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之风”如何养成——春秋时期齐国成为大国的历史文化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杨蕾[1]（2021）在《楚国外交官群体研究》文中提出
傅茂旭[2]（2021）在《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文中研究指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礼仪风范和文化意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学界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也渐有积壤成山之势,尤其围绕孔子教育思想的多角度探析,更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取径。但管见所及,从“孔子之叹”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孔子之叹”为切入点,对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孔子之叹”是孔子一生中所作的叹辞,这些叹辞散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诸多经典,按照情绪表达的不同,有感叹、赞叹和嗟叹之分。“孔子之叹”的产生与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铁犁牛耕”的技术得到了推广,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原有的公私界限,旧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在政治方面,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力量逐渐减弱,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由周初比较可靠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变为邦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小宗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存实亡,各国纷纷通过战争兼并他国的土地。在礼乐文化方面,礼乐文化对诸侯与贵族阶层的约束日趋衰微,社会伦理失序,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鲁国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方面,鲁国此时已沦为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折冲在齐、晋、吴等大国之间,暂时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而国内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大夫手中。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杂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注定了他的王道政治很难得以推展,因此,他的一生颇多叹辞。根据主题不同,本文将“孔子之叹”分为:为学之叹、为政之叹、为教之叹和为道之叹,并分别对其内涵及教育意蕴进行了探究。“为学”是儒家进德修业的第一要事。就孔子的“为学之叹”来看,他推崇“志于道”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其中,“道”指人道,它源出于天,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其核心内容则是提升道德修养、和谐人际关系的“仁”。“仁”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爱人”,是各种德性的总和,以礼乐为其外在表现。“道”与“仁”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于道”就是“志于仁”。在为学典范方面,孔子主张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周朝的文、武、周公以及当代的子产、晏婴、蘧伯玉等为榜样,以“好学不倦”、“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学习儒家之道,并有意识地避免消极态度的影响。这些对当代学者确定为学的地位、典范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学而优则仕”。先秦儒家认为,学者学有所成后,便应该入仕为官,通过办政治来利益天下。但彼时正值战乱纷杂、伦理失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流列国十余年,仍然没有得到入仕行道的机缘,因此颇有“礼崩乐坏”与“时无君子”之叹。但在周流四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各国政治状况和执政者素养的观察与反思,他建立了一套以“德”为主体的治国之道。他认为,为政者应该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通过“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采用礼乐仪式规范百姓的行为,对百姓的道德养成形成巨大感召,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风美俗的形成。在为政次第方面,应该以“正名”为前提,以“信”为侧重点,按照“庶、富、教”的顺序,最终达到“无讼”的为政目标。这些内容对学者“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感的养成,“勉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垂范与“无讼”的社会理想的树立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认为,如果为政的道路走不通,就可以通过为教的方式来教化生徒,实现人生价值。从孔子“为教之叹”来看,他的为教方法包括“叩则鸣”的问答法、“侍坐言志”的讨论法、“从游论道”的参观法、“历事而教”的实践法等;他的为教内容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科目,以《易》、《春秋》为高阶科目。他对弟子的“贤能”之处进行了赞叹,对弟子的“不肖”行为进行了慨叹,对弟子的“早夭”进行了惜叹。这些内容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确定、师生关系的相处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学、为政、为教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为道的过程。孔子的“为道之叹”意味着君子应该意识到“为道”的必要性,以“谋道不谋食”为原则,通过“一以贯之”的路径,实现明道的目标。“为道”可以分为“内圣”与“外王”两个向度,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内圣”相较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外王”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因此,君子即使在贫困潦倒之时,也能“安贫乐道”;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能“笃信守道”。孔子经历了从“积极入仕”到“勉强行道”,再到“大道难行”,最后到“大道未行而己身将殒”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他行道与救世的执着。这些内容对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仁者爱人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高旷[4]（2020）在《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涉及自然生态方面的内容甚多。既有专门论述水生态、土壤生态的文章,也有从宏观上对自然生态加以审视的篇目和段落。本文就是从自然生态审美的角度切入,对《管子》进行归类性质的阐发和研究,共分五章加以论述。第一章从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及表述手法入手,分析《管子》一书以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以水土为中心的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认为《管子》一书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之外,而是看作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把人置于自然生态构成因素的最高层次,而是承认物有所长,人有所短。这些理念有其合理性,有其宝贵的价值。第二章横向对比《管子》的历法类文献与先秦其他历法类文献,分析其书写方式。重点分析《管子》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天象与时节的对应;虫类与时节的对应;五音与时节的对应。《管子》历法类文献体系的构建,有的借鉴当时的同类文献,有的则对这类文献进行修正,建立新的结构模式。五音与时节的对应关系,五虫与时节的对应关系,都是对传统观念的修正。《管子》历法类文献所构建的体系,其主旨是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都纳入其中,体现出各种对应因素之间的和谐互动,并且合乎五行说的框架和数理逻辑,在理论上实现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第三章将《管子》以水土论民性的阐发以及与先秦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从《水地》《地员》篇入手,揭示《管子》以水性、土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将《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与《管子》加以对比研究。《管子》的《水地》《地员》以水土之性论民性,涉及到人的自然素质、血气、性情、形貌等诸多方面,有的论述深入到生命哲学的内核层面。《吕氏春秋·尽数》《大戴礼记·易本命》《周礼·大司徒》等三篇文献,或是以水性论述人的形貌,或是根据土壤属性、地形地貌而设计人的形貌样态,对自然生态与人的自然生命关联所作的描述停留在表象层面,缺少《管子·水地》篇的深刻性。第四章揭示《管子》记载的齐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阐释了《管子》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施政中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齐国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在研究中揭示出,管子重视的是经济效益,而对自然生态所遭到的破坏并不介意。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势必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第五章阐发《管子》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和措施的齐文化特征。将《管子》视为生成于齐地的子书,揭示它对齐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笔者认为,《管子》一书体现出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危害,其中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理念及措施,虽然受时代所限并不完备,仍可以为当下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黄宁宁[5]（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宋宛骏[6]（2020）在《《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文中指出春秋不仅是一个诸侯混战、风云际会的时代,还是一个尊礼重信、崇尚礼乐的时代。礼乐文化所铸造的道德精神没有被时代的变革与动荡掩埋,而被一批士人躬行践履。特有的时代铸就他们独特的思想观念、风度举止以及精神追求,使之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君子。《左传》浓缩了春秋时代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记载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君子。他们时刻践履着礼乐精神,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信条。君子风度以高尚的品质为内在支撑,以优雅的气质,脱俗的言行为外在表现形式。而艺术精神是指君子在生活中能够超越于事物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追求精神的安顿,使生活富有一定的审美性与艺术性,是君子内在气质的体现。生活方式的艺术化和诗乐化是艺术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君子的艺术精神投射出君子艺术化、诗意化、德化的人生,也展现了春秋时期君子文雅的艺术气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反映了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本文以《左传》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左传》中君子的嘉言善行还原春秋时期君子的风度,从多角度再现君子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而探究君子风度,回归君子精神的本质,回望历史,汲取古人智慧和精神力量。本文分为以下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君子、君子风度的内涵及表现并分析君子风度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构建。在礼乐文化引领下,君子形成特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采,这也使得它们的生活具有艺术性。通过“君子”与“小人”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本质不同。第三部分从思想、语言、赋诗活动、外交辞令四个方面阐释君子精神内蕴的艺术精神。第四部分阐述大族世家对君子风度的传承。春秋时期,君子多出自世族,以臧氏家族、范氏家族为例,探究君子风度的传承及家族所形成精神风貌。第五部分探讨《左传》中君子精神风貌对后世仁人志士、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杨岐黄[7]（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指出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苗江磊[8]（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唐由海[9]（2020）在《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韧性活力、独特审美和哲学底色,丰富了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城市选址,充溢着活跃思潮和丰富实践,是中国营城传统的开启之处,但现有城市选址研究成果集中在主要王朝时期,先秦时期研究鲜有成果报道且不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还原先秦城市选址营建历史,从文化和技术角度挖掘先秦城市选址的基础性价值、源头价值和多元化价值,以弥补对先秦营城传统的理解不足及其价值对“华夏化”贡献的认识不足,并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早期先民智慧。本文采用阶段式论述结合案例城市分析,梳理了自龙山时代到东周结束约2000余年时间内先秦华夏文明主要地域的城市选址起源、分布、流变、融合的动态历程,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选取作为城市选址重要支撑的技术体系和哲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先秦华夏城市选址发展历程经历“多源”发育期、“多源”到“一体”期、“一体”到“多元”期三个阶段;提出选址技术体系在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由“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六方面技术构成,具有“实用理性”特点;发现城市选址受先秦哲学思想影响,并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山水有情的审美观和有为无为的人地观三方面,呈现出“儒道互补”特征,“儒”“道”共同构成了进与退,巧与拙,收与放的矛盾体,形成了华夏选址传统开放、多元、深沉的思想主干和基本线索。
潘润[10]（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认为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二、“大国之风”如何养成——春秋时期齐国成为大国的历史文化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国之风”如何养成——春秋时期齐国成为大国的历史文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文本选择与素材运用 |
| 四、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孔子之叹”的义涵与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孔子之叹”的义涵 |
| 一、“叹”的含义 |
| 二、“孔子之叹”的含义 |
| 第二节 “孔子之叹”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春秋时期的经济状况 |
|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 |
| 三、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 |
| 四、春秋时期鲁国的国际与国内状况 |
| 第二章 为学之叹及其教育价值 |
| 第一节 为学志向之叹 |
| 一、“志于道”的为学志向 |
| 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 |
| 第二节 为学典范之叹 |
| 一、“尧、舜、禹”上古之典范 |
| 二、“文、武、周公”周朝之典范 |
| 三、“子产、晏婴、蘧伯玉”时代之典范 |
| 第三节 为学态度之叹 |
| 一、“好学不倦”的为学态度 |
| 二、“乐以忘忧”的为学态度 |
| 三、“难以哉”的为学障碍 |
| 第四节 为学之叹的现代价值 |
| 一、“学不能已”的为学定位 |
| 二、“古圣先贤”与“时代精英”相结合的榜样学习法 |
| 三、“好学”、“乐学”的为学态度 |
| 第三章 为政之叹及其教育意蕴 |
| 第一节 “礼崩乐坏”之叹 |
| 一、“礼崩乐坏”的本质 |
| 二、“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时无君子”之叹 |
| 一、“时无君子”的概况之叹 |
| 二、“时无君子”的个案之叹 |
| 三、“时无君子”的境遇之叹 |
| 第三节 为政原则之叹 |
| 一、“以德治国”的为政原则 |
| 二、“礼让为国”的为政原则 |
| 三、“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 |
| 四、“知人用人”的为政原则 |
| 第四节 为政次第之叹 |
| 一、“必也正名”的为政前提 |
| 二、“庶、富、教”的为政次第 |
| 三、“信、食、兵”的为政侧重点 |
| 四、“无讼”的为政目标 |
| 第五节 为政之叹的教育意蕴 |
| 一、“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者 |
| 二、“勉强而为之”的时代逆行者 |
| 三、“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垂范者 |
| 四、“无讼”社会的理想奋斗者 |
| 第四章 为教之叹及其教育镜鉴 |
| 第一节 为教方法之叹 |
| 一、“叩则鸣”的问答法 |
| 二、“侍坐言志”的讨论法 |
| 三、“从游论道”的参观法 |
| 四、“历事而教”的实践法 |
| 第二节 为教内容之叹 |
| 一、“思无邪”的《诗》之叹 |
| 二、“郁郁乎文哉”的《礼》之叹 |
| 三、“洋洋乎盈耳哉”的《乐》之叹 |
| 四、“人君辞诰之典”的《书》之叹 |
| 五、“可以无大过”的《易》之叹 |
| 六、“知我罪我”的《春秋》之叹 |
| 第三节 弟子之叹 |
| 一、弟子“贤能”之赞叹 |
| 二、弟子“不肖”之慨叹 |
| 三、弟子“夭亡”之惜叹 |
| 第四节 为教之叹的教育镜鉴 |
| 一、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
| 二、综合性的教学内容 |
| 三、“师徒如父子”的师生关系 |
| 第五章 为道之叹及其教育意义 |
| 第一节 志道学道之叹 |
| 一、学“道”的必要性 |
| 二、“谋道不谋食”的为道原则 |
| 三、“一以贯之”的为道路径 |
| 第二节 乐道守道之叹 |
| 一、“箪食瓢饮”的乐道之叹 |
| 二、“君子固穷”的守道之叹 |
| 第三节 行道传道之叹 |
| 一、“吾其为东周乎”的志在行道之叹 |
| 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强行道之叹 |
| 三、“归与归与”的大道难行之叹 |
| 四、“甚矣,吾衰也”的己身将殒之叹 |
| 第四节 为道之叹的教育意义 |
| 一、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 |
| 二、学生对理想人格的坚守与追求 |
| 三、因“时”而变的仁者之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论文 |
| 三、网站及报纸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
| 二、可行性与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章 《管子》天地宇宙视野下的自然生态理念 |
| 第一节 天地为自然生态之本理念的逻辑层次 |
| 一、天地宙合:自然生态的存在本体 |
| 二、天育阳地化生:自然生态的孕育母体 |
| 三、天地化故从新:自然生态的变化之源 |
| 第二节 以水土为中心自然生态理念的架构 |
| 一、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及其类别划分 |
| 二、自然生态构成因素之间的相生相克 |
| 第三节 自然生态构成的差异及观照视角 |
| 一、必然性:运动变化角度的审视 |
| 二、模糊性:生命一体化的把握 |
| 三、层次性:生存状态的对比 |
| 第二章 《管子》历法类文献的书写方式 |
| 第一节 五行说为基础的文章架构 |
| 一、《幼官》的不均等切分 |
| 二、《四时》的不均等切分 |
| 三、《五行》的均等切分 |
| 第二节 天象与时节的对应 |
| 一、与太阳相对应的时段 |
| 二、与月亮相对应的时段 |
| 三、与星辰相对应的时段 |
| 第三节 虫类与时节的对应 |
| 一、春季与鸟类相对应 |
| 二、夏季与兽类相对应 |
| 三、秋季与介虫相对应 |
| 四、冬季与鱼类相对应 |
| 五、五和时节与倮类相对应 |
| 第四节 五音与时节的对应 |
| 一、《管子·地员》篇五音之数的数理依托 |
| 二、《管子·地员》篇五音与时季对应呈现的数字模型 |
| 第三章 《管子》以水土论民性及相关文献对比 |
| 第一节 《水地》篇以水性论民性的客观依托及逻辑预设 |
| 一、《水地》篇对各地水性及相应水系自然生态的表述 |
| 二、水性与民性相贯通的思维机制及历史依托 |
| 三、以水性论民性的逻辑预设及因果关系的虚拟 |
| 第二节 《地员》篇以土性论民性的体系建构及书写特点 |
| 一、对五粟之土的记载 |
| 二、对五沃之土的叙述 |
| 三、对五位之土的书写 |
| 四、条目的体系构建、生存理念及书写特点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周礼》的以水土之性论民性 |
| 一、《吕氏春秋·尽数》以水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 二、《大戴礼记·易本命》以土壤属性论人的形体样态 |
| 三、《周礼·大司徒》的以自然地理环境论述人的形体样态 |
| 第四章 《管子》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效应的表达 |
| 第一节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理念及表述方式 |
| 第二节 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作的调遣 |
| 一、以质论价的草木开发 |
| 二、环节周密的海盐买卖 |
| 三、国家垄断的矿产利用 |
| 四、科学合理的水利调配 |
| 第三节 以自然资源开发为筹码的政治博弈 |
| 一、共工氏水害与蚩尤造兵器 |
| 二、石碧谋、菁茅谋 |
| 三、柴谋、鹿谋、狐白谋 |
| 第四节 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生态效应 |
| 一、远古自然生态的破坏及评价 |
| 二、受经济杠杆驱动的自然资源开发及其负面生态效应 |
| (一)破坏生态的猎兽策 |
| (二)竭泽而渔的捕鱼策 |
| (三)利弊参半的剪枝策 |
| 第五章 《管子》生态理念与措施的齐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生成的现实根据 |
| 一、建都立国的依托 |
| 二、国家财用的保障 |
| 三、行军作战的支柱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及具体措施 |
| 一、自然生态保护理念 |
| 二、自然生态保护禁令的时节及所涉对象 |
| (一)无杀麑夭的春季禁令 |
| (二)毋杀飞鸟的夏季法规 |
| (三)严禁采矿的冬季政令 |
| 三、自然生态管理的职官名称 |
| (一)虞师之称的概指与具体构成 |
| (二)齐国自然生态保护职官的名称 |
| 第三节 齐地自然生态的特征及相关禁令、职官的针对性 |
| 一、《史记》《汉书》有关齐地自然生态的记载 |
| 二、《管子》对齐地自然生态的多维呈现 |
| 三、齐地自然生态保护措施独特性的成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传》及“君子”研究现状 |
| (一)《左传》的相关研究 |
| (二)“君子”相关的研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春秋时期君子风度的形成 |
| 一、君子、君子风度的内涵 |
| (一)君子内涵的发展与演变 |
| (二)君子风度的内涵 |
| (三)《左传》中的君子及君子风度的表现 |
| 二、城邦文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
| 三、礼乐文化的浸染赋予人格力量 |
| 四、教育内容的丰富奠定文化基础 |
| 第二章 《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建构 |
| 一、博学多识的个人修养 |
| (一)礼仪规范的坚守 |
| (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和同思想 |
| 二、细腻雅致的生活方式 |
| (一)诗乐相成的歌诗活动 |
| (二)优雅从容的仪表风度 |
| (三)谦和文雅的言辞之美 |
| 三、护国佑民的赤胆忠心 |
| (一)锐意进取的变革精神 |
| (二)宁鸣而死的谏诤精神 |
| 四、《左传》中君子风度的背离 |
| (一)昏庸无能的昏君 |
| (二)心怀叵测的奸臣 |
| 第三章 《左传》中君子艺术精神的呈现方式 |
| 一、三不朽的生命审美意识 |
| 二、精致典雅的外交辞令 |
| (一)棉针泥刺的表达 |
| (二)委婉含蓄的应对 |
| (三)洞悉入微的说理 |
| 三、典致雍容的赋诗活动 |
| (一)赋诗言志的政治功用 |
| (二)诗可以观的艺术形式 |
| 四、典雅美华的语言艺术 |
| (一)引经据典的言语模式 |
| (二)情辞并美的语言形式 |
| 第四章 《左传》中世家大族与君子风度的传承 |
| 一、知书识礼的臧氏家族 |
| (一)臧氏之起 |
| (二)臧氏之兴 |
| (三)臧氏之衰 |
| 二、睿智忠勇的范氏家族 |
| (一)范氏之起 |
| (二)范氏之兴 |
| (三)范氏之衰 |
| 第五章 《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影响 |
| 一、君子精神风貌对后世文人士子的影响 |
| (一)家国情怀,生死以之 |
| (二)自强不息,人格独立 |
| 二、战国说辩对春秋君子辞令的继承 |
| 三、《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开志人小说先河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时空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 2.2.2 燕辽地区 |
| 2.2.3 海岱地区 |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 2.3.1 单孔壁 |
| 2.3.2 联璧 |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 2.4.1 成坯 |
| 2.4.2 钻孔及成形 |
| 2.4.3 修整成器 |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 2.6.1 佩饰 |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 2.6.4 财富货币 |
| 2.6.5 随葬 |
| 2.6.6 乐器 |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3.2.1 商文化地区 |
| 3.2.2 四川地区 |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 3.2.4 赣鄱流域 |
| 3.2.5 闽粤地区 |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3.3.1 圆璧 |
| 3.3.2 有领璧 |
| 3.3.3 牙璧 |
| 3.3.4 有领牙璧 |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3.6.1 祭祀用器 |
| 3.6.2 财富宝货 |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 3.6.4 纳贡之物 |
| 3.6.5 随葬用器 |
| 3.6.6 乐器 |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4.2.1 周原地区 |
| 4.2.2 丰镐地区 |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 4.2.7 其他诸侯国 |
| 4.2.8 四川地区 |
| 4.2.9 湖湘地区 |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4.3.1 圆璧 |
| 4.3.2 有领璧 |
| 4.3.3 牙璧 |
| 4.3.4 璜联璧 |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4.6.1 礼仪用器 |
| 4.6.2 祭祀用器 |
| 4.6.3 宾赠用器 |
| 4.6.4 丧葬用器 |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5.3.1 圆璧 |
| 5.3.2 出廓璧 |
| 5.3.3 有领璧 |
| 5.3.4 牙璧 |
| 5.3.5 双联璧 |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5.6.1 礼仪用器 |
| 5.6.2 祭祀用器 |
| 5.6.3 盟誓用器 |
| 5.6.4 宾赠用器 |
| 5.6.5 丧葬用器 |
| 5.6.6 财富货币 |
| 5.6.7 佩饰 |
| 5.6.8 陈设用器 |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 6.2.2 河南地区 |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 6.2.4 山东地区 |
| 6.2.5 江苏地区 |
| 6.2.6 两湖地区 |
| 6.2.7 云贵地区 |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 6.2.9 其他地区 |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6.3.1 圆璧 |
| 6.3.2 出廓璧 |
| 6.3.3 有领璧 |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6.6.1 礼仪用器 |
| 6.6.2 祭祀用器 |
| 6.6.3 丧葬用器 |
| 6.6.4 财富货币 |
| 6.6.5 馈赠用器 |
| 6.6.6 佩饰 |
| 6.6.7 陈设用器 |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 一、错置年时 |
| 二、抵牾思想 |
| 三、脱离环境 |
| 四、乖悖史录 |
| 五、文辞荒诞 |
| 六、情理难通 |
| 七、重复叙事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 一、无中生有型 |
| 二、同中有异型 |
| 三、踵事增华型 |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 一、承前集成性 |
| 二、创造致新性 |
| 三、开拓启示性 |
| 结语 |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9）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1.1.1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理论空心化 |
| 1.1.2 中国历史城市的可资借鉴 |
| 1.1.3 华夏城市选址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界定 |
| 1.2.1 “华夏”——先秦时期总体时代特征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时空跨度 |
| 1.3 相关研究情况 |
| 1.3.1 史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2 环境适应性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3 类型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4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问题、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核心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内容 |
| 1.4.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先夏的城邑选址 |
| 2.1 农业与前龙山时代的城邑 |
| 2.1.1 栽培农业的出现 |
| 2.1.2 农业经济形成与聚落城邑化 |
| 2.1.3 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 |
| 2.2 龙山时代长江流域城邑选址 |
| 2.2.1 长江上游地区 |
| 2.2.2 长江中游地区 |
| 2.2.3 长江下游地区 |
| 2.3 龙山时代河套地区城邑选址 |
| 2.3.1 岱海地区 |
| 2.3.2 大青山南麓 |
| 2.3.3 陕东地区 |
| 2.4 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邑选址 |
| 2.4.1 中原地区 |
| 2.4.2 海岱地区 |
| 2.5 不同区域的选址特点 |
| 2.5.1 长江流域选址小结 |
| 2.5.2 河套地区城址小结 |
| 2.5.3 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小结 |
| 2.6 华夏城邑选址传统初现 |
| 2.6.1 多元化特征 |
| 2.6.2 一体化趋势 |
| 2.6.3 礼制萌芽 |
| 2.6.4 防洪思想 |
| 第三章 夏、商的城市选址 |
| 3.1 夏的都邑选址 |
| 3.1.1 夏的社会文化 |
| 3.1.2 新砦城址 |
| 3.1.3 二里头城址 |
| 3.1.4 夏都邑选址特点 |
| 3.2 商的城市选址 |
| 3.2.1 商的政治经济 |
| 3.2.2 偃师商城 |
| 3.2.3 郑州商城 |
| 3.2.4 安阳殷墟 |
| 3.2.5 商都邑选址特点 |
| 3.2.6 地方城邑选址 |
| 第四章 西周的城市选址 |
| 4.1 西周的都邑政治制度 |
| 4.1.1 宗教思想 |
| 4.1.2 宗法制度 |
| 4.1.3 分封制度 |
| 4.1.4 都邑制度 |
| 4.2 早周都城选址 |
| 4.2.1 豳 |
| 4.2.2 周原 |
| 4.3 周都城选址 |
| 4.3.1 丰镐 |
| 4.3.2 洛邑成周 |
| 4.4 诸侯国城市选址 |
| 4.4.1 燕国都城琉璃河 |
| 4.4.2 齐国陈庄西周城址 |
| 第五章 东周的城市选址 |
| 5.1 东周的政治经济 |
| 5.1.1 生产技术 |
| 5.1.2 意识形态 |
| 5.1.3 政治形态 |
| 5.1.4 城邑建设 |
| 5.2 东周城址的违制 |
| 5.2.1 擅自建城 |
| 5.2.2 扩大规模 |
| 5.2.3 改变形态 |
| 5.3 诸侯国国都选址 |
| 5.3.1 楚都纪南 |
| 5.3.2 鲁都曲阜 |
| 5.3.3 齐都临淄 |
| 5.3.4 赵都邯郸 |
| 5.3.5 新郑郑韩故城 |
| 5.3.6 燕下都 |
| 5.3.7 灵岩古城 |
| 5.4 地方城市选址 |
| 5.4.1 晋国晋阳城 |
| 5.4.2 秦国成都城 |
| 5.5 秦咸阳选址 |
| 5.5.1 宏观与微观选址 |
| 5.5.2 基本格局 |
| 5.6 小结 |
| 5.6.1 从多源到一体 |
| 5.6.2 从一体到多元 |
| 第六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技术体系 |
| 6.1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1.1 “数术” |
| 6.1.2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2 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 |
| 6.3 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 |
| 6.3.1 相土九州 |
| 6.3.2 度地量民 |
| 6.4 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 |
| 6.4.1 “防水”与“得水” |
| 6.4.2 城址位置与形态 |
| 6.4.3 城墙修筑技术 |
| 6.5 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 |
| 6.5.1 水土保持 |
| 6.5.2 沟洫及水利建设 |
| 6.5.3 流域治理与城市兴起 |
| 6.5.4 典型的流域治理 |
| 6.6 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 |
| 6.6.1 天文观测 |
| 6.6.2 授时而为 |
| 6.6.3 应时建城 |
| 6.7 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 |
| 6.7.1 政治天文学 |
| 6.7.2 分野说 |
| 6.7.3 北极(帝星)与三垣 |
| 6.7.4 北斗崇拜 |
| 6.7.5 象天设邑 |
| 6.8 小结:实用理性的技术体系特征 |
| 第七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哲学思想 |
| 7.1 华夏哲学思想的形成 |
| 7.1.1 思想与权力的分离 |
| 7.1.2 士与流派的形成 |
| 7.1.3 反思、抽象和论证的出现 |
| 7.2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
| 7.2.1 辩证的阴阳论 |
| 7.2.2 唯物的气论 |
| 7.2.3 运动的五行说 |
| 7.3 山水有情的审美观 |
| 7.3.1 比德山水 |
| 7.3.2 天地大美 |
| 7.4 有为无为的人地观 |
| 7.4.1 儒家的君子有为 |
| 7.4.2 道家的圣人无为 |
| 7.4.3 墨家的兼爱节用 |
| 7.4.4 法家的人与天调 |
| 7.5 小结:儒道互补的选址思想特征 |
| 7.5.1 “美”“善”的互补 |
| 7.5.2 “主动”中的“被动” |
| 结语 |
| 1.研究贡献 |
| 1.1. 厘清了先秦城市选址的发展脉络 |
| 1.2. 提炼了先秦城市选址形成的“实用理性”技术体系 |
| 1.3. 提出先秦哲学思想在城市选址方面具有“儒道互补”特征 |
| 2.华夏城市选址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借鉴意义 |
| 2.1 注重城市安全 |
| 2.2 遵循发展规律 |
| 2.3 合理城市定位 |
| 3.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3.1 研究不足 |
| 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 (二)学术史综述 |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参考文献 |
| 一、古典文献 |
| 二、考古报告 |
| 三、相关着作 |
| 四、研究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大国之风”如何养成——春秋时期齐国成为大国的历史文化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楚国外交官群体研究[D]. 杨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D]. 傅茂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自然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管子》研究[D]. 高旷. 吉林大学, 2020(01)
- [5]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6]《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D]. 宋宛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8]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9]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D]. 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 [10]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