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鲁迅研究座谈会侧记（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李亚芳[2]（2020）在《论1949年前后师陀思想和创作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师陀作为一位三四十年代比较活跃的现代作家,1949年之后继续坚持文学创作,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之后却成果寥寥。他如何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历史情境而有意识地进行思想和创作上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又遭遇了哪些困境与危机,将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内容。一·斑窥豹,我们也有可能从中看到“转折时代”里同时代作家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某些转型线索,并进而对当代文学史的生成与构造有所体认。第一章主要论述师陀在建国初期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改造。师陀身上的地主出身、沦陷区-国统区作家、非员三重政治身份,让他在建国初期处境尴尬。但在主观上,他愿意接受从职业作家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身份的变化。为了体验生活、改造思想,他积极下乡参加土改运动,但实际的基层工作让他颇不适应。第二章主要分析1950年代前期师陀的创作情况。建国初期,师陀积极下乡“深入生活”,为创作搜集素材,但是创作与经验的脱节让他此时的创作面临危机,不但作品数量少,而且获好评的作品更少。不得已之下,师陀调用自己过去的写作经验,更多地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用力,试图弥补对现实经验的隔膜。第三章主要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师陀的创作情况。经历了长时间的土改工作,师陀的创作依然困难重重。作为“突围”的策略,他开始尝试更多的题材和体裁,写剧本,写诗,写游记散文。只是无论如何努力,师陀对自己的创作状况始终不满意。第四章试图分析师陀在建国之后深陷创作危机的缘故。在思想上,师陀建国前对革命若即若离的态度显示了他对革命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同情,而非理念上的认同,而建国后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启蒙主义情结始终牵扯和抵抗着他对革命话语的真正认同。在文学上,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那套新的文学规范,与师陀既有的创作经验之间一直存在错位,使得他的创作举步维艰。师陀作为一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新作家,或者说是在新时代努力创作的旧作家,他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和创作转型及其困境值得我们深思。
陶可欣[3]（2020）在《林斤澜文学年谱》文中认为一九二三年,出生。六月一日,林斤澜出生于浙江温州百里坊,原名林庆澜。家住百里坊的八仙街口,父亲林丙坤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于一九一四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任校长至解放后,是当时的"温州教育三巨头"之一。据林斤澜回忆:"我父亲一生做小学校长,养育子女十人,有自住房产,日常开支靠工薪收入,家庭里充满’学而优吃好饭’的信念。"（1）
王棱[4]（2020）在《巴人杂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人在杂文方面是卓有成就的大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杂文,进入新中国之后又促成了五十年代杂文创作的短暂复兴,其后因为发表《论人情》《况钟的笔》等招致了残酷的批判和迫害,直至去世。文章以巴人杂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巴人在现当代两个时期的杂文理论及其创作主题和艺术特征,分析巴人杂文对鲁迅杂文精神的继承。通过对前后两个阶段杂文创作的分析中,总结归纳巴人杂文风格转变的成因,并联系个人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挖掘杂文与人与时代之间的深层联系。绪论部分首先对巴人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作了整体介绍,探讨巴人杂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梳理巴人小说、诗歌、文学理论及杂文等多方面的成就和研究成果,重点关注巴人杂文方面的研究现状,从而找到当前学界对巴人杂文创作及理论研究的不足,明确论文突破方向。因而论文在对巴人杂文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章对杂文的发生、发展进行溯源,辨析与小品文、散文等文类的区别,借鉴富有代表性的现代杂文概念,确定杂文的含义和特征。其次对巴人的杂文创作概况进行分期,即:抗战爆发以前、“孤岛”时期、香港和南洋时期以及新中国时期;再根据其杂文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杂文创作和新中国时期的杂文创作。最后,总结巴人的杂文创作理论。第二章论述巴人1949年以前的杂文创作主题和艺术特征。1949年以前,巴人的杂文创作主要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既有对黑暗社会和保守势力的抨击,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依附者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心理主要是国民性的解剖,又有对小人物的赞扬和同情。其杂文风格在借鉴学习鲁迅笔法基础上自成一家,表现为对人、对事毫不留情,有犀利泼辣之风。第三章论述巴人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的主题和艺术特征。在新的政治基调与社会环境下,巴人的杂文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转变,他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份立场,积极为完善社会体制献言建议,批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其杂文风格整体趋向平和,语言也较“孤岛”时期更为平实,同时重视生活经验,善于抓住典型,但依旧延续了五四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关注个体的人,弘扬人情、人性。第四章讨论巴人两个时期不同风格形成的原因。“孤岛”时期的巴人在新中国却因杂文而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时代革命的浪潮中被迫隐退。不同时代的主动适应和外在因素的强制性规约,其中也隐含着巴人悲剧命运的原因。巴人与同时代人一起发扬了杂文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发扬鲁迅精神,坚持杂文创作,体现了思想的自由和解放。
肖尊荣[5]（2018）在《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文中研究说明胡风事件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了解一代知识分子和特定时代特征的窗口。在党管文艺的大背景,《新文学史料》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史料性刊物,曾因刊载胡风等敏感人物、事件的材料,面临过停刊的危机。正因如此,胡风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并不是一览无余的简单呈现,必然会经历各方力量的一个均衡博弈。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也就为《新文学史料》中的胡风形象构建,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阐释的空间。简单地说,阐释“胡风形象”的构建,也就是在窥探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语境。故本文则试图从胡风及妻儿,历史亲历者、后来研究者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论及胡风和妻儿对“胡风形象”的建构。胡风回忆录中的“胡风形象”没有了当初与人善辩的豪情,对不同的意见,在文中以一笔带过的方式进行回应,用平静的语调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历程。而在这个展示过程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所能揭示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妻子梅志,却与胡风的低调截然相反,积极为胡风进行辩护,扞卫中央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后的成果。一方面,以维护胡风的写法,填充了胡风自我一笔带过的“迷途期”的空白,另一方面,随着胡风在大众视野中正面形象的确立,梅志也能接受他人在描写胡风时,胡风形象能存在一些细微的瑕疵。子女晓风致力于书信、日记的整理,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所断章取义所摘抄的书信,并完整的公布于众,呈现出当时的历史真实;晓谷、晓山更多的是撰写回忆文章,补充在胡风与梅志的文章中,所没涉及到的平反后的情况,其笔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研究者的回应、论争文章。而晓谷、晓山的这些文章的写作,自然只能发生在重写文学史,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之后的1990以后的年代。第二部分探讨与胡风有过接触的历史当事人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与第一部分相对固定的主体不同,历史亲历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包括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人物,难以做到精细化的考察。将其粗略划分,只好分为胡风“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与“正面”形象的建构者,且胡风形象的建构者们也往往会有交叉,而这些交叉也正是胡风形象演变的复杂性之所在。在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中,其中包括有“周扬派”、“胡风派”以及因胡风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人。而正面形象的构建,大都历经了由胡风生平好友,到第一批胡风分子,以及第二批胡风分子的承接。且构建胡风形象所用到的话语体系,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更偏向于用个人化的语言来表达。总之,胡风形象在由负面到正面的变化过程中,也逐渐走向客观。第三部分论及以“学者”为主要身份而呈现出来的“胡风研究者”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他们着眼于胡风的翻译家身份,致力于挖掘胡风对台湾文学的译介,同时也挖掘出大陆与台湾对立时,在五六十年代台湾、香港等地媒体对胡风的评价,以此构建出一个与大陆迥异的胡风形象。其次,一些研究者以胡风为中心,考证胡风的生平事迹,钩沉胡风建国前的历史事件,解读当时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补充胡风自我构建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从文献学的视角,对胡风作品进行补遗、研究考证胡风的书信、全集,通过胡风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胡风形象。
朱美琳[6]（2018）在《范用的出版实践及其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范用（1923-2010）是我国当代颇具声望的编辑家、出版家和书籍装帧艺术家,长期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职。在其七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编辑出版了大量人文社科类精品图书,培养了大批有实学、有才干、有成就的编辑人才。范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在书刊编辑、书籍装帧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在我国现当代出版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编辑思想对现代出版活动具有指导性意义。在书刊编辑方面,范用认为好的选题是成功出版物的一半,尽管身处特殊年代,编辑依然要跳出思维怪圈,解放思想,出版能还原历史事实、体现文化价值的图书,《牛棚日记》《随想录》《干校六记》《傅雷家书》等都是其突破重重阻力后终与读者见面的佳作。他力倡“读书无禁区”,组织策划出版了《读书》杂志,引导一代阅读风向。他重视文摘杂志,将《新华月报》（文摘版）改为《新华文摘》出版,为当时偏远地区的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另外,范用对书刊广告作品很有研究,强调广告文字突出“唯一性”,在书刊互动中灵活宣传。在书籍装帧方面,范用提出在把握图书设计风格多样化的前提下,量体裁衣,因书制宜,尤其是封面设计,要根据图书风格采用不同元素与颜色的组合,使之富有书卷气,从而彰显内容特质,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精髓。范用强调图书装帧要注意整体与细节的和谐,包括版式和整体风格统一,插图和形象个性协调,纸材和内容特质相称。特别是书衣在图书出版中占据重要位置,要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增加内容的传播力。在经营管理方面,范用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三联书店出版家的传统,重视挖掘与维护作者资源,与作家广交朋友,尊重作者及其作品,使之有充分的空间进行自我创作。他在选拔编辑人才时,重实学、重实践,不唯学历,注重能力与实干精神。同时,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出版氛围以激励编辑人才,尤其是培养年轻编辑。他坚持读者至上,重读者需求,给读者启迪,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传统发扬光大。范用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对图书选题、装帧和出版社管理的探究,对现代编辑活动和出版工作者均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媒介语境下,编辑主体要将传播优秀文化视为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将选题与装帧视为图书出版两翼,将作者与读者视为出版业发展之源,学习前辈们崇高的精神,追寻先行者温暖的足迹,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实现出版理想。
蒋文琴[7]（2018）在《“鲁迅风”研究：论争、杂志与同人》文中研究指明“鲁迅风”是“孤岛”时期文学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本文拟围绕产生“鲁迅风”一说的一场论争、一份被命名为《鲁迅风》的杂志以及围绕这场论争和这本杂志,具有实际上的同人关系的一群“鲁迅风”同人来展开有关“鲁迅风”的研究。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设四章,紧扣文题——“鲁迅风”。绪论阐释本文关于“鲁迅风”的理解和研究路径,并作了相关综述。第一章谈论“鲁迅风”论争,力图梳理并探究论争的始末及其影响;第二章以论争产生的直接结果——《鲁迅风》杂志为对象,论述《鲁迅风》的办刊环境,并以梳理“无关抗战”这一论战过程以探究《鲁迅风》杂志更换编辑的缘由,同时通过比较前后期杂志内容与编辑自述,分析改杂志前后编辑思路的变化,呈现《鲁迅风》杂志的不同面向,以及杂志同人的一致与分歧;第三章梳理了“鲁迅风”同人与鲁迅的交往及他们各自如何理解鲁迅、理解鲁迅杂文,从而分析他们各自师法的鲁迅杂文的路径与局限,笔者在这里将以王任叔、唐弢、周木斋三个具备典型意义的对象单独设节,分别言说;最后一章将在第三章的基础上,分析“鲁迅风”同人共同的杂文特质,并结合文学史评价等历来评述和笔者个人看法尝试对其做出评价。
郑鹏飞[8]（2018）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七月派是左翼文学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发展和延续,它与延安文艺的关联是一个展示国统区进步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艺复杂互动的“文化橱窗”,事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等重大问题,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能够推进上述课题的研究。绪论对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作一学术梳理并提出研究思路。本文论题处于七月派和延安文艺两大研究论域的交叉地带,这个“结合部”的问题以往被关注不多,部分涉及于此的相关论着存在“论”多“史”少和以“论”代“史”等现象。基于此,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第一章考察七月派作家的延安行迹。本章以列表方式展示去了（过）延安的七月派作家进、出该地的时间,并介绍部分作家的创作详情;同时以个案分析方式考证了聂绀弩、萧军、阿垅、艾青等人的延安行迹。聂绀弩短居延安后写出赞颂革命新气象的文章,却被延安批评界部分人抱怨,显示了国统区左翼文风并不合乎根据地文艺规范。阿垅同样曾短居延安并作诗赞颂,但他在私人书信中描述了自己“溶解于光明”等更丰富的延安体验。艾青1938年有两次机会可去延安但都放弃,1941年则为了更好的创作环境和婚姻稳定而北上。第二章探讨艾青、鲁藜、贺敬之等七月派作家到延安后的创作转型。艾青的创作理念曾与胡风同声相契,但到延安后发生了转向,作家鲁煤见证了他的这一变化过程;“两个艾青”论提供了理解他创作变奏的思路。鲁藜到延安后在“失落”中自省,以“工作”缓解“灵魂的渴”,最终在革命熔炉中实现了“自我克服”。他在创作上经历了“清吟”“行吟”和“苦吟”的“变奏三部曲”。贺敬之初出茅庐的诗歌颇受胡风赏识,到延安后却用旧形式和民间手法表现根据地新生活;他1950年的“感情溶化”论显示其文艺观的七月派“胎记”。三位作家原本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受胡风文艺理论的影响,到延安后大都从心态和创作上经历调整和转型的过程。第三章分析刊物《七月》与延安文化界中、上层人物的密切联系。胡风及《七月》与延安领导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七月》曾刊发毛泽东的通讯特写和他评价鲁迅的演讲文章;毛泽东读了该刊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很“很欢喜”,并结合延安文艺发展现状对该刊上“伟大作品”论争文章有回应。周恩来对七月派刊物多有庇护、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七月》对武汉《战地》创办有重要影响,并与之竞争合作关系;《战地》与《七月》“双龙戏珠”的局面还体现了资本的意志。其中也折射了胡风、丁玲、周扬三人的微妙关系,《战地》的停刊引发了丁玲、周扬之间矛盾冲突,丁玲经历停刊“风波”后对延安部分文化人很失望,建议胡风慎重考虑北上,后者最终未去延安。此事余波延及数十年后。第四章聚焦七月派批评家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观照。胡风、阿垅和石怀池三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方式各有不同:胡风的批评倾向体现在对稿件的“取”与“舍”上,他不发表田间、侯唯动去延安后的诗歌的态度显示他与二人文艺观念渐行渐远,折射了七月派文艺观与延安文艺存在着重大分歧。阿垅以“南”“北”互参的角度评论鲁藜、天蓝的诗歌,语言军事化、工业化色彩浓郁;而批评歌剧《白毛女》则聚焦于人民大众的“等待”这个冷僻问题。1940年代年轻的批评家石怀池搬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对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进行了大胆坦率的批判。第五章探讨七月派灵魂人物胡风与延安文化界的关联。胡风与延安有“不去而’在’”的微妙关系,“不去”行为背后是他对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本能性排斥,这也预示他若干年后的悲剧性命运;“在”则是一种精神符号的存在,是“’鲁迅’在延安”命题的衍生形式。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文艺创作过程”和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余论提出了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现象和问题。
杨洪承,曹然[9]（2018）在《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上）》文中研究说明1970年1六十三岁年底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虽然不能直接上课,却可以给学生批作文。夏之放回忆:"他不顾年老体衰,摘下近视眼镜,把学生的作文本举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认真阅读着,显得十分吃力,自然批作文的进度也就很慢。我忍不住时常帮他批些作文。为这事,我们两人都被狠狠地批判教训了一顿。我年轻气盛,心里想不通,回来后还流露出不服气的抵触情绪。田师也挨了批评,却不露声色地安慰和开导我。有一次,他说:‘你得会看。比方
梁玉洁[10]（2018）在《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在程光炜教授等学者的推动下,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热潮,一些关于80年代文学中的“个案研究”也显示了研究的活力及巨大空间。刘绍棠（1936—1997）,是20世纪50年代享誉文坛的“神童作家”,其文学成绩和文学史定位都形成于80年代。本文将有意识地借鉴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通过对刘绍棠80年代的文学作品、理论建树、乡土困境、创作转变和文学诉求的解读与审视,主要思考和探究以下几个问题:刘绍棠为何在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跃起又落下,最终归于沉寂;80年代的刘绍棠如何走上“乡土文学”又为何引起争议;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为何出现困境以及探索的出路;刘绍棠与80年代文学的疏离体现在哪里。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范式中重新梳理和思考刘绍棠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本文试图去思考一个作家在特定时期可能伸张的文学空间,进而呈现80年代文学在现有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的一面,并探讨80年代文学所蕴含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论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以“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为维度,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策略。第一章着重解读奠定刘绍棠80年AI写作作基调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从刘绍棠的文论思想进入文本阐释,重新挖掘《蒲柳人家》丰富的蕴涵,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蒲柳人家》的获奖看取这部小说带给作家创作和人生的非凡意义。第二章分析刘绍棠努力于开创乡土文学流派及其引发的论争。首先梳理了刘绍棠在80年代前期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探究促成理论形成的四个来源。再分析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所引发的争论,从中展现刘绍棠的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第三章主要探讨刘绍棠在乡土困境中的守持和探索。他坚持完善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并指导文学创作,与此同时,又进行着创作内部的调整,进行了两次文学转变,但是成效不甚明显。第四章结语部分总结刘绍棠的文学理想与80年代文学相疏离的三大原因。由此,刘绍棠在80年代文学中的面貌已经清晰。
二、全国鲁迅研究座谈会侧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鲁迅研究座谈会侧记（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论1949年前后师陀思想和创作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前期师陀的研究 |
| 二、后期师陀的研究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师陀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政治身份的尴尬 |
| 第二节 职业身份的改变 |
| 第三节 “深入生活”与“下乡改造” |
| 第二章 1950年代前期师陀的创作 |
| 第一节 创作上的困境 |
| 一、文学产能不足 |
| 二、创作与经验的脱节 |
| 第二节 向“技巧”讨救兵 |
| 一、“小人物”情结的延续 |
| 二“闯入者”模式的运用 |
| 第三章 1950年代中后期师陀的创作 |
| 第一节 新的题材新的体裁 |
| 第二节 “赞歌”的“合唱” |
| 第三节 重拾游记写作 |
| 第四章 新旧之间 |
| 第一节 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纠缠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与文艺规范的龃龉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林斤澜文学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二三年，出生。 |
|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四年，六岁-十一岁。 |
|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十二岁-十四岁。 |
| 一九三八年，十五岁。 |
| 一九四〇年，十七岁。 |
| 一九四一年，十八岁。 |
| 一九四三年，二十岁。 |
| 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 |
| 一九四七年，二十四岁。 |
| 一九四九年，二十六岁。 |
| 一九五〇年，二十七岁。 |
| 一九五一年，二十八岁。 |
| 一九五四年，三十一岁。 |
|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岁。 |
|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岁。 |
|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岁。 |
| 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 |
| 一九五九年，三十六岁。 |
| 一九六〇年，三十七岁。 |
| 一九六一年，三十八岁。 |
|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岁。 |
| 一九六三年，四十岁。 |
| 一九六四年，四十一岁。 |
| 一九六五年，四十二岁。 |
| 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岁。 |
| 一九七九年，五十六岁。 |
| 一九八〇年，五十七岁。 |
| 一九八一年，五十八岁。 |
| 一九八二年，五十九岁。 |
| 一九八三年，六十岁。 |
| 一九八四年，六十一岁。 |
| 一九八五年，六十二岁。 |
| 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 |
| 一九八七年，六十四岁。 |
| 一九八八年，六十五岁。 |
| 一九八九年，六十六岁。 |
| 一九九〇年，六十七岁。 |
| 一九九一年，六十八岁。 |
| 一九九二年，六十九岁。 |
| 一九九三年，七十岁。 |
| 一九九四年，七十一岁。 |
| 一九九五年，七十二岁。 |
| 一九九六年，七十三岁。 |
| 一九九七年，七十四岁。 |
| 一九九八年，七十五岁。 |
| 一九九九年，七十六岁。 |
| 二〇〇〇年，七十七岁。 |
| 二〇〇一年，七十八岁。 |
| 二〇〇二年，七十九岁。 |
| 二〇〇三年，八十岁。 |
| 二〇〇四年，八十一岁。 |
| 二〇〇五年，八十二岁。 |
| 二〇〇六年，八十三岁。 |
| 二〇〇七年，八十四岁。 |
| 二〇〇八年，八十五岁。 |
| 二〇〇九年，去世。 |
| 二〇一〇年。 |
| 二〇一二年。 |
| 二〇一五年。 |
（4）巴人杂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和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巴人杂文创作及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巴人杂文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巴人杂文创作理论 |
| 第二章 1949年以前:一切为了战斗 |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杂文创作主题 |
| 第二节 1949年以前杂文创作艺术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时期:关注人情,提出建议,趋向平和 |
| 第一节 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主题 |
| 第二节 新中国时期杂文创作艺术特征 |
| 第四章 巴人杂文创作转变缘由 |
| 第一节 革命理想与时代交融中散发的光和热 |
|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与政治体制冲突下的悲剧命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巴人杂文创作年表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引言 |
| 第一章 胡风自述与家庭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 第一节 胡风自述 |
| 第二节 妻子眼中的胡风 |
| 第三节 子女眼中的胡风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 第一节 反对者眼中的“负面”形象 |
| 第二节 支持者眼中的胡风正面形象 |
| 第三节 “叛变者”眼中的“复杂形象” |
|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者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 第一节 港台地区的“胡风形象” |
| 第二节 佚文钩沉角度下的“胡风形象” |
| 第三节 生平考证角度下的胡风形象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目录 |
| 附录B 胡风及胡风家属在《新文学史料》发文情况 |
| 附录C 历史亲历者在《新文学史料》发文情况 |
| 附录D 研究者在《新文学史料》中的发文情况 |
（6）范用的出版实践及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构架与创新点 |
| (一) 基本构架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为书一生笃行致远——范用的出版生涯 |
| 第一节 培养读书兴趣(1923-1937):人在江湖 心存穆源 |
| 第二节 初涉出版业(1937-1949):动荡不宁 艰难前行 |
| 第三节 拥有出版梦(1949-1979):干校风云 执着追寻 |
| 第四节 带领出版潮流(1979-1989):光辉岁月 硕果满枝 |
| 第五节 心系出版事业(1989-2010):书梦依旧 情怀永恒 |
| 第二章 突破桎梏 勇于创新—范用的书刊编辑策略 |
| 第一节 独具慧眼 大胆选题 |
| 一、解放思想 还原历史事实 |
| 二、新颖超脱 追求文化价值 |
| 三、整体规划 策划系列丛书 |
| 第二节 冲破束缚 引导风向 |
| 一、荣当“书店巡阅使” |
| 二、提倡“读书无禁区” |
| 三、开文摘杂志先河 |
| 第三节 重视广告 积极宣传 |
| 一、研究书刊广告作品 |
| 二、强调广告文字的“唯一性” |
| 三、在书刊互动中灵活宣传 |
| 第三章 风格多样 特色鲜明——范用的装帧设计艺术 |
| 第一节 封面设计风格多样化 |
| 一、多元互补的封面元素 |
| 二、简洁明了的书卷气息 |
| 三、中西结合的艺术特色 |
| 第二节 因书制宜 出神入化 |
| 一、设计彰显内容特质 |
| 二、风格表现作者思想 |
| 三、色彩体现图书个性 |
| 第三节 整体与细节相谐 |
| 一、版式与整体风格统一 |
| 二、插图与形象个性协调 |
| 三、纸材与出版特质相称 |
| 第四章 以书会友 视才为宝——范用的经营管理观念 |
| 第一节 重视作者资源 |
| 一、广交朋友 发掘作者 |
| 二、质量第一 尊重作者 |
| 三、凝心聚气 形成合力 |
| 第二节 培养出版人才 |
| 一、选拔方式科学 |
| 二、培养模式新颖 |
| 三、激励措施有力 |
| 第三节 坚持读者至上 |
| 一、以读者为友 |
| 二、重读者需求 |
| 三、给读者启迪 |
| 第五章 追寻先行者温暖的足迹——范用出版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将传播优秀文化视为出版人的历史使命 |
| 一、树立精品意识 提升文化内涵 |
| 二、具备长远眼光 注重社会效益 |
| 三、坚持出版理想 建设品牌文化 |
| 第二节 将选题与装帧视为图书出版两翼 |
| 一、博学明辨 开卷有益 |
| 二、大胆选题 内容为王 |
| 三、精心装帧形式增色 |
| 第三节 将作者与读者视为出版业发展之源 |
| 一、德才兼备 提升编辑素养 |
| 二、心系作者 积累出版资源 |
| 三、情系读者 竭诚服务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7）“鲁迅风”研究：论争、杂志与同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由“鲁迅风”的论争谈起 |
| 第一节 “鲁迅风”论争的发生与经过 |
| 第二节 “鲁迅风”论争中的王任叔 |
| 第三节 “鲁迅风”论争的结局和余绪 |
| 第二章 《鲁迅风》杂志：同人与分歧 |
| 第一节 《鲁迅风》杂志概览 |
| 第二节 “孤岛”语境与写实风格 |
| 第三节 “无关抗战”与换编 |
| 第四节 编辑思维的变化 |
| 第三章 “鲁迅风”同人：师法鲁迅杂文的尝试 |
| 第一节 王任叔：偶像的“热与力” |
| 第二节 唐弢：摹写的可能 |
| 第三节 周木斋：交锋与认同 |
| 第四节 余论 |
| 第四章 “鲁迅风”杂文的特质与评价 |
| 第一节 “鲁迅风”杂文的特质 |
| 1、浙东民风的延续 |
| 2、刺伪手法的延用 |
| 3、多面渗透的杂糅 |
| 第二节 “鲁迅风”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研究 |
| 第一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概况 |
| 第二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之个案考辨 |
| 一、聂绀弩与延安的史实分析 |
| 二、两次进出延安的萧军 |
| 三、“溶解于光明”:阿垅延安之行及创作分析 |
| 四、艾青:犹豫再三的延安之行 |
| 第三节 七月派作家去延安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七月派作家创作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艾青:游走于七月派与延安文艺之间 |
| 一、艾青和胡风的精神契合 |
| 二、艾青到延安后文艺观发生改变 |
| 三、艾青创作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透视 |
| 第二节 鲁藜在延安:在革命熔炉中自我克服 |
| 一、从“左联”到延安:鲁藜多维精神面影透视 |
| 二、鲁藜根据地阶段的创作分析 |
| 第三节 贺敬之:带着七月派“胎记”的时代歌者 |
| 第三章 七月派刊物与延安文化界 |
| 第一节 《七月》与延安政治人物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
| 一、毛泽东与《七月》 |
| 二、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与《七月》 |
| 第二节 《七月》与《战地》的创办与停刊——兼论抗战初期胡风、周扬、丁玲之间的关系 |
| 一、《战地》的创办与胡风及《七月》的互动关系 |
| 二、《战地》的停刊风波及其余波 |
| 第四章 七月派批评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胡风:从编辑意识出发的文艺批评 |
| 一、胡风眼中的田间:“没有完成的”且渐行渐远的诗人 |
| 二、胡风与侯唯动:《斗争就有胜利》之后的“歧路” |
| 第二节 阿垅:“南”“北”互参视野中的批评 |
| 一、阿垅诗学批评特征 |
| 二、阿垅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 |
| 三、阿垅批评延安文艺作品的话语特点 |
| 第三节 石怀池:以胡风理论解读延安作品 |
| 一、严文井作品及相关评论概况 |
| 二、对《一个人的烦恼》自然主义倾向的审视 |
| 第五章 七月派核心人物(胡风)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不去而“在”:胡风与延安关系考论 |
| 一、胡风多次放弃去延安的机会 |
| 二、不去而“在”:胡风在延安的精神性现身 |
| 第二节 胡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
| 二、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
| 三、关于文艺创作过程的问题 |
| 四、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资源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重放的鲜花”：八十年代初的刘绍棠 |
| 1.1 “归来作家” |
| 1.2 八十年代初的“香草”：《蒲柳人家》 |
| 1.2.1 《蒲柳人家》在当时文坛的特殊性 |
| 1.2.1.1 从“暴露”走向“歌颂” |
| 1.2.1.2 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化用 |
| 1.2.1.3 突出农民的叙事意识 |
| 1.2.2 《蒲柳人家》存在的问题 |
| 1.2.3 《蒲柳人家》的获奖及意义 |
| 1.2.3.1 从“杂色”到“纯色” |
| 1.2.3.2 刘绍棠乡土文学的宣誓之作 |
| 1.2.3.3 在现代和当代“风俗(景)画”乡土小说中“架一座桥梁” |
| 第二章 开创流派的努力：乡土文学理论及其引发的论争 |
| 2.1 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内涵 |
| 2.2 乡土文学理论中的资源运用 |
| 2.2.1 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征用 |
| 2.2.2 对鲁迅乡土文学论述的借用 |
| 2.2.3 对孙犁文学观念的化用 |
| 2.2.4 对乡土乡亲的感念 |
| 2.3 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引发的争议 |
| 2.3.1 “乡土派”与“现代派”的争论 |
| 2.3.2 “民族化”与“走向世界”的争论 |
| 第三章 乡土困境中的守持与探索 |
| 3.1 刘绍棠乡土文学困境的表现 |
| 3.1.1 同道者的缺乏 |
| 3.1.1.1 暂未形成“气候”的追随者 |
| 3.1.1.2 赞同者的“有心无力” |
| 3.1.1.3 “荷花淀派”的不同追求 |
| 3.1.1.4 北京作家圈审慎的态度 |
| 3.1.2 缺乏作品证明的尴尬 |
| 3.1.2.1 刘绍棠自身创作的问题 |
| 3.1.2.2 追随者的作品影响有限 |
| 3.1.3 乡土创作成功的他者 |
| 3.2 乡土困境中的探索 |
| 3.2.1 第一次文学转向：对乡土现实的直接书写 |
| 3.2.2 第二次文学探索：走向通俗化 |
| 第四章 刘绍棠与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疏离 |
| 4.1 提倡乡土又不愿呈现乡土的真实情状 |
| 4.1.1 对乡土矛盾的呈现浅尝辄止 |
| 4.1.2 对人物精神动向的体察不够深入 |
| 4.2 提倡民族化,却又无法呈现出传统的魅力或痼疾 |
| 4.2.1 不及汪曾祺、邓友梅的文雅 |
| 4.2.2 缺少新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眼光 |
| 4.3 提倡通俗化却又无法准确捕捉通俗的脉搏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刘绍棠作品年表 |
| 刘绍棠研究资料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全国鲁迅研究座谈会侧记（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论1949年前后师陀思想和创作转型[D]. 李亚芳.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林斤澜文学年谱[J]. 陶可欣. 东吴学术, 2020(03)
- [4]巴人杂文研究[D]. 王棱. 西南大学, 2020(02)
- [5]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D]. 肖尊荣. 长沙理工大学, 2018(06)
- [6]范用的出版实践及其思想研究[D]. 朱美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7]“鲁迅风”研究：论争、杂志与同人[D]. 蒋文琴.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D]. 郑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9]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上）[J]. 杨洪承,曹然.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10]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D]. 梁玉洁. 信阳师范学院,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