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院档案目标管理的实践与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盛永琴,张莹[1]（2021）在《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探讨提高门诊药房的管理水平,以提升药房服务质量。方法:以医院门诊药房为研究对象,建设自动化发药系统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比较自动化发药系统实施前后门诊药房管理情况。结果:实施后门诊药房的取药等候时间、单方配药时间、药师工作强度评分等均少于实施前,实施后人均日配药量高于实施前,实施前后的数据比较差异显着（P<0.05）。结论:加强对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门诊药房管理水平,提升药房工作效率与药房服务质量。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朱晓萍[3]（2021）在《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发展：一项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基于行动地当前脑卒中患者健康管理问题日趋凸显,而医院-社区-家庭的连续性照护方案尚不完善的现状,运用行动研究方法,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形成计划、实施计划、方案评价等五个阶段,从多角度探索行动地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并在临床应用中不断修正和优化,探讨该模式实施后的效果,为规范脑卒中护理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行动研究为框架,按照行动研究“诊断、计划、实施、评价、反思”的螺旋循环过程以两轮行动循环的方式,优化并修订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第一阶段,诊断阶段:通过临床实践现状调查了解脑卒中患者疾病照护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了解患者及照顾者的疾病照护需求。第二阶段,计划阶段:研究者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小组头脑风暴的方法,初步构建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第三阶段,行动阶段:研究者选择脑卒中中心及神经内科实施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采用参与式观察法、焦点小组访谈方法收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结合研究者以及行动小组的反思、讨论共同对方案进行优化和修订;第四阶段,评价阶段: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2018年11月～12月实施修订后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68名脑卒中患者及其照顾者,与2017年11月～12月未实施该个案管理模式的68名脑卒中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前后对比,通过对患者层面（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不良预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健康教育知晓率、出院满意度等）、照顾者层面（照顾者照护能力评价指标、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医护层面（医师、护士、社区护士满意度、对个案管理模式的认知与接受度）以及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度层面（回诊次数、门诊访问次数、急诊访问次数、再次住院次数、平均住院天数）等相关数据的前后对比,采用描述性统计、正态性检验、方差齐性检验、t检验、秩和检验、卡方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方法比较干预前后1、3、6个月数据的差异性,评价个案管理实践模式对患者、照顾者、医护以及医疗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并为第二轮行动循环的开展提出建议和意见。第五阶段,反思阶段,回顾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应用研究,通过对行动小组成员、个案管理师及参与本阶段研究的脑卒中患者进行访谈,从患者、家庭照顾者、医护实践者、护理专业及卫生资源利用层面反思行动研究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第二轮行动循环则根据第一轮行动循环的研究结果进行第二轮的计划、实施、评价和反思。【研究结果】1、第一轮行动研究结果:临床现状调研发现脑卒中患者及其照顾者存在较高照顾需求,包括疾病照护知识与技能需求、连续性照护管理需求、社会支持需求;医院脑卒中患者连续性照护管理目前仅局限于院外随访阶段,阻滞因素多而复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脑卒中患者的连续性照护管理认知欠缺,医院社区的联动、引导是重要解决途径。文献回顾发现脑卒中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欠佳、早期康复训练缺乏规范性、家庭照护者照护压力较大、院外连续性照护存在脱节现象、以护理为主导的多学科协作等保障机制不健全、对个案管理模式中关键要素与环节质量把控有待提升;基于理论研究、文献研究以及行动小组头脑风暴,依据指导照护模式,初步构建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通过初步实施以及评价阶段不断优化方案,最终形成由专职个案管理师主导、兼职个案管理师辅助,包含医师、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药剂师等多重角色的学科协作团队,实施包括评估、监测、支持、提供教育、自我管理、沟通与协调的从入院到出院,再到社区、家庭等全程疾病照护管理流程。脑卒中个案管理实施后,在患者层面,显着改善患者疾病照护结局,患者的疾病康复指标,如血压、血脂、血糖控制等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以及不良预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等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在照顾者层面,显着提高照顾者照顾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干预组照顾者照顾能力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远优于对照组（p<0.001）,改善趋势亦优于对照组（p<0.01）,同时其生活质量测评指标总体健康状况（GHQ-28）亦显着改善,干预组GHQ-28各维度以及总分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001）,改善趋势除严重抑郁维度外亦优于对照组（p<0.05）;在医护层面,干预组医院医护对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及满意度皆优于对照组（p<0.05）;在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度方面,干预组患者回诊次数、门诊访问次数、急诊访问次数、再次住院次数、平均住院天数等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2、第二轮行动研究结果:针对第一轮行动研究的反思之处,如患者渴望上门医疗服务、纸质版宣教材料略显不足、护士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及技能不足、护理人力资源的短缺以及社区参与管理不足等维度进行优化和整改,形成最终版的脑卒中个案管理模式,着重于卒中宣教材料《脑卒中防治ABC》制定、增加社区上门服务、增加Hcy疾病指标收集、护士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及人力资源激励政策等方面的修订。第二轮行动研究结果与第一轮行动研究相比,社区参与力度提高,社区医生、护士对个案管理模式的满意度、认知程度及接受程度皆显着提升（p<0.05）。社区上门医疗服务给患者及照顾者带来便捷,使其从中体验到更多关怀和照顾,个案管理护士专科水平和社会认可度亦大幅提升。【研究结论】脑卒中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患者及其照顾者对疾病照护知识与技能、连续性照护管理及社会支持等方面存在持续需求;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是以个案管理护士为主导的脑卒中多学科照护模式,为患者提供个体化、连续性的疾病照护和管理,使患者及其照顾者及时获取疾病诊疗及照护信息、有效促进患者各项功能的康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疾病康复过程及结局,促进脑卒中患者的整体康复;在照顾者层面提高其照顾能力、改善其健康状况,亦起到积极作用;在医疗卫生系统层面可有效改善医患、护患关系、减轻医疗负担、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度、完善健康服务体系,优化卫生服务模式;在护理专业层面使护士深刻感受到自身责任感和价值感、促进其专业学习和提升,最终促进护理专业的发展。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拓展脑卒中护理服务范围,使连续性护理服务有效延伸,为脑卒中患者持续、动态的治疗、护理和康复提供可靠专业支持和照护,丰富临床护理实践范畴。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陈珏[6]（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袁博[7]（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认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张瑜[8]（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田晋嘉[9]（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严斯静[10]（2020）在《基于电子档案袋的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开放实验室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了解本科护生在护理开放实验室技能训练的真实感受及学习体验;2.探讨适合本科护生护理技能操作练习的电子档案袋内容;3.评价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开放实验室中提高护生理论知识水平和护理技能操作水平的应用效果,探讨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对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第一阶段为质性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广州市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6级本科护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本科护生在校内开放实验室下学习的情感体验以及对开放实验室的建议,为护理教育者完善开放实验室模式提供参考依据。第二阶段为实验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广州市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7级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简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护生在开放实验室技能训练中应用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课堂形成性评价法,开放实验室练习不作评价。在实验开始前,2组分别发放基线资料调查问卷,由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中文版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定量表组成,收集2组护生的基线资料进行比较。实验结束后,2组分别发放中文版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定量表,比较2组护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观察组发放自设的电子档案袋效果评价表,调查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应用于护理开放实验室中的效果评价。结果:1.护生肯定了开放实验室模式对掌握护理操作技能的积极作用,并对实验室预约、建立实践后效果追踪机制的管理方面提出建议。2.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有助于提高本科护生护理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水平。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有助于提高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实验结束后共发放94份中文版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定量表,观察组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100%;对照组回收有效问卷46份,有效回收率100%。观察组发放电子档案袋效果评价表,对电子档案袋进行描述性分析,发放问卷48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100%。干预后观察组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得分显着高于干预前（P<0.05）。4.观察组护生对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应用于护理开放实验室总体评价效果好。观察组护生对电子档案袋评价方法的满意度达83%-96%,护生认为电子档案袋有助于及时发现薄弱知识点,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帮助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其反思。结论:1.开放实验室模式优势突出,护生可利用课余空挡预约实验室练习,增加动手实践的机会,提高实验室资源的利用率。2.基于电子档案袋式的形成性评价可有效提高护生的护理理论及护理技能操作考核成绩,体现在实践前测检验护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实践后测考察护生对现有技能的运用能力,阶段性自评与反思使护生回顾此阶段的学习方法,反思学习效果与标准操作的差距,从而主动调整学习方法。3.基于电子档案袋式的形成性评价可促进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提升,体现在评价法启发了护生的学习意识,使其明确学习需求,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学习动机,选择相应的学习策略,从而落实具体的学习行为。4.基于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在开放实验室应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护生对此评价法有较高的满意度,值得在开放实验室技能训练中推广使用。
二、医院档案目标管理的实践与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医院档案目标管理的实践与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1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 |
| 1.1 患者取药流程 |
| 1.2 发药机工作流程 |
| 2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管理 |
| 3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管理模式的优化 |
| 4 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实践效果 |
| 5 讨论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发展：一项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动因与背景 |
| (一)脑卒中防治是慢病管理系统突出的公共健康问题 |
| (二)临床实践凸显脑卒中照护模式变革需求 |
| (三)个案管理是实现脑卒中连续性照护服务的可行模式 |
|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章 研究方案与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依据---指导照护模式 |
| 三、研究目的 |
| 四、方法的选择---行动研究 |
| (一)行动研究的起源与概述 |
| (二)行动研究的概念与应用 |
| (三)行动研究的步骤 |
| (四)本研究与行动研究的契合性分析 |
| (五)行动研究场所的选择 |
| 五、研究内容 |
| 六、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一)资料收集方法 |
| (二)资料分析方法 |
| 七、质量控制措施 |
| 八、人权保护措施 |
| 九、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第一轮行动研究 |
| 一、诊断阶段---问题的确认 |
| (一)田野研究---行动地临床现状调研 |
| (二)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的居家照护体验 |
| (三)医护人员的知情者访谈 |
| (四)讨论 |
| (五)小结 |
| 二、计划阶段---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初步构建 |
| (一)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构建原则 |
| (二)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文献回顾 |
| (三)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构建的理论转化 |
| (四)成立行动研究小组 |
| (五)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初步构建 |
| 三、行动阶段---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实施与修订 |
| (一)制定行动计划 |
| (二)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初步实施与修订 |
| 四、评价阶段---脑卒中患者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应用评价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评价指标与工具 |
| (四)干预措施 |
| (五)资料收集方法 |
| (六)资料分析方法 |
| (七)质量控制措施 |
| (八)研究结果 |
| (九)讨论 |
| (十)小结 |
| 五、反思阶段---第一轮行动研究的实施总结和反思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结果 |
| (六)讨论 |
| (七)小结 |
| 第四章 第二轮行动研究 |
| 一、计划阶段---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完善与修订 |
| (一)制定行动计划 |
| (二)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讨论修订 |
| 二、行动阶段---修订版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应用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五)小结 |
| 三、评价阶段---第二轮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应用评价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
| (五)质量控制措施 |
| (六)研究结果 |
| (七)讨论 |
| (八)小结 |
| 四、反思阶段---第二轮行动研究的实施总结和反思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结果 |
| (六)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成果 |
| 二、研究结论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 |
|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附录 |
| 综述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老年脑卒中患者居家健康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基于电子档案袋的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开放实验室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符号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及意义 |
| 3.研究假设 |
| 4.研究内容 |
| 5.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文献回顾 |
| 一、国内外开放实验室研究现状 |
| 二、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的概述 |
| 三、文献总结 |
| 第二部分 本科护生在校内开放实验室中学习体验的质性研究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开放实验室中的应用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研究要求 |
| 3.研究方法 |
| 4 实施流程 |
| 5 评价方法 |
| 6 统计学方法 |
| 7.结果 |
| 8.讨论 |
| 第四部分 对完善电子档案袋式形成性评价应用于护理开放实验室的建议 |
| 1. 搭建混合式学习平台 |
| 2. 促进自我导向学习是电子档案袋内容设定的核心 |
| 3. 引入研究生参与电子档案袋整理 |
| 第五部分 全文总结 |
| 1.结论 |
| 2.启示 |
| 3.创新点 |
| 4.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医院档案目标管理的实践与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门诊药房自动化发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实践[J]. 盛永琴,张莹.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21(24)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脑卒中个案管理实践模式的发展：一项行动研究[D]. 朱晓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1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9]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10]基于电子档案袋的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开放实验室中的应用研究[D]. 严斯静. 广州医科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