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50年劳动就业制度变迁纵览（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晋江艳[2]（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李金凤[3]（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翟文杰[4]（202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建设的艰辛探索,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奋斗。通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建设的研究,总结经验,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经济建设的开展为社会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生活水平较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渴望成为党中央的重要任务。在国际上,苏联模式弊端的显现,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摆脱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艰辛探索,主要包括:大力兴办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完善就业政策,缓解人民群众的就业压力;巩固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稳定社会秩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维护了人民权益;支持了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稳定。经验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顺利开展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动员人民群众是特定时期推动社会建设的有力手段;实践措施与现实相适应是社会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坚持统筹兼顾是促进社会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郭宏毅[5]（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万军[6]（2018）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获得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对职业教育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现实需求。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制度创新则是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开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致力于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相应创新成果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一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含义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是指“职业教育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各方的需求以及增进各方的利益,而开展相关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并提出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功能的观点;依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指出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服务既具有私人物品特征,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既能给接受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带来私人效用,也能产生正外部性并给社会带来公共效用;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进行了剖析,需求方面,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因在于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增加就业收益,企业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经营效益,社会的主要动因在于扩大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以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供给方面,把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划分为转移前职业教育与转移后职业教育两类,指出供给主体是提供具体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即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机构。二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内容构成及制度功能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分析教育制度概念和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是指“约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活动中各方行为的一系列正式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等”,并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属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构成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分析正式制度所具有的与政府不同管理层级相对应的特性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中相关的正式规则所构成,指出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包括了法律法规、大政方针和政策文件等三方面内容,并具体分析了每一层次制度的组成及典型的制度安排;分析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交易费用偏高与收益不确定性等两大问题,从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各方从职业教育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角度,提出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具有为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共收益提供激励的功能。三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基本含义进行了阐述,是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的相关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更大的职业教育服务收益,而主动实施的变革既有相关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分析了作为正式制度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制度创新主体,提出凡是参与正式制度形成过程的主体都会对制度创新的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也构成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进而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均是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包括政府、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等;分析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有两类,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制度创新属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由其他主体发起并推动、政府也同时参与的制度创新兼具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特征,属于混合式制度创新;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过程分析框架。四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各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提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公益性”与“强制性”特征,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社会的制度供给不足、增加制度框架的稳定性、确保规则执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及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等,引致政府的制度非均衡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出素质提升的新需求,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导致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以及相关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领域的利益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等;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改变,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高,由此产生了对能促进其接受更多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企业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提升,导致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产生了对职业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产生了对能够满足其增加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职业教育组织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职业教育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职业教育组织的收益。五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所遵循的特定模式进行了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为研究不同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动如何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面向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企业、职业教育组织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行动的路径与方向分别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制度创新活动背后遵循的独特逻辑,为推动制度创新活动开展以达成预期的制度创新结果提供有益的指引。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人与社会收益,促进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制度的界定、制度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丰富与职业教育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成果,以及拓展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吴文俊[7]（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董博文[8]（2016）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庄子龙[9]（2014）在《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由于长期受到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的阻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表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即经历从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两个分裂的过程。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造就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农民工问题。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大门的逐步开放,农民向农民工的职业转变过程已经不存在障碍。然而由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却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遭遇巨大阻力,农民工群体被城市社会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并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积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同时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城乡二元制度的考察,分析了中国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结合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明确提出当前阻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城乡二元制度。文章从制度整体和子制度两个层面厘清了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变革历程以及各个时期的特点,讨论了当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利影响,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语境下探讨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制度安排。本研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分别从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角度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特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研究总论,内容包括2、3、4三章,首先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利用国外经典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农民工群体产生过程和面临问题,解析了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演进过程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趋势。第4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明确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制度的基本观点。第三部分是从子制度层面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内容包括5、6、7三章。以上章节分别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各个时期的制度特点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并分别探讨了我国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元化的原则和具体制度安排。
朱光喜[10]（2014）在《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文中认为由于治理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及政府内部职能分工的专业性等原因,政策协同成为政策管理的基本任务以及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当协同的各个领域的政策存在某个领域的政策方案和准则成为其它领域政策的方案和准则的依据时就表现为政策粘嵌。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独特的政策协同现象,并且事实上它既可以是政府治理的手段,也可以成为政策改革的阻力。但在政策科学的文献中,对常规的政策协同讨论较多,对高度协同的政策粘嵌的生成和变迁缺乏理论关注。本文以政策关系和政策变迁为视角,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为中心的多领域政策粘嵌60多年来的变迁为启发性案例,对政策粘嵌的形成和功能,分离的原因、途径和效果,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我国政策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政策粘嵌由“战略性共识”、“结构性规划”和“程序性操作”三个要素共同作用构建形成。政策粘嵌的结构根据其涉入的领域的数量及其关系的复杂程度分为简单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结构是由直接设计、间接转换以及模仿扩散等途径渐进形成的。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是,通过跨领域的一体化政策框架降低政策间的运行成本和有效利用限政策资源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也就是通过政策结构的调整来组合和优化单项或单个领域政策的分配、再分配和控制的基本功能以将其导向特定的政策目标。从原始政策目标或者政府意图之外的标准来看,政策粘嵌存在扭曲公共政策正常基本功能运行的负功能,表现为资源分配失衡、社会控制过度以及政策粘嵌中“中心”政策的变异,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内在原因；当社会发展阶段发生转变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复杂性公共问题和政策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原来政策粘嵌的基本功能在方向上就与新的政策问题和目标不匹配,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在压力。但是由于一方面各个领域的政策之间在方案设计的“技术”上高度依赖和关联,另一方面形成的一体化的多领域政策集合在资源分配优先序或社会控制方向上高度一致而导致“利益”格局固化,构成“政策矩阵”的政策粘嵌一旦形成就具备产生路径依赖的基本条件,其影响是粘嵌关系中任何单个领域的政策或单项政策变迁的困难,进而又导致政策粘嵌难以分离。政策粘嵌的分离有“外部冲击的革命模式”和“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两种。但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变革和需要避免出现政策体系动荡的情况下,“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是理性的选择。在具体改革方式上,依据政策粘嵌中不同领域政策改革“时序”的选择（历时还是共时）以及“改革点”的选择（“中心”政策还是“外围”政策）,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途径。中心突破途径包括全面改革方式、局部调整方式和变相传导方式,外围剥离途径包括替换分流方式、连带松动方式、倒逼脱钩方式和矫正调适方式。政策粘嵌的基本特点是不同领域政策方案设计“技术”上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上的目标导向性,因此政策方案设计“技术”层面的“工具替代性”和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层面的“利益阻滞性”是影响其分离效果的两个变量。基于“工具替代性”的强、中、弱三个层次和“利益阻滞性”的大、小两种情况的差异,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表现为完全分离、基本分离、部分分离、有限分离四种基本情况以及“区域分离”的特殊情况。将分析视角从政策粘嵌扩展至“政策关系”,将政策粘嵌的分离扩展至“政策变迁”,还可以发现不同状态的“政策关系”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在政策协同关系下,问题的显现可能性小,议题触发主要依靠决策者内部主张,政策改革的结果要么是陷入僵局,要么只能是渐进调适；在政策冲突关系下,问题显现的可能性大,议题触发往往由目标群体外部直接倡议,政策改革的结果是快速变迁。户籍政策粘嵌的分离还显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策的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运用政策协同作为治理手段来克服政府架构中的政策不协调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制造了不合理的政策协同从而需要“反协同”改革。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碎片化的权威主义”决策体制和“运动型治理”中的“政策群”协同机制。要破解这种困境,需要加强各领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当然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对国家党政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在政府架构中形成成熟的常规治理机制。
二、新中国50年劳动就业制度变迁纵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中国50年劳动就业制度变迁纵览（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历史条件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支撑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观点 |
|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建设思想的探索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历史依据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二)过渡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现实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
| (二)人民群众对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的渴望为开展社会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
| (三)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
| (四)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
| 第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大力兴办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 |
| (一)不断扩大教育规模 |
| (二)积极开展扫盲运动 |
| (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
| (一)加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
| (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三、完善就业政策,缓解人民群众的就业压力 |
| (一)探索多种形式的城市就业制度 |
| (二)立足于农村的自然就业制度 |
| 四、巩固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
| (一)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城市社会保障体制 |
| (二)依托于集体的较低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
| 五、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稳定社会秩序 |
| (一)提高妇女地位 |
| (二)致力于消除三大差别 |
| (三)具有教育改造和安置就业性质的劳动教养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
| (二)满足了人们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
| (三)缓解了社会矛盾 |
| (四)支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顺利开展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 |
| (二)动员人民群众是特定时期推动社会建设的有力手段 |
| (三)实践措施与现实相适应是社会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 |
| (四)坚持统筹兼顾是促进社会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主要概念 |
| 1.2.1 职业教育 |
| 1.2.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1.2.3 制度 |
| 1.2.4 制度创新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
| 1.3.2 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研究 |
| 1.3.3 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研究 |
| 1.3.4 关于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制度创新的研究 |
| 1.3.5 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与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 2.1 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 |
| 2.2.1 刘易斯模型 |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 2.2.3 乔根森模型 |
| 2.2.4 托达罗模型 |
| 2.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成 |
| 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 |
| 2.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因 |
| 2.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 |
| 2.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
| 2.3.1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 2.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
| 2.5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 2.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
| 2.5.2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常态 |
| 2.5.3 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产生重大转变 |
| 2.5.4 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根本性改变 |
| 2.5.5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 |
| 2.6 新时期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因素 |
| 2.6.1 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匹配 |
| 2.6.2 农村劳动转移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收益结构不均衡 |
| 2.6.3 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制度性激励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 |
| 3.1 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属性 |
| 3.1.1 职业教育的概念 |
| 3.1.2 职业教育的功能 |
| 3.1.3 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特征 |
| 3.2 职业教育服务的含义与特征 |
| 3.2.1 职业教育服务的基本含义 |
| 3.2.2 职业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特征 |
| 3.2.3 职业教育服务的类型 |
| 3.2.4 职业教育服务的实施机构 |
| 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含义与特征 |
| 3.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 |
| 3.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 |
| 3.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征 |
| 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与供给 |
| 3.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 |
| 3.4.2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 |
| 3.5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
| 3.5.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
| 3.5.2 培育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
| 3.5.3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促进教育公平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及其功能 |
| 4.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界定 |
| 4.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 |
| 4.1.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类型 |
| 4.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 |
| 4.2.1 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
| 4.2.2 宏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 4.2.3 中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 4.2.4 微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 4.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
| 4.3.1 制度产生的相关理论观点 |
| 4.3.2 制度的需求源于对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追求 |
| 4.3.3 阻碍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主要因素 |
| 4.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功能 |
| 4.4.1 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成本 |
| 4.4.2 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 |
| 4.4.3 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社会公共收益激励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 |
| 5.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 |
| 5.1.1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
| 5.1.2 制度创新的动因 |
| 5.1.3 制度创新的主体 |
| 5.1.4 制度创新的路径 |
| 5.1.5 制度创新的方式 |
| 5.2 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
| 5.2.1 制度创新的基本流程 |
| 5.2.2 制度非均衡的产生 |
| 5.2.3 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5.2.4 制度创新方案转化为制度安排的行动 |
| 5.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 |
| 5.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界定 |
| 5.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 |
| 5.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模式 |
| 5.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实施过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为分析 |
| 6.1 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1.1 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 6.1.2 政府的制度创新需求 |
| 6.1.3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6.1.4 政府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 6.2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2.1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需求 |
| 6.2.2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6.2.3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 6.3 企业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3.1 企业的制度创新需求 |
| 6.3.2 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6.3.3 企业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 6.4 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4.1 对职业教育组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分类 |
| 6.4.2 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4.3 非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与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 |
| 7.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基本假设 |
| 7.1.2 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 |
| 7.2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2.1 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 |
| 7.2.2 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 |
| 7.2.3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农村劳动力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2.4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企业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2.5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组织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2.6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政府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 |
| 8.1.2 推动转移进程中职业教育服务供求活动的均衡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
| 8.1.3 制度创新的成本过高是阻碍诱致性制度创新行动的主要因素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强化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创新不足 |
| 8.2.2 构建促进投资于技能形成的制度框架以增加技能型劳动力供给 |
| 8.2.3 完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各行为主体的收益均衡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职业技能培训调研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8）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四、方法论讨论 |
| 五、调查情况介绍 |
| 六、本文的贡献及欠缺 |
| 第一章 历史回望：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成因 |
| 一、儒家文化的出现及其凝聚力的存在 |
| 二、儒家文化凝聚力的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封建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现实基础与价值指引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及其成效 |
| 三、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的启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民族关系调控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主要的民族关系调控政策 |
| 三、民族关系的变迁：调控的成效与不足 |
| 第四节 新疆传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一、基本历史脉络 |
| 二、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三、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四、初步的总结 |
| 第五节 民族关系调控的中心问题 |
| 一、主体的二重性 |
| 二、两个基本过程 |
| 三、七项因素 |
| 四、中心问题 |
| 第二章 奠定基石：建国初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民族关系发展的基础 |
| 一、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
| 二、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阻碍 |
| 第二节 认识民族参与 |
| 一、新涵义与新认识：“交往即是参与” |
| 二、民族参与的社会环境与价值规范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发展 |
| 一、民族关系调控的制度设计：民族区域自治 |
| 二、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构成与功能 |
|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 四、过渡时期 |
| 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第四节 启迪与思考 |
| 一、建国以来的基本经验 |
| 二、新疆民族关系的战略地位和标本意义 |
| 第三章 推进改革：转型时期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起点与路径选择 |
| 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再判断 |
| 二、首要制约和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转变与效果 |
| 一、基本价值体系与优位价值的变化 |
| 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 |
| 三、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
| 四、推进科学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问题的出现 |
| 一、调控机制变革的基本线索与新问题的产生 |
| 二、新疆民族关系变迁中的问题 |
| 第四章 转型反思：围绕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 |
| 第一节 价值规范转变中的是与非 |
| 一、效率提升的价值基础 |
| 二、个体利益地位的上升 |
| 三、基本价值关系的转变：从和谐到紧张 |
| 第二节 利益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利与弊 |
| 一、效率提升的现实依据 |
| 二、计划式调控向竞争式调控转变的新困境 |
| 三、扶助式调控的效用约束 |
| 四、功利主义思想的流行 |
| 第三节 文化关系调控机制转变中的得与失 |
| 一、效率提升的观念引导 |
| 二、对功利主义的应对及其效果 |
| 三、汉族的包容性问题 |
| 四、少数民族的选择 |
| 第四节 保障机制转变中的胜与负 |
| 一、效率提升的关键支撑 |
| 二、双重挑战 |
| 第五节 关于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问题的初步总结 |
| 一、对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功能的再认识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变化与未变 |
| 三、特殊的结构紧张 |
| 四、思索：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变迁的机理 |
| 五、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变迁的规律 |
| 第五章 更好调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变迁机理中的启迪 |
| 一、核心：在社会转型中更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
| 二、首要问题：调节基本价值体系的内在紧张 |
| 三、调节紧张的思想资源：传统与现代 |
| 四、路径：系统弥补松动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机遇和挑战并存 |
| 一、主要困难 |
| 二、历史机遇 |
| 第三节 迈向更好 |
| 一、绵绵用力：从培育仁义到涵养公正 |
| 二、久久为功：从更好扶助到更好参与 |
| 三、固本培元：从治标先行到标本兼治 |
| 四、螺旋上升：从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 2.1 若干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2 “推-拉”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依据 |
| 3.1 城乡二元制度长期存在 |
| 3.2 农民工群体日渐庞大 |
| 3.3 农民工问题愈发突出 |
| 3.4 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
| 3.5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逻辑 |
| 第4章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4.1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调查 |
| 4.1.1 样本概况 |
| 4.1.2 调查分析 |
| 4.2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归类与分析 |
| 4.2.1 影响因素遴选与归类 |
| 4.2.2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4.3.2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结论 |
| 第5章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创新 |
| 5.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及阶段性特征 |
| 5.2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及改革问题分析 |
| 5.2.1 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
| 5.2.2 当前我国户籍改革的问题 |
| 5.3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 |
| 5.3.1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创新思路 |
| 5.3.2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 |
| 第6章 农民工市民化就业制度创新 |
| 6.1 城乡二元就业制度的历史变迁及阶段性特征 |
| 6.2 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
| 6.2.1 城乡二元就业制度问题分析 |
| 6.2.2 二元就业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
| 6.3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就业制度 |
| 6.3.1 农民工市民化就业制度创新思路 |
| 6.3.2 农民工市民化就业制度改革创新 |
| 第7章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
| 7.1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城乡差异 |
| 7.2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
| 7.2.1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
| 7.2.2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分析 |
| 7.2.3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对市民化的影响 |
| 7.3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 |
| 7.3.1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思路 |
| 7.3.2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策关系”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政策变迁”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户籍政策”的文献综述 |
| 四、文献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分析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分析概念 |
| 一、政策关系 |
| 二、政策协同 |
| 三、政策粘嵌 |
| 四、政策粘嵌分离 |
| 五、户籍政策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策协同理论 |
| 二、结构功能理论 |
| 三、路径依赖理论 |
| 四、政策工具理论 |
|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 |
| 六、政策网络理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粘嵌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 |
| 一、户籍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二、户籍政策确立的过程 |
|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以户籍为中心的政策粘嵌 |
| 一、户籍——粮油政策粘嵌 |
| 二、户籍——就业政策粘嵌 |
| 三、户籍——住房政策粘嵌 |
| 四、户籍——教育政策粘嵌 |
| 五、户籍——社会保障政策粘嵌 |
| 六、户籍——计划生育政策粘嵌 |
| 第四章 政策粘嵌的形成与功能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形成 |
| 一、政策协同的基本方法 |
| 二、户籍政策粘嵌关系的构建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政策粘嵌的功能 |
| 一、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二、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评估 |
| 第五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原因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负功能 |
| 一、资源分配失衡 |
| 二、社会控制过度 |
| 三、中心政策变异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政策目标调整 |
| 一、宏观政策体制转型 |
| 二、目标群体状态改变 |
| 三、政府战略目标调整 |
| 第六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途径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分析 |
| 一、政策粘嵌分离的路径依赖 |
| 二、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中心突破途径 |
| 一、变相传导方式 |
| 二、局部调整方式 |
| 三、全面改革方式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围剥离途径 |
| 一、替换分流方式 |
| 二、连带松动方式 |
| 三、倒逼脱钩方式 |
| 四、矫正调适方式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双向改革途径 |
| 第七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效果的理论分析 |
| 一、工具替代性 |
| 二、利益阻滞性 |
| 三、分离效果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完全分离和基本分离 |
| 一、完全分离 |
| 二、基本分离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部分分离和有限分离 |
| 一、部分分离 |
| 二、有限分离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区域分离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扩展讨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四、新中国50年劳动就业制度变迁纵览（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研究[D]. 翟文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D]. 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8]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D]. 董博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D]. 庄子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8)
- [10]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D]. 朱光喜.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