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及改革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孟晓云[1]（2021）在《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转变,家事离婚案件数量激增,加之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应当与普通民事案件进行区分,适用普通民事程序已经无法应对当前家事案件的需求。家事案件的审理引导着社会的道德观和婚姻观,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家事案件应当适用家事审判程序,由专业的家事审判人员在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内进行审理,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规定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家事案件仍在适用普通民事程序。我国家事案件数量的增多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对家事审判制度研究的逐渐完善,我国在2016年也拉开了家事审判改革的序幕,开始在基层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试点工作。2018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对两年来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从2018年到现在,不论是理论还是司法改革,我国家事审判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各级法院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审判制度。在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结合域外国家和我国台湾的家事审判制度经验,分析、总结了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在试点期间的成果和问题,探索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司法现状的家事审判制度。本文首先研究了家事审判制度的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家事案件交错适用程序法理的必要性,帮助读者对家事审判制度产生基本认知。其次分析了域外国家和我国台湾的家事审判制度,这些成熟经验能够给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的构建提供思路,例如设置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和家事审判机构,培养专业化的家事法官和辅助人员,注重保护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等,借鉴经验能够使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少走弯路,多走快路”。然后将镜头推近至我国的家事审判改革,分析我国在家事审判改革中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经过司法实践得出的成果可以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在改革中出现的困境需要通过上层建筑的设计来推进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的构建。最后针对我国的司法现状,结合域外国家和我国台湾的家事制度改革经验,提出对家事审判制度构建的几点建议。
王芬[2]（2020）在《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专利确权程序和专利侵权诉讼程序在我国专利制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二者关系非常密切。专利侵权纠纷的诉讼程序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起专利无效,使涉案专利进入专利确权程序而导致专利侵权纠纷诉讼程序的中止。这种情况不但会造成涉案专利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也会使专利侵权诉讼长期拖沓不决。并且在专利确权程序中,甚至会出现无效决定被法院判决撤销后,专利行政确权机关针对同一无效请求再次作出无效决定,当事人针对新的决定再次起诉至法院的情况。诉讼时间冗长使当事人在专利的侵权维权方面耗费的时间等成本过高,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并且专利确权程序中存在着当事人诉讼地位错位的现象,使本因处于第三人地位的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处于被告地位,增加了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工作量。本文介绍了专利诉讼时间冗长和诉讼循环问题的产生,并从专利权利本身、专利制度发展、程序设置和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借鉴了美国和日本的专利法律制度和该制度在司法中的实际运用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对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问题解决的现状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当前程序进行优化:在行政司法程序方面,提出了改变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诉讼地位的方式以缩短行政司法程序的审理时间。在专利侵权诉讼纠纷方面,提出了加强法官与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业务学习的构想,以达到审判尺度的统一。并且在考虑了案件量和地理位置的前提下增设知识产权法院,集中处理专利案件的构想。最后,提出了在完善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专利案件专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知识产权法院判断专利权有效性的权力。以期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解决专利确权与专利侵权诉讼交叉导师的问题,在保证行政与司法独立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盛雷鸣[3]（2020）在《审判中心视野下的诉辩关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概述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完整的刑事诉讼中,审判是司法机关判断被指控的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承担刑罚的最重要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确定被指控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程序中不能够产生实体的、有罪的法律效果,且在全部的审判程序中,一审的法庭审判处于中心地位。审判中心主义不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也应体现在审前程序中。审判中心主义词源来自日本,日本战后新宪法将有关国民人权的一系列诉讼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这些原则都为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审判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刑事诉讼法典的结构围绕审判程序来建构是其中之一。包括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不少国家都以审判为中心建构刑事诉讼制度,因此其刑事诉讼法典的篇章架构有着比较明显的审判中心主义特征。审判中心主义在诉讼结构上的表现形式也比较突出,由检察官、辩护律师与法官这三个诉讼主体形成三角型诉讼结构,在审前程序中也有其他形式的结构。审判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还包括司法的实践、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的终局性等。审判中心主义话题之所以被广泛关注,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和党中央的认可有关。事实上,脱离严格意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就难以在决定公民刑事责任的程序中贯彻落实法治原则,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审判中心”这四个字,还应考虑大量的诉辩双方权利义务问题、诉辩平衡问题。因此,在诸多因素之权衡较量的进程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辩关系必须诉讼结构化,才能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理论的架构。而在诉辩关系诉讼结构化这一问题上,刑事诉讼的目的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关于刑事诉讼的目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表述得最准确。在刑事诉讼中,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都能实现是理想状态,但两者也有冲突之时。追求实体真实有时会侵犯人权,保障程序正当有时会妨碍查明事实,哪种价值优先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完全把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的并重,诉辩关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刑事诉讼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中央文件中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所追求的正是科学合理的诉辩关系。当然,诉辩关系的完善还在于实质庭审的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审前程序的正当等具体领域,同时还要考察诉讼公正与效率。审判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普适性原则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审判中心主义走向极端,否则将使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难以平衡。第二章现代刑事诉讼格局下诉辩关系的构建以审判为中心不能完全排斥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而单独成立,应当是结合审前程序来考量的一个立体的存在,而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概念。或者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辩关系不应当是一个线性的、偏激的存在。起诉便宜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前置与基础。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七十六条规定了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检察院才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行为提起公诉。1起诉便宜主义使得诉辩关系中的和解成为可能,也保障了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这是起诉便宜主义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的意义所在。起诉便宜主义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运转。以审判为中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而我国审前程序中的诉辩关系,又以检察机关的职能多元化问题最难以解决,这种体制不符合审判中心和司法最终裁决原理,应当予以改革。中国的诉辩冲突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法治改革进程中鲜明的时代现象之一。诉辩关系的非良性构建或者说非理性冲突严重影响审判质量,有可能将在中长期危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的诉辩冲突,不仅存在于学界,也存在于实务界,例如诉辩双方所遵从和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同、诉辩双方所承担的诉讼角色冲突等。我国学者提出在侦查程序中构建司法审查和控制机制,使侦查程序中所有的重大限制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轨道的观点是正确和必要的。在我国,诉方即检察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存在争议,从而影响审判中心主义的完全成立。中国的诉辩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英美法系话语权和大陆法系话语权的争夺,并将在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王元化先生曾说过:“中国在个性长期得不到解放的状况下,容易产生一种暴烈的、狂热的情绪。”1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张事物具有整体性与复杂性的特征,从而决定了正确的认识必须是多元性与复合性的,任何简而化之或跨阶段的过激想法只是一种臆想。中国的诉辩关系将呈现显性冲突与隐性冲突两种图景。显性的诉辩冲突包括刑事庭审冲突、指控罪名冲突、量刑建议认识分歧等问题,但更让人感到隐忧的是隐性的诉辩冲突,主要表现为检察官与律师两大群体的对抗,这种对抗对司法改革发展的危害将是长期的。完善中国的诉辩关系,需要对诉辩关系的本质予以明确,诉辩关系的本质在于多元诉讼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的法治改革进程中不断地碰撞和融合。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由于诉讼价值观和历史习惯的不同,虽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可以发现两种诉讼结构都注重犯罪控制和程序正当等因素。当自由与安全、公正与效率这些诉讼价值观不同时,对诉辩关系中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是不可能完全对等的,当然冲突也不可能在诉讼的基本方式和具体程序中消失。第三章诉辩关系的社会思潮基础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紧密性决定了社会思潮对诉辩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诉辩关系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代中国各种典型或非典型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些社会思潮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自由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所持的批判态度;新保守主义则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笔者推崇的是用新保守主义的思路来完善我国的诉辩关系。对来源于大陆法系的中国刑事诉讼体制而言,自由主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陌生,也没有人为的那样隔绝,更不是天生的敌人,尤其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对于诉辩双方来讲都是如此。但法学界在偏激的自由主义这方面表现得也并不罕见,他们对西方法律文化不能作出正确的解读,把西方法律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样本,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西方的法律制度是受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长期影响演变而来的。新保守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笔者所指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种过渡性的机制,在尊重传统法律秩序和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现代化的理念,这一主张主要由萧功秦等学者提倡。1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殊性来源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新左派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如果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抱有激进的看法（浪漫有时和激进是一回事）,那么我国的诉辩关系将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社会思潮对诉辩关系的切入是通过诉讼价值观而实现的。在社会思潮中持什么样的观点,就会持相应的诉讼价值观。诉讼价值观回答了刑事诉讼“应当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它是社会思潮在法学界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它和诉讼目的在表达的层次和方式上有所不同。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不同是由于它们的诉讼目的即诉讼价值观的不同。进而决定了它们对诉辩关系看法相左。循此路径,社会思潮对诉辩双方的影响是通过诉讼价值观来决定诉讼结构而得以实现的。这些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论述、观点、法律等,深刻地影响了诉辩关系的构建。一直到现在,虽然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但在各国诉讼的基本方式和具体程序中仍然保留着诉辩双方各自的特点,这其中就隐含着各种社会思潮分化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从中国文化的包容意义上来讲,诉辩双方没有必要你死我活。在发挥诉辩双方职能的基础上,对诉辩双方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并通过简化诉讼环节,降低刑事诉讼成本,从而加速刑事诉讼进程,更好地实现诉讼公正。诉辩关系重构的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后果,我们在诉辩关系的构建上,既需要变又需要相对的不变。诉辩关系的重构既是永恒的主题,又不能激变。第四章诉辩关系中的诉讼结构诉辩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伴随着诉讼结构的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采取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的法、德等国,其刑事诉讼中的诉辩关系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1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的英、美等国,其诉辩关系则更注重对自由与公正的追求。在没有形成现代刑事诉讼公认的三角型结构之前,诉辩关系难以科学合理地展开。2诉辩关系的诉讼三角型结构主要有:检察官、辩护人与被告人为两造,法官为裁方（如审判）;辩护人与被告人、警察为两造,检察官为裁方（如审查逮捕、不起诉）。这种诉讼结构的充分化为诉辩关系所依托。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有相互融合的趋势。笔者赞成中国选择诉讼结构的混合模式,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很成功,可以为我国所借鉴。一种模式中是职权主义因素多还是当事人主义因素多,决定了诉辩关系的不同。现代刑事诉讼文明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不告不理、诉审分离（分立）和无罪推定等,这些原则是中国诉讼结构采用混合模式的基础。审前程序的诉辩双方在诉讼结构中居于何种位置,其诉讼职能应当如何发挥等问题,应放眼于刑事诉讼结构的全局中来考量,不能局限于审判程序尤其是一审程序。检察官行使什么样的诉讼职能是由其行为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不同情况下可能行使不同的诉讼职能。检察官进行裁量起诉时,面对警察和律师是裁方,行使裁判职能;当检察官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行使的是控诉职能;而面对法官时,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为当事人。审前程序的诉裁结构也并非与法官没有关系,这是诉讼结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建立审前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已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审判程序中的诉讼结构是典型的诉辩裁三角型结构。就审判的表现形式来看,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审判的主动权和维持审判合法性的责任归属于谁。第五章诉辩关系主体本文主要围绕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来展开诉辩关系主体的论述,并不关注非典型意义的诉辩双方。作为辩方的辩护律师同样负有客观义务,只是这一客观义务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等同,是更着重于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前提下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存在两大责任:一是对真相诚实,二是忠实于当事人。这两大责任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冲突。辩护律师既要获得并维持当事人的信任,还要获得法院的信任,方能更有效地为当事人辩护。许多涉及两种责任冲突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得出结论。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困境同样需要克服。在我国检察一体的原则下,上命下从与客观义务在实践中也会发生冲突,此时检察官应该遵从客观义务的要求依法公正办案,但是检察官又不能置上级的指令于不顾,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上级的指令。1笔者认为,可以让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共同的研修生活中互相砥砺,统一对法律知识、法律职业伦理的认识,塑造法律职业体的共同品质,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法治的最高价值在于被信仰,这是诉辩双方的立身之本。作为“在野法曹”,2辩护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角色。确立辩护律师的客观义务,有利于切实保证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从刑事诉讼结构来看,维系刑事诉讼的合理构架需要确立辩护原则,控辩对抗、法官居中听审裁判,在控、辩、裁三方组合诉讼结构中,辩护职能与控诉职能同为刑事诉讼结构的重要支点。各国的检察制度各有其特点,检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分权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国的诉辩关系如果在这个框架内发生,就是正常的。良性的审前程序中的诉辩关系,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检警一体化”。3检警合力的“超级警察”会使得辩护律师的举证质证在将来成为更为艰难的一项诉讼权利。根据中央精神,在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诉辩关系在监察委员会办结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之后才能发生。笔者认为,监察体制改革后的诉辩关系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架构,与监察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从监察委员会行使的职权来看,理论上可以将其视为广义的、未来的诉方,从而符合本文分析的诉辩关系的大背景。第六章诉辩关系中的事实与证据的证明诉辩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是证据,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证据与诉辩体系构建的成败具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这也是由证据裁判主义原则决定的。4各国刑事起诉的证明标准一般低于刑事辩护的证明标准。5在我国,诉辩双方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法律规定上的同一性并不代表在实践中诉辩双方认识上的同一性。诉辩双方证明标准的同一性是符合我国诉讼规律的,法官作出决定需要考虑各方证据的可信性、判决形成的社会效果以及法律最终的公正执行等因素,诉辩双方证明标准一高一低将会给法官的判断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诉辩双方证明标准的同一性是审判中心主义这一诉讼规律在证据立法上的体现,符合公正与效率并重的价值观念,构成诉辩体系的基石之一,也足以体现既惩罚犯罪又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必须坚持证据相互印证的做法。证据相互印证是司法理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合理的内心确信的形成,确实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但只要坚持证据相互印证原则,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诉讼活动是一种回溯性的证明活动,坚持以证据相互印证为原则对于以审判为中心而言是基础中的基础。事实与证据以审判为中心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并可以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刑事诉讼法律事实的证明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最终是为了解决法官的内心确信问题。2形成内心确信则以法律事实为依据,这就决定了诉辩关系必须要以法律事实为核心。在中国化“法曹三者”的构想中,以诉辩关系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也应以对法律事实的判断为核心。将法律事实作为审判中心的裁判依据和诉辩关系的重要问题来研究,其意义是重大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诉辩双方尤其是法官在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第七章诉辩关系的实践构建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重构诉辩关系,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锻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社风民情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能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觉体贴舒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刑事和解从社会实践层面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些都被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所采纳。虽然刑事和解在我国已经有比较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但仍为我们在刑事和解的实践中思考和改进诉辩关系留下了不少空间。刑事和解是有一定的实体法作依据的,刑事和解的程序法基础更为扎实。刑事和解中与诉辩关系有关的价值主要是公正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兼顾了被害人、加害人的利益,有利于修补破损的社会关系,为社会注入和谐的因素;1还有效率价值。为了追求绝对的司法公正而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平均地投入到每一个刑事案件中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对刑事和解与诉辩交易做个区分,当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诉辩交易。我国之前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尚没有定型的和解模式,应当确定诉辩双方参与的和解启动模式,明确和解协议的监督机关和监督内容,明确刑事和解之后诉辩双方的处理尺度,建立和解不诉后诉辩衔接的非罪化处罚措施。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即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之间植入庭前会议这道中间程序。庭前会议制度的内在价值是法官心证之源泉、诉讼结构之支撑、证明标准之保障。庭前会议中的诉辩关系需要体现诉辩平衡。庭前会议中的审判人员应当平衡对待诉辩双方,给予诉辩双方同等机会。诉辩双方在相同的时间内出示证据,对于诉辩双方提供的意见予以同等关注,突破心理上的定势和倾向有利于将来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庭前审查,属于程序审查而不是实体审查,即在审查活动中法官仅承担从程序法角度评判起诉的案件是否具备了开庭审判的程序性要件,以及是否应将被告人交付法庭,是对案件的接受和程序要件的审查,而不涉及案件实体问题的裁判。我国庭前会议制度需要限定范围,内容主要可以包括:1、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2、对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3、对证据开示的意见;4、对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5、对重新调取证据和重新鉴定的意见;5、对认罪认罚具结书效力的意见;6、对量刑建议的意见等。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是目前各国法律的统一认识。对非法证据的取舍既体现了一国法律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价值取向（诉讼目的）,也是诉辩关系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国刑事诉讼的目的重在打击犯罪,那就会对非法证据“全部采用”,如果一国刑事诉讼的目的重在保障人权,那就会对非法证据“全部排除”。在我国法治建设的现阶段,强调的是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决定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必然是采纳权衡说。从诉辩平衡的角度来看,在证据方面,只有诉方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调查和收集证据,并且在诉讼过程中作为裁判者的法院保持绝对的中立,在双方证据的出示以及其对对方出示的证据所提出的意见等方面给予同等的关注和保护,那么才能对在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的合法权益有更好的保护,避免和减少不公,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分析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主要现象和问题,对我们解决当前诉辩关系中的非法证据问题大有裨益。要保证诉辩平衡,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强辩方的权利、弱化诉方的权力,使诉方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回到“法官之前的法官”的状态,积极推进诉方当事人化的进程,转变诉方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理念。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一审庭审居于核心地位。1其间的诉辩关系,主要从质证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原因在于质证经典地体现了前文所述的刑事诉讼结构,也体现了诉辩关系以法律事实为核心。质证包括质疑和质辩两方面。质疑是对对方出示证据的怀疑、异议或否定;质辩是对对方质疑的解答、反驳和对已方证据的维护。证据应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质证,法官听取各方意见,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直接言词原则,其贯彻以证人出庭作证、质证为前提,因为直接言词的一个重要的内核是法官可以重新直接地向相关证人提取证言,从而形成法官心证,法官心证的形成当然以当庭的证据调查形成的结果为佳。但我国的刑事庭审不乏流于形式的情况,只有将来安排证人大比例出庭作证才能保证庭审的实质化进程。对于质证,我国诉辩双方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把握方向、合理吸收、排除干扰。把握方向,是指质证应始终围绕对定案至关重要的证据的可采性这一中心展开质疑和论辩,对其他无关联、无伤证据效力的证据的质疑,点到即止或不予理会;合理吸收,是指质证的过程实质上是对证据去伪存真的过程,从法理上而言,诉辩双方的质证本质和方向是一致的,即都是追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司法效果。诉辩双方应当排除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已经调查过的重复证据、事实上不可能调查的证据等;排除干扰,是指诉辩双方在质证过程中,一方有时会趁机干扰对方使其偏离方向或引诱对方掉入己方精心设计的质证圈套中,导致对方失败,因而,当一方在质证中有意歪曲控方鉴证的证明方向、效力时,另一方应义正辞严地据理力争,予以矫正,并指出对方质疑的不合逻辑或谬误之处,从而保证质证的正确进行和诉讼的成功。注意完善书面证言的规则。这是因为我国与日本类似,以检察官极为慎重的起诉判断为中介,精心而严格作成的侦查书面证据在审判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罪判决率几乎达百分之百。由于上述与日本相同的原因,在中国的庭审中,辩方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往往只能围绕法理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更要注重质证策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完善书面证言的运用规则要确立某些形式的书面证据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可采性。结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辩关系的应然,应当做到诉辩关系的结构化。诉辩关系必须诉讼结构化,才能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理论的架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辩关系的应然,还需要考虑刑事诉讼的目的,在刑事诉讼中,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都能实现是理想状态,但两者也有冲突之时。哪种价值优先是个很大的问题,在理论上重点在于关注两者关系应如何定位。诉辩关系的应然,还在于实质庭审的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审前程序的正当等具体领域。诉辩关系还需要考察诉讼公正与效率。审判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普适性原则是正确的,但不能让审判中心主义走向极端,否则将使得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难以实现。通常认为,当代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社会思潮对诉辩关系的切入是通过诉讼价值观来实现的,在社会思潮中持什么样的观点,就会持相应的诉讼价值观,从而也就会对诉讼目的和诉讼结构持各种不同的观点,最终决定其对诉辩关系持什么样的看法。诉辩双方证明标准的同一性是符合我国诉讼规律的,法官作出决定需要考虑各方证据的可信性、判决形成的社会效果以及法律最终的公正执行等因素,诉辩双方证明标准若一高一低,将会给法官的判断带来不必要的困难。确立辩护律师的客观义务,有利于切实保证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从刑事诉讼结构来看,维系刑事诉讼的合理构架需要确立辩护原则,控辩对抗、法官居中听审裁判,在控、辩、裁三方组合诉讼结构中,辩护职能与控诉职能同为刑事诉讼结构的重要支点。诉辩关系的应然,固然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视野下审视,但是不能完全排斥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而单独成立,它应当是结合审前程序来考量的一个立体的存在,而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概念。在审判中心的视野下,良性的诉辩关系以追求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的刑事诉讼目的为依托,以社会思潮影响的诉讼价值观为基础,以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中的诉讼结构为展开,以实践中的重构为细节。这使得诉辩关系有了构建的合理性,为审判中心在我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为自身的成长寻找到了空间,还为将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生长提供了可能。这些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一中央提出的重要命题作出了有力的理论呼应,也最终成为笔者对理想的诉辩关系之愿景的期待。
陶天吉[4]（2020）在《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分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民事诉讼一直以来实行“调审合一”模式,调解和审判共同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不仅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并且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关系,营造和谐的司法环境。但是,调解和审判在程序构造、法理基础方面的差异以及法官在两种程序中的角色冲突使得“调审合一”模式无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调解的自愿性无法落实,“以判压调”等违法调解现象日益显现,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展开调解和审判程序分离的探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规定调解与裁判适当分离,建立案件调解与裁判在人员和程序方面适当分离的机制并且对特邀调解、法院专职调解员等制度作了相关规定。除此以外,各地法院对“调审分离”模式积极展开实践探索,为理论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调审分离”制度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法律规定,“调审合一”模式下滋生出的诸多问题依旧存在。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调审合一”模式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调审分离”模式的功能与价值,对“调审分离”模式在我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进行研究的同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制度提出“调审分离”模式的改革路径及完善建议,以更好地保障纠纷当事人的自愿性、明确法院的功能与定位,平衡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和审判程序的关系。本文由绪论、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关系的历史变迁、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合一”模式存在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分离”制度的价值及相关探索、民事诉讼“调审分离”模式的域外经验、我国进一步完善“调审分离”模式的建议、结语七个部分组成。正文第一部分主要对革命根据地时期到当今司法调解与审判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分析。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调审关系是调审结合,调解与审判不分,法官边调边判,其典型方式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建国之后,我国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第二阶段为着重调解、审判补充;第三阶段为自愿调解、调审并重;第四阶段为判决兴起、重判轻调;第五阶段为调解复兴,判决旁落;第六阶段为调解重构,调审合一。最后总结出我国不同时期调审关系基本特征为调审合一,重调轻判。第二部分通过对“调审合一”模式在诉讼实践中的适用现状进行具体分析总结“调审合一”的弊端以表明我国民事诉讼实行“调审分离”模式的必要性,为下文“调审分离”模式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从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展开,通过对我国关于调解和审判关系的几种理论学说进行介绍以及“调审分离”模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分析,为后文进行我国“调审分离”进一步完善路径的论述作铺垫。第四部分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将其与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比较,通过学习和借鉴有益经验以此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调审分离”制度。第五部分在对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审合一”模式存在问题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从立法完善、制度构建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实行“调审分离”模式的相关建议。
李琼[5]（2020）在《家事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事诉讼调解由法院主导进行,是我国法院解决家事纠纷的重要方式。家事诉讼调解兼具纠纷解决功能、人际关系治疗功能、社会伦理教化功能和弱者权益保护功能,可以有效克服对抗式的刚性审判程序在家事纠纷解决中的弊端,修复情感关系,保护当事人合意,实现“案结事了”的实质正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家事司法政策先后经历了“先行调解”、“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和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六次重大调整,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也随之几经沉浮。2013年以来,我国家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高调解率和高强制执行率并存的现实为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发展敲响了警钟。总体看来,与域外相比,我国的家事诉讼调解制度不仅缺乏系统性立法规范的约束,在具体制度建构上也不够科学,导致出现了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不充分、调解乱象频发、调解程序前置适用不明确、调审衔接不畅和调解配套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经过家事审判改革期间的试点探索,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发展已初具雏形。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以域外制度经验为借鉴,尽快对我国的家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完善。首先,要解决该制度在立法层面的空白,尽快制定出既符合全球家事立法发展趋势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诉讼立法规范。同时要明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从意见听取、调解协议审查和利益代理人制度建立三方面着手加大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力度;其次,要规范调审关系和衔接机制,在调审适度分离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扩大调解机制在家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建立规范化的家事调解程序前置制度,并通过完善的调审衔接机制来确保两程序之间转换的畅通性;再次,为切实保障家事诉讼调解质效,要完善相应配套机制,建立科学的人员长效培训机制和调解质效评估体系;最后,考虑到当前司法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可以尝试将家事诉讼调解与ODR平台对接,在法院的线上服务平台建立家事ODR专区,通过在线调解、智能咨询、智能评估等线上服务为当事人提供丰富的解纷资源,在提升调解效率的同时大大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王海如[6]（2020）在《论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家信息化战略总体布局下,我国法院将司法人工智能与民事审判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缓解“案多人少”压力,提升司法公平公正等优势,因而将司法人工智能引入民事审判成为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民事审判中应用的人工智能并不总是完美无缺,其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算法不公开、不透明等特性,使得我们将司法人工智能引入民事审判时应当警惕,防止其对司法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冲击。这些问题与将人工智能引入民事审判的初衷相违背,对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总的来说,将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于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鼓励并继续促进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发展。但是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的应用中同样存在风险和问题,我们应当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以促进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本篇文章通过介绍司法人工智能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现状,分析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相对应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金彬彬[7]（2020）在《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研究》文中指出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不仅破坏了证券市场秩序,也导致众多投资者遭受损失。近年来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原告人数激增,提起率有所提高,赔付率也较为可观。然而,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仍存在三大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因投资者知权不充分、行权缺乏持续性、委托律师维权的意愿较低,集体行动困境仍然存在;二是诉讼成本过高,即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负担重;三是因前置条件并未实质性取消、民事赔偿优先原则缺乏程序保障,导致司法效率低。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存在的三大问题除了归因于投资者自身怠于行权外,也与我国长期缺乏可高效化解涉众性证券纠纷的诉讼方式有关。就现有诉讼方式而言,共同诉讼多被法院拆分为“单独立案、合并审理”的形式,代表人诉讼的实效性存疑,都无法突破集体行动困境、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探索出支持诉讼,以其公益性和专业性提高了投资者的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但支持诉讼也因理论基础薄弱、启动标准不明、起诉主体单一、信息公示不足、诉前准备耗时而遭遇发展瓶颈。同时,示范诉讼试点工作刚刚起步,各地司法文件规定不一,该诉讼方式的优势及弊端还有待实践检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同样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设计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及诉讼制度时的价值取向。故可借他山之石,推动我国大陆地区支持诉讼的转型和示范诉讼的高效运转。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美国集团诉讼以市场化手段构建“选择性激励机制”,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则采取非政府、非市场的“自主治理”路径,赋予非营利组织诉权。关于诉讼成本,德国示范诉讼和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都存在诉讼周期冗长的问题,但我国台湾地区为团体诉讼原告设置一系列诉讼优惠措施,具有参考价值。关于司法效率,美国集团诉讼实行的退出制可实现诉讼经济,但无法兼顾程序正义,而德国示范诉讼程序的电子化、我国台湾地区积极完善配套机制等举措,可为我国大陆地区所借鉴。在完善我国大陆地区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制度时,一方面,应破除现行法规对诉讼方式、诉讼前置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应改进诉讼方式、健全配套机制。一是示范诉讼的改进,应针对示范诉讼原告构建“选择性激励机制”以提高诉讼动力;推动诉讼程序的电子化以降低诉讼成本;强化与规范专业支持以兼顾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二是支持诉讼向团体诉讼转型,赋予适格团体以诉讼主体资格,并引入竞争机制、明确诉讼要件和受理范围、探索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培养职业化公益律师或选聘私人律师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克服“自发失灵”;为适格团体设置诉讼优惠措施以降低诉讼成本;采取“诉前诉讼实施权授予+诉中请求权登记+诉后判决效力单向有利扩张”来提高司法效率。三是配套机制的完善,即建立诉讼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并注意信息安全保护;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并注意资产隔离;完善多元化解机制,但不支持强制调解前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作实证分析。首先,对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背景进行介绍,并对为何选取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其次,对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原告数量、提起率和赔付率进行纵向分析,并总结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现状。最后,指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仍存在集体行动困境、诉讼成本高、司法效率低的问题。第二章是论证现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革新的必要性。针对第一章提及的集体行动困境、诉讼成本高、司法效率低等三大问题,依次对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示范诉讼进行利弊分析,研究现有诉讼方式无法高效化解现存问题的具体原因。第三章是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的借鉴价值。首先,论证研究域外诉讼方式的必要性。其次,从我国大陆地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现存问题出发,依次对美国集团诉讼、德国示范诉讼、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进行利弊分析。最后,总结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改进革新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是设计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及配套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将完善路径的整体思路确定为“破立”并行。其次,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的改良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完善示范诉讼,二是由支持诉讼向团体诉讼转型。最后,从建立诉讼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完善多元化解机制等三方面入手,提出健全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配套机制的建议。
崔仕绣[8]（2020）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性无分轩轾。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结果与量刑程序的适正直接反映刑事审判质量和刑罚目的之实现情况,乃为规范司法量刑活动的必然要求和健全公正、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着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量刑失衡和量刑歧异现象,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力关切的基础上,地方法院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探索和果敢试错,最终与中央层面宏观政策形成耦合,一场“由下至上、由点及面、有浅入深、由外到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部署并逐层推进。历经十余年砥砺前行,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攻坚克难,在确立科学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步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增强量刑实践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缩减量刑差异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和司法权威等方面效果卓着。然而,在肯定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正视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存在的诸多障碍。除了长期盘踞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对法官量刑实践的影响外,冗杂细密的量刑规则不免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缺乏专职化改革统领机构同样导致以量刑规则和具体情节设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持续性和周期性,加之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和量刑程序改革的不尽完备,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仍需克服障碍、踵事增华。本文立足于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在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之论理支撑的论析基础上,围绕我国量刑规范改革的现存障碍,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的可取经验,有针对性地展开指导观念、实体和程序侧面的完善举措之探讨,旨在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全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概述,乃是对本文论述对象的明确。首先对量刑内涵、量刑规范化的产生背景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蕴含加以剖析,进而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终而对各阶段改革经验加以凝练。量刑是法官在规范指引下,秉持法律理性与朴素良知,对具体个案和行为人的逻辑论证动态过程。鉴于日益显着的量刑偏差、滞后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以及民众对公正、透明量刑程序的强烈期盼,量刑规范化命题得以孕育和发展。随后,旨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始得部署,并历经了探索试错、局部试点、全面推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不仅使“地方法院的微观规范量刑探索”与“中央司法改革的宏观制度决策”形成“共振”,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还初步形成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关量刑规范化与刑罚裁量权、量刑统一化与刑罚个别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第二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乃是本文研究的论理支撑。首先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秉持之刑罚理论的探讨。在刑罚价值方面,不仅需要对刑罚可能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过度或错误发动而折损公民权利等负价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刑罚保护公民自由、国家秩序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正价值加以弘扬。此外,法官基于何种刑罚目的进行裁量,是实现量刑公允、降低量刑歧异的重要前提,因此还需要明确刑罚之目的。在阐明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的差异和不足后,并合主义刑罚目的之妥适与必要得以明确。在罪刑均衡理论的立法、司法实现方面,要始终坚持罪质与刑质、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均衡,并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提高量刑方法与步骤的科学性、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刑罚理论之探讨进而衍生出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和理念反思,前者包括对无根据量刑偏差的消除、规范化量刑思维的培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后者则包含体现改革基本价值的公正理念、调和各方诉求的和谐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的效率理念和凸显实质正义的人权理念。第三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乃是研究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包括指导理念、领导机制、规则建制和程序延伸层面所面临的改革阻碍。首先是指导观念层面,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于强调“惩前”而忽略“警后”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难以调动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更有碍于人权保障目的之实现。其次是领导机制层面,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实难应对具有极高时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重任,亦不利于量刑实证调研的持续性推进。再次是规则建制层面,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免使法官“迷失”于细密化的量刑规则之中,加之量刑规范间存在的多义性冲突,同样令法官疲于计算各罪量刑起点和各个情节对基准刑的增减幅度。最后是程序延伸层面,畸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仅引发控方“胜诉结局”的价值倾向和裁判权向检察机关让渡的担忧,还可能导致量刑辩护的乏力甚至无效;量刑听证制度尚在规范依据、实施模式和理论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用语刁钻或解释片面的量刑裁判说理,徒增民众理解量刑结果之难度,无益于息诉服判;当前指导性案例制度援引效果不佳,同样引发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量刑判例制度的思考。第四章是有关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观念的探讨,乃是对研究主体指导观念层面障碍之破除。该部分首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演进脉络加以梳理和介评,进而探索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路径。相比之下,美国量刑改革指导理念经历了“直觉驱动”下的“康复矫治主义”刑罚观向“规则武断”下的“机械主义”刑罚观之过渡,最终形成参考性量刑指南体制下的“衡平主义”刑罚观,突出对量刑规范的简化和对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保护;英国则是在普遍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形成允许量刑结果“偶然偏离”的量化量刑格局;德国采用“幅的理论”以消解个案中罪责补偿和特殊预防的矛盾冲突,并以此建立“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日本量刑改革以行情约束模式为征表,要求法官依据司法经验和司法判决形成的量刑准则,并作出不超越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幅度的判罚。鉴于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发展沿革,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舍弃纯粹报应主义和纯粹功利主义的本身弱点,形成“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刑罚目的观。其中,在凸显报应为主的实质正义要求之余,还需兼顾特殊预防为辅的刑罚个别化要求,而基于对我国刑法第61条量刑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考量,纯粹的一般预防目的除了存在超过报应限度的可能外,并不能在量刑阶段予以体现。第五章是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实体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实体层面障碍之破除。在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的可取经验充分论析基础上,从我国专职化量刑规范化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和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实体侧面的完善举措。一方面,英美两国专职委员会在员额配置、机构组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优势显着,既可在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量刑数据的基础上,预估犯罪趋势并适时调整量刑政策,又能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量刑改革学理研讨的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德国虽无专职量改机构,但却通过构建完备的量刑法律框架,引导法官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强化上诉法院量刑审查,来实现量刑均衡目的。因此,基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我国有必要设置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专职机构,以便于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导意见、整合量刑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获取稳定经费保障和开展周期性量刑培训等。此外,在员额构成上除了要包含卓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还应聘请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法学专家和具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最后,在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层面,不仅要立足时效性与可适性对量刑规则进行完善,突出其与量刑法律基本原理、量刑规律的契合,还要着眼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量刑规则进行适度简化,突出量刑规范化统领机构的规则解释功能,防止细密化、机械化的量刑规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第六章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程序层面障碍之破除。首先展开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进程中程序侧面合理经验的介评与论述,进而依次从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量刑说理的渐次升级、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和其他方面,分步展开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具体措施。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量刑程序改革经验显示,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和量刑数据系统,不仅为法官提供全面获取量刑信息的便捷途径,更符合信息搜集和刑期预判之要求。而英美德三国对量刑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的重视,无不体现出程序侧面防止法官恣意行使裁量权之努力。此外,日本裁判员制度、被害人参与制度和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也展现出提升量刑合理性、社会认同度和民众司法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在优化量刑建议制度方面,要尤其注意建立量刑信息的遴选机制、促进控辩双方的量刑参与、强化检方量刑建议的说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以及创新量刑建议考评机制;在量刑裁判说理方面,既要注意实质内核的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注重对量刑步骤的载明、相关情节的辨别和不同量刑情节作用力的述明,还要注意形式肌底的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经过法官精炼、简洁的裁判说理,让社会公众从简练的说理论证中体会各量刑情节和幅度的动态调节过程;在量刑听证程序的模式创制方面,应正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源差异,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量刑听证程序;在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方面,应深刻认识到科技革新助力于司法实践的不可逆转趋势,把握法院信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防范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等风险,合理运用智能化资讯科技辅助法官量刑。最后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其他方面,不仅要在量刑参与层面不断完善被害人参与制度,规范其参与量刑之形式和提出意见之内容,还要在可操作性层面探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构建可能,根据各地区、各审级刑事审判需要,整理刑事判例的量刑部分,给予法官从事类案裁判的参考和指引,完善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扩大社会参与量刑实践的参与度,提高量刑辩护的有效性。
刘法杞[9]（2020）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文中提出本文以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为研究对象,围绕法院的组织结构,展现执行机构的体系内配合和体系外联动,解释法院组织结构塑造执行工作的机制和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特性。法院执行系统的组织结构在近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法院强制执行改革总体趋向垂直化管理方向发展。从“审执合一”到“审执相对分离”到省级统一执行管理体制的建立再到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历史体现的是法院执行机构组织关系的变化,审判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化影响了整个法院执行体制改革的进程。9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建立起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的统一执行管理体制,而统一管理实质上就是统一领导关系。执行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要求执行机构上下级之间必须具有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关系,这种统一领导关系决定了执行队伍建设以及法院执行系统内部行政化的运作模式。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服务于执行工作本身,并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虚拟的网络财产、数字化形态的支付宝和微信以及公积金等新型财产形态进入执行领域,给执行工作带来新的难题,这些问题必然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信息技术作为执行工作的一种载体被广泛应用到执行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使之更适合于信息技术的运作方式。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建立起透明、完整的信息传递体系,将组织结构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作用于执行工作。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机制中,一方面要处理好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从组织角度来看,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就是审执配合。但是,审执配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作为诉讼程序中各自独立的机构,存在一定的组织壁垒,难以建立起长效化的审判、执行协调机制。因此,必须把握审执关系的共通性,保持审判与执行的一致性的部分,促进审执配合。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也影响着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上下级执行机构之间的领导关系直接决定了上下级法院的组织结构形态,进而决定了上下级法院的执行配合方式。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外联动。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向综合治理格局发展,执行联动是法院和党政系统联结的重要纽带,对于执行机构来说,统一执行联合行动是一次重新进行组织力量分配和调动的实践方式。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试点是在“分权制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唐山中院的审执分离改革和许昌市中院的分阶段执行改革均遭遇了组织困境。二者在执行权的分权方面界限不清晰、标准不明确,组织关系协调出现了重大问题。因此,把握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的原貌,须从根本上把握执行系统的组织特性和运行规律,探讨组织与法院执行之间的关系。将法院执行系统放在法院与体系外的互动关系视角去把握,才能获取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深层次机制,采取合理的改革措施。本文最终得出结论: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执行权的分权理论,而是法院的组织关系问题。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深受法院组织结构的影响,执行困境也是由组织问题导致的。
富羽仙[10]（2020）在《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和则万事兴,家强则国强。家庭和谐稳定不仅关乎人民个人家庭幸福,还关乎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婚姻生活容忍程度的降低,给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固也带来新挑战。矛盾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且不可忽视的,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中也免不了纷争,因此,合法且合理地解决家事纠纷变得尤为重要。调解是家事纠纷解决的常用手段,有“东方之花”的美誉。但传统的调解方式是“柔性的”,矛盾难以根除,人们仍需通过诉讼寻求救济。这很容易使调解沦为“形式主义”,大量的家事案件仍将涌入法院,给司法审判工作增加了压力和难度。面对日益增多的家事案件,为适应人们对家事纠纷解决的新需求,建立多元化、专业化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进行了探讨。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通过对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概述、中外机制的比较分析、当前我国现状及成因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二、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及改革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及改革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家事审判制度概述 |
| 1.1 家事纠纷与家事案件 |
| 1.2 家事案件的特殊性 |
| 1.3 家事审判制度的概念 |
| 1.4 家事审判程序的法理运用 |
| 1.4.1 家事案件交错适用程序法理 |
| 1.4.2 家事诉讼案件非讼化 |
| 第二章 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家事审判制度研究 |
| 2.1 英国家事审判制度研究 |
| 2.1.1 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 |
| 2.1.2 英国家事审判制度 |
| 2.1.3 注重对儿童的权益保护 |
| 2.2 德国家事审判制度研究 |
| 2.2.1 设置专门的家事法庭和辅助机构 |
| 2.2.2 家事审判程序及调解制度 |
| 2.2.3 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
| 2.3 日本家事审判制度研究 |
| 2.3.1 家事审判制度的专业化发展 |
| 2.3.2 日本的调停制度 |
| 2.4 我国台湾地区家事审判制度研究 |
| 2.4.1 完善家事审判程序法律规范 |
| 2.4.2 家事案件调解程序 |
| 2.4.3 家事审判组织的专业化 |
| 2.5 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比较借鉴 |
| 2.5.1 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 |
| 2.5.2 设置家事审判程序法律规范 |
| 2.5.3 完善调解制度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 2.5.4 坚持未成年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 第三章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成果和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1 家事审判改革的成果 |
| 3.1.1 家事法庭模式 |
| 3.1.2 家事调查员制度 |
| 3.1.3 家事调解制度 |
| 3.1.4 离婚财产申报制度 |
| 3.2 家事审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家事诉讼案件仍适用普通民事程序 |
| 3.2.2 家事审判机构和人员专业化面临困境 |
| 3.2.3 调解制度存在不足 |
| 第四章 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构想 |
| 4.1 设置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和辅助机构 |
| 4.2 培养专业的家事法官和辅助人员 |
| 4.3 制定家事审判程序法律规范 |
| 4.3.1 制定家事审判程序 |
| 4.3.2 家事案件类型化 |
| 4.3.3 家事审判程序的法理运用 |
| 4.4 设置家事调解前置程序 |
| 4.4.1 确立调解优先原则 |
| 4.4.2 完善家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 4.4.3 实现调解与诉讼的有效对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的危害及原因 |
| 第一节 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的危害 |
| 一、专利侵权诉讼审判时间冗长 |
| 二、程序交叉引发的诉讼循环问题 |
| 第二节 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程序交叉的原因 |
| 一、从专利权利本身分析程序交叉的原因 |
| 二、从制度的发展分析程序交叉的原因 |
| 三、从程序设置方面分析交叉的原因 |
| 四、从制度模式分析程序的交叉原因 |
| 第三章 国外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的比对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的专利制度 |
| 一、美国专利确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
| 二、美国专利确权程序的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的专利制度 |
| 一、日本专利确权制度的发展 |
| 二、日本专利确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
| 第三节 国外制度的比对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专利保护范畴的启示 |
| 二、专利无效抗辩的启示 |
| 三、专利案件集中管辖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问题的处理思路 |
| 第一节 科学定性专利确权程序 |
| 第二节 加强司法与行政的业务学习 |
| 一、加强法院和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业务学习 |
| 二、充分发挥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优势 |
| 三、推广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 |
| 第三节 试行专利无效抗辩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审判中心视野下的诉辩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审判中心主义的一般理论 |
| 一、审判中心主义综览 |
| 二、审判中心主义内涵分析 |
| 第二节 审判中心主义相关问题评析 |
| 一、审判中心主义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系 |
|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辩关系 |
| 第二章 现代刑事诉讼格局下诉辩关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审判中心与审前程序 |
| 一、审判中心的非线性化 |
| 二、审判中心视野下的诉辩冲突 |
| 第二节 审判中心视野下的诉辩模式 |
| 一、诉方角色不明影响审判中心主义的成立 |
| 二、诉辩双方的理性与非理性分析 |
| 三、诉辩双方显性冲突 |
| 第三节 诉辩关系的构建 |
| 一、诉辩关系的中国模式 |
| 二、诉辩关系的透析与前瞻 |
| 第三章 诉辩关系的社会思潮基础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述评 |
| 一、自由主义 |
| 二、新保守主义 |
| 三、新左派 |
| 第二节 社会思潮与诉讼价值观 |
| 一、社会思潮通过诉讼价值观实现对诉辩关系的切入 |
| 二、诉辩关系的新保守主义走向 |
| 第四章 诉辩关系中的诉讼结构 |
| 第一节 刑事诉讼结构分析 |
| 一、当事人主义模式 |
| 二、职权主义模式 |
| 三、混合模式 |
| 第二节 诉讼结构充分化的诉辩关系 |
| 一、中国诉讼结构模式的选择 |
| 二、诉辩关系之诉讼结构层次 |
| 第五章 诉辩关系主体 |
| 第一节 诉辩关系的立人与立制 |
| 一、立人为先 |
| 二、立人与立制的兼顾 |
| 第二节 辩护律师 |
| 一、辩护律师的客观义务释义 |
| 二、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研究 |
| 第三节 检察官 |
| 一、检察制度沿革 |
| 二、诉辩关系与“检警一体” |
| 第六章 诉辩关系中事实与证据的证明 |
| 第一节 诉辩双方基于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评析 |
| 一、诉辩证明标准不一致的普遍性 |
| 二、诉辩证明标准一致的必要性论证 |
| 第二节 以审判为中心中的事实与证据 |
| 一、以证据相互印证为原则 |
| 二、公正与效率并重 |
| 三、诉辩关系以法律事实为核心 |
| 第七章 诉辩关系的实践构建 |
| 第一节 刑事和解中的诉辩关系 |
| 一、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
| 二、刑事和解中的诉辩关系价值研究 |
| 三、对诉辩交易的考察 |
| 四、我国诉辩关系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第二节 庭前会议中的诉辩关系 |
| 一、庭前会议中的诉辩关系价值 |
| 二、庭前会议中诉辩关系完善构想 |
| 第三节 诉辩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 |
| 一、非法证据排除与诉讼目的 |
| 二、非法证据排除与诉辩平衡 |
| 第四节 一审庭审中的诉辩关系 |
| 一、诉辩双方的质证原则 |
| 二、诉辩双方的质证应变策略 |
| 三、诉辩双方完善证言运用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分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关系的变迁 |
|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调审关系——调审结合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调审关系的发展变迁 |
| 一、“调解为主,审判为辅”阶段 |
| 二、“着重调解,审判补充”阶段 |
| 三、“自愿合法,调审并重”阶段 |
| 四、“判决兴起,重判轻调”阶段 |
| 五、“调解复兴,判决旁落”阶段 |
| 六、“调解重构,调审合一”阶段 |
| 第三章 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合一”模式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当事人诉讼调解合意贫困化 |
| 一、债务纠纷案 |
| 二、房屋租赁纠纷案 |
| 三、房屋物权纠纷案 |
| 第二节 诉讼调解的自愿性原则无法得到保障 |
| 一、调解异化现象突出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院的功能与定位不清 |
| 第四章 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分离”制度的相关探索 |
| 第一节 “调审分离”模式的功能 |
| 一、维护司法公正 |
| 二、树立司法权威 |
| 三、保障诉讼调解保密原则的实现 |
| 第二节 “调审分离”模式的相关探索 |
| 一、理论探索 |
| 1.内部调整说 |
| 2.否定替代说 |
| 3.调审分离说 |
| 二、实践探索 |
| 1.立案阶段的分离 |
| 2.庭前阶段的分离 |
| 3.庭后阶段的分离 |
| 第五章 民事诉讼“调审分离”模式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
| 第二节 英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
| 第三节 德国的法院调解及和解制度 |
| 第四节 日本的法院附设调停及诉讼和解制度 |
| 第六章 我国进一步完善“调审分离”模式的建议 |
| 第一节 建立健全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 |
| 一、实现诉讼调解和审判人员的完全分离 |
| 二、实现庭审阶段诉讼调解和审判程序的分离 |
| 第二节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 |
| 第三节 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调解队伍 |
| 第四节 强化调解监督惩戒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家事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家事诉讼调解制度概述 |
| 1.1 家事诉讼调解的含义 |
| 1.2 家事诉讼调解的类型 |
| 1.2.1 法院自行调解与委托调解 |
| 1.2.2 选择性调解与前置性调解 |
| 1.2.3 别席调解与对席调解 |
| 1.3 家事诉讼调解的功能 |
| 1.3.1 纠纷解决功能 |
| 1.3.2 治疗功能 |
| 1.3.3 教化功能 |
| 1.3.4 保护功能 |
| 1.4 家事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
| 1.4.1 自愿原则 |
| 1.4.2 合法原则 |
| 1.4.3 调解程序前置原则 |
| 1.4.4 保密原则 |
| 1.4.5 当事人亲自到场原则 |
| 1.4.6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
| 第二章 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
| 2.1 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2.1.1 传统社会时期的家事纠纷调解制度 |
| 2.1.2 新中国成立后的家事诉讼调解制度 |
| 2.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演变 |
| 2.2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中有关家事诉讼调解的试点探索 |
| 2.2.1 制定家事案件审理规程,规范家事诉讼调解运行 |
| 2.2.2 贯彻调解优先理念,试行家事调解程序前置 |
| 2.2.3 设立家事调解委员会,聘任家事调解员 |
| 2.2.4 依托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家事调解特殊工作机制 |
| 第三章 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家事诉讼专门立法缺失 |
| 3.2 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不充分 |
| 3.3 调审合一模式引发调解乱象 |
| 3.4 家事调解程序前置尚未真正确立 |
| 3.5 调审衔接机制尚有待完善 |
| 3.6 相应配套机制不完善 |
| 3.6.1 缺乏调解人员长效培训机制 |
| 3.6.2 缺乏科学的调解质效评估体系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 |
| 4.1 完善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依据 |
| 4.1.1 必要性——调解在家事纷争的解决中占据比较优势 |
| 4.1.2 必然性——完善家事诉讼程序中的调解制度是大势所趋 |
| 4.1.3 可行性——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具有深厚基础 |
| 4.2 我国家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构想 |
| 4.2.1 制定专门家事诉讼立法规范 |
| 4.2.2 加大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力度 |
| 4.2.3 实行适当的调审分离 |
| 4.2.4 完善家事调解程序前置制度 |
| 4.2.5 完善调审衔接机制 |
| 4.2.6 推进家事诉讼调解与ODR平台的对接 |
| 4.2.7 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论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第2章 民事司法人工智能概述 |
| 2.1 司法人工智能的界定 |
| 2.2 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特点 |
| 2.2.1 协助处理民事诉讼事务 |
| 2.2.2 具有初步的搜索、感知、识别等类人能力 |
| 2.2.3 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 |
| 2.3 大力发展司法人工智能的背景 |
| 2.3.1 缓解法院案多人少压力 |
| 2.3.2 满足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 |
| 2.3.3 适应现代社会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 |
| 2.3.4 将法官从繁复的诉讼事务中解放出来 |
| 2.4 民事审判应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人工智能在我国民事审判中的应用 |
| 3.1 我国的“智慧法院”建设 |
| 3.2 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具体应用 |
| 3.2.1 起诉与受理工作智能化 |
| 3.2.2 庭审方式网络化智能化 |
| 3.2.3 辅助法官分析证据 |
| 3.2.4 法律适用智能化 |
| 3.2.5 执行工作智能化 |
| 3.2.6 事务性工作处理智能化 |
| 3.2.7 司法监督智能化 |
| 3.3 民事审判中人工智能应用取得的成就 |
| 3.3.1 提高民事审判效率 |
| 3.3.2 提高司法精细化水平 |
| 3.3.3 统一司法尺度 |
| 3.3.4 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 |
| 第4章 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于民事审判实践存在的问题 |
| 4.1 司法人工智能的地位与作用不明确 |
| 4.2 司法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存在争议 |
| 4.3 人工智能的结果正确性难于验证 |
| 4.4 广泛应用法律依据不充分 |
| 4.5 缺乏统一配套措施 |
| 第5章 完善民事审判适用人工智能之构想 |
| 5.1 确立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辅助地位 |
| 5.2 明确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范围 |
| 5.3 确认司法人工智能的归责机制 |
| 5.4 公开司法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过程 |
| 5.5 规范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 |
| 5.6 完善统一的司法人工智能配套措施 |
| 第6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现状 |
|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和原告人数激增 |
| 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提起率有所提高 |
| 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赔付率较为可观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 |
| 一、集体行动困境仍然存在 |
| 二、诉讼成本高 |
| 三、司法效率低 |
| 第二章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革新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共同诉讼难以解决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问题 |
| 一、共同诉讼无法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
| 二、共同诉讼难以降低诉讼成本并提高司法效率 |
| 第二节 代表人诉讼的实效性存疑 |
| 一、代表人诉讼难以突破集体行动困境 |
| 二、代表人诉讼难以降低诉讼成本 |
| 三、代表人诉讼难以兼顾司法效率和程序正义 |
| 第三节 支持诉讼遇到发展瓶颈 |
| 一、支持诉讼在解决现存问题时积累的经验 |
| 二、支持诉讼在解决现存问题时存在的弊端 |
| 第四节 示范诉讼尚在试行阶段 |
| 一、各地示范诉讼试行现状:地方司法文件的异同 |
| 二、示范诉讼解决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问题的可能性 |
| 第三章 域外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的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域外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美国集团诉讼的利弊分析及引入可行性分析 |
| 一、美国集团诉讼的利弊分析 |
| 二、引入美国式集团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三节 德国示范诉讼的利弊分析及启示 |
| 一、德国示范诉讼的利弊分析 |
| 二、德国示范诉讼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的利弊分析及启示 |
| 一、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的利弊分析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及配套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的改良 |
| 一、改良路径一:示范诉讼的完善 |
| 二、改良路径二:支持诉讼向团体诉讼的转型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配套机制的完善 |
| 一、建立诉讼信息披露共享机制并注意信息安全保护 |
| 二、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并注意资产隔离 |
| 三、完善多元化解机制但不支持强制调解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 |
| 一、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厘定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含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 |
|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试错阶段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局部试点阶段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阶段 |
|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阶段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
| 一、地方试错与学理论证推动改革发展 |
| 二、分阶段协同推进加快模式聚合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推动量刑制度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论理支撑 |
| 一、刑罚价值观 |
| 二、刑罚目的论 |
| 三、罪刑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 |
| 一、消除无根据量刑偏差 |
| 二、培养规范化量刑思维 |
|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念 |
| 一、公正理念突出改革基本价值 |
| 二、和谐理念调和改革各方诉求 |
| 三、效率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 |
| 四、人权理念凸显改革实质正义 |
| 第三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 |
| 第一节 指导观念层面:报应刑本位不利于人权保障 |
| 一、刑罚目的观影响法官量刑 |
| 二、报应刑本位有碍人权保障 |
| 第二节 领导机制层面:缺乏专门机构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 |
| 一、最高法刑三庭统领量刑改革的职能有限 |
| 二、量刑实证调研缺乏周期性论证 |
| 三、“中央政策转向”与“地方经验凝练”对接不畅 |
| 第三节 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 |
| 一、量刑规则细密化压缩法官裁量空间 |
| 二、忽视量刑基准的学理价值 |
| 三、量刑规范适用存在多义性冲突 |
| 第四节 程序延伸层面:量刑程序改革任重道远 |
| 一、量刑建议实践效果不佳 |
| 二、量刑听证制度尚待明晰 |
| 三、量刑裁判说理流于形式 |
| 四、量刑判例体制尚待建制 |
| 第四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观念的完善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参考 |
| 一、美国:“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的折衷 |
| 二、英国:“量化量刑格局”的发展成熟 |
| 三、德国:“幅的理论”与“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促进量刑均衡 |
| 四、日本:“行情约束模式”和“裁判员制度”降低量刑歧异 |
| 第二节 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 |
| 一、并合主义刑罚观之确立:报应为主、特殊预防为辅 |
| 二、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释宽:公正优先、限权为辅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经验参考 |
| 一、美英:“独立量刑委员会”之效仿 |
| 二、美国:“合宪性质疑”与“量刑指南强制性降格”之警示 |
| 三、英国:“适度量化的量刑格局”之提倡 |
| 四、德国:“无量刑规则”之反观 |
| 第二节 专职化量刑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 |
| 一、设置专职化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
| 二、本土化量刑改革领导机构建构思路 |
| 第三节 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 |
| 一、侧重规则时效性与可适性的修改 |
| 二、规避规则适用的多义性冲突 |
| 三、规则效力转变构想:“强制性”到“实质参考性” |
| 第四节 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 |
| 一、明确逻辑起始:量刑基准之确立原则与原理法则 |
| 二、明确择定机理:量刑基准之确定方法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程序层面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量刑前报告”和“量刑听证程序”之比照 |
| 二、美英德:“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制度之参照 |
| 三、美日:“量刑数据系统”与“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之补强 |
| 四、日本:“裁判员制度”与“被害人参与制度”之融合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 |
| 一、坚持和优化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
| 二、量刑建议的模式确证 |
| 三、完善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量刑说理的渐进升级 |
| 一、量刑裁判说理的法理与社会意义 |
| 二、实质内核: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的体现 |
| 三、形式肌底: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的结合 |
| 第四节 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 |
| 一、量刑听证的理性界说 |
| 二、量刑听证的价值分析 |
| 三、我国量刑听证制度的构建思路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建制 |
|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的时代特性 |
| 二、建制我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必要性 |
| 三、人工智能刑事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 |
| 第六节 完善量刑程序的其他方面 |
| 一、量刑参与层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
| 二、可操作性层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设想 |
| 三、量刑互动层面: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与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历史 |
| 第一节 审执分离改革 |
| 一、说服教育与强制执行工作 |
| 二、市场经济发展与审执分离改革 |
| 三、从“审执合一”到“审执相对分离” |
| 第二节 省级法院统一执行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一、执行机构改革 |
| 二、从传统管理体制到统一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 |
| 一、“执行难”问题的根源 |
| 二、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过程 |
| 三、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具体内容 |
| 第二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组织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法院强制执行机构的组织设置 |
| 一、法院强制执行机构的职能划分 |
| 二、执行队伍建设 |
| 三、执行人员的权力边界 |
| 四、与法院其他机构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院强制执行统一管理体制 |
| 一、法院强制执行统一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 |
| 二、统一管理与统一领导的关系 |
| 三、法院执行机构的上下级领导关系 |
| 第三节 法院执行系统的行政化运行模式 |
| 一、行政化的执行组织结构 |
| 二、指标至上的执行绩效考核 |
| 三、发现问题式的执行监督 |
| 四、纠偏式的运动式执行 |
| 第三章 信息技术应用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 |
| 第一节 法院强制执行对信息技术的内在需求 |
| 一、信息化管理 |
| 二、规范化执行 |
| 三、司法公开 |
| 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法院强制执行技术平台的运行机制 |
| 一、技术平台的启动 |
| 二、技术平台的运转 |
| 三、技术平台的组织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技术平台下法院强制执行的实践效果 |
| 一、法院执行机构的统一协调管理 |
| 二、执行问题的可视化 |
| 三、执行案件的严格控制 |
| 四、执行工作的规范化 |
| 第四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 |
| 第一节 执行程序中的审执关系 |
| 一、审执关系的现状 |
| 二、审执关系的组织冲突 |
| 三、审执关系的共通性 |
| 第二节 法院间的委托执行 |
| 一、委托执行的改革演进 |
| 二、从传统型委托到技术型委托 |
| 三、委托执行的协调与监督 |
| 第三节 上下级法院间的执行配合 |
| 一、基层法院内部的执行配合 |
| 二、上级法院的执行协调 |
| 第五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外联动 |
| 第一节 综合治理格局下的执行联动 |
| 一、执行联动的历史发展 |
| 二、综合治理与执行联动 |
| 三、执行联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执行联动的运行机制 |
| 一、外部联动机制 |
| 二、内部承接机制 |
| 第三节 党政系统的执行配合 |
| 一、执行机构与党政系统的关系 |
| 二、党政系统对执行联动的组织协调机制 |
| 第六章 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试点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唐山中院的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分析 |
| 一、审执分离改革模式的选择 |
| 二、审执分离改革的内容 |
| 第二节 许昌中院的分阶段执行改革试点分析 |
| 一、分阶段执行改革模式的选择 |
| 二、分阶段执行的组织分工 |
| 三、“分阶段执行”与执行工作 |
| 第三节 法院强制执行改革试点评析 |
| 一、改革试点的理论基础 |
| 二、改革困境 |
| 三、改革试点对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的启示 |
| 结论 组织结构塑造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 |
| 一、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组织困境 |
| 二、组织结构对法院强制执行的形塑 |
| 三、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
| 第一节 家事纠纷的概述 |
| 一、家事纠纷的界定 |
| 二、家事纠纷的特点 |
| 第二节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一、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含义 |
| 二、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 |
| 三、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 |
| 一、古代家事纠纷解决机制 |
| 二、近代家事纠纷解决机制 |
| 三、现代家事纠纷解决机制 |
| 第二节 国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
| 一、各国的家事纠纷解决述评 |
| 二、国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构想 |
| 第一节 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
| 一、我国家事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评价 |
| 二、我国家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评价 |
| 三、对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变化发展的认识 |
| 第二节 未来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构想 |
| 一、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背景 |
| 二、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弊端及改革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家事审判制度研究[D]. 孟晓云. 河北大学, 2021(02)
- [2]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交叉问题研究[D]. 王芬.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3]审判中心视野下的诉辩关系构建研究[D]. 盛雷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我国民事诉讼“调审分离”模式研究[D]. 陶天吉.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家事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研究[D]. 李琼. 河北大学, 2020(08)
- [6]论司法人工智能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D]. 王海如. 南昌大学, 2020(01)
- [7]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研究[D]. 金彬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8]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D]. 崔仕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D]. 刘法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 富羽仙. 黑龙江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