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道德思想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董志鹏[1]（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指出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刘星[2]（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研究说明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刘丽,仇力[3]（2009）在《19961998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文中认为
刘丽,胡槿,杜华[4]（2009）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表明
刘丽,胡槿,杜华[5]（2008）在《2007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说明
刘丽,胡槿,杜华[6]（2007）在《2006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提出
刘丽,仇力[7]（2007）在《1990～1992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文中研究说明为方便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查阅,本集刊自该辑起,将陆续刊出 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每辑所刊论文目录拟以3年为限。由于编者对论文目录的整理开始于1990年,故本辑首先刊登1990～1992
刘丽,胡槿,杜华[8]（2006）在《2005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
刘丽,仇力[9]（2006）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论文目录（二）》文中指出
刘丽,胡槿,杜华[10]（2005）在《2004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
二、孙中山道德思想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中山道德思想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概念界说 |
| 三、研究现状 |
| 1、结社权法制的研究 |
| 2、社团单行法的研究 |
| 3、社团法制的综合性研究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四民社会”基础上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雏形 |
| 一、传统社会中的结社禁律 |
| 1、传统“四民社会”中的社团 |
| 2、清代中前期的结社禁律 |
| 二、晚清近代社团对结社禁律的挑战 |
| 1、结社观念的复兴 |
| 2、戊戌学会与结社禁律的困境 |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团法制的初创 |
| 1、社团章程的出台 |
| 2、《结社集会律》的制定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社团法制体系的曲折发展 |
| 一、“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
| 1、结社自由的宪法化 |
| 2、结社行为的法律限制 |
| 二、前清“法定团体”的权利与地位 |
| 1、商会与政府的权益之争 |
| 2、其他法定团体法律地位的调整和变化 |
| 三、新型法定团体的产生 |
| 1、新式行业的法定团体 |
| 2、新旧之间的中间团体——工商同业公会 |
| 第三章 南北对峙时期社团法制的分立 |
| 一、社团重心的下移与北京政府社团法制权威的动摇 |
| 1、社团活动的新动向 |
| 2、法定团体的法外行动 |
| 3、民众团体的兴起对《治安警察法》的挑战 |
| 二、“民众势力的组织”与南方国民党政府社团法制的革命化 |
| 1、广州政府初期的社团法制 |
| 2、革命方针下民众团体政策的变化 |
| 3、革命团体的相关法制 |
| 三、社团冲突与社团法制的破坏 |
| 1、党化革命团体的发展 |
| 2、国民革命时期社团法制的崩坏 |
| 3、社团法制失灵的原因试析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形成 |
| 一、社团整理与法制重建 |
| 1、社团理论和政策的重构 |
| 2、社团法制的重建 |
| 二、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结构 |
| 1、党政并行的社团管理机制 |
| 2、党部主导的社团组织制度 |
| 3、政府颁行的多层次社团法规 |
| 三、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功能及其趋向 |
| 1、社团法制对社团事务的深度介入和干预 |
| 2、社团单行法规对社团的整合和规范 |
| 3、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趋向 |
| 四、党政二元社团法制体系的特征 |
| 1、社团法制体系的阶段性变化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明显缺陷 |
| 第五章 战时社团法制体系的“非常化”及其战后结局 |
| 一、“非常时期”的社团法制体系 |
| 1、社团法制体系结构的一元化趋势 |
| 2、社团法制体系功能的统制化 |
| 3、社团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
| 二、战后社团法制正常化的努力及其失败 |
| 1、“宪政”导向下社团法制体系的调整 |
| 2、社团法制体系的终结 |
| 结语 |
| 一、政府权能的扩张:社团法制的政治性功能 |
| 二、法制形式与法治精神:社团法制的义务本位 |
| 参考文献 |
| 报纸期刊 |
| 档案史料 |
| 专着、文集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后记 |
（2）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 |
| 二、“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 |
|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
| 一、西学东渐与东传科学的概况 |
| 二、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 |
|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崛起与东传科学的发展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
| 一、“通经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二、“通经致用”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三、“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通经致用”思想的努力与突破 第二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
| 一、清末民初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
| 二、自成体系的康有为进化论理论 |
| 三、康有为进化论的特点及归宿 |
| 第二节 “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 |
| 一、对元气论的发展和继承 |
| 二、对无限宇宙论的拓展 |
| 三、对西方“星云假说”的继承和发展 |
| 四、“以元统天论”思想的形成 |
| 五、对朱熹“理在气先”论的反动 |
| 第三节 康有为科学方法论思想 |
| 一、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的实证方法研究 |
| 二、康有为实证方法的应用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逻辑方法 |
| 四、几何推演方法的应用 第三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
|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
|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
| 第三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的立场与内容 |
| 一、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释群经 |
| 二、《论语注》——“以西化儒”经典之作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
|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阐发 |
| 二、广开民智,提倡科学教育 |
| 三、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重视 |
| 四、发展物质、商业、财经之学 |
|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
| 一、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思想 |
| 二、数学知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应用 |
| 三、《教学通义》蕴含的科学思想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
|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
| 一、“儒西并尊”思想格局的形成 |
| 二、“儒西并尊”思想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
| 一、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形成背景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色彩乌托邦的建构 |
| 三、“几何公理”推演“人类公理”的努力 |
|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
| 一、康有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 |
| 二、通往工业社会之路的发轫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
|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
| 一、以儒学为宗教的开端 |
| 二、“援西入儒”、“纳教入儒”的努力 |
| 三、康有为儒教思想探微 |
| 四、《诸天讲》的旨归 第五章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氏今文经学的局限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主观愿望：援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家 |
| 一、作为儒者的康有为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的改革家 |
| 第二节 实践践履：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
| 一、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建构今文经学的使命 |
| 二、援西方自然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努力 |
| 三、借助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 |
| 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实质 |
| 第三节 理论特点：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 |
| 一、东传科学贯穿今文经学的始终 |
| 二、“尊儒”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主线 |
| 三、对康有为“貌孔心夷”的客观定位 |
| 第四节 历史局限：从科学精神的视角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局限性 |
| 一、对默顿科学规范之普遍怀疑态度的背离 |
| 二、对科学高度尊重事实客观性的违背 |
| 三、对科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原则及创新原则的背弃 |
| 四、对追求精确、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反动 |
| 第五节 客观结果：东传科学作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
| 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保守性 |
| 二、康有为今文经学淡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经学的时代命运 |
| 第六节 价值指向：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 |
| 一、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东传科学背景下的儒学变革和现代性指向 |
| 三、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
| 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型 |
| 五、现代新儒家的肇端 结语与展望 |
| 一、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式微与“求真”、“求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
| 三、以儒学为本的“中西会通”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 |
|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有纠偏之功 |
| 五、本论文主要结论 |
| 六、论文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孙中山道德思想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2]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3]19961998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A]. 刘丽,仇力. 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 2009
- [4]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9(05)
- [5]2007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8(05)
- [6]2006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7(05)
- [7]1990～1992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目录[A]. 刘丽,仇力. 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 2007
- [8]2005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6(05)
- [9]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论文目录（二）[A]. 刘丽,仇力.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 [10]2004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