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王娟[1]（2018）在《王度庐武侠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开创了悲剧侠情一派。他的小说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男性为尊的枷锁,将女性作为主要角色甚至是小说的主角来结构故事,展示了她们自我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这些命运多舛的女子,在赢得经济独立和社会的尊敬后,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她们的爱情、婚姻、家庭已不再完满,甚至全部缺失,她们不得不在失去爱情和幸福的孤独中一步步走向精神独立。作为“民国武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王度庐对武侠小说的女性书写进行了新的探索,王度庐成长于清末民初新旧思想剧烈交锋的年代,窘迫的生存环境中女性家庭成员对他的关怀和抚育,满族世代流传的尊女传统以及五四女性解放思潮等都对王度庐的女性观形成了有益影响,在这种进步女性观的影响下,王度庐赋予了他作品中的女性以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爱情心理。在王度庐的笔下,这些女性也仿佛经历了现代思想改造,她们自我意识萌发,不再顺服于男性的权威,拥有独立的意志和主见。在经济上,她们争取独立,努力养活自己,并希望有能施展才能的社会舞台;在情感上,她们大胆追求“爱的权利”,甚至要求男子一对一的忠贞爱情。更可贵的是,王度庐并不是把女性作为性别符号,而是把她们当成和男性一样同等重要的人来看待,他正视女性身上独有的侠性、妻性和母性,笔触直指女性灵魂深处爱与痛,呈现出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的女性话语。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王度庐以高超的叙事技巧,通过动人入微的细节描写、生动细致的心理刻画以及叙事角度的随意切换,充分展现了女性人物的丰满性、矛盾性和悲剧性。小说语言浅近淡雅、不事雕琢,读来有散文诗般的享受。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更充分体现了“言如其人”“闻言识人”的特征。在结构小说故事情节的同时,王度庐也没有忽略对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描摹,他充分利用了北京地区的语言、民俗、文化特征,将京味气息深深的烙印于作品之中,使它与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得益彰。王度庐以写言情小说步入文坛,后因生活所迫改写武侠。他将言情和武侠这两种小说类型巧妙融合,创造出了言情武侠的完善形态。在他的小说里,爱情不再是男女侠客的一种艳遇,而是彼此生命情感的寄托。爱情与武侠比翼齐飞,对后世新武侠小说影响深远,使侠骨柔情上升到了小说的中心地位。王度庐笔下的爱情故事多以悲剧结局,但他并没有把导致悲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的社会因素,而是转向恋爱双方的性格、心理因素的探讨,并逐渐深入人性层面。这种“性格——心理”悲剧模式也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昱熹[2]（2018）在《金庸入史与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文中指出通俗文学入史一直是学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而作为通俗文学的主力军,武侠小说虽然在不同年龄阶层的读者群体中获得了可观的阅读量,但其在文学史的书面资源分配上却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纵观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其一直以特定时代的文学价值观念为推动力量不断地进行改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国家话语与精英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对于文学介入社会启蒙功用的强调,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统一要求,一直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史不曾为武侠小说预留位置。主流文化也一直将武侠小说视作逆流,并结合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为其扣上低俗粗鄙、蛊惑人心的帽子,彻底清除出大众视野。随着80年代大陆对武侠小说的解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武侠小说在“使文学史双翼同展”的期望下重新回到文学的舞台,而金庸这个被誉为侠坛巨掣的武林盟主也在各方努力的推动下一步步走进了文学殿堂,为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学身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结构上看,武侠小说在各种文学史中通常出现在两个章节,一是“港台文学”,二是“通俗文学”。前者大多情况下是将武侠小说如同附录一般拼接在文学史的最后;后者则多数时候将其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型的通俗文学放在一章进行归纳总结。从内容上看,将武侠小说归属于“通俗文学”章节的文学史通常选取“民国”和“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进行简单概述。而另一部分文学史则是在“香港文学”或“台湾文学”的章节中选取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作家进行概括分析,其中对金庸小说的叙述占较大的比例。概述的大致内容通常包括:传统文化的展现、现代意识的进步、人物群像的丰富以及模式化的倾向几个方面。而作为武侠小说集大成者的金庸一直以来被学者们欣赏推崇的理由,亦离不开:创造“雅俗共赏”的神话效应、作品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等等。这些解读当然是金庸作品中优秀突出的艺术特色,但这些解读中,仿佛总是少了某些真正关键的东西。所谓“雅俗共赏”的神话效应,究竟是对金庸的认可,还是在长时间的论争后,雅文学对俗文学抛出的一截橄榄枝。而与其说“民族精神、现代特征、文化内涵”等宏大的叙事模式是金庸小说“雅”的高度,不如说是雅文学对其进行改造收编的一种方式。其次,“现代性”这一个本身就具有复杂意义的西方舶来品是否能用来解读武侠小说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学类型,又是否让我们的文学评论陷入了一个失语的漩涡。再者,由于文学史对金庸的肯定,其权威性一方面对金庸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有力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其他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被彻底的边缘化,使内部本来百花齐放的武侠小说呈现出了单一的局面。而当文学史结合教育体制成为学科后,其对作家作品进行经典确立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在不断的重复书写中逐渐丧失活力。总的来说,武侠小说在特殊时代的文化境遇下,凭借本身旺盛的生命力在大众中掀起一波接着一波的阅读热潮,不断冲击着本未对其留有位置的文学史。随着读者的作用日益被重视强调,文学史学家们迅速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来接受这种曾经处于边缘的文学类型。但由于尚未建立针对通俗文学的文艺批评理论,仓促上阵的文学史学家们并没能准确把握武侠小说内在的发展逻辑,使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隐藏在其身后巨大阅读现象的文化意义始终不能被真正解说。文学史想要双翼同展,就必须建立针对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这不仅需要在雅与俗的合流中看到通俗文学的“雅”,还要客观地看待其“俗”。具体来讲:首先,准确地定位金庸小说就是通俗文学,比起文学史为了传世意义而筛选提炼出来的宏大叙述模式下振奋人心的道德寓意或是现代意识,其审美特征始终更多地指向娱乐消遣性。其次,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类特征和独立完整的内在系统逻辑,是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将金庸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异峰突起,或是让其在武侠小说中一枝独秀,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反而令文学史无法把握武侠小说整体的真实面貌。再者,作为侠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武侠小说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通过大众媒介形成了一种带有中国印记的文化现象,这是其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价值,比之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性特征更具有保存与传世的意义。最后,肯定其积极的一面,也要客观指出缺陷的地方,才能使文学史在指导阅读时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武侠小说入史的问题反映了文学史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武侠小说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面对“武侠已死”的担忧,我们相信那些尚且蛰伏的力量有一天会拔剑而起,证明江湖仍在,武侠不死。
华珉朗[3]（2018）在《金庸小说与江南文化精神 ——以人物形象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庸是中国当代最为知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十五部武侠小说建立起了不可撼动的文学地位。金氏武侠小说不仅仅有快意恩仇和刀光剑影的侠客故事,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考。金庸对于江南故乡有着深刻的依恋,他小说中也蕴涵着十分深厚的江南文化精神。论文以人物形象为观察视角,试图梳理金庸小说中“江南人物”身上所蕴涵的江南文化元素,并剖析其来源,论证其价值。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将金庸小说的“江南人物”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大侠、狂侠、隐侠和反侠这四类。其次从外形装扮、交往方式和审美情趣三个方面论析金庸小说中“江南人物”的心理和身体特质。最后分析金庸在塑造人物方面,使用的三种主要叙事策略,即风景建构、方言叙事和风物陪衬,正是这三者所氤氲出来浓郁的江南氛围孕育出了金庸笔下的“江南人物”。第二章首先分析“江南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的进取精神,他们一方面能够积极奋进,去追求个人价值或者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大多具有出世情结,对田园山水的憧憬始终没有消弭。这种入世与出世思想并存的状态来源于师父教育、民间文化和成长经历。其次分析“江南人物”深入骨髓的思想倾向,即民族主义,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三种思想。最后综合前面两章对“江南人物”从外到内的论析,提炼出他们身上所蕴涵的江南文化精神,即诗性浪漫、自由叛逆和经世致用,正是这三种文化精神,孕育了金庸笔下的“江南人物”的外形气质、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思想情结等等。第三章对金庸小说中“江南人物”塑造的渊源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析。首先,从渊源来看,第一是历史渊源,这又可以分为江南的爱国主义传统、江南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吴越先民的勇猛精神;第二是自然渊源,江南地区美丽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江南人物”的阴柔气质、培育了“江南人物”的诗性精神,同时也助益了“江南人物”的隐逸精神;第三是个人渊源,包括金庸家族教育的熏陶、江南文学文化的濡染和金庸童年时期的流亡经历。最后,金庸小说所塑造的带有深厚江南文化意蕴的“江南人物”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第一是创作高标,人物与文化融合的统一美学,这是其一;人物描写具有人物风俗画的美感,这是其二。第二是现实关怀,即当今的人们依然可以借鉴“江南人物”的诗性精神、学习自由思想、弘扬爱国意识。第三是文化热忱,即在全球化时代弘扬民族文化、增进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对江南文化的批判性思考。
张璐[4]（2015）在《论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文中研究说明当代着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1955年到1972年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都深受欢迎,其作品之所以如此受读者喜爱,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中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脍炙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金庸小说中不仅有潇洒俊逸的英雄形象和为非作歹的坏人形象,还有众多个性鲜明、诙谐幽默、内涵丰富的疯癫形象,这些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的文学史价值丝毫不逊于金庸小说中英雄和坏人形象的价值。本文以金庸在小说中塑造的疯癫形象为研究对象,结合疯癫人物的生存环境及过往经历,运用弗洛伊德、弗洛姆、阿德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分析人物疯癫的原因,从而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在给予金庸武侠小说恰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出金庸笔下疯癫形象的文学史地位和独特的文学史价值,进而挖掘出金庸在创作这些人物形象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疯癫”一词的传统意义和它在各个学科中的学理意义,进而总结出本文所说的“疯癫”一词的意义。通过对古往今来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有代表意义的疯癫形象进行追溯和分析,去探究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对此前疯癫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总结出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和俗文学及雅文学中疯癫形象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选择金庸小说疯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根据人物疯癫成因把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分为因爱情失意而疯癫、因沉迷复仇而疯癫、因痴迷权名利而疯癫以及无法探究原因的疯癫四类,通过对这四类疯癫形象疯癫的原因进行分析,看到了金庸笔下疯癫人物的可怜可恨之处,看到了疯癫人物的身不由己,看到了疯癫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通俗小说家金庸对人性深处的深入探究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刻挖掘。第三章,借各方学者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准确定位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与其他人物形象进行比较,总结出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最后在对金庸小说疯癫形象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疯癫形象在审美、认识、娱乐方面的文学史价值。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重申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指出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宋琦[5]（2010）在《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点。本文选取了“叙事模式”这一角度,将两个时期的武侠创作放置于中国武侠小说动态化发展的历史流变中,通过对每个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解读及整理归纳,结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考察两个时期武侠作品中叙事模式的变迁过程,以期做出合理评价,为今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总结规律。本文不是对武侠小说叙事模式各个方面的整体研究,而是从形式方面选取了目前研究中的空白点——结构模式,从内容方面选取了当代武侠中较为典型的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长模式这三种情节模式,以此来分析两个时期的叙事者是在怎样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以怎样相同和不同的方式来虚构武侠故事的。《绪论》中除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外,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所形成的基本叙事模式。正文共分四章,分别从结构模式、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长模式四个方面来研究两个时期武侠小说的变迁过程。第一章分析了武侠小说结构从“以事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流变轨迹,并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30年代以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为代表,仍延续了古代对众多侠客行侠故事的关注,采用了连缀性传记结构；40年代以宫白羽和王度庐等人为代表,能以某类具体事件为中心,其小说结构呈现出首尾连贯的较完整的形态,甚至出现了《卧虎藏龙》这样以人物为主的小说；50、60年代以金庸和古龙为代表,在结构上“以人为中心”的模式成为这个时期成功武侠作品的共同选择,其成熟的结构模式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至尊的地位,同时港台作家又受到侦探推理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在结构上作出了多方探索。第二章研究了武侠小说复仇反思之路的发展历程。反思开始于20年代,武侠作家在爱国主义的大框架下将对复仇的反思视为国民性反思的一部分；40年代武侠作家对复仇的合理性进一步反思,批判了江湖上“冤冤相报”的恶习,对复仇者的语言、行为等都进行了细腻描写,并对侠客消泯仇恨的心理过程做出了一定的探讨；50、60年代复仇情节逐渐淡化,侠客对“人道主义”、“善与恶”、“生命”、“爱情”、“自由”、“个人生存”等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复仇意志,形成他们在复仇之外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人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其角度的不同体现了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环境对武侠作家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言情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演变轨迹。30年代顾明道和宫白羽出于“以情补武”的目的为武侠小说引入言情因素,言情与武侠真正结合；到40年代王度庐开创了“悲情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侠客的情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爱情心理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得以细腻展现；50、60年代言情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提高,成为展开小说情节所必须要借助的重要内容,言情模式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断融入现代因素,金庸以“爱情至上”的观念将武侠小说中的言情模式推向浪漫化的极致,言情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一再攀升,而后进入被消解时代,其自由境界到达的指归与侠客的成长模式相一致。第四章根据武侠小说的文类特征,将成长模式分为侠客学艺、江湖体认和心灵启悟三个层次,民国作家在这三个层次上均已做出了有益开拓,奠定了武侠小说成长模式的基础。港台作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成长模式发生了更突出的变化：从派系争斗、言情、复仇等模式中独立出来,成为部分小说主导性的情节模式；从“名师出高徒”发展到“名书出高徒”,强调了侠客学艺的机缘性,将侠客所习武功的特点与人物的性情和人生追求相结合；侠客对世界的认知逐渐超越正派为善、邪派为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侠客个人也从复仇、言情等“人性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相应的心灵启悟,人生追求上升到为国为民、宽容博爱、自由洒脱的新境界。《结语》中对“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这两个时期武侠小说的地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影响其叙事特点和思想深度的几个因素做出了总结。本文试图打破目前研究陷入作家作品论或偏重宏观概括而忽视个案分析的现状,努力将对个案的定位与评价融入到武侠小说整体发展流变中,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1.改变了目前研究界对武侠小说叙事模式静态研究的思路,转向动态研究,不仅关注武侠小说在不同时期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而且对单个作家的创作轨迹也进行了整理归纳。2.挖掘“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在叙事模式演进中的价值,弥补了此前研究界一直重“新派”而轻“旧派”、论述较为笼统的不足。3.弥补了武侠小说结构方面整体研究上的空缺,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作家创作的结构意识,为其他模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4.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以偏概全的结论提出质疑,试图结合个案分析,从叙事模式的变迁角度重新进行合理定位。5.结合社会文化学方法,从地域差异、政治态度、文学接受和人生体验等方面探讨武侠小说叙事模式变迁的成因。
李存[6]（2007）在《论金庸武侠小说文学探索的局限性》文中指出
何菲[7]（2007）在《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 ——接受美学研究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庸小说迷有无数，而金庸小说给文学界、文化界、甚至历史界、社会界带来的谜也是无数的。金庸小说不但使得武侠小说登上大雅之堂，并且使得通俗小说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它雅俗共赏，建立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不仅是通俗文学接受史的一大奇迹，也是整个文学接受史上的一大奇迹。它使得通俗文学更加明白读者这个创作的第二作者的地位重要性，同时也使得严肃文学不得不反思自己在读者方面的缺陷。自金庸小说产生以来，无论是金庸小说自身价值通过港台大陆学者深入研究而得到的逐步呈现，还是金庸小说研究在“世纪末”及世纪之交所经历和折射的文化变迁，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金庸小说接受总的历史进程从最开始的人们争相传阅到后来的专家学者注意再到重视并研究评论它，金庸小说在这个接受历程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这期间包括几次研究高潮，以及引发的强烈文坛论争，都是相当典型而且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中，毫无疑问地，金庸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小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虽说倪匡称其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在金庸之前，的确找不出任何一位武侠小说作家和作品，曾经拥有过如此盛况不歇的赞许及实质上雅俗共赏的创作水准。那么金庸小说是否已经终结了武侠小说呢?学术界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武侠小说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以及大陆新武侠小说家们的亲自实践成果如何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之，金庸热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它的这种“奇特的阅读现象”特别对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来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本论文主要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运用其宏观接受理论即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文献学意义上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二，批评学意义上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那么，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的思路和具体操作从哪些方面展开呢?一般说，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研究；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与此相联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展开金庸小说的接受史研究：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批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小说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
白杨[8]（2005）在《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 ——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文中指出受传统学术观念的影响,大陆学界对香港文学的关注一度带有较为明显的泛政治化色彩,因政治历史的原因而忽视、淡化对香港文学的研究,由于文化优越感和信息的隔膜而主观地将香港视为“文化沙漠”。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伴随着学术观念的变革与文学格局的调整,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正由初期那种仅止于零散的、平面化描述的状态向整体、深入、系统的探讨转变,学科发展的思路也由以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向宏观的文学把握和方法论建设、学术自省等方面深化,香港文学的发生背景、发展历史、创作意识以及重要的文学现象等问题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得到学理性的探讨与阐释。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其他领域比较,香港文学研究的深度、视野都有待提升与拓展,这在香港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审视范畴时体现更为明显。近年来研究者普遍感到的一个问题是,“修史者即使掌握了大量可供讨论的基础材料,写出来的《文学史》仍然充满缺点。最主要的缺点反而不是遗漏了一些重要作家或作品,而是从所论述的作家和作品中,不能说明何以香港文学有‘史’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基础与前提,本文以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发展演变为线索,从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的考察角度,梳理当代香港文学发展的内在精神特征,并尝试突破一般文学史泛泛而论的研究思路,提出自己叙述香港文学的研究框架。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原始文化记忆就是中国文化,即便在沦为英属殖民地以后,香港的文化仍然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但中国的国族叙事却无法完全涵盖香港,这种同中之异的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大陆与香港之间政经体制的差异限制了两地沟通交流的渠道,香港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则渐渐培养了年轻一代港人的“城市身份”认同,在一种潜隐的殖民地意识与政治冷漠感的复杂纠缠中,香港文学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家国观念的新“意识”形态,王赓武在《香港史新编》中描述说:“到1970年代,一种源自于中国价值观的、独特的香港意识出现了。它与英国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这种被称为“香港意识”的观念影响了港人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探寻,并成为七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学中一个潜在的文学情结,随着外部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直至“九七”回归的议题提出以后,在港人身份诉求的宣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吴爱萍[9]（2001）在《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王度庐武侠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度庐的女性观及其成因 |
| 一、王度庐的女性观 |
| 二、王度庐女性观的成因 |
| 第二章 王度庐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 一、快意江湖的侠女 |
| 二、古道热肠的风尘女 |
| 三、阴险狡诈的魔女 |
| 第三章 王度庐武侠小说的女性书写艺术 |
| 一、复杂多变的叙事技巧 |
| 二、俗白浅近的语言艺术 |
| 三、雅俗共赏的京味风格 |
| 第四章 王度庐武侠小说女性书写的意义 |
| 一、唤醒了女性自觉的主体意识 |
| 二、建构了女性独立的话语空间 |
| 三、实现了武侠与言情的完美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金庸入史与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从萌芽到成熟 |
| 第二节 新派武侠小说 |
| 第三节 后金庸时代 |
| 第二章 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书写过程与金庸入史 |
|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 |
| 第二节 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史 |
|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 |
| 本章附录：文学史收录武侠小说部分情况统计表格 |
| 第三章 金庸入史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原因 |
| 一、香港文学的回归 |
| 二、奇异的阅读神话 |
| 三、延伸产业的影响 |
| 四、重写文学史助力 |
| 第二节 内部原因 |
| 一、金庸武侠小说高超的艺术技巧 |
| 二、金庸本人积极向文学中心靠拢 |
| 第四章 从金庸入史看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的神话 |
| 第二节 现代性的迷思 |
| 第三节 文学史的局限 |
| 一、规范的经典 |
| 二、流失的活力 |
| 三、个案的局限 |
| 第五章 武侠小说的本质与困境 |
| 第一节 武侠小说的本质 |
| 一、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 |
| 二、作为侠文化载体的武侠小说 |
| 三、不能忽视的文化缺陷 |
| 四、完整的武侠小说版图 |
| 第二节 武侠小说的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金庸小说与江南文化精神 ——以人物形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谱系与江南文化的塑形 |
| 第一节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谱系 |
| 第二节 阴柔细腻兼具的人物特质 |
| 第三节 方言风物交迭的叙事策略 |
| 第二章 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倾向与文化烙印 |
| 第一节 入世与出世的人生路向 |
| 第二节 利他与利己的思想倾向 |
| 第三节 诗性、自由与济时的文化精神 |
| 第三章 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渊源与价值 |
| 第一节 爱国传统、自然地理与作家经历 |
| 第二节 创作高标、现实关怀与文化热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论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疯癫形象追溯 |
| 第一节“疯癫”的界定 |
| 一、传统对“疯癫”的界定 |
| 二、本文对“疯癫”的界定 |
|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上疯癫形象的演变 |
| 一、古代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
| 二、现代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
| 三、当代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
| 第三节 追溯金庸笔下疯癫形象的渊源 |
| 一、金庸笔下疯癫形象与文学史上疯癫形象的联系 |
| 二、选择研究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原因 |
| 第二章 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分析 |
| 第一节 因爱情失意而疯癫 |
| 一、因失恋而疯癫 |
| 二、因单恋而疯癫 |
| 三、因幻爱而疯癫 |
| 第二节 因沉迷复仇而疯癫 |
| 一、因失去孩子而疯癫 |
| 二、因灭门之痛而疯癫 |
| 第三节 因痴迷权、名、利而疯癫 |
| 一、因渴求权力而疯癫 |
| 二、因贪求虚名而疯癫 |
| 三、因追逐利益而疯癫 |
| 第四节 其它原因的疯癫 |
| 一、因痴迷武学而疯癫 |
| 二、物欲、情欲、仇欲的结合体康敏 |
| 三、无法探求原因的疯癫 |
| 第三章 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地位和价值 |
| 第一节 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地位 |
| 一、金庸小说经典化地位的确立 |
| 二、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地位 |
| 第二节 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价值 |
| 一、疯癫形象的审美价值 |
| 二、疯癫形象的认识价值 |
| 三、疯癫形象的娱乐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武侠小说基本叙事模式 |
| 第一章 结构模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唯恐"无味"与画稿充饥——平江不肖生式叙事结构的成因 |
| 第二节 首尾连贯——新文艺影响下的现代武侠结构 |
| 第三节 "以人为主"——新派武侠的结构中心 |
| 第四节 推理·影视·金庸的不满——新派小说结构上的多方探索 |
| 第二章 情节模式的变迁之一:复仇模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国仇与私仇——民初武侠家国背景下复仇模式的双向性 |
| 第二节 "冤冤相报何时了"——40年代复仇反思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三节 走出复仇——新派作家复仇模式的动态研究 |
| 第三章 情节模式的变迁之二:言情模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琴剑合璧"与"杨柳情缘"——从顾明道和宫白羽的成功说起 |
| 第二节 "言情武侠"——王度庐、朱贞木所开创的武侠新模式 |
| 第三节 "爱情至上"观念的确立与消解——新派武侠言情模式的继承与超越 |
| 第四章 情节模式的变迁之三:成长模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拜师学艺·江湖认知·性情发展——民国武侠成长模式的开拓 |
| 第二节 "拜师学艺"模式的突破——新派武侠对传统成长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之一) |
| 第三节 善恶二元论的突破与自由境界的到达——新派武侠对传统成长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之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 ——接受美学研究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接受理论简介 |
| 第一节 接受美学简介 |
| 第二节 关于接受史研究的说明 |
| 第三节 接受史研究与金庸小说 |
| 第四节 接受史研究对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
| 第二章 金庸小说的效果史研究 |
| 第一节 效果史理论简介及金庸小说接受背景及文类分析 |
| 第二节 金庸小说在边写作边发表过程中的效果史 |
| 第三节 金庸小说出版成书后的效果史 |
| 第四节 读者谈论金庸小说的效果史 |
| 第三章 金庸小说的阐释史(主要是大陆)研究 |
| 第一节 阐释史理论简介 |
| 第二节 港台的金庸小说阐释史研究 |
| 第三节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
| 第四节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
| 第五节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
| 第四章 金庸小说影响史研究兼论金庸小说何处去 |
| 第一节 影响史理论简介 |
| 第二节 对温瑞安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黄易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二十一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的影响 |
| 第五节 对游戏软件脚本、电影电视剧本的影响 |
| 第六节 对出版界的影响 |
| 结语 影响史小结兼论中国小说何处去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8）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 ——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的纠葛:作家队伍的调整与文学格局的建构 |
| 第一节 流徙与家国想像:五十年代香港文学中的国族认同 |
| 第二节 “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 |
| 第三节 本土性的演变 |
| 第二章 城市想像:七十年代文学中的“香港形象”与叙事范式 |
| 第一节 “我城”:西西的城市想像 |
| 第二节 “第三文化空间”的探寻:也斯的文化立场与文学意识 |
| 第三节 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另类叙事” |
| 第三章 “此地他乡”:身份追寻与八、九十年代文学主题的变异 |
| 第一节 文艺、政治、历史与香港文化身份的建构 |
| 第二节 都市寓言:从《浮城志异》到《肥土镇灰阑记》 |
| 第三节 无根的浮萍:香港人的海外故事 |
| 第四节 情欲与政治:香港文学中的“大陆关注” |
| 第四章 对话与交融:超越本土性迷思的文化重建 |
| 第一节 本土意识的内在冲突 |
| 第二节 通俗的价值:香港文学的大陆传播 |
| 第三节 “移民情结”与时间体验 |
| 第四节 淡出历史的“香港意识” |
| 第五章 “文学史”重构以及学术提升的症结与可能性 |
| 第一节 “文学史”重构与书写的限制:大陆文学史视野中的“香港文学” |
| 第二节 淡出关注视野的香港文学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度庐武侠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D]. 王娟.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2]金庸入史与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地位[D]. 陈昱熹. 西南大学, 2018(01)
- [3]金庸小说与江南文化精神 ——以人物形象为中心[D]. 华珉朗.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4]论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D]. 张璐. 河南大学, 2015(08)
- [5]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D]. 宋琦. 山东大学, 2010(08)
- [6]论金庸武侠小说文学探索的局限性[J]. 李存. 阅读与写作, 2007(08)
- [7]金庸小说接受史研究 ——接受美学研究个案[D]. 何菲. 四川大学, 2007(05)
- [8]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 ——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D]. 白杨. 东北师范大学, 2005(09)
- [9]批评的缺席——也谈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J]. 吴爱萍. 华文文学, 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