对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访谈调查,对该群体的类别、特征、致贫原因以及救助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救助政策内容与政策执行两个角度对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救助政策内容层面,该模式的问题在于救助对象资格审核落后于救助理念,救助措施缺乏灵活性以及政策规定不易操作等；在政策执行层面,从社保平台救助工作人员与申请救助家庭两个角度探索在救助模式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并从救助理念、制度设计、管理与运行机制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在借鉴上海、香港、美国三个国家和城市类似群体社会救助模式经验的基础上,从救助理念、救助机制与救助办法三个层次提出相关建议,试建立“政府+企业十社会组织”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运用贫困概念以及贫困衡量标准图来界定港闸区实际救助对象与应救助而未救助群体；提出应以实际生活水平来界定贫困,并从贫困群体实际脱贫能力、就业意愿与陷入贫困的程度三方面审核贫困群体救助资格；建议联动社会组织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同时为贫困群体建立个人发展账户,帮助其积累资产,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建立科学的评估、监督与退出机制,防止资源的浪费。
禹夏[7]（2015）在《中国纪实摄影与平民意识的表征实践（1976-2014）》文中研究表明文革结束后,一种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以个人与民间视角关照平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摄影样式——纪实摄影复苏兴起。在社会转型至今的30多年间,纪实摄影通过对于平民,特别是底层人群的持续关注,以及与社会现实展开互动关联,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在文艺学与传媒文化领域,分析文学、戏剧、影视剧、电视新闻等媒介文本对于转型社会,以及平民形象与平民意识的再现、表征,已有诸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研究从视觉影像文本,特别是表征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纪实摄影,梳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并研究其与摄影表征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域内,遵循表征的诗学（符号学理论）与政治学（话语理论）两种研究路径,借用了彼得·汉密尔顿所使用的“支配性摄影范式”的概念,旨在梳理平民影像与平民意识在1978-2014年间国内纪实摄影中的流变历程,并尝试回答平民影像的流变与转型时期社会进程的互动关系,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视觉建制如何影响规约摄影家的表征实践。文章的论述框架由绪论、主体、结论3个部分5个章节构成。绪论着重介绍了研究所使用到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围绕纪实摄影所展开的研究；主体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阐述了1978-1990年代初、1992-2007、2008-2014三个时间段内纪实摄影表征平民与平民意识的视觉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每个历史阶段纪实摄影表征平民的支配性范式,提炼平民意识的具体内涵,并尝试分析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视觉建制与视觉表征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进一步探寻平民群体在三个历史阶段被注入不同文化意义的成因。结论部分在全文论述的基础上,呈现国内纪实摄影中的平民形象在30多年社会转型期间的变迁史,并展望网络语境下纪实摄影表征平民的意指实践的发展趋势。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随着转型历程的推进与视觉建制内容的改变,国内纪实摄影在视觉观看的权力关系上,大致经历了由社会精英与专业从业者表征平民到平民群体自我表征的转向；在拍摄与工作方式上,经历了街头抓拍到参与式观察与近距离拍摄的转向；主要传播媒介经历由摄影展览到纪实图文书籍与报刊摄影专版再到网络纪实图片专栏的转向。表征主体、拍摄方式与传播渠道的变迁,决定了平民形象在此间纪实摄影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具有范式性意义的特征风貌,纪实摄影在三个阶段也以不同的方式与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关联。
邵彦涛[8]（2014）在《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文中研究说明边缘指的是与“中国中心”相对的边缘位置,边缘研究的意义在于,边缘的存在界定了中心的范围,描述边缘成为描述中心的一个方式。边缘不仅接受来自中心的权威限定,还可能反叛、甚至对抗这种权威。在一个国家内部,边缘的存在界定了国家的范围,边缘也构成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国家的最好位置。国家介入边缘的过程,也即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国家史。本文选取近代兰州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1872-1949年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中国”观念变迁和西北政局演变的宏观层面上,针对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现代市政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动力和市民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我们认为兰州作为一个边缘城市,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其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更为突出,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式的；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场的强弱与兰州市政发展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是以兰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区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边缘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中心地带不一致的特征,这种不一致,体现的是边缘社会与国家中心地带相比在发展步骤上的不一致、发展程度上的悬殊和发展能力上的孱弱,同时也说明了边缘社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国家中心地带的“反哺”、接济和帮助。国家中心地带的这种“反哺”、接济和帮助无疑体现了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同时它也要求边缘社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予以“回报”；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政治冲动与兰州乃至西北地区要求获得发展的经济冲动之间存在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在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而兰州及西北地区严重边缘化之时,“兰州中心说”却开始出现并在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兰州中心说”凸显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平等和公民平等的理念,却又反衬了兰州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并凸显了这一观念背后所深藏的反抗边缘化的意蕴。这一学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调,也预示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倡导的无中心、平等的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构建所带来的边缘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现代化所导致的愈益边缘化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近代兰州城市,而是能够代表整个边缘社会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边缘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对国家与边缘之关系、推动边缘社会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引导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而边缘社会和边缘人群不仅主动参与了国族概念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反馈和知识再生产。“主动的边缘人”不仅积极认同中央权威以获取自身发展的合理资源,还在强调和树立自身“中心”、“中国”属性的同时,不断要求去除“边缘”的标签,实现与内地国人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化。这也说明,在将边缘地区纳入“现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同时,还亟需完善二者之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融合。
任泽涛[9]（2013）在《社会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实现机制及制度保障》文中提出十八大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即在政府治理能力较高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现实情形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出于有效治理需要,政府同时保护并尊重社会的治理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同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进行自主治理、参与公共服务、协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此外,政府还需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居民自主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方式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治理工具,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是培育社会力量不断成长成熟,需要通过政府积极有效作为、引导公民公共精神成长、尊重和鼓励社会自发力量的自主治理行为、培育并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等措施促使社会主体由“缺位”到“补位”、由弱到强。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关键和核心是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需要通过建立协同治理的愿景目标、形成关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建立健全协同配合、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等举措,既给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留出空间,又建立和完善对于各类社会主体的支持培育机制。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根本保障是协同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需要通过确定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对象即内容事项、优化制度化与法治化的环境保障以及完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并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向促进,才能使协同治理的地方创新经验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克服个案化、碎片化,进而促进相关创新实践及创新经验的有效扩散,使创新效益最大化。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就可能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更多发挥社会的治理主体作用,由此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巩固甚至超越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徐群[10]（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指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二、海口市48家工厂职业危害状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口市48家工厂职业危害状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2019年海南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地区及企业规模分布 |
| 2.2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情况 |
| 2.2.1 重点与非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
| 2.2.2 不同企业规模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
| 2.2.3 不同企业规模3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情况 |
| 2.3 职业健康监护开展情况 |
| 3 讨论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风险的传播与传播的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社交媒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传播媒介与风险传播 |
| 1.1 作为传媒首要功能的风险传播 |
| 1.2 大众传播媒介风险传播的职业性与专业性 |
| 1.3 风险社会与大众传播 |
| 第2章 社交媒体浪潮下的风险传播 |
| 2.1 颠覆：社交媒体的时代与浪潮 |
| 2.2 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主要风险 |
| 2.3 社交媒体风险传播的模式与特点 |
| 第3章 传播的风险：社交媒体的负面传播效应 |
| 3.1 蝴蝶效应 |
| 3.2 涟漪效应 |
| 3.3 传播扭曲效应 |
| 3.4 从众效应 |
| 3.5 破窗效应 |
| 3.6 晕轮效应 |
| 3.7 刻板效应 |
| 3.8 涵化效应 |
| 3.9 “塔西佗陷阱”效应 |
| 3.10 茧房效应 |
| 第4章 社交媒体传播风险的根源：失控的传播 |
| 4.1 失控的传播者 |
| 4.2 失控的传播内容 |
| 4.3 失控的媒介 |
| 第5章 再构：浴火重生的专业传播与风险化解 |
| 5.1 风险与风向：碎片化汪洋中之灯塔的新专业传播者 |
| 5.2 覆舟,载舟：社交洪流的专业化运用 |
| 5.3 人性与神性：社交传播时代的进化与适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5）我国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处方药销售监管研究现状 |
| 1. 国外处方药销售监管研究现状 |
| 2. 国内处方药销售监管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 |
| 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2. 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
| 二、我国处方药销售监管现状 |
| (一) 我国处方药销售监管的政策发展 |
| (二) 我国处方药销售监管的主要政策规定 |
| 1.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
| 2.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
| 3. 《海南省药品零售企业GSP现场检查评定标准(试行)》中的相关规定 |
| (三) 我国处方药销售监管的主要特征 |
| 1. 强制性 |
| 2. 专业性 |
| 3. 综合性 |
| 三、海口市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现状分析 |
| (一) 海口市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的基本情况调查 |
| 1. 问卷设计的目的 |
| 2. 问卷分析与研究 |
| (二) 海口市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存在问题的调查结果分析 |
| 1. 问卷一调查结果及分析 |
| 2. 问卷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
| (三) 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相关机制体制不健全 |
| 2. 药店经营者未能严格按规定销售处方药 |
| 3. 执业药师配备不足,现有资源浪费严重 |
| 4. 监管部门落实监管、宣传政策不到位 |
| 四、国外处方药销售监管的经验与借鉴 |
| (一) 具有完善全面的药事法律体系 |
| (二) 注重执业药师的监管和作用发挥 |
| (三) 处方药流通环节管制严格 |
| (四) 实行完全的医药分开体制 |
| (五) 具有完善的网上购药机制 |
| 五、完善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的策略和建议 |
| (一) 政府层面相关策略和建议 |
| 1. 建立健全处方药销售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2. 健全完善相关机制体制 |
| 3. 多措并举强化对药店的监管力度 |
| 4. 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宣传教育 |
| (二) 企业层面相关策略和建议 |
| 1. 提高药店规范化管理水平,力争发挥先进示范作用 |
| 2. 强化内部培训和外部宣传,增强信誉度和竞争力 |
| 3. 探索运用电子信息化技术,提升处方药销售规范水平 |
| (三) 社会层面相关策略和建议 |
| 1. 建立健全全民监督体系,营造社会共治格局 |
| 2. 建立处方药销售监管的激励约束机制 |
| 3. 推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营造规范的经营秩序 |
| 六、结论与展望 |
| (一) 结论 |
| (二)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研究 ——以南通市港闸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分析框架 |
| 1.2.1 社会救助理论 |
| 1.2.2 贫困脆弱性理论 |
| 1.2.3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
| 1.2.4 资产建设理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内容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模式 |
| 2.1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的缘起 |
| 2.2 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的特征 |
| 2.2.1 救助理念：从生存型到发展型 |
| 2.2.2 救助核定：从收入基准线到收支基准线 |
| 2.2.3 救助形式：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 |
| 2.2.4 救助目标：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 |
| 2.3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意义 |
| 2.3.1 发展核定贫困标准,正视潜在贫困群体 |
| 2.3.2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
| 2.3.3 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
| 第三章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南通市港闸区为例 |
| 3.1 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的政策背景 |
| 3.2 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运行机制 |
| 3.2.1 救助对象认定 |
| 3.2.2 家庭收入核定 |
| 3.2.3 家庭支出核定 |
| 3.2.4 救助内容与标准 |
| 3.2.5 资金审核发放与监督 |
| 3.3 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效果评估 |
| 3.3.1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对象调查 |
| 3.3.2 救助效果分析 |
| 第四章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4.1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1.1 救助对象资格审核标准滞后于救助理念 |
| 4.1.2 救助措施缺乏灵活性,救助目标缺乏发展性 |
| 4.1.3 政策规定较为模糊,核定贫困执行难度大 |
| 4.2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执行存在的问题 |
| 4.2.1 救助工作人员执行政策角度 |
| 4.2.2 救助对象申请救助角度 |
| 4.3 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救助理念与贫困衡量理念相脱节 |
| 4.3.2 制度设计与救助工作相脱节 |
| 4.3.3 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相脱节 |
| 第五章 国内外类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模式借鉴与启示 |
| 5.1 “政府救助+市民帮扶”的上海模式 |
| 5.1.1 分类施保,以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为重点,“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 |
| 5.1.2 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衔接整合单向救助政策 |
| 5.1.3 培育民间组织,探索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机制 |
| 5.1.4 构建信息平台,探索“市民收入核对系统” |
| 5.2 “政府+商界+非政府组织”的香港模式 |
| 5.2.1 “在职贫穷”的界定与现状 |
| 5.2.2 香港解决在职贫穷的创新举措 |
| 5.3 “社会福利+个人发展账户”的美国模式 |
| 5.3.1 working poor群体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
| 5.3.2 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与个人发展账户 |
| 5.3.3 “台湾家庭发展账户”——美国模式的亚洲实践 |
| 第六章 完善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路径分析 |
| 6.1 发展救助理念,改革界定贫困标准 |
| 6.1.1 发展贫困概念,扩大救助覆盖面 |
| 6.1.2 发展核定贫困标准,实行梯度救助 |
| 6.1.3 发展救助目标,鼓励资产积累 |
| 6.2 创新救助机制,完善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 |
| 6.2.1 整合救助项目,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模式 |
| 6.2.2 建立新型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与运行体制 |
| 6.3 改革救助办法,联动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 |
| 6.3.1 分类施保、着重开展医疗与教育救助、建立个人发展账户 |
| 6.3.2 创新工作方法、推动救助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
| 6.3.3 挖掘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家庭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南通市港闸区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数据 |
（7）中国纪实摄影与平民意识的表征实践（1976-2014）（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核心概念 |
| 1.2.1 纪实摄影 |
| 1.2.1.1 世界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与概念延异 |
| 1.2.1.2 国内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 |
| 1.2.2 平民与平民意识 |
| 1.2.2.1 “平民”释义 |
| 1.2.2.2 “平民意识” |
| 1.2.3 范式理论与摄影范式 |
| 1.2.3.1 范式理论 |
| 1.2.3.1.1 库恩的范式理论 |
| 1.2.3.1.2 其他学科借用范式理论的件原则与条件 |
| 1.2.3.2 平民主义摄影范式：范式理论在摄影表征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纪实摄影研究 |
| 1.3.1.1 国内纪实摄影发展历程 |
| 1.3.1.2 纪实摄影概念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
| 1.3.2 国外纪实摄影研究与影响 |
| 1.3.2.1 世界纪实摄影发展历程 |
| 1.3.2.2 纪实摄影的社会功用研究 |
| 1.4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 |
| 1.4.1 表征理论 |
| 1.4.1.1 表征的运作 |
| 1.4.1.2 表征理论的适用性：构成主义的两种研究途径 |
| 1.4.2 表征理论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
| 1.5 研究方法、文本、意义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文本 |
| 1.5.3 研究意义 |
| 1.5.4 论文框架 |
| 2. 平民意识的兴起：改革初期的民间生活(1978-1990年代初) |
| 2.1 1980年代纪实摄影兴起的社会背景 |
| 2.1.1 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 |
| 2.1.1.1 8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 |
| 2.1.1.2 80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转型 |
| 2.1.2 198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思潮 |
| 2.1.2.1 人道主义思潮 |
| 2.1.2.2 文化寻根 |
| 2.2 1980年代的视觉建制 |
| 2.2.1 “四月影会”与“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 |
| 2.2.2 “西北风群体”与“中国摄影四十年——艰巨历程”摄影展 |
| 2.2.3 图书出版 |
| 2.3 代表摄影家与摄影作品 |
| 2.3.1 李晓斌：平民视角的开启 |
| 2.3.1.1 表征“上访者”与反思文革 |
| 2.3.1.2 记录改革开放之初的市民生活 |
| 2.3.2 朱宪民：寻根视角中的黄河百姓 |
| 2.4 1980年代纪实摄影表征平民的支配性范式 |
| 2.4.1 拍摄主题与场所 |
| 2.4.2 拍摄手法 |
| 2.4.3 构成范式的要素 |
| 3. 平民意识的发展：转型时期的底层图景(1992-2007) |
| 3.1 纪实摄影发展的社会背景：1992年以来的社会转型 |
| 3.1.1 1990-2007 年间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 |
| 3.1.2 1992-2007 年间中国城市的社会转型 |
| 3.2 1992-2007 年间的视觉建制 |
| 3.2.1 图片传播与图书出版市场 |
| 3.2.2 摄影研讨会议 |
| 3.2.3 纪实摄影展览 |
| 3.3 代表摄影家与摄影作品 |
| 3.3.1 迁徙的农民 |
| 3.3.1.1 为“庶民”立传：侯登科与《麦客》 |
| 3.3.1.2 从农村到城市：张新民镜头下的农民工迁徙 |
| 3.3.2 “灰镜头”中的底层与边缘人群 |
| 3.3.2.1 另类人生：赵铁林镜头下的底层性工作者 |
| 3.3.2.2 底层苦难：卢广镜头下的艾滋病村 |
| 3.3.3 少数民族的视觉影像志：王征镜头下的西海固回民 |
| 3.4 新世纪前后十年(1990-2007)纪实摄影表征平民的支配性范式 |
| 3.4.1 拍摄主题与反复出现的视觉要素 |
| 3.4.2 拍摄方法 |
| 3.4.3 构成范式的要素 |
| 4. 平民意识在网络语境中的演进：平民的自我表征(2008-2014) |
| 4.1 当下纪实摄影发展的社会背景 |
| 4.2 2008-2014 年间的视觉建制 |
| 4.2.1 纪实摄影奖项 |
| 4.2.2 网络纪实摄影传播平台 |
| 4.3 代表摄影家与摄影作品 |
| 4.3.1 平民的自我表征 |
| 4.3.1.1 底层自传：占有兵镜头下的农民工 |
| 4.3.1.2 边缘群体的影像发声：韩超镜头下的男同性恋群体 |
| 4.3.2 网络平台中的平民影像 |
| 4.3.2.1 平民日常生活经验的再现：《中国人的一天》 |
| 4.3.2.2 底层图景与公益性的凸显：《活着》与《存在》 |
| 4.4 2008-2014 年间纪实摄影表征平民的支配性范式 |
| 4.4.1 拍摄主体 |
| 4.4.2 拍摄题材 |
| 4.4.3 拍摄方法 |
| 4.4.4 构成范式的要素 |
| 5. 结论 纪实摄影30年：从表征平民到平民的自我表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1978-2014年间国内表征平民的纪实摄影作品一览表 |
| 附录2.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参评作品一览表 |
| 作者简历与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城市史视野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边缘、国家与城市 |
| (一) “现代国家”与其边缘 |
| (二) 边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三) 城市的双重身份 |
| 二、对学术前史之梳理 |
| (一) 单体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二) 兰州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三、时间范围及结构安排 |
| (一) 时间范围的界定 |
| (二) 框架设计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地理、文化与政治：近代兰州城市发展之背景 |
|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历史：自然空间下的城市 |
| 一、从渡口到交通中心：兰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
| 二、边界的意义：宋朝弃守兰州之争 |
| 三、消失的边界：从“秦西极边郡”到“西州首邑” |
| 第二节 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秩序的建立 |
| 一、肃藩驻地：西北政治中心地位的奠定 |
| 二、茶马贸易：西北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同治回乱、左氏入甘与兰州近代史的开启 |
| 第三节 辛亥一役与西北内陆秩序的崩溃 |
| 一、辛亥前后的兰州：陕甘总督的末路 |
| 二、兰州城里的督军：赵维熙、张广建与陆洪涛 |
| 三、走出兰州城：刘郁芬与甘肃统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与兰州中心地位的重建 |
| 一、“甘人治甘”及其思路的转变 |
| 二、控制甘肃：从雷马事变到邵力子入甘 |
|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经营 |
| 小结：政治管辖范围的变迁 |
| 第二章 边缘最“中国”：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典型的城市形态：城墙与城池 |
| 一、虚与实的边界：兰州的长城与城墙 |
| 二、矩形内城与完美比例 |
| 三、关大城小与商业力量的凸显 |
| 第二节 内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
| 一、内宫式格局：行政建筑格局的演变 |
| 二、空间构型：寺庙的数量与地位 |
| 三、城市肌理：街道名称与政治蕴意 |
| 第三节 城市人口结构与分层 |
| 一、机械式增长：人口数量与变化规律 |
| 二、以公务为主：人口职业与发展水平 |
| 三、权力与等级：人口分层与社会生活 |
| 四、禁令与误判：回民与清真寺 |
| 小结：边缘最“中国”的成因及意义 |
| 第三章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近代兰州市政建设的开展 |
| 第一节 “国家”的缺席与在场：清末民初的市政建设 |
| 一、协款的接济：清末市政的起步 |
| 二、从“不管”到“倒板”：民初市政的缓慢发展 |
| 三、“时间之刺激”：抗战初期市政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市政与国政：兰州市制的三次设立及其困境 |
| 一、兰州市政筹备处的两次裁撤 |
| 二、第三次筹备与兰州市政府成立 |
| 三、市政府与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
| 四、裁局改科与行政级别的降低 |
| 第三节 植树：近代兰州城市现代化的彰显 |
| 一、生态危机与植树造林运动的兴起 |
| 二、全国最早的中山林和植树节 |
| 三、“中正山”造林的政治意蕴 |
| 四、落后的市政与先进的林政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的反馈 |
| 第四章 边缘发展的困境：近代兰州经济成长的脉络 |
| 第一节 国家构建、转口贸易与交通发展 |
| 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
| 二、货物中转与长途贩运贸易 |
| 三、交通与内陆秩序的拓展 |
| 第二节 “早起步”：城市工业化的演进 |
| 一、“两局”的创办与兰州机器工业的发轫 |
| 二、清末新政与升允的长远规划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的停滞 |
| 第三节 “晚发展”：抗战时期的突飞猛进 |
| 一、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 |
| 二、重提左宗棠与工业化的压力 |
| 三、“大爆发”与工业化的进展 |
| 第四节 战时工业的发展动因：以毛纺织业为例 |
| 一、手工毛褐业与羊毛贸易 |
| 二、清末民初兰州织呢局的发展 |
| 三、兰州织呢局与其他织呢厂的对比 |
| 四、抗战以后兰州毛纺织业的兴盛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化困境 |
| 第五章 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与城市社会心态 |
| 第一节 “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现实 |
| 一、发现“新兰州”：从西北边疆到中国中心 |
| 二、兰州的“复活”：从“兰州中心说”到建都之争 |
| 三、边缘化与“兰州中心说”的现实 |
| 第二节 反抗边缘化：籍贯问题与群体冲突 |
| 一、兰州城市特质与籍贯问题的凸显 |
| 二、主客矛盾：政治斗争中的籍贯冲突 |
| 三、“包办教育”：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一 |
| 四、兰大学潮：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二 |
| 小结：国家现代化中的边缘心态 |
| 结语：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国家建构是边缘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二、边缘社会参与、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 |
| 三、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冲突 |
| 附录一 各历史时期的兰州城图 |
| 附录二 甘肃省政府职员籍贯结构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社会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实现机制及制度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社会建设 |
| 1.2.2 治理 |
| 1.2.3 社会协同 |
| 1.2.4 社会组织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设计与论文结构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数据与资料来源 |
| 1.4.5 论文结构 |
| 2 已有研究述评 |
| 2.1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2 政府与社会关系 |
| 2.3 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及社会协同 |
| 2.4 地方实践创新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
| 2.5 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论 |
| 3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
| 3.1 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协同治理 |
| 3.2 协同治理的社会成长 |
| 3.3 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
| 3.4 推进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构建 |
| 4 社会协同治理中的公民力量培育与社会成长 |
| 4.1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公民力量培育与社会成长 |
| 4.2 德清县引导“民间设奖”,给力社会自主治理 |
| 4.2.1 产生背景和基本情况 |
| 4.2.2 主要做法与实施成效 |
| 4.2.3 基本经验及存在限度 |
| 4.3 “桐庐百姓日”：尊重公民主体地位,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
| 4.3.1 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 |
| 4.3.2 主要做法与实施成效 |
| 4.3.3 基本经验及存在限度 |
| 4.4 案例比较分析 |
| 5 社会协同治理中的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 |
| 5.1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及管理探索 |
| 5.2 外来工自治组织：瑞安市外来人口管理协会 |
| 5.2.1 发展历程 |
| 5.2.2 自治机制与模式 |
| 5.2.3 成效和问题 |
| 5.3 外来工的参与式治理：海口市外来工之家 |
| 5.3.1 发展历程 |
| 5.3.2 参与机制与模式 |
| 5.3.3 成效和问题 |
| 5.4 协同治理,促进融合：慈溪市“和谐促进会” |
| 5.4.1 产生背景和基本情况 |
| 5.4.2 协同机制与运行成效 |
| 5.4.3 基本经验及存在限度 |
| 5.5 案例比较分析 |
| 6 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
| 6.1 社会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
| 6.2 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 |
| 6.2.1 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
| 6.2.2 制度化与法治化的成效 |
| 6.3 南山区招商街道“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
| 6.3.1 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
| 6.3.2 制度化与法治化的成效 |
| 6.4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
| 6.4.1 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
| 6.4.2 制度化与法治化的成效 |
| 6.5 案例比较分析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 一、海岸线变迁 |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 (一) 方志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海口市48家工厂职业危害状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2019年海南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分析[J]. 阙凌云,李宾,金蕾. 职业与健康, 2020(22)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3]风险的传播与传播的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社交媒体研究[D]. 董玮佳. 吉林大学, 2018(01)
- [4]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5]我国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为例[D]. 梁萍. 海南大学, 2016(08)
- [6]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研究 ——以南通市港闸区为例[D]. 陆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7]中国纪实摄影与平民意识的表征实践（1976-2014）[D]. 禹夏. 浙江大学, 2015(12)
- [8]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D]. 邵彦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9]社会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实现机制及制度保障[D]. 任泽涛. 浙江大学, 2013(01)
- [10]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