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王文灏[2]（2021）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文中认为根据考古发现汉画像石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及墓前建筑内部主要装饰形式,无疑与视觉图像表达方式有着共通之处,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其时代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东地区则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本文中的山东地区,其地理范围指的是以鲁西南的济宁、枣庄、临沂等地为中心,东至胶东半岛,西至鲁豫交界处,向南到鲁苏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至滨州、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是把该地域的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以与南阳地区、四川地区和陕北地区等相区别。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地域特点明显,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画像石的造型艺术方面地域特色突出。事实上,汉画像艺术不仅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审美思想,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整个两汉时期,汉画像都是作为统治阶及精英阶层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时人采用多样的造型艺术将上述内容进行艺术化表达的独特方式。纵观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处理、构图处理、装饰处理与材料处理四个方面。首先是造型形象的变形处理,也就是剪影法的运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剪影的平面形式来表现造型的典型动态。其次是构图的处理即分割法的应用。汉代匠人对于画像石的画面常常通过分割法的处理而使得画面具有秩序的美感。再次就是装饰的处理,也就是填充法的大量运用。画像石的人物造型之间,通常会用其他的造型来填补形与形之间的空白,以达到充实丰满的效果。第四是对材料的处理,汉代匠人常常使用减地法。这是一种为了保留主体造型而剔去造型以外的空间的雕刻方法,以达到主题突出的效果。减地法早在战国时期高端玉器上就已经被采用,汉代匠人将其大量运用到画像石雕刻艺术上,并对后世的各种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山东地区汉代石匠们采用了具有上述特点的工艺技术,才有了本地区汉画像石雄浑大气、舒朗有度、繁而不呆的艺术特征。本文在对两汉之交的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雕刻技法特征的剖析与商榷之外,还将从现象深入本质深入探究其相对应的社会、思想、审美内涵。本研究将山东汉画像石创作题材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生活题材。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日常生活题材最为常见,其中的乐舞百戏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数量较多,反映的是两汉时期官宦富贾宴饮乐舞场景与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关的庭院庖厨,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场景,也是画像石题材中的世俗生活题材;另一日常生活题材是汉代统治阶级的狩猎活动,这时的狩猎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健身活动,因此成为常见题材。第二种是历史故事题材。历史故事题材在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此类题材在画像石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起着“以德为教、惩戒后世”的作用。这些历史故事题材可分为王侯类、名臣类、义士类、孝子类、烈女类及圣贤类等。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明王先贤、义士孝子们的品德及儒家伦理思想。第三种是战争类题材。战争题材的画像石表现内容一般集中在胡汉战争方面,具体内容有献俘、交战、胡王等固定内容。第四种是神仙祥瑞类题材。在神仙祥瑞类题材中较常见的是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神异怪兽等形象的描绘。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分类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葬及墓前祠堂,其造型结构深受所表现的各类题材的影响,人们通过把墓主人放置到世俗与神仙两界并存的同一个空间维度,并希望由此达到在时空观上存在着的生前死后的递进关系。这是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教化的死后升仙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是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理想化图像表达。上述创作题材的表现方式往往造型特点突出,成为汉画图像中风格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两汉时期,为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统治阶级不断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可以看做是画像石墓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也是汉画像石图像中出现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异兽等形象的依据。除了社会原因,笔者还认为这些造型形象的来源与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以及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除了受到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些造型形象还与汉代重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灵魂永生观念与来世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汉代墓葬重要组成部分的汉画图像中的造型艺术,必然也是这一观念和信仰的产物。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早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就已产生,东汉中后期则成为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作品,也成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与神话传说与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石亦不例外。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常常会把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思想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从汉画像石的题材中亦不难窥见这一影响的具体存在。汉画图像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主要有古先圣贤、忠臣模范、列女孝子、传说人物等,来源于汉代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说,目的是“明劝诫,助人伦”,行使图画的教育功能。统治阶级的神仙思想,对于汉画像造型的表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仙思想根植于人类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寿的期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对于不死的追求,在先秦的王公贵族那里已经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希望长生不老,想把自己在现实中享受的富贵生活永远延续下去,可见求仙思潮在汉代已经达到鼎盛且有其阶级统治的基础,画像石的形象表达也就深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民间祥瑞造型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彼时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延续存在的信仰追求。随着汉代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诸国陆路、海路联系的增多,异域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组合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诸如多髯长毛的人物形象,更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形象出现,如人头马、九头蛇、鸟头怪、饕餮组合等。这些造型形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西亚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造型形态产生的原因,可以围绕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民间祥瑞思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地域造型形态的产生必然有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源流与根源,两汉社会统治阶级把儒道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说教,进而巩固其阶级地位,而两汉对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融合,也是画像石造型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紧邻鲁南的苏北地区以及巫风盛行的荆楚之地,前者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则成为画像石造型艺术上的源泉。因此,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造型形像更是千变万化且多姿多彩,兼具细腻与雄壮之风。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演变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是我国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宝库。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黄小菊[4]（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齐放[5]（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宋菲[6]（2020）在《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文中提出裁判说理也即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其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理由,增强裁判行为的公正度和透明度,促进审判权的规范行使,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现实司法中,裁判说理是一种动态过程,核心在于如何有效构建裁判理由,内容是阐释法律规范、基本原则、道德习惯、政治政策、指导案例等如何现实运用于司法裁判,遵从何种标准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说理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说服过程,主要涉及“谁在说”“向谁说”以及“怎么说”三个方面,并以“可接受性”作为说理的最终目标。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以法律商谈和法律论证（论辩）作为理论工具,具体包括说理理念、说理形式和主要内容三点。在理念方面,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遵从“规范性”和“有效性”双重指引,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效果;在形式方面,无论是针对多数类案的“一般化”说理,还是针对具体案件的“个性化”说理,只要符合基本格式规范要求,就能达到可接受性目标;在内容方面,可接受性说理既针对“事理”和“法理”,也针对“情理”和“文理”,覆盖整个裁判文书。从说理可接受性的衡量标准来看,因主客体不同,我们可从裁判理由本身和裁判文书受众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前者表现在,裁判说理必须是一个好的论证（论辩）的过程。受前提是否可接受、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前提与结论的相关性等因素影响,它应满足“论证不违反逻辑要求”“结论要回溯到法律规范”“事实叙述清晰并言之有据”等具体要求;后者表现在,裁判说理还必须是一个理性对话过程,要充分考虑作为特殊听众的法律职业者,和作为普通听众的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不同心理认同和价值判断,借助法律商谈和心理学判断实现信服而不是威服或压服。基于该具体内容和衡量标准,符合可接受性要求的裁判说理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实现路径:第一,制度方面要构建完善的说理体制机制,为可接受说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技术方面要厘清裁判文书撰写格式和要求,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第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方法论保障。如上具体内容、衡量标准和基本思路从应然界定了“何谓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这是文章的理论部分。现实裁判中,可接受性说理只是一种理论愿景,可接受性不足反而是司法的常态。因此,如何有效把握这些问题并针对原因进行分析,则成为了提升裁判释法说理水平的重要方面。该章节以“说理”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全文搜索并随即抽取600个将原审案件“说理问题”作为上诉或申诉意见的典型案例作为案例样本池。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将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表现概括为:第一,不说理或概括式说理;第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第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第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结合当下已有的法官专业素质、法官经验阅历、司法体制、司法环境、说理评价与激励机制以及法官枉法裁判等原因分析,以是否具有直接影响性和可操作性为删选标准,我们可将这些原因归为: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司法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以及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三类。这也是文章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并试图解决的内容。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要有健全的外部保障机制。裁判文书说理尽管是一种法官个人行为,但是该说理活动必须在特定司法语境中才能发挥更大优势。结合当下司法实践,助推裁判说理的外部保障机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第一,案件分流机制实现针对性说理;第二,裁判公开机制倒逼规范说理;第三,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繁简分流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每一类案件确定不同的分流标准。明确疑难、复杂案件,诉讼各方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案件等需要重点说理的案件类型;裁判公开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促使裁判者将自己的“成果”予以展现,使得裁判文书符合特定格式和论证要求。而且面对司法质疑,该公开机制亦可保护法官敢于说理;评价激励机制可以针对事实与证据、法律适用和解释确立恰当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各级法院也在探索将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作为一项常规性重要工作并计入法院审判工作考核的指标体系,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还必须要满足内在的说理技术规范,主要是指裁判文书说理的格式和语言要求。结合裁判文书特点,该技术规范主要表现在裁判文书的格式体例、说理语言和文书样式三方面。在格式要求方面,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说理标准及说理重点各有不同,我们必须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方面意见”来构建裁判说理的基本框架,进以证据审查说理、事实认定说理、法律适用说理、自由裁判说理作为主要说理层面:在语言要求方面,必须要以听众需求为导向,裁判用语要准确规范而不应模糊抽象,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而不哗众取宠,裁判表达要逻辑清晰而不笼统含混;在文书形式创新方面,为增强说理效果,法官可在一般的描述性裁判文书格式基础上,尝试进行要点引导式说理和表格式说理等技术创新。除了外在机制保障和内在技术规范外,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有效运用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三种。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说理的首要方法。其作用是明确法律中不确定性概念的真实含义;法律论证是裁判说理的核心方法。裁判说理的实质就是法律论证过程,该方法以可接受性为论证标准,通过逻辑分析进路、论题学进路和商谈程序进路实现裁判过程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方法能增强可接受性说理效果,主要功能就在于构建说理的语境并明确说理效果。具体到说理活动中,这些方法主要运用于如何基于可接受的衡量标准构建裁判理由,以及阐明构建中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说理关键在于阐释“依照原则确立规则”的过程;运用道德情理说理时重点在于实现裁判的价值指引,在合理把握情理说理偏差基础上明确具体的说理标准;运用社会习惯进行说理首先要进行习惯识别,说清习惯作为裁判理由所应具有的规范要件,接着要阐明“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的转化;运用典型案例或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说理重心在于以案释法,阐释指导案例的论证推理过程,侧重论述“区分同案”和“形成同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黄润青[7]（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张承志[8]（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周爱勇[9]（2020）在《“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文中指出风景书写是作家思考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重视风景书写的当属废名。废名风景叙事的核心是表达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作者对“美”怀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美”的推崇如同“朝圣”。废名推崇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人物之美、情感之美、文化之美等等美好事物,而他呈现这一切神圣之美时不可或缺、极度倚重的就是风景书写。风景叙事之于废名,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表达。惟此,论文选择从风景叙事角度对废名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除去绪论、结语共有六章。绪论主要梳理国内外风景叙事研究现状及废名小说研究中有关风景叙事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论题,概括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上篇题为“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形象问题,为第一、二、三章,分别从儿童、女性、自然三个角度深入,透视废名通过风景叙事表达“美的‘三位一体’”审美观念,即儿童的纯真之美、女性的人性之美与自然的风景之美合一的审美理想。下篇题为“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塑造问题,为第四、五、六章,探讨废名文体观、语言观、艺术观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重要观点,指出废名小说风景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意义。各章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审美理想如何通过“风景儿童化”表达。废名小说的儿童之美常与风景之美、女性之美并存,表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象。废名小说的风景儿童化叙事,通过风景陌生化、风景去道德化等,表现儿童眼中之景的“纯真新奇之美”,让人重拾自然与人性的美好。为凸显儿童眼中风景之奇特,废名小说中出现“视角越界”等违背叙事常规的现象。废名风景儿童化叙事往往给读者带去愉悦、轻松与暖意,但有些作品也会让人感到伤感、沉重与寒意,短篇代表作《桃园》便呈现出这样的“哀伤之美”。第二章题为“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如何通过“女性风景化”叙事表达其审美理想。女性风景化叙事是废名小说表达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将女性自然化、物化、诗画化和神圣化。在乡土题材小说中,废名多采用女性自然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与风景之美的融合讴歌乡土之美;在都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多采用女性物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的坍塌、风景之美在都市的隐匿,讽刺都市之恶。女性之美和风景之美的合一,是废名审美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将女性“诗画化”的风景叙事手法,营造女性与风景一体、人事与意境合一的“诗意世界”。废名还将女性之美提升到宗教高度,通过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建构由圣洁女性与纯净风景合成的“人间圣境”,作为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废名的女性风景化叙事,体现了女性崇拜思想。第三章题为“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如何表达废名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废名认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物象存在,人类的情感意识投射其上,自然世界才能被感知和生发出意义。基于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废名小说通过风景书写,体现出境由心生、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流露出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唯美倾向。为表达渴求美之永恒的“乌托邦”愿望,废名小说推崇静止时间观,在生死观上体现出歌颂死亡、以死亡来凝固留存美的极致唯美倾向。第四章题为“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废名小说文体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来表达。废名认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牠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他的小说文体观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所以与文辞密切相关的风景描写就成为他文体实验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废名被公认的小说诗化、散文化文体特征,其实是频繁使用风景比拟、风景象征、风景想象、风景典故等媒介营造意境和叙述故事的结果。大量风景书写的加入,淡化了小说情节,松散了叙事结构,冲击了传统小说讲故事方式,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界线,体现出废名的小说文体创新与自觉,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对废名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题为“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的是废名语言文字观和风景叙事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语言文字又有“言不及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困境,废名小说通过风景叙事这种极具包容度和申延性的方式进行突围。其具体描写模式体现为:意欲言说——无法言说——风景出场“立像以尽言”——人景合一“得意而忘言”。废名小说语言还呈现出文白夹杂、汉英杂陈的文字形态,这不仅是求学经历和创作个性的外在显露,也是作者表达策略的自主选择。而当这种杂陈的语言形态用于风景叙事时,则往往是作者“澄明自由”心境的率性流露。废名对文字极为苛求,不仅要精炼而且要精美,对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从篇章句段的增删到字词标点的调整,无不体现“求美增美”的追求。这种修改过程,在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第六章题为“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废名的艺术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表达。对于艺术追求的真善美,废名认为应追求情感之“真”而非事实之“真”,而“美”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和“善”的,由此他的艺术观和道德观就统一在“美”之上。面对“真而不美、美而不真”的困境,废名倡导用想象构筑艺术的“白日梦”去弥补,所以作者小说中的风景更多的是由当下风景引发的想象风景（“心景”）。这种独特的“心景”,体现出废名追求主观真实之想象之美、情感之美的艺术观。面对“善而不美、美而不善”的困境,废名借用“投身饲虎”典故,表达愿为美而献身,阐明自己“趋美从善”的审美取向和道德选择。在废名小说中,隐晦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抽象的理念、复杂的心理活动,大多借助风景书写来表现,对废名而言,几乎是无风景不小说的。废名小说的风景叙事,已成为废名独特文体的重要标识。从风景叙事这个窗口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废名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黄秋硕[10]（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文献综述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文献综述 |
| 二、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山东地区 |
| (二) 汉画像石 |
| (三) 造型艺术与视觉图像 |
| (四) 视觉艺术心理 |
| (五) 汉画像石中的审美追求 |
| 第一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金石学和早期考古研究 |
| 一、最早的着录 |
| 二、拓片图像研究 |
| 三、考古综合研究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 |
| 一、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发现 |
| 二、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研究 |
| 三、20世纪90年代后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造型题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题材 |
| 一、乐舞百戏类 |
| 二、庭院庖厨类 |
| 三、渔猎牛耕类 |
| 四、车马仪仗类 |
| 第二节 历史故事题材 |
| 第三节 战争题材 |
| 第四节 神仙祥瑞题材 |
| 一、伏羲女娲 |
| 二、西王母、东王公 |
| 三、神异类 |
| 四、其他祥瑞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与纹样的造型手法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造型手法 |
| 一、造型形象的源起 |
| 二、造型形象的演变 |
| 三、造型形象的审美表现 |
| 第二节 西王母与东王公造型 |
| 一、西王母的造型演变 |
| 二、东王公的造型演变 |
| 第三节 胡人形象造型 |
| 一、胡人形象出现原因 |
| 二、胡人形象造型分类 |
| 第四节 孔子见老子造型 |
| 第五节 其他故事题材人物造型 |
| 一、周公辅成王 |
| 二、荆轲刺秦王 |
| 三、管仲射小白 |
| 四、闵子骞失棰 |
| 第六节 祥瑞形象造型 |
| 一、“泗水捞鼎”与“飞鸟、游鱼” |
| 二、神兽形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造型形态的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灵魂观念与神仙思想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灵魂观念的由来 |
| 二、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三、神仙造型形态的产生 |
| 第二节 统治阶级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汉画像石造型 |
| 二、统治阶级影响下的汉画像石造型题材 |
| 第三节 民间祥瑞思想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民间祥瑞形象的内容及寓意表现 |
| 二、民间祥瑞思想在画像石造型艺术中的内涵体现 |
| 第四节 中外文化交流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第五节 丧葬观念的转变对汉画像石艺术的影响 |
| 一、厚葬之风的产生 |
| 二、汉画像石的发展 |
| 三、王莽改制对于画像石艺术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造型形态的审美表现 |
| 第一节 造型形态的表现风格 |
| 一、造型的形象题材 |
| 二、造型的装饰特征 |
| 三、吉祥装饰纹样的应用与表现 |
| 第二节 造型形态的审美追求 |
| 一、汉代造型审美观的发生 |
| 二、构图张力与“势”的意蕴表现 |
| 第三节 造型形态的创造性思维 |
| 一、画像石造型图像创意思维的思想扬声 |
| 二、画像石造型图像创意时的形神兼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汉画像石造型艺术叙事性表现与人文情怀的耦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5）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6）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缘何研究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基本论述框架和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理论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应以可接受性为目标 |
| 一、有关裁判说理目标的争议 |
| 二、“可接受性”的理论分析 |
| 三、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界定 |
| 第二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基本内涵 |
| 一、说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
| 二、说理的“统一化”与“个性化” |
| 三、“事理”“法理”与“情理”“文理” |
| 第三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衡量标准 |
| 一、客观标准——基于论证规则构建裁判理由 |
| 二、主观标准——理性说服听众达成有效共识 |
| 第四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实现思路 |
| 一、依靠制度创新为说理提供外在保障机制 |
| 二、完善技术规范为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 |
| 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 |
| 第二章 裁判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现状及原因 |
| 第一节 有关裁判说理问题的实证考察 |
| 一、当下实证研究综述 |
| 二、本文样本选择及分析 |
| 第二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具体表现 |
| 一、不说理或选择性说理 |
| 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 |
| 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 |
| 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 |
| 第三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一、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 |
| 二、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 |
| 三、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 |
| 第三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制度机制 |
| 第一节 通过繁简分流制度实现针对性说理 |
| 一、案件繁简决定说理程度 |
| 二、繁简分流重点是明确分流标准 |
| 三、需要重点说理的具体案例类型 |
| 第二节 依靠裁判公开制度倒逼规范说理 |
| 一、裁判文书公开提升法官的说理要求 |
| 二、裁判文书公开保护法官敢于说理 |
| 三、通过反馈机制明确重点说理内容 |
| 第三节 诉诸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 |
| 一、评价激励重在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 |
| 二、裁判说理中评价激励机制的作用方式 |
| 第四节 提升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其他机制 |
| 一、通过法官释明制度建构说理的理想语境 |
| 二、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增强理由的说服效果 |
| 第四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技术规范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的文书格式要求 |
| 一、规范的文书格式有助提升说理效果 |
| 二、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格式要求 |
|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通识性体例与结构 |
| 第二节 裁判说理的语言风格要求 |
| 一、裁判语言的“可接受性”特征 |
| 二、裁判文书用语要准确规范 |
| 三、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 |
| 四、裁判内容表达要逻辑清晰 |
| 第三节 裁判文书体例及结构创新 |
| 一、裁判文书创新的实践意义 |
| 二、要点引导式说理型式 |
| 三、其他裁判文书说理新型式 |
| 第五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法律方法 |
| 第一节 主要运用的法律方法及其说理实效 |
| 一、法律解释:明确大前提的真实含义 |
| 二、法律论证:确立可接受的说理依据 |
| 三、法律修辞:说服听众强化说理效果 |
| 第二节 法律原则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法律原则进入裁判的说理要素 |
| 二、对“依照原则确立规则”过程的说理 |
| 三、运用法律原则裁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
| 第三节 道德情理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道德情理说理重在进行价值指引 |
| 二、当下裁判中的道德情理说理偏差 |
| 三、道德情理说理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
| 第四节 社会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习惯作为裁判理由应具备的规范要件 |
| 二、“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转化的阐明 |
| 三、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具体论证标准 |
| 第五节 指导案例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运用指导案例说理必须讲清“以案释法”过程 |
| 二、“区分同案”时的说理要求 |
| 三、“形成同判”时的说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7）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学(小说) 风景研究概述 |
|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小说)风景研究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小说)风景研究 |
| 二、废名小说(风景)研究概述 |
| (一)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前的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 (三) 新时期以来的废名小说(风景)研究 |
| 三、论题的提出与创新之处 |
| (一) 论题的提出 |
| (二) 论文创新之处 |
| 上篇 “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 |
| 第一章 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儿童风景化与“纯真新奇之美” |
| 一、“童恋三部曲”与追求“纯真之美” |
| (一) “童恋三部曲”:《柚子》、《初恋》、《鹧鸪》 |
| (二) “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模式 |
| 二、风景的“陌生化”、“去道德化”与追求“新奇之美” |
| (一) 风景的“陌生化” |
| (二) 风景的“去道德化” |
| (三) 儿童视角与“视角越界” |
| 第二节 儿童风景化与“哀伤之美” |
| 一、孤独恐惧之情与“以风景为家” |
| (一) “桃园两个日头”与内心寒冷孤独 |
| (二) “橘树之梦”:渴望打破乏爱生活的美梦 |
| (三) “茅屋大概不该有”:生活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双重缺失 |
| (四) “桃子好吃”与隔膜误解 |
| 二、风景叙事的诗意化、反讽性与“桃园之美” |
| (一) 未被发现的“心病”与“美”的损毁者 |
| (二) “哀伤之美”与复杂的风景叙事特征 |
| 第二章 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桃源之景”与“风景的阴暗面” |
| 一、女性自然化风景叙事与乡土“桃源之景” |
| (一) “桃源三部曲”与人性之美的赞歌 |
| (二) 女性自然化与乡土之美的赞歌 |
| 二、女性物化风景叙事与都市“风景的阴暗面” |
| (一) 风景反讽与都市小说的女性物化 |
| (二) “风景道德化”与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 |
| 三、赞“美”刺“丑”—审美理想的殊途同归 |
| 第二节 “诗意世界”与“人间圣境” |
| 一、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与“诗意世界” |
| (一) 早期小说的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 |
| (二) 以《桥》为代表的中期小说女性诗画化风景叙事 |
| 二、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与“人间圣境” |
| (一) 女性崇拜与“美即宗教”:从人道主义到唯美主义 |
| (二) 女性之美: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 |
| 第三章 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自然之美是心灵之美的折射 |
| 一、追求心灵之美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
| (一) “画图上的相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自然观 |
| (二) “最美的自然,还是人类的情感”: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人生观 |
| 二、追求心灵之真的世界观 |
| (一) “世界正同一个人的记忆一般大小”—世界即记忆 |
| (二) “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 |
| 第二节 渴求美之永恒与死亡审美化 |
| 一、“雨中山果落”:因赏美而欣赏死亡 |
| (一) 废名早期小说的死亡问题—作为人生主题的表现方式 |
| (二) 《枣》和《墓》—因赏美而欣赏死亡 |
| 二、“我所想像之死盖就是一个想像”:因惜美而想象死亡 |
| (一) 《桥》上卷下篇的死亡审美化 |
| (二) 《莫须有先生传》的死亡审美化 |
| 三、“世间一副最美之面目”:因存美而向往死亡 |
| (一) “做人类的坟墓”—凝固诗意生活之美 |
| (二) “细竹之睡”—“世间一副最美之面目” |
| (三) “投身饲虎”—以身“殉美” |
| (四) “春天无今昔”—渴求时间静止与美之永恒 |
| 下篇 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 |
| 第四章 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以风景叙事为媒介的文体实验 |
| 一、风景、故事与典故—中外文体之辨 |
| (一) 中外文学异同的整体认知与自我定位 |
| (二) 中外文学风景书写异同的认知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 二、小说文体内部的实验与创新 |
| (一) 早期小说:风景结构文本与风景人物化 |
| (二) 以《莫须有先生传》为代表的中期小说:风景反讽与文体创新 |
| 三、跨文体的小说文体实验与创新 |
| (一) 《去乡》、《花炮》:诗化、散文化、戏剧化 |
| (二) 《桥》上卷上篇:“要有文辞没有意思”与小说散文化 |
| 第二节 “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 一、中国“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 (一) 《桥》上卷的“风景典故”运用 |
| (二) 《桥》下卷的“风景典故”运用 |
| (三) 《桥》“风景典故”运用的统计分析 |
| 二、外国“风景典故”与文体创新 |
| (一) 外国小说、诗歌、戏剧中的风景典故运用 |
| (二) 外国风景典故运用背后的“风景” |
| 第五章 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语言的困境与突围—“言意之辨”的具象化 |
| 一、“言不及意”与“言不尽意”的语言困境 |
| (一) “言能及意”“由言及意”与“言不及意”“言不尽意” |
| (二) 人物无法言说与叙述者“代言” |
| (三) 从“踌躇满志”到“很是疲倦”:“言意之辨”思考的深化 |
| 二、“立像以尽意”与“得意忘言”的语言突围 |
| (一) 《桥》的语言突围 |
| (二) 《莫须有先生传》的语言突围 |
| 第二节 语言文字形态的杂陈—“亦庄亦谐”的无碍之境 |
| 一、文白夹杂—“澄明自由”心境的自然流露 |
| (一) 文白夹杂与风景典故的运用 |
| (二) 文白夹杂与“庄”“谐”艺术效果 |
| 二、汉英杂陈—讽刺与抒情的强化表达 |
| (一) 早期小说的汉英杂陈:情节讲述 |
| (二) 中期小说的汉英杂陈:反讽与抒情 |
| (三) 后期小说的汉英杂陈:事实陈述 |
| 第三节 语言文字的修改—“求美增美”的极致追求 |
| 一、以《竹林的故事》集为代表的早期小说风景描写修改 |
| 二、以《桥》为代表的中期小说风景描写修改 |
| (一) 文本意境的营造 |
| (二) 思想情感之美、心境之美和想象之美的凸显 |
| (三) 小说叙述视角的甄选 |
| (四) 标点符号的修改 |
| 第六章 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 |
| 第一节 想象之美与现实之真 |
| 一、“时景”(现时之景)与“心景”(想象之景) |
| 二、“想像的雨不湿人”:从局部到整体的“心景”运用 |
| (一) 《清明》:“心景”的章内运用 |
| (二) 《今天下雨》:“心景”的整章运用 |
| (三) 《桥》上卷下篇:“心景”的整篇运用 |
| 三、小说文本内外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 (一) 小说文本内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 (二) 小说文本外的废名艺术真实观 |
| 第二节 情感之美与道德之善 |
| 一、爱情叙事与风景叙事的“交响曲” |
| (一) 早期小说:情感与道德的和谐相生 |
| (二) 中期小说:情感与道德博弈后的再度和谐 |
| 二、艺术与道德关系之思的小说文本内表达:人物的艺术自觉 |
| (一) 《莫须有先生传》中人物的艺术自觉 |
| (二) 《桥》中人物的艺术自觉 |
| 结语 |
| 附录:废名小说创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四、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D]. 王文灏. 山东大学, 2021(10)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6]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D]. 宋菲.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9]“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D]. 周爱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10]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