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史志办公室召开年鉴主编理论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冀祥德[1]（2021）在《顺利完成地方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启地方志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2021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文中提出（2021年3月19日）谢伏瞻组长题为《发扬成绩谋划长远抓好开局奋力推动全国地方志事业向法治化高质量转型升级》的讲话站位高远、立意深远、谋划长远、内涵丰富,是指导"十四五"时期全国地方志事业法治化、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我对全国地方志系统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情况,以及2020年工作进行总结,对"十四五"时期以及2021年重点工作予以安排。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黄润青[4]（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刘一览[5]（2020）在《张凤良的音乐贡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张凤良是我省着名的音乐活动家、评论家。在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策划、组办音乐会演等方面均有着突出贡献。张凤良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共收录来自山东15个地、市的461首（套）器乐曲,以声、文、图、谱的形式展现出山东民族器乐的民间风貌和独特韵致;张凤良是山东系列音乐会演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他参与策划、组办音乐会演18场,从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的成功举办,到80年代“泉城之秋”音乐舞蹈会演的成熟蜕变,山东的音乐文化事业在不断发展,张凤良也从最初会演活动的参与者成长为组织、领导者;张凤良结合工作实践,写作了多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演出进行评论,还从演奏技巧、风格、创作等方面,给予音乐家以热情的评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论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为张凤良生平考略,结合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对张凤良的成长环境、艺术经历与工作情况进行研究;第二章为张凤良与音乐集成,梳理张凤良对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探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第三章为张凤良与音乐会演,选取张凤良组织规划的大型音乐会演活动三场,从历史背景、举办情况、工作内容、社会影响等层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第四章为张凤良的音乐评论研究,论述张凤良对演出团体和音乐家的评论,就张凤良对山东音乐发展的影响作进一步思考。文章结语点明:张凤良对山东音乐文化的推广、普及、传承与发展做了极大贡献。张凤良主编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是山东器乐曲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山东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张凤良策划、组办的大型音乐会演,推出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造就了一批当代有才华的作曲家、歌唱家和演奏家,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的审美情趣;张凤良写作的多篇评论文章,引导音乐创作者和表演者冷静而客观地检验自己的艺术成就,使得音乐评论与音乐创作、音乐研究与音乐生活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推动着山东音乐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曲成举[6]（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顾润泽[7]（2020）在《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文中认为1897年德国人侵占胶州湾,自此青岛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翻看青岛1897年至1937年的历史,大致可谓分为两段,即德、日占领的殖民时期和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管控时期。青岛频繁的政权交替之下,是青岛商业的蓬勃发展。近代青岛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枢纽城市,商业气息浓厚。政权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减弱,为民间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加之青岛因商而兴,所以以青岛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织自然而然在青岛的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青岛商会是在多个社会团体影响下诞生的。1910年青岛第一届商会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成立以前,青岛存在三方联系紧密的商人团体:一为1904年成立的中华商务公所;二为以地域为纽带建立的三大会馆;三是为德国人服务的中华商务公局。其中三大会馆并未因青岛商会的成立而消亡,而是一直相伴青岛商会发展。如果从商会的组成架构上说,三大会馆是青岛商会的前身。1910年的第一届商会可以理解为三大会馆吸收了其他小散户发展而来。如果从符合1904年清廷颁布的组织商会条例看,1904年由万涌基等商号成立的青岛商务公所则为源头。若以时间最早为限,则是1891年胡存约等人在天后宫成立的“公所”。倘若以对青岛商会的影响来说,则中华商务公局为源头。1929年青岛收归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在国民党“训政”的要求下,青岛总商会被迫改组。但是商会按要求改会董制为委员会制、更名为青岛市商会的改组活动却并非一帆风顺,整个改组过程出现多次反复,历时两年才正式完成。改组后的青岛商会选举出新一任的会长和各委委员,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商会的人员构成不难看出,历届青岛商会中鲁省商人占大多数。其中,青岛本地的商人渐渐式微,烟台籍商人逐渐占青岛商会的会员的多数。青岛商会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了大量的附属机构,但是商会对这些附属机构的态度却不尽然相同,例如商会对商业补习学校就比较上心,对贫民习艺所则十分抵触。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会经费紧张,商会更愿意把有限的经费用来促进商业发展非而助力民间慈善事业。由于商会经费紧张,协助政府收取税收、获得佣金成为商会经费一大来源。但是民间组织参与税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格格不入。1933年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遇刺进而引发的辞职事件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在沈鸿烈的辞职风波中,青岛市商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沈鸿烈大造社会舆论,一时风光无两。最终,沈鸿烈在青岛市商会的帮助下继续担任市长,青岛市商会也继续代征营业税。通过整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青岛商会在民间有强大的能量,对青各界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商会设立的初衷便是通商情、发展商业。青岛商会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主要职责。税收一直是影响商业经营的重要因素,青岛商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抗议政府的苛捐杂征,努力为商户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商会积极参与处理商业纠纷,并协助商户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商会的领导下,青岛土产、货栈业等华商顺利度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且商会与市政府通力合作,成立青岛农工银行。农工银行为方便农村交易独立发行小额货币用于流通、为方便农、渔发展大量贷款给小农户,为青岛农村发展注入很大活力。农工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商业银行的特点,具有了调控地方金融的功能。除此之外,商会还举行各种国货运动,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总之,青岛商会在1929年至1937年蓬勃发展,在青岛民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玥明[8]（2020）在《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山东省青岛市沙子口地区南面黄海、背靠崂山,坐拥丰富的山海资源,被誉为“鲅鱼之乡”和“孝道之乡”。因鲅鱼资源的丰富,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鲅鱼为主角的捕捞方式、加工技艺、饮食制作、禁忌行为、民俗节庆等文化,综合为沙子口地区独具特色的鲅鱼文化。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方法,从海陆文化融合的视角切入,对沙子口地区的鲅鱼文化做全方位的梳理与解读。同时,也是为中国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一体性融合提供一个具体案例。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至第四部分围绕着鲅鱼文化内各个层面进行全景介绍,第五部分则是在前四个部分的基础上,研究其反映的海陆文化的融合过程。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对沙子口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黄海、渤海中的鲅鱼进行介绍,阐述鲅鱼文化的自然和人文背景。第二部分从鲅鱼文化中最基础的捕鱼与饮食文化层面出发,介绍了鲅鱼的海上捕捞、保鲜加工以及各类食品的制作方法。第三部分是鲅鱼文化的核心内容,论述了民间自发的鲅鱼禁忌行为和“鲅鱼礼”等仪式活动。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官方组织在“鲅鱼礼”的基础之上,将其塑造成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产物,即鲅鱼节庆及与鲅鱼主题的文学艺术。第五部分利用文化特质反向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融合,综合论述了在鲅鱼文化中反映的海陆文化关系以及互动融合的过程。鲅鱼文化首先是捕渔、饮食文化,其诸多特征体现的也首先是山东半岛沿海区域以海洋为基本生计的传统文化。然而,在内陆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其又被赋予了诸多中国内陆文化的特征。在饮食基础上发展出的更高形态的民俗文化,则有诸多方面体现出中国内陆文化的特征。两种文化的特质在鲅鱼这一载体上生长、交织和融合,从而形成深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标识。鲅鱼文化的突出表达即是当地民俗生活中的“鲅鱼礼”。作为民间和政府表达孝文化的重要载体,实际上它是当地鲅鱼文化的灵魂。“鲅鱼礼”指每年谷雨之际,晚辈会挑选肥美的春鲅鱼送给长辈尝鲜,长辈也会以此烹饪美味的鲅鱼菜,寄托子孙同好有福的寓意。其中着重是指送给岳父母（丈人丈母娘）以表达孝意,此时的鲅鱼也成为一种符号、信号传达给长辈们,想要表明自己是作为男朋友、准女婿、女婿的身份存在,或以期通过“鲅鱼礼”征求长辈对自己身份的接纳和认同。这是一项缘起于沙子口渔家的传统民俗,而后拓宽至整个市区的民俗活动。我们看到,在鲅鱼文化的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内陆儒家文化将其核心价值植入海洋文化中的过程。鲅鱼文化也给我们生动展示了这样的图景,即内地儒家文化将中国的沿海社会文化卷入其中并按其自身性格加以塑造,这是中国的文化一体性生成的重要路径。
高宏[9]（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刘琳琳[10]（2015）在《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文中研究说明石刻文献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和深入，尤其近十年来更是呈出现丰富多彩的可观面貌。随着相关论着的大量涌现，石刻文献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批论着代表着石刻文献研究的现有水平，同时也是奠定其继续发展壮大的理论基础。本书就对这批丰富却零散分布的研究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对各种性质的碑刻文献的研究论着作具体的介绍和梳理，并尽量归纳其优缺点，使整个石刻文献的研究现状在学术上给读者呈现一个宏观认识。以便探析石刻文献研究的大体状况和基本脉络。这种从理论入手的写作角度也正是在石刻文献研究领域所缺乏的。高桥继男是日本石刻研究方面的专家，发表过很多相关论文和着作，其中《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949—2007）》和《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2008—2012前半）稿》是目前所见最完整收集中国石刻研究相关的图书目录的工具书。本文就是以此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这部分借鉴日本学者高桥继男先生的分类原理，将近十年的石刻文献研究资料分为五大类，分别是资料性图书、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概说·研究图书、字体（字形）相关图书和目录（索引）·地图。其中，每一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类。本文根据每一类的书目多少进行详略不等的介绍，其中，资料性图书和概说·研究类图书详写，其他选择简略介绍。从而尽量将见过读过的论着展现于文中，达到文献综述的效果。第二部分是近十年石刻相关图书目录（2004—2014）。同样这部分也是按照高桥继男先生的分类原则分类、分地域详细列出。其中一部分参阅高桥继男先生的《中国石刻关图书目录》。目录的设置可以让读者对近十年的石刻文献研究论着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仅可以作为查阅资料的依据，更能对近十年的碑刻文献研究现状理清一个具体的脉络。目录后设勘误表，是通过查阅对《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中存在的错误或疑问进行改正和解疑，并添加一些没有收录的图书。
二、山东省史志办公室召开年鉴主编理论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史志办公室召开年鉴主编理论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顺利完成地方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启地方志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2021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十三五”时期地方志工作情况 |
| (一)地方志法治体系基本形成 |
| 1.地方志工作纳入国家战略。 |
| 2.强化顶层设计。 |
| 3.加快立法进程。 |
| 4.加强督促指导。 |
| (二)地方志编修体系不断完善 |
| 1.如期完成“两全目标”。 |
| 2.专业志鉴编修方兴未艾。 |
| 3.乡镇村志成果丰硕。 |
| 4.旧志整理不断攀升。 |
| (三)方志馆集群逐步壮大 |
| 1.积极推动国家方志馆建设。 |
| 2.稳步推进国家方志馆分馆建设。 |
| 3.各地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 |
| (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
| 1.网站群规模不断壮大。 |
| 2.地方志大数据建设稳步推进。 |
| 3.新媒体传播平台形成集群化效应。 |
| 4.综合办公平台不断完善。 |
| (五)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不断发展 |
| 1.重视学会工作。 |
| 2.强化名刊建设。 |
| 3.深入开展理论研讨。 |
| 4.注重学历学位教育。 |
| (六)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
| 1.实施精品志鉴工程。 |
| 2.开展年鉴评审活动。 |
| 3.各地狠抓质量建设。 |
| (七)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不断丰富 |
| 1.以党和国家利益为导向开拓创新。 |
| 2.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拓创新。 |
| 3.以人民为中心开拓创新。 |
| (八)方志文化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 |
| 1.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 2.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
| 3.开发外文版方志成果。 |
| (九)工作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
| 1.加强机构队伍建设。 |
| 2.积极适应机构改革新形势。 |
| 3.注重教育培训。 |
| 4.注重示范引领。 |
| 5.加强制度建设。 |
| (十)全国地方志专业出版基地建设卓有成效 |
| 二 “十四五”时期地方志工作重点 |
| (一)全面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 |
| (二)继续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 |
| (三)推动重大专题志、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编纂工作 |
| (四)深化地方志质量建设 |
| (五)深入开展地方史编写工作以及旧志、谱牒等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 |
| (六)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
| (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八)强化地方志资料建设 |
| (九)加强方志馆建设 |
| (十)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 |
| (十一)提高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
| (十二)扩大地方志交流与合作 |
| 三 2021年地方志工作要点 |
|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
| (二)推动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 |
| (三)召开中指组六届一次会议和第六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 |
| (四)做好“两全目标”收官扫尾工作 |
| (五)全面系统总结全国第二轮修志经验，着手做好第三轮修志前期准备工作 |
| (六)稳步推动中国扶贫志、中国全面小康志、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志编纂工作 |
| (七)继续加强年鉴工作，努力打造精品年鉴 |
| (八)继续推动地方志围绕党和国家利益、经济社会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三大主题”开拓创新 |
| (九)继续推动香港志、澳门志和《中国南海志》编纂工作 |
| (十)加强地方志书、年鉴质量建设 |
| (十一)加强方志馆建设，规范方志馆管理 |
| (十二)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网络化 |
| (十三)扎实推进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
| (十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十五)推动方志出版社持续健康发展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张凤良的音乐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生平考略 |
| 第一节 成长之初,与乐结缘(1930-1949) |
| 一、一方水土一方人 |
| 二、蒙于乐亦爱于乐 |
| 第二节 求学之路,与乐相伴(1949-1954) |
| 一、毕业推荐入“华大” |
| 二、两校合并入“山大” |
| 三、院系调整入“艺专” |
| 第三节 继承传统,扎根民间(1954-1994) |
| 一、音工组初露锋芒 |
| 二、入音协大展宏图 |
| 第二章 张凤良与文艺集成 |
| 第一节 集成前——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搜集整理工作 |
| 二、50、60 年代的搜集整理工作 |
| 三、音乐成果的整理出版 |
| 第二节 集大成之作——《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 |
| 一、《集成》编撰的相关背景 |
| 二、《山东卷》的编辑方案 |
| 三、《山东卷》的采集、整理过程 |
| 四、《山东卷》成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 五、《山东卷》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
| 第三章 张凤良与音乐会演 |
| 第一节 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的筹划 |
| 一、会演背景 |
| 二、会演的演出宣传 |
| 三、会演的评奖工作 |
| 第二节 山东省跃进歌舞会演的组织 |
| 一、会演背景 |
| 二、会演节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三、召开交流座谈会 |
| 第三节 “泉城之秋”系列音乐会的主办 |
| 一、会演背景 |
| 二、演出曲目的选拔推荐 |
| 三、组织学术讲座和座谈会 |
| 第四章 张凤良的音乐评论研究 |
| 第一节 张凤良对演出团体的评论 |
| 一、对前卫歌舞团的评论 |
| 二、对省直艺术团的评论 |
| 三、对其它团体的评论 |
| 第二节 对音乐家的评论 |
| 一、对歌唱家的评论 |
| 二、对演奏家的评论 |
| 三、对作曲家的评论 |
| 四、对指挥家的评论 |
| 第三节 张凤良音乐评论的历史意义 |
| 一、张凤良音乐评论取得成就的历史原因 |
| 二、张凤良音乐评论的历史意义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张凤良年表 |
| 附录二 张凤良学术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
| 1.3.1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1.3.2 选题的创新性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2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2 苏联无产阶级铁路管理的经验积累 |
| 2.2.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铁路领导权转移 |
| 2.2.2 巩固和恢复铁路运输的措施 |
| 2.2.3 苏联早期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作用的认识 |
| 2.3.1 铁路能为军事服务 |
| 2.3.2 铁路能为经济服务 |
| 2.3.3 铁路能为社会服务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与政策 |
| 3.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 |
| 3.1.1 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背景 |
| 3.2 中国共产党接管官僚资本的政策 |
| 3.2.1 明确官僚资本界限,保护民族工商业 |
| 3.2.2 保证机构完整,不轻易打乱企业原有组织 |
| 3.2.3 稳定企业秩序,尽快恢复企业生产 |
| 3.2.4 延续旧的制度,慎重改造企业规则 |
| 3.2.5 稳定职工心态,妥善处置旧员工 |
| 3.3 铁路接管的具体政策 |
| 3.3.1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铁路营运 |
| 3.3.2 原封不动,先接后管 |
| 3.3.3 制度延续,缓步进行 |
| 3.3.4 依靠群众,建设铁路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接收 |
| 4.1 铁路接管的前期准备 |
| 4.1.1 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接管对象 |
| 4.1.2 组织准备,成立各级接管机构 |
| 4.1.3 思想准备,强化接管干部纪律 |
| 4.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机构接收 |
| 4.2.1 东北地区铁路系统的组织接收 |
| 4.2.2 大范围铁路管理局的接收 |
| 4.2.3 铁路附属单位的接收 |
| 4.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接收 |
| 4.3.1 管理职员的接收 |
| 4.3.2 技术人员的接收 |
| 4.3.3 普通工人的接收 |
| 4.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物资接收 |
| 4.4.1 铁路器材的接收 |
| 4.4.2 档案文件的接收 |
| 4.4.3 其他物资的接收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管理 |
| 5.1 过渡阶段的基本阐释 |
| 5.1.1 过渡阶段管理的特点 |
| 5.1.2 过渡阶段管理的内容 |
| 5.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管理 |
| 5.2.1 工人阶级的再界定 |
| 5.2.2 铁路旧人员的管理 |
| 5.2.3 接管人员的管理 |
| 5.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 |
| 5.3.1 职能机构的管理 |
| 5.3.2 共产党组织管理 |
| 5.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运营管理 |
| 5.4.1 铁路既有线路的修复 |
| 5.4.2 铁路运营管理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6.1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改造 |
| 6.1.1 党组织的建立 |
| 6.1.2 青年团的建立 |
| 6.1.3 职工工会的建立 |
| 6.2 中共对铁路职工的改造 |
| 6.2.1 铁路职工的思想改造 |
| 6.2.2 改造与生产相结合 |
| 6.2.3 发动政治运动 |
| 6.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制度改造 |
| 6.3.1 推广铁路负责制 |
| 6.3.2 改造经济制度 |
| 6.3.3 改革行车制度 |
| 6.3.4 管理民主化建设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与特点 |
| 7.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 |
| 7.1.1 明确目标,以尽快恢复铁路运营为中心 |
| 7.1.2 政策调试,以稳定政权为首要任务 |
| 7.1.3 调查研究,以铁路发展规律为导向 |
| 7.1.4 群众路线,以动员群众为基本力量 |
| 7.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特点 |
| 7.2.1 铁路接管具有跨地域性 |
| 7.2.2 铁路接管具有复杂性 |
| 7.2.3 铁路接管具有相对独立性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评价 |
| 8.1 圆满完成了铁路接管工作 |
| 8.1.1 科学分析形势,适时调整策略 |
| 8.1.2 全面系统布局,完成接管改造 |
| 8.1.3 尊重客观规律,建设发展铁路 |
| 8.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影响 |
| 8.2.1 确立了中共在铁路系统的领导地位 |
| 8.2.2 推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 |
| 8.2.3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 |
| 8.2.4 凸显了人民主体性 |
| 8.3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历史局限 |
| 8.3.1 接管实践中的行动偏差 |
| 8.3.2 接管初期依靠工人阶级政策贯彻不彻底 |
| 8.3.3 接管人员思想状况处理不及时 |
| 8.3.4 铁路安全观念强调不足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着及科研情况 |
（7）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由来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二 选题论证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和学术动态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学术史综述 |
| 四 学术要点 |
| 第一章 青岛商会的前身与青岛商会改组 |
| 一、青岛的黄金年代 |
| 二、青岛商会的前身 |
| (一)青岛商务会所、三大会馆与青岛商会 |
| (二)中华商务公局 |
| 三、青岛商会的创立与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商会组织结构 |
| 一、商会的内部组织 |
| (一)内部机构 |
| (二)附属机构 |
| (三)同业公会 |
| 二、商会的人员结构 |
| 三、商会的规章 |
| (一)选举 |
| (二)会费与财政收入 |
| (三)商会的职责 |
| 小结 |
| 第三章 青岛商会的政治参与——以沈鸿烈辞职风波为例 |
| 一、沈鸿烈遇刺与辞职 |
| 二、“攀辕挽留”沈市长——商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的参与 |
| 三、商会参与的原因考察——市民的代表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青岛商会的内外抗争 |
| 一、商会税收中的运作 |
| 二、华洋杂处——合作与抗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青岛商会与青岛社会治理 |
| 一、通商情、解纠纷 |
| 二、商会参与社会救济 |
| 小结 |
| 结语 |
| 一、青岛商会的黄金年代 |
| 二、青岛商会与青岛——“市民社会”还是“第三领域”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鲅鱼文化的研究 |
| (二)海洋文化研究 |
| (三)中国内陆(农耕)文化特质研究 |
| (四)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关系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田野概况 |
| 第一节 沙子口 |
| 一、地理环境 |
| 二、行政隶属变化 |
| 三、港口贸易 |
| 第二节 黄海、渤海中的鲅鱼 |
| 一、鲅鱼的名称与习性 |
| 二、“本地鲅鱼” |
| 三、鲅鱼的食用历史 |
| 四、鲅鱼的资源产量 |
| 第二章 捕捞与制作——鲅鱼饮食的基础环节 |
| 第一节 鲅鱼捕捞 |
| 一、捕捞工具 |
| 二、捕捞规则 |
| 第二节 鲅鱼保鲜与加工 |
| 一、盐藏(卤鲜)保鲜 |
| 二、“甜晒”保鲜 |
| 三、冰制保鲜 |
| 第三节 鲅鱼食品 |
| 一、鲅鱼水饺 |
| 二、红烧鲅鱼配玉米面饼 |
| 三、鲅鱼丸子 |
| 四、熏鲅鱼 |
| 五、鲅鱼宴 |
| 第三章 禁忌与礼仪——鲅鱼习俗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鲅鱼的祭品禁忌 |
| 一、鲅鱼不作为祭品的禁忌行为 |
| 二、鲅鱼不作为祭品的禁忌原因 |
| 第二节 鲅鱼礼仪 |
| 一、“鲅鱼礼” |
| 二、鲅鱼生日——龙凤日 |
| 第四章 节庆与文艺——鲅鱼文化的时代塑造 |
| 第一节 鲅鱼节发展历程 |
| 一、2004——2007年鲅鱼节酝酿阶段 |
| 二、2008——2019年鲅鱼节 |
| 三、2019年鲅鱼节展演 |
| 第二节 关于“鲅鱼”的文学艺术作品 |
| 第五章 鲅鱼文化中的海陆文化特质 |
| 第一节 鲅鱼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质 |
| 一、鲅鱼文化中的涉海性 |
| 二、鲅鱼文化中的衍生性 |
| 第二节 鲅鱼文化中的内陆文化特质 |
| 一、内陆文化特质 |
| 二、鲅鱼文化中的内陆(农耕)文化特质 |
| 第三节 鲅鱼文化中海陆文化特质的融合 |
| 一、“尝鲜”+“鲅鱼”=“鲅鱼礼” |
| 二、海神信仰“妈祖”与内陆文化“孝” |
| 三、农民节日与渔民节日 |
| 四、农业时令与渔业捕捞 |
| 五、融合的物质基础 |
| 六、融合过程的传播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架构 |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 小结 |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小结 |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 小结 |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地方志 |
| 三、资料汇编 |
| 四、着述 |
| 五、期刊论文 |
| 六、硕博论文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10）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 |
| 一、资料性图书 |
| （一）综合性大型图书 |
| （二）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的图书 |
| （三）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 （四）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 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 |
| 三、概说·研究图书 |
| （一）总述·通论 |
| （二）以南北朝以前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 （三）以唐五代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 （四）以宋以后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 （五）题跋（叙录）·碑帖·碑学相关图书 |
| 四、字体·字形相关图书 |
| 五、目录（索引）·地图相关图书 |
| 下编 近十年石刻相关图书目录（2004—2014） |
| 一、资料性图书 |
| A 综合性大型图书 |
| 附录1 碑帖书法相关图书 |
| 附录2 石窟造像（雕塑）相关图书 |
| 附录3 佛寺志道观志祠墓志关系丛书 |
| B 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的图书 |
| 附录1 陶砖铭文瓦当相关图书 |
| 附录2 画像石砖相关图书 |
| 1、广域 |
| 2、山西省 |
| 3、江苏省·浙江省 |
| 4、山东省 |
| 5、河南省 |
| 6、四川省·甘肃省 |
| 7、辽宁 |
| 附录3 岩画相关图书 |
| 附录4 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 |
| 附录5 王羲之王献之全集 |
| C 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 附录 唐代书名家个人全集 |
| D 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 1、广域 |
| 2、北京市·天津市 |
| 3、河北省 |
| 4、山西省 |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
| 6、吉林省·黑龙江省 |
| 7、上海市·江苏省 |
| 8、浙江省 |
| 9、安徽省 |
| 10、福建省 |
| 11、江西省 |
| 12、山东省 |
| 13、河南省 |
| 14、湖北省·湖南省 |
| 15、广东省·海南省 |
| 16、广西壮族自治区 |
| 17、重庆市·四川省 |
| 18、贵州省 |
| 19、云南省 |
| 20、陕西省 |
| 21、甘肃省 |
| 22、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
| 23、台湾 |
| （B~D）附录 1 碑帖·书道（书法）相关图书 |
| （B~D）附录 2 石窟造像雕刻相关图书 |
| 1、广域 |
| 2、北京市 |
| 3、河北省·河南省 |
| 4、山西省 |
| 5、辽宁省·黑龙江省 |
| 6、江苏省 |
| 7、浙江省 |
| 8、安徽省 |
| 9、山东省 |
| 10、河南省 |
| 11、湖北省·湖南省 |
| 12、重庆市·四川省 |
| 13、云南省·广东省 |
| 14、陕西省 |
| 15、甘肃省 |
| 16、西藏自治区 |
| 17、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 18、台湾 |
| （B~D）附录 3 石窟志石窟内容总录 |
| （B~D) 附录 4 寺庙祠志 |
| 1、北京市 |
| 2、山西省 |
| 3、上海市·江苏省 |
| 4、浙江省 |
| 5、福建省 |
| 6、山东省·河南省 |
| 7、湖南省·四川省 |
| 8、广东省·云南省 |
| 9、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
| 10、香港 |
| 11、台湾 |
| 二、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新出土文物图录 |
| 1、北京市 |
| 2、山西省·河北省 |
| 3、辽宁省 |
| 4、吉林省 |
| 5、黑龙江省 |
| 6、上海市·江苏省 |
| 7、浙江省·安徽省 |
| 8、福建省·江西省 |
| 9、山东省 |
| 10、河南省 |
| 11、湖北省 |
| 12、广东省 |
| 13、重庆市·四川省 |
| 14、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
| 15、陕西省 |
| 16、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
| 17、其他 |
| 附录1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图书（2007 年 4 月~2011 年 12 月） |
| 1、全国 |
| 2、北京市·河北省 |
| 3、山西省 |
| 4、黑龙江 |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
| 6、上海市·江苏省 |
| 7、浙江省 |
| 8、安徽省 |
| 9、福建省·江西省 |
| 10、山东省 |
| 11、河南省 |
| 12、湖南省·湖北省 |
| 13、广东省·海南省 |
| 14、重庆市·四川省 |
| 15、贵州省 |
| 16、云南省 |
| 17、陕西省 |
| 18、甘肃省·青海省 |
| 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 附录 2 展览会图录目录 |
| 三、概说·研究图书 |
| A 总述·通论 |
| B 以南北朝以前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 |
| 附录1 陶砖铭文瓦当相关图书 |
| 附录2 画像石砖相关图书 |
| 附录3 岩画有关图书 |
| 附录4 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有关图书 |
| C 隋唐五代资料为主的图书 |
| D 宋以后资料为主的图书 |
| 1、广域 |
| 2、北京市·天津市 |
| 3、河北省 |
| 4、山西省 |
| 5、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 |
| 6、黑龙江省 |
| 7、上海市·江苏省 |
| 8、浙江省·安徽省 |
| 9、福建省·江西省 |
| 10、山东省 |
| 11、河南省 |
| 12、湖北省·湖南省 |
| 13、广东省·海南省 |
| 14、广西壮族自治区 |
| 15、重庆市·四川省 |
| 16、贵州省·云南省 |
| 17、陕西省 |
| 18、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
| 19、香港·澳门 |
| 20、台湾 |
| （A~D）附录石窟造像雕刻相关图书 |
| 1、广域 |
| 2、北京市·河北省 |
| 3、山西省 |
| 4、辽宁省·湖北省 |
| 5、江苏省 |
| 6、浙江省·安徽省 |
| 7、山东省 |
| 8、河南省 |
| 9、海南省 |
| 10、重庆市·四川省 |
| 11、云南省 |
| 12、陕西省 |
| 13、甘肃省 |
|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
| 15、其他 |
| E 题跋（叙录）碑帖碑学有关图书 |
| 附录1 碑学相关图书 |
| 附录2 书道（书法）有关图书 |
| 附录3 金石家（清后期以降）有关图书 |
| F 校点校注校补图书 |
| G 石刻碑帖书道（书法）有关邦译图书 |
| H 传拓有关图书其他 |
| 四、字体（字形）有关图书 |
| A 石刻文字·异体字（俗字·别字）相关图书 |
| B 其他字典字书 |
| 五、目录（索引）·地图 |
| A 石刻·刻工目录 |
| 附录 石刻（墓志）相关索引 |
| B 机关（个人）所藏石刻拓本目录（图录） |
| 1、中国 |
| 2、台湾 |
| C 石刻文献目录地图 |
| 附录 考古学有关文献目录年鉴地图 |
| 勘误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四、山东省史志办公室召开年鉴主编理论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利完成地方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启地方志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2021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J]. 冀祥德. 中国地方志, 2021(03)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5]张凤良的音乐贡献研究[D]. 刘一览. 山东艺术学院, 2020(07)
- [6]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7]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D]. 顾润泽.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D]. 李玥明. 西南大学, 2020(01)
- [9]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10]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D]. 刘琳琳. 吉林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