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分离国有企业办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试行)（论文文献综述）
丁学娜[1]（2022）在《保障功能分化：中国共产党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逻辑》文中指出职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综合判断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完成度和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沿着保障功能分化的逻辑,阶段性、多维度地推进和深化。从建党到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职业福利与公共福利混合为一体来推进,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两者保障功能定位的分化并明确了职业福利的补充保障功能;进而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完成的基础上,推动职业福利保障功能从微弱补充到实质补充的层次分化;同时协调推进公私部门间的职业保障功能分化进程,从公私分立到公私"可比较"。最终通过对职业保障功能分化的推进,建构起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陈秀红[2]（2021）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期望人口生育率提高的政策目标也并未达到预期。为此,国家已开始出现调整生育支持的政策导向,学界也在探讨生育支持的对策建议,但学界并未从主体行动的角度探讨生育支持的实现机制。鉴于此,本文从福利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生育福利”概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的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构建起问题分析的主要框架,即分析国家、市场与社会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完善我国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并借此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根据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关于需要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中获得对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理论启示。第一,生育福利需求来自城市女性对真实生育困境的个体感受和表达。第二,生育福利需求是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嵌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形成的。第三,生育福利需求不是漫无边际的各种“想要”和“偏好”。结合理论层面对生育福利需求的讨论和界定,运用质性访谈的方法来发现城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现实困境,通过现实困境来反映福利需求。研究发现,城市女性主要面临三种生育福利需求:一是“生不起、养不起”的经济支持需求,二是“孩子谁来看”的儿童照顾服务支持需求,三是“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生育权益保护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福利需求。其次,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生育福利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家庭主义供给策略,家庭是福利供给的主体而非客体,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不足。从国家供给视角来看,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生育保险制度的设计不能有效缓解生育导致的经济压力;二是儿童医疗保障不足以缓解医疗服务市场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增加了育儿成本。从市场供给视角来看,来自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生育保护职业福利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用人单位对国家强制性就业保护和生育保护制度的执行发生偏离,二是用人单位自主性生育保护职业福利存在失衡现象。从社会供给视角来看,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总量缺口巨大,难以满足服务需求;二是供给主体结构严重失衡,“公”退“民”进,民办营利性市场机构成为主要力量;三是供给内容重“教”轻“保”,难以满足日常照护需求;四是机构资质缺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国家建构、福利价值以及治理结构等四个维度,对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生育福利供给存在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家庭的无限责任。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公私边界的“流动性”。从价值基础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暂不具备福利发展的独立价值,借此分析在一定时期内为什么难以实现生育福利政策以及政府责任的大幅扩张。从政府治理来看,当前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协同以及政府社会性规制不足等问题,借此分析社会主体在生育福利供给中表现匮乏以及市场主体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侵害等问题。研究发现,在推动社会化儿童照顾服务的进程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二是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导致难以实现儿童照顾的社会化。另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严重不足,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因生育行为而导致就业权益遭到损害。再次,对不同福利体制类型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构建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启示价值。分别选取了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四个国家。美国,在现金或实物福利供给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为主;服务支持方面,在政府选择性干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规制难以解决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难以有效保护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在德国,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供给主要来源于基于多方合作的社会保险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给付;托育服务供给走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多元合作;对劳动力市场主体严格的生育保护规制较好实现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兼容;在瑞典,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政府给予高水平、普惠性的福利津贴;托育服务供给方面,以政府公立为主,非营利组织介入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极大促进了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兼容,最大限度实现了女性生育保护和就业保护的双重需求;日本,在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和社会合作的保险给付为主;托育服务方面,以政府供给为主、社会参与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使得女性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且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基于对四个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经验总结,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一是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二是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四是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后,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机制进行了总体框架的设计。首先,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国家的主导性责任应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社会权利、社会投资和性别平等四大基本理念;第二,明确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责任。其次,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机制,从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从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最后,提出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第一,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第二,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国家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范式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要使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变得更具指导价值,不应仅仅关注多元主体之间静态的、应然的规范性责任划分,更应该从动态视角关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在福利供给中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克服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实践困境,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
马田宇[3]（2021）在《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重点国有林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为了便于管理,国家在满足林区职工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方面采取了由森工企业自行负责的办法,逐步形成了森工企业独自支撑林区经济、社会和政府运转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模式有利于森林资源的管理和掌控,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却出现了企业负担沉重、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职工收入低等问题。因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剥离森工企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这项改革措施有助于减轻了森工企业的负担,完善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使地方政府与森工企业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能定位,增强了社会治理能力,会对林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社会职能移交进展的现状如何,对林区民生改善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必要开展研究并做出回答。本文首先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福祉经济学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出重点国有林区长期作为国有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代理者的过程中,国有林区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在破除路径依赖的过程中林区职工会经历一个福祉降低的痛苦期。然后,根据重点国有林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得出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已初见成效,其中内蒙古森工集团已完成全部社会职能的移交工作,其他森工集团社会职能移交在稳步推进中的结论,但在社会职能移交的过程中存在着医院移交难度大、缺少国家政策支持、职工身份复杂、地方政府承接社会职能困难、职工转岗难度大等问题。最后,运用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和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开展的民生调研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对社会职能移交与林区职工主观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职能移交降低了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其中供水变化情况与供电变化情况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降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医疗条件变化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降低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虽然职工的主观福祉有所降低,但这只是移交过程中移交方式的问题,对于社会职能移交工作仍需大力推进。因此,为了更好推进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政府与林业局职工要明确社会职能移交的改革理念,成立专门的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小组,加强林业局与当地政府间的沟通交流,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帮助妥善安置移交分离人员,政府与企业共同协商改革所需资金等。
刘彦[4]（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王志远,祁占勇[5]（2020）在《“去企业化”与“再企业化”的博弈：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透视及其反思》文中认为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对于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以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吸引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企业化""去企业化"到"再企业化"的过程,相应地,企业办职业教育也发生了全能型、准全能型、逐步剥离到重新鼓励参与举办的演进逻辑。新时代国家倡导的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并非计划经济时代"校企一体化"的简单回归,而是历经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后,校企双方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开展的一种更高阶的"校企一体化"新模式。透视历史,不难发现,从政策的价值分析及标准构建来看,"再企业化"职业教育办学需要"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就政策内容而言,政策规定要从注重对企业办学的物质激励转向更加关注企业产权保护。
肖华杰[6]（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陈远树[7]（2020）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文中认为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刑法和监察法对公权力规制的重要概念,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主体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论基础;其不仅是犯罪构成意义上的特殊犯罪主体,而且是不正当行使公权力或者影响公权力正当行使所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涵盖了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所有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主体。简言之,职务犯罪主体是以行使公权力为本质特征。据此,本文提出“统一权力范式”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制度—组织—目的”权力分析框架,探索科学、合理地划定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圈。在统一权力范式中,公权力是法律制度授予国家、国有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按照“制度—组织”和“组织—目的”的双层区分标准,将公权力区分为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三大类型,即法律制度分别授予国家组织、营利性公共组织和非营利性公共组织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本文逐一分析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规制的历史沿革和立法模式,并按照实现监察全覆盖的法政策目标,从法律解释和立法完善的角度重构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和法律界限。在国家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是基本相通的,运用实质解释方法即可使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与国家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对应。职务犯罪主体实质解释的依据即认定标准需要由“公务论”向“权力论”发展,即以是否具有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资格为标准统一地界定刑法和监察法上的职务犯罪主体。权力论是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相关法律规定的统一理论,而组织身份、从事公务、从事管理、履行公职等法律规定的要素则是公权力在不同职务犯罪主体类型上的表现形式。在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企业渎职犯罪和国有参股企业贪腐犯罪中。根据权力论,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据此,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限缩解释为国有全资的公司、企业,“国有公司、企业中的人员”扩大解释为国家公司、企业向非国有公司、企业委派的工作人员,“从事公务”则实质解释为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监察法中的国有企业则扩大解释为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而管理人员则实质解释为代行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在社会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较大的混淆和矛盾,主要集中于基层自治组织和民办社会组织中。法律授予基层自治组织、公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履行公共事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应认定为公权力。刑法和监察法应当抛弃以所有制属性认定社会组织权力公、私性质的狭隘标准,按照权力论将基层自治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中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人员通过立法修正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予以规制。本文按照统一权力范式重构的职务犯罪主体理论,整合发展了刑法学、监察法学和法政策学对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论”的职务犯罪主体统一界定标准,将形形色色的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按照被授予权力的性质分类界定和适用,实现了刑法和监察法在职务犯罪主体规制上的衔接,冀望为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理论指引。
肖伊然[8]（2020）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华侨农场归难侨的生活现状为切入点,梳理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关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过程及其后续发展。文章以龙海市双第华侨农场为个案研究,以华侨农场历史文献档案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实地接触归难侨群,希望由点到面探究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和归难侨群体的社会融入之路。1960年,双第华侨农场确定为接待安置归侨基地,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华侨农场。之后,双第华侨农场共经历了三次领导体制变化。2007年,国家针对华侨农场体制改革长期难以突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目标,推动华侨农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殊的体制模式已不复存在,归难侨群体的场员身份意识逐渐转变为村民、居民。双第华侨农场的体制改革呈现了华侨农场从建制到“消亡”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和归难侨群体社会生活变迁的方方面面。文章从“三融入”体制改革的目的出发,通过体制融入模式、地方治理、归难侨社会保障、侨居工程建设、归难侨生活现状等方面评析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状况。双第华侨农场纳入地方规划之后,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优势,由“环境促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为“不再下达工业指标,建设生态旅游”。并逐步解决归难侨群体的住房问题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的地方治理,归难侨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成效明显,对于全国华侨农场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华侨农场在后续发展仍然面临着共性问题。在涉及农场干部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国有土地开发利用以及归难侨子女社会融入等方面,需要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华侨农场作为制度性产物,成功“融入”的关键仍然依靠制度建设。笔者认为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建立一套保证华侨农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引导华侨农场干部创新观念,提高归难侨群体自身素质,注重华侨农场文化建设等路径,增强华侨农场自身造血功能,才能实现彻底融入。
邢梦琪[9]（2020）在《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了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办学校、办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和退休人员管理等办社会职能,对促进企业发展、保障职工生活、支持地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越发暴露出它的弊端。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实现企业“瘦体强身”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对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内容、必要性和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总结了河南省的成功经验,梳理出其中存在的改革意愿不强、政策落实存在偏差、资金成本压力较大、政府职能缺位、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等问题,认真剖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要解决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中的问题,就要凝聚改革共识,完善落实政策,统筹协调成本,转变政府职能。
黄旭闽[10]（2020）在《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的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迈入攻坚期,环境复杂,矛盾众多,逐渐爆发出大量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将成为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必将成为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本研究将以江西邮政“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进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完善政府面对国企今后改革的理论指导和管理措施,先对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三供一业”的实践探索,通过对江西邮政实际情况的分析,探讨其在剥离社会职能的主要做法、阶段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改善措施,为我国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提供良好的借鉴和参考。本文首先利用文献研究法搜索和收集了与国有企业、三供一业以及剥离社会职能等方面相关文献着作,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其次,引入调查法,向相关群体、人物等发放调查问卷,通过问卷分析来了解他们对于国企剥离社会职能的看法和意见。本文以江西邮政作为研究案例,从服务收费、物业服务、市政服务以及移交燃气业务等多个方面对其社会化改革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调研,由此发现江西邮政社会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员安置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第二,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改革效率低下;第三,缺乏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针对以上问题,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理论的层面上出发,对其当前面临着的环境,存在的矛盾冲突等展开全面、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五个建议:第一,以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按照各个地区业务发展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进业务改革,使其能够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需求;第三,通过多种举措,为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安置服务;第四,实行供管分离,促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第五,全面落实公司化改造。通过对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的研究,为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具有现实及历史意义。
二、关于分离国有企业办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试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分离国有企业办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试行)（论文提纲范文）
（1）保障功能分化：中国共产党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保障功能定位的分化：混合——补充 |
| (一)公共福利与职业福利混合为一体 |
| 1.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职业保障的认知与实践 |
| (1)中国共产党对职业保障的认知发展 |
| (2)中国共产党对职业保障的实践推进 |
| (3)职业保障的混合性 |
| 2.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福利[14] |
| (1)单位福利的项目内容规定 |
| (2)单位福利的混合性 |
| (二)职业福利：对公共福利的补充 |
| 1.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补充论的产生 |
| 2.公共福利改革明晰了职业福利的补充空间 |
| (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 (2)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 |
| 二、补充保障功能分层递增：微弱补充——实质补充 |
| (一)职业福利的补充保障价值缓慢凸显 |
| 1.法规补充型保险福利的保障功能增进进程平缓 |
| 2.工资替代型职业福利补充水平提高 |
| 3.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微弱补充 |
| (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质性推进职业福利的补充保障功能 |
| 1.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保障 |
| 2.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期待 |
| 三、保障功能分化的协调推进：公私分立——公私可比较 |
| (一)公私分立 |
| (二)公私可比较[41] |
| 1.公共部门法规补充型货币福利的改革 |
| 2.公共部门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的改革 |
| 3.公共部门工资替代型福利的改革 |
| 4.扩展企业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 |
| 四、结语 |
（2）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法 |
| 1.2.2 质性研究法 |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 1.3.1 福利、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 |
| 1.3.2 生育与生育福利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
| 2.1.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概念及关系的讨论 |
| 2.1.2 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生育率预测 |
| 2.1.3 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 |
| 2.1.4 “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对策讨论 |
| 2.1.5 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社会福利议题研究中的应用 |
| 2.2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分析 |
| 3.1 关于“需求”的理论探讨和启示 |
| 3.1.1 “需求”的理论探讨 |
| 3.1.2 需求理论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启示 |
| 3.2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的现实需求 |
| 3.2.1 儿童养育的经济支持需求 |
| 3.2.2 儿童照顾的社会服务支持需求 |
| 3.2.3 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主体供给的主要问题 |
| 4.1 国家——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 |
| 4.1.1 关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测度 |
| 4.1.2 生育福利制度“去商品化”能力弱的主要表现 |
| 4.2 市场——用人单位对城市女性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 |
| 4.2.1 关于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涵义解析 |
| 4.2.2 用人单位对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
| 4.3 社会——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 |
| 4.3.1 社会化托育服务概念界定 |
| 4.3.2 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的主要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历史传统: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 |
| 5.1.1 对“生生不息”血缘延续的极度重视决定了家庭对孩子抚育的高度责任感 |
| 5.1.2 “父慈子孝”的亲子双向义务结构对家庭养育孩子形成了规范性效用 |
| 5.1.3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强化了女性对孩子的抚育责任 |
| 5.2 国家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 |
| 5.2.1 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业化建设需要 |
| 5.2.2 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需要 |
| 5.2.3 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5.3 理念基础:暂不具备福利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1 福利国家具备福利形成和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2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遵循的是一种福利从属于生产的“生产主义”的发展理念 |
| 5.4 政府治理: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分工合作与社会性规制不足的问题9 |
| 5.4.1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 |
| 5.4.2 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
| 5.4.3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6.1 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 |
| 6.1.1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美国为例 |
| 6.1.2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德国为例 |
| 6.1.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瑞典为例 |
| 6.1.4 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日本为例 |
| 6.2 生育福利供给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1 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 |
| 6.2.2 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 |
| 6.2.3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 |
| 6.2.4 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 |
| 7.1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 |
| 7.1.1 塑造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 |
| 7.1.2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供给责任 |
| 7.2 健全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及协同机制 |
| 7.2.1 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
| 7.2.2 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 |
| 7.3 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合作机制 |
| 7.3.1 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 |
| 7.3.2 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 |
| 7.3.3 健全国家对社会化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重点国有林区 |
| 2.1.2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 |
| 2.1.3 社会职能移交 |
| 2.1.4 主观福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福祉经济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职能移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社会职能移交的历史背景 |
| 3.2 社会职能移交的现状 |
| 3.2.1 “公检法”移交情况 |
| 3.2.2 “教育”移交情况 |
| 3.2.3 “三供一业”移交情况 |
| 3.2.4 “医院”移交情况 |
| 3.3 社会职能移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1 医院移交难度大成本高 |
| 3.3.2 地方政府承接社会职能困难 |
| 3.3.3 地方政府只接收职能不要人员 |
| 3.3.4 涉及移交的职工身份复杂 |
| 3.3.5 国家缺少职能移交相关政策的支持 |
| 3.4 本章小结 |
| 4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1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框架分析 |
| 4.2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直接影响 |
| 4.3 社会职能移交通过公共服务变化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间接影响 |
| 4.3.1 “公检法”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2 “教育”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3 “三供一业”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3.4 “医院”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思路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特征 |
| 5.2.3 相关变量解释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双重差分模型 |
| 5.3.2 中介效应模型 |
| 5.4 结果分析 |
| 5.4.1 双重差分的结果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结果分析 |
| 5.4.3 总体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推进社会职能移交提升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建议 |
| 6.1 明确社会职能移交的改革理念 |
| 6.2 加强森工企业与政府间的合作交流 |
| 6.3 国家与当地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
| 6.3.1 妥善安置富余分流人员 |
| 6.3.2 积极鼓励职工转岗就业 |
| 6.3.3 重点关注医疗职能的移交 |
| 6.3.4 提升“三供一业”的管理服务水平 |
| 6.4 政府与森工企业共同解决改革资金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4）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不足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 (三)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 |
| (四)单位/单位制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阐释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 |
|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三)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五)江泽民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七)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第二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实践路径(1949-1977)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际背景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内背景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单位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主要路径 |
| (二)街居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辅助路径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互助组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初级形式 |
| (二)合作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中级形式 |
| (三)人民公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高级形式 |
| 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反思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实践路径(1978-2012)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 |
|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经济自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 |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革 |
| (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 (三)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社会治理下移到基层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模式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反思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2012-2020)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 |
| (二)社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 |
| (一)社区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主要力量 |
| (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实践路径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再组织化 |
| (二)农村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力量 |
|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评价与思考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优势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面临的阻力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思考 |
| 第五章 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经验总结 |
| 一、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
| (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与国情紧密结合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要根据国情变化适时转变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启示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创新 |
|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久之计策 |
|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 |
| 四、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制度保障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 |
| 五、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去企业化”与“再企业化”的博弈：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透视及其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企业化”：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1949—1991年） |
| （一）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兴起 |
| （二）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发展 |
| 二、“去企业化”：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剥离与调整（1992—2009年） |
| （一）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剥离 |
|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
| 三、“再企业化”：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回归与革新（2010年至今） |
| （一）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探索 |
| （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革新 |
| 四、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政策的反思 |
（6）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和不足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关于国家权力的理论 |
| (二)关于经济权力的理论 |
| (三)关于社会权力的理论 |
| 四、研究设想和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价值 |
| 第一章 职务犯罪主体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职务犯罪与职务犯罪主体的概念界定 |
|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
| 二、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 |
| 第二节 职务犯罪主体立法模式的法政策分析 |
| 一、职务犯罪主体刑事立法模式 |
| 二、职务犯罪主体监察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职务犯罪主体的实质与统一权力范式 |
| 一、基于权力逻辑的职务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制 |
| 二、职务犯罪主体统一权力范式论的规范属性 |
| 第四节 统一权力范式与职务犯罪主体的类型 |
| 一、统一权力范式的分析框架 |
| 二、统一权力范式的公权力类型化 |
| 三、公权力类型与职务犯罪主体的分类规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职务犯罪主体法律规制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与我国古代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一、先秦时期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二、秦朝至唐朝时期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职务犯罪主体 |
| 四、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与监察对象之梳理 |
| 第二节 我国近代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三、我国近代监察制度与监察对象之考察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一、1979年刑法颁布前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二、1979年刑法及有关单行刑法中的职务犯罪主体 |
| 三、1997年刑法颁布后的职务犯罪主体 |
| 第四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历程 |
| 二、我国现行监察制度与监察对象评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职务犯罪主体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的规范分析 |
| 一、国家权力作为合法暴力 |
| 二、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 |
| 三、国家权力作为公法权力 |
| 第二节 国家权力与职务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制 |
| 一、刑法对国家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标准 |
| 二、监察法对国家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类型化 |
| 三、国家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三节 职务犯罪主体司法认定标准的理论争议与超越 |
| 一、“身份论”的批判分析 |
| 二、“公务论”的批判分析 |
| 三、由“公务论”迈向“权力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权力视角下的职务犯罪主体 |
| 第一节 经济组织权力的一般分析 |
| 一、经济组织中权力的形式 |
| 二、经济组织中权力的实质 |
| 三、经济权力的属性与所有制 |
| 四、经济权力的本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制 |
| 一、渎职型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制 |
| 二、贪腐型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制 |
| 三、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刑法规制的不足和完善思路 |
| 第三节 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监察法规制及其衔接完善 |
| 一、“权力论”与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规制的统一公法体系 |
| 二、形式要件:“国有企业”作为“国有控股企业” |
| 三、实质要件:“管理人员”作为“代行国有资本监管权的人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视角下的职务犯罪主体 |
| 第一节 基层自治权与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 |
| 一、基层自治的历史演化与法律建构 |
| 二、基层自治组织权力的性质与范围 |
| 三、基层自治组织的职务犯罪主体认定 |
| 四、统一权力范式视野下基层自治组织职务犯罪主体规制的反思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权力的法律定性 |
| 一、公办社会组织的权力属性 |
| 二、民办社会组织的权力属性 |
| 三、作为监察客体的社会公权力 |
| 第三节 社会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制及其衔接完善 |
| 一、社会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实证法分析与批判 |
| 二、社会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法律规制的衔接完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萌芽阶段(1980-1995年) |
| 二、发展阶段(1996-2006年) |
| 三、深入阶段(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地域 |
| 一、行政区划 |
| 二、自然环境 |
| 第二章 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实施 |
| 第一节 华侨农场的缘起 |
| 一、东南亚排华 |
| 二、国内安置 |
| 第二节 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次领导体制变化(1950—1977年) |
| 二、第二次领导体制变化(1978-1985年) |
| 三、第三次领导体制变化(1985年至今) |
| 四、“三融入”体制改革的背景 |
| 第三节 “三融入”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内容 |
| 一、体制融入地方 |
| 二、管理融入社会 |
| 三、经济融入市场 |
| 第三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具体执行 |
| 第一节 “三融入”之前的双第华侨农场 |
| 一、场员安置 |
| 二、生产与经营管理体制 |
| 三、社会职能管理 |
| 四、场员薪资福利 |
| 第二节 体制融入模式 |
| 第三节 地方治理 |
| 一、发展布局 |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 第四节 归难侨社会保障 |
| 第五节 侨居造福工程 |
| 一、实施背景 |
| 二、实施过程 |
| 第六节 归难侨生存现状 |
| 第四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农场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理顺体制机制 |
| 二、优化农场干部队伍 |
| 第二节 归难侨子女的社会融入 |
| 第三节 土地利用 |
| 第四节 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论文资助项目 |
（9）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思路、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基本思路和框架 |
| 2、理论工具 |
| 3、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二、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概述 |
| (一)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定义 |
| (二)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历史成因 |
| (三)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影响 |
| 1、国有企业负担过重 |
| 2、公共服务水平低 |
| 3、职工抗风险能力较差 |
| 三、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现状分析 |
| (一)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内容 |
| 1、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
| 2、剥离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 |
| 3、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 |
| (二)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政策措施 |
| 1、国家指导意见 |
| 2、河南省配套措施 |
| (三)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成效意义 |
| 1、减轻了国有企业负担 |
| 2、进一步理顺了职能定位 |
| 3、促进了公共服务专业化 |
| 4、为国企改革营造了有利环境 |
| 四、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的问题 |
| 1、改革意愿不强 |
| 2、政策落实存在偏差 |
| 3、资金成本压力较大 |
| 4、政府职能缺位 |
| 5、易引发不稳定问题 |
| (二)河南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初期思想认识不够 |
| 2、配套政策不完善 |
| 3、经济下行加剧筹资难度 |
| 4、政府履行职能不到位 |
| 五、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宣传引导 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 |
| 1、统一思想认识 |
| 2、加强思想沟通 |
| 3、坚持以人为本 |
| (二)突出顶层设计 完善落实配套政策 |
| 1、科学制定政策 |
| 2、注重政策宣讲 |
| 3、加强协调推动 |
| (三)强化统筹协调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
| 1、管控改革成本 |
| 2、合理分担成本 |
| 3、加强资金管理 |
| (四)转变政府职能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
| 1、明确职能定位 |
| 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 3、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准公共产品 |
| 2.1.2 企业办社会 |
| 2.1.3 三供一业 |
| 2.1.4 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企关系理论 |
| 2.2.2 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
| 2.2.3 公共政策效果评估模式 |
| 2.2.4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 |
| 3 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的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 |
| 3.1 江西邮政承担社会职能的历史演进 |
| 3.2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现状分析 |
| 3.3 “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探索与实践 |
| 3.3.1 加大宣传力度并合理引导 |
| 3.3.2 水电气供能主体移交 |
| 3.3.3 引入社会力量提供物业服务 |
| 4 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社会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1.1 有关政策实施细则尚未完全明细 |
| 4.1.2 部分区域社会服务供给不足 |
| 4.1.3 国企社区整体移交的遗留问题复杂 |
| 4.1.4 社会职能市场化有困难 |
| 4.1.5 引发人员安置问题 |
| 4.2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各方思想不够解放,对自身定位不清晰 |
| 4.2.2 政策制定滞后,政策执行偏差 |
| 4.2.3 政府未能从“管理”向“治理”转变 |
| 4.2.4 条块分割的国企管理体制造成社会职能移交障碍 |
| 4.2.5 移交社会职能,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
| 5 国企剥离社会职能的经验借鉴 |
| 5.1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案例简介 |
| 5.1.2 主要做法 |
| 5.1.3 主要经验启示 |
| 5.2 辽河油田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案例简介 |
| 5.2.2 主要做法 |
| 5.2.3 主要经验启示 |
| 5.3 案例经验小结 |
| 6 推进国企剥离社会职能的对策 |
| 6.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公共服务意识 |
| 6.2 完善社会职能移交措施,明确改革主体与分工 |
| 6.3 建立对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有效的政策 |
| 6.4 加强社会职能移交的各方资源 |
| 6.5 多措并举,妥善安置人员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存在的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分离国有企业办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试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保障功能分化：中国共产党对职业福利的认知与实践逻辑[J]. 丁学娜.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01)
- [2]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D]. 陈秀红. 山东大学, 2021(10)
- [3]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D]. 马田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去企业化”与“再企业化”的博弈：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政策的历史透视及其反思[J]. 王志远,祁占勇. 职教论坛, 2020(11)
- [6]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7]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D]. 陈远树.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D]. 肖伊然. 华侨大学, 2020
- [9]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D]. 邢梦琪. 郑州大学, 2020(02)
- [10]江西邮政“三供一业”社会化改革的应用研究[D]. 黄旭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