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晨韵[1](2021)在《《乐府诗集》中的神灵歌辞研究三题》文中提出
马兰花[2](2021)在《汉初郊庙歌辞研究》文中提出
张灵慧[3](2020)在《近四十年来汉郊庙乐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汉乐府研究的全面展开,汉郊庙乐的研究也渐成热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郊庙乐舞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层次也渐渐提高。传统的郊庙乐文献考辨、文学研究、音乐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学科交叉、多角度切入的特点。近四十年的汉郊庙乐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高磊[4](2020)在《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文中指出神话,是诗歌产生的源头。神话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诸多诗人受到神话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借鉴和吸收神话因素进行创作,使诗歌与神话完美融合。唐诗中大量的神话典故,既起到了保存神话的作用,又增加了诗歌的浪漫效果。唐人将神话故事、神话意象、神话思维与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境界。本论文选取唐诗中的日月神话为研究对象,分八章进行研究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神话。唐诗中的日神,既有“耀灵”“东君”“朱明”“大明”之名,又有“日灵”“阳灵”“灵晖”和“郁仪”之称。唐人应制诗中常以日喻唐皇,又与“捧日”典故融合,表达效忠、侍奉、守护君王之心。《淮南子·天文训》描绘了日行轨迹及行至之处的称谓,唐诗中常见的有“旸谷”“咸池”“扶桑”“蟠木”等日出之所和“崦嵫”“虞渊”“桑榆”等日入之处。唐诗中的“若木”有两种含义,既是东方扶桑,又是西极若木。此外,《淮南子》记述的“朏晨”“正中”“晡时”“高舂”“下舂”等日行各时段之称谓,唐诗中亦可见之,且多用其本义,表示时间。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神话。唐人将以“日乌”为诗歌意象,既以咏日,又以咏乌,或将二者融合,亦或以之代指太阳。因《淮南子》等古籍有“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的记载,又产生了“羿射九日”的神话。古籍中的“羿”形象,可归纳为三种:“实有的历史人物”“箭靶’式人物”和“神话人物”。神话之羿所为之事,与历史之羿有密切联系。唐诗中的“羿”亦不离以上三种形象。羿射九日,落入大海,是为沃焦,又称尾闾、归塘。这些意象也在唐诗中出现,用以表达不同的诗意。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羲和”在古籍中有“日母”“历官”“日御”三义。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反映了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自身的演变。而“日御”之义是唐代羲和神话的主流。唐人将羲和神话意象与车、轮、鞭、辔、鞅等车马驾意象两两融合,并将“羲和驭日”典故引申化用为多种诗意表达。唐诗中的“羲和”及其相关意象,既代指太阳亦转指岁时,寄寓了时间的昼夜不停和转瞬即逝,抒发了诗人们对暮年的感喟和因时光易逝而引起的人生之叹,表达了对功成名就的追求和突破生命限制的愿望。“日车”“六龙”除了其中所含有的时间寓意之外,“日车”又衬托物之高、险,“六龙”又有“天子之驾六马”和“《易》乾卦的六爻”等义。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夸父逐日和鲁阳挥戈却日神话,二则神话本身寄寓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唐诗在化用二典时却不独从神话本身的抗争寓意出发,而是结合诗人自身的理解,进行多种解读。夸父逐日的神话本身有“远大抱负”“不自量力”等多重寓意,唐人从不同的角度化用于诗中,表达了诸多不同的情感。鲁阳却日神话在唐诗中用作咏戈之典、咏军阵之典、咏日之典,既以之状军威之盛,又寄寓了人有回天之力和希望能驻景留时之意。而在李白《日出入行》诗中,却否定了鲁阳的“回天之力”,展现了诗人合于大道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嫦娥又作恒娥、常娥、姮娥,其窃不死药而奔月的故事谓之奔月神话。目前可知的秦简《归妹》卦辞、《文选》引《归藏》《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奔月神话的相关记载,故事情节在东汉张衡《灵宪》的记载中已然完备。嫦娥的形象经文学作品的流传与修饰逐渐鲜活起来。唐人将嫦娥奔月神话中长生不死、孀居孤苦、去而无返三大主题蕴含诗中,用以抒情言志。这些诗中的嫦娥是女神的形象,并升华成为美人意象。嫦娥不仅用来比喻美人和衬托美好事物,其作为月亮的代称也在诗中出现。唐人对于嫦娥窃药之事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表现出多种态度。第六章是论述了唐诗中“蟾蜍”与食月诗歌。因为古人对月之轮廓无光之处的直观认识和蟾蜍的寓意,以及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等原因,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故而把月蚀之时的月亮残缺,想象成因蟾蜍啮食所致,谓之“蟾蜍食月”。月有后宫群臣的寓意,故而唐诗中的食月诗常作为诗人抒发政治感慨的工具。卢仝歌行体《月蚀诗》是这方面诗歌的代表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诗中有一定数量的涉蟾蜍诗,多以“蟾蜍”代指月亮。第七章是对唐诗中“月兔”进行文化阐释。《楚辞·天问》“顾菟在腹”,王逸以“月中顾望之兔”释之,月兔神话由此而生。唐人涉月诗中常言及月兔,称之为“顾兔”“玄兔”“白兔”“玉兔”“阴兔”“金兔”等。“顾菟”之义,学术界有“月兔说”“蟾蜍说”“蟾兔说”“月虎说”四说。在唐诗中,有“月兔”“蟾蜍”两种释义。“玄兔”之称,解释了月中兔的来源,亦即“阴影说”。“白兔”寓意长寿,故唐人化用“白兔捣药”的神话入诗,借之抒情言志。“玉兔”既是“白兔”的喻称和美称,又暗指其为天上之兔。而且“玉兔”“阴兔”“金兔”之称与阴阳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联。因兔代指月,故唐诗以“兔轮”“兔钩”“兔影”“兔辉”来写月,以“乌飞兔走”形容时光流逝。唐诗中月兔的不同称谓,是我国传统文化多样化的沉淀,从中亦可窥探月兔神话的起源。第八章是对唐诗“月桂”的意象及其寓意进行探析。《淮南子》记载“月中有桂树”,《安天论》又有“月中仙人桂树”之说。唐代时产生的“吴刚伐桂”和“月落桂子”进一步丰富了月桂神话。唐人化用月中桂树的典故,以写月、咏桂、誉美人、赞贤达,或以“桂”代指月亮。又将月中桂的神话意象与科举寓意结合,使之成为了功名的象征。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以月桂喻功名者甚多,而且因“蟾宫”之说而衍生出“蟾宫折桂”的熟语。月中桂树以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情感内涵为唐人喜用,以表达对功名的追求。
魏晓丹[5](2020)在《汉武求仙述论》文中提出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但其评价亦存争议,尤其汉武求仙之事,古往今来遭到后世诟病,被视为其执政生涯中似乎不甚光彩的一段经历。对汉武帝历史和后世小说故事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集中于文学、宗教学和民俗学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不过对其中武帝求仙这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行为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具有重要价值。第一,汉武求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保留并发扬了许多时代元素,如汉代的神仙信仰、方士兴起和汉人的生死观等等,这些因素集于帝王一身,又影响了国家祭祀活动的发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考察有所补苴。第二,对于汉武帝这样的“箭垛式”人物,从小说故事的角度入手讨论汉武求仙故事亦不可或缺。在考察汉武求仙历史的基础上,从传统的汉武故事中剥离出其求仙之内容,作为独立的主题进行探究。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限定在“汉武求仙”以内,对其进行跨历史与文学领域的研究,对“汉武求仙”历史事件和文学题材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旨在以“汉武求仙”打通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壁垒,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颜敏[6](2019)在《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文中指出《郊祀歌》十九章与文景武之际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有密切关系。本文将《郊祀歌》十九章放在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细致深入地研究这组诗歌文本内涵、诗体特征,剖析《郊祀歌》产生的过程和文学史意义。论文主要研究四大问题:一、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及其对《郊祀歌》的影响。剖析文景武之际政治、文化转型情况,认为其对《郊祀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求促成郊祀的兴起。文化上,儒学代替黄老学说成为官方主流文化,儒学与其余各家学说对神权系统、天人关系、郊祀礼的阐释,为郊祀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统治阶级的礼乐观促成了《郊祀歌》的产生。具体而言,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直接影响了《郊祀歌》的内容、风格和体式。二、汉神权体系的建立对《郊祀歌》的影响。将《郊祀歌》十九章分别置于汉武帝构建神权体系的三个阶段上,来追索《郊祀歌》文本产生、使用的时间和内涵。元光二年至元鼎三年,汉武帝祀五帝。作于此期的歌诗反映了汉初“顺天应时”观念和汉武帝政治革新的雄心壮志。元鼎四年至元鼎六年,汉武帝祠后土,尊太一为至上神,构建了汉新神权体系。作于此期的歌诗颂后土、太一,祈求平息水患、威服四夷,注重对祭祀乐舞的描述,张扬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气象。考辨此期的诗歌,认为《华烨烨》是祭后土的迎神曲,《五神》乃颂五帝及群神之歌,《天地》是祭泰一的迎神曲,《天门》是祀泰一后的谢神曲。随着黄帝获鼎——封禅——升仙传说的完善,汉武帝追求长生的欲望不断增强,作于元封元年封泰山后的歌诗以求仙长生为主要内容。考辨《日出入》,认为其乃作于太始三年的祭日神歌。三、从《郊祀歌》看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乐舞。梳理《郊祀歌》中对音乐、乐器、舞蹈的描述,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乐舞以元鼎四年为转折点:元鼎四年前的祭祀乐继承传统的雅乐风格,多用传统雅声乐器,以楚舞为郊祀舞;元鼎四年后,祭祀乐以新声为主,开始使用竽笙等民间乐器,楚舞作为郊祀舞渐趋成熟,技巧更高超、场面更宏大。四、《郊祀歌》十九章的文学史意义。从内容和诗体两个角度,对比剖析《郊祀歌》与先秦至汉初的祭神诗的异同,认为《郊祀歌》颂神歌、祭祀程式歌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祭神诗的写作内容,颂瑞诗入郊祀乐歌,是祭神诗内容上的创新;《郊祀歌》四言体承自《诗经》祭神诗,三言体继承并改做自楚歌体“□□口兮□□□”句式,杂言体的形成受到鼓吹乐的影响,杂言体入郊祀乐,是祭祀诗体式上的创新。《郊祀歌》对后世诗歌创作具有启发性的影响。
岳洋峰[7](2019)在《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文中认为本文将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和文本生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其文本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本文从六个章节展开了论述。第一章讨论礼乐形态与汉乐府歌诗的创作。在论述汉初礼乐建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各类乐府歌辞文本与汉代的礼制形态。《安世房中歌》是在汉初对各项宗庙仪法进行建制的基础而创制的,目的为维护刘氏宗亲世系继承帝位的正统性。《郊祀歌》则是在辞家兼取楚风以及郊祀祥瑞见事的基础上而创制的歌辞,目的为愉悦天地神灵。汉成帝时期以丞相匡衡为首的一批儒生在“贵诚尚质”的原则下,对《郊祀歌》的歌辞进行改定,使歌辞本身变得更为质朴。《汉铙歌》的产生在军事用乐之外,帝王大驾卤簿以及食举用乐的需求也对歌辞文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讨论文本流传与汉乐府歌诗的历时形成。《相和歌辞》的形成与音乐变换、歌辞叙事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以“弹筝酒歌”“相和”甚至是“歌呼”的形式进行演唱。在乐府文本的演进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武德舞歌诗》的文本形成概况。汉代杂舞文献虽出自方俗之间,却被用于帝王殿庭之中。雅舞文献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创作发生着新的变化,但却基本遵循着《诗经》之“颂”体的创作模式。《苲都夷歌》三章以西南夷钦慕大汉之德为宗旨,以进一步加强西南夷各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联系为目的。第三章讨论“行风俗”与汉代杂歌文本的生成。从风俗使者行使“风俗”的地域以及汉代杂歌产生的地域关系展开,论述两汉时期杂歌与“行风俗”之间存在着地域的重合性因素。儒生成为参与“行风俗”的主体,也对杂歌和部分谣辞进行了一些加工和润色的工作。在“行风俗”的影响下,汉代杂歌所产生的初貌可以被大致的确定下来。“行风俗”与“举谣言”同为杂歌以及谣辞产生的制度动因,两者在体系确定、循环周期上也存在着较多相同的因素。第四章讨论“举谣言”制与汉代谣辞文本的生成。当汉代官吏的考绩模式与“谣言”有所关涉之时,这些被进举的“谣言”也就体现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结合考绩模式的演进,分析出“举谣言”制是经历了百姓臧否、掾属进举以及三公听采等几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举谣言”者也和风俗使者一样,对谣辞的文本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之具有了一些特定历史叙事性质的含义。第五章讨论歌辞指向与乐府倡乐活动的兴盛。在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中存在娱乐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所体现的娱乐功能。乐府机关也以其倡乐活动的精彩表演,缓和并化解了胡汉之间存在的民族矛盾。乐府倡乐活动的繁荣和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乐府艺人、乐府歌辞文本的发展。汉代“撞末”伎人的表演活动,也为汉代乐府机关的俗乐表演增添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以歌辞指向为探究问题的重点,进一步梳理乐府歌辞文本与倡乐活动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关注汉乐府歌诗的文学形态及佚诗补辑。以汉乐府文本的内部建构和文本的整理注释等为视角,对歌辞文本生成的经学语境、着录形态、注释情况进行考察,而这则要以《郊庙歌辞》《杂歌谣辞》等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两汉《杂歌谣辞》文本进行了一些补辑和注释的工作,力求对汉乐府文本的面貌尽可能的进行整理和还原。
张巧玲[8](2019)在《论汉代文学与祥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灾祥观是汉人解说天命时事的一种方法。其中,祥瑞观为汉代文人和统治集团所青睐。祥瑞入文是汉代文学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祥瑞书写存在于汉代多种文学体裁中,呈现出汉代文学中的祥瑞现象,具有博物、夸饰、想象的文学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祥瑞观念与汉代思想。第一节解释“祥瑞”的含义。“祥瑞”中的“祥”字最初不专指吉祥,凶兆也可谓之“祥”。“祥瑞”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新序》。“祥瑞”一词出现虽晚,但含有祥瑞实际意义的祥瑞观应用已广。“祥”字在汉代中叶已普遍带有吉祥、祥瑞的意思。第二节研究祥瑞观与汉代儒学。祥瑞观与汉代儒学的关系复杂。一方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吸取且发扬了祥瑞观念。董仲舒构造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服务。另一方面,谶纬中的祥瑞观与“七经”相结合,“七经纬”即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三节讨论祥瑞观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汉代社会一直受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在阴阳五行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汉代文学创作中开始描写讨论祥瑞。第二章论析汉代文学中的祥瑞现象。汉代赋、诗歌、史传文学和子书中均有以祥瑞入文的现象。其中汉赋中的祥瑞现象描写比重显着,研究表明与汉赋的“尚大”与“尚美”特征有关。汉赋之外,汉代诗歌与汉代子书中的祥瑞现象描写比重亦大。汉代史传文学则记事详细,呈现了祥瑞事件在汉代的特出地位,印证着汉赋、汉诗、汉代子书中描写的部分祥瑞现象,对于了解祥瑞在汉代政治思想中的作用和价值有突出的贡献。汉代子书中的祥瑞现象书写则关乎汉代祥瑞信仰的迁移,对于研究汉人祥瑞信仰意义非凡。第三章研究祥瑞在汉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功能。第一,反映汉王朝的自我意识。如光大汉德与推崇孝道;昭示政治太平与彰显功绩;显明王者受命的正统性及受命由天的征兆。第二,祥瑞书写“有助文章”。在文学博物方面,丰富文章内容,使文章奇瑰;在文学艺术方面,善于运用夸饰与想象的表现手法。第四章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优劣,为相关研究提供材料,发现新的研究视角。
时嘉艺[9](2018)在《汉镜中的“求仙路”——以汉乐府为参照》文中认为以两汉镜铭中神仙长生观念为研究对象,从历时性的视角探讨神仙类镜铭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轨迹,可以展现其从西汉初年萌芽到东汉兴盛再到东汉后期渐趋衰落的过程。镜铭也是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共时性的角度,将其与同时期的汉乐府进行对读,可以从中发现贵族、文人、民间不同社会群体求仙观念的演变轨迹。同时,神仙类镜铭与道家文化紧密关联,从中也可以发掘道家信仰传统的生成轨迹。
刘博予[10](2018)在《汉乐府与“汉道”》文中指出“汉道”是汉代史书中的常见词汇,陈苏镇先生将其解释为“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它既指汉帝国的统治理念,亦与汉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息息相关。汉乐府是帝国官方收集保存的诗歌,也是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体。作为“权力的诗学”,汉乐府以文学形式书写了帝国政治的秩序与权威。本文将汉乐府与“汉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二者关系是文学书写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旨在以文史互证的方式深入探讨汉代政治文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史籍中的“汉道”一词进行考论。“汉家法周”思想深入帝国统治者内心,“汉道”也因此继承了“周道”的某些内容,但与“周道”仍然存在诸多不同。“汉道”的核心思想是董仲舒的“奉天法古”,一是以天人感应理论构建起宇宙与人间秩序,二是在帝国政治层面推行复古改制。“奉天法古”在秦政与“周道”的冲突之间建立了平衡,亦能为汉帝国的政权合法性增加砝码。第二部分旨在分析《安世房中歌》与汉初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安世房中歌》是汉帝国的宗庙祭乐,亦为汉初三大乐章之首。汉帝国建立之初,在政治文化方面遇到了诸多困难。《安世房中歌》以文学书写的形式,回应了帝国的政治文化困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帝室之家法,《安世房中歌》极为推崇孝道,这使其成为汉代儒学昌盛之先声。第三部分以《郊祀歌》和《铙歌》为中心分析西汉中期的“汉道”。《郊祀歌》与《铙歌》中的各篇章分别创作于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其中某些部分还是汉武帝刘彻亲自写作。以儒学为理论基础,以“奉天法古”为核心思想的“汉道”,在汉武帝时代最终成型。《郊祀歌》与《铙歌》书写了帝国统治者虔诚的神仙信仰,也书写了帝室对祥瑞的无限热忱。此外,诗歌展现出《公羊》学派“太平之世治夷狄”的思想,这为我们理解汉代政治另辟蹊径。第四部分以东汉乐府为研究对象,探讨东汉时期“汉道”之新变。光武帝中兴汉室之后,将谶纬纳入官方体系以掌握其解释权,以此向世人展示其对高祖以来汉家神统的继承。谶纬在文学理论和音乐理论两个方面影响了乐府创作,乐府中的东汉童谣即是受谶纬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些诗歌。此外,东汉乐府里的士大夫群体既是经术通明的儒生,又有着出色的行政能力。这些特征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定型,亦可知促使儒生与文吏融合是东汉“汉道”的内容之一。
二、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3)近四十年来汉郊庙乐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安世房中歌》研究 |
(一)《安世房中歌》的名称演变、“房中”的含义及“房中乐”的性质 |
(二)《安世房中歌》作者考 |
(三)《安世房中歌》创作时间考 |
(四)《安世房中歌》的文化意蕴 |
二《郊祀歌》研究 |
(一)《郊祀歌》的题名、作者、创作时地考证 |
1.《郊祀歌》题名及内容考论 |
2.《郊祀歌》作者考 |
3.《郊祀歌》创作时地及编次考 |
(二)《郊祀歌》的文化意蕴 |
三汉郊庙歌辞的渊源探析和文学论述 |
四汉郊庙乐舞研究 |
结语 |
(4)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方法和路径 |
三、研究回顾与展望 |
四、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一章 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 |
第一节 日神之名 |
第二节 日出之处 |
第三节 日入之所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 |
第一节 日乌意象:咏日与咏乌 |
第二节 古籍所载“羿”之形象 |
第三节 唐诗之“羿”及射日诗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 |
第一节 羲和神话起源及其演变 |
第二节 唐诗中的“羲和”含义 |
第三节 “羲和驭日”诗歌引申 |
第四节 羲和驾驭:日车与六龙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唐诗中的逐日、却日神话 |
第一节 唐诗中的夸父逐日神话 |
第二节 唐诗中的鲁阳却日神话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 |
第一节 嫦娥奔月神话的形成 |
第二节 唐诗中奔月神话主题 |
第三节 嫦娥形象:美的化身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唐诗中的蟾蜍与食月诗歌 |
第一节 月中有蟾蜍的观念来源 |
第二节 唐代的“蟾蜍食月”诗 |
第三节 《月蚀诗》的相关问题 |
第四节 以“蟾蜍”代月的唐诗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唐诗中的月兔及文化内涵 |
第一节 “顾兔”四说及唐诗释义 |
第二节 “玄兔”及月兔来源诸说 |
第三节 “白兔”及月中捣药神话 |
第四节 “玉兔”诸称的多重内涵 |
第五节 “兔”在诗中的借代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唐诗中的月桂意象与寓意 |
第一节 月中桂树异名及源流 |
第二节 月中桂树的诗歌意象 |
第三节 月中桂树的功名寓意 |
第四节 月宫传说及蟾宫折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汉武求仙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史载汉武求仙概述 |
第一节 以黄帝为模范——汉武的慕仙 |
第二节 以方士为辅佐——神仙的使者 |
第三节 以国事为载体——汉武的求仙 |
第二章 汉武求仙溯源 |
第一节 文化篇:巫的传承 |
第二节 文学篇:从神话到求仙 |
第三节 民俗篇:从东夷到齐 |
第四节 思想篇:两种不死观念 |
第三章 汉武求仙演绎 |
第一节 演绎述略 |
第二节 演绎阶段 |
第三节 演绎特点 |
第四章 由史入文的规律 |
第一节 小说以补史 |
第二节 历史文学化 |
第五章 东西求仙路 |
第一节 昆仑的地位 |
第二节 历史上的求仙路线 |
第三节 故事中的求仙路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创新意义 |
第一章 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及其对《郊祀歌》的影响 |
第一节 文景武之际的政治转型 |
一、抑制诸侯、加强皇权成为趋势 |
二、树立至上神以维护中央皇帝的最高权威成为趋势 |
第二节 文景武之际的文化转型 |
一、独尊儒学而悉延百端之学文化态势的生成 |
二、文景武之际的礼乐观 |
第三节 文景武之际社会转型对《郊祀歌》的影响 |
一、政治转型推动郊祀的兴起 |
二、文化转型为郊祀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三、社会转型促成了《郊祀歌》十九章的产生 |
第二章 汉神权体系的建立与《郊祀歌》的创作 |
第一节 五帝并祀时期的《郊祀歌》 |
一、郊祀五帝与四时歌、《帝临》《练时日》《赤蛟》等诗的产生 |
二、武帝定陇西与《朝陇首》《天马(其一)》 |
第二节 新神权体系的建立与后土、太一之歌的创作 |
一、郊祀后土与《后皇》《华烨烨》《景星》的创作 |
二、郊祀太一与《惟泰元》《五神》《天地》《天门》的创作 |
第三节 汉武帝封禅求仙对《郊祀歌》的影响 |
一、黄帝升仙传说的完善与武帝的求仙活动 |
二、武帝求仙与《齐房》《天马(其二)》《象载瑜》 |
三、武帝求仙与《日出入》 |
第三章 从《郊祀歌》看汉代郊祀乐舞的新变 |
第一节 音乐风格:由雅声转向新声 |
第二节 乐器:渐喜用琴竽笙等乐器 |
第三节 舞蹈:受楚地舞蹈影响 |
第四章 《郊祀歌》十九章的文学史意义 |
第一节 《郊祀歌》内容上对先秦祭神诗的继承与开拓 |
一、颂神诗、祭祀程式曲对先秦祭祀诗的继承与开拓 |
二、颂瑞诗被纳入郊祀乐歌 |
第二节 《郊祀歌》诗歌体式上对先秦至汉初祭神诗的继承与开拓 |
一、《郊祀歌》四言体对先秦至汉初四言祭神诗的继承 |
二、《郊祀歌》三言体对楚歌体的继承与改作 |
三、《郊祀歌》中杂言体的创新 |
第三节 《郊祀歌》十九章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
一、《郊祀歌》的内容启发了后世学者的创作 |
二、为五、七言诗的形成积累了艺术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表附1-1 近代以前注评《郊祀歌》十九章书目情况表 |
二、汉魏晋南北朝官方郊祀歌辞概览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7)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汉乐府歌诗文本问题的意义 |
二、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研究现状 |
(一) 汉乐府歌诗文本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
(二) 两汉乐府歌诗与社会制度研究 |
三、论题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视角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礼乐形态与汉乐府歌诗的创作 |
第一节 条次宗庙仪法与《安世房中歌》的创作 |
一、宗庙仪法建制《房中祠乐》之初成 |
二、“三世而后安”与《安世房中歌》的命名 |
三、作乐崇德与《安世房中歌》的运作 |
第二节 礼乐建构与《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 |
一、《郊祀歌》兼采楚歌体制 |
二、《郊祀歌》吟咏祭祀见事及其生成主题 |
三、汉成帝时罢复郊祀与《郊祀歌》修订 |
四、天人相应与《郊祀歌》的运作 |
第三节 卤簿、食举用乐与《汉铙歌》的创作 |
一、大驾卤簿用乐与《朱鹭》《上之回》等曲的创作 |
二、《汉铙歌》与汉代食举用乐之关系 |
三、《汉铙歌》的使用功能及其“音声”特征 |
第二章 文本流传与汉乐府歌诗的历时形成 |
第一节 《相和歌辞》的形成与流传模式 |
一、叙事方式与《相和歌辞》的形成 |
二、“弹筝酒歌”与《相和歌辞》的演唱机制 |
三、《睢阳曲》的产生和流传 |
第二节 乐舞演进与《舞曲歌辞》的形成 |
一、汉代杂舞文献的形成 |
二、《武德舞》的演进模式 |
三、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的形成 |
第三节 《莋都夷歌》文本产生及语境文化 |
一、《莋都夷歌》产生的历史动因 |
二、《莋都夷歌》文本写定状况 |
三、《莋都夷歌》相关问题考察 |
四、《莋都夷歌》产生的语境文化 |
第三章 “行风俗”与汉代杂歌文本的生成 |
第一节 汉代“行风俗”与杂歌诗的产生 |
一、“行风俗”与定制作之关系 |
二、两汉时期“行风俗”及其地域范围 |
三、“行风俗”与汉乐府歌诗地域分布之关系 |
第二节 “行风俗”群体与杂歌的产生 |
一、儒生成为“行风俗”的主体 |
二、“行风俗”主体与杂歌的润色模式 |
三、附着于帝王引语以及文人作品而产生的歌谣 |
第三节 “行风俗”体系的确立 |
一、“行风俗”与“举谣言”的趋同与分野 |
二、“行风俗”的周期 |
三、“行风俗”体系的形成 |
第四节 “行风俗”体制下的杂歌创作 |
一、“行部”与“行县”与杂歌的产生 |
二、以郡守类为主体的杂歌及谣辞的产生 |
三、汉乐府杂歌诗的产生路径 |
第四章 “举谣言”制与汉代谣辞文本的生成 |
第一节 “举谣言”制与两时期的吏治模式 |
一、两汉时期官吏考绩模式的演进 |
二、吏治之道下的“妖言” |
三、“举谣言”制关涉功课等级的认定 |
第二节 “举谣言”的制度形态 |
一、“舆人之诵”与“举谣言”初貌 |
二、“举谣言”制的生成过程 |
三、“举谣言”制的评骘功能 |
第三节 “举谣言”制体系的确立 |
一、“举谣言”与“行风俗”的制度关联 |
二、“举谣言”的周期 |
三、“举谣言”制体系的形成 |
第四节 “举谣言”制影响下的谣辞文本 |
一、“举谣言”者对谣辞的加工、润色模式 |
二、谣辞的文本建构及其历史叙事 |
第五章 歌辞指向与乐府倡乐活动的兴盛 |
第一节 歌辞的娱乐指向与汉乐府倡乐活动 |
一、汉乐府歌辞的娱乐指向 |
二、倡乐活动所反映的汉代社会 |
三、女乐艺人所用乐器及其表演形式 |
第二节 汉代乐府倡乐活动与“倡乐晏胡”的运作机制 |
一、西汉时期倡乐活动的兴盛 |
二、“倡乐晏胡”的运作机制 |
三、“倡乐晏胡”的文化认知 |
第三节 汉代“橦末伎”及其表演方式 |
一、“都卢”之义与“橦末伎”之关系 |
二、“橦末伎”的表演模式 |
三、“橦末伎”的施用功能 |
第六章 汉乐府歌诗的文学形态及佚诗补辑 |
第一节 《杂歌谣辞》与《郊庙歌辞》的文学形态 |
一、《杂歌谣辞》《郊庙歌辞》中的经学类目 |
二、《杂歌谣辞》《郊庙歌辞》中的经学观念 |
三、《杂歌谣辞》《郊庙歌辞》所见的社会形态 |
第二节 《郊庙歌辞》等汉乐府歌诗文本的整理及注释 |
一、《郊庙歌辞》的着录形态 |
二、《郊庙歌辞》等歌诗文本的注释体式 |
三、《郊庙歌辞》等歌诗文本的注释价值 |
第三节 两汉谣辞的文学形态及异文 |
一、两汉谣辞的文学形态 |
二、两汉谣辞的补辑及异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论汉代文学与祥瑞(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国内外研究概况 |
0.2 论文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
1 祥瑞观念与汉代思想 |
1.1“祥瑞”释义 |
1.2 祥瑞观与汉代儒学 |
1.3 祥瑞观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 |
2 汉代文学中的祥瑞现象 |
2.1 汉赋中的祥瑞现象 |
2.2 汉诗中的祥瑞现象 |
2.2.1 汉诗中的常见祥瑞 |
2.2.2 汉代祥瑞诗的典范——郊祀歌 |
2.3 史传文学中的祥瑞现象 |
2.4 汉代子书中的祥瑞现象 |
2.4.1 祥瑞信仰的鼓吹 |
2.4.2 祥瑞信仰的批判 |
3 祥瑞的文学功能 |
3.1 反映汉王朝的自我意识 |
3.1.1 光大汉德,推崇孝道 |
3.1.2 昭着太平,彰显功绩 |
3.1.3 王者应命之征 |
3.2“有助文章” |
3.2.1 博物之用 |
3.2.2 夸饰之能 |
3.2.3 想象之功 |
4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汉代以祥瑞入赋的文章举要》 |
附录二:《汉代以祥瑞入诗的文句举要》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汉镜中的“求仙路”——以汉乐府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一、两汉镜铭中的求仙长寿思想 |
(一) 西汉早期 |
(二) 武帝时期至西汉后期 |
(三) 王莽时期 |
(四) 东汉时期 |
二、镜铭与汉乐府的对读 |
(一) 内容对读 |
(二) 结构对读 |
三、“道门乐府”与镜铭中的道家文化 |
四、小结 |
(10)汉乐府与“汉道”(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知识谱系: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一章 “汉道”的书写 |
第一节 从“周道”到“汉道” |
第二节 奉天法古:“汉道”的核心思想 |
第三节 作为后世典范的治国治天下之道 |
第二章 《安世房中歌》与“汉道”初兴 |
第一节 帝国的政治文化困局 |
第二节 宗庙祭乐里的“汉道” |
1.重建礼乐制度 |
2.书写文化融合 |
3.塑造高祖形象 |
4.教导宗室、民众 |
第三节 孝道昌盛之先声 |
第三章 《郊祀歌》、《铙歌》与西汉中期的“汉道” |
第一节 神仙信仰与武昭宣时代 |
第二节 天人感应中的“汉道” |
第三节 “太平”之世治夷狄 |
第四章 东汉乐府与“汉道”新变 |
第一节 “宣布图谶于天下” |
1.汉之谶纬与新之符命 |
2.谶纬影响下的乐府创作 |
3.谶纬与童谣 |
第二节 士大夫政治的定型 |
1.东汉士大夫与“汉道” |
2.东汉乐府中的士大夫形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乐府诗集》中的神灵歌辞研究三题[D]. 王晨韵.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汉初郊庙歌辞研究[D]. 马兰花. 宁夏大学, 2021
- [3]近四十年来汉郊庙乐研究综述[J]. 张灵慧. 乐府学, 2020(02)
- [4]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D]. 高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5]汉武求仙述论[D]. 魏晓丹.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郊祀歌》十九章研究[D]. 颜敏. 广西大学, 2019(01)
- [7]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与文本生成[D]. 岳洋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论汉代文学与祥瑞[D]. 张巧玲. 辽宁大学, 2019(01)
- [9]汉镜中的“求仙路”——以汉乐府为参照[J]. 时嘉艺. 南都学坛, 2018(05)
- [10]汉乐府与“汉道”[D]. 刘博予. 山西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