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研究与合作 推进五年制高职发展──全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协作会2000年例会在大连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表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刘亮亮[2]（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陈沛酉[3]（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张航[4]（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口红利使其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浙江高等职业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高职教育不仅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了肯定,也为构建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一方面能够以史为鉴,为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能为国家其他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浙江实践、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每个阶段的重点发展领域为立脚点力图客观、准确、全面的分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梳理出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脉络,展现高等职业教育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画面,并结合发展现状探索新时期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重大教育政策为分段依据,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步发展期（1978-1997）、跨越突破期（1998-2005）、转型升级期（2006-2013）、创新发展期（2014-2018）四个阶段,以每个阶段影响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着重考察该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此外,在查阅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策变迁及相关经济社会背景,概括总结出四十年来浙江高职教育经历了从初露锋芒到渐成规模、从注重数量到优质提升的历史性转变,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此本文还提炼凝结了浙江高职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经验,包括依靠政策落实高职战略地位、多元融合健全院校管理体制、搭建中高职教育“直通车”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以及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等五个方面。但在当前国际国内人才竞争对高职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发现浙江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高职院校间质量发展不平衡、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发展匹配度不高、经费投入问题依然严峻、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宏观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力、保证经费投入提升办学条件、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
李铁绳[5]（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认为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何新哲[6]（2018）在《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浪潮推动了各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国际交流、互动与合作。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进入了内涵发展的阶段,培养国际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实践。然而,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中国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更是“舶来品”和“新事物”,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成功的经验借鉴,当前的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多是模仿或照搬普通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因而在实践中陷入了多方面的误区与困境。那么,新时代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合作模式?如何真正有效推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正式基于这样的问题和思考,研究者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综合采用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借助协同学的理论建构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现实问题、改革诉求、国际经验、理论模型、实践效果、问题反思和改进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主要的研究工作和研究发现有:一是从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出发,明确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应然诉求。通过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调查发现,现下中国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在实践模式上几乎全部都采用传统的三年制教育模式。这种传统的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出现了以下问题:项目毕业生的外语语言能力不够高、毕业生获得中外双毕业文凭的比例不理想、毕业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不明显。然而在全球化背景和新时代的时空环境内,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素养的高技能型人才,因此,对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高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二是从国际经验的比较借鉴着力,探寻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改革的经验启示。教育国际化的实践已经非常丰富,本研究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经验中,分解出最有借鉴价值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经验,分别从日本、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以及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明确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可借鉴启示:正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加强标准和文化对接;实施多主体协同,共享教育资源;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争取政府部门支持,营造国际化办学政策环境。三是从协同学理论观点运用入手,建构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五年制协同教育模型。在国际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引入协同学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序参量、协同支配原理、自组织原理等协同学核心理论,分析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系统中相关子系统和要素在“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序参量支配下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运动规律;参照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规律设计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型,并且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五年制教育模式实施策略,即多层主体合作、中外中高课程衔接和国际化特色文化协同。四是通过个案分析与实践调查,验证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改革成效。在建构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理论模型后,本研究以全国第一家五年制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澳合作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简称宁波TAFE学院）为个案调查研究,验证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得失成败。个案分析表明,宁波TAFE学院是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型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以多层合作主体构建为基础,以五年制人才培养模式系统设计为核心,以国际化特色文化中高协同建设为保障,在学生英语能力培养、国际化专业技能提升和跨文化能力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较好地解决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三年制模式下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最后,基于实践问题和应然目标的对比,提出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改进策略与保障措施。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宁波TAFE学院五年制模式的实践问题与保障诉求,进而提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中外高职协同、中高职协同、高职本科协同的“三维联动”运行机制与保障措施,并就推进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应用提出具体建议:第一,鼓励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对现有三年制合作项目通过中高贯通模式构建进行转型提升;第二,鼓励现有基础较好的中高贯通专业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进一步增加专业的吸引力和人才培养规格。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问题之上,借助国际经验和协同学理论,建构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五年制协同模型,然后以宁波TAFE学院为个案,对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改革的成效实施调查研究,以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基础,进行深度的实践反思,进而提出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协同模型的保障机制。这不仅是案例研究在实践中的运用,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探索。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以提升国际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实现了多层合作主体协同、中外中高课程衔接与国际化特色文化的协同建设,不仅打破了当前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单层次协同的瓶颈,而且延展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时间长度与效用空间。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施不仅拓展了中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研究,而且指导了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创新实践。
罗先锋[7]（2018）在《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世界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而言,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是主流,但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从改革开放复兴后至今仍非常弱小,其发展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本论文以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为研究主题,以美国的非营利性私立院校发展为借鉴,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分析维度,将组织发展理论、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应用历史、个案、比较的研究方法,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相同历史时期的非营利性私立（民办）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外部发展环境、院校发展情况、院校发展成效和问题为研究内容,探究外部环境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影响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对环境变化的回应,基于此归纳发展经验、教训,并提出发展建议和展望。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1）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是指学校组织与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适应协调过程中的发展变化。作为兼具非营利性组织特征和大学组织特征于一体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若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2）根据组织发展理论（本尼斯）、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组织发展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相互影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维度。其中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影响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的几个重要环境力量,即法律环境、政府各级组织、市场以及公立和营利性高校等组织的影响。组织自身主要关注办学理念和目标、内部治理、资源以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的履行。（3）根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定义界定,论文对我国近代59所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国人自办38所,教会大学21所）、当代38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同时选取当代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厦门华厦学院和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作为个案就其发展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研究发现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民智民力兴办私学的传统传承与创新、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以及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形成了私立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适应性等独特品质;其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社会传统带来的观念障碍长久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困境以及组织合法性存疑的困境等。（4）为便于借鉴,论文选取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自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以来近400年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其发展的经验主要是宗教慈善兴学传统的巨大影响、适宜制度环境的形成和美国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独特品质私立性、非营利性、多样性、精英性和适应性的形成;其发展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干预下的私立性隐忧、过度市场导向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营利性对非营利性的侵蚀。（5）研究认为中美两国的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院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外部环境方面,还是在使命与价值观、治理结构和组织职能发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在面对观念变革乃是改善环境的首要之举和制度完善才是发展保障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积极地影响、改变和创造发展环境并直面产权问题。对于组织自身,研究建议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明确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完善治理结构、增强争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充分发挥组织职能,以早日破解组织合法性困境。对于当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身份的确认,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完善及实施、举办者规范、公益产权明确及监督机制实施。（6）基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办学实践和社会认知方面的时间差异,本研究把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所要经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观念建立到制度建立再到社会普遍认可的阶段。目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正处在从观念建立阶段转向制度建立的发展阶段,要想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可还需相当长的时期。研究提醒对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问题的认识不能忽视其所处的阶段性特征。（7）研究认为未来我国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改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力也将增强。但需关注“大学公私界限模糊”可能导致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公办化”问题。目前尽管弱小的、但独具特殊发展价值和意义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群体成为一流的民办大学的愿景值得期待。
杨金土[8]（2017）在《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在组织"中国教育2030"的研究和规划。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于2016年6月公开发表了《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中国职业教育2030研究报告（学术版）》[1],在其"引言"中写道:"聚焦2030,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届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距离世界强国目标还有多远?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提出这些问题所遵循的逻辑是——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
谈学梅[9]（2014）在《我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五年制高职教育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要求,发展迅速,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统筹安排五年教学计划、完善中高职教育的衔接做出了有效地尝试。通过五年制高职教育,培养出了大批五年一体化的技术应用型的高职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五年制高职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方呈现的现状不一,也逐渐出现一些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归纳法,纵观我国五年制高职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部分地区五年制高职的发展现状,总结出五年制高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五年制高职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结合理论依据及先进经验,提出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的建议。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主要阐述了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五年制高职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讲述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内涵与发展,从五年制高职的定义、类型阐述五年制高职的内涵。梳理我国五年制高职从1983年开始的历程,经历了试行、迅速发展、适度调整、稳步发展几个阶段,了解五年制教育发展的意义。第三部分讲述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现状与特点,从江苏、浙江、湖北、北京、天津、安徽、陕西、云南、广东、广西等地方的五年制高职的规模及政策中,归纳出我国五年制高职的现状及特点。第四部分讲述五年制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由我国五年制高职的现状及特点中,分析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五年制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第五部分为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提出建议,一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政策落实,强化内涵；三是定目标,融合证书制；四是定专业,行业导向；五是优化教学与实践；六是联盟化,优势互补；七是强化管理机制。
张衡[10]（2013）在《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去行政化”时代背景下,政府与高校关系调试成为重心。政策是两者互动的中介,对政策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明晰这种关系调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以跳出规范研究,从事实研究层面为问题解决提供政策学的研究进路。研究政策变迁不在于揭示政策“变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变”、“如何变”、“变的效果如何”、“将变向何方”等。换言之,本文虽在研究政策变迁,但更是“在政策变迁中”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是政策变迁（主线）,研究目的却在于发现政策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即秩序生成逻辑（隐线）。论文结合政策网络理论,以底层视角、行动立场、主位观点展示了高职相关群体的集体行动是如何推动政策变迁及秩序演化的。发现高职学制政策变迁呈现出“循环往复”特点,集体行动缘起于对现存政策的认同危机,涉及高职群体的身份认同、秩序生成逻辑（“设计”还是“演化”）,更是高职群体试图与普教群体、决策层“对话协商”,寻求“承认”的承认政治、抗争政治。同时,指出集体行动“所以可能”,是既有政策安排失序、剥夺感下的怨恨情绪感染、政治机会结构出现、资源动员能力提升,集体认同感/共同信念形成后的意义建构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分析了网络治理的现实境遇。亮点是：政策工具运用趋于多元。非官方行动者参与意识、能力、效果显着提高,政策过程开放度加大,政策协同能力提升。问题是：相关网络主体治理能力欠缺,治理结构类型单一（多权威主导式）,内部权力不平衡,决策易为强势集团规制俘获,网络管理模式单一,规则制度缺失等影响着网络治理效果。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失灵现象,反映出对高职身份的认识误区——单一身份观（以“类型”否定“层次”,以静态否定动态）,更有以视觉美学看待理性秩序产生的“规制自负”。走出规制失灵困境,需反思政策背后的秩序生成逻辑,从计划秩序、自发秩序走向网络合作秩序,综合考虑知识理性、权力/利益、理念认知、历史遗绪等因素的影响,以“过程理性”纠正“目标理性”的偏失。
二、加强研究与合作 推进五年制高职发展──全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协作会2000年例会在大连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研究与合作 推进五年制高职发展──全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协作会2000年例会在大连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二、国外“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三、“高职转型”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高等职业院校 |
| 二、组织转型 |
| 三、就业导向与生涯导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文献考察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延伸个案法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场域互动与要素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 |
| 第四节 篇章结构的安排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关键节点”:就业问题的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阶段划分:从升本到就业再到生涯 |
| 第三章 升本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漂移性”诞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与环境矛盾 |
| 一、数量供给不足造成的人才浪费 |
| 二、结构供给矛盾造成的人才缺失 |
| 第二节 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混乱“前世” |
| 一、高职院校的雏形:职业大学的兴起、扩散与分流 |
| 二、“三教统筹”: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形成与缓慢发展 |
| 三、1999 年扩招后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激增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升本导向”组织要素的建构 |
| 一、“专升本”目标的形成 |
| 二、领导管理理念与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运行 |
| 三、学科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 |
| 四、组织文化整合 |
| 第四节 “漂移性诞生”的制度逻辑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诞生与扩散的逻辑 |
| 二、高职院校组织漂移的逻辑 |
| 第四章 就业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规范化”转型 |
| 第一节 “就业难”与“技工荒”的吊诡 |
| 一、“难中之难”: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
| 二、悖论:“中国制造”下的“技工荒” |
| 第二节 国家引导下的高职院校转型历程分析 |
| 一、转型目标的生成:“以就业为导向” |
| 二、转型项目的启动:“示范校”建设 |
| 三、转型成果的扩散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就业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安心做职教 |
| 二、领导“职教”办学理念形成与组织结构调整 |
| 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四、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盛行与企业文化融入 |
| 第四节 “规范化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五章 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内涵式”转型 |
| 第一节 “好就业”与“就好业”的新矛盾 |
| 一、目标替代:就业导向异化为就业率导向 |
| 二、就业率导向形成的根源 |
| 第二节 质量观变化与高职院校转型分析 |
| 一、“服务社会需求”的高职院校质量提升运动 |
| 二、“服务学生需求”的精英高职院校实践探索 |
| 三、后示范期组织场域行动体满足双需求的举措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生涯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从“示范”到“优质” |
| 二、领导办学理念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 |
| 三、“促进学生生涯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
| 四、组织文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文化模式 |
| 第四节 “内涵式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六章 结语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一、场域互动关系: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脉络” |
| 二、自主发展探索: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特色” |
| 三、多重制度逻辑: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指南”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1.理论价值 |
| 2.实践价值 |
| (三)核心概念 |
| 1.职业教育 |
| 2.高等职业教育 |
| 3.发展 |
| (四)研究综述 |
| 1.有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的研究 |
| (1)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
| (2)关于区域性高职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研究 |
| (3)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回顾研究 |
| 2.有关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 |
| (1)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研究 |
| (2)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历史回顾性研究 |
| (3)关于浙江高职教育政策的研究 |
| 3.文献述评 |
| (1)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本研究的不足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1.文献法 |
| 2.因素分析法 |
| 3.案例分析法 |
|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恢复重建期(1978-1997):浙江高职教育“起步探索” |
| 1.发展背景 |
| (1)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 |
| (2)国家“三教统筹”和“三改一补”政策的推动 |
| (3)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 2.发展实践 |
| (1)恢复专科学校招生 |
| (2)创办短期职业大学 |
| (3)试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 (二)跨越突破期(1998-2005):浙江高职教育“渐成规模” |
| 1.发展背景 |
| (1)产业调整强力驱动高职发展 |
| (2)素质提升高职资源需求强烈 |
| (3)政策出台引导推动高职改革 |
| 2.发展实践 |
| (1)成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 (2)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
| (3)批办民办职业学校 |
| (三)转型升级期(2006-2013):浙江高职教育“‘质’‘量’兼顾” |
| 1.发展背景 |
| (1)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向 |
| (2)政策突破优化发展环境 |
| (3)办学质量问题亟待解决 |
| 2.发展实践 |
| (1)建设示范院校 |
| (2)加强专业建设 |
| (3)改革培养模式 |
| (4)推进课程改革 |
| (5)强化队伍建设 |
| (四)创新发展期(2014-至今):浙江高职教育“优质提升” |
| 1.发展背景 |
| (1)战略推进急需新型高技能人才 |
| (2)政策引导建设优质高职院校 |
| (3)基础雄厚转向实力提升 |
| 2.发展实践 |
| (1)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
| (2)开展现代学徒制度 |
| (3)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
| (4)多元探索国际交流与合作 |
|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
| (一)形成较为完备的发展政策 |
| (二)着力内涵建设的发展战略 |
| (三)形成多方联动的管理体制 |
| (四)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育体系 |
| (五)制定合理的财政投入标准 |
|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教育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
| (二)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匹配度不高 |
| (三)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亟待解决 |
| (四)师资水平不能有效适应教育质量发展需要 |
| (五)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
| 四、新时代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
| (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高职均衡发展 |
| (二)加强内涵建设满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办学实力 |
| (四)深入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
| (五)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分期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 |
| (二) 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研究 |
| (四)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设置研究 |
| (五) 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初创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芽 |
| 一、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 |
| 二、师范教育的初步实践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的移植与探索 |
| 第二节 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钦定:自上而下颁布 |
| 二、奏定:自上而下推行 |
| 三、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 |
| 四、师范教育公费制度与自费制度并存 |
| 五、管理师范教育的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二、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三、实业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一、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二、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三、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四、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员任用检定制度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任用制度和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初创时期师范教育的特色与不足 |
| 一、嫁接的师范教育思想 |
| 二、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 |
| 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总体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师范教育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变迁 |
| 一、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发展(1912-1922年) |
| 二、开放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发展(1922-1927年) |
| 三、上下结合的独立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1927-1949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1912-1922年) |
| 二、多元开放的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22-1927年) |
| 三、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复兴(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五、实业教员养成所的建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的演进 |
| 一、封闭的师范教育课程(1912-1922年) |
| 二、开放的师范教育课程(1922-1927年) |
| 三、多元的师范教育课程(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四节 教师检定制度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实践 |
| 一、根据地师范教育的创建与发展 |
| 二、解放区师范教育的发展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 |
| 一、启蒙到专业 |
| 二、探索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重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制度的衰落(1966-1978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建(1978-1999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封闭师范教育机构的重建与发展(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机构严重削弱(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元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76-1999年) |
| 第三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演变 |
| 一、建国初期师范专业设置 |
| 二、改革开放期间师范教育专业设置 |
| 第四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课程的变迁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76-1999年) |
| 四、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职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在繁荣中式微 |
| 一、师范教育的发展特色 |
| 二、师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教师教育转型政策演进 |
| 一、综合化 |
| 二、开放化 |
| 三、高端化 |
| 四、一体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转型实践 |
| 一、综合化:师范院校向综合化发展 |
| 二、开放化: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 |
| 三、高端化:教师教育院校和培养层次升级 |
| 四、一体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逐渐融合 |
| 第三节 师范专业设置与认证 |
| 一、师范专业设置 |
| 二、师范专业认证 |
| 第四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建立 |
| 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 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
| 二、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
|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路径演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教师教育基本规律 |
|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
| 三、教师教育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国家宏观层面:建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制度体系 |
| 二、地方中观层面: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学校微观层面:践行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 |
| 四、完善教师教育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高职院校 |
| 二、中外合作办学 |
| 三、五年制教育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动力与价值研究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与模式研究 |
| 三、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问题与原因研究 |
| 四、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改进与保障研究 |
| 五、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评论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问题分解 |
| 二、研究内容与逻辑结构 |
| 三、技术路线与方法运用 |
| 四、研究创新与主要局限 |
| 第二章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背景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历程 |
| 三、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传统办学模式的不足与创新诉求 |
| 一、三年制模式下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问题调查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应然定位与模式创新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与经验 |
| 一、日本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
| 二、日本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三、日本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经验 |
| 一、澳大利亚先进职业教育体系 |
|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三、澳大利亚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经验 |
| 第三节 高职教育国际化经验对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借鉴 |
| 一、通过对接国际标准优化人才培养目标 |
| 二、通过多主体协同共享教育资源 |
| 三、通过构建人才成长立交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
| 四、通过争取政府部门支持营造国际化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创新的协同学求解 |
| 第一节 协同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与方法借鉴 |
| 一、协同学的主要思想 |
| 二、协同学的基本概念 |
| 三、协同学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协同学理论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分析 |
| 一、协同学应用于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二、协同学应用于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
| 三、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模式创新的协同学理论借鉴 |
| 第三节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协同分析框架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结构系统分析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系统的序参量分析 |
| 三、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系统的运行规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系统设计 |
| 第一节 基于协同学原理的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型创建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型的构建原则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型的设计思路 |
| 第二节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三位一体”构建策略 |
| 一、合作主体协同 |
| 二、五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
| 三、国际化特色文化建设协同 |
| 第三节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功能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主要特征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模式的实践成效——以宁波TAFE学院为分析个案 |
| 第一节 个案分析的研究设计 |
| 一、个案研究的目标与研究问题 |
| 二、个案研究的对象与选择说明 |
| 三、个案进入的方式与研究伦理 |
| 四、资料收集的方法与研究工具 |
| 五、个案研究的效度与局限说明 |
| 第二节 个案分析的过程与结果 |
| 一、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同 |
| 二、课程协同与人才培养 |
| 三、跨文化融合与协同 |
| 第三节 讨论与结论 |
| 一、主要经验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三、保障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协同保障 |
| 第一节 建立“三维联动”的运行机制保障 |
| 一、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三维联动”运行机制模型的构建 |
| 二、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三维联动”运行机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提供法律政策保障 |
| 一、高职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保障历史演进 |
| 二、高职院校实施中高职协同发展的法律政策保障历史演进 |
| 三、高职本科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四、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 |
| 五、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的法律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师资保障 |
| 一、高职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队伍建设现状 |
| 二、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三、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项目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与结论 |
| 一、研究工作总结 |
| 二、研究发现与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一、理论分析的局限 |
| 二、实证探索的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的问卷调查 |
| 附录二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项目负责人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用人单位访谈提纲 |
| 附录六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七 跨文化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辨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1636-1818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1819-1943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节 1944年以后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1882-1952年我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1982-2009年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节 2010年以后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厦门华厦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展望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历史与传承 |
| 第三节 比较与借鉴 |
| 第四节 思考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完成课题情况 |
（8）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清末—民国 |
| 1949—1978年 |
| 1979—2000年 |
| 探索之路 |
| (一)高等专科的改革 |
| (二)职业大学的兴起 |
| (三)成人高等教育的新定位 |
| (四)民办高职院校的崛起 |
| (五)创办五年制高职 |
| 合力发展 |
| 尾声 |
（9）我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1.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 |
| 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待完善 |
| 3. 五年制高职发展迅速 |
| (二) 文献综述 |
| 1. 职教体系的相关研究 |
| 2.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四)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五) 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1. 社会需求导向 |
| 2. 一体化设计原则 |
| 3. 共生理论 |
| 4. 资源依赖理论 |
| 5. 证书制 |
| 一、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内涵与发展 |
| (一)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 |
| (二) 我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
| 二、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现状与特点 |
| (一) 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现状 |
| 1. 覆盖面广 |
| 2. 五年制高职培养模式多样 |
| 3. 精简专业,控制招生规模 |
| 4. 加强五年制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衔接 |
| (二)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
| 1. 学生年龄小 |
| 2. 学制年限久 |
| 3. 专业设置独特 |
| 4. 教学计划系统 |
| 5. 人才培养高效 |
| 三、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 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
| 1. 生源短缺、质量难以控制、学生管理难度较大 |
| 2. 培养目标模糊 |
| 3. 专业定位不明确或太早 |
| 4. 师资力量薄弱,设备配置不齐全 |
| 5. 教学内容与课程安排欠缺 |
| (二) 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 |
| 2. 国家政策落实不到位 |
| 3. 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 |
| 4. 五年制高职教育理解观念有偏差 |
| 5. 经费投入不足,效益不高 |
| 四、我国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的建议 |
| (一)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二) 政策落实,强化内涵 |
| (三) 定目标,融合证书制 |
| (四) 定专业,行业导向 |
| (五) 优化教学与实践 |
| (六) 联盟化,优势互补 |
| (七) 强化管理机制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陈述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文本分析：高职教育学制政策变迁的历史 |
| 第一节 类型与层次：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两大主题 |
| 第二节 高职教育“类型”政策的变迁 |
| 第三节 高职教育“层次”政策的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策网络：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研究的新途径 |
| 第一节 政策研究的新维度 |
| 第二节 政策网络理论基础、价值及应用 |
| 第三节 高职教育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途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职教育政策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教育政策网络环境、网络类型结构与互动行为 |
| 第二节 决策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第三节 资政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第四节 影响层行动者的资源、立场、策略 |
| 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集体行动缘起及“类型”政策变迁集体行动 |
| 第一节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缘起 |
| 第二节 高职“分流”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初步探索期) |
| 第一节 层次提升的网络倡导博弈 |
| 第二节 “本科院校办技术应用本科”与“高职院校试办长学制” |
| 小结 |
| 第六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严格规制期) |
| 第一节 推行“两年制”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第二节 “颁布升格禁令”后的政策网络互动 |
| 小结 |
| 第七章 “层次”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全面改革期) |
| 第一节 “分级制”试点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第二节 “转型”与“长学制”试点中的政策网络互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政策变迁中的集体行动与网络治理 |
| 第一节 动力机制：政策变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政策变迁中网络治理的现实境遇与未来路向 |
| 小结 |
| 第九章 政策变迁背后的秩序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高校组织身份的认识误区 |
| 第二节 政策规制神话的破灭 |
| 第三节 秩序生成的逻辑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加强研究与合作 推进五年制高职发展──全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协作会2000年例会在大连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3]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4]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D]. 张航.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5]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五年制教育模式研究[D]. 何新哲.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D]. 罗先锋. 厦门大学, 2018(02)
- [8]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J]. 杨金土.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09)
- [9]我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D]. 谈学梅. 广西师范大学, 2014(11)
- [10]集体行动与秩序生成 ——高职学制政策变迁的政策网络分析[D]. 张衡.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