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藏族族源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贾振军,高春芳,钱尊磊,刘卓,汤强,苑美青[1]（2021）在《东亚人群族源推断SNP Panel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发东亚人群中具有较高个体识别率及族源分析能力的SNP Panal。方法以耶鲁大学共计170个SNP Panel（简称170 SNP Panel）为基础,收集其在东亚人群中的检测数据,计算SNP位点的遗传学参数,结合热图分析结果筛选出适合东亚人群的SNP位点,并检测部分藏族及汉族人群样本,运用STRUCTURE软件、主成分分析、热图分析等方法分析其用于族源推断的可能性。结果筛选出45个SNP组成的Panel（简称45 SNP Panel）,其中SNP位点的遗传学参数平均值优于170 SNP Panel,与170 SNP Panel达到相同的族源分析及推断能力。而在遗传学参数上,在东亚人群中45 SNP Panel优于170 SNP Panel,体现了其潜在的重要法医学应用价值。
张蓉[2]（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研究说明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王英[3]（2020）在《三十年来国内关于青海藏族近现代社会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青海是我国五大藏区之一,对其历史与现状的学术关注构成了藏学研究的重要一部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从公开发表的文章统计来看,这一领域的学术关注度仍在持续中。本文通过CNKI检索,对已有研究成果尝试综而述之,以飨读者,若有疏漏,实属检索范围之囿。
付吉力根[4]（2020）在《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基于地方特点,结合传统与现代是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选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扎村,运用结构化理论,探讨了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实践。高原村落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多样性是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能动因素。发挥高原村落的能动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是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的方法,通过为期14个月的田野调查,使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中的各种实践,对乡村社会转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历史空间中,尕扎村经历部落制度、土司制度以及寺院体系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制度由封建贵族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获得了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社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历史过程是地方社会进入国家整体的分配体系的过程。历史空间是当前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空间中,村民的农牧业生产围绕定居点、牧场和借牧地三个空间展开。在河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空间轮转突破资源限制,使农牧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亲属空间中,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通婚范围集中在河谷之内,这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从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形式来看,哈达加礼金是最普遍的形式。礼物的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哈达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同时实物形式的礼物收缩在亲密的亲属之间。亲属空间是社会转型的规则基础。在象征空间中,人们通过仪式的方式,展演资源共享的规则。措哇、村落、河谷等山神祭祀的不同单位,代表着不同的资源共享和纠纷调节范围。敦巴斋会、嘛尼会则通过物的汇集和分散,调节合作与竞争的社会规范。象征空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在组织空间中,借助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以旅游资源开发、环保协会、合作社为载体,在超越村落的层面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使得村落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环保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承接国家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新载体。组织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综合而言,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构成的整体生活空间来看,尕扎村的社会转型在传统农牧业生产和注重集体协作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亲属空间和象征空间是在长期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地方资源配置方式,而组织空间是村落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与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载体。从资源与规则的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会转型是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在此,结构具有资源与规则的二重性,资源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构成,而规则具有管制性和构成性。社会转型需要发挥资源的配置性和规则的构成性,也利用资源的权威性和规则的管制性。尕扎村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在于当地的权威性资源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上。当地的权威性资源是配置性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规则化过程而形成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通过资源化过程转化为当地新的配置性资源,这一过程通过生产空间来完成。生产空间与其他空间通过资源化和规则化相互影响,其中组织空间作为最具构成性的权威性资源,更新地方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权威性资源。生产空间和组织空间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作为资源与规则转化的两个重要空间,连接地方和国家/市场,成为从社会整合到系统整合的主要实践领域。总而言之,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是村落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杨龙[5]（2020）在《传统组织的现代化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亚拉格部落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学组织变迁理、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关理论知识的借鉴,使用了资料检索法、案例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文献查找法等研究方法,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作为研究调研点,将该田野点内的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其向乡镇格局发展演变为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以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凭借本人出身农村的成长经历以及对明花地区经济、文化的充分了解,再结合在实地走访过程中获得的大量数据资料,简单介绍了明花地区解放前的部落架构和组织体系,主要是从氏族部落的组织架构、部落和附近民族间的交流、部落的变迁这三个方面,来探究明花地区部落的变迁和转型,最后,从民族地区向现代化的转型、民族文化的多维度发展和保持民族社会稳定发展三个方面,指出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传统部落的转型,以及进行民族管理的重要意义。论文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导言和正文。其中,导言重点介绍了研究的意义、现状、背景、方法和思路。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裕固族的族源及历史介绍;第二章是裕固族大头目管理制度;第三章是亚拉格部落的对外交流;第四章是部落的终结;第五章是引导和管理传统部落组织的对策。
王颖[6]（2020）在《人类学视野下的都市藏族文化调适与变迁 ——基于西宁城东区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在民族迁移与文化涵化的背景下,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观念的转变,不少藏族居民因为种种原因从牧区迁移到了城市生活。在与汉回等其他少数民族相处的几十年时间里,为了适应当地社会,西宁都市中的藏族在宗教、婚俗、家庭中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已不同于传统牧区的藏族,同时在生计方式、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文化变迁。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的藏族虽然深受汉族回族的文化影响,地处汉藏回杂居圈,但他们仍然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本文从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生计方式、婚姻家庭四个大方面来探讨都市藏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调适。社会在不断发展,城市在不断扩大,生活在都市中的藏族从外表穿着打扮来看,已接受城市中的大众文化。一个游牧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结果,少数民族移民发生文化变迁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由于西宁市没有单一的藏族社区,因此笔者将藏族住户人数占比30%的区域定义为题目中所说的“藏族社区”。本文运用参与观察与访谈结合对几个家庭进行了个案调查,以此来了解都市中藏族移民发生的文化变迁,以及在面对文化变迁时所做的文化调适。文中的访谈对象拉毛卓玛一家是典型的都市藏族移民家庭,因此对这个家庭有较多的描述。笔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以及对调查者的访谈,可以看出当前都市藏族移民的一种困境:即都市藏族自身已经融入都市文化,但对于传统的文化习俗发生转变却无可奈何,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持它。在融入新的文化时,老一辈与新一代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这也成为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都市藏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调适,关乎着未来少数民族在都市的生存与发展。
王巳龙[7]（2020）在《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鲁”（（?）,kLu）和“珠”（（?）,vBrug）是藏语言当中,表达龙符号所指的两个符号能指。本文借助符号学的阐释路径,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以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鲁”和“珠”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当中的表达进行了多角度的聚焦研究。研究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力求科学合理的界定。本研究所立足的基本语境是藏文化语境。构成藏文化语境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是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建构的语境可以生成藏文化语境。广义上的藏文化语境涵义较为宽泛,它不以地理位置、语言文字、人种体质或族属认同当中任何单个要素为唯一约束,而是一个需要在所有向度上进行综合讨论的概念。藏文化语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应当存在非此即彼的精确界限,而是相对模糊的动态的叙述范围,需要依据多因素进行综合判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能指符号,“鲁”符号所指范畴十分宽泛,且其概念和形象,在历史上呈现出变化状态,因此一个“鲁”符号表达是否属于龙,应当根据其外形形象、叙事话语体系及其叙事中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进行判断。“珠”符号所指范畴相对确定,但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亦在表意方面存在变迁。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鲁”、“珠”与龙符号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以定量指标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辅助判断,定性地界定了相对明确的龙符号及龙符号丛概念。基于明确的龙符号丛概念,在藏文化语境的边界条件下,本文首先对藏文化语境当中龙符号在文本当中所呈现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文化定位。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文本主要分为口传文本、典籍文本、视觉文本和行为文本几大类,其中符号的赋值则依附于文本成为能够被解释的呈现状态。龙符号的形象描述,在不同类型文本当中有不同的展示。对不同类型文本中龙符号形象的考察,即是将龙符号在文本中的解释意义还原为文本意义进行复原和呈现。龙符号在文本意义当中的呈现,是符号发出者赋予符号的意图意义进入文本之后,在文本当中的表达。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龙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同;个体创作文本和群体创作文本中龙符号的表达也存在差异。龙符号在行为文本中的表达亦有其特征属性。龙符号表达的核心是表达主体,而表达的动机和功能比表达生成的文本及其中的符号形象是否遵循事实或是否符合约定俗成的一般逻辑更为重要。对符号表达的分析是通过文本意义反向追溯并分析阐释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过程。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在发展历史中,除了持续的文化变迁外,还发生了两次文化形象的跃迁。其中人格化龙形象的生成体现了藏区社会的超现实话语向人类主体的理性社会之转型;汉族龙形象进入藏文化龙符号丛则表明跨语境文化交流由自发自觉活动转而成为系统化的主动社会策略。本文同时也将多民族、多文化的龙符号表达作为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研究的平行参照物。龙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话语体系的叙事中,藏文化语境当中的龙符号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要素,更有其突出的独属特点。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表达,其叙事生成的阐释体现出人类在其所处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需求。龙符号叙事在藏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以及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人在构建文化语境时对语言策略的实践。
王小娟,钱恩芳,李悦,宋正阳,赵慧,谢何鑫,李彩霞,黄江,江丽[8]（2020）在《中国西南地区藏族人群遗传亚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族为中国西南地区典型的少数民族,分为卫藏、康巴、安多和嘉绒等多个支系。然而,对藏族支系人群的遗传结构,特别是各分支人群的父系、母系遗传结构却缺乏深度解析。本研究基于个体水平的常染色体、父系来源的Y染色体和母系来源的线粒体3个类别遗传信息,对西藏地区卫藏藏族、四川甘孜地区康巴藏族、青海地区安多藏族和四川阿坝地区嘉绒藏族共4个藏族群体进行研究,以揭示其遗传亚结构关系。采用微测序技术检测各位点分型,利用PowerPlex?Y23和DNATyperTMY26试剂盒检测Y-STRs基因座分型,通过热图和主成分分析、祖先成分分析、单倍群频率统计、网络图及多维尺度分析等探讨其遗传亚结构。结果表明,常染色体和Y染色体遗传标记可将4个藏族人群分为3类:青藏高原的卫藏藏族为一类,高原周边地区的康巴藏族和安多藏族的遗传结构类似分为一类,"藏彝走廊"中嘉绒藏族的遗传结构与其他藏族人群差异显着而为一类。不同藏族分支人群在线粒体遗传信息方面无明显差异性。上述多类别遗传信息的分析结果为深入了解藏族不同分支人群的遗传亚结构提供了新视角。
杨旻旻[9]（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叶拉太[10]（2020）在《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
二、青海藏族族源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海藏族族源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东亚人群族源推断SNP Panel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数据与方法 |
| 1.1 数据收集 |
| 1.2 SNP位点的筛选方法 |
| 1.3 45 SNP Panel在东亚人群族源分析中的效能验证 |
| 1.4 45 SNP Panel验证族源关系 |
| 2 结果 |
| 2.1 遗传学参数 |
| 2.2 族源信息 |
| 2.2.1 STRUCTURE分析 |
| 2.2.2 PCA结果 |
| 2.2.3 热图分析结果 |
| 2.3 45 SNP Panel的验证结果 |
| 2.3.1 50个拉萨藏族样本族源信息的验证结果 |
| 2.3.2 10个测试样本的族源推断结果 |
| 3 讨论 |
| 3.1 45 SNP Panel的个体识别能力 |
| 3.2 45 SNP Panel的族源推断能力 |
| 3.3 亚群1中内蒙古与蒙古国人群的族源信息分析 |
| 3.4 亚群2中日本、韩国人群与中国人群的族源信息分析 |
| 3.5 亚群4中柬埔寨人群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人群与其他3个民族之间的族源信息分析 |
| 3.6 结论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档案介绍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对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对清代法制体系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 |
| (三)对清代地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
| (四)对清代甘青涉藏地区法治状况的研究 |
| (五)对清代循化厅权力机制与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 |
| (六)学术史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方法与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创新与局限 |
| 五、内容简介 |
| (一)范围界定 |
| (二)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循化厅的建制沿革与法律秩序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的地区概况 |
| 一、疆域范围与特征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的建制沿革 |
| 一、循化厅的历代沿革 |
| 二、雍正二年后的治理 |
| 第三节 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 |
| 一、乾隆年间的“族、工、屯、寨” |
| 二、光绪年间的“汉、回、番、撒” |
| 三、两大寺院集团 |
| 第四节 晚清循化厅的法律秩序 |
| 一、法律形式 |
| 二、司法官员 |
| 三、调解角色 |
| 四、存在问题 |
| 五、诉讼类型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循化厅“细故”案件的规制与实践 |
| 第一节 大量“细故”止于诉讼“中间阶段” |
| 一、官方规制 |
| 二、衙门反应 |
| 第二节 官府对“细故”和息乐见其成 |
| 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
| 二、循化厅衙门的考量 |
| 三、循化厅同知的处境 |
| 第三节 民众的成本考量与民间力量的强大 |
| 一、民众的成本考量 |
| 二、民间力量的强大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的处理办法 |
| 第一节 晚清循化厅重案审理的官方规制 |
| 一、逐级审转覆核制 |
| 二、州县衙门的重案审理规制 |
| 第二节 “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
| 一、“冬至保”案的情节与背景 |
| 二、“冬至保”案的审断特色 |
| 第三节 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
| 一、循化厅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
| 二、循化厅的地方干预能力不足 |
| 三、当地的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 |
| 第四节 “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
| 一、清朝在涉藏地区的施政理念 |
| 二、强大的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循化厅撒拉、回、汉等族重案的审理 |
| 第一节 清朝对撒拉的治理 |
| 一、撒拉的族源 |
| 二、撒拉的内地化 |
| 第二节 撒拉、回族的寻常命盗重案解决 |
| 一、“律例”和“实用”的兼容 |
| 二、遵从民间习惯法调解和息 |
| 第三节 各民族之间的寻常命盗重案 |
| 一、汉族与回、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二、回族与藏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第四节 注重实用性审断民族重案的弊端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循化厅蒙藏部落纠纷与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的诉讼与解决 |
| 一、多哇、河南蒙旗的冲突因由 |
| 二、诉讼过程 |
| 三、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多哇、河南蒙旗纠纷解决中的官府 |
| 一、处理蒙藏纠纷的行政网络 |
| 二、处理蒙藏纠纷的掣肘之处 |
| 第三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中的地方势力 |
| 一、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
| 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 |
| 三、藏族聚居区的特殊权力机制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循化厅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 |
| 一、外国人纷至沓来 |
| 二、清政府的管控措施 |
| 三、管控措施的问题 |
| 第二节 涉藏地区的外事冲突与官方应对 |
| 一、洋人携条约自重不服管控 |
| 二、当地藏族民众浓厚的排外情绪 |
| 第三节 保安教案的发生过程与纠纷解决 |
| 一、“佛耶”冲突的累积与保安教案的爆发 |
| 二、甘肃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
| 三、官府应对策略及其成因的总结分析 |
| 反思与小结 |
| 结语 |
| 一、解决机制 |
| 二、总体特征 |
| 三、总结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三十年来国内关于青海藏族近现代社会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十年来国内青海藏族近现代社会研究情况梳理 |
| （一）青海藏族社会与马氏军阀的研究 |
| （二）中央对青海藏区的治理研究 |
| （三）青海及青海藏区的经济开发研究 |
| （四）近代藏族新式教育的研究 |
| （五）青海藏族部落的研究 |
| （六）青海藏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
| 二、研究特点与趋势 |
（4）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
| 二、高原地区与社会转型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和重要概念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重要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村落历史 |
| 一、尕扎村的地理方位 |
| 二、地名传说中的村落历史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体系的演变 |
| 二、土地制度的沿革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与河谷整合 |
| 一、苯教文化的传统 |
|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
| 三、建立寺院的历史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的政策变迁 |
| 一、农牧业生产的政策转变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致富事例 |
| 第二节 农牧业生产的时空安排 |
| 一、农牧林资源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 |
| 二、牧业生产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三节 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转变 |
|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 |
| 二、收入结构与生活转变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四章 亲属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 |
| 一、家庭规模 |
| 二、家庭类型 |
| 三、亲属称谓 |
| 第二节 婚姻与继嗣 |
| 一、通婚范围 |
| 二、村落内部婚姻 |
| 三、村落外部婚姻 |
| 四、继嗣形式 |
| 第三节 人情往来与亲疏远近关系 |
| 一、婚礼 |
| 二、葬礼 |
| 三、盖房 |
| 第四节 口头起誓隐含的亲疏远近关系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起誓 |
| 二、问卷调查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五章 象征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山神祭祀 |
| 一、措哇 |
| 二、山神祭祀 |
| 三、山神祭祀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敦巴斋会 |
| 一、敦巴斋会的早期记录 |
| 二、敦巴斋会的主要内容 |
| 三、敦巴斋会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嘛尼会 |
| 一、嘛尼会的过程及内容 |
| 二、嘛尼会中体现的村民关系 |
| 三、嘛尼会的象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六章 组织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转型实践 |
| 一、寺院以及年度活动 |
| 二、转型中的寺院功能 |
| 第二节 环保协会与转型实践 |
| 一、参与公益活动 |
| 二、自行成立环保协会 |
| 三、村民对环保协会的态度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与转型实践 |
| 一、“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实施 |
| 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建立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结论 |
| 一、牧村:农村与牧区之间 |
| 二、生活空间的社会转型特点 |
| 三、乡村社会转型与制度改革 |
| 四、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传统组织的现代化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亚拉格部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裕固族的族源与亚拉格部落 |
| 第一节 裕固族的族源 |
| 一、黄头回纥的来源 |
| 二、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 |
| 第二节 “西至—哈至”的解读 |
| 一、从“西至—哈至”到东迁 |
| 二、关于“西至—哈至”的考量 |
| 第三节 亚拉格部落 |
| 一、亚拉格部落的历史回顾 |
| 二、亚拉格部落的概况与地理环境 |
| 第二章 裕固族大头目管理制度 |
| 第一节 部落头目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一、部落的内部结构 |
| 二、部落管理时期的习惯法 |
| 第二节 大头目管理制度下亚拉格部落的生活状况 |
| 一、传统的生产工艺 |
| 二、传统的劳动方式 |
| 第三章 亚拉格部落的对外交流 |
| 第一节 与周边民族的交流 |
| 一、与汉族的交流 |
| 二、与周边蒙古族牧民的交流 |
| 三、与周边藏族的交流 |
| 第二节 农业与游牧业的碰撞与交融 |
| 一、来自“老农”“五匠”的支援 |
| 二、来自游牧民族的反馈 |
| 第三节 对外交往的核心—驼队 |
| 一、驼队的构成和功能 |
| 二、驼队的生活 |
| 第四章 部落的终结 |
| 第一节 从部落制度到乡镇格局 |
| 第二节 生产方式的变迁 |
| 一、游牧业的变迁 |
| 二、农业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三节 生活方式的变迁 |
| 一、运输及出行方式的变化 |
| 二、居住环境的改善 |
| 三、饮食习惯的变化 |
| 第五章 引导和管理传统部落组织的对策 |
| 第一节 问题的出现及原因 |
| 第二节 如何实现新的振兴 |
| 一、加强共同心理建设 |
| 二、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6）人类学视野下的都市藏族文化调适与变迁 ——基于西宁城东区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 |
| 第四节 文章内容 |
| 第五节 田野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西宁都市藏族的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宁藏族族源 |
| 第二节 西宁藏族的历史与现状 |
| 第二章 都市藏族居民的日常生活现状 |
| 第一节 传统饮食到现代的过渡 |
| 第二节 传统服饰与现代着装 |
| 第三节 日常娱乐生活 |
| 第四节 邻里互动 |
| 第五节 礼仪节日 |
| 第三章 都市藏族居民的生计模式 |
|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
| 第二节 多种模式下的生计模式 |
| 第四章 都市藏族居民的精神世界 |
| 第一节 传统宗教场所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
| 第二节 西宁藏族的宗教活动 |
| 第三节 都市藏族的宗教观念 |
| 第五章 都市藏族居民的婚姻与家庭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与生育观念 |
| 第二节 婚俗仪式 |
| 第三节 族际通婚与“通婚圈” |
| 第六章 内因与外因——都市藏族对于文化调适与变迁的矛盾 |
| 第一节 都市藏族对传统文化的焦虑 |
| 第二节 对于文化调适与变迁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致谢 |
（7）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龙的研究 |
| 二、关于藏族龙神崇拜或信仰的研究 |
| 三、关于藏文化中神灵的研究 |
| 四、关于特征文化符号的文化研究 |
| 五、关于藏族“龙”的主要观点和争议 |
| 第三节 主要方法与素材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藏文化语境的范畴 |
| 一、藏区、藏地和青藏高原 |
| 二、藏民族及其文化来源 |
| 三、藏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鲁”、“珠”与“那伽”辨析 |
| 一、“鲁”的释义及概念 |
| 二、“珠”的释义及概念 |
| 三、“那伽”的定义、概念及形象 |
| 四、“鲁”、“珠”、“那伽”与龙的符号化阐释路径 |
| 第三节 龙的符号丛 |
| 一、真实存在的动物形象 |
| 二、虚构的超现实形象 |
| 三、变幻之龙:真实与虚构结合的锚点 |
| 第四节 龙符号的文本 |
| 一、狭义文本 |
| 二、广义文本 |
| 第二章 藏文化文本中的龙形象 |
| 第一节 龙的口传形象 |
| 一、民间歌谣、故事与古代神话中的龙 |
| 二、口传史诗《格萨尔》中的龙 |
| 三、当代民间口头传说中的龙 |
| 第二节 龙的典籍形象 |
| 一、龙的宗教典籍形象 |
| 二、龙的世俗典籍形象 |
| 三、非虚构典籍中的龙 |
| 第三节 龙的视觉形象 |
| 一、平面视觉的龙 |
| 二、立体视觉的龙 |
| 三、动态视觉的龙 |
| 第四节 龙的行为文本形象 |
| 一、与龙有关的日常行为 |
| 二、与龙有关的非日常行为 |
| 三、龙的其它行为文本 |
| 第三章 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 |
| 第一节 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龙 |
| 一、早期的龙 |
| 二、中期的龙 |
| 三、晚期的龙 |
| 第二节 世俗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群体创作文本 |
| 二、个体创作文本 |
| 三、非原创文本 |
| 第三节 宗教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宗教-宗教文本 |
| 二、宗教-世俗文本 |
| 三、世俗-宗教文本 |
| 第四节 民俗仪轨中对龙的表达 |
| 一、龙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 |
| 二、龙在非日常活动中的表达 |
| 三、日常与非日常的链接 |
| 第四章 “龙”符号所指的变迁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的变迁和跃迁 |
| 一、术语借用:跃迁 |
| 二、文化形象的跃迁 |
| 三、龙的两次形象跃迁 |
| 第二节 “鲁”:从泛灵到厉神 |
| 第三节 “珠”:从雷声到瑞兽 |
| 第四节 “鲁”家族的构建 |
| 第五节 龙王龙女:龙的人格化 |
| 一、佛教文本中的“龙女” |
| 二、藏文化中的拟人龙神 |
| 三、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王和龙女 |
| 第五章 多文化的龙叙事表达 |
| 第一节 汉族的龙叙事 |
| 一、以应龙为代表的先秦龙 |
| 二、以黄龙为代表的经典龙 |
| 三、皇权之龙和人格化的龙 |
| 第二节 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龙叙事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龙叙事 |
| 第四节 西方的龙叙事 |
| 一、泛基督教叙事中的龙 |
| 二、邪恶之龙 |
| 三、“屠龙”的叙事 |
| 第六章 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叙事的解读与阐释 |
| 第一节 崇拜与畏惧:万物有灵的龙 |
| 第二节 交流与供奉:自成一统的龙 |
| 第三节 调伏与教化:护持教法的龙 |
| 第四节 文化建构中的语言策略 |
| 结论 |
| 一、龙符号的判定 |
| 二、龙符号的形象、表达及文化跃迁 |
| 三、意义、启示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一览 |
| 致谢 |
（9）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四、青海藏族族源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人群族源推断SNP Panel分析[J]. 贾振军,高春芳,钱尊磊,刘卓,汤强,苑美青. 法医学杂志, 2021(04)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3]三十年来国内关于青海藏族近现代社会研究述评[J]. 王英. 青藏高原论坛, 2020(02)
- [4]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D]. 付吉力根.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传统组织的现代化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亚拉格部落为例[D]. 杨龙.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6]人类学视野下的都市藏族文化调适与变迁 ——基于西宁城东区的田野调查[D]. 王颖.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D].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中国西南地区藏族人群遗传亚结构研究[J]. 王小娟,钱恩芳,李悦,宋正阳,赵慧,谢何鑫,李彩霞,黄江,江丽. 遗传, 2020(06)
- [9]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10]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J]. 叶拉太. 西藏研究,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