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政治理论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万英[2](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秦磊[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40余年的艰辛奋斗,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教学理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不断创新,取得了良善的教育实效,培养了无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践行者,最终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困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良善推进,引导教育对象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真知”、“真学”、“真信”、“真用”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学理基础和实践方案,明确教育对象的范围,明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培养什么人”。根据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象划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适应性和针对性;第二部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理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初步将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拨乱反正时期、开拓创新时期、繁荣发展时期、深入推进时期、全面深化时期,为总结基本经验奠定逻辑和史实基础;第三部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从历时性视角、文化价值与信仰谱系视角、创新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视角透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根据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人民群众精神家园出现的新状况、新特点,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当前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时代主题,构建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教育路径,以期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良善推进。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根植和内化,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价值指南和精神动力,以此维护我国社会的信仰生态。
田天亮[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认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董聪慧[5](2020)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奋斗目标,“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将人民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及其人民观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步探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辗转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人民观,即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新时代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科学阐述,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全人类利益的思考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结合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起步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深化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对人民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和时代变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指引社会前进的直接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无疑是思想先驱,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性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观。毛泽东人民观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主题,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奋斗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基调,经过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形成了以邓小平人民观、江泽民人民观和胡锦涛人民观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立足以民为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奋斗目标。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中,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念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人民观;江泽民将人民利益思想纳入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形成了江泽民“三个代表”人民观;胡锦涛将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和满足落实到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阶段,形成了胡锦涛“以人为本”人民观。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光辉起点上,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进程向前推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观。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予以拓展和深化,注重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获得和满足,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根本遵循,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人民观包含民为邦本的主体观,精准扶贫的民生观,知民情、解民意的爱民观等丰富的内容,将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目标纳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人民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崭新成果,进一步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奋斗理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现实,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思想予以拓展和深化,准确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确立了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观立足人民现实保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实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根本。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百年实践成果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引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更得益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人民精神的伟大。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各时期的理论成果,为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是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继续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向着“强起来”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成就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是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而伟大的历史选择。
唐丹[6](2020)在《新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之一,要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形式和途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尤其是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盛行,使得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富媒体性等特点更加突出。近年来,我国使用新媒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新媒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仅非常关键,而且十分紧迫。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仅是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鲜见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学、教育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问题及策略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6个部分。论文在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文献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概念、传播渠道、传播特点、传播功能及其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分析了用于评估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等。论文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模型和评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经过模型构建与推导,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综合评价结果为优秀,明确了影响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各类关键因素。论文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传播环境五个方面,提出了在新媒体时代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具体措施和策略,以供决策参考之用。
张鹏[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置于党的建设过程进行考察,综合运用历史和文本的研究方法,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进行历史细分,划分为20世纪80-90年代的集中教育、21世纪初期的集中教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集中教育等三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对每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系统梳理,重点突出党的集中教育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在此基础上,系统勾勒四十年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历史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发展脉络,进而整体透视党的集中教育的成功因素、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启示。第一章,绪论。主要从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重难点和不足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交代,为本研究深入开展和有序推进奠定知识性基础。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成体系化的理论存在。本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的理论发展史,重点回溯了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教育理论、列宁集中教育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理论。这些为本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第三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本节立足于国家改革开发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三查三整”、整风整党、1957年整风、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等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刻画出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方式。第四章,20世纪80-90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对这一时期的整党、“三讲”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实践进程,勾勒了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脉络。第五章,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本节立足于21世纪头十年中国所处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背景,对这一阶段党内先后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等三次集中教育活动进行了剖析,勾画了这一时期党的集中教育实践路线图。第六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本节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时期中央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深入剖析,动态把握这一阶段党的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化轨迹。第七章,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本节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中教育的历史长镜头,对这一长时段党的集中教育进行透视,重点剖析了党的集中教育取得成功的因素,考察了党的集中教育所表征出来的新特点,基于此得出了党的集中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荣震[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胡兵[9](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钟国云[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提出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二、简论政治理论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政治理论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四、核心概念阐释 |
(一)意识形态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关系的厘清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
六、有效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
(一)有效性的内涵 |
(二)有效性的表现形式 |
第一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理论 |
(一)语言是物质、意识和实践的统一体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阐述 |
(三)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属性 |
(四)阶级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根本属性 |
二、列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随着工作任务转换而转换 |
(三)采用多样化话语方式“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坚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时代化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 |
四、邓小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平实的话语 |
(二)以简洁的句式展现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 |
(三)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
五、江泽民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多方面展开 |
六、胡锦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民和引领社会思潮 |
(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 |
(四)构建和谐社会 |
七、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讲好中国故事 |
(二)善于运用经典话语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四)运用大众话语 |
(五)构建有效话语和话语体系 |
八、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
(一)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
(二)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观点 |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
(四)布尔迪厄的话语象征性权力观 |
第二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主体与客体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是价值观的有效性 |
二、培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符合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标准 |
(一)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三、促进高校师生的政治认同 |
(一)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是话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
(二)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的话语的具体标准 |
四、凝聚高校广大师生 |
(一)凝聚高校广大师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功能 |
(二)凝聚高校广大师生的话语需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
五、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一)话语体系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二)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是话语有效性的内在要求 |
六、有效维护和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一)话语权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二)维护、巩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话语有效性的最终目标 |
第三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要素 |
一、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 |
(一)高校党委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责任主体的有效性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四支主体队伍的有效性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一)大学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要对象 |
(二)高校教职工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对象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 |
(一)话语内容有效性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立足点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有效性的要点 |
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 |
(一)话语表达方法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关键 |
(二)话语表达方法的三个适应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 |
(一)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辩证关系 |
(二)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相互适应性 |
第四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一、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 |
(一)话语内容问题 |
(二)话语方式问题 |
(三)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 |
(一)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表现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因素 |
(三)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影响 |
三、互联网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一)西方为何及如何占据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二)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如何挑战中国意识形态 |
(三)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挑战 |
四、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一)去中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边沿化 |
(二)碎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系统化 |
(三)浅层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刻化 |
(四)开放性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集中化 |
五、大学生话语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一)多样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威性 |
(二)“三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严肃性 |
六、高校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割裂 |
(一)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内在张力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内容割裂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态度割裂 |
第五章 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能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话语的主体职能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切实担负起责任 |
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由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着力点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资源 |
(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则 |
三、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 |
(一)文本话语向教学话语转换 |
(二)政治性话语向生活性话语转换 |
(三)学术话语、权力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
(四)话语转换需要注意的问题 |
四、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一)我国具备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话语优势的坚实基础 |
(二)高校的话语地位与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还不相称 |
(三)如何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五、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一)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二)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持久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三)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广泛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四)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稳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一)信仰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对象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发展历程 |
一、拨乱反正时期:解放思想,回归正确轨道(1978 年-1982 年) |
(一)由“两个凡是”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转变 |
(二)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教育目标的转换 |
二、开拓创新时期:规范教育,丰富精神生活(1982 年-1992 年) |
(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二)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建设中规范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三、繁荣发展时期:多措并举,巩固主导地位(1992 年-2002 年) |
(一)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
(二)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三)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
四、深入推进时期:凝心聚力,坚定科学信仰(2002 年-2012 年) |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
(三)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五、全面深化时期:铸魂育人,落实根本制度(2012 年-2020 年) |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二)坚定精神支柱,强化党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 |
(一)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针 |
二、始终直面思想、信仰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 |
(一)直面思想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批判性 |
(二)直面信仰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镜像,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力 |
三、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客观有效性和良善效果 |
(一)根据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构建分众化、对象化的教育路径 |
(二)根据教育对象的差异性,运用多样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 |
(三)根据教育环体的复杂性,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教育格局 |
四、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置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谱系之中 |
(一)坚持以政治化视角出发完成对人的社会化教育 |
(二)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导向 |
(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筑精神家园 |
第三章 基于基本经验,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
一、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
(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
二、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
(一)守正创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
(二)正本清源,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效 |
(一)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新” |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广” |
(三)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效” |
四、建设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家园 |
(一)坚持意识形态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的有机统一 |
(二)人民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旨归 |
(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坚定信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命题释义 |
(一)矛盾 |
(二)主要矛盾 |
(三)社会主要矛盾 |
(四)社会主要矛盾同其他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关系 |
(五)其他相关概念和命题的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 |
一、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 |
(三)其他重要思想资源 |
二、认识产生的历史根据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
三、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 |
(一)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二)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与认识能力的变化 |
四、认识产生的国际借鉴 |
(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进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定 |
(一)重新认定的基本前提 |
(二)重新认定的思想脉络 |
(三)重新认定的主要表现 |
二、认识的逐步深化 |
(一)实现认识深化的必要性 |
(二)认识深化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深化的主要表现 |
三、认识的重大突破 |
(一)认识突破的客观依据 |
(二)认识突破的思想脉络 |
(三)认识突破的主要表现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内涵 |
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的深刻揭示 |
(一)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
(二)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
(四)辩证把握“一个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的总体把握 |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特点及其表现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地位及其作用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规律及其表现 |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的探索与完善 |
(一)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
(三)适时调整和更新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 |
(四)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 |
(五)不断充实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力量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 |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 |
(一)价值评价的基本向度 |
(二)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 |
(三)努力完善和发展认识的方向 |
二、认识的基本特征 |
(一)前进性与上升性的统一 |
(二)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的统一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五)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六)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七)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统一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一)深入地学习、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
二、继续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 |
(一)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
(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
(三)将认识“基本国情”同世情、党情相结合 |
三、坚持在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自身变化的特点 |
(二)把握其他层次社会矛盾变化的特点 |
四、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
(一)在科学界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解决思路 |
(二)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解决思路 |
五、坚持将党作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 |
(一)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
(二)坚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的实践价值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创新之处 |
四、人民观及相关概念的发展变迁 |
(一)人民与群众的概念关联 |
(二)人民群众的历史演变 |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 |
注释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源起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立 |
(一)从现实社会角度对人民观进行初步探索 |
(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人民观进行深入探索 |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形成 |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核心思想 |
(一)维护基本人权 |
(二)人民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解放 |
(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实践影响 |
(一)争取全人类解放的伟大情怀 |
(二)对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视 |
(三)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关注 |
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传承发展 |
(一)通过民族自决保障人民权利 |
(二)通过土地革命维护人民权益 |
(三)坚持人民民主的基本保障 |
注释 |
第三章 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 |
一、毛泽东人民观的创立 |
(一)毛泽东人民观产生的社会条件 |
(二)毛泽东人民观产生的阶级条件 |
(三)毛泽东人民观产生的主体条件 |
二、毛泽东人民观的核心思想 |
(一)在革命形势下深化对人民的认知 |
(二)以人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 |
(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力量的体现形式 |
三、毛泽东人民观的实践影响 |
(一)人民有了更强大的依靠力量 |
(二)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处理 |
(三)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方式 |
(四)人民当家作主及各种权利纳入宪法保障 |
注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 |
一、新时期人民观的创立 |
(一)新时期人民观的起点 |
(二)新时期人民观的发展历程 |
(三)新时期人民观的时代进步性 |
二、新时期人民观的主要内容 |
(一)邓小平人民富裕观 |
(二)江泽民人民利益观 |
(三)胡锦涛人民本位观 |
三、新时期人民观的实践影响 |
(一)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打牢发展根基 |
(二)为实现人民全面小康开拓发展路径 |
(三)为实现人民民主奠定政治保障 |
注释 |
第五章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 |
一、习近平人民观的创立 |
(一)习近平人民观的时代需求 |
(二)习近平人民观的思想来源 |
(三)习近平人民观的实践探索 |
二、习近平人民观的核心思想 |
(一)一切为了人民的人民核心观 |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主体思想 |
(三)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民关系 |
(四)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的“中国梦”愿景 |
三、习近平人民观的实践影响 |
(一)引领人民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
(二)带领人民创造更多彩的现实世界 |
(三)率领人民铸就更显赫的时代辉煌 |
(四)统领人民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形象 |
注释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时代意蕴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征程 |
(一)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观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引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 |
(三)习近平人民观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实现“强起来” |
(四)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百年奋斗目标 |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是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 |
(一)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 |
(二)始终秉承人民至上原则 |
(三)始终尊重人民的道路选择 |
(四)始终为了人民的复兴梦想 |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是科学实践指南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 |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新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2 论文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新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1.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研究 |
1.2.3 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 |
1.2.4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3.1 论文研究目标 |
1.3.2 论文研究内容 |
1.3.3 论文研究难点 |
1.3.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5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特点与功能分析 |
2.1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相关概念 |
2.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
2.1.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2.1.3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
2.2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2.2.1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和文化价值多元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2.2.2 坚持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2.2.3 坚持显性传播与隐性传播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2.2.4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2.2.5 坚持传承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2.3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渠道 |
2.3.1 手机新媒体 |
2.3.2 微博新媒体 |
2.3.3 微信新媒体 |
2.3.4 新闻客户端 |
2.4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特点 |
2.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呈现移动化特点 |
2.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垂直化特点 |
2.4.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呈现互动化特点 |
2.5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功能 |
2.5.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
2.5.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信息源泉功能 |
2.5.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交流互动功能 |
2.5.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舆论监督功能 |
2.5.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社会整合功能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3.1 技术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 |
3.1.1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开发的影响 |
3.1.2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发布的影响 |
3.1.3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的影响 |
3.2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机遇 |
3.2.1 移动媒体拓广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受众覆盖面 |
3.2.2 媒体融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渠道 |
3.2.3 新媒体传播模式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多向互动 |
3.3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
3.3.1 信息庞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内容影响力 |
3.3.2 网络传播使大众化传播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复杂化 |
3.3.3 话语权转移增大了大众化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性 |
3.3.4 社会发展使大众化传播受众的自我本位性增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理论模型 |
4.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要素 |
4.1.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目标 |
4.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原则 |
4.1.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模式 |
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4.2.1 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4.2.2 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步骤 |
4.2.3 评估指标的选取 |
4.2.4 评估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图 |
4.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理论模型 |
4.3.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 |
4.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评估理论模型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模型实证研究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方法选择 |
5.1.2 数据采集 |
5.1.3 研究过程 |
5.2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
5.3 计算测评指标权重 |
5.3.1 一级准则层指标权重确定和一致性检验 |
5.3.2 二级准则层指标权重确定及一致性检验 |
5.3.3 方案层指标权重确定 |
5.4 模糊综合评价分析 |
5.4.1 单因素模糊评判 |
5.4.2 模糊综合评判 |
5.4.3 最终得分 |
5.4.4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提升策略分析 |
6.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策略 |
6.1.1 积极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的主动性 |
6.1.2 大力培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意见领袖 |
6.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策略 |
6.2.1 全面整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 |
6.2.2 结合中国特色,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 |
6.2.3 贴合大众语境,采用多样化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
6.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策略 |
6.3.1 针对不同受众人群采取多样化传播方式 |
6.3.2 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加强马克思主义内容传达率 |
6.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渠道策略 |
6.4.1 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 |
6.4.2 采取多种方式推行和强化互动传播 |
6.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环境策略 |
6.5.1 依托科学技术,构造数字化媒体环境 |
6.5.2 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引领主流意识形态 |
6.6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附录1:新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问卷 |
附录2:FCE评测表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及其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重点、难点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集中教育概念界定 |
2.1.1 党内教育 |
2.1.2 党内集中教育 |
2.1.3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素 |
2.1.4 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要求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2.1 关于集中教育的阵地理论 |
2.2.2 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 |
2.2.3 关于集中教育转化的理论 |
2.3 列宁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3.1 关于教育阵地理论的发展 |
2.3.2 关于教育的灌输理论 |
2.3.3 关于集中教育的方法论 |
2.4 毛泽东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4.1 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 |
2.4.2 关于思想教育的理论 |
2.4.3 关于作风教育的理论 |
2.4.4 关于集中教育方法的理论 |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教育理论 |
2.5.1 邓小平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2 江泽民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3 胡锦涛关于集中教育的理论 |
2.5.4 习近平关于集中教育理论 |
2.6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的研究意义 |
2.6.1 开展集中教育的必要性 |
2.6.2 开展集中教育的可能性 |
2.6.3 开展集中教育的原则 |
2.6.4 开展集中教育的方法 |
第3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 |
3.1 延安整风运动 |
3.1.1 坚持理想信仰 |
3.1.2 推进历程 |
3.1.3 延安整风运动深刻的影响 |
3.2 三查三整 |
3.2.1 土地革命顺利进行 |
3.2.2 三查三整的方法和过程 |
3.2.3 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相结合 |
3.3 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 |
3.3.1 新形势与新任务 |
3.3.2 整风的原则 |
3.3.3 整风运动成效 |
3.4 1957 年整风运动 |
3.4.1 开展整风运动原因 |
3.4.2 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
3.4.3 整风运动的失误带来的启示 |
3.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3.5.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
3.5.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程 |
3.5.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影响 |
第4章 20 世纪80-90 年代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4.1 整党教育活动 |
4.1.1 历史遗留问题倒逼 |
4.1.2 整党目标的精准性 |
4.1.3 全面恢复党的肌能 |
4.2 “三讲”教育活动 |
4.2.1 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选择 |
4.2.2 “三讲”教育的核心是讲政治 |
4.2.3 “三讲”教育路线图 |
4.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
4.3.1 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 |
4.3.2 着眼于农村党员干部思想武装 |
4.3.3 极大提升了农村党员干部能力 |
第5章 21世纪初期党的集中教育活动演进 |
5.1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5.1.1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历史选择 |
5.1.2 核心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
5.1.3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序推进 |
5.2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5.2.1 关于发展理念的党内教育课 |
5.2.2 把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关键词 |
5.2.3 全党践行科学发展观能力全面提升 |
5.3 创先争优活动 |
5.3.1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继续 |
5.3.2 创先争优活动的核心要义 |
5.3.3 营造了创先争优的社会风气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进 |
6.1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6.1.1 着力化解党的四风问题 |
6.1.2 全面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主题 |
6.1.3 党的作风建设的一场深刻革命 |
6.2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6.2.1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新部署 |
6.2.2 核心内容是“严”与“实” |
6.2.3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顶层设计 |
6.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6.3.1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 |
6.3.2 “学”与“做”的内在逻辑 |
6.3.3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6.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6.4.1 “初心”就是谋幸福,谋复兴 |
6.4.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经验透视 |
7.1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成功因素分析 |
7.1.1 中央统筹领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1.2 试点先行完善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方案 |
7.1.3 科学设定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 |
7.1.4 动态跟踪指导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2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 |
7.2.1 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
7.2.2 分批分类开展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
7.2.3 领导带头推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走向深入 |
7.2.4 上下联动有序推进党的集中教育实践活动 |
7.3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地位 |
7.3.1 在思想建党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
7.3.2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
7.3.3 党内集中教育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
7.4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
7.4.1 集中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武装全党的重要法宝 |
7.4.2 集中教育是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路径 |
7.4.3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教育活动必须长期坚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评述 |
三、研究内容 |
(一)研究内容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路径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一)腐败 |
(二)腐败治理 |
(三)体制与机制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9)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小结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一、教务部 |
二、教研部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二、党性教育 |
三、能力培训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三、组织员 |
四、联络员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六、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 |
一、概念界定 |
二、理论依据 |
三、历史传统 |
四、现实要求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一、活动主要任务与内容侧重 |
二、活动的动员与发起方式 |
三、活动的组织与领导策略 |
四、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步骤 |
五、“活动模式”的形成与演进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评估 |
一、活动实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
二、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
三、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突出成效 |
四、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
五、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 |
第四章 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几点思考 |
一、优化主题、拓展内容、创新载体 |
二、针对党内问题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 |
三、构建与完善活动的实效性评价体系 |
四、建立与健全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 |
五、服从服务于党建总体布局和“三化”要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简论政治理论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D]. 秦磊. 广西大学, 2020(07)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D]. 董聪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新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D]. 唐丹.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演进研究[D]. 张鹏. 吉林大学, 2019(02)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9]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