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西走廊退牧还草生态综合效益分析——以酒泉市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陆海鹏[1]（2021）在《酒泉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实践研究》文中指出
杨清[2]（2021）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文中研究指明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自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旨在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牧民收入的提高。甘肃省河西走廊,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主要区域之一。甘肃省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依据区域特点,综合各类因素,制定了差别性的补奖标准。牧民是生态生产力的直接维护者,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既是被补偿的主体,也是“经济人”,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应。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对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于2015-2017年连续3年,每年7月,分别对属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天祝县、肃南县、民乐县、永昌县、民勤县、古浪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等8个县、22个乡镇、94个村的550户牧民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调研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农牧业生产及牧民生计、牧民生态保护意识、牧民对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政策执行及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牧民政策期望等七个方面。基于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认知、行为响应、参与政策的意愿和满意度,对实施不同补偿标准的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在牧民响应和对政策的满意度两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综合效应等方面评价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应。最后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为:1.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增长趋势。各县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在波动中小幅优化,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发展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进程。该区域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发展水平最高的肃北县得分1.589,最低的民乐县仅得分-0.650。2.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积极。影响牧民行为响应的因素依据程度大小依次为:草地面积、民族、对政策的了解、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规模和对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价。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青藏高原区,牧民的草地面积和家庭规模是主要因素,该区域牧民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民族、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家庭收入则是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行为响应的重要因素。3.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牧民对补奖政策的平均满意度为68%,但其参与意愿较高。影响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对政策内容的了解、家庭规模、民族和年龄。影响少数民族牧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以及家庭规模。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影响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受教育水平和对补偿政策的了解。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对政策作用的评价、对补偿政策内容的了解、对草地的维护以及受教育水平。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综合效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的生态效应最为显着,提升了27.57%,其次为社会效应,提升了19.18%,经济效应最低,仅提升了8.56%。河西走廊各区域政策效应呈现出差异性,生态效应提升幅度最大的为民乐县,社会效应提升最大的为阿克塞县,经济效应提升最大的则为肃北县。从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比较来看,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效应高于西部荒漠草地区。5.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牧民作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在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和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以下建议:（1）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偿标准。（2）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3）以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4）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5）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活方式。（6）统筹系列化改革,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卢文慧[3]（2021）在《肃南牧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50%。与2010年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率再创新高,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牧区相对于城镇以及农业区其拥有独特的牧业经济,牧区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独特的游牧民族文化也影响着牧民的养老生活。牧区地广人稀居住的分散性居住格局使得基础设施配备成本较高。游牧经济以及背后的游牧文化影响着牧区民众的生活思想观念。促进牧区居民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与当地人口老龄化现状、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养老政策相结合是本研究的目的。牧区养老的独特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功能性催生了差异化养老制度。差异化养老制度是面对少数民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养老现状的应对举措。在现代养老保险制度植入过程中,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等因素形成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养老保障差异化需求,满足差异化需求需要通过养老政策的差异化供给。对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共性问题,可以通过统一的制度调整逐步解决,对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面临的特殊问题和个性问题,应在现行国家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特点,对养老保障制度结构或制度参量进行因地制宜地调整,使之更好地满足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养老保障需求。文章共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现状与田野点概况等基本情况介绍。正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多民族聚居格局下的牧区老年社会,其次引出分散居住格局下的牧区养老问题与服务体系建设难点,接着介绍牧区传统文化资源与养老服务理念,最后就肃南牧区差异化养老与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具体建议。
王巨[4]（2020）在《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植被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器,其生长状况直接决定着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和服务的能力。植被的变化不仅影响着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也深刻影响着地球表面属性、全球或区域气候过程以及物质（水、碳、氮）和能量的循环。因此,系统地监测植被长期变化,全面地分析植被长期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区域生态环境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帮助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朝着良性的方向可持续地发展。对任何变化的深入理解都需要建立在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连续观测的基础上。遥感技术的出现突破了人类认识地球表面状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为深入理解全球及大范围地区植被变化过程及其机理机制提供了可能。遥感对地观测数据及站点观测资料的不断累积,时间序列的不断延长以及近期一些宽视场传感器分辨率和性能的不断提高,为植被长期变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障,同时也为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海量的时间序列记录中自动化地提取有关植被变化的详细信息,包括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过程（模式）、何时发生的变化、变化持续了多久、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植被变化情况,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科学问题。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利用整合到年际时间尺度上的MODIS NDVI数据集,采用两种最常用的植被变化检测方法分析了2001–20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的总体变化情况,比较这两种方法在区域尺度上检测结果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全面检测植被变化过程的方法,深入分析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详细过程。最后,结合气象站点气温和降水站点观测资料,本研究构建一个植被变化驱动因素区分框架,定量化地分析植被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深入理解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变化的干预程度。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结论如下所述:（1）本研究首先采用两种最广泛使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检测了2001–2017年间河西地区植被的总体变化情况,并对比分析了这两种方法在区域尺度上的检测结果的异同及其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植被变化的空间分布模式方面,还是在植被的变化量（斜率值）方面,这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都高度一致,二者基本可以通用;采用这两种方法检测出的植被变化量差异较大的区域,多为新开垦的绿洲区,在这些地方研究时期内植被呈现非线性变化过程,检测结果差异较大;同时这些地区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的区域一致,说明这种差异是一元线性模型不能够准确地表达植被的非线性变化过程造成的,从而进一步证实了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方法的可靠性。检测结果表明:河西地区大部分（60%左右）植被覆盖区域（NDVImax≧0.2）的植被状况发生了显着变化,总体上以植被改善为主;植被显着改善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区、绿洲和荒漠过渡地区以及三条内流河的下游地区,而且祁连山区植被状况以轻微改善为主,绿洲边缘地区植被状况的改善幅度较大;植被NDVI时间序列呈现下降趋势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绿洲内部,以凉州、民勤、甘州、高台和瓜州等绿洲内部最为集中。（2）本研究基于时间序列轨迹拟合算法构建了一个能够全面检测植被变化过程的新框架。该框架将植被在一段时期内的单调性变化过程概括为五种不同的模式,分别为线性模式、指数模式、对数模式、逻辑模式和无变化模式,前四种中的每种又可以根据植被的总体变化趋势（正的或负的）分为增加和减少两种不同类型;该框架采用一个逻辑模型自动地模拟和区分所有的非线性变化模式,并且根据逻辑模型中的参数确定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变化趋势如何、何时发生的变化、变化持续了多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程、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植被的变化状况等。在石羊河流域内,点和区域两个层次的验证结果表明该框架能够准确有效地刻画植被的变化过程。与其他植被变化检测方法相比,新框架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3）与两种最常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相比,新框架检测到的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空间分布模式与这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基本上一致,而且检测到的植被显着变化的区域更广些,这是因为新框架对NDVI时间序列做了简单的平滑处理,使得新框架中的模拟模型更容易通过显着性检验。另外,新框架检测结果显示,河西地区约60%的植被覆盖区域的植被呈现出非线性或阶段性变化过程,其中逻辑模式占植被覆盖区域的比例最大（30.28%）。线型模式,指数模式和对数模式所占比例相当;在各种模式中,增加模式均占主导地位;在植被NDVI减少的各种模式中,逻辑减少模式占绝对优势,其所占比例大于其他三种减少模式的总和。（4）根据新检测框架中数学模型的参数,本研究进一步确定了河西地区植被变化发生的时刻。从流域上看,黑河流域植被开始变化的时间要早些,一般发生在研究期前期阶段;石羊河流域次之,疏勒河流域植被变化最晚。具体来说,黑河流域上游祁连山区和下游绿洲地区植被状况改善开始的时间要早些（2005年以前）,而祁连山东西两端植被改善开始的时刻较晚（约在2010年左右）,在石羊河和黑河分水岭地区植被状况开始改善的时间最晚（约在2013年左右）。在河西走廊绿洲区,原始绿洲内部植被状况开始改善的时刻要早些（2005年以前）,而绿洲边缘地区较晚（2007年以后）。在不同的行政单位内,植被NDVI开始下降的时刻显着不同:在武威地区,绿洲内部植被NDVI下降开始的时间段是2005年到2009年;在张掖地区,NDVI开始下降的时刻主要集中在3个时段:2003–2005,2008–2010和2013年以后;酒泉地区NDVI的下降主要开始于2010年以后。根据新框架检测到的植被变化模式和变化出现时刻,本研究利用谷歌高清影像、野外调查、相关报道以及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等多种途径调查了河西地区植被发生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城镇化、农业绿洲生态退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包括塑料大棚建设）、采矿等是导致植被NDVI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绿洲扩张、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众多的生态治理工程是河西地区植被状况得以改善的原因。（5）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种因素（气候和人类活动）对河西地区植被动态变化的贡献量,本研究综合利用趋势分析（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显着性检验相结合方法）结果、植被变化与气候因子（气温和降水）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残差趋势分析结果,采用决策树算法构建一个能够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包括政策）因素完全区分开来的框架。针对引起植被状况改善或退化的所有人类活动因素,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地理空间数据掩膜处理技术进行区分,从而将影响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各种因素完全地区分开来、并进行量化和制图工作。结果表明:由人类活动、降水、降水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气温、气温和人类的共同作用、气温与降水共同作用以及这气温降水和人类活动三者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植被显着变化区域分别占总植被变化区域的48.07%、11%、25.11%、3.59%、2.43%、3.07%和6.73%;相对于气温来说,河西地区植被生长变化对降水因子的变化更加敏感。人类活动进一步掩膜处理的结果表明,生态修复工程对河西地区植被状况改善的贡献较大。另外,植被NDVI时间序列中的负趋势,除小部分是由气候因素或者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造成的以外,它们中的绝大多数（72.05%）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包括城市化及各项建设事业（16.94%）、农业绿洲萎缩（5.43%）、农业种植结构调整（49.68%）。因此,本研究人类活动是影响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且在河西地区植被变化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预由过去的消极作用已经转化为积极作用;另外,NDVI时间序列中的下降趋势并不完全意味着土地退化,城镇化、以生态为目的的农田退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包括塑料大棚的建设,退耕还林）等人类活动,虽然能够了的植被NDVI的下降趋势,但它们应当看作是区域生态环境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王璐[5]（2020）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酒泉黄泥堡裕固族乡为例》文中提出特色民族村寨的建设与发展,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为田野点,以黄泥堡乡特色民族村寨的建设与发展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三个行政村,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共85位当地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对田野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对黄泥堡乡特色民族村寨的建设举措、发展特色、建设成效以及在当前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本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增强文化支撑力、提升景点吸引力、提高村寨承载力、扩大对外影响力、加强区域之间合作等方面给出了建设性对策。本论文的探讨可以有助于增强人们对黄泥堡乡特色民族村寨的认识和关注,同时在资料和理论方面,对西北地区民族特色村寨的相关研究可以带来帮助。与此同时,笔者通过个案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对当前黄泥堡村寨建设过程中,“民族文化”在其中的角色定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罗万云[6]（2019）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当前,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仍然面临着生态资本内涵不清,服务价值核算困难、生态补偿粗放等基础性难题。对于干旱内陆河流域来说,水源涵养服务是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一种可再生的“生态资本”,只要我们谨慎使用,积极保护,生态系统就会持续的向外界供给。但是,由于自然和人文因素导致石羊河流域水源涵养功能萎缩、土地沙化加剧,荒漠植被衰败,生态退化导致了石羊河生态资本供给量下降,“绿水青山”难以实现向“金山银山”转换。本研究以甘肃省石羊河为案例区,将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态资本”,运用生态经济方法对生态资本补偿问题展开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概念,从经济学视角对生态资本补偿逻辑做了分析,试图解决生态资本补偿中的如下问题:第一,石羊河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究竟有多少?其服务价值又是多少?第二,模拟土地利用情景与生态资本供给量变化的关系?明确生态资本补偿的目标。第三,分析土地利用转换过程中补偿价格、转换比例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存在的联系?第四,农户作为生态资本供给者,其受偿意愿额多少?又存在那些因素影响受偿意愿额?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试图对生态资本补偿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做有益尝试。分别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石羊河流域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土地利用转换工程进行分析,搜集统计资料,结合多次实地调查结果,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现行生态资本补偿进行评价,分析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和农户的博弈行为和机理。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制度的生态资本补偿应该考虑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转换项目中的工作积极程度和风险规避特征以及生态资本供给量等因素,实现委托双方利益最大化。（2）政府作为生态补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生态补偿设计之初,补偿标准并不能有效弥补农户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农户的生计诉求常常被忽视,造成了较低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不足额补偿,消极参与）。政府应该在土地利用转换中选择足额补偿策略,以解决农户消极参与问题,提高土地利用转换面积,实现生态资本供给量的增加。第二,本文运用InVEST模型,经过参数本地化处理,定量分析了2000年和2015年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能力有所提升,生态资本的单元栅格价值由2000年的67679.61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75541.11元/年,单元栅格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上游向下游逐渐递减趋势。（2）从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总量来看,石羊河流域由2000年的40.09×108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44.79×108元/年,上游肃南县、天祝县的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最高,为12.27×108元/年和15.71×108元/年;下游地区是生态资本供给能力的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民勤、金昌等地。（3）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资本供给能力各有差异,依次为林地>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第三,2000-2015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土地之间转换。从土地利用转换与生态资本供给量来看,退耕还林对提升生态资本供给量的贡献最高,其次是退耕还草、草地禁牧。结果表明:（1）通过InVEST模拟,石羊河流域将适宜的土地进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草地禁牧”转换,生态资本供给量达到59.68×108元/年、56.58×108元/年、48.99×108元/年。（2）本文运用Matlab2017a中全局优化工具箱（Matlab Global Optimization Toolbox）,得到“保留耕地”、“退耕还草”、“草地禁牧”、“退耕还林”转换类型的分类条件（T1=11.98、T2=30.11、T3=59.97）,确定石羊河流域适宜退耕还草区域为6588.57万亩、适宜草地禁牧区域为2455.33万亩、适宜退耕还林区域为1110.36万亩。第四,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到生态资本供给者的土地利用转换成本,根据现有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工程执行情况,运用最小数据方法,利用Matlab2017a软件模拟了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生态资本供给量与生态补偿标准的关系。结果表明:（1）现行给予土地利用转换而实施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退耕还林（草）”工程若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569.14元/亩,肃南县538.68元/亩,民勤县1490元/亩,1671.44元/亩,永昌县1907.92元,金昌市1380.41元/亩,古浪县651.45元/亩）对农户展开补偿,可以激励大部分农户的耕地转化为林地或者草地,实现“退耕还林（草）”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的理想目标（天祝县1.97×108立方米/年、肃南县1.46×108立方米/年、民勤县0.12×108立方米/年、武威市0.39×108立方米/年,永昌县0.41×108立方米/年、金昌市5.37×104立方米/年、古浪县0.51×108立方米/年）。（2）“草地禁牧”工程若能够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247.94元/亩、肃南县120.43元/亩）对农户进行补偿,可以实现“草地禁牧”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天祝县0.35×108立方米/年、肃南县0.42×108立方米/年）。（3）现行生态补偿难以弥补地方政府和农户参与土地利用转换的成本支出,若按照情景3执行,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比低于1542083.34万元（天祝县245323.2万元、肃南县205977.53万元、民勤县52761.06万元、武威市425603.06万元、永昌县409192.36万元、金昌市4085.97万元、古浪县199140.16万元）。第五,通过贝叶斯估计可以看出,石羊河流域农户的受偿意愿额是存在明显土地类型差异以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从土地类型来看,石羊河流域农户的耕地受偿意愿额明显高于草地（耕地828.97元/亩,草地185.51元/亩）。（2）从空间来看,上游天祝县、肃南县的农户受偿意愿额明显低于中下游民勤县、永昌县、金昌市、武威市、古浪县的。（3）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农户受偿意愿额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年龄、受访者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耕地/草地数量、家庭年收入、水资源紧缺程度、耕地/草地转换的生态效益评价、生态资本认知等。
周夏伟[7]（2018）在《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以河西走廊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干旱区土地的沙化和荒漠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生态退化问题之一。全世界约1/4的土地受到荒漠化的威胁,100多个国家超过10亿人口的生计问题受到土地荒漠化的影响,并且荒漠化以6万km2/a的速率扩张。在我国,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45.13%,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528个县存在不同程度的沙漠化土地,沙漠化治理是我国生态建设布局中一以贯之的重点内容。为了防治土地沙漠化,治理业已成形的沙化土地,201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并试点实施,对沙漠周边人为破坏严重、沙化扩展加剧、生态区位重要、应当治理而当前又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划定为若干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采取在保护区四至边界设置围栏和生态移民等措施,禁牧、禁垦、禁伐、禁樵、禁止狩猎,保护荒漠植被,促进荒漠植被的自然恢复,达到遏制沙化扩展、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试点实施阶段暂定国家沙化土地封禁区封禁期限为7年,截止2017年底,第一批试点县和第二批试点县已进入了封禁期的“末期阶段”,此时,对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总体绩效展开深入评价,在理论层面探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对于我国沙化土地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甘肃省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县域为样本区,基于样本区实地微观调查数据,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个层面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和评价,并进而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的完善角度出发估算了沙化封禁区实施封禁补偿的科学标准。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本研究从政策的生态绩效和经济绩效2个视角定量评价了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第一,以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土地覆被变化以及土壤侵蚀强度综合计算得出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数表征沙化封禁区生态治理成效,运用GIS技术计算出样本区封禁前与封禁后的生态安全指数并纵向对比,通过指数变化趋势评价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生态绩效。研究表明,实施封禁管护措施4年以来,沙化封禁区生态安全评价分值相比封禁前平均下降了17.68%（生态安全评价分值介于136之间,分值愈小,表明生态安全状况愈好）,生态安全等级总体上向好变化,沙化封禁区封禁保护生态成效显着,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绩效。第二,以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为研究方法,调查了样本县域城市家庭和项目实施区农户对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环境改善效益的支付意愿（WTP）,在微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估算出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的经济价值和政策的收益—成本效率。研究表明,在样本群体中,96%的农户和98.68%的城市家庭对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的环境改善效益具有较强的消费偏好和支付意愿,愿意为了持续享受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环境改善效益而进行生态保护捐款。样本农户维护沙化封禁区环境改善效益的支付意愿为162.81元/年/户,样本区城市家庭维护沙化封禁区环境改善效益的支付意愿为180.07元/年/户,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每年为研究区域产生的总环境价值高达8588.57万元。基于样本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环境价值评估结果,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收益—成本比为1.43（25）1,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具有优良的投资收益率（经济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以及优良的经济绩效,继续维护（或保持）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是未来可取的政策选择,因而政策本身是可持续的。关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本文从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利益攸关者—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激励相容差异性,以及从政策的具体配合者—封禁区农户对沙化土地治理政策的认同度2个视角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和研究:第一,以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同工作成本以及契约结构下代理人的“激励相容性”差异为研究视角,以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的影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实施的2个全局性问题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了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具体执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时的激励相容差异性。研究表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实施具有地域差异性。在封禁保护政策执行机会成本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激励程度弱,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差,而在封禁保护政策执行机会成本小的地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激励程度强,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好。在极端情况下,当封禁保护政策实施机会成本极高时,地方政府执行封禁保护政策的激励相容性为0,即地方政府不会执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项目。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影响着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实施目前仍为试点阶段,这将对政策的可持续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当中央政府通过正式制度及实施细则的颁布、足额及时的财政拨款等行为做出推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可信承诺时,地方政府具有明确的政策预期,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好,反之则差。第二,基于样本区农户调查数据,应用TOPSIS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了研究区域农户对沙化土地治理政策的认同度,并分析了显着影响认同度高低的农户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研究显示,总样本中对沙化土地治理具备高认同度的农户家庭占比高达90%,表明项目实施区域绝大部分农户家庭高度认同和支持沙化封禁区建设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从而在行为上也会高度配合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各项政策规定,并进而对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实施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影响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同度高低的显着性因素为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农户家庭是否遭受过土地沙化带来的损失,同时,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同度在县域分布上也呈现显着差异性。具体来说,年龄较长者认同度更高,教育程度更高者认同度也更高,农户如果遭受过土地沙化损失则对沙化土地治理的认同度会更高。关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以沙化封禁区建设对封禁区周边部分农户生计造成了机会成本的损失这一客观实际为切入点,从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证明和科学合理的封禁补偿标准测算2个层次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一,通过“地方政府—封禁区农户”为局中人的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如果在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政策,给予生计受损农户合理的封禁补偿资金,受损农户的理性选择将是遵守封禁政策规定,不会发生在沙化封禁区偷牧、偷采、偷伐等违规行为,因而在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机制是必要的,在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机制将极大的保障政策的可持续实施。第二,进一步运用最小数据方法测算表明,如果按照现行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3600元·hm-2（240元/亩）给予封禁区农户封禁补偿,则补偿标准过低,激励效应有限,而如果将封禁补偿标准定为19770元·hm-2（1318元/亩）,则会激励沙化封禁区周边所有农户自愿将其土地利用方式从耕种转化为封禁,此时减少的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总量巨大,将为生态用水腾出巨大空间,生态保护效应巨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政策绩效将有质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虽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在项目区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由此认为实施的可持续性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但是由于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实施造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和农户生计的机会成本,并且项目实施区域目前并没有实施封禁补偿政策,因此,在机会成本小的地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良好,在机会成本大的地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堪忧。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特殊性在于它追求的是纯粹的生态治理目标,沙化封禁区项目的实施不会与所在地居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交换关系,也不会直接增加项目区居民的经济收益,而是通过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间接增加居民们的福祉。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关键就在与其生态绩效能否实现,地方政府能否克服发展区域经济的内在冲动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要件,封禁区周边农户能否认真配合政策的封禁规定而主动保护封禁区内的小生态系统。本文从上述3个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项目建设资金未来的筹集渠道、政策预期、沙化封禁区选址以及提高项目区农户的认同和福利水平等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齐敬辉[8]（2017）在《疏勒河流域绿洲生态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干旱半干旱区生态演变的遥感监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点内容。疏勒河流域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交界地带,这里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巨大,植被稀疏,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是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区。然而,这里曾经又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政府已陆续向该地输送生态移民10多万人,致使该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张,农业灌溉用水急剧增加,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加剧,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然而,相对于同为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的石羊河和黑河而言,人们对疏勒河流域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因此加强对该区生态演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本文选择疏勒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Landsat、MODIS、SPOT、NOAA等遥感数据产品及相关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该区域1980年代以来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植被指数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从自然和人文两大方面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987～2015年,疏勒河中下游耕地、建设用地和灌木林地面积净增加,高、中、低覆盖度草地、水域湿地和无植被区面积净减少。2000～2006和2006～2010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较快,其他时段变化较慢。中、高覆盖度草地的转换强度最高,其次为低覆盖度草地、灌木林地和水域湿地,再次为建设用地和耕地,无植被区的转换强度最小。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格局总体平稳,除耕地的转出变化外,其他地类的转入转出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耕地的主要转入来源是草地和灌木林地,主要转出对象是建设用地。低覆盖度草地的主要转入来源是中、高覆盖度草地和水域湿地,主要转出对象是中、高覆盖度草地、灌木林地和耕地。中覆盖度草地的主要转入转出对象都是高、低覆盖度草地和灌木林地。高覆盖度草地的主要转入转出对象都是中覆盖度草地、灌木林地和水域湿地。灌木林地和水域湿地的主要转入转出对象都是草地。无植被区的主要转入来源是低覆盖度草地和水域湿地,主要转出对象是低覆盖度草地。建设用地的主要转入来源是耕地。1987年以来,疏勒河流域38.18%的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中高度转换比例超过10%。空间分布上,绿洲内部的老耕作区变化较少,转换区域主要集中在绿洲外围、自然植被覆盖区和移民安置点周边。对比分析发现,Landsat、MODIS和NOAA数据的一致性较强,SPOT数据的可比性差,不适用于疏勒河流域研究。近30多年来,疏勒河流域植被总体呈改善趋势,自然植被NDVI在1980s～2000s中期呈波动性退化趋势,特别是1990s退化最严重,2000s中期以后呈快速改善趋势。中下游耕地NDVI在1980s～1990s中期和2000s中期～2010s中期呈快速增加趋势,1990s中期～2000s中期呈快速退化态势。疏勒河中下游植被退化区主要集中在桥子村周边地区,流域东西两侧的北石河地区、敦煌东湖、北湖和西湖湿地也有零星分布,上游植被退化区的分布相对分散。植被改善区分布广泛,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花海灌区、昌马灌区和双塔灌区的移民安置点周边。疏勒河上游植被变化轨迹基本一致,呈间断式波动上升态势,分别在1993～1995和2000～2001年处出现间断,NDVI值急剧下降,随后快速上升。中下游植被变化轨迹相对复杂,但大多数地区都经历了研究时段早期和末期植被增加、中期植被退化的阶段,所不同的是植被退化起始时间不一致,疏勒河西部地区植被退化位于1990s中期～2000s中期,而东部地区位于1990s初～2000s中期,桥子村周边区域植被处于持续退化态势。1980～2015年,疏勒河流域地表温度呈上升趋势,上游增温略小于中下游,上游增温主要在秋冬季,中下游增温主要在春夏季。年高温日数呈增加趋势,春季低温日数呈下降趋势。年降水量总体呈波动增加态势,1980s～1990s降水较少,2000年以来降水逐渐增多,同时变幅也在加大。上游降水增幅大于中下游,上游降水增加主要在夏秋季,中下游主要在秋季。上游日照时数呈减少趋势,中下游呈波动增加趋势。平均风速、大风日数和年均空气相对湿度都呈下降趋势。年蒸发量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1980～1993年呈下降趋势,1994～2015年呈增加趋势。上游年出山径流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1980～1994年,昌马堡呈减少趋势,党城湾呈增加趋势,1994～2015年,昌马堡呈增加趋势,而党城湾呈减少态势。1986年以来,疏勒河中下游农业人口增长迅速,净增7.89万人,瓜州和玉门增长最多。非农人口增长缓慢,净增1.41万人,玉门市非农人口自1995年后持续减少,净减6.66万人。耕地面积在2005～2014年间急剧扩张,净增47.44万亩,主要集中在瓜州和玉门。农业种植结构向节水方向发展,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不断降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不断提高。牛羊等牲畜的舍饲养殖逐步取代了传统放牧,基本解除了畜牧业发展对自然植被的破坏作用。农业发展政策、生态政策、移民政策、流域管理和城乡发展政策等都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演变产生重要影响。1996～2006年,双塔、昌马及花海三大灌区的灌溉用水累计增加58.22×108m3,昌马堡水文站的年径流量累计增加72.15×108m3,因此相对于1990年代,疏勒河农业开发项目并没有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灌溉压力。1987～2015年,疏勒河中下游土壤湿度主要呈降低趋势,降低区域主要集中在远离耕作区的自然植被区,其中以桥子村周边地区和敦煌东湖湿地最为明显。近30年来,疏勒河上游植被变化主要受年均地温、年降水量、高温日数、强降水日数和大风日数影响,前三者起正向作用,后两者起负向作用,其中年均地温和年降水量的作用程度最高且相差无几。中下游自然植被变化的驱动要素在各县市不尽相同,其中耕地面积、年降水量和强降水日数为共同作用要素,其中耕地面积的作用程度最大且为正向作用,说明人类活动对当地植被影响大于自然因素。年降水量和强降水日数对当地植被生长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强降水日数的作用在局部地区超过年降水量。年均地温和年积温虽然也具有较大贡献值,但只是在局部地区起作用。桥子村周边地区所出现的严重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和植被退化等现象,主要是由于昌马水库建成后的截流蓄水所造成的。由本文分析可知,疏勒河上游植被变化主要受温度和降水等自然因素控制,中下游自然植被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和降水共同作用,且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受惠于近十多年来疏勒河流域降水量和上游来水量的持续增加,中下游新开垦的40多万亩耕地并未对当地自然植被生长造成全局件的不利影响,植被退化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但是应当看到,一旦气候变化红利消失,疏勒河出山径流量将回归常态,届时疏勒河中下游庞大的灌溉规模将难以维系,自然植被将不可以避免面临退化风险。为此,疏勒河流域管理当局要仅仅抓住疏勒河处于丰水期的时间窗口,积极引导农业人口转移,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加快推进产业转型,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大力实施生态工程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殷莹[9]（2016）在《酒泉市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文中提出瓜州县,作为酒泉市乃至作为甘肃省的重点的移民迁入区,同时也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系统总结酒泉市瓜州县移民乡历史成因、地域环境、国内外生态移民研究和生态移民的正负面影响,收集农技推广、农业知识培训等方面的信息,进一步调查分析瓜州县农畜业发展现状和特点、移民乡农业产业制约因素,并提出如何提高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的建议和对策。主要结果如下:1)研究发现,移民乡镇与非移民乡镇贫富差距逐渐加大。2009年非移民乡镇农民人均纯收为6339元,非移民乡镇农民人均收入是移民乡镇人均收入的8.72倍,即移民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为727元。2011年非移民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828元,非移民乡镇农民人均收入是移民人均收入的2.20倍,即移民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为5380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移民乡镇的耕地质量制约和土地流转等因素导致用于种植粮食、油料等常规农业生产的面积不断缩小,种植的瓜州蜜瓜、甘草、枸杞、设施农业等高效农业的比例快速攀高。2014年粮食作物总产值为14882.77万元,2015年粮食总产值为8338.01万元,相比于2014年,2015年种植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41%,但是2015年粮食总产值减少6544.76万元,其他种植业总产值增加20944.67万元。2)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发现,政府的惠农补贴和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但是移民本身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不高,与非移民乡镇相比,移民乡镇机械化水平较低。瓜州县6个整建制移民乡,仅有要寨子乡建立了农技服务中心,而其他5个移民乡农机配备尚未健全。此外,畜牧业增长速度缓慢。瓜州县将蜜瓜、果蔬、中药材（枸杞、红花等）、畜牧（主要是牛、羊）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但是由于移民收入低,政府投资支持力度有限,以及农村布局仍存在多、杂、乱现象,无法形成产业化,而且移民生产的农畜产品与企业无法做到在做到互为市场,导致移民乡畜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3)发展农业产业可以带动瓜州县移民乡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移民乡的整建,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渐形成采用管理现代工业的方式有规模有组织地开展农业生产和经营,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农业产业经济的转型跨越发展,促进农民经济持续增收。
谭铁刚[10]（2016）在《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的探讨》文中提出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稳定、保持动植物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其重要的生态功能素有地球之肾的美称。酒泉市肃州区资源相对丰富,但受社会经济发展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于湿地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都严重滞后,对其研究也仅限于湿地资源调查,尤其缺少系统全面的湿地生态系统和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加之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无序和过度利用的状态,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以及定性分析研究方法,以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为研究对象,研究探索当地湿地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在可持续发展和利用背景下的发展途径与具体措施。以肃州区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现状为研究的纵向线索,以肃州区湿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设计为横向切面,探讨肃州区在湿地资源保护和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寻求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旨在为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调查及分析结果表明:首先,通过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结合湿地调查,对酒泉市肃州区湿地资源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肃州区湿地不仅资源丰富,达到12821.82公顷,位列甘肃省第一。当地湿地类型多样,包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四种类型,主要集中于肃州区北部,动植物资源丰富,水禽类资源达到16科50多种,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第二,近年来肃州区采取的湿地资源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建立湿地保护区、加强水资源保护管理、开展湿地生态治理、进行湿地资源调查、加强组织管理和宣传教育等,取得了显着成效。但依然存在公众湿地保护意识不高、湿地保护法规体系不健全、湿地管理利益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保护区体系不完善、湿地公园建设与管理亟待规范、湿地科研监测技术落后等问题和不足。第三,对该地区湿地生态资源的保护状况进行科学的综合评价之后,为保证肃州地区的生态湿地资源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给出相应的一套科学有序的合理开发利用对策与建议。
二、河西走廊退牧还草生态综合效益分析——以酒泉市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西走廊退牧还草生态综合效益分析——以酒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区域 |
| 1.3 研究前提 |
| 1.3.1 “经济人” |
| 1.3.2 “社会人” |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 |
| 1.5.2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1.5.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
| 1.5.4 比较分析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 |
| 2.1.2 公共产品理论 |
| 2.1.3 外部性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5 生态伦理理论 |
| 2.2 国外生态补偿内涵及实践模式 |
| 2.2.1 国外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2.2 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2.3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模式 |
| 2.3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3.1 国内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3.2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1 河西走廊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 |
| 3.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3.1.2 PESREn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 3.1.3 PESREn复合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 |
| 3.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
| 3.2.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
| 3.2.3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牧民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
| 4.1 调查基本情况 |
| 4.1.1 调查区域的选择 |
| 4.1.2 调查区域概况 |
| 4.1.3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
| 4.2 牧民的社会特征 |
| 4.3 牧民的经济特征 |
| 4.4 牧民的生态意识 |
| 4.5 牧民对政策的认知 |
| 4.6 牧民的生产行为 |
| 4.7 草地流转与牧民移民倾向 |
| 4.8 政策的监管 |
| 4.9 牧民对政策的评价和期望 |
| 4.10 小结 |
| 第五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模型检验 |
| 5.2 牧民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2.1 牧民行为响应 |
| 5.2.2 影响因素 |
| 5.3 牧民行为响应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1.1 变量选取及描述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2 牧民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2.1 牧民的满意度 |
| 6.2.2 影响因素 |
| 6.3 牧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6.3.1 青藏高原区 |
| 6.3.2 西部荒漠草地区 |
| 6.3.3 少数民族地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分析 |
| 7.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测度 |
| 7.2.1 经济效应 |
| 7.2.2 生态效应 |
| 7.2.3 社会效应 |
| 7.2.4 综合效应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牧民需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优化对策建议 |
| 8.1 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奖标准 |
| 8.2 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 |
| 8.3 以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养殖相结合 |
| 8.4 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 |
| 8.5 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
| 8.6 以系列化改革为手段,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
| 第九章 讨论、结论与展望 |
| 9.1 讨论 |
| 9.2 结论 |
| 9.3 创新点 |
| 9.4 下一步研究计划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草原生态补偿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在学期间参与课题 |
| 致谢 |
（3）肃南牧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少数民族牧区养老问题与对策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少数民族牧区养老政策与制度保障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研究法与跨学科综合研究法 |
| 四、理论基础与田野点概况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田野点概况 |
| 五、研究重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多民族聚居下的牧区老年社会 |
| 第一节 互嵌式居住格局 |
| 一、裕固族、藏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格局 |
| 二、多民族文化交流共生 |
| 三、牧业、农业等不同生计类型 |
| 第二节 民族交往 |
| 一、老人交友因素 |
| 二、通用语言的使用 |
| 三、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
| 四、影响交往的民族内隐观 |
| 第二章 牧区传统文化资源与养老观念 |
| 第一节 游牧民族生活观念 |
| 一、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
| 二、从草原到楼房的适应 |
| 第二节 影响养老选择的生死观 |
| 一、藏传佛教生死观 |
| 二、草原牧民生死观 |
| 三、牧区汉族生死观 |
| 第三节 裕固族敬老传统 |
| 一、传统文化中的敬老观念 |
| 二、老年公寓管理人员的敬老思想 |
| 第三章 分散居住格局下的牧区养老问题与服务体系建设难点 |
| 第一节 分散居住模式 |
| 一、散落在草原的毡房 |
| 二、分散的年轻村落 |
| 第二节 独特的牧业经济活动——转场 |
| 一、转场基本情况介绍 |
| 二、转场对牧民生活和养老心理的影响 |
| 第三节 现有养老类型 |
| 一、传统居家养老 |
| 二、老幼相依的“两头户” |
| 三、老年公寓式集中养老 |
| 第四章 肃南牧区差异化养老与服务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建立以完善政府为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 |
| 一、政府建立健全差异化养老保障制度 |
| 二、社会组织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 |
| 三、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养老体系互动 |
| 第二节 提高养老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水平 |
| 一、发展老年大学与兴趣社团 |
| 二、引进社会工作、老年照护等专业化建设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肃南县养老公寓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调研图片 |
| 附录三 在校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4）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植被变化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2.2 遥感时间序列选择及其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2.3 植被变化影响因素区分量化的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及论文组织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组织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与生态状况 |
| 2.2 数据源 |
| 2.2.1 MODIS NDVI时间序列数据集 |
| 2.2.2 气候要素时间序列数据集 |
| 2.2.3 其他辅助资料 |
| 2.2.4 人类活动地理空间数据集 |
| 第三章 两种最常用的植被长期变化检测方法的比较分析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
| 3.1.2 Theil-Sen斜率估算和Mann-Kendall相结合的方法 |
| 3.2 两种变化检测方法的结果分析 |
| 3.2.1 基于一元线性回归方法的植被变化检测结果 |
| 3.2.2 基于Theil-Sen和 Mann-Kendall方法的植被变化检测结果 |
| 3.3 两种最常用方法的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植被长期变化新检测框架的构建及应用 |
| 4.1 新检测框架的构建 |
| 4.1.1 新检测框架概述 |
| 4.1.2 NDVI时间序列的平滑处理 |
| 4.1.3 逻辑函数模拟所有非线性模式 |
| 4.1.4 植被线性变化模式的检测方法 |
| 4.1.5 方法验证 |
| 4.2 基于新框架的河西地区植被长期变化过程分析 |
| 4.2.1 结果验证 |
| 4.2.2 河西地区植被长期变化模式分析 |
| 4.2.3 植被变化模式的空间分布及变化时刻分析 |
| 4.2.4 植被变化持续时间分析 |
| 4.2.5 植被显着变化的原因分析 |
| 4.2.6 植被变化预测 |
| 4.3 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驱动因素区分量化方法的构建及应用 |
| 5.1 植被变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方法 |
| 5.1.1 方法概述 |
| 5.1.2 相关性分析方法 |
| 5.1.3 残差趋势分析方法 |
| 5.1.4 植被变化驱动因素的分类制图框架 |
| 5.1.5 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区分方法 |
| 5.2 河西地区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5.2.1 植被变化与降水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残差趋势分析结果 |
| 5.2.2 植被变化与气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和残差趋势分析结果 |
| 5.3 植被长期变化驱动因素区分量化制图 |
| 5.3.1 驱动因素区分量化结果 |
| 5.3.2 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区分量化结果 |
| 5.4 讨论 |
| 5.4.1 气候因素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 5.4.2 植被变化影响因素分类新框架的适用性 |
| 5.4.3 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 5.4.4 农业绿洲动态变化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 5.4.5 生态修复工程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 5.4.6 农业生产措施改变对河西地区植被变化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酒泉黄泥堡裕固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历史及沿革 |
| 一、黄泥堡由来 |
| 二、黄泥堡裕固族的历史变迁 |
| 三、黄泥堡裕固族乡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人口情况 |
| 二、语言及文化环境 |
| 三、农业情况 |
| 四、教育环境 |
| 第二章 特色民族村寨建设与发展的举措及特色 |
| 第一节 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建设与发展的举措 |
| 一、乡村环境建设举措 |
| 二、基础设施建设举措 |
| 第二节 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的特色呈现 |
| 一、特殊标志物 |
| 二、裕固小镇 |
| 三、“醉美裕固花海” |
| 四、万亩红柳滩 |
| 五、裕固金秋节 |
| 六、常态化生态旅游项目 |
| 第三章 特色民族村寨建设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建设成效 |
| 一、乡容乡貌与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
| 二、文化生活丰富与群众观念逐渐转变 |
| 三、增加农民收入与就业机会 |
| 四、对外印象改善 |
| 第二节 黄泥堡特色村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可挖掘的旅游资源有限 |
| 二、群众实际需求未满足 |
| 三、资金、人才短缺 |
| 四、游客参与度低 |
| 第四章 特色民族村寨建设的反思及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对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建设的反思 |
| 一、民族文化在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
| 二、关于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建设与发展的标准 |
| 第二节 黄泥堡特色民族村寨未来发展对策 |
| 一、增强文化支撑力 |
| 二、提升景点吸引力 |
| 三、提高村寨承载力 |
| 四、扩大对外影响力 |
| 五、加强区域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难点 |
| 1.3.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 现有研究的基本概况 |
| 1.4.1 文献数量 |
| 1.4.2 期刊分布 |
| 1.4.3 高产作者 |
| 1.4.4 被引情况 |
| 1.4.5 热点分布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资本概念 |
| 2.1.2 生态资本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生态资本补偿内涵与框架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核心理论 |
| 2.3.1 生态系统理论 |
| 2.3.2 生态资本理论 |
| 2.3.3 生态安全理论 |
| 2.3.4 公共物品理论 |
| 2.3.5 博弈理论 |
| 2.3.6 契约理论 |
| 2.4 本章小结与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的研究逻辑 |
| 3.1 生态资本补偿的必要性 |
| 3.1.1 生态资本补偿的自然过程 |
| 3.1.2 生态资本补偿的人文过程 |
| 3.2 生态资本补偿的主客体界定 |
| 3.2.1 生态资本的“购买者”(补偿主体) |
| 3.2.2 生态资本的“供给者”(补偿客体) |
| 3.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以及价值评估 |
| 3.3.1 确定生态资本的供给量 |
| 3.3.2 生态资本供给价值的评估 |
| 3.4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 3.4.1 生态安全条件下生态资本补偿目标的厘定 |
| 3.4.2 土地适宜性判别与补偿目标选择 |
| 3.5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 3.5.1 生态资本补偿标准计算 |
| 3.5.2 生态资本补偿总额计算 |
| 3.6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区概况与调研过程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区域选择说明及功能定位 |
| 4.1.2 自然地理概况及项目政策执行情况 |
| 4.1.3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4.2 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概况 |
| 4.2.1 现有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情况 |
| 4.2.2 生态补偿项目执行面临的问题 |
| 4.3 调研过程及数据来源 |
| 4.3.1 调研过程 |
| 4.3.2 数据处理及调查对象分析 |
| 第五章 现有生态补偿政策面临的利益冲突 |
| 5.1 生态补偿主体界定和利益冲突分析 |
| 5.1.1 相关利益主体界定 |
| 5.1.2 生态资本补偿的涵盖内容 |
| 5.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分析 |
| 5.2.1 委托双方的成本支出与期望收益分析 |
| 5.2.2 土地利用转换中双重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
| 5.2.3 模型求解及分析 |
| 5.3 政府与农户的行为博弈分析 |
| 5.3.1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构成分析 |
| 5.3.2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与解释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 6.1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的遥感模型 |
| 6.1.1 InVEST模型原理与算法 |
| 6.1.2 影子工程法 |
| 6.2 模型参数获取与处理分析 |
| 6.2.1 模型参数获取与来源 |
| 6.2.2 主要模型参数处理与分析 |
| 6.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 6.3.1 生态资本供给量 |
| 6.3.2 生态资本供给量价值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 7.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系 |
| 7.1.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联逻辑 |
| 7.1.2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 7.1.3 土地利用的情景判别 |
| 7.2 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 7.2.1 土地利用特征 |
| 7.2.2 土地利用的转换矩阵分析 |
| 7.3 土地利用转换情景模拟 |
| 7.3.1 土地利用情景设置 |
| 7.3.2 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生态资本供给量 |
| 7.3.3 适宜土地利用情景判别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 8.1 确定生态资本补偿标准的思路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8.2.1 最小数据方法 |
| 8.2.2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 |
| 8.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研究结论 |
| 8.3.1 概率模型模拟 |
| 8.3.2 农户机会成本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 |
| 8.3.3 不同补偿价格下的实施成本与交易成本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 9.1 农户受偿意愿额的估计 |
| 9.1.1 耕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估计值 |
| 9.1.2 草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额估计 |
| 9.1.3 农户受偿意愿额与生态补偿成本测算 |
| 9.2 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9.2.1 分位数回归方法在农户受偿意愿额影响因素的应用 |
| 9.2.2 变量选取和测量 |
| 9.2.3 结果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主要研究结论和展望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不足与政策建议 |
| 10.2.1 研究不足 |
| 10.2.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石羊河流域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2:石羊河流域社区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3:石羊河流域考察提要及访谈录音整理报告 |
| 附录4:资料清单 |
| 附录5:实地考察和调研照片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以河西走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 |
| 1.3.1 土地荒漠化和沙化 |
| 1.3.2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
| 1.3.3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公共物品理论 |
| 2.1.3 博弈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理论研究进展 |
| 2.2.2 其它生态治理政策可持性研究进展 |
| 2.2.3 文献评述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及调研设计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河西走廊基本概况 |
| 3.1.2 河西走廊研究区治沙成效及沙化封禁区建设进展 |
| 3.2 数据获取 |
| 3.2.1 样本点选择 |
| 3.2.2 调查实施 |
| 3.2.3 调查问卷设计 |
| 3.2.4 样本信息描述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评价—基于政策绩效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生态绩效分析 |
| 4.2.1 沙化封禁样本区选择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生态绩效评价 |
| 4.3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经济绩效评价 |
| 4.3.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4.3.2 研究设计：CVM问卷设计 |
| 4.3.3 数据处理与样本描述统计 |
| 4.3.4 模型计量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可持续性评价—基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激励相容差异性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基础和模型构建 |
| 5.3 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可持续性评价—基于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同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认同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数据处理 |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4.1 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同度的评估 |
| 6.4.2 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同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的完善—基于封禁补偿标准估算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机制必要性的证明 |
| 7.3 研究方法 |
| 7.3.1 最小数据方法 |
| 7.3.2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的计算 |
| 7.4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生态系统服务量的确定 |
| 7.4.3 机会成本的确定 |
| 7.5 封禁补偿标准的估算 |
| 7.6 沙化封禁区引入封禁补偿机制对政策绩效的影响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创新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8.3.1 可能的创新 |
| 8.3.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实施项目区居民调查问卷 |
| 附录2：项目实施区林业局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疏勒河流域绿洲生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进展 |
| 1.2.2 植被变化研究进展 |
| 1.2.3 区域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社会经济概况 |
| 2.1.4 疏勒河水系演变历程 |
| 2.1.5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1 数据来源 |
| 2.2.2 数据的处理 |
| 第3章 疏勒河中下游绿洲开发演变历程 |
| 3.1 西汉至清王朝时期 |
| 3.2 中华民国时期 |
| 3.3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 |
| 3.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
| 3.4.1 “两西”建设移民 |
| 3.4.2 九甸峡库区移民 |
| 3.4.3 疏勒河农业灌溉暨移民安置工程移民 |
| 第4章 疏勒河中下游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分析 |
| 4.1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
| 4.2 间隔层次分析 |
| 4.3 地类层次分析 |
| 4.4 转换层次分析 |
| 4.5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空间特征 |
| 4.5.1 区域总体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空间分布 |
| 4.5.2 不同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变化的空间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疏勒河流域植被指数变化分析 |
| 5.1 基于Landsat的NDVI变化特征分析 |
| 5.1.1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年际特征 |
| 5.1.2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空间特征 |
| 5.2 基于MODIS的NDVI变化特征分析 |
| 5.2.1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年际特征 |
| 5.2.2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空间特征 |
| 5.3 基于SPOT的NDVI变化特征分析 |
| 5.3.1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年际特征 |
| 5.3.2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变化的空间特征 |
| 5.4 基于NOAA的NDVI变化特征分析 |
| 5.4.1 疏勒河流域植被NDVI的月变化特征 |
| 5.4.2 疏勒河流域植被生长季NDVI变化的年际特征 |
| 5.4.3 疏勒河流域植被生长季NDVI变化的空间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疏勒河流域生态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自然因素分析 |
| 6.1.1 温度变化 |
| 6.1.2 降水量变化 |
| 6.1.3 日照时数变化 |
| 6.1.4 风速变化 |
| 6.1.5 蒸发量变化 |
| 6.1.6 空气相对湿度变化 |
| 6.1.7 上游出山径流量变化 |
| 6.2 人文因素分析 |
| 6.2.1 人口变化 |
| 6.2.2 经济发展 |
| 6.2.3 农业生产 |
| 6.2.4 技术进步 |
| 6.2.5 政策因素 |
| 6.3 水资源利用变化 |
| 6.3.1 近16年来区域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动 |
| 6.3.2 疏勒河农业灌溉暨移民安置工程对区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
| 6.3.3 地表土壤湿度变化 |
| 6.4 疏勒河流域生态演变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
| 6.4.1 上游生态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2 中下游生态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5 典型区域生态演变分析:桥子村周边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创新点、政策建议、不足及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加快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业人口对水资源的依赖 |
| 7.3.2 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促进水资源向高收益行业流转 |
| 7.3.3 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
| 7.3.4 注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生态重建工程建设 |
| 7.3.5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 |
| 7.4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酒泉市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生态移民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生态移民研究 |
| 1.2.2 国内生态移民研究 |
| 1.2.2.1 河西走廊—瓜州县移民现状 |
| 1.3 瓜州县移民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1.3.1 瓜州县移民乡整建的正面效应 |
| 1.3.2 瓜州县移民乡整建的负面效应 |
| 1.3.3 瓜州县移民区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模型 |
| 1.4 本研究拟开展的工作 |
| 第二章 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
| 2.1 发展现状 |
| 2.1.1 土地流转 |
| 2.1.2 农畜产品生产 |
| 2.1.3 农业机械化水平 |
| 2.1.4 日光温室的搭建 |
| 2.1.5 农业专业合作社 |
| 2.2 产业结构特点 |
| 2.2.1 农产品多元化 |
| 2.2.2 农产品生产标准化 |
| 2.2.3 现代农业发展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1 历史制约因素 |
| 3.2 资源制约因素 |
| 3.3 科技制约因素 |
| 3.4 人才制约因素 |
| 3.5 意识制约因素 |
| 3.6 市场制约因素 |
| 3.7 投入制约因素 |
| 3.8 管理制约因素 |
| 3.9 农村自然灾害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差 |
| 第四章 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建议及对策 |
| 4.1 积极改良土地状况、加快土地流转 |
| 4.2 提高农产品生产标准 |
| 4.3 加大农机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
| 4.4 搭建日光温室、打造特色农产品 |
| 4.5 加快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
| 4.6 深入开展扶贫培训，研究扶贫规划和政策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湿地保护与利用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湿地的概念 |
| 2.1.1 湿地的定义 |
| 2.1.2 城市湿地的内涵 |
| 2.1.3 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定义 |
| 2.2 湿地的分类与功能 |
| 2.2.1 湿地的分类 |
| 2.2.2 湿地的功能 |
| 2.3 湿地的可持续发展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湿地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我国湿地保护措施概要 |
| 2.4.1 法律法规 |
| 2.4.2 工作规划 |
| 2.4.3 国际合作 |
| 2.4.4 组织机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酒泉市肃州区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 |
| 3.1 肃州区概况 |
| 3.2 肃州区湿地资源现状 |
| 3.2.1 湿地资源及其分布 |
| 3.2.2 湿地动植物资源 |
| 3.2.3 湿地文化资源 |
| 3.3 肃州区湿地资源保护现状 |
| 3.3.1 建立湿地禁猎区和候鸟保护区 |
| 3.3.2 开展湿地生态治理 |
| 3.3.3 开展湿地资源调查 |
| 3.3.4 落实湿地保护法律法规 |
| 3.3.5 组织开展宣传与教育 |
| 3.4 肃州区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
| 3.5 肃州区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 3.5.1 生态保护形势严峻 |
| 3.5.2 管理体系不完善 |
| 3.5.3 资金与技术支撑薄弱 |
| 3.5.4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 3.6 肃州区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
| 3.6.1 市场化程度低 |
| 3.6.2 资源外部性强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 |
| 4.1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 |
| 4.1.1 保护优先原则 |
| 4.1.2 因地制宜原则 |
| 4.1.3 前瞻性原则 |
| 4.1.4 可持续原则 |
| 4.2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规划程序 |
| 4.3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具体规划 |
| 4.3.1 湿地保护规划 |
| 4.3.2 湿地合理利用规划 |
| 4.4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
| 4.4.1 制定湿地保护法律法规 |
| 4.4.2 制定湿地水资源利用规划 |
| 4.4.3 加强宣传教育 |
| 4.4.4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河西走廊退牧还草生态综合效益分析——以酒泉市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酒泉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实践研究[D]. 陆海鹏. 新疆大学, 2021
-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D]. 杨清. 兰州大学, 2021(09)
- [3]肃南牧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 卢文慧.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4]基于时序NDVI植被变化检测与驱动因素量化方法研究 ——以河西地区为例[D]. 王巨. 兰州大学, 2020(01)
- [5]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酒泉黄泥堡裕固族乡为例[D]. 王璐. 兰州大学, 2020(01)
- [6]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D]. 罗万云. 兰州大学, 2019(02)
- [7]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以河西走廊为例[D]. 周夏伟. 兰州大学, 2018(02)
- [8]疏勒河流域绿洲生态演变研究[D]. 齐敬辉. 兰州大学, 2017(05)
- [9]酒泉市瓜州县移民乡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D]. 殷莹. 兰州大学, 2016(11)
- [10]酒泉市肃州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的探讨[D]. 谭铁刚. 燕山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