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逻辑学(论理学)（论文文献综述）
张胜前[1]（2021）在《近代逻辑学的传入与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萌发》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西学再次传入中国,充当先锋的依然是西方学人,他们通过发行报纸杂志、创办出版机构、兴办学校等来传播西学,这其中也有逻辑学。这次的传播也开始影响到一大批国人主动学习、了解和掌握逻辑学,并在此基础上翻译、编着逻辑学着作,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萌发。以孙诒让为发端,梁启超、刘师培、章士钊、胡适等人纷纷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掘逻辑思想,开启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可以说,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受到了逻辑学传入的影响,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国人自觉主动地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思想,近代西方学人在中国传播逻辑学更主要的贡献在于为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铺垫,这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产生的前提条件。
欧梦越[2]（2021）在《严复创译逻辑学术语之近代传播与接受——以清末民初逻辑学着述为中心》文中认为以清末民初逻辑学着述为中心,可考察严复创译的逻辑学术语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陈文编纂《名学教科书》《名学释例》《名学讲义》沿用诸多严译逻辑学术语。清学部编订《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收录严译逻辑学术语颇多,是严译词权威话语地位的象征。张君劢《耶方思氏论理学》、屠孝实《名学纲要》、章士钊《逻辑指要》、汪荣宝等《新尔雅》、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等对严译逻辑学术语的承继,进一步反映了严复译词的社会传播和影响力。严复对西方逻辑学术语的译介与命名,不仅为厘定、统一科学名词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通过译词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与思维方法,推动了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的建构。
刘永强,翟锦程[3]（2020）在《援用还是创译——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的术语问题》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逻辑术语体系的建设面临两种选择:援用与创译。前者主要指援用日本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后者则是依照一定标准进行创造性翻译。两种方法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援用的术语较创译的术语更多地流传下来,并成为通用的标准术语。分析二者大相径庭的结果,可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援用的术语较创译的术语更为通俗、采纳援用的术语的逻辑教科书规模大于创译术语、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关于援用的术语的介绍。这三点对于现今的逻辑术语体系建设、逻辑研究乃至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徐刚[4]（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苏日娜[5]（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研究表明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唐水明[6]（2020）在《论《正理经》的认知论》文中研究表明在印度哲学中表认知论的词语为“pramā（?）avada”,“pramā（?）avada”由“pramā（?）a”“vada”构成,“pramā（?）a”的意思是认知方式,在古代汉语中被翻译为“量”,“vada”的意思是论述,“pramā（?）avada”在古代汉语中被翻译为“量论”,量论其实就是认知论。《正理经》的梵文名为Nyāya Sūtra,在古代汉语中“nyāya”被翻译为“正理”,“nyāya”指规则的、理性的东西,在印度人的使用中多指推论、辩论、论证中的规则,所以“nyāya”在现代汉语中翻译为“论理”更合适。在汉传佛教中论理学也被称为“因明”,但“因明”这个词在印度哲学圈中使用得并不多,称呼论理的时候印度人用得更多的是“nyāya”。在印度哲学中认知论与论理学是混在一起的,这两者印度人没有作明确区分。印度人之所以对认知论与论理学不作区分,是因为推论、辩论、论证的规则同时也是认知的方式。《正理经》主要是一本讨论人类认知方式与辩论规则的书。《正理经》展现了正理派与其他派别关于各种认知方式可靠性的争论,这种展现表明印度认知论争论的重点问题是:各种认知方式如何分类,哪些认知方式是可靠的。《正理经》认为感知、推理、言语、类比是可靠的认知方式,其余的认知方式可以归到这四种认知方式中。推理是《正理经》着重探讨的对象,《正理经》在探讨推理的时候是从辩论与论证的角度进行的,所以《正理经》对推理规则的探讨其实是对辩论与论证规则的探讨。《正理经》推崇一种五支论的推理模式,认为推理的过程要有论断、理由、论据、应用、结论五条句子。学术界大都认为《正理经》的推理模式是一种演绎式的推理模式,这种看法不正确。《正理经》的推理模式是一种要求理由与论据的论证模式,这种论证模式建立在事物的属性关系上。佛教唯识派深化了《正理经》的认知论与论理学,将五支论改为三支论,删除了应用与结论两个支论,认为论断、理由、论据足以支撑整个推理过程,并对论断、理由、论据中的构成要素作出了分析。唯识派将论断划分为所别与能别两个要素,用现代话语说所别是主词,能别是谓词。唯识派认为喻（论据）由喻体与喻依构成,喻体是一个全称命题,喻依是支撑喻体的具体例子。《正理经》只讲出立因的五种错误情况,唯识派给出了立因的九种情况,得出正确立因的三条规则。《正理经》创立了印度认知论与论理学的粗略框架,唯识派接过《正理经》的粗略框架,对之改造与完善,经唯识派的努力印度的认知论与论理学达到体系完备、内容详细、结构严谨的地步。
符小勇[7]（2020）在《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思想家、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之时,他毅然站了出来。梁启超自幼接受启蒙教育,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师从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逐渐接触到西方学术思想,不仅能熟读外文,还能翻译西方着作。梁启超兼具中学西学背景,为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受到孙星衍、俞樾、毕沅、孙诒让等学术巨子墨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受到西方进化论、民权论等思潮的影响,在近代墨学研究的思想家当中,梁启超是第一个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系统研究墨学思想并自成一派的思想家。因此,梁启超在墨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标志着“新墨学”思想研究的雏形和开端。在“新墨学”思想研究当中,梁启超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了解决墨学原典《墨经》文词奇奥、晦涩难懂、错乱繁多等弊端,让更多人认识墨学和了解墨学,梁启超在吸收前人校释《墨经》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为满足解放民众思想的社会政治时局需要,梁启超采用中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哲学、逻辑、军事、科技等方面重新解读和发掘墨学义理;为了挖掘墨学中的现代思想价值,梁启超将墨学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墨学中蕴含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梁启超在墨学研究领域论着数量多、学科跨度大、时间长、研究成果丰硕,标志着“新墨学”的开端,为近代墨学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对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在创立“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确立墨辩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为救国救民运动提供思想依据、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的历史贡献进行客观评价。但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缺乏对传统墨学的批判,《墨经》校注恪守公例亦有失严密,过于强调墨学与西学之同而忽视二者之异。尽管如此,梁启超“新墨学”思想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冯明曼[8]（2020）在《论吕澂的因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澂是近现代最有影响力的佛学大师之一,他的佛学研究包罗万象、涉及范围甚广。其中,先生对于因明的研究在近现代因明研究大潮中更是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本文力求对吕澂先生的因明研究做一个全面、细致地梳理与分析,更清晰地凸显吕澂先生因明研究的特点,探究其因明研究的影响与价值。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吕澂因明研究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分析了吕澂因明研究所受到的民国时期唯识学复兴以及日本、西方因明研究的影响,并明确了吕澂因明研究的文献来源和思想基础,探明了其以玄奘所传的陈那因明为核心的研究脉落。第二部分梳理了吕澂的因明研究历程,对他的因明着作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大致分为通论、译介、对勘和专题研究四类。第三部分阐述了吕澂的因明研究内容,包括“因明史研究”、“因明论式研究”以及“量论的研究”三大部分:因明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因明溯源、古今异说、汉藏因明的发展等方面;因明论式的研究覆盖了汉传因明逻辑学部分的全部内容,即对“宗”、“因”、“喻”三支的解释和勘误;量论的研究主要是吕先生对汉传因明认识论的探讨,着重于“现量”、“比量”、“真唯识量”的研究和评析。最后一部分总结了吕澂先生因明研究的影响,一方面吕澂先生有着语言上得天独厚的优势,精于因明原典的对勘与整理,他奠定了多语言对勘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吕先生在因明研究内容上多有创见,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影响深远。另外,吕澂先生致力于发挥因明的实用性,力图将因明与其它学科相结合,从而推动了因明研究的进程。吕澂的因明研究既是对因明学文本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因明研究方法及发展方向的探索。吕澂先生是汉地最早着眼于藏、梵因明典籍的学者,不仅为后人研习因明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文本资料,同时也弘扬了对勘的研习方法,清晰的勾勒出汉传因明的轮廓与细节,为现今学者如何研究因明提供了范例。
孙洪静[9]（2020）在《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大部分的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差不多已全面突破,并陆续汇成了一个专项的学科。然而,大部分学者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主要是从政治方面入手,二研究影响他的学术生涯的转变即墨学的学者,仅仅寥寥无几,并且在墨学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墨家逻辑思想,更是少之甚少。本文试将梁启超的有关墨家逻辑学的相关观点进行梳理,将其归为三个部分加以研究:一是从学术经历、文化背景、社会时代的角度去分析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理论的源起;二是从思想的变化去分析梁启超对墨学逻辑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三是从评价和总结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不足、影响、当代价值方面进行探讨,试图更加清晰定位梁启超墨家逻辑思想的特色。其中,本文重点梳理分析梁启超在不同阶段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内容,梁启超有关于对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因明三大逻辑的比较,进而审慎反思近代以来对墨家逻辑的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文献做出的大致的梳理,这对推进我们当代中国逻辑史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李树明[10]（2020）在《梁启超哲学思想中的墨子观》文中认为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哲学家,在我国近代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主要就梁启超墨子观中所呈现的哲学思想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梁启超关于墨子天人关系的思考、墨子宗教精神的定位、墨子伦理学的概论、墨子逻辑学的架构。文章探讨了梁启超墨子研究的背景和目的,从其对墨子天人关系的认识出发,论述其墨学研究中隐含的反抗精神和宗教精神。文章突出梁启超墨子研究中的中西比较和墨学改造,突出其墨子研究的创新性和时代特征。系统表述了梁启超墨子伦理伦理在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表现,论证了梁启超关于墨子伦理实践性的认识,探索其墨子论理学研究。通过对梁启超哲学思想中墨子观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梁启超的哲学思想脉络,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有利于对梁启超哲学思想进一步探索。
二、逻辑学(论理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逻辑学(论理学)（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逻辑学的传入与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萌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方学人传播逻辑学的途径与内容 |
| （一）发行报纸杂志 |
| （二）创办出版机构 |
| （三）兴办学校 |
| 二、西方学人对逻辑学传播的贡献及影响 |
| 三、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影响 |
（2）严复创译逻辑学术语之近代传播与接受——以清末民初逻辑学着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陈文编纂逻辑学教科书 |
| 二、《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 |
| 三、《耶方思氏论理学》《名学纲要》《逻辑指要》及其他着述 |
| 四、余论 |
（3）援用还是创译——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的术语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和制汉语与援用 |
| 三、创译及“Logic”定名 |
| 四、援用还是创译 |
（4）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环境: 制定法体系的完备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一、制定法体系的完备 |
| 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地域背景: 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 |
| 一、近代上海与法学留学生 |
| 二、近代上海与私立法政院校的发展 |
| 三、近代上海与律师职业团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学术氛围: 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与法律教育思想讨论的兴起 |
| 一、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 |
| 二、法律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兴起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与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一、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 |
| 二、孙晓楼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第二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对民国大学教育批评及改进意见 |
| 第二节法律教育之意义: “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
| 一、中国古代法律教育: 现代法治的缄默之地 |
| 二、乱象丛生的民国法律教育呼唤系统的法律教育研究 |
| 三、办出高水平的法学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
| 第三节 法律教育之目的: “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 |
| 一、法治意识与法律人才: 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
| 二、法律人才之要件: 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 |
| 三、改进和完善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人才培养 |
| 第三章 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改善中国的法律教育: 借他山之石以自立 |
| 一、法律民族化的检讨 |
| 二、大陆英美法律教育之比较借鉴 |
| 第二节 法律教育的一个新制度: “理实并重制” |
| 一、“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系统内涵 |
| 三、“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法律研究方法之转变趋势 |
| 一、各法学派研究方法的不同 |
| 二、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 |
| 三、从狭义的研究到广义的研究 |
| 四、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 |
| 第四节 法律课程编制之研究 |
| 一、法律课程编制应遵循之原则 |
| 二、法律学校应添设之三门学课 |
| 三、一份理想的法律课程表的出炉 |
| 第四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初始环节: 从把控入学门槛开始 |
| 一、未进法律学校之前应修习之基本科目 |
| 二、限制学生人数、提高入学资格以“培植完善的法律人才”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高水平的专任教授 |
| 一、难以以身许学的教授充斥社会 |
| 二、“崇养国士式的教授以做青年的矜式” |
| 第三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保障: 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 |
| 一、法学图书馆 |
| 二、模型法庭 |
| 三、讨论室 |
| 四、法律救助社 |
| 第五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东吴法学院鲜明的教学特色 |
| 一、比较法教学 |
| 二、常态化开设模型法庭 |
| 第二节 法律夜校人才培养和东吴法学院研究生教育 |
| 一、法律夜校人才培养之改进 |
| 二、法律研究院之添设 |
| 三、开创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先河的东吴法学院 |
| 第六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学术价值: 与同时期主要法学家比较 |
| 一、关于法律教育目的的探讨 |
| 二、关于法律人才观的探讨 |
| 三、关于法律课程编制的探讨 |
| 四、关于法律学校教授的探讨 |
| 五、关于法律学校设备的探讨 |
| 六、对待比较法的态度 |
| 第二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一、继承与革新: 对第一代法学家的法律教育思想 |
| 二、启发与采纳: 对国民政府法律教育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 三、执教与执掌: 在“南东吴,北朝阳”的法律教育实践 |
| 第三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
| 一、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二、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 2.2 第一阶段 |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 2.3 第二阶段 |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 2.4 第三阶段 |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 3.3.1 张申府生平 |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 3.5 小结 |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 4.1.2 《现代逻辑》 |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 4.2.1 金岳霖生平 |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 4.5 小结 |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论《正理经》的认知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概念解析 |
| 1.1.1 正理 |
| 1.1.2 认知论 |
| 1.1.3 正理与认知论 |
| 1.2 选题背景 |
| 1.2.1 《正理经》的产生背景与基本内容 |
| 1.2.2 《正理经》对研究印度认知论与论理学的重要性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为解读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认知论与论理学着作提供参考 |
| 1.3.2 丰富学术界关于印度认知论与论理学的认识 |
| 1.3.3 为认知论与论理学的发展提供印度方面的视角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任务 |
| 1.5.1 术语的沟通与翻译 |
| 1.5.2 文本的解析与概括 |
| 1.5.3 理论问题的提取与探究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词语解析法 |
| 1.6.2 西印比较法 |
| 第2章 《正理经》对人类认知结构的剖析 |
| 2.1 认知因素 |
| 2.1.1 认知中的物质因素 |
| 2.1.2 认知中的精神因素 |
| 2.2 认知方式 |
| 2.2.1 《正理经》认定的四种可靠认知方式 |
| 2.2.2 关于可靠认知方式的争论 |
| 2.2.3 不同派别对可靠认知方式的认定 |
| 第3章 《正理经》对人类感知活动的分析 |
| 3.1 感知活动中的要素与因素 |
| 3.1.1 感知器官 |
| 3.1.2 感知条件 |
| 3.1.3 感知意向 |
| 3.2 感知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地位与性质 |
| 3.2.1 感知的地位 |
| 3.2.2 感知的性质 |
| 第4章 《正理经》对人类推理活动的分析 |
| 4.1 推理的结构 |
| 4.1.1 推理中的要素 |
| 4.1.2 推理中的方式 |
| 4.1.3 《正理经》所说的推理模式的性质界定 |
| 4.2 推理的规则 |
| 4.2.1 论证规则 |
| 4.2.2 语言规范 |
| 4.2.3 辩论规则 |
| 第5章 唯识派对《正理经》认知论的深化 |
| 5.1 认知方式与感知类型的界定 |
| 5.1.1 认知方式的种类界定 |
| 5.1.2 感知活动的详细分类 |
| 5.2 推理活动的深入分析 |
| 5.2.1 推理要素的细分 |
| 5.2.2 推理规则的细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新墨学”的研究现状 |
| 1.2.2 梁启超墨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
| 1.3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第2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渊源及背景 |
| 2.1 新墨学与旧墨学的分野 |
| 2.1.1 旧墨学及其局限性 |
| 2.1.2 新墨学的兴起 |
| 2.1.3 梁启超为“新墨学”的开端者 |
| 2.2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渊源 |
| 2.2.1 墨学校注和墨辩逻辑研究受孙诒让影响 |
| 2.2.2 墨学与西学比较研究受胡适启发 |
| 2.2.3 求学及海外游学实践中得以精进西学 |
| 2.3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背景 |
| 2.3.1 清代考据之风依然盛行 |
| 2.3.2 西学东渐序幕全面拉开 |
| 2.3.3 民族存亡危机愈发严重 |
| 第3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墨经》校注的新方法 |
| 3.1.1 使用白话文来注解《墨经》 |
| 3.1.2 “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 |
| 3.2 墨学精神的新阐释 |
| 3.2.1 爱国主义精神 |
| 3.2.2 牺牲精神 |
| 3.2.3 民主平等精神 |
| 3.2.4 实利主义精神 |
| 3.2.5 科技精神 |
| 3.2.6 宗教精神 |
| 3.3 墨辩逻辑的新阐发 |
| 3.3.1 墨辩逻辑的术语解释 |
| 3.3.2 论理的方式——三段论 |
| 3.3.3 论理的法则——推理法 |
| 3.3.4 由分以求总——归纳法 |
| 第4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特征 |
| 4.1 以中西比较的学术研究为视角 |
| 4.1.1 融汇中西方文化以阐释墨学精神 |
| 4.1.2 结合中西方逻辑以阐发墨辩逻辑 |
| 4.2 以社会实践的理想旨趣为依归 |
| 4.2.1 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
| 4.2.2 鼓励消费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思想 |
| 4.2.3 提倡墨学精神为改革实践指导思想 |
| 4.3 以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倾向 |
| 4.3.1 倾向高尚人格的社会推动作用 |
| 4.3.2 倾向自我反省的道德约束作用 |
| 第5章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评价 |
| 5.1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
| 5.1.1 创立“牒经标题公例”校注法 |
| 5.1.2 确立墨辩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 |
| 5.1.3 为救国救民运动提供思想依据 |
| 5.1.4 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 |
| 5.2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历史局限 |
| 5.2.1 缺乏对传统墨学的批判 |
| 5.2.2 《墨经》校注恪守公例有失严密 |
| 5.2.3 强调中西学之同忽视二者之异 |
| 5.3 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
| 5.3.1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需要 |
| 5.3.2 民族文化自信心建设需要 |
| 5.3.3 中西文化思想转型研究需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论吕澂的因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吕澂因明研究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思想渊源 |
| 第二章 吕澂因明论着 |
| 一、通论性研究 |
| 二、译介研究 |
| 三、对勘研究 |
| 四、专题研究 |
| 第三章 吕澂因明研究的内容 |
| 一、因明史研究 |
| (一)对因明源头的考证 |
| (二)对古今异说的辨析 |
| (三)对汉、藏因明发展的梳理 |
| 二、因明论式研究 |
| (一)对宗的研究 |
| (二)对因的研究 |
| (三)对喻的研究 |
| 三、对量论的研究 |
| (一)现量与比量、似现量与似比量 |
| (二)真唯识量 |
| 第四章 吕澂因明研究的影响 |
| 一、研究方法的影响 |
| 二、对因明若干问题的解答 |
| 三、对因明实用性的发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来源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学术经历 |
| 一、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
| 二、近代西方学术的吸收 |
| 三、中国优秀学术的发掘 |
| 第二节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文化渊源 |
| 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
| 二、康有为、孙饴让的影响 |
| 三、孙诒让的正式引进 |
| 第三节 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社会时代背景 |
| 一、为变法寻求方法论武器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探寻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梁启超有关墨学的着作 |
| 一、早期对墨学的研究 |
| 二、后期对墨学的研究 |
| 第二节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研究前后阶段差异的缘由 |
| 一、出发点不同 |
| 二、研究方法不同 |
| 三、研究的深度不同 |
| 第三节 梁启超在墨家逻辑思想中的比较 |
| 一、梁启超对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比较的动因 |
| 二、墨家逻辑、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 |
| 三、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回响 |
| 第三章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总体观照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影响及不足 |
| 一、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影响 |
| 二、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梁启超对墨学逻辑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以墨兴墨”的现实意义 |
| 二、新墨学探究的何以可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梁启超哲学思想中的墨子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梁启超墨子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
| 第一节 以政治理论需求为背景 |
| 第二节 以中西文化比较为背景 |
| 第三节 以墨学复兴为目的 |
| 小结 |
| 第二章 梁启超之墨子天人观 |
| 第一节 梁启超墨子天人观隐含的反抗精神 |
| 第二节 梁启超墨子天人观隐含的宗教思想 |
| 一、一神论与多神论 |
| 二、人格神与世间神 |
| 三、鬼神论 |
| 四、墨子宗教思想的衰微 |
| 小结 |
| 第三章 梁启超之墨子伦理观 |
| 第一节 梁启超墨子伦理观之政治阐释 |
| 一、墨子之兼爱 |
| 二、墨子之交利 |
| 第二节 梁启超墨子伦理观之经济表现 |
| 一、以利为媒介的生产观 |
| 二、以利为目地的消费观 |
| 三、以利为准绳的分配观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子伦理观之法制分析 |
| 一、墨子之自然法 |
| 二、墨子之组织法 |
| 第四节 梁启超墨子伦理观之实践性 |
| 一、墨子天志之实行 |
| 二、墨子鬼神之实行 |
| 三、墨子非命之实行 |
| 四、墨子尚贤之实行 |
| 小结 |
| 第四章 梁启超之墨子论理学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墨子论理学研究的定位 |
| 一、梁启超视域下的墨子论理学 |
| 二、梁启超墨子论理学之中西比较 |
| 第二节 梁启超之墨子论理学研究 |
| 一、墨家论理学之概念 |
| 二、墨家论理学之法式 |
| 三、墨家论理学之法则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子论理学之应用 |
| 一、墨子论理学在墨学体系上的应用 |
| 二、墨子论理学在墨学知识论上的应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逻辑学(论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逻辑学的传入与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萌发[J]. 张胜前.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严复创译逻辑学术语之近代传播与接受——以清末民初逻辑学着述为中心[J]. 欧梦越. 贵州社会科学, 2021(04)
- [3]援用还是创译——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的术语问题[J]. 刘永强,翟锦程.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 [4]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5]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6]论《正理经》的认知论[D]. 唐水明. 湘潭大学, 2020(02)
- [7]梁启超“新墨学”思想研究[D]. 符小勇.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8]论吕澂的因明研究[D]. 冯明曼.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的探究[D]. 孙洪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10]梁启超哲学思想中的墨子观[D]. 李树明. 黑龙江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