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周笑梅[1]（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康俊莲[3]（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何彦霏[4]（2020）在《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党的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既离不开社会实践熔炉的锻炼,更离不开党实施的科学教育和培训。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党员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深化理论武装以及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与能力,更重要的是统一了思想,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的历史中,始终坚持在实践中锻炼干部,在学习培训中提高干部,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教育第一”,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再到新时代的“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从未松懈过。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考察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之一的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了解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角度。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干部教育培训格局与体系,即承担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的办学机构布局及功能定位。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部门和行业系统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培训机构等。除了以上实体类培训基地外,还有网络学院、在线学习平台等虚拟类培训基地。本论文主要研究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之一的干部学院,这是因为,相较于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干部学院覆盖范围更广,服务基层党员更多,组织培训方式更灵活。因此,研究干部学院的干部教育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研究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要将其作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部分放入到党的理论武装、理论强党和党的思想建设的整体研究当中,从整体上全面把握干部学院的建设与发展。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把握干部学院建设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中把握干部学院建设的传承性和发展性;要从宏观文本史料与微观实证调研两种形态结合中把握干部学院建设的特色性和创新性。因此,本论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理论基础、历史脉络、现状概述、策略趋势为逻辑理路,坚持史料梳理与实践解读相结合,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宏观概述与微观细究相结合,在充分研究理论和历史发展中,结合当前干部学院建设的调研分析,对党的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具体而言:绪论,阐释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价值、述评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研究不足。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功能定位。本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格局,界定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有关概念,并通过与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对比,明确了干部学院的功能定位与办学特色。基于此,界定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内涵、要素及作用,明确了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章,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本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关理论,即: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教育的思想到列宁有关党员干部教育的思想,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关干部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思想。同时,归纳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干部队伍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政策的支持。第三章,梳理了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实践探索。本章依次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党的干部学院建设的基本情况,并以一些影响较大的干部学院为例,解剖麻雀,具体分析这些干部学院的建设,探索发展规律,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为研究干部学院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第四章,研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本章首先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学院建设面临的情况,接着基于国家级三所干部学院和2019年4月党中央批准备案的64所省部级干部学院为研究对象,围绕办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队伍以及体制机制进行了有关数据分析与研究,并总结了取得的成效。第五章,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策略及趋势。本章基于前几章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策略,并针对国家法制化、社会多元化、网络信息化等新形势,指出干部学院建设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样态,表现出更加专业化、制度化、网络化和特色化的发展趋势。
刘燕妮[5]（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荣震[6]（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王琦[7]（2019）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九大对其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上述部署与安排,落实相应的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改革等。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承载着社会公共服务输出的重要职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加快推进并积极深化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干部的选任是其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改革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选任高素质专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是推动新时代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队伍实现专业化建设,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性、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前提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初创时期、探索时期、改革时期、新时代四个阶段,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改革,至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结束了没有体现中国事业单位特点、彰显人才成长规律的选任政策法规体系的历史,填补了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空白,为新时代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当然,冷静地观察与分析,还应充分认识到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尚未成熟,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诸如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化不足,体现在干部选任制度体系尚不完备、干部选任制度缺乏配套政策;干部选任过程中民主化程度有限、群众参与欠缺;领导干部选任法制化缺乏法律支撑、干部选任过程具有照顾现象;领导干部选任科学化不够,选任标准不明、考核标准缺乏、选任方式单一、人岗不相适等问题。为了解决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面临的问题,本文在国家治理力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基于案例剖析,具体分析影响因素,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力图构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策略,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提出政策议,设计可行性强的操作方案。依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导向和问题指引,上述阐释构成本文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问题意识,并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进一步推进相应的研究进程: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提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其次,在梳理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历程基础上,过对比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社会组织领导人员选任制的不同特点,分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独特之处。通过定位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及其领导干部的角色与功能,推导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属性。再次,结合本人所从事的组织人事工作实践,基于案例剖析,定性分析影响因素,探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提出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别化制度系统调适路径,并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实现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协调化、高效化、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有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综上所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需要落实在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的各种积极变革。其中,在公益类事业单位相关改革中,作为核心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变革与积极发展等具有重要且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此,本文的研究意在通过对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梳理、分析与评价,将这一选任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联以明确,进而落实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推动。
褚楚[8]（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马薇[9]（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胡兵[10]（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食品安全 |
| (二)食品监管 |
| (三)权力配置 |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概念阐述与功能定位 |
| 1.1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格局 |
| 1.1.1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是主渠道主阵地 |
| 1.1.2 部门和行业系统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是重要力量 |
| 1.1.3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培训机构是有益补充 |
| 1.2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的概念及功能定位 |
| 1.2.1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的内涵 |
| 1.2.2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的功能定位 |
| 1.2.3 与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异同 |
| 1.3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概念及作用 |
| 1.3.1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内涵 |
| 1.3.2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要素 |
| 1.3.3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作用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 |
| 2.1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教育思想 |
| 2.1.2 无产阶级政党教育的内容 |
| 2.1.3 无产阶级政党教育的方法 |
| 2.1.4 无产阶级政党教育的途径 |
| 2.2 列宁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的思想 |
| 2.2.1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性 |
| 2.2.2 党员干部教育的内容及要求 |
| 2.2.3 创建专门的干部教育机构 |
| 2.3 党的十八大前党的领导人的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机构建设思想 |
| 2.3.1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机构建设思想 |
| 2.3.2 邓小平的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机构建设思想 |
| 2.3.3 江泽民的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机构建设思想 |
| 2.3.4 胡锦涛的干部教育与干部教育机构建设思想 |
| 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重要论述和中央政策法规 |
| 2.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重要论述 |
| 2.4.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有关政策法规 |
|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实践探索 |
| 3.1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干部学院建设 |
| 3.1.1 党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学校教育与湖南自修大学 |
| 3.1.2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党政干部学校和红军干部学校 |
| 3.1.3 全面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 |
| 3.1.4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创办的干部学校 |
| 3.2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干部学院建设 |
| 3.2.1 党的执政能力考验与干部学院地位的确立 |
| 3.2.2 恢复、新建各级各类干部院校 |
| 3.2.3 干部学院建设的特殊时期 |
| 3.3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的干部学院建设 |
| 3.3.1 干部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及干部政策的落实 |
| 3.3.2 确定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明确具体要求 |
| 3.3.3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
| 3.3.4 国家级干部学院的建立以及干部教育培训新格局的形成 |
| 3.4 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基本经验 |
| 3.4.1 高度重视党的领导,突出办学原则的政治性 |
| 3.4.2 始终围绕党的任务,彰显培训目标的时代性 |
| 3.4.3 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推进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
| 3.4.4 依据时代发展变化,注重教育方法的创新性 |
| 3.4.5 采用专兼结合方式,确保教师队伍的充足性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实践创新 |
| 4.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面临的形势 |
| 4.1.1 国际国内形势带来新挑战 |
| 4.1.2 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要求 |
| 4.1.3 干部学院现状凸显新需求 |
| 4.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
| 4.2.1 办学理念建设 |
| 4.2.2 课程内容建设 |
| 4.2.3 教学方法建设 |
| 4.2.4 师资队伍建设 |
| 4.2.5 运行机制建设 |
| 4.3 取得的主要成效 |
| 4.3.1 干部学院覆盖范围更广,层次划分更清 |
| 4.3.2 充分依托当地资源,形成整体联动发展 |
| 4.3.3 更加注重办学理念建设,突出办学特色 |
| 4.3.4 内容、师资、方法和机制建设更加科学规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策略及趋势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遵循的理念 |
| 5.1.1 遵循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 |
| 5.1.2 遵循理论性与业务性相结合 |
| 5.1.3 遵循传承性与创新性相贯通 |
| 5.1.4 遵循本土性与借鉴性相补充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具体路径 |
| 5.2.1 先导:树立科学正确的办学理念 |
| 5.2.2 基础:明确全面精准的课程内容 |
| 5.2.3 途径:创新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
| 5.2.4 关键:确保充实专业的师资队伍 |
| 5.2.5 保障:完善合理健全的运行机制 |
| 5.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发展趋势 |
| 5.3.1 干部学院建设更加专业化 |
| 5.3.2 干部学院建设更加制度化 |
| 5.3.3 干部学院建设更加信息化 |
| 5.3.4 干部学院建设更加特色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7）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 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 |
| (三) 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 |
| (四) 文献评述 |
| 三、论文的结构框架 |
| 四、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分析框架中的领导干部能力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
|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
|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 三、选任制度现代化在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领域的领导干部选任 |
|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公共服务现代化 |
| 二、公共服务现代化对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的要求 |
| 三、公共服务现代化对领导干部选任要求与传统选贤任能的区别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能力要求 |
| 一、基础性要求 |
| 二、功能性要求 |
| 三、专业性要求 |
| 第二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及其独特性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概况 |
| 一、领导干部选任的基本概念 |
| 二、中国领导干部的选任模式 |
| 三、中国领导干部的选任程序 |
| 第二节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历程 |
| 一、初创时期: 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时期: 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时期: 积极探索,深化落实 |
| 四、“新时代”: 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横向比较与独特性研究 |
| 一、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三、社会组织领导人员选任制度概况及特征 |
| 四、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独特性 |
| 第三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案例分析:以M部为例 |
| 第一节 M部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总体情况 |
| 一、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 |
| 二、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情况 |
| 三、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特点 |
| 第二节 M部所属公益类事业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 |
| 一、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情况 |
| 二、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主要特征 |
| 三、领导干部选任具体方案介绍 |
| 第三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问题分析 |
| 一、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化不够完善 |
| 二、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仟民主化不够充分 |
| 三、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法制化不够健全 |
| 四、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科学化不够到位 |
| 第四章 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设计 |
| 一、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
| 二、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案例 |
| 三、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
| 四、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影响因素的软件分析 |
| 一、寻找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充分条件 |
| 二、寻找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必要条件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与思考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影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成效的因素 |
| 二、思考讨论: 推动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策略选择 |
| 第一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总体设计 |
| 一、总体思想: 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制度建设的导向 |
| 二、基本策略: 以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为制度建设的切入点 |
| 三、操作方案: 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别化制度系统调适路径 |
| 第二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过程向度 |
| 一、强化领导干部选任主体的法治观念 |
| 二、规范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法治依据 |
| 三、保障领导干部选任过程的法治程序 |
| 第三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目的向度 |
| 一、建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商议机制 |
| 二、健全领导干部选任权力的配置体制 |
| 三、加强领导干部选任对象的责任意识 |
| 第四节 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功能向度 |
| 一、建立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民主化保障 |
| 二、构建领导干部选任措施法治化依托 |
| 三、实现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动态化调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8）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主要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剖析 |
| 一、国家治理 |
| 二、国家审计 |
| 三、地方审计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分析 |
| 一、国家治理理论 |
| 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搭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及评述 |
| 第一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旧审计阶段: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 |
| 二、红色审计阶段: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
| 三、现代审计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
| 四、新时代审计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二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取得的成就 |
| 一、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提升了政府透明度 |
| 二、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保障了国家治理稳定有序 |
| 三、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审计质量 |
| 四、丰富审计内容和审计形式,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
| 第三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一、审计法制化趋向 |
| 二、审计功能不断扩展 |
| 三、审计民主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现实困境 |
| 一、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 |
| 二、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 |
| 三、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 |
| 四、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运行难以契合 |
| 第二节 生成机理 |
| 一、审计体制的制约 |
| 二、政府职能转型滞后 |
| 三、对审计的认识有待提高 |
| 四、利益协调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若干典型个案: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概述 |
| 一、南京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二、广州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三、重庆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四、贵阳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第二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 |
| 一、组织建设层面的比较 |
| 二、权力配置层面的比较 |
| 三、制度建设层面的比较 |
| 四、机制修缮层面的比较 |
| 第三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党的旗帜 |
|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顺多重关系 |
| 三、坚持全面改革,谋求深化发展 |
| 四、坚持效益目标,提升审计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置设计 |
| 第一节 根本条件: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一、毫不动摇的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鲜明的主题设置: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三、有效的改革原则: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保障 |
| 第二节 基础条件:国家审计体制确认 |
| 一、审计组织模式优化 |
| 二、审计领导体制模式调整 |
| 三、国家审计体制确认的意义阐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组织及其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和权力优化的原则坚守 |
| 一、独立性和联系性的把握 |
| 二、一致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 三、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兼顾 |
| 第二节 地方审计组织设置及关系优化 |
| 一、组织设置之“加减法”应用 |
| 二、发挥地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
| 三、组织关系厘定 |
| 第三节 审计权力优化与规范 |
| 一、审计管理权限确认 |
| 二、审计职能转型 |
| 三、权力清单制度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制度与机制 |
| 第一节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条件设立 |
| 一、价值取向:公共性确立 |
| 二、要素供给:可行性把握 |
| 三、注意事项:衔接性处理 |
| 第二节 审计制度建设 |
| 一、良法:夯实改革创新的合法性 |
| 二、制度:强化改革创新的规范性 |
| 三、程序:提升改革创新的秩序性 |
| 第三节 审计机制修缮 |
| 一、内生机制 |
| 二、外部机制 |
| 三、联接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中国共产党干部学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何彦霏. 山西大学, 2020(12)
- [5]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D]. 王琦. 吉林大学, 2019(03)
- [8]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10]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