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王锐[1]（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提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钟远明[2]（2017）在《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内战成为主调,在内战背景下国统区铁路的经营与建设问题是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粤省铁路作为国统区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建设过程成为战后动荡四年间中国铁路的典型缩影与真实写照,且极具特色。该省铁路历经自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近40年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孤悬岭南到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奠定其经营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与重要基础;而战后四年则是衔接粤省铁路经营建设在抗战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过渡转型阶段。此阶段开启的首要步骤是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粤省铁路各路段,恢复原有经营,在此基础上重启粤省铁路营运,但过程未如人意,对之后的经营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阶段开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国民政府重建对粤省铁路的统一管理,推动该省铁路各路段进一步整合;而铁路管理新模式的引入亦是战后中国铁路管理一次全新的探索与尝试,并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战争的贻害,国内外局势复杂,粤省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丕变以及粤省铁路自身基础状况限制等,粤省铁路在战后四年间的经营建设肩负“恢复战前标准”沉重任务之余还需致力于“推动建设”。尽管各项日常经营事务——机务、工务、财务、行车、警务以及客货运输等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基础极为脆弱,与抗战前水平仍相去甚远。此外,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积极参与战后中国铁路建设,美援也成为粤省铁路建设得以启动的重要资金依赖;而在引入利用美援的憧憬下,广东军政当局喊出“复兴华南”的号召,锐意以粤省铁路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建设项目,与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合作开展多项具有重要价值与长远意义的铁路工程,然而这些铁路工程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未能完工,对广东地方经济建设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当地发展的需求。随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行将崩溃,粤省铁路经营亦陷入空前困境;在人民政府正确政策方针以及原铁路职工的促成下,粤省铁路在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民国路政在广东得以转换新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铁路事业的一部分。
金德谷[3]（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陈红国[4]（2013）在《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文中提出论文选取了公平效率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作为通篇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贯穿红线。全文按照先理论前引后分项研究再整体展望的逻辑结构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税制模式、纳税人制度、税基制度、税率制度、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等六项具体法律制度进行了路径式的梳理与研究。公平与效率历来都是所有税种研究的基础理念，是评判一个税种开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个人所得税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公平与效率的深沉历史责任，虽然英国的个税诞生之时是应战争而设，应效率而生，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个税已然成为调节收入差距、均衡社会贫富分化的不二税种，公平理念的彰显更能突出个税的本质内涵。个税的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注重同样的人纳同样的税，纵向公平注重不同能力的人纳不同的税。个税的效率原则包含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项内容，个税更注重行政效率。个税的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当然，现代个税理论发展更注重对个税公平原则的研究。考察中国三十二年税收调整经济的方式与路径，我们发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在调整之路中往往处于厚此薄彼的态势，看似“兼顾公平”却有将公平处于边缘或去“公平”化之嫌。实务研究表明，现行中国个税不能很好调校收入差距，征税前后，其不能在总体上改观高收入群体与普通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个税的征纳结构表现为一个倒金字塔形态。现行个税往往被看成效率的标志，非公平的选择，其在个税实践中，在不能体现效率的目的同时也忽视了个税公平的彰显。由此，在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时，应将公平与效率置于相互契合的有机统一体中。路径依赖理论是着名经济学家诺思所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理论认为，初始的路径选择对于以后的制度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新的制度改革又是路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修正与完善，这是路径依赖中的一种惯性作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于研究中国个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轮个税制度的改革都有可能依赖于上一轮制度的改革或初始的路径选择。1980-1992年间的三大个税法确立了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法律制度。从路径依赖原理角度而言，这十二年间设立的所有制度均是路径的初始选择。初始的选择决定了路径演变的方向，良性合理的制度将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留，并且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例如：个税的税务行政与行政诉讼制度、纳税申报制度、代扣代缴制度、超额累进税率制度、费用扣除制度、免税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非合理的制度则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修正或摒弃，例如：单一的分类税制模式、繁杂的多级税率制、僵化的免征额制度、不公平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非均衡的法律责任制度等。在个税演进的任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评判贯穿路径演进的始终。从三大个税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目的，到各种具体制度，都可以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推演。从立法的初始背景，可以评判个税设置初衷是为了达到均衡贫富的公平目的，还是为了达到筹集财政的效率目的；从税制模式的选择，可以评判其是属于彰显公平的综合模式，还是属于注重效率的分类模式，或属于折衷公平效率的二元模式；从个税的税基，可以评判其税目甄别、费用扣除、免税项目上公平与效率的各种抉择；从税率结构、税级设计，可以评判其是考虑效率更多一些，还理注重公平更多一些；从个税的征管制度，可以评判纳税申报、代扣代缴是否有利于征纳行为的高效运行；从个税的法律责任，可以评判制度是否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间进行了公平的分配；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可以评判其是否有效地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正是因为从路径依赖理论和公平效率抉择两个方面对1980-1992年间的个税演变进行了框架性的梳理，才使得我们有理由分析公平与效率视野下1993年至2012年的立法演进路径。个税的整体立法改革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个税的弱小地位，个税差异性立法、协商民主立法、个税立法权限之间，作为解决困境的方式有很多，本文认为，个税在立法改革路径中，应推改革中国整体税种的结构设计，大幅提高个税的比重；推进个税的法典化，逐步限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维持中央立法的统一性，限制个税的地区差异性立法；稳步推进个税立法的整体性改革，常态个税立法的细节性调整；继续推行协商民主式立法，推动广大纳税人参与个税立法的互动过程。税制模式改革是决定着个税改革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各自的税制模式，80年个税确定了分类税制模式，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的分类征收模式，86年个人调节税更适宜定性为分类综合的混合税制模式。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保留了分类税制模式，直到今天，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对分类税制模式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革。税法理论上认为，在三种税制模式中，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最符合公平原则，而分类税制模式则更有利于个税分类征管，利于税收效率的实现。而分类综合税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集合了前二者的优点。通过宏观与微观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现行的分类税制下，公平的天平是失衡的，以劳动所得为主的工薪所得所占个税的比例一直高达七成左右，而以资本所得为主股利、红利、利息等所得所占的比例不足二成。不同的纳税人会因分项所得不同、收入来源不同、缴纳次数不同而导致纳纵向与横向公平的丧失。中国个税税制模式改革的方向早在1995年就已确定，在国家规划层面，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一直是改革所确定的目标。但十多年来，改革只停留在书面的计划阶段。从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单纯的分类税制模式或综合所得模式都已不再是一种改革方向，而将分类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各自优点进行混合的分类综合模式已然成为相当多国家个税改革的趋势。中国政府既然已在国家计划中确定了分类综合模式，就无需作目标上的更改，因为根据中国国情及个税征管的实际情况，综合模式、单一税制模式均不适合中国改革的现行状况。推进分类综合税制模式的改革须是渐进的。在改革安排上，应先分类后综合，先“小综合”逐步走向“大综合”，平稳地过渡到以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所得税征收制度。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法律制度经过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三种法律主体，一是80年个税的外籍人员主体，二是86年个体户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主体，三是86年个人调节税的中国公民主体。三种个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纳税人主体制度的多头及无序管理，也因此而留下了主体制度改革的空间。在初始路径选择的影响下，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个人所得税法摒弃了三大个税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居民与非居民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身份的认定主要采用时间与住所两个标准，住所标准包含了家庭、户籍、经济利益三种因素。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主要区别在于税收优惠上，总体而言，非居民纳税人所享有的个税优惠幅度大于居民纳税人。在个税实践中，居民纳税人贡献的税收比例明显大于非居民纳税人，但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贡献也不可小视。三十二年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税的发展，但其也存在的诸多的问题，比如纳税人主体制度的边缘化、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非概念化、统一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缺位等。纳税人主体制度的改革可以从提高纳税人基数、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明确定义居民与非居民、改革纳税人身份认定规则等几方面着手，以此加强纳税人主体制度，并为个税改革的成功提供有利的条件。个税的税基主要研究税基范围、费用扣除及免税项目。税基的调整直接关系到个税的横向与纵向公平，而免税制度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了个税的激励效率。三十二年来，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税基范围的调整几经变化；免税项目的设置直接关系税基综范围的扩大与缩小；而费用扣除则是历次个税改革的核心。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税基范围，80年个税确定了六项税范围；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所得范围；86年个人调节税确定了八项税基范围。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所确定的税基范围直接影响了93年统一个税法的税基范围。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现行个税法共确定了十一项税基范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个税的税基范围正趋于稳定，但也存在着某些困境，一是稳定的税基与变化的趋势之间的困境。二是最优税基理论与具体税基制度间的困境。三是拓宽税基范围的困境。四是现行个税如何回应现实生活中关于资本转让所得、遗产所得、虚拟财产所得的困境。作为一种学术探讨，论文认为稳步推进税基范围，优化现行税基所得项目，增加资本利得项目或开征资本利得税，同时也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未形成。免税制度关系到个税践行的公平与效率，本质上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其在保障弱势群体、保障民生生计上具不可替代的公平展示效用，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的免税又可促进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的免税项目，93年统一人个税法在三大个税的基础上确定了10类免税项目。从1993-2012年二十年时间里，立法及行政机关又相继确定了76项免税项目。免税制度发展表明，现行个税法关于免税的基础理论是多元化的，在此过程中，免税制度在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理论博弈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个困境中的严肃性体现在个税的免税设计是否应限制于立法机关的基本立法；税务主管机关的授权性免税是否应减少；免税项目的设置是应原则化还是应具体化；地方政府是否应授予一定权限内的免税设置权等。这个困境中的灵活性体现在免税项目的设置期限是应长期化还是常态化；免税更改的标准是否一定要回应社会某些形态或情况的变化；免税项目名称的设置是应模糊化还是应明确化等。论文认为，回应路径发展中困境的改革方式是应制度性地协调处理好免税设置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将免税权限集中归位于立法机关，减少行政机关的免税设置权，而免税项目的设计应多基于公平目的而设，而少出于效率目的。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是三十二年来个税改革的热点与核心话题。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定额标准扣除和定率比例扣除两种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直接被93年统一个税所吸纳。在二十年的制度发展中，个税从生计扣除、成本扣除、特别扣除三个方面设置了96项扣除项目。现行费用扣除制度直接依赖于税制模式的改革，近年实践表明，现行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着五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分项扣除与综合扣除博弈问题；二是现行工薪项目的费用扣除额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之间脱节的问题；三是生计扣除项目设置范围过窄问题。四是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问题；五是标准扣除未指数化调整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措施，费用扣除制度应向综合扣除方向发展；应推行标准费用扣除额与人均消费支出相互联动的机制；应扩大生计扣除项目的范围，建立选择性扣除制度；应彻底废除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度；应设置指数化的标准额扣除调整机制。世界各国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累进税率模式，另一种比例税率模式。采用何种税率模式，取决于该国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整体而言，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大个税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是分类税制模式，该模式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基本税率模式，即同时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路径的初始选择确定双重的税率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1993至2012年间，中国税率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超额累进税率的改革，其主要围绕税率级次及级距的调整而进行。2011年个税改革时，对工薪所得、个体所得、承包承租所得的税率级次及级距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其中将工薪所得的9级调低至7级，并同时调整了相应的税率；调整了个体所得的级距水平。税率模式直接体现了个税的公平，并能影响到个税效率的实现，其中超额累进税税率模式被公认为是最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最能体现税公平的税率模式，而比例税率虽然在个税的公平上有所欠缺，但其所挥的效率机能是强大的，尤其是低比例税率更容易促进纳税人缴纳个税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个税文化的形成。减少税率级次，整体降低税率水平，是当今世界税率改革的趋势，中国个税的改革也应符合这个趋势。除此之外，税率改革中还应涉及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超额累进消失、指数化调整、家庭扶养因素、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区别对待等问题。论文认为中国税率的改革应设置指数化税的税率调整方式；改革应借鉴国外的“累进消失制度”；应将家庭婚姻扶养等因素纳入税率调整的基础原因。唯有如此，个税税率的改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个税的征管制度直接决定了个税开征的效率，且最终能影响个税践行的公平。80年代三大个税的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源泉扣缴和纳税申报两种典型制度。源于中国个税分类税制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两种制度从路径选择伊始就出现一头轻、一头重的非均衡发展局面。其中代扣代缴制度得到了十足的发展，逐渐成为个税征管最重要的制度。而个税的申报制度源于中国税收文化的不发达、个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时至今日，都没能成为个税的主体制度。在路径发展过程中，个税申报制度中诞生了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申报制度，此制度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税申报制度失衡发展的局面，但在整体了也没有达到其开征的预想目的，未能挽回个税申报因扣缴制度成功而被淡化的局面。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促使个税高效开征的重要配套制度。80年三大个税各自确定了法律责任制度，此间的法律责任制度属于一种粗线条的制度。93年个税法统一以后，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不再由《个人所得税法》单独规定，而统一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个税与其他税种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了同质化处理。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也随着个税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税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曾原则性地规定于80年代三大个税中，自90年代统一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施行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就失去了个性化的特征。个税征管制度的改革是路径发展必然趋势，现行个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纳税申报制度的改革，而全员申报制度、家庭计征、双向申报、申报激励等制度的创设是申报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建立税收信息共享机制、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强化储蓄实名存款制度、建立全新的现金管理机制等是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个税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在于完善个税的法律环境建设，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建立和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重新分配举证责任、细化自由裁量权是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梳理完各项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后，论文对个人所得税的演进路径做了一个整体的展望，展望以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立法修改建议稿方式展现，作为一个研究成果，该立法修改建议稿也作为博士论文最后的结论。
李进明[5]（2008）在《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现今台湾地区产业面临劳工成本上扬,劳动力供给不足,土地取得困难,环保抗争层出不穷,劳工意识高涨,为接近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中心厂的需求,原料取得,国际接单的要求,全球化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考虑,传统之中小企业纷纷前进大陆寻求产业第二春,近年来大型企业与上市上柜公司也陆续跟进前往大陆投资,以作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据点之一。台商赴大陆投资已由中小型企业转向大型的上市上柜公司,投资地区由大陆沿海逐渐移向内陆、同时投资产业已由传统产业逐渐移向高科技产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一方面系受到大陆投资环境与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方面也因于台湾地区本身投资环境变化及产业调整所造成。西部大开发是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及意义可分为三个主轴。1、藉由文献、统计资料及政策方向之研析,将对于大陆西部开发策略做一详细评估,以期能掌握西部优势发展区位,寻求产业最适发展条件之区位及时机。2、藉由对台商进行问卷调查,并以统计分析结果求得产业所冀盼的投资条件、对西部开发的认识及兴趣,由此将可以整合台商业界对于西部开发意愿的领先指标。3、透过台商进入大陆投资的种种因素予以描述与归纳,以获致整体第区选择因素的了解。拟以上述观点并基于研究动机,研提具体建议,做为后续有意愿进入大陆投资台商,有一个可选择之依据。全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市场带来无限的商机与想象,在现实国际经济市场中,中国也成为企业体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据点之一。西部大开发成为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第二章、理论暨文献回顾:本研究对大陆西部区域开发及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之探究,将利用文献探讨法研析西部开发之总体策略,所应用的相关理论主要以区域发展理论、区位理论及区域政策等相关领域。第三章、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文献探讨法及问卷调查法并行。问卷主要依研究目的及文献探讨所得区位因子,加以归纳设计而成。问卷内容是由四大部分所组成,分别为公司基本资料、前往大陆西部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及重要程度、对西部投资信息的认识、及对西部投资意愿的调查等。问卷分析主要运用t检定、变异数检定、李克特加总量表分析、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来探讨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影响因素分析。第四章、西部大开发策略及优势区位分析:经本章分析得以发现归究造成区域间的差距成因,主要表现于自然环境差异的限制、市场改革造成的“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三线策略”促成的工业结构不平衡以及区域发展策略的偏颇等原因。本研究采取24个指标所衡量的区位优势比较,得到其排名次序为四川、重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并且进一步对其三级产业进行分析比较。第五章问卷分析:本研究以16道题目来衡量台商对于西部环境的认识程度,由研究分析发现,劳动、政策、交通、基础建设等因素,为影响台商是否投资西部的明确因素,而市场则成为台商是否前往西部的不确定因素。若在不论投资意愿之前提下,台商对到大陆西部投资最重视的投资环境是“治安对投资财产的保障”。因为台商在大陆即使是一般的商业纠纷,也有可能导致人身自由受限制,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其次所有台商所关切的西部投资因素前几名分别为:通讯设施、电力供应量价、运输费用、产业政策、原料供应量价、公路运输、劳动力素质、水源供应量价及优惠奖励措施等。第六章结论与建议:经透过本研究之调查,可归纳下列五点说明:投资西部时点:台商愿意前往大陆西部投资的前三个区位顺序为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时机以20012010年被视为最佳。影响投资意愿的因素:台商到大陆西部投资与否,以劳动、产业政策、交通及基础建设为影响投资与否的明确因素,而市场则是不确定因素。易言之,西部地区的劳动及产业策政因素,是诱引台商前往投资的原因;交通及基础建设则是台商裹足不前的考虑。东西区位选择之差异:台商对于大陆东部及西部的区位选择差异,主要表现于在西部地区较重视基础建设、交通设施及优惠奖励措施;在东部地区则较重视市场及劳动。而对于政府产业政策、对投资财产的保障、原料供应价与量、劳工素质等,则是台商在东西部地区共同重视的区位选择因素。区位因素分析结果:依据因素分析结果得知,以劳动土地量价、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社会文化、聚集、市场、地矿、政策、经济及自然等10个因素,便可以解释研究设计36个因素的76%。这10个区位因素是台商在西部地区投资所最具代表性的区位因素。不同业别在西部投资的区位导向:本文最后并未为是否该到西部投资下定论,是因为本研究是属于台商投资西部的探索性研究,主要成果是发现可能影响台商投资大陆西部的政策及区位因素。若要探求是否该到西部投资,则需视各业别之特殊情况（成本结构、市场定位）及各地方政府立法优劣等再行考虑。最后本文将分别对大陆西部开发政策、台商投资,以及后续研究等三个层面提出建议。1、对大陆西部发展政策的建议:开发政策目标应明确及量化;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政府效能;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提升西部企业竞争力,培养经济自我增长能力;预防倾斜政策引发的不良效应。2、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的建议:积极搜集西部各地市场各别信息,掌握市场先机;投资优势区位的利用;衡量WTO带来的冲击与效益;重视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整权;大陆招商项目的产业先行原则。3.对后续研究的建议。现台湾地区对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区位因素探究,则是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本研究是首度以西部现行发展策略（包含政策）与台商投资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并于此结构性的探索研究后,探索出日后对「西部大开发」值得研究的方向,这包括下列三项:依业别、省区进行东西部投资成本的比较;进行西部各地市场分析;对西部政策执行效力的评估与追踪。本文主要是分析西部之现有经济环境,以及西部大开发之策略整理,进而归纳出西部大开发提供给外商投资的机会及区位条件。分析架构乃由东西差距之现况及成因为出发点,希望能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有完整阐述,然后在现存的东西差距结构下,分析西部有何投资优势?西部未来有何开发策略及政策?这些投资优势及策略在各区位所形成的投资诱因为何?所得信息将可以提供台商对西部投资有兴趣的企业投资者参考。西部大开发是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本研究之主要创新之处为:1.本研究主要藉由以政策、劳动、聚集、经济、基础建设、社会文化、市场、交通及自然环境等投资所选择之区位条件为变量,经由因素分析可得产业对西部投资之重要影响因子。再利用资本额、投资期间、产品内销比率、营运绩效及对西部开发信息的取得等变量,分析变量与台商前往西部投资间之关系。如台商愿前往者,再将愿前往之影响因子与区位时机和开发策略进行分析,以求得产业别之最佳投资时点,降低投资风险;另外对于不愿前往西部投资之产业特色及因子,也将透过研究中分析加以归纳裹足不前的困境及限制文献、统计资料及政策方向之研析,将对于大陆西部开发策略做一详细评估,以期能掌握西部优势发展区位,提供台商信息寻求往大陆西部发展产业最适发展条件之区位及时机。2.本文藉由对台商进行问卷调查,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意愿的初级资料搜集,乃是透过本研究自行编拟的「台商赴大陆西方取金之时点」调查问卷取得资料。此问卷主要依研究目的及文献探讨所得区位因子,加以归纳设计而成。问卷内容是由四大部分所组成,分别为公司基本资料、前往大陆西部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及重要程度、对西部投资信息的认识、及对西部投资意愿的调查等并以统计分析结果求得大陆西部地区产业所冀盼的投资条件、对西部开发的认识及兴趣,由此将可以整合台商企业界对于西部开发意愿的领先指标。3.经本文区位投资环境之比较分析,是以台商区位选择决定因子之统计资料进行客观的评比,以决定企业投资之最佳区位。本研究之区位以省、市、自治区为比较单位,并采经济、市场、劳动、基础建设、交通及聚集等环境作为分析之指标透过台商进入大陆投资的种种因素予以描述与归纳,以获致整体第区选择因素的了解。拟以上述观点并基于研究动机,研提具体建议,作为后续有意愿进入大陆投资台商,有一个可选择之依据,为本研究之主要创新贡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6]（2006）在《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下）》文中提出
陈丽华[7]（2004）在《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着手制定外资法,以后,从全国人大到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形成了庞大的外资法体系。这些法律曾经为由封闭走向开放时期的中国吸收外资、利用外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这部法律不再是良法。中国在入世前后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其修改的幅度较小,不尽令人满意。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外资法既存在与WTO规则不一致之处,也不利于中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目标的实现。于是,中国该如何在履行WTO义务的同时制定一部适合当今国情的外资法成为了立法的热点问题。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激励政策和立法的体例问题上,但是意见不一。学者们缺乏对立法的宏观思路研究,且停留在操作层面的研究居多。国外有关此研究的学者不多,现有研究似乎只关注准入程序和履行要求。所以,这些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外资法修订这一伟大工程的需要。 本文正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变化和其所承担的WTO义务这一基础之上,对外资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经济法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按照经济法学的理论,外资法是对市场进行国家调节的法律之一,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它还要受到国际调节的制约。全文围绕“封闭—开放—入世”这一主线,采用了法理学、比较法学和实案分析的方法,对外资立法的原则、准入的产业政策、投资激励与限制政策以及对外资的国有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外资立法的历程,肯定了外资法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作的贡献,同时,分析了其不足。然后针对WTO对成员国的要求,指出其差距。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作者对中国外资立法完善问题的基本思路……外资法的调整对象是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关系,建立从宪法、外资基本法、外资专门法到地方
车敬子[8]（2004）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与韩国外国投资法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旨在通过回顾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发展历程,研究现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介绍韩国外国投资法的发展过程和内容,总结其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以期为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本论文可分为包括导论和结论在内的8个部分,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导论简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拟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为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基本政策的变迁。笔者认为考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前,有必要了解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情况。本章第一节将论述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因。本章第二节介绍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形式,包括:中外共同举办形式;外商独资形式;跨国并购;BOT方式;中外合作开发。第三节将讲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和相关政策的发展变迁。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政府通过制定政策,继而颁布法规的方式,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规则,确定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相互关系,推进利用外资工作。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规定,将会对外商投资生产不同的导向作用,并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阐述外国直接投资法和相关政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及其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直接投资法的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笔者把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978年之前;1979年至1984年;1985年至1991年;1992年至2001年;加入WTO以后。本章还将就中国加入WTO前后外商投资企业法发生的变化,以及在WTO体制下需要制定、补充、修改的法律规定等问题进行讨论。第四节将介绍韩国的外商投资制度和政策变迁,为制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政策提供外国经验。第二章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概览。第一节首先介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概念及特点,其中笔者特别强调了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以企业形式分别立法的方法以及立法权过度分散等特点。第二节分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体系,分别说明其法律渊源,即宪法、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国际规范及惯例,以及各法律渊源的适用。第三节论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外商投资企业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式。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是指<WP=4>外国投资者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总称,这三类企业通常也简称为三资企业。本文首先明确外商的概念,然后依次研究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主体、组织形式、设立程序、资本出资、管理机构、经营期限、解散与清算等问题。第四节主要介绍韩国外国投资法律制度。首先明确韩国外国投资法上外国人和外国人投资的概念,然后概览韩国外国投资法律体系、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内容以及在韩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种类。第三章讲述的是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问题,主要采取案例分析研究的方式,对中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首先第一节考察中国利用外资引起的三大问题:民族产业保护;国民待遇;国有化补偿。第二节涉及到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董事会的职权;欺诈出资;利润中提取三项基金的问题;中方投资主体问题。第三节将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重构进行探讨。首先明确改善现行中国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必要性,然后介绍中国学者对外商投资立法模式的构想。第四章将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探讨来华投资的新趋势及其影响。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加之不同地区日趋激烈的竞争,吸引外资已成为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力开展的工作之一。因此,东道国在制定投资引入政策时,符合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势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样情况下,本章第一节论述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第二节指出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战略的新趋势,试图对中国的投资政策提供有用的参考点。第五章为中国外商投资法制环境之现状。外商在东道国投资,往往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明确具体政府行政管理的程序和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降低外国投资的信息成本,还可以促使政府部门取消或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和办事程序,提高效率。从这方面来说,现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仍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为了改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环境,首先应当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拥有客观的认识。对此,第一节将基于各种报告及统计材料考察中国投资法制环境。第二节介绍与中国外商投企业管理有关的制度及其法律规定。第三节通过分析外国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提出值得发扬的优良之处和需要改善的不足。第六章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完善提出建议,主要就重构中国外资法的体系、强化外资管理体制的透明度、统一外商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探讨。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9]（2003）在《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文中认为 1月1日 我国信守入世承诺下调关税 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海关关税总水平由15.3％下降到12％左右。在7000多个税目中,有5300多个税目的关税不同程度降低,降幅面达75％。降低关税后,工业品的平均税率为11.6％;农产品为15.8％;水产品为14.3％。我国还将按照承诺继续分步降低关税税率,
辽宁省人民政府[10]（2002）在《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免征两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文中认为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为进一步改善我省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省政府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免征价格调节基金,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现通知如下:一、对外商投资企业免征价格调节基金价格调节基金是省政府《关于加强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工作的通知》（辽政办发[1996]12号）设立的收费项目,文件规定凡在我省境内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并有销售、营业、收费等项收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有缴纳价调基金的义
二、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以前粤省铁路从分治到整合的进程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分治的形成 |
| 一、美国方面关于省三支线的兴筑及其困境 |
| 二、商办铁路公司对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与经营 |
| 三、英国势力笼罩下广九铁路的兴筑与经营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粤省铁路的整合 |
| 一、省内整合:政治介入粤省铁路内部事务 |
| 二、融入全国铁路系统:四大铁路管理局(工程局)合并 |
| 第三节 抗战爆发前后粤汉广九两路接轨 |
| 一、接轨问题的起源 |
| 二、中央、地方与英国关于接轨问题的立场与纠缠 |
| 三、两路接轨促成“香港通道”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经营的恢复与统一管理的重建 |
| 第一节 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的接收与营运初步恢复 |
| 一、陆军第二方面军铁路接收事宜 |
| 二、交通部驻粤人员的铁路接管 |
| 三、粤省境内粤汉、广九等路段交通营运的恢复 |
| 第二节 海南岛铁路之接收与初期经营 |
| 一、日军对海南岛铁路的营建概况 |
| 二、海南岛铁路接收乱局 |
| 三、海南岛铁路接收初期之经营及困难 |
| 第三节 粤省铁路统一管理的重建 |
| 一、粤汉区铁路管理局之建立 |
| 二、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在粤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的日常经营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营运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 |
| 第二节 粤省铁路经营中的主要事务 |
| 一、机务 |
| 二、工务 |
| 三、财务 |
| 四、行车 |
| 五、警务 |
| 第三节 客货运输状况及其进步与不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胜利后粤省铁路新工程与广东地方建设 |
| 第一节 美援、“复兴华南”计划与粤汉区铁路 |
| 一、打造华南“美式铁路典范” |
| 二、以铁路带动“复兴华南”计划 |
| 三、“美援”的落差 |
| 第二节 开发海南岛:海南环岛铁路之建设及窘境 |
| 一、海南环岛铁路建设基础与建筑计划 |
| 二、开展海南环岛铁路计划中的困难 |
| 三、环岛铁路计划的搁置与地方民众的反应 |
| 第三节 连通粤汉干线与广三段:建设广州西南大桥 |
| 一、工程缘起 |
| 二、战后路局、省府与市府合作筹筑西南大桥 |
| 三、工程计划与中辍 |
| 第四节 运输煤炭以济广东:狗牙洞支线建设 |
| 一、缺煤的广东 |
| 二、粤湘边境、粤北煤矿的早期开发与狗牙洞支线雏形 |
| 三、支线工程开展与相关概算 |
| 四、推进支线工程的现实困难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路政在广东的转换 |
| 第一节 粤省铁路深陷经营困境 |
| 一、财政极度困难 |
| 二、粤省铁路工潮迭起 |
| 三、路局高层离心离德 |
| 四、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南迁广州 |
| 第二节 广州机厂等设备人员迁台 |
| 第三节 人民政府对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 |
| 一、接管前夕之情形 |
| 二、粤省铁路的接管与改造过程 |
| 三、粤省铁路交通恢复与营运展望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理论前引 |
| 第一节 个税公平与效率的一般理论 |
| 一、 个税诞生过程的公平与效率的考证 |
| 二、 现代个税的公平与效率理论 |
| 第二节 个税公平效率于中国的一般概况 |
| 一、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理论背景 |
| 二、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实践状况：倒金字塔结构 |
| 三、 中国个税公平的根基：弱化的纳税人意识 |
| 四、 学界对于个税公平效率观的整体研究 |
| 五、 中国税收公平与效率关系逻辑辩证 |
| 第三节 路径依赖理论与个税路径演进的理论联系 |
| 一、 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
| 二、 个税法律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整体立法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人所得税的立法路径 |
| 一、 1980-1992 年立法统计 |
| 二、 相关立法技术的说明 |
| 三、 立法路径 |
| 四、 立法目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个税的立法统计 |
| 二、 个税立法的特点 |
| 三、 重大立法事件的路径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一、 现行个税整体立法改革的困境 |
| 二、 个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基础架构——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制模式的基本划分 |
| 二、 1980—1992 年个税的税制模式 |
| 三、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 年个税法确定的税制模式 |
| 二、 关于三种税制模式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三、 中国现行分类税制模式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制模式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选择的评判 |
| 三、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
| 四、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的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主体制度——纳税人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80 年个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二、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三、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纳税人制度 |
| 四、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纳税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纳税人身份的分类及现行状况 |
| 三、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三节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展望 |
| 一、 纳税人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二、 纳税人制度改革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税基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基的基础理论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个税税基范围的演进路径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免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三节 个税税基制度演进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税基范围的改革展望 |
| 二、 免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三、 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关键要素——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率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税率制度的理论简介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税率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1993 年个税与三大个税关于税率制度的横向对比与路径演绎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归类解析 |
| 四、 现行个税税率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整体减少累进税率档次 |
| 二、 引进累进消失税率制度，大幅调整级距 |
| 三、 将婚姻与家庭因素纳入计征体系 |
| 四、 整合劳动所得的税率，提高非劳动所得的税率 |
| 五、 实行税率指数化的改革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保障制度——征管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 |
| 二、 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 |
| 三、 个税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个税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的法律规范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三、 1993—2012 年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第三节 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申报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二、 个税扣缴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三、 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展望 |
| 四、 个税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整体设计 |
| 附件：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统计 |
| 附件1：1980—199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2：1993—201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3：1993—2012 年关于税基范围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4：1993—2012 年关于免税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5：1993—2012 年关于费用扣除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6：关于个税征管制度及法律责任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
| 一、大陆西部地区之研究范围 |
| 二、赴大陆投资台商之研究范围 |
| 第四节 研究架构及流程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暨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区域成长理论(REGIONAL GROWTH THEOFY) |
| 一、西方区域成长理论的演绎 |
| 二、大陆区域成长理论 |
| 三、区域理论相关文献回顾 |
| 第二节 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 |
| 一、影响区位之因素 |
| 二、区位理论 |
| 三、区位选择相关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区域政策(LOACATION POLICY) |
| 一、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为目标之区域政策阶段 |
| 二、实施技术开发性区域政策阶段 |
| 三、公平(Equity)与效率(Efficiency)的选择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调查及分析工具 |
| 一、抽样方法 |
| 二、有效样本回收比率 |
| 三、调查工具 |
| 四、信度分析 |
| 五、数据分析方法:本问卷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分为四种 |
| 第四章 西部大开发策略及优势区位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发展差距 |
| 一、静态差距分析 |
| 二、动态差距分析 |
| 三、造成东西差距的成因 |
| 第二节 开发政策及策略 |
| 一、开发政策 |
| 二、发展策略 |
| 第三节 区位投资环境比较 |
| 一、经济面评估 |
| 二、市场面评估 |
| 三、劳动面评估 |
| 四、基础建设面评估 |
| 五、交通建设面评估 |
| 六、聚集面评估 |
| 七、区位投资环境综合评估比较 |
| 八、优势区位投资环境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问卷分析 |
| 第一节 问卷样本结构分析 |
| 一、依业别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 |
| 二、依资本额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三、依已投资期间长短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四、依产品内销比例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五、依近三年平均成长趋势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六、依对西部投资环境的认识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七、样本属性之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投资意愿分析 |
| 一、愿意投资西部的地区、原因及时期排名 |
| 二、不愿意投资西部的原因 |
| 第三节 区位因素分析 |
| 一、不同业别注重的因素构面 |
| 二、东西部因素构面比较 |
| 三、以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探讨台商对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导向 |
| 第四节 分析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对大陆西部发展政策的建议 |
| 二、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的建议 |
| 三、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
| 附录三: 《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
| 附录四: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
| 后记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现状 |
| 0.3 本文研究的方法和创新突破 |
| 第一章 中国外资立法的回顾与完善 |
| 1.1 中国外资立法沿革及其批判性考察 |
| 1.1.1 中国现行外资立法的特点 |
| 1.1.2 外资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
| 1.1.3 现行外资立法的不足 |
| 1.2 WTO对成员国外资法的要求 |
| 1.2.1 《TRIMs协议》是规范外资法的国际条约 |
| 1.2.2 《GATS》规制对服务业的外资立法 |
| 1.2.3 《ASCMs协议》禁止对外资的某些激励措施 |
| 1.2.4 中国外资法与WTO规则的差距 |
| 1.3 中国外资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
| 1.3.1 外资法的调整对象 |
| 1.3.2 外资立法的模式 |
| 1.3.3 外资法的体系 |
| 1.3.4 外资法与企业法的协调 |
| 1.3.5 外资法体现三元调节机制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外资立法的原则 |
| 2.1 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立法原则评析 |
| 2.1.1 中国现有外资立法的原则 |
| 2.1.2 现行立法原则不适合入世后的中国 |
| 2.2 入世后中国外资立法原则的确立 |
| 2.2.1 遵守WTO规则的原则 |
| 2.2.2 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 |
| 2.2.3 保护资源和环境 |
| 2.2.4 逐步实行国民待遇 |
| 2.3 按立法原则的要求调整外资法律关系 |
| 2.3.1 根据WTO规则的原则制定和实施外资法 |
| 2.3.2 提高民族产业的竞争力 |
| 2.3.3 规范外资保护资源和环境 |
| 2.3.4 让外资逐步享有国民待遇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外资准入与产业政策 |
| 3.1 WTO对外资准入的要求探讨 |
| 3.1.1 《GATS》的市场准入规则 |
| 3.1.2 WTO外资准入规则的发展趋势 |
| 3.2 关于外资准入的国外实践考察 |
| 3.2.1 外资准入的立法模式 |
| 3.2.2 两类国家对待服务业投资准入的态度分析 |
| 3.2.3 单边准入政策的发展动向 |
| 3.3 关于中国外资准入政策的思考 |
| 3.3.1 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回顾 |
| 3.3.2 继续逐步开放中国市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投资激励与限制政策 |
| 4.1 WTO对投资措施的规范分析 |
| 4.1.1 WTO对激励与限制政策的评价 |
| 4.1.2 取消投资措施是WTO的目标 |
| 4.2 关于投资措施的国外立法考察 |
| 4.2.1 发达国家的做法 |
| 4.2.2 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
| 4.3 对中国外资法上激励与限制政策的思考 |
| 4.3.1 中国外资法上的激励与限制措施 |
| 4.3.2 取消激励与限制政策是必要的 |
| 4.3.3 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化及其补偿标准 |
| 5.1 从WTO精神看其对国有化的规范 |
| 5.1.1 国际社会承认主权国家的国有化权利 |
| 5.1.2 国有化问题将成为WTO文件的内容 |
| 5.1.3 国际条约和文件对国有化的规范 |
| 5.2 关于国有化的国外立法考察 |
| 5.2.1 国有化条件的明确规定 |
| 5.2.2 不断提高的补偿标准 |
| 5.3 关于中国外资法上国有化立法的思考 |
| 5.3.1 国有化的内涵界定 |
| 5.3.2 国有化的条件 |
| 5.3.3 国有化的补偿标准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全文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与韩国外国投资法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论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采取的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一) 已有的研究成果 |
| (二)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基本政策的变迁 |
| 第一节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因 |
| 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新兴市场 |
| 二、 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继续提高 |
| 三、 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低廉 |
| 四、 中国是中华经济圈的核心国家 |
| 第二节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 |
| 一、 新建外商投资企业 |
| (一) 中外共同举办形式 |
| (二) 外商独资企业形式 |
| 二、 跨国并购(M&A) |
| 三、 BOT方式 |
| 四、 中外合作开发 |
| 第三节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法和政策的变迁 |
| 一、 1978年之前 |
| 二、 第一阶段:自1979年至1983年 |
| 三、 第二阶段:自1984年至1991年 |
| 四、 第三阶段:自1992年至2001年 |
| 五、 第四阶段: 加入WTO以后 |
| (一) 与WTO中有关投资的规定 |
| (二)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修改内容 |
| (三) 扩大市场开放 |
| (四) 制定和补充关于新投资领域的法规 |
| 第四节 韩国的外商投资制度和政策变迁 |
| 一、 第一阶段: 外资限制期(1961-1983年) |
| 二、 第二阶段: 产业政策期(1984-1990年) |
| 三、 第三阶段:投资开放期(1991-1997年) |
| 四、 第四阶段: 鼓励引进外资期(1998年至今) |
| 第二章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 |
| 第一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概念及特点 |
| 一、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
| 二、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点 |
| (一) 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模式 |
| (二) 以企业形式为标准分别立法 |
| (三) 立法权的分散 |
| 第二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体系 |
| 一、 宪法 |
| 二、 单行法律 |
| 三、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
| 四、 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 |
| 五、 国际规范及惯例 |
| (一) 双边投资协定 |
| (二) 与国际投资有关的国际公约 |
| 六、 各种法律渊源的适用 |
| 第三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问题 |
| 一、 外商的概念 |
| 二、 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其特征 |
| (一)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 (二)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
| (三) 外资企业 |
| 三、 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期限 |
| 四、 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
| 第四节 韩国外国投资法律制度 |
| 一、 外国人和外国人投资的概念 |
| 二、 韩国外国投资法律制度 |
| (一) 韩国外国投资法律体系 |
| (二) 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内容 |
| (三) 在韩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种类 |
| 第三章 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利用外资引起的问题 |
| 一、 民族产业保护问题 |
| 二、 国民待遇 |
| 三、 国有化补偿问题 |
| 第二节 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的问题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的原则 |
| (二)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不同规定 |
| 二、 地方保护主义 |
| 三、 董事会的职权问题 |
| 四、 欺诈出资 |
| 五、 利润中提取三项基金的问题 |
| 六、 中方投资主体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重构的问题 |
| 一、 改善现行中国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必要性 |
| 二、 外商投资立法的模式 |
| (一) 世界各国外商投资立法模式 |
| (二) 中国理论界对中国外资立法模式的观点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在华投资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 |
| 一、 国际投资的发展 |
| 二、 投资自由化趋势 |
| 第二节 来华投资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
| 一、 对华投资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 |
| 二、 从生产型投资转向服务型投资 |
| 三、 从成本导向转向市场导向 |
| 四、 从中外共同举办的方式转向外商独资方式 |
| 五、 由新设方式转向并购 |
| 六、 减少西部地区的投资 |
| 第五章 中国外商投资法制环境之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制环境 |
| 一、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制环境的概念及内容 |
| 二、 有关外商投资保护的规定 |
| 三、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和导向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规定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政府机关 |
| (一)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各地方政府商务局 |
| (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地方工商业行政管理局 |
| (三) 其他机构 |
| 二、 企业设立 |
| 三、 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
| 四、 土地使用 |
| 五、 财务会计 |
| 六、 外汇管理 |
| 七、 职工与工会 |
| 八、 经营期限及清算 |
| 九、 税收制度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涉及的税种 |
| (二)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
| 第三节 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
| 第六章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完善 |
| 第一节 重构中国外资法的体系 |
| 第二节 强化外资管理体制的透明度 |
| 第三节 统一外商优惠政策 |
| 尾 论 |
| 参考文献目录 |
四、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抗战胜利后四年间粤省铁路经营与建设问题研究[D]. 钟远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3]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4]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D]. 陈红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3(02)
- [5]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D]. 李进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6]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大事辑要（下）[J].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6(20)
- [7]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D]. 陈丽华. 中南大学, 2004(11)
- [8]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与韩国外国投资法的比较[D]. 车敬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01)
- [9]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J].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3(24)
- [10]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免征两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J].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公报, 2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