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支书在竞选中产生（论文文献综述）
梁洁[1]（2020）在《“富人治村”困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河北Y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世纪初,我国政府提出将“带领致富”的经济精英纳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政策。在“双强双带”政策背景下,乡村富人群体逐渐成长为村治主体,这既是受到了复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是国家政策引导的结果。随着乡村中的富人逐渐转变为村庄的治理主体,先富能人参与村庄治理也展现出一些问题。文章从精英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从政府、富人群体、普通村民三方面分析富人治村现象产生的原因,以Y村为例分析富人治村的实践现状,以及着重对其发展所陷入的困境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文章以此为基础,尝试从监督机制建立,规范治理方式等角度提出促使富人治村摆脱治理困境的可实施措施。文章整体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这章主要内容为对富人治村研究背景的介绍,以及对其他学者在相关方面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二章,这一部分从微观视角切入,分析富人治村现象产生的原因。文章以调研地Y村为切入点,对Y村村庄治理主体从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变迁的历史进行思考,重点从政府引导、富人自身的理性选择以及村民的利益权衡三方面对富人治村现象的产生进行探究。第三章,主要从政治生活、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对富人治村的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探究富人治村现象的出现对基层民主自治产生了何种影响。文章从治理主体变革与治理方式变革两个角度出发,探究经济精英作为村庄治理主体对基层民主治理产生的双重影响。第四章,主要从富人村干部个人需求与公共权力的冲突以及村级分利秩序出现两个方面思考富人治村在实践过程中陷入的困境,并从监督机制的缺失;富人村干部村治方式培训机制的缺位;民主选举过程中存在隐性非公平现象三个方面分析富人治村陷入困境的原因。第五章,通过以上部分对富人治村现象的剖析,主要对如何使富人治村摆脱困境的对策进行深入思考。文章主要围绕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三个主体进行思考,探索从乡镇政府建立对村治工作的监督机制,完善对村干部的审查与培训机制以及提升村民与富人村干部之间的制衡能力来探索富人治村摆脱困境的途径。
陈瀚睿[2]（2019）在《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变动研究 ——以陕西省H县N村的精准扶贫过程为例》文中提出扶贫政策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伟大举措。它的实施对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对扶贫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不足,为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出发点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利用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等收集了陕西国家级贫困县H县N村的自然条件、人文历史、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扶贫实践等实际资料。通过对资料的分析,阐释了村庄日常生活秩序变化过程的逻辑关联。我国自20世纪以来扶贫已实施数年,在扶贫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困境,对乡村实施扶贫的过程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国家通过精准扶贫试图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调动大量的党政机关人员参与其中,使其与基层社会发生联系,这既是治理乡村秩序的措施,也是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研究发现:以精准扶贫实践为代表的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下,N村以下方面发生了变化:1.政治方面。国家从中央至地方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的输入对村庄内生秩序产生了影响,加速了村庄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内卷化的出现,扶贫过程中精准扶贫的困境造成村庄日常生活秩序发生嬗变并与国家政权建设一同推进。2.经济方面。通过对精准扶贫的实际调查,大量的扶贫产业都是在已有产业的基础上纳入了扶贫相关的生产要素,进而开展了乡村经济秩序的图景和乡村日常生活中经济秩序的再生产。3.文化方面。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和传统权威相互作用。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文化的传播也都在影响着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文化形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双重重构下,村庄的文化秩序也受到了冲击,秩序的三层维度依次递进产生变化。乡土社会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面对近百年历史的社会变迁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外部秩序的变化对文化形式的影响,讨论日常生活的秩序核心即文化核心发生了哪些变化。
万磊[3]（2020）在《理与义：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与精英 ——鲁西南东县的个案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中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资本下乡的过程本质上反映出经济基础与上层的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资本理性与乡土道义的关系与持久争论。资本下乡过程中,资本理性与乡土道义的平衡,不能仅从资本或乡村治理单一方面出发进行考察,而应从双方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探讨。本文在实证调查基础上,通过多个案对比分析,探讨资本下乡中资本的逐利性与乡村治理中的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并从不同类型的比较中发现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资本与精英不同组合类型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并寻找抑制资本负面效应激励其正面效应的关键机制。本文从工商资本下乡的视角切入,围绕资本下乡过程中三种不同的乡村治理类型展开探讨,着重分析不同村庄中外来资本与内生精英的关系情况,尝试提炼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的融合与分离的互变关系。在资本主导精英的村庄,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能人与政治权威两种不同身份合二为一,拥有资本的经济能人不仅主导了资本下乡,还主导了村庄治理,资本处于主导地位,精英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导下与内生治理建立了融合性的关系,形成了主导型治理。在资本与精英合作治理的村庄,村庄在发展主动引入资本,资本的影响力和精英的参与能力都很强,资本与精英相互合作,双方都无法形成对于对方的主导地位,下乡资本能够与以精英为核心的内生治理实现融合,资本的逐利性与乡村治理多元属性实现了兼容与互利。在资本与精英竞争的村庄,资本为了顺利下乡和发展,不得不借助精英等的内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也能与内生治理建立融合性的关系,但是由于资本的影响力有限,精英拥有较多的优势地位,就造成了外来资本与内生精英之间的博弈。通过多个案比较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资本下乡是否会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取决于资本的影响力和精英的参与能力。在资本下乡后的村庄,资本是关键的外来要素,精英是内生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两者相互作用影响乡村治理。第二,资本下乡对乡村治理带来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取决于资本与内生精英的关系调适情况。下乡资本与内生精英关系调适得当,就能促进乡村治理;下乡资本与内生精英关系调适失当,就会对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冲击。第三,资本下乡的消极影响可以通过治理结构调整加以避免,通过新的治理机制安排实现良性调适。同时,资本的影响力和精英参与能力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主导型、合作型、依附型和博弈型四种不同的资本一精英组合治理形态,四种治理形态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会随着资本与精英两者的变化而改变。本文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起融合性治理机制,促进资本下乡发挥积极作用。
王荣[4]（2020）在《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文中提出村民自治起源于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现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乡村一直在国家控制体系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天下未稳农村先稳,天下未乱农村先乱。怎么处理好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当前,对村民自治而言,由于现实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当初的设计者们未能预料的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对此,学界多从共时性的角度,对这项制度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然而,村民自治从历史传统、孕育产生、发展嬗变到效能提升,自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规律,这个逻辑与规律,又始终离不开国家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既立足村庄,又跳出村庄看自治,才能形成较为深刻、完整的认识。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看,村民自治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中国的“化国家为天下”转为近代以来的“化天下为国家”,继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随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进程而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国家”建设步伐加快,村民自治从最初的地方性探索开始,逐步具备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的制度要素,并形成了统一模式向全国推广。但是,具备了民主的制度要素,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相应的民主效能。相反,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效能不足的普遍困境,民主的实践机制不能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因此,必须对民主的制度要素与民主的实践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自治单元、自治载体和自治形式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和新路径,找出让制度要素真正落地生根、有效贯彻实施的方法和机制。
杨玉珍,黄少安[5]（2019）在《民营企业家治村中捐赠行为的诱发因素和潜在问题——基于河南省H县3个全国文明村的调查》文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参与乡村治理、捐赠乡村建设民营企业家捐赠行为的诱发因素及捐赠引发的问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论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河南省H县三个全国文明村民营企业家治村的捐赠行为进行调研和访谈,实证分析了捐赠行为发生前的诱发因素和发生后的潜在问题。主要结论有:（1）民营企业家具备情感在乡的个人特征,这是内因。制度环境、乡镇政府、村民等不同层次的信任是外因,外因作用于内因上使民营企业家回乡治村且成功任职。（2）任职成功后的民营企业家进行乡村治理、村庄资源整合需要村民更高层次的信任,村民高层次的信任需要企业家自身的高声誉,民营企业家这种高声誉高信任诉求是诱发其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3）捐赠行为发生后,具有高信任高声誉的企业家可能存在败德行为,民营企业家捐赠式治理对普通村民产生政治排斥,产生基层政府职能缺位与权威合法性转移,导致所在企业的行政化与可持续投入压力,出现农民的帮扶依赖与集体失语等问题。（4）民营企业家治村的捐赠模式难以通过政策引导进行复制,但各级主体信任与动员下民营企业家任村主职干部这种"选人用人"机制可以借鉴。
黄菊[6]（2019）在《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研究 ——以西安市B区D街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在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步伐加大、美丽乡村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村委会选举就变得至关重要。如何通过村委会选举选出合格的村委会成员不仅关系着村民的生活质量,也关系着整个农村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笔者通过调查了解2018年西安市B区D街道第十次村委会选举的全过程,发现在现有村委会选举制度下,存在村民参与率有限、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委会和村支部不合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村民认为选举与自身利益相关性较小、村民流动性加大,民主和司法监督仍需完善,现行村委会选举制度自身存在缺陷等有关。针对目前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在充分调动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前提下,寻求更加有效的候选人推举办法;加大民主和司法监督力度,确保选举的有效性;明确并规范基层政府选举过程中的职责及后续村干部管理;协调两委利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模范带头作用等。
毛呷呷[7]（2019）在《凉山彝族家支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凉山州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凉山彝区乡村是一个家支传统浓厚的社会,家支是传统彝族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载体,作为彝区乡村权力网络的内生性组织机构,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政权与地方之间作用的桥梁,地方权威与国家政权对于一个彝区乡村治理的发展而言其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凉山彝族社会,因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礼俗、价值观念等,其乡村治理势必会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质和治理特征。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于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对凉山彝区乡村治理的研究就有必要先了解彝族村落的权力网络格局,家支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定性分析家支在基层民主自治和公共事务管理等中的作用,从而阐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功能,客观评估达到的效果。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凉山彝区偏于内部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下,如何将国家政权与本土文化和地方权威有机结合,以避免彝区基层政权建设内卷化,推动凉山彝区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鉴于此,本论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作为个案,将国家政权嵌入凉山彝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中,还原凉山彝区乡村治理的真实具象,深入考察凉山彝区乡村不同权利主体和利益阶层的动态变化,以及凉山彝区乡村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效应。分别从传统彝区乡村治理概况,彝区社会乡村治理主体变迁,家支与乡村治理展开,家支与村治互动的绩效评估,家支背景下推进彝区乡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做了实证研究。并结合现代化进程中彝区乡村的改变,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来深描民族文化、价值形态主导下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中家支的转型变迁。论文结构主要如下:第一章描述了洒瓦洛且博村概况,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农作、行政区区划沿革,并梳理了洒瓦洛且博村历史上各时期的土司统治和社会形态,家支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元朝土司制度、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后,以及奴隶制血统等级制下,不同彝族社会结构时期中央王朝对彝区的不同政策,和彝族村落的社会状态。着重记述了民主改革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家支组织在彝族社会的不同境遇,以及改革开放后家支复兴后的乡村治理。第三章探讨了家支精英与体制内村干部作为乡村的治理主体,对凉山彝区基层民主政治的“双轨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凉山彝区乡村不同利益主体以及家支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凉山彝区乡村的权力结构。第四章从村级民主自治、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产品供给、扶贫开发等维度,论述了加强国家政权与基层实践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权力文化对基层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同时,客观分析了家支在乡村治理中的不利影响。第五章肯定了家支在凉山彝区民众文化生活、情感交流、精神需求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功能和效益。定性分析了彝区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社会转型时期,家支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变。第六章提出可行性路径建议,研究认为在凉山彝区乡村治理,家支是基层政府的有效补充,家支组织与国家权力在村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是良性互动的过程。作为地方传统资源,其自身也在适应和调整,应当通过创新彝区乡村治理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打破地方家支固化格局,引导和发挥家支的规范作用,优化家支的治理功能,才是符合凉山彝区乡村治理实践需要的合理途径。
车利利[8]（2019）在《鼓子秧歌作为乡村仪礼的当代变迁 ——以商河县车家村为例》文中提出年节,是当地村落互赠礼物最频繁的时期。鼓子秧歌是当地村落只在年节期间表演的大型民俗活动。本文将当地鼓子秧歌这一民俗活动放置在年节期间村落礼物交换语境中加以深描,从乡村仪礼的视角解读村民在庙前祭拜、村际串演、政府门前汇演的秧歌民俗活动,阐释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跑秧歌群体的变化、跑秧歌的动因以及鼓子秧歌本体的变迁。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四部分和结语: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一部分描写鼓子秧歌的表演体系。细描了19世纪50年代鼓子秧歌的角色、服装及道具;并描绘了车家村常跑的“场子”,阐释了场子寓意,概括了场子之间的转换规律。第二部分是写传统村落鼓子秧歌的仪礼性展演。将鼓子秧歌作为三种仪礼类型进行深描与分析,阐述了各自的运作程序、交换原则以及对村落的文化功能。鼓子秧歌作为乡村仪礼对于维持村落秩序、维护村际关系、调节村落氛围具有重要作用。村民能够在送秧歌的过程中用肢体语言宣泄情绪、表达思想,获取归属感与荣誉感。第三部分主要描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秧歌仪礼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中,村落发生了剧烈变迁,鼓子秧歌也逐渐“咕咕”不起来了。然而县城自发组织的秧歌队却如火如荼,通过跑秧歌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深入挖掘了村落秧歌队“咕咕”不起来的原因,县城自发秧歌队的特征、兴盛原因以及秧歌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以鼓子秧歌为主线描述了村落的变迁,当地农村人从村落到城市所产生的情感缺失,从秧歌中能获得怎样的情感慰藉等。鼓子秧歌自身的表演形式与表演内容也发生了一系列变迁。结语部分是对本文的回顾与总结,指明对鼓子秧歌的传承与创新,需要从对鼓子秧歌自身的关注转移到对当地民众的关注。
吴景铭[9]（2018）在《村庄社会转型期村委会主任领导力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对3省7村的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统村庄向现代村庄的步伐转型明显加快,在这一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很多村级治理的问题,很多村庄呈现出缺少发展活力的“颓势”。在此情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实现乡村振兴就离不开对村级治理的重要领导者——村主任的研究。好的村庄治理,需要好的村庄领导者带领村民共同实现村庄的变革。近年来,有很多关于村庄治理的宏观的视角研究,而从微观的视角对村庄治理的分析则比较薄弱。该研究从较为微观的领导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运用质的研究方法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围绕当前村主任领导力供给问题对3个省市的7个村庄的26个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观察,并综合运用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权变领导理论、领导替代理论以及约翰·科特的领导过程的思想构建了领导力供给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调研材料和文献资料进行深度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村主任的领导力供给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村主任在领导特质方面,缺少变革的冒险精神、村主任的责任感不足和关系网络资源也比较有限;第二,村主任在领导行为的供给上存在着支持型领导和指导型领导行为的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村主任在领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村主任的愿景供给不足、联合村民的不足、缺少激励村民的必要手段。研究还发现,影响村主任领导力供给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领导团队的情境因素,包括村委会成员高龄化以及村委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问题;二是村民情境因素,包括村民的老龄化与空心化削弱了领导力的下属基础以及少数村民的工作动机不足两个方面;三是村庄组织的情境因素,包括村庄经济的“去集体化”对村主任动员力的考验、“选票导向”导致村主任的领导力供给不足和“趋利性”的现代乡村文化对领导者的动员力产生替代效应三个方面;四是上级领导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村支书的影响、乡镇政策限制、上级领导者领导力和乡镇政府管理机制对村主任领导力提升空间的限制。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针对村主任领导力提升的路径提出建议,强调:应重视加强领导团队建设,培养优秀的领导特质;提高村主任领导过程中的领导力供给水平;村主任应该继续加强支持型和指导型领导行为的供给;乡镇领导者也应给予村主任更多的领导支持。
李庆召[10]（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二、村支书在竞选中产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村支书在竞选中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1）“富人治村”困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河北Y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共同富裕理论下的“先富带动后富” |
| 1.1.2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1.1.3 富人参与村民自治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4.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2 理论依据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富人治村现象的出现 |
| 2.1 Y村的概况阐述 |
| 2.1.1 Y村地理与经济概况 |
| 2.1.2 Y村治理主体变迁史 |
| 2.2 富人治村现象产生原因分析 |
| 2.2.1 政府的引导 |
| 2.2.2 富人群体的理性选择 |
| 2.2.3 普通村民的利益权衡 |
| 第三章 精英治理视角下富人治村实践呈现 |
| 3.1 富人治村对村庄发展的影响 |
| 3.1.1 政治生活——新党员组成结构转变 |
| 3.1.2 经济生产——协调作用向带领作用转变 |
| 3.1.3 文化生活——单调向丰富转变 |
| 3.2 富人治村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影响 |
| 3.2.1 治理主体变革的双重影响 |
| 3.2.2 治理方式变革的双重影响 |
| 第四章 富人治村的困境问题分析 |
| 4.1 富人治村困境问题展现 |
| 4.1.1 富人个人需求与公共权力的冲突 |
| 4.1.2 村级分利秩序的出现 |
| 4.2 富人治村困境问题的成因 |
| 4.2.1 针对富人村干部治理行为缺少监督 |
| 4.2.2 针对精英角色转换缺少培训机制 |
| 4.2.3 针对选举中隐性非公平缺少应对 |
| 第五章 思考与对策 |
| 5.1 建立多方位监督机制 |
| 5.1.1 乡镇政府——加强监督力度 |
| 5.1.2 普通村民——提升监督能力 |
| 5.2 完善选前审查与岗前培训机制 |
| 5.3 提升普通村民的制衡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变动研究 ——以陕西省H县N村的精准扶贫过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村庄空间 |
| 1.3.2 村庄秩序 |
| 1.4 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依据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H县及N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
| 2.1 H县概况 |
| 2.1.1 H县地理概况 |
| 2.1.2 H县人文与经济概况 |
| 2.1.3 C镇概况 |
| 2.1.4 N村概况 |
| 2.2 H县精准扶贫的政策的变化 |
| 2.3 N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概述 |
| 2.3.1 建档立卡帮扶情况 |
| 2.3.2 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 |
| 2.3.3 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扶贫模式 |
| 2.3.4 产业发展带动脱贫 |
| 2.4 N村扶贫资源的分配 |
| 2.4.1 N村扶贫对象的认定 |
| 2.4.2 争当贫困户 |
| 2.5 精准扶贫实践与村庄日常生活秩序的变动 |
| 第3章 乡村政治生活秩序的变化 |
| 3.1 村庄权力公共性的回归 |
| 3.2 扶贫资源的非均衡分配 |
| 3.3 乡村治理的“程式化”及其矫正 |
| 3.4 乡村干部的“离土化”与“归乡” |
| 3.5 N村的“闹心”选举 |
| 3.6 “能人”治村的转型 |
| 第4章 乡村经济生活秩序的改变 |
| 4.1 区域间的经济分工 |
| 4.2 吸纳型扶贫产业 |
| 4.3 面向市场的小农生产 |
| 4.4 往返城乡的上班族 |
| 4.5 小结 |
| 第5章 乡村文化生活秩序的改变 |
| 5.1 从别村的社火到N村的锣鼓队 |
| 5.2 “人情”往来的新风尚 |
| 5.3 陋习的革除 |
| 5.4 户籍分离与老年家庭的产生 |
| 5.5 松散又紧密的乡村共同体 |
| 第6章 乡村日常生活秩序的变动 |
| 6.1 村庄日常秩序的变迁 |
| 6.2 乡村的经济社会网络 |
| 6.3 现代文化对传统权威与文化的冲击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理与义：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与精英 ——鲁西南东县的个案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一) 理与义的对立:资本与治理的冲突论 |
| (二) 理与义的交织:资本与治理的融合论 |
| (三) 理与义的疏离:资本与治理的无关论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三、分析视角与研究假设 |
| (一) 分析视角:过程-事件中的主体互动分析 |
| (二) 研究假设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振兴 |
| (二) 资本下乡 |
| (三) 乡村治理 |
| (四) 乡村精英 |
| 五、研究设计、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框架设计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资本主导精英:主导型治理 |
| 一、资本返乡与治理重构 |
| (一) 乐村之“乱”:失序的村庄 |
| (二) 政府动员与能人回请 |
| (三) 资本化精英的权威塑造 |
| 二、资本治村:分配式治理与有限整合 |
| (一) 外力引入与策略性管理 |
| (二) 经营村庄与一致性行动 |
| (三) 股份合作与协作秩序 |
| 三、资本下乡中的高效动员与治理风险 |
| (一) 乡村公共性重构与有序治理 |
| (二) 利益、控制与集体经济崛起 |
| (三) 资本主导下的精英治村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精英合作:合作型治理 |
| 一、引资入村:集体与农民的主动呼唤 |
| (一) 山背村的穷:资源、产业与农民 |
| (二) 乡土精英与发展型治理 |
| (三) 资本进村:乡土情感中的理性选择 |
| 二、引地入股:乡村对接资本的组织平台 |
| (一) 土地吸纳中的关系调节 |
| (二) 合作社:兼具市场与乡土的纽带 |
| (三) “权力—资本”有效整合下的产业发展 |
| 三、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协调与开放治理 |
| (一) 作为“双管理者”的村治精英 |
| (二) 权责对等与村社自主 |
| (三) 利益联结与均衡秩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资本精英竞争:博弈型治理 |
| 一、资本主动下乡:寻求利益的理性选择 |
| (一) “平稳”的村庄:资本下乡的环境 |
| (二) 乡土联系与资本特性 |
| (三) 联结机制:资本、农户与村庄精英 |
| 二、治理博弈:新权威崛起与权力平衡 |
| (一) 两个合作社之争 |
| (二) 村、社关系的紧张 |
| (三) 从经济到政治:新精英的出现 |
| 三、多元化主体与权威再造 |
| (一) 权力争夺:村庄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
| (二) 秩序结构的分化与重组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问题回应 |
| 二、资本、精英与乡村治理形态 |
| 三、资本下乡中的融合性治理机制构建 |
| 四、研究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与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文献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思路 |
| 1.3.3 文献基础 |
| 1.4 样本个案:村庄概况 |
| 第二章 化国家为天下:自治的传统与底色 |
| 2.1 化外之区:中华帝国的边缘 |
| 2.1.1 作为朝贡国的汉代“扶余国” |
| 2.1.2 作为羁縻州的唐代“渤海国” |
| 2.1.3 辽金元明清时期地方管理的加强 |
| 2.2 移民之地:多姓村庄的融铸 |
| 2.2.1 第一波移民浪潮:清初的招民放垦 |
| 2.2.2 第二波移民浪潮:乾嘉时期的禁关令与流民的“闯关东” |
| 2.2.3 第三波移民浪潮:清末的弛禁与民国的屯垦 |
| 2.2.4 北老壕多姓村庄的形成 |
| 2.3 关外之乡:熟人社会的形成 |
| 2.3.1 地缘关系与身份认同 |
| 2.3.2 亲属关系与社会网络 |
| 2.3.3 村庄习俗与乡民性格 |
| 第三章 化天下为国家:“民族—国家”视野下自治的试验 |
| 3.1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尝试 |
| 3.1.1 清末新政时的城镇乡自治 |
| 3.1.2 民国初期的地方自治 |
| 3.1.3 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 |
| 3.2 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乡村秩序的动员性整合 |
| 3.2.1 土地改革运动 |
| 3.2.2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3.2.3 基层等额选举 |
| 3.3 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型:国家权力的全面渗透 |
| 3.3.1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3.3.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3.3.3 “民主办社”的实施效果 |
| 第四章 民主的制度要素:“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4.1 体制的转型:乡村社会的秩序重构 |
| 4.1.1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的社会失序 |
| 4.1.2 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 |
| 4.2 压力的转换:“海选第一村”的诞生背景 |
| 4.2.1 整党运动:“海选”的政治背景 |
| 4.2.2 基层矛盾:“海选”的内生动力 |
| 4.2.3 整顿干部:“海选”的直接动因 |
| 4.3 制度的转轨:“海选第一村”的正式诞生 |
| 4.3.1 “三不原则”的提出 |
| 4.3.2 “海选程序”的确定 |
| 4.3.3 从地方到全国:“海选”模式的推广 |
| 第五章 民主的实践机制:“民主—国家”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 |
| 5.1 自治与他治:农业税时代“双重压力”下的村民自治 |
| 5.1.1 行政规制自治:村委会有限的公共财务权 |
| 5.1.2 行政预留空隙:村委会充分的矛盾调解权 |
| 5.1.3 行政指导自治: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和管理 |
| 5.1.4 行政覆盖自治:农村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 |
| 5.2 无作为与不合作: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和村民 |
| 5.2.1 “村财乡管”和村庄财政空壳 |
| 5.2.2 村委会职能不全和村务管理不善 |
| 5.2.3 自治主体缺位和农户参与冷漠 |
| 5.3 不规范与低效能:当前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挑战 |
| 5.3.1 民主选举不规范 |
| 5.3.2 民主决策不充分 |
| 5.3.3 民主管理不理想 |
| 5.3.4 民主监督不到位 |
| 第六章 小结与展望 |
| 6.1 自治的单元:“大传统”还是“小传统” |
| 6.2 自治的载体:传统宗族组织还是现代合作组织 |
| 6.3 自治的主体:村干部还是村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营企业家治村中捐赠行为的诱发因素和潜在问题——基于河南省H县3个全国文明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诱发捐赠行为的文献述评 |
| (一)诱发企业家捐赠行为的因素 |
| 1. 利他主义与企业战略性需要。 |
| 2. 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需要。 |
| (二)诱发民营企业家治村捐赠行为的因素 |
| 三、捐赠行为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
| (二)样本村的基本情况 |
| (三)民营企业家任职特征、捐赠行为及声誉报酬 |
| 1. 民营企业家的任职特征。 |
| 2. 民营企业家的捐赠行为。 |
| 3. 民营企业家的声誉报酬。 |
| 四、捐赠行为的诱发因素 |
| (一)制度环境的信任 |
| (二)乡镇政府的信任与动员 |
| (三)村民的信任与选择 |
| (四)民营企业家个人特质与声誉 |
| (五)民营企业家治村的高信任和高声誉诉求 |
| 五、捐赠行为产生的潜在问题 |
| (一)高信任高声誉可能产生败德行为 |
| (二)道德驱动的不稳定性和政治排斥 |
| (三)政府职能缺位与权威合法性转移 |
| (四)企业的行政化与可持续投入压力 |
| (五)农民的帮扶依赖与集体失语 |
| 六、结语与延伸思考 |
（6）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研究 ——以西安市B区D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村委会选举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
| 2.1.2 村民自治相关理论 |
| 2.1.3 党的领导相关理论 |
| 2.2 村委会选举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2.1 村民委员会 |
| 2.2.2 村委会选举制度现行政策及法律法规 |
| 第三章 西安市B区D街道村委会选举现状 |
| 3.1 西安市B区 D街道村委会选举情况概述 |
| 3.2 西安市B区 D街道村委会选举情况调查 |
| 3.2.1 调查方法、对象和过程 |
| 3.2.2 现行选举制度下B区 D街道的选举现状 |
| 3.2.3 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及选举结果反馈 |
| 第四章 当前制度下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 |
| 4.1 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部分村组主动参与度不高 |
| 4.2 选委会过度依赖基层政府 |
| 4.3 宗族观念影响村民主观投票行为 |
| 4.4 村委会与村支部不和导致村民利益受损 |
| 第五章 选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利益相关性较小、村民流动大导致村民主动参选积极性不高 |
| 5.2 选委会成员能力经验不足导致基层政府在选举中工作范围扩大 |
| 5.3 相关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
| 5.4 村委会和村支委存在分歧 |
| 第六章 完善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建议 |
| 6.1 多措并举确保选举的有效性 |
| 6.2 明确基层政府选举过程中的职责及后续村干部管理责任 |
| 6.3 加强民主监督和司法监督 |
| 6.4 充分发挥党组织带头作用协调两委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7）凉山彝族家支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凉山州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和现有研究状况 |
| 一、有关家支研究回顾 |
| 二、乡村治理的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本选题创新点 |
| 二、本选题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凉山州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田野调查概况 |
| 一、四开乡基本情况 |
| 二、地质、植被、水利资源 |
| 三、洒瓦洛且博村地理位置、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洒瓦洛且博村历史上的土司统治和家支 |
| 一、洒瓦洛且博村历史概况 |
| 二、近代阿硕兹莫的土司乡村管理 |
| 第三节 洒瓦洛且博村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
| 一、解放前的洒瓦洛且博村势力划分 |
| 二、解放后洒瓦洛且博村的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凉山彝族各历史时期的家支与乡村治理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家支”与凉山彝区乡村治理 |
| 一、历史上的凉山彝族传统社会 |
| 二、传统彝族社会的家支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家支与凉山彝区乡村治理 |
| 一、民主改革时期的家支与乡村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家支”与乡村治理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家支”与乡村治理 |
| 第三章 洒瓦洛且博村家支与乡村治理主体变迀 |
| 第一节 洒瓦洛且博村多元并存的治理主体 |
| 一、洒瓦洛且博村的治理主体分类 |
| 二、洒瓦洛且博村各家支来源 |
| 三、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村两委 |
| 第二节 家支与彝区乡村基层政权 |
| 一、家支与村干部 |
| 二、家支与乡村政权的互动 |
| 三、家支关系影响彝区乡村社会秩序 |
| 第三节 家支与普通村民 |
| 一、家支会议 |
| 二、整理编撰家支谱系 |
| 三、家规 |
| 第四章 洒瓦洛且博村的家支与乡村治理 |
| 第一节 家支对乡村民主政治的补充 |
| 一、家支成员高度参与 |
| 二、家支对乡村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家支 |
| 一、乡村法治建设中的家支 |
| 二、基层政府决策管理中的有效表达 |
| 三、洒瓦洛且博村公共设施建设中的家支参与 |
| 四、家支中薪给阶层的影响 |
| 第三节 扶贫开发中家支作用 |
| 一、洒瓦洛且博村扶贫开发任务 |
| 二、贫困户识别中的家支作用 |
| 三、脱贫工作中的家支作用 |
| 第四节 基层政府管理职能中的家支参与 |
| 一、禁毒工作中的家支 |
| 二、对基层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弥补 |
| 三、协调处理乡村社会关系和矛盾 |
| 第五节 家支对彝区社会生活的不利影响 |
| 一、传统家支制度的势力增加基层行政难度 |
| 二、家支对乡村社会治安的不利影响 |
| 三、家支对婚姻的作用和影响 |
| 第五章 洒瓦洛且博村家支与村治的互动成效 |
| 第一节 家支与正式组织的配合 |
| 一、家支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内在张力 |
| 二、家支对村民自治的社会监督 |
| 第二节 家支的文化功能 |
| 一、家支活动的社会教化 |
| 二、繁荣村落精神文化生活 |
| 三、洒瓦洛且博村的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 |
| 第三节 “规模效益”下家支组织的经济功能 |
| 一、信任关系与乡村生产的有效合作 |
| 二、互惠规范与乡村中的家支运作 |
| 三、参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 |
| 第四节 当前彝区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乡村基层干部的境遇 |
| 二、凉山彝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凉山彝区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四开乡洒瓦洛且博村的现代化进程 |
| 一、洒瓦洛且博村乡村治理的变化 |
| 二、彝族村落血缘家支等级的转变 |
| 第六章 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彝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将家支“势力”转化为治理“资源” |
| 一、加强制度创新 |
| 二、促进家支转化参与乡村治理 |
| 第二节 发展彝区乡村经济增强村民自治物质基础 |
| 一、积极改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
| 二、发展乡村经济是完善彝区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 |
| 第三节 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乡村治理 |
| 一、参与乡村公共管理的权威角色及其调整 |
| 二、吸纳家支参与村落事务 |
| 三、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治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鼓子秧歌作为乡村仪礼的当代变迁 ——以商河县车家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对鼓子秧歌本体的研究 |
| 2.对鼓子秧歌的民俗学、表演学、人类学研究 |
| 3.其他基于村落的民俗艺术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田野调查法 |
| 2.文献分析法 |
| (四)车家村概况 |
| 一、鼓子秧歌的表演体系 |
| (一)角色、服装及道具 |
| (二)“场子”寓意及演变规律 |
| 1.“场子”寓意 |
| 2.演变规律 |
| 二、传统村落鼓子秧歌的仪礼性展演 |
| (一)鼓子秧歌展演的节日情境 |
| (二)菩萨祭:阴阳两界的互酬 |
| 1.菩萨祭:秧歌队员对菩萨的礼物呈献 |
| 2.菩萨祭给秧歌队员的报偿 |
| (三)串村:村落间的仪式性礼物馈赠 |
| 1.相互串村的村庄:村落的亲友圈 |
| 2.送礼、受礼与回礼的义务 |
| 3.“穿衣、吃饭、亮家当”:村落经济实力的展示 |
| 4.热情款待:甲村的荣誉与乙村的慷慨 |
| (四)官方话语与鼓子秧歌 |
| 1.外角剧目里的微政治 |
| 2.官民之间意识形态的互动 |
| 三、现代化进程中秧歌仪礼的嬗变 |
| (一)村落“咕咕”不全的秧歌队 |
| 1.不公平的分疙瘩枣 |
| 2.宁管千军万马,不管一帮杂耍 |
| 3.半耕半工模式下的村落空心化 |
| (二)县城自发秧歌队的兴盛 |
| 1.草根儿队队员的同质性 |
| 2.每晚跑秧歌:日常生活中的“静”与“净” |
| 3.乡愁:美好的童年回忆,被怀念的质朴与真诚 |
| 4.秧歌魂:鼓子秧歌内涵的重塑与认同 |
| 5.比赛名次:被政府与专业人员评定的荣誉 |
| 6.强身健体 |
| (三)表演类型的削减与艺术形式的变迁 |
| 1.逝去的村落展演 |
| 2.外角剧目的固化 |
| 3.舞姿韵味的消散 |
| 4.场子类型的失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村庄社会转型期村委会主任领导力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对3省7村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村主任领导力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领导下属的研究 |
| 三、关于领导团队的研究 |
| 四、关于组织(村庄)情境的研究 |
| 五、关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村庄与村主任 |
| 二、领导与领导力 |
| 三、领导力供给 |
| 四、村庄社会转型期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综合权变领导模型 |
| 一、领导特质理论 |
| 二、领导行为理论 |
| 三、权变领导理论 |
| 四、领导替代理论 |
| 五、约翰·科特的领导过程思想 |
| 六、综合权变领导模型：关于理论的整合与理论框架的建立 |
| 第二章 村主任领导力供给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村主任领导特质问题分析 |
| 一、村主任缺少引发变革的冒险精神 |
| 二、村主任的责任感不足 |
| 三、村主任的关系网络资源有限 |
| 第二节 村主任领导行为的问题分析 |
| 一、支持型领导行为需求提升与供给的相对不足 |
| 二、指导型领导行为供给不足 |
| 第三节 村主任领导过程的问题分析 |
| 一、村庄愿景领导供给不足 |
| 二、联合村民不足 |
| 三、缺少激励 |
| 第三章 影响村主任领导力供给的情境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领导团队成员障碍 |
| 一、高龄化的村委会成员 |
| 二、村委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
| 第二节 村民的变化使村主任领导力供给面临巨大挑战 |
| 一、老龄化与空心化削弱了领导力的群众基础 |
| 二、少数村民的工作动机不足 |
| 第三节 村庄情境对村主任领导力供给的影响 |
| 一、村庄经济的“去集体化”对村主任动员力的考验 |
| 二、“选票导向”影响村主任的领导力供给不足 |
| 三、“趋利性”的现代乡村文化对领导者的动员力产生替代效应 |
| 第四节 上级领导者是村主任领导力的“天花板” |
| 一、乡镇政策限制村主任领导变革的空间 |
| 二、上级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影响村主任的领导力供给 |
| 三、不合理的乡镇管理制度限制村主任领导力供给 |
|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村主任的领导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影响村主任的领导行为供给问题的情境因素 |
| 第二节 关于提升村主任领导力供给水平的建议 |
| 一、重视加强领导团队建设,培养优秀的领导特质 |
| 二、提高村主任领导过程中的领导力供给水平 |
| 三、村主任应该继续加强支持型和指导型领导行为的供给 |
| 四、上级领导者应给予村主任更多的领导支持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编码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一、村主任访谈提纲 |
| 二、大学生村官或村委其他干部访谈提纲 |
| 三、普通村民访谈提纲 |
| 致谢 |
（10）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四、村支书在竞选中产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富人治村”困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河北Y村为例[D]. 梁洁. 河北大学, 2020(08)
- [2]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变动研究 ——以陕西省H县N村的精准扶贫过程为例[D]. 陈瀚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3)
- [3]理与义：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与精英 ——鲁西南东县的个案比较研究[D]. 万磊.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 ——以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为个案[D]. 王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民营企业家治村中捐赠行为的诱发因素和潜在问题——基于河南省H县3个全国文明村的调查[J]. 杨玉珍,黄少安.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5)
- [6]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研究 ——以西安市B区D街道为例[D]. 黄菊. 西北大学, 2019(01)
- [7]凉山彝族家支与乡村治理研究 ——以凉山州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为个案[D]. 毛呷呷.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8]鼓子秧歌作为乡村仪礼的当代变迁 ——以商河县车家村为例[D]. 车利利. 温州大学, 2019(01)
- [9]村庄社会转型期村委会主任领导力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对3省7村的质性研究[D]. 吴景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10]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