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冯加付[1]（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于丽春[2]（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陈莹[3]（2020）在《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加快人民群众、企业的办事效率,促进社会效能转型升级,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应运而生。该项改革政策不仅是落实“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更是推促浙江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通过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部门协作的办理机制,“跑一次”甚至“跑零次”的办事模式,为人民群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与便捷,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提升了政府服务效能。自2016年12月以来,缙云县紧跟省、市、县改革部署,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积极践行“放管服”改革理念,在市场监管行政审批领域探索“最多跑一次”改革路径。鉴于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依然存在公众政策理解偏差、信息数据共享不全面、业务流程不规范、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改革为切入点,在查阅行政审批及“最多跑一次”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从概念理论入手,夯实浙江省缙云县开展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论基础。通过实地走访了解与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现状、取得成效与存在问题。在深刻剖析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原因的基础上,从开展宣传教育,强化行政指导;强化数据协同,深化信息共享;构建有效的监管与考评体系,提高业务服务水平等三个层面,提出了深化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九项具体、可行实施路径。
杨志[4]（2020）在《中国政策爆发影响因素及其耦合机制研究 ——基于2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文中提出政策扩散现象的发生根植于特定的制度情境,其演化过程及模式特征亦受到制度情境的形塑。中国单一制国家治理体系有着与美国联邦制分权制衡结构截然不同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照此逻辑,即便基于中美不同制度背景的政策扩散过程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在本质上兼有诸多共性,但二者仍应有“橘枳之别”。而事实上,在既有主流政策扩散研究中,无论是对联邦制下“民主实验室”隐喻的细审,还是就中国地方创新或试点经验推广过程的深描,研究者大抵都将政策扩散视为决策者为减少不确定性而进行的渐进学习行为,并通过一条“初期缓慢增长—中期快速提升—后期趋缓饱和”的S型扩散曲线刻绘其过程特征。然而,揆诸当下的中国地方治理实践,一些政策创新的扩散过程周期正急速缩短,且其整体扩散过程映现出明显的“爆发性”趋向。若与三阶段的渐进扩散过程相互参详,此类急剧政策扩散过程则呈现出“初期急剧爆发—后期趋缓饱和（R型扩散曲线）”或“初期缓慢增长—后期急剧爆发（反R型扩散曲线）”的两阶段非渐进式特征。本研究认为,有别于传统的渐进扩散模式,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正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图景的新面相,而中国政策扩散现象的全貌亦应由二者共同解释。概视之,既有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西方政策扩散研究的渐进主义逻辑进路与知识传统,有关中国非渐进政策扩散现象的系统探讨仍尚付阙如。由此,揭示中国政策爆发现象的生成机理,探求政策爆发与渐进扩散的模式异同,进而找寻诱致两类不同政策扩散模式的肇因,是为本研究的主旨。流行病学视域中的传染病“爆发调查”以及联邦制非渐进政策扩散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发,通过将以“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为基础构件的传染病爆发分析框架进行迁移,本研究构建了以“政策源创新—政策扩散网络—潜在采纳政府”为核心链条的“中国政策爆发理论分析框架”,并借此阐释中国政策爆发现象的关键诱因及其耦合机制。定性比较分析为“小样本—多变量”类型的案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操作化方案,它尤其适用于对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探求。本研究对2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可操作性”、“纵向政策吸纳”、“中央密集干预”及“整体性推进策略”,是诱致中国政策爆发的必要条件;由“可操作性*中央密集干预*整体性推进策略”组成的简约路径,构成了中国政策爆发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本文所谓的“中国政策爆发‘高位推动’路径”。具体而言,创新成果的标准化建设有效增强了政策源创新的可操作性,以此为核心的政策创新相对属性优势有效对冲了潜在采纳者能力差异对扩散速率增长的阻滞作用;“条条”上的中央职能部门高位推动与“块块”上的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共同构筑了大规模政策扩散所必须的立体府际政策扩散网络;上级政府在短时内的密集干预及其整体推进策略,进一步实现了对潜在采纳者的实质性、整体性动员。简言之,上述诸要素及其耦合互动过程,在中国政策爆发实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滥觞于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之后的政策扩散研究,有着显豁的“传播学”烙印,这也使得传统研究因过度关注政策创新的“传播过程”而相对忽视了政策采纳的“决策环节”。本研究提出将政策扩散视作一种政策采纳议程设置过程的观点,以期将政策扩散研究回归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公共政策学科视角。既有决策制定过程研究表明,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瓶颈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决策者注意力的非均衡配置状态,进而决定了不同议题在议程设置中的优先性。依循“注意力基础观”所遵循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爆发‘高位推动’路径”子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以“地方首创—上级吸纳辐射—地方跟进采纳”为一般路径的中国政策爆发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府际注意力配置过程驱动的。而在中国压力型体制情境下,“高位推动”即是唤起和集聚地方注意力的核心刺激物,扮演着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的角色。就其演化路径而言,地方政策源创新政绩的竞争性建构过程将上级注意力有效吸引并固定于特定的议题领域与备选方案之上,“高位推动”触发的上级注意力的纵向传递过程诱导地方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伴随着地方采纳议程的密集设置与决策制定过程,一个完整的政策爆发闭环就此成形。就其作用机制而言,“高位推动”在政策爆发过程中能够强化纵向约束与激励机制、提升政策源创新的政治合法性与议题显着性、拓展政策动员范围及政策沟通网络并构筑必要的议事协调和资源统筹机制。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扩散过程的追踪及跨案例比较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案例扩散过程中的“高位推动”策略在内容及结构两方面存在差异,其高低不等的“政治势能”使得地方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表现殊异。简言之,在中国单一制下的压力型制度情境中,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按下了政策扩散过程的“快进键”,触发了政策扩散的“加速效应”,由此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而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政治势能”的结构性差异,决定了政策扩散过程的“快进起点”和“快进倍数”,最终形构出或渐进或爆发的不同政策扩散模式及其过程曲线。
王靖思[5]（2020）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运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苏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行机构改革,加速政府管理职能逐渐向服务职能的转变,优化政府服务,向企业和群众提供指导性的服务,而不是强制的政治和经济管制,不断创新服务管理,进一步简政放权,还政于市场,致力于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由此行政审批局应运而生,行政审批局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表现形式,给“放管服”改革带来了新改观,弱化审批,优化服务,加强监管,行政审批工作效能显着提升。然而行政审批局在运作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如未经法定机关授权,行政审批权责合法性不够;新旧制度衔接不畅,行政审批职权划转不够彻底;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与监管责任衔接度不高;平台数据共享不足,行政审批信息孤岛现象普遍等问题,从而影响“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如何解决行政审批局运作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服务“放管服”改革的实践,引起了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本文以苏州市行政审批局为研究切入点,探索其发展历程和建设现状,提出了顶层制度设计、审批职权移交、协调审批监管、政务服务网络等多方面的对策建议,希冀能为行政审批局的推广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帮助提高行政审批局运作水平,更好地服务人民。
王全[6]（2020）在《强镇扩权背景下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行政审批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各个地区对行政审批展开多样化、深层次的改革。L镇作为历史文化古镇,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在江苏省新一轮的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被赋予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L镇行政审批局在改革中得以成立。本文立足强镇扩权背景下L镇如何做好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进行研究,使用了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与统计的方法,从行政审批、强镇扩权的定义入手,利用无缝隙政府理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深入分析L镇行政审批改革工作的运行情况。首先从L镇行政审批改革工作的现状出发,概述了L镇、L镇行政审批局的基本情况,介绍L镇行政审批局采取一窗受理审批模式,构建一体化信息互通平台并推出个性化延伸审批服务,取得整体审批效率有效提高、服务效能得到公众认可的成效经验,其次分析L镇行政审批改革工作中存在个别事项审批效率低下、办事群众体验感有待提高、审批队伍建设不足和审批业务系统不畅等问题,并从法制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四个方面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L镇行政审批改革新路径。本文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对L镇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进行完善和优化,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顶层设计,夯实行政审批改革工作的法制基础;二是通过流程再造,完善审批标准化、内外部监督考核、公众参与等各类审批机制,规范各类审批行为;三是加强业务培训,增强服务意识,打造专业化审批队伍;四是建设“无缝隙”信息化集成平台,推出精准互联网服务,唤醒并使用大数据,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手段。最终,营造无缝隙审批新格局。
李碧然[7]（2020）在《中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认为营商政务环境指的是企业在开办、经营、纠纷解决、退出等各种活动中受到政府部门行为影响的境况和条件的总和。在建设营商政务环境中中国政府负有首要的和主导的责任。阐释政府责任相关概念和营商政务环境理论可以明确政府在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基本责任,即:政府为确保经商活动的有序开展做出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并且依法依规进行市场监督和管理。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承担建设营商政务环境的责任,在构建新型政务平台、制定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推进营商环境政务公开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下放权力承接不力、基层服务效能较低、市场监管缺位现象普遍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力承接缺乏配套措施,基层政务服务建设有待完善,监管人员短缺而且责任不明。解决政府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是:规范行政权力下放、承接与运行;提升政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建立健全政府监管工作体制机制。
李鹏[8]（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提出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郜清攀[9]（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张舜禹[10]（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提出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二、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综合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市场监管 |
| 2.1.2 行政审批 |
| 2.1.3 “最多跑一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整体政府理论 |
| 2.2.3 政务流程再造理论 |
| 第3章 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个案分析 |
| 3.1 改革现状介绍 |
| 3.1.1 改革历程 |
| 3.1.2 改革内容 |
| 3.1.3 改革举措 |
| 3.2 改革成效 |
| 3.2.1 审批流程全面优化 |
| 3.2.2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 |
| 3.2.3 群众满意度提升 |
| 3.2.4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
| 第4章 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公众政策理解偏差 |
| 4.1.2 信息数据共享不全面 |
| 4.1.3 业务流程不规范 |
| 4.1.4 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 |
| 4.2 成因分析 |
| 4.2.1 政府宣传不到位 |
| 4.2.2 信息数据共享存在壁垒 |
| 4.2.3 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
| 4.2.4 新技术手段研发滞后 |
| 4.2.5 部门间职责复杂统筹难度大 |
| 第5章 深化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有效路径 |
| 5.1 开展宣传教育,强化行政指导 |
| 5.1.1 拓宽宣传渠道,强化宣传的广度与深度 |
| 5.1.2 明确部门权责,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
| 5.1.3 完善法制建设,提高执法问责力度 |
| 5.2 强化数据协同,深化信息共享 |
| 5.2.1 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员专业水平 |
| 5.2.2 破解信息孤岛,加快数据集成共享 |
| 5.2.3 强化技术支撑,推广科技手段运用 |
| 5.3 构建有效的监管与考评体系,提高业务服务水平 |
| 5.3.1 规范服务,建设政府行政标准体系 |
| 5.3.2 巩固成果,构建完备的监管体系 |
| 5.3.3 提升效能,完善绩效考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情况调查问卷 |
（4）中国政策爆发影响因素及其耦合机制研究 ——基于2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政策扩散 |
| 二、政策爆发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内容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西方政策扩散理论的知识谱系 |
| 一、联邦制政策扩散“变量研究” |
| 二、联邦制政策扩散“过程研究” |
| 第二节 中国政策扩散研究的发展历路 |
| 一、西风东渐:联邦制政策扩散理论的译介 |
| 二、东风渐起: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的萌生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政策爆发:非渐进政策扩散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借石他山:联邦制非渐进政策扩散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政策爆发分析框架的建构 |
| 一、制度背景差异检视 |
| 二、中国单一制政策爆发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数据处理及结果汇报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及数据搜集 |
| 一、案例选取 |
| 二、数据搜集 |
| 第二节 数据处理:QCA操作化过程 |
| 一、变量设置及编码说明 |
| 二、真值表建构 |
| 第三节 结果汇报:核心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 |
|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
| 二、组合路径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政策爆发的核心诱致因素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政策源创新的相对属性优势 |
| 第二节 政策扩散网络的多维深层联结 |
| 一、 “块块”学习:横向府际考察学习 |
| 二、 “条条”推动:纵向职能部门指导 |
| 三、 “条块”联结:立体府际政策扩散网络 |
| 第三节 潜在采纳者能力差异的弱化及消解 |
| 第六章 中国政策爆发“高位推动”路径的耦合机制:基于注意力视角 |
| 第一节 注意力、议程设置与政策扩散 |
| 一、注意力与政策议程设置 |
| 二、作为政策采纳议程设置过程的政策扩散 |
| 三、 “高位推动”:一种潜在的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策爆发“高位推动”路径的演进过程 |
| 一、争先:高层注意力吸引与地方源创新政绩的竞争性构建 |
| 二、动员:注意力的纵向传导与政策爆发的“吸纳—辐射”过程 |
| 三、恐后:地方注意力的再分配及聚合过程与政策采纳议程设置 |
| 第三节 中国政策爆发“高位推动”路径的作用机制 |
| 一、纵向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强化 |
| 二、政治合法性和议题显着性的提升 |
| 三、政策动员范围及沟通网络的拓展 |
| 四、议事协调和资源统筹机制的形构 |
| 第七章 中国政策爆发与渐进扩散的模式比较:基于三个典型案例 |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的扩散过程及其扩散曲线 |
| 一、行政审批中心政策 |
| 二、特色小镇政策 |
| 三、河长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策爆发与渐进扩散的模式共性 |
| 第三节 中国政策爆发与渐进扩散的模式差异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A “中国政策爆发研究QCA案例数据库”简介 |
| 附录 B QCA数据分析结果原始输出界面 |
| 附录 C “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数据库”简介 |
（5）“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运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苏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研究 |
| (二) 关于行政审批局及其建设现状的研究 |
| (三) 关于“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建设运行问题的研究 |
| (四) 关于“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建设与运作对策的研究 |
| 三、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一) 技术路线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放管服”的概念 |
| (二) 行政审批局的概念 |
| (三) 行政审批制度的概念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二) 政府职能理论 |
| (三) “放管服”改革理论 |
| 第二章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的发展历程及建设现状 |
| 一、苏州行政审批局的发展历程 |
| 二、苏州行政审批局建设的现状 |
| 第三章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苏州行政审批局运作存在的问题 |
| (一) 未履行法定机关授权手续,行政审批权责合法性不够 |
| (二) 新旧制度衔接不畅,行政审批职权划转不够彻底 |
| (三) 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与监管衔接脱节 |
| (四) 平台数据共享不足,行政审批信息孤岛现象普遍 |
| 二、“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苏州行政审批局运作问题的产生原因 |
| (一) 行政审批局建设仍处于创新试点阶段,顶层制度设计不够健全 |
| (二) 审批权力和事项的划转与承接统筹不够,审批人员队伍建设滞后 |
| (三) 归口管理不到位,行政审批与监督责任划分不清晰 |
| (四) 行政审批信息专网专用,信息联通不畅 |
| 第四章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运作问题的应对策略 |
| 一、完善顶层设计,明确行政审批权责的合法性 |
| (一) 进一步明确行政审批局的法定身份 |
| (二) 明晰行政审批局的法定职权划转 |
| (三) 加强统筹规划新旧制度的衔接 |
| 二、优化运行环境,落实行政审批职权划转移交 |
| (一) 合理划转审批事项,协调“集”、“散”关系 |
| (二) 进一步推进行政生态治理 |
| (三) 整合“条”、“块”分割,提高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
| (四) 清晰职责,加强行政审批主体的分工合作 |
| 三、强化审批与监管协调运作,提升审批效能 |
| (一) 明晰职权划转和责任认定,强化审批与监管双向联动 |
| (二) 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察体系,实现监察监督全覆盖 |
| (三) 弱化审批,优化服务,加强监管 |
| 四、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提高行政审批的质量和效率 |
| (一) 整合信息资源,共享行政审批信息 |
| (二) 优化审批信息平台管理,加强与原职能部门的对接 |
| (三)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审批速度 |
| (四) 强化专业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审批绩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强镇扩权背景下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 行政审批改革的兴起与发展 |
| 2. 行政审批改革研究的内容分析 |
| 3. 行政审批改革问题研究的文献评述 |
| 三、研究路径 |
| 1. 技术路线图 |
| 2.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法 |
| 2. 个案研究法 |
| 3. 问卷调查与统计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工具 |
| 一、相关概念 |
| 1. 行政审批 |
| 2. 强镇扩权 |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 1. 无缝隙政府理论 |
| 2. 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第二章 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现状 |
| 一、L镇基本情况 |
| 二、L镇行政审批局的基本情况 |
| 1. L镇行政审批局人员及机构设置 |
| 2. L镇行政审批局职能及审批事项分类 |
| 三、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措施 |
| 1. 落实全科式“一窗受理” |
| 2. 构建一体化信息互通平台 |
| 3. 创新延伸服务内容 |
| 四、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成效 |
| 1. 整体审批效率有效提高 |
| 2. 服务效能得到公众认可 |
| 第三章 L镇行政审批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一、个别事项审批效率低下 |
| 1. 个别事项审批流程不畅 |
| 2. 个别事项审批权限下放系统性不足 |
| 二、办事群众体验感有待提高 |
| 1. 申请材料晦涩难懂 |
| 2. 审批信息公开程度不够 |
| 3. 创新举措实际办件量不高 |
| 三、审批队伍建设不足 |
| 1. 编制人员数量与审批任务不匹配 |
| 2. 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 |
| 3. 审批人员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
| 四、审批业务系统不畅 |
| 1. 自建系统无法与专网业务系统对接 |
| 2. 系统质量需要进一步优化 |
| 第四章 L镇行政审批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法制建设不足,顶层设计缺失 |
| 1. 相关政策法规存在滞后 |
| 2. 顶层设计缺失,改革推进力倒置 |
| 二、各类行政审批机制不健全 |
| 1. 行政审批标准化程度不够 |
| 2. 外部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 |
| 3. 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 |
| 三、审批队伍建制不完善 |
| 1. 队伍组建不合理 |
| 2. 队伍管理机制缺失 |
| 四、信息化建设滞后短时间难以打破 |
| 1. 数据安全性要求导致各系统间融合难 |
| 2. 用户思维尚未建立 |
| 第五章 L镇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对策建议 |
| 一、健全顶层设计,完善法制体系建设 |
| 1. 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 2. 加大下放力度,健全审批体系 |
| 二、建立健全各类行政审批机制 |
| 1. 建立并完善行政审批标准化机制 |
| 2. 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
| 3.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
| 三、打造专业高效审批服务队伍 |
| 1. 加强业务培训,打造专业队伍 |
| 2. 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学习能力 |
| 四、运用先进技术开展智慧化审批服务 |
| 1. 建设“无缝隙”信息化集成平台 |
| 2. 建立用户思维,推出精准服务 |
| 3. 融入“区块链”概念,唤醒并运用大数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中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框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1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释 |
| 1.1 概念界定 |
| 1.1.1 政务环境 |
| 1.1.2 营商政务环境建设 |
| 1.1.3 政府责任 |
| 1.2 相关理论阐释 |
| 1.2.1 责任政府理论 |
| 1.2.2 法治政府理论 |
| 1.2.3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2章 建设营商政务环境的政府责任构成 |
| 2.1 政策制度安排 |
| 2.1.1 市场主体保护制度 |
| 2.1.2 简政放权配套政策 |
| 2.1.3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 2.1.4 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
| 2.2 政务服务供给 |
| 2.2.1 许可审批减负服务 |
| 2.2.2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
| 2.2.3 资源配置引导服务 |
| 2.3 市场监督管理 |
| 2.3.1 树立科学的监督管理理念 |
| 2.3.2 明确清晰的监督管理权责 |
| 2.3.3 运用规范的监督管理方式 |
| 第3章 中国政府建设营商政务环境的责任承担、缺失及原因 |
| 3.1 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担当 |
| 3.1.1 构建新型政务服务平台 |
| 3.1.2 制定营商环境行政法规 |
| 3.1.3 推进营商环境政务公开 |
| 3.2 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缺失 |
| 3.2.1 下放行政权力承接不力 |
| 3.2.2 基层政务服务效能较低 |
| 3.2.3 市场监管缺位现象普遍 |
| 3.3 政府缺失营商政务环境建设责任的原因分析 |
| 3.3.1 行政权力承接缺乏配套措施 |
| 3.3.2 基层政务服务建设有待完善 |
| 3.3.3 监管人员短缺而且责任不明 |
| 第4章 中国政府完善营商政务环境建设责任的有效途径 |
| 4.1 规范行政权力下放、承接与运行 |
| 4.1.1 提高政府放权的科学化水平 |
| 4.1.2 提升地方政府权力承接能力 |
| 4.1.3 确保下放权力的运行规范性 |
| 4.2 提升政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 |
| 4.2.1 合理配置基层部门的资源供给 |
| 4.2.2 优化基层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
| 4.2.3 加大基层政务服务的监管力度 |
| 4.3 建立健全政府监管工作体制机制 |
| 4.3.1 优化监管人员配置 |
| 4.3.2 夯实市场监管责任 |
| 4.3.3 完善市场监管方式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期间学术成果 |
（8）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二)政府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
| (四)政府信用的变迁 |
| (五)政府失信的原因与影响 |
| (六)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 (二)公共行政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论文分析框架 |
| (一)现代社会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制度信用 |
| (二)制度信用的影响因素: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 |
|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 |
| 一、价值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价值诉求 |
| (二)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政府信用生成价值诉求的公共性转向 |
| (三)价值因素的构成 |
| 二、绩效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绩效基础 |
| (二)绩效因素的构成 |
| (三)绩效因素结构变化的历时态考查 |
| 三、制度运行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制度运行保障 |
| (二)制度运行因素的构成 |
| 第三章 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二、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比较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的现状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总体状况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央高地低”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
| (一)行政价值缺失的表现 |
| (二)政府绩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
| (三)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
| 三、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情境考察 |
| (一)制度情境 |
| (二)社会情境 |
| (三)文化情境 |
| (四)媒介情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以行政价值实现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平正义性 |
| (二)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共利益性 |
| (三)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民主参与性 |
| (四)行政价值实现要提高行政伦理水平 |
| 二、以政府绩效有效供给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加快效能政府建设 |
| (二)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强化社会绩效供给 |
| (三)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科学的政绩观与绩效评估体系 |
| 三、以制度有效运行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以法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二)以责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三)以公开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四)以政策高效执行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五)以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相关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 二、文献述评 |
| （一）经典范式与代表观点 |
| （二）文献评析与研究展望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 |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构建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组织理论基础 |
| 一、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基本概念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要素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概念界定与关键节点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的理论源流 |
| （一）理性-工具：封闭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二）结构-功能：自然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情境-权变：开放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分析框架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成机理分析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理论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获取创新工具的迫切性 |
| （一）地方政府动态适应性的自觉选择 |
| （二）地方政府组织要素的工具化走向 |
| 二、地方场域适用创新工具的约束性 |
| （一）创新工具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 |
| （二）创新工具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 |
| 三、地方政府使用创新工具的可行性 |
| （一）探索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条件与动力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逻辑框架的操作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迷思”工具 |
| 一、“迷思”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迷思”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迷思”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迷思”工具的实现手段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迷思”工具的使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迷思”工具内容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迷思”工具使用过程追踪 |
| 三、以“迷思”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 |
| （二）避免“迷思”排异的创新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工具 |
| 一、结构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结构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结构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结构工具的基本形态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结构工具的应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结构工具形态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结构工具应用过程追踪 |
| 三、以结构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持形态设计的动态匹配 |
| （二）规避形态错位的创新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工具 |
| 一、文化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文化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文化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文化工具的运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文化工具方法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文化工具运用过程追踪 |
| 三、以文化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证方法运用的认同激发 |
| （二）预防方法失灵的创新中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国外各类公共部门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二：国内各类公共组织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三：历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名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3]浙江省缙云县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D]. 陈莹. 湘潭大学, 2020(02)
- [4]中国政策爆发影响因素及其耦合机制研究 ——基于2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D]. 杨志. 南京大学, 2020(09)
- [5]“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审批局运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苏州为例[D]. 王靖思. 苏州大学, 2020(03)
- [6]强镇扩权背景下L镇行政审批改革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王全. 苏州大学, 2020(03)
- [7]中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李碧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0(01)
- [8]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