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中国零部件企业艰难消化成本（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岩[1]（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鞠斐[2]（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王博[3]（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刘辉[4]（2020）在《跨界创新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 ——基于中国创新路径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创新,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成为最为耀眼的“事业”。但是,数十年的举国奋斗,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中兴事件”让国人刻骨铭心。中国的创新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技术比市场重要、创新比技术重要,基础性、原创性创新（厚度与深度）比应用性、模仿式创新（标度与热度）重要,开放式、协同性的跨界创新比封闭式、排他性的创新重要。基于这样的视角,论文以跨界创新为研究选题,开展研究。论文以战略管理理论、创新理论、认同理论、共同体理论等为引导,以重大社会需求牵引,紧密结合我国创新实践的现实,力图通过对跨界创新,尤其是通过对基础性、革命性、原创性的跨界创新的研究,构建跨界创新的理论体系,探讨中国新时代创新新途径,提升我国创新绩效和创新竞争力。第一,论文本文基于价值是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基石和核心的创新观点,提出了创新、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三位一体的企业价值创造的创新机理。同时,论文还构建了企业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的三条创新路径,揭示了这三条创新路径的动态演变。论文研究揭示:互联网、共创共享价值、跨界创新构成了新时代价值创造的三大基本要素,相互作用;价值共创共享是互化联网时代价值创造的基本内核,基于互联网的,以共创共享价值生态为基本形态的跨界创新则是互联网时代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价值创造的创新路径。第二,深入研究和揭示了“界”、“跨界”、“跨界创新”的本义和内涵,深入辨析了跨界创新与相关的创新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结,阐述了“跨界”并非“无界”。跨界实质上是一个跨越“旧界”（或者破除“旧界”）,建立“新界”的过程,跨界创新绝非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建立包括科学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创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共同体”,从而构建了以创新理论、认同理论、共同体理论为三大支撑的跨界创新理论基础。第三,创新是一个过程,创新的各个环节,参与创新的各个主体构成了一条创新链（创新网络）。论文深入刻画跨界创新链,揭示了各个环节之间的转换与联结,建立基于价值共创共享的跨界协同创新价值分析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演化与分析,揭示三大推论和三大命题。命题之一揭示:创新能力、投入水平与努力程度、价值共创共享、协同效应,对于跨界协同创新价值链的构建和有效运作,既共同支撑,又相互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有序、高效开展跨界创新,构建中国新时代创新性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第四,基于现实,针对我国创新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密切结合,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创新的实践,并通过我国创新的现实实践修正、验证和支撑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新时代创新新途径,是本文的一个基本遵循。论文从历史的跨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创新,针对产学研分割体制以及狭隘的创新意识所导致并加剧了的我国创新链的断裂与封闭,论文提出从创新链供应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和“四点聚力发力,消除断点,强固创新链”的“断裂弥合”之策,并以“空间技术”、生态基纤维材料、中国高铁技术、中国核电技术等四个案例对理论研究和“断裂弥合”之策加以支撑,实现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的结合、融合,同时,这4个跨界创新案例,也为有效解决中国创新链的源头活水不足、中间多断链、观念视野、领域专业、资源环境与体制模式等“断裂”或“阻隔”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探讨新时代中国创新路径提供现实示范。论文认为,在跨界创新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进一步坚实跨界创新的理论基础,深入开展基于模型驱动的跨界创新理论研究,深化和结构化基于案例推演的创新实践研究等。
王效云[5]（2020）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解读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曾是最有希望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然而,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似乎证明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危机扭转了之前良好的赶超势头,并促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人们因危机爆发而否定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然而,新自由主义没能将拉美国家重新拉回到赶超轨道上,反而使拉美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危机和动荡不断,拉美国家随之落入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社会方面出现了倒退,贫困和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21世纪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其中以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最为突出。这一新的发展理论和模式将矛头指向积怨已深的社会矛盾,试图通过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和社会矛盾,减少贫困,在经济领域则实行国有化,将重要部门的私有产权变为国有产权,以便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这一发展模式在21世纪最初十年展现出颇具希望的势头之后,很快归于沉寂了,这些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中。拉美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他们对有可能改变落后现状的理论和模式抱有极大地热情,拉美国家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试验田。然而,拉美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那条真正能使其实现赶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自进口替代工业化以来的所有发展模式,在拉美国家都失败了?如何看待拉美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摆脱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和出路在哪里?本文以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采用较长时期的历史视角,针对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抽取演化发展经济学市场、技术与制度的三个关键考察角度,进行经济发展的长历史纵向分析和对比东亚经济发展的横向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生产结构是拉美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经济发展是生产结构特定的,只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才能带来发展,而拉美国家生产结构却专业化于低端的、远离技术中心的、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生产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的生产结构,使得拉美国家缺乏对知识、技术和创新的内在需求,无法启动技术和创新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的特质,意味着产品市场基本都是完全竞争的,难以为国民福利的增加提供基础;低端的生产活动生产环节少、产业链条短,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也难以形成产业间的协同效应。造成这种生产结构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放弃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不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选择和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所,政府干预是实现赶超和发展的前提,而是因为政府干预的方式和方向出现偏差,没有遵循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其营造有序运转的大规模市场和建立相应的内生技术能力。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要突破经济发展困境,就要在生产领域谋求大变革,综合借助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等有利于生产和创新的工具,建立和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改变当前的生产结构。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高鹏[7]（2019）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新科技浪潮的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已见端倪,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此形势下,各个制造业大国为了保持自己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相继制定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规划。美国率先提出了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国家战略后,德国继而提出了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工业4.0”规划,而英国和日本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战略规划。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然而,这些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提出,其本质就是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核心技术的竞争而设计的。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占,其有效的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国际间的海外并购这一方式来获取。尽管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产能,但制造业的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仍然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先进制造业如何利用海外并购这一有效途径快速地提高产业核心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当下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海外并购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中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理论框架准确地描述了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态势,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地位和态势的动态变化。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处于中下游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的产业核心技术本身也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判定海外并购战略目标实施的效果,可以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快速提高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围绕着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途径获取核心技术能力这一议题,在对全球价值链、先进制造业和海外并购进行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为切入点,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角度,采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通过对不同动因驱动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尤其是技术获取动因驱动的海外技术并购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效应进行的深入分析,得出关于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结论,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无论是从获取技术的角度,还是寻求品牌的角度,抑或是扩张市场的角度等,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目标。然而,从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产业关键技术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技术并购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上获得了产业技术的快速提升,实现了技术的追赶效应,但对于产业核心技术的获取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却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的途径来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对于当下处于中低端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中国先进制造业获取产业核心技术从而占领全球价值链顶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来说,作用却不显着。因此,中国先进制造业想要获得产业核心技术从而突破全球价值链锁定、实现价值链重构,只能自力更生,通过对研发的大力投入进行内生性创新来实现。
赵红[8]（2019）在《“轻触”还是“重触”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资金积累及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出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井喷式”发展。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时间相对较晚,相比发达国家具有天生的后发劣势。在国际化进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术资源来取得利润,又要不断开发新知识、新技术并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来取得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等战略资源,从而应对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并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虽然近些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跃,但并购后的整合还相对滞后,致使很多企业并购交易完成后出现亏损最终导致并购失败。根据德勤2017年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后整合失败率为50%左右,同时美国麦肯锡公司调查统计进一步表明过去中国20年并购失败率更是高达67%,而且获取先进技术的并购基本都未实现预期,如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及汤姆逊公司,上汽并购韩国双龙等。可见现实中中国企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能够在有计划、系统的从并购整合过程中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并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中国企业更是凤毛麟角。现有的学者也认识到了并购后的整合对并购方的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同时很多学者也认识到并购整合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并购整合模式来整合两个相互独立组织并让知识发生有效的转移至关重要。但因不同的并购方其并购整合的目标是不同的,有些是通过跨国技术并购来进一步提升现有的技术研发或产品生产的效率和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和风险,此表明并购方更偏向于提升利用型创新能力;有些并购方通过并购来寻求前沿领域的研发技术和研发能力来开拓新的市场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此表明并购方更偏向于提升探索型创新能力。因此并购方的不同的跨国技术并购目的,则其技术并购整合会通过不同的技术创新的路径来提升创新绩效。但是现有的成果很少研究并购整合模式和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创新之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一拖并购Mc Cormick工厂”、“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吉利并购沃尔沃”进行跨案例分析并结合已有的研究进行系统评述和逻辑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轻触”整合模式和“重触”整合模式的内涵和如何衡量这两种并购整合模式?（2）不同的技术整合模式如何影响创新绩效?（3）探索型和利用型创新能力在“轻触”整合模式和“重触”整合模式与创新绩效中起到什么作用?（4）探索型创新能力和利用型创新能力与“轻触”整合模式和“重触”整合模式之间是否存匹配关系,来证实技跨国术并购整合过程中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通过不同路径关系来更有效的提升创新绩效;（5）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轻触”整合模式和“重触”整合模式）与创新能力（利用型创新能力和探索型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其他因素影响?基于以上的问题的思考提出本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本文基于开发新量表和利用经典量表来设计调查问卷向有实施并购经历的中国企业发放问卷,最后收集到了247份有效问卷来进一步的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轻触”整合模式比“重触”整合模式对并购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2）探索型创新能力和利用性创新能力在跨国技术并购整合和创新绩效提升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轻触”整合模式更有利于提升探索型创新能力,与其存在匹配关系;（4）“重触”整合模式更有利于提升利用型创新能力,与其存在匹配关系;（5）知识基础（包括国际化经验、并购经验、行业相关和组织文化）在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选择和创新能力提升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聚焦于中国企业在跨国技术并购整合阶段如何选择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与不同的创新能力匹配来有效的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其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了改进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后技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获取先进技术和知识提升创新能力并实现协同效应提供指导和借鉴的作用;二是并购方通过预先确定自身期望从目标方获取核心技术是增强现有的技术研发或产品生产效率还是探索新的技术研发领域,来有匹配性的选择并购整合模式实现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有效提升。本研究通过研究并购整合模式-创新能力-创新绩效的机制和规律为政府部门制定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本研究也进一步的丰富了跳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拓展了并购整合模式的内涵。
王姗[9]（2019）在《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分工呈现出精细化、复杂化和片段化的特征,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渐被取代,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产品内分工是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活动通过分散化的价值链活动联结起来的分工形式,具体表现为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各个参与者以全球价值链上特定的生产环节或工序为对象进行专业化生产。产品内分工下产业升级问题是产业经济学领域内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如何加快装备制造业升级已成为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关注的焦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启了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历史进程。随着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在国际代工模式的驱动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经历了2001-2008年这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国际市场需求萎靡、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进入了产业发展的瓶颈期,面临着产品内分工地位偏低、“大而不强”等问题,当前亟需探索加快装备制造业升级新路径。本文通过对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困境、制约因素和产业发展目标,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以促使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困境,加快推进升级步伐。本文围绕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问题展开研究,全文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言,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产品内分工、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加以界定。第二章是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梳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对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并进行总结性评述。第三章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概况,在阐述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第四章是理论分析部分,探讨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类型及其实现路径,分别考察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服务化、高端化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产品内分工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因素。第五章是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测度,分别构建相关指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程度、高效化程度、服务化程度、高端化程度进行测度,以考察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和升级情况。第六章是实证研究部分,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就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服务化、高端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七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大致经历了1978-2000年的初步成长阶段、2001-2008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的转型升级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装备制造业已成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推动制造业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其重要性正在日益突显。然而,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陷入增速放缓、产品内分工地位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仍有待进一步升级。第二,从机理分析来看,在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的影响方面,产生技术扩散效应、高级生产要素积累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升级。在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一方面产生市场竞争效应和企业创新效应,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俘获型治理和战略隔绝机制下产生低端锁定效应,不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在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方面,产生技术跨越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产生路径依赖效应,不利于高端化进程的持续发展。由此看来,参与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第三,从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产品内分工对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发展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产品内分工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前期主要表现为推动效应,后期主要表现为抑制效应;我国装备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与高端化程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表明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产生正向影响。因此,一方面应继续深化产品内分工参与度以加快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和高端化升级,另一方面应警惕产品内分工对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第四,产品内分工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受到国际和国内相关因素的制约。从国际制约因素来看,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强化其固有竞争优势,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加了难度;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的崛起,加速弱化了我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使我国代工企业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国内制约因素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内部动力不足,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支持效果有限、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且结构层次偏低等问题,制约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升。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较为独特和有一定深度。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类型及其实现路径,提出将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服务化、高端化分别作为技术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实现路径。现有文献较多关注产品内分工下技术升级和功能升级问题,而对链条升级的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系统。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这三类升级情况,分别讨论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服务化、高端化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从理论上系统考察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2）运用实证方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综合考察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服务化和高端化的影响,分析较为全面。现有文献关于产品内分工对生产率高效化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关于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和产业内结构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针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和高端化的实证研究更少。本文利用装备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和服务化的影响;同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产品内分工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3）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新意。现有文献较多以工业行业或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广泛性、一般性的结论,而较少有文献针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同升级路径得出全面、具体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深化产品内分工参与度有利于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和高端化发展,但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前期表现为推动效应,后期表现为抑制效应。据此,本文结合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困境、制约因素和产业发展目标,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特别是服务化升级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吴俊珏[10]（2019）在《“锁定—解锁”：NPI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竞争格局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变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纷纷调整战略,寻找技术突破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保持技术优势成为了掌握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而我国制造业在以代工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下,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并没有实现技术创新质的跨越。这暗示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依托低端生产要素的国际代工模式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存在障碍,即技术锁定效应。在新产品导入（NPI）模式下,各个合作阶段存在的技术锁定节点是企业技术突破和创新升级的关键制约点,探索锁定原因,解除锁定状态,是对实现技术升级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从“锁定——解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代工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与跨国公司NPI合作模式下,将产生何种锁定状态,从理论上剖析产生这些锁定状态的原因,并结合博弈模型,从微观上探究在不同NPI阶段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相互博弈的过程,分析锁定效应的形成,进而制定策略解除技术锁定,实现技术升级。首先,本文阐述了NPI模式的内涵及新产品开发活动流程,结合“知识转移”、“知识溢出”等理论基础,描述了NPI模式下代工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过程,构建了代工企业参与跨国公司NPI合作阶段中的演进模式。接着,通过分析NPI散件组装阶段、参与设计阶段、合作研发三个阶段下代工企业技术升级过程,从企业内部、外部及技术本身三个层面归纳总结出制约技术升级的三种锁定状态:“自锁”、“他锁”、“滞锁”,并深入剖析了形成这三种锁定状态的原因。然后,结合NPI三阶段发展历程,分别构建了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的博弈模型,从微观上揭示了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生产合作及技术发展的实质情况,求得最优解,并通过模型仿真来说明市场产品质量偏好程度、知识溢出系数、设计能力、创新成功率等因素影响代工企业收益函数的变化特征,进而分析实现代工企业技术解锁的策略选择。最后,根据模型结论,分别对这三种技术锁定状态提出相应解锁策略建议。
二、2004:中国零部件企业艰难消化成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中国零部件企业艰难消化成本（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跨界创新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 ——基于中国创新路径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2.1 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4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1 创新与创新理论的演变研究 |
| 2.1.1 创新理论的诞生 |
| 2.1.2 技术创新的类型 |
| 2.1.3 创新理论的演变 |
| 2.2 创新与创新能力的研究 |
| 2.2.1 创新能力 |
| 2.2.2 创新能力评价 |
| 2.2.3 国际上若干重要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数 |
| 2.3 协同创新与跨界创新 |
| 2.3.1 协同创新 |
| 2.3.2 跨界搜索与跨界创新 |
| 2.4 启示与借鉴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价值创造与跨界创新 |
| 3.1 价值创造的机理与路径 |
| 3.1.1 创新与价值创造机理 |
| 3.1.2 价值创造的一般创新路径 |
| 3.1.3 基于机会与网络的价值创造路径 |
| 3.2 跨界创新的概念与内涵 |
| 3.2.1 “界”与“跨界” |
| 3.2.2 跨界创新的概念与辨析 |
| 3.3 跨界创新的理论支撑 |
| 3.3.1 跨界创新与认同理论 |
| 3.3.2 跨界创新与创新共同体 |
| 3.3.3 跨界创新的三位一体理论支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价值共创共享的跨界创新模型构建与分析 |
| 4.1 跨界创新链 |
| 4.1.1 跨界创新链的基本刻画 |
| 4.1.2 跨界创新链的推进逻辑 |
| 4.1.3 跨界创新链与创新价值链 |
| 4.2 创新价值分析模型及其推演 |
| 4.2.1 构建模型的基本假设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模型推演 |
| 4.2.4 模型推演结果分析及其主要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跨界创新的现实考察与分析 |
| 5.1 我国创新的实践与启示 |
| 5.1.1 新中国创新实践 |
| 5.1.2 中国创新实践与创新期待间的“鸿沟” |
| 5.1.3 中国创新实践的启示 |
| 5.2 中国创新链断裂分析 |
| 5.2.1 中国创新链的源头之困:少有“0→1”的突破 |
| 5.2.2 中国创新链的“断链”之困 |
| 5.2.3 我国创新链的阻隔 |
| 5.3 中国跨界创新的案例 |
| 5.3.1 案例一:创建科研特区,实现“0→1”的突破 |
| 5.3.2 案例二:中国纺织业的跨行业的全链跨界创新 |
| 5.3.3 案例三:中国高铁技术的跨界创新 |
| 5.3.4 案例四:中国核电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
| 5.3.5 案例的综合分析与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 |
| 6.2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 |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三节 市场发育和创造理论 |
| 第四节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机制和逻辑 |
| 第二节 市场的创造、培育和保护——发展的起点和动力 |
| 第三节 知识、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
| 第四节 制度与政策——发展的保障 |
| 第五节 总结 |
| 第四章 市场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拉美国家的市场特征 |
| 第二节 制约市场扩张的背后因素——土改的延误与失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拉美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综述 |
| 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考察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政策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简要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需求侧的考察 |
| 第三节 供给侧的考察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总结 |
| 第二节 启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局限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1.3 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的产生和分布 |
| 2.1.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 2.1.5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及路径 |
| 2.1.6 全球价值链评述 |
| 2.2 先进制造业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先进制造业内涵 |
| 2.2.2 先进制造业的特征和分类 |
| 2.2.3 中国先进制造业基本分类 |
| 2.3 海外并购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海外并购的内涵 |
| 2.3.2 海外并购理论 |
| 2.3.3 海外并购的历史 |
| 第3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态势 |
| 3.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进程 |
| 3.2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 |
| 3.2.1 数量和金额齐飞 |
| 3.2.2 第二产业为主,细分行业增多 |
| 3.2.3 区位不断拓宽 |
| 3.2.4 民营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
| 3.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趋势 |
| 第4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分析 |
| 4.1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般动因 |
| 4.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 |
| 4.2.1 技术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2 市场扩张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3 多元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4 品牌获取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2.5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动因的海外并购 |
| 4.3 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分析 |
| 4.3.1 并购背景 |
| 4.3.2 案例介绍 |
| 4.3.3 案例分析 |
| 4.3.4 并购的评价 |
| 4.4 中国先进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趋势 |
| 第5章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技术效应分析 |
| 5.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效应 |
| 5.1.1 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 5.1.2 海外并购技术整合协同效应 |
| 5.1.3 海外并购技术创新效应 |
| 5.2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5.2.1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技术并购基本情况 |
| 5.2.2 海外并购整合模式 |
| 5.2.3 上汽集团收购罗孚案例分析 |
| 5.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创新效应分析 |
| 5.3.1 中国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基本情况 |
| 5.3.2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 |
| 5.3.3 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轻触”还是“重触”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和核心概念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核心概念 |
| 1.4 研究结构安排 |
| 第2章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 |
| 2.1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的相关理论 |
| 2.1.1 资源基础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1.3 组织学习理论 |
| 2.1.4 跳板理论 |
| 2.2 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 2.2.1 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理论思想概述 |
| 2.2.2 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简述 |
| 2.3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的研究综述 |
| 2.3.1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程度研究 |
| 2.3.2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速度研究 |
| 2.3.3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研究 |
| 2.4 跨国技术并购模式选择“自治还是整合”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综述 |
| 2.4.1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现状 |
| 2.4.2 不同的整合模式对于创新绩效影响研究现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案例研究：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和创新绩效研究 |
| 3.1 案例研究的概述 |
| 3.2 研究背景与理论预设 |
| 3.3 案例1：并购整合成功案例——中国一拖并购Mc Cormick工厂 |
| 3.4 案例2：并购整合失败案例——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 |
| 3.5 案例3：并购整合成功案例——吉利并购沃尔沃 |
| 3.6 跨案例分析 |
| 第4章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
| 4.1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的不同模式研究 |
| 4.1.1 “轻触”和“重触”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的内涵和衡量维度 |
| 4.1.2 “轻触”和“重触”跨国技术并购整合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和研究假设 |
| 4.2 “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型”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4.2.1 “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型”创新的内涵 |
| 4.2.2 “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型”创新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和研究假设 |
| 4.3 知识基础在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能力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
| 4.3.1 并购后的整合阶段知识基础研究 |
| 4.3.2 知识基础在并购整合模式与创新能力间所起的调节作用和研究假设 |
| 第5章 “轻触”与“重触”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量表测量的产生 |
| 5.1.1 被解释变量的量表设计 |
| 5.1.2 “轻触”和“重触”量表的设计 |
| 5.1.3 利用型创新能力和探索型创新能力的量表设计 |
| 5.1.4 知识基础的量表设计 |
| 5.1.5 控制变量 |
| 5.2 问卷的设计与测试 |
| 5.2.1 问卷的设计 |
| 5.2.2 数据的收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的相关分析 |
| 5.3.2 实证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实践贡献 |
| 6.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企业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产品内分工 |
| 二、装备制造业 |
| 三、产业升级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 |
| 二、产品内分工理论 |
| 三、产业升级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一、初步成长阶段 |
| 二、快速发展阶段 |
| 三、转型升级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
| 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规模现状 |
|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与技术创新现状 |
| 三、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与投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一、高速增长势头有所放缓 |
| 二、产品内分工地位偏低 |
| 三、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及制约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类型及其实现路径探讨 |
| 一、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类型 |
| 二、产品内分工下装备制造业升级的路径 |
| 第二节 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三、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一、国际制约因素分析 |
| 二、国内制约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测度 |
| 第一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测度 |
| 一、测度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程度的测度 |
| 一、测度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测度 |
| 一、测度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程度的测度 |
| 一、测度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高效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锁定—解锁”：NPI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NPI文献综述 |
| 2.1.1 NPI理论与研究 |
| 2.1.2 NPI演进模式 |
| 2.2 知识转移与知识溢出研究 |
| 2.2.1 知识转移、知识溢出理论基础 |
| 2.2.2 NPI模式下跨国公司——代工企业知识转移、知识溢出过程 |
| 2.3 技术锁定效应研究 |
| 2.3.1 技术锁定效应理论基础 |
| 2.3.2 解锁路径文献综述 |
| 2.3.3 技术创新升级文献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NPI模式下企业技术锁定类型及成因分析 |
| 3.1 “自锁”——代工企业自我锁定的内部因素分析 |
| 3.2 “他锁”——跨国公司进行制约的外部因素分析 |
| 3.3 “滞锁”——技术本质发展的“天花板现象”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锁定——解锁”模型构建 |
| 4.1 NPI散件组装阶段模型构建 |
| 4.1.1 模型背景 |
| 4.1.2 模型假设 |
| 4.1.3 模型求解 |
| 4.1.4 数值仿真与分析 |
| 4.2 NPI参与设计阶段模型构建 |
| 4.2.1 模型背景 |
| 4.2.2 模型假设 |
| 4.2.3 模型求解 |
| 4.2.4 数值仿真与分析 |
| 4.3 NPI合作研发阶段模型构建 |
| 4.3.1 模型背景与假设 |
| 4.3.2 技术创新选择及合作方式选择分析 |
| 4.3.3 基于信任度的合作突破创新进一步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策略建议 |
| 5.1 “自锁——解锁”策略分析 |
| 5.2 “他锁——解锁”策略分析 |
| 5.3 “滞锁——解锁”策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论文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 附录 |
四、2004:中国零部件企业艰难消化成本（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4]跨界创新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 ——基于中国创新路径的探讨[D]. 刘辉.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5]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D]. 王效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海外并购研究[D]. 高鹏. 辽宁大学, 2019(05)
- [8]“轻触”还是“重触” ——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赵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产品内分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D]. 王姗.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锁定—解锁”：NPI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模式研究[D]. 吴俊珏.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