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省政协农民增收建议案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图克[2]（2019）在《绥远省文化社团研究（1928—1937）》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文化社团是以增进学术教育、宣传文化或改良风俗习惯为主旨而成立的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团体。1928年至1937年间,位于边疆的绥远省,在社会发展上较之前有了一定的进步,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文化社团应运而生。绥远省的文化社团主要分为文艺社团、学术社团、社会科学社团和宗教社团四种。创建和加入这些社团的社员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绥远省地方精英,他们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等手段开展社团活动,宣传社团主张。文化社团的主要活动有推动绥远省新文化的传播,关注绥远省的地方问题并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协助政府落实相关政策,开展左翼文化运动以及宣传抗日救亡。由于当时绥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战乱频繁等种种因素,文化社团在绥远省的活跃期并不长,但在1928年至1937年间,它们促进了绥远省的文化进步,推动了绥远省的地方发展、社会改良,密切了绥远省与外界的交流,鼓舞了绥远省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对绥远省文化社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绥远省的历史。
刘娟[3]（2017）在《民国山西村治研究》文中指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可以从“封建（亦即地方自治）论”的线索勾勒出与中央专制相对的政治革新运动的脉络。以这种“内发式”历史观审视清末至民国时期延绵赓续的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制度,则可以在历史坐标上给予更为清晰的定位,也就可以避免以单一的政治视角遮蔽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潮流动向。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展开的,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就地方自治实践而言,传统中国以宗族或乡绅等民间力量为主体的自发型自治模式向国家推动型自治转变。然而,民国时期尚未完成央地关系的妥当性安排,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较为松散,或者是默许、或者是不得不承认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地方自治制度试验。政府推动型自治模式中影响范围最广、赓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民国时期山西村治。民国时期的山西也正是结合其时的历史机缘得以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断试验和发展以“村”为单位的自治,并在上世纪20年代获得“模范省”的美誉。民国山西村治的开展既与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全面铺开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机缘。首先,民国初年地方自治制度经由短暂的停顿之后重新启动,伴随着国家权力向下扩张的趋势,自治单位由县拓展到市、乡一级。乡村秩序的重整和维系与国家权力发生制度性联系。其次,近代乡村自治在河北翟城村和定县的示范性实践对山西村治产生辐射性影响,以村为单位发展农村自治的路径由此受到启发。再次,民国山西村治的开展与当时山西地方当政者的治理理念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建设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一开始就具有纲领性特征,政治经济改革总是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全面推进。1917年之后以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和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山西新政渐次推广,随即1918年以民德、民智、民财为主要内容的用民政治思想提出。1920年10月山西省署拟定村自治分期进行办法呈报中央政府核准施行。拟具村自治分四期进行。第一期:用官力消除莠民;第二期:用民力救济穷乏;第三期:拟定村范则例;第四期:实行村自治。在村制推行五年之后的1922年,又提出“行政之本在于村”的村本政治思想。山西村治的进行无论是组织架构的完善还是村治事务的扩展都是一个动态而连续的过程。其中有两条线索并行,一是制度设计和组织架构,一是自治事务的推进。组织和制度的完善并非在某一时期完成,自治事务的扩展也是随着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纵深扩张促使山西一省之内建立起相对自足的地方治理制度。所谓山西村治,绝非仅仅“一村之政”、“一村之治”,实质上是山西全省范围内为实现秩序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化安排,其推动力在省,改革重心在县,着力点在村而已。山西村治与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建立密切相关。首先,在规划与监察方面,省级政权对村政计划有着详细的制度设计,并在省一级成立考核机构和实察机构。为考核新政办理效果,除在省署成立六政考核处、村政处进行书面考核外,还将行政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同时省议会代表组成议员观察团,专司实地考核。其次,县公署改组方面,改变清末县署的刑名书吏制度,建立起现代官僚体制的掾属制,县知事以下分设承政、主计、承审、视学、宣讲、技士、收发七部行政人员。分工明确的现代科层体制将省政、县政与村政连接起来。复次,纵向地方制度方面,逐步发展出“区村闾制”,行政网络愈加沉密。村内横向组织架构方面,为切实完成整理村范等事项,调动村民自了村内事务,具有现代权力分立制衡意味的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监察委员会渐次成立。同时建立起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息讼会以及为应对时局环境而成立的保卫团。伴随六政三事、义务教育、整理村范等山西新政的深入,山西省内建立起以编村为重心的纵向地方制度和横向组织架构。村治事务与官办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分工、配合,除极少数村民自办事项之外,绝大多数村治事务都与行政系统发生联系。以联系紧密程度以及村自主性的大小进行区分,大致又可以分为行政委派事项和官民协办事项两大类。在标榜村政之前的六政三事时期,构成六政三事的“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种棉、造林、牧畜”自然是村治事务的主要部分。这些事务都可以归入行政委办事项。官民协办事项以整理村范诸事项以及治安保卫、公断息讼为代表,这些事项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官方力量不足以有效办理,因此在官方督导之下更大程度上仰靠村自治组织各自办理。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民国山西村治,不仅要看到其由于历史原因最终走向消亡的结果,还要分析其成住坏空的缘由。在制度设计、自治条件、文化冲突、时代局限等方面,山西村治都能给予后世诸多跨越时空的提示。在官治与自治之间探寻互利的平衡点、地方本位主义的强化以及民主基础的夯实,这些都构成村治的山西经验。在以历史角度勾勒民国山西村治的发展脉络之后,还需要以地方自治为分析工具来观察山西村治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推动了民治。首先,与西方近代地方自治弘扬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不同,山西村治在其精神资源上倾向于传统儒家文化。山西村治不仅没有抛弃和破坏儒家传统思想,反而从实用理性出发给予传统更大的尊重,并将其与民治、自治等价值进行融合,构成颇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其次,山西村治中的自治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推进型自治,因此自治的培养路径以及自治空间的规模受到行政意志强烈的影响。省级政权对村政事务的规划、干预随着时局需要而变动不居。自治空间的拓展有赖于官方权力的渐次退出。复次,山西村治并非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治,而是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表征。在思想方面,山西村治试图实现从民本到民治的跨越;在权力分摊方面则试图探索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
毛光远[4]（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周游[5]（2016）在《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动荡、政权更替不断和长期多政权并存局面的存在,使国旗在政治运用上也呈现出一个复杂的面相。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的意象,这也使其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之一。晚清黄龙旗在象征皇帝和王朝国家的基础上,随着近代国民、主权等观念的传入,逐渐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中华民国建立后,五色国旗的制定和“五族共和”象征意义的赋予,以及民初国旗象征意义的推广,都是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层面上运用国旗。即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党国”意识形态后,在抗战时期与四行“孤军”相关的国旗运用中,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仍能超越“党国”意识形态,彰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成为民众想象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但是,在近代中国,国旗也常常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是建构政权认同的政治符号。各政治势力常以派系（或政党）旗帜竞争国家旗帜,又以权力或武力塑造国旗的权威,以悬挂国旗建构政权认同。这样,国旗在某一层面上也成为政治势力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尤其在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央政权之外,常存在异质势力或者不同的政权,这些异质势力或政权也视情况悬挂自己党派的旗帜,以彰显自己的特质,或悬挂其他政权的国旗,以表示对其他政权的认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国旗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运用和象征意义的嬗变及走向,却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缩影。民族国家认同包括国家、政权和政党认同等形式,如果以民族国家为公约数,从晚清“国旗”出现,到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再以国旗塑造“党国”之民,国旗的象征意义是一个逐渐从做“加法”走向做“减法”的过程。也即是说,在总的趋势上,近代国旗的象征经历了一个从政权（朝代）到国家,再由国家到政权（政治势力）的演变过程。
王今诚[6]（2015）在《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着。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苏超[7]（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黄雪垠[8]（2013）在《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技术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是抗战时期建制最完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政府,其行政现代化过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在这期间,四川省政治中央化逐步完成,军阀统治的防区制被废除,现代行政组织逐步健全,政府职能渐次扩展,人事与财务管理日趋制度化,行政管理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35年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在“组织与职、能”、“人事与制度”、“文本与实际”、“决策与制约”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关注政府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及其成因,以探究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及其绩效与制约四川省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与川政统一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是要改变割裂、落后的行政实况,成为真正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通过省府内部机构设置与基层行政网络建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加强,同时现代型政府的服务职能也逐步扩展。规范性的人事制度虽然建立,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技能也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政治派系的干扰与传统用人制度的积习。经过统一与整理后的财务制度逐步规范,但因为非生产性支出过多导致地方建设缓慢;财权与事权的分离破坏了财政制度的完整性;过度动员则进一步过重了人民负担,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绩效。合署办公与公文改良促进了政府内部运转的效率。通过比较政府在粮食问题与田赋征实上不同的应对,表明随着行政变革的推广与深入,四川省政府的行政实效也相应提高。省府主席张群开明的行政思想及其与临时参议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顺利地完成支援抗战任务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趋向是1935声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政治利益博弈、异质的行政风格、行政监督的缺位、特殊的战时体制以及国民党弱势“统治型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等因素,使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和阻碍。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试错机会:以张群为首的省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良好互动,给政府与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实验性的有用经验;滞后的制度建设与低下的经济绩效无法满足基于抗战而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引发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导致政治不稳定。
陈振平[9]（2013）在《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文中提出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广泛创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综合的结果。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可以在民国时期寻找到一些渊源。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以苏联合作社为样板实行计划合作经济的道路,将合作社作为实现农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物资流通的桥梁,以统购统销或派购的方式将农村生产的物资转移到城市,将城市的工业制成品转移到农村,在这个过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值剪刀差帮助工业化积累了资金。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力量开始从基层的微观经济细胞中撤出,市场的力量开始成为引导基层市场运行的强大的动力,供销合作社开始探索办“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并不意味着供销合作社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建成为众所期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反倒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改制）一度变得无从下手。到了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起连续11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将供销合作社更进一步地纳入到“三农”问题的整体框架中,从提供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沟通城乡流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从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中国供销合作社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萎缩、复苏,贯彻了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供销合作社与国家、市场的关系。供销合作社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靠国家力量,服务国家现代化战略,服务城乡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设计。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三农和民生等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在支持市场竞争中相对落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各方面都会想起借用合作社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总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研究目标与主题,界定论文基本概念及范畴,搭建文章基本框架并对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使用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主要从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实践渊源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三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主要研究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国家运动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绩效及评价四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市场化探索的绩效及评价。第五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及评价。第六部分是新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主要研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第七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研究国内外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比较及借鉴启示。第八部分是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主要包括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既有模式的总结、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新模式、及关系供销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杨祖媛[10]（2012）在《媒介消费诉愿的公共管理研究 ——基于人大和政协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文中指出大众媒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媒介消费需求的主要机构，在我国，大多数获得大众传播活动资质的媒体，都是国有性质的事业主体，具有法定的公共性。中国执政党2011年10月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构建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就要求在大众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信任、公开、参与和承诺的回应机制，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受理和接办媒介消费诉愿的公共管理机制，将媒介消费者的正当利益诉求纳入到媒体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之中，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获享大众传播服务、近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本文尝试从人大和政协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考察人大和政协如何介入媒介消费诉愿的表达、回应和问责，并阐述其运作方式、作用特征以及改进的空间与可能。力图对人大和政协在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中的作用给予初步的描述和概括。
二、山西省政协农民增收建议案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省政协农民增收建议案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绥远省文化社团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和重难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文化社团(1912-1937) |
| 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文化社团(1912-1927)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文化社团(1928-1937) |
| 三、民国时期文化社团的特点 |
| 第二章 绥远省文化社团概况 |
| 一、绥远省社团发展概况 |
| 二、绥远省文化社团简况 |
| (一)绥远省的思想文化氛围 |
| (二)绥远省文化社团简介 |
| (三)绥远省文化社团成员特点 |
| 第三章 绥远省文化社团的活动 |
| 一、传播新文化 |
| (一)反对愚昧 |
| (二)传播新文学 |
| 二、关注地方问题 |
| (一)反思绥远教育 |
| (二)剖析社会问题 |
| (三)重视经济发展 |
| (四)关注蒙古族问题 |
| 三、协助政府落实相关政策 |
| (一)开发西北与开发西北协会绥远省分会 |
| (二)新生活运动与绥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
| 四、开展左翼文化运动 |
| (一)倡导左翼文学 |
| (二)开展新诗歌运动 |
| 五、宣传抗日救亡 |
| (一)剖析抗日形势 |
| (二)发展抗日文学 |
| (三)戏剧歌咏等其他形式的抗日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山西村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对象 |
| 二、相关学术综述 |
| 三、研究视角、方法及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山西村治的缘起 |
| 第一节 民初地方自治的重启与嬗变 |
| 一、民初地方自治的重启 |
| 二、暂停与重整：《地方自治试行条例》的制定 |
| 三、自治重心的继续下移 |
| 第二节 近代乡村自治的出现 |
| 一、中国传统乡村自治 |
| 二、乡村自治的先河：翟城村治 |
| 三、政府推动的乡村自治：定县村治 |
| 四、乡村自治的近代转型 |
| 第三节 山西当政者对地方治理的思考 |
| 一、村制设想的萌生 |
| 二、村治实践的理论指导：用民政治 |
| 三、地方自治的路径选择：村本政治 |
| 第四节 山西村治的开创 |
| 一、村制的确立 |
| 二、村自治分期进行办法 |
| 三、村政的提出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西村治的制度构成与变革 |
| 第一节 村治规范体系的形成 |
| 一、省级法规 |
| 二、县级办法 |
| 三、村规民约 |
| 第二节 县区制度改革 |
| 一、县公署改制 |
| 二、行政人员的村治职责 |
| 三、设立区制 |
| 第三节 编村内部组织的完善 |
| 一、村闾邻制 |
| 二、编村内横向自治组织 |
| 第四节 村治财政 |
| 一、村费来源 |
| 二、村费支出 |
| 三、村费监督 |
| 小结 |
| 第三章 山西村治的基本事务 |
| 第一节 行政委办事项 |
| 一、行政委办中的自治因素 |
| 二、“六政三事”中的村治内容 |
| 三、行政委办事项的执行方式 |
| 第二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一：整理村范 |
| 一、整理村范的治理思路 |
| 二、从官办到协办：以禁烟为例 |
| 三、整理村范的行政保障 |
| 第三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二：治安保卫 |
| 一、保卫团的劝办 |
| 二、保卫团的训练与稽查 |
| 三、保卫团的奖惩 |
| 第四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三：公断息讼 |
| 一、息讼会的设置与运作 |
| 二、官方对息讼会的督导 |
| 三、消除讼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村治的经验与局限 |
| 第一节 山西村治的经验 |
| 一、现代自治制度的移植 |
| 二、在官治与自治之间探寻互利平衡 |
| 三、地方本位观念 |
| 四、集权对分权的保障 |
| 第二节 山西村治的时代局限 |
| 一、制度实施的问题 |
| （一）自治职员的滥权 |
| （二）村民会议流于形式 |
| （三）村治法规未得到有效遵守 |
| （四）筹办自治加重村民负担 |
| （五）行政官员对编村利益的侵蚀 |
| 二、山西村治的制度性反思 |
| （一）自治体制对行政体制的依赖 |
| （二）自治目标与乡村需求的脱离 |
| （三）公共观念的缺乏 |
| 第五章 山西村治中的民治色彩 |
| 第一节 保守主义的乡村自治 |
| 一、山西村治的保守主义底色 |
| 二、村治中的德性政治观 |
| 三、作为道德意义存在的“民” |
| 四、编村：法律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 |
| 第二节 官治与自治的交叉 |
| 一、以政治途径切入的乡村自治 |
| 二、从官办到协办的推进 |
| 三、官治对自治的侵蚀与恢复 |
| 第三节 山西村治的民治表征 |
| 一、传统中的“民本”与“民治” |
| 二、山西村治中的民治因素 |
| 三、山西村治对民治的推动 |
| 结语：山西村治的现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四、论文内容设计 |
| 第一章、龙旗与“国家”：晚清的龙旗、象征与民族主义 |
| 第一节、黄龙旗的诞生 |
| 第二节、中外交往中的黄龙旗与“国旗”的确定 |
| 第三节、黄龙旗使用范围的扩展和“国旗”国家象征意义的出现 |
| 第四节、利权、主权与“国旗”民族主义意义的凸显 |
| 第五节、晚清朝野在“国旗”象征认知和使用上的偏差 |
| 小结 |
| 第二章、“共和”压倒“革命”：辛亥前后的革命旗帜与国旗的竞争 |
| 第一节、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旗帜、象征与使用 |
| 第二节、武昌首义后的革命旗与旗帜的种族主义面相 |
| 第三节、各派统一国旗的努力及其权争 |
| 第四节、五色旗的广泛使用和国旗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三章、国家象征的复相：北京政府时期朝野对国旗的认知和政治运用 |
| 第一节、“敬旗爱国”：国旗国家象征意义的宣传与推广 |
| 第二节、“辱旗与辱国”：时人对国旗滥用和侮辱的反应 |
| 第三节、“君主”与“共和”：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改换国旗与时人的应对 |
| 一、洪宪帝制与国旗 |
| 二、张勋复辟易帜与时人的应对 |
| 第四节、“旗语”、隐喻与象征：国旗意义的阐释与政治诉求的表达 |
| 小结 |
| 第四章、“革命”与“反赤”：国民党北伐易帜与国旗的竞争 |
| 第一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北伐易帜和政权认同的建构 |
| 一、孙中山北上前后的国民党国旗与政权认同的建构 |
| 二、对“拥护五色国旗”运动的回应和“易帜”合法性的建构 |
| 三、北伐易帜过程与政权认同的建构 |
| 第二节、“反赤”：国家主义派的“拥护五色国旗”运动 |
| 一、国家主义派的“拥护五色国旗”活动 |
| 二、对五色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和“护旗”合法性的建构 |
| 三、对“赤化”意义的阐释与“反赤”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革命”与“反革命”：中共在大革命前后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一、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二、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对国旗的认知和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 |
| 第一节、国旗相关法规的确定与党旗国旗关系的建构 |
| 第二节、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与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以“国旗”行“党化”与民众“党国”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推行“划一党国旗运动”与政权认同建构的扩大化 |
| 小结 |
| 第六章、民族主义的建构：四行“孤军”献旗故事的制作与“孤军”的悬旗和护旗 |
| 第一节、为“孤军”献旗：一个被建构的国旗故事 |
| 第二节、“国旗魂”：一位献旗英雄的建构 |
| 第三节、四行仓库悬旗：抗战精神的宣示 |
| 第四节、“孤军营”护旗：对国家主权的扞卫 |
| 小结 |
| 第七章、“正邪之间”：边区政府与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的“国旗” |
| 第一节、边区政府的国旗 |
| 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中共的政权认同 |
| 二、悬挂国旗与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二节、汪伪政权的“国旗” |
| 一、汪伪政权“国旗”的制定 |
| 二、汪伪政权对“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运用与政治诉求的表达 |
| 第三节、伪满洲国的“国旗” |
| 一、伪“国旗”的制定、意义阐释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 二、悬挂伪“国旗”的推行和政权认同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国旗、国家认同与政权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本人攻读博±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理论依据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 五、主要史料 |
| 第一章 近代关中农业区位分析 |
| 1.1 自然环境 |
| 1.1.1 地形 |
| 1.1.2 气候 |
| 1.1.3 河流 |
| 1.2 社会环境 |
| 1.2.1 县级区划 |
| 1.2.2 人口状况 |
| 1.2.3 交通条件 |
| 1.2.4 政治环境 |
| 第二章 农业的近代化：关中农村经济趋势 |
| 2.1 土地关系 |
| 2.1.1 土地分配 |
| 2.1.2 土地租佃 |
| 2.1.3 土地价格 |
| 2.2 农业生产 |
| 2.2.1 田场结构 |
| 2.2.2 土地利用和商品化 |
| 2.3 近代手工业 |
| 2.3.1 手工纺织业 |
| 2.3.2 其他农家手工业 |
| 2.3.3 家庭手工业的绩效 |
| 第三章 新农业的曙光：关中农业合作运动 |
| 3.1 合作事业的初步发展 |
| 3.1.1 合作事业的行政机制 |
| 3.1.2 合作组织的治理实际 |
| 3.1.3 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 |
| 3.2 合作事业的困境与前景 |
| 3.2.1 普通农民的质疑 |
| 3.2.2 合作事业的办理困境 |
| 3.2.3 脱离合作困境的策略 |
| 3.3 农业合作的绩效评估 |
| 3.3.1 农村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
| 3.3.2 农村金融得到一定活跃 |
| 3.3.3 关中农业的新方向：棉花产销合作社 |
| 第四章 近代化的悖论：地方财税改革与农民赋税负担 |
| 4.1 地方财政行为 |
| 4.1.1 地方财政的概念 |
| 4.1.2 地方财政体系 |
| 4.1.3 乡村政治的财政成本 |
| 4.2 农民的赋税负担 |
| 4.2.1 正税 |
| 4.2.2 附加税 |
| 4.2.3 临时摊派 |
| 4.3 苛捐杂税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
| 第五章 逆境中的挣扎：关中农户家庭收支与债务 |
| 5.1 关中农户的家庭收支 |
| 5.1.1 家庭收入水平 |
| 5.1.2 家庭支出情况 |
| 5.2 关中农户的家庭负债 |
| 5.2.1 负债情况 |
| 5.2.2 负债原因与效用 |
| 5.2.3 借贷形式与来源 |
| 5.3 利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
| 第六章 有价值的变迁：制度与技术对关中农业的贡献 |
| 6.1 近代化的农政政策 |
| 6.1.1 新型农业行政体系的构建 |
| 6.1.2 复兴农业的政策措施 |
| 6.1.3 农业制度变迁的绩效 |
| 6.2 近代水利兴修与农业科技推广 |
| 6.2.1 关中水利灌溉的恢复与建设 |
| 6.2.2 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
| 6.2.3 近代农业院校的初建 |
| 6.3 近代交通、金融与市场 |
| 6.3.1 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 |
| 6.3.2 近代金融的发展 |
| 6.3.3 农产品市场贸易的近代化转型 |
| 结论 |
| 一、农村经济变迁的时代特征 |
| 二、近代化的代价：作为压榨者的政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政府史的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论文思路及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的历程与动因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级政府行政区划调整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级政府行政体制变革 |
| 四、民国时期省制改革动因的检讨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理论及实践 |
| 一、从“政体学”到“行政学” |
| 二、行政效率研究会及其活动 |
| 三、政府运行方式改革的实践 |
| 第三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基础 |
| 一、防区制时期四川省行政实况 |
| 二、四川省政中央化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四川省行政网络构建及政府职能扩展 |
| 第一节 川政统一前省政府的更迭 |
| 第二节 川政统一后省政府的制度构建 |
| 一、省主席及省府委员会 |
| 二、省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 |
| 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 |
| 第三节 基层行政网络的构建与控制职能的强化 |
| 一、县级政府权力的强化 |
| 二、县以下行政网络的构建与延伸 |
| 第四节 警政网络的铺设与管理职能的强化 |
| 一、警察制度网络的建立 |
| 二、保安处对社会的管理 |
| 第五节 社会服务职能的逐步扩展 |
| 一、交通建设 |
| 二、农村合作事业 |
| 三、公共卫生体系 |
| 四、社会救济与福利事业 |
| 五、社会风俗改良 |
| 小结 |
| 第三章 四川省政府人事行政的运作及困境 |
| 第一节 省府对县长人事控制权的收回 |
| 第二节 行政人员训练与行政技能养成 |
| 一、县政人员训练 |
| 二、“专才”型行政人员训练 |
| 三、基层行政人员训练 |
| 四、地方行政干部训练 |
| 第三节 行政人员的任用及考核 |
| 一、县长的任用与考核 |
| 二、普通公务员的任用与考核 |
| 三、乡镇行政人员的选用与考核 |
| 第四节 人事行政实况的分析与检讨 |
| 一、人事行政现代性的体现 |
| 二、人事行政现代化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川省政府财务行政的规范与失范 |
| 第一节 财政的统一与初步整理 |
| 一、调整财务行政机关 |
| 二、整理公债,清理债务 |
| 三、整理金融,收回地钞 |
| 四、整理税收系统 |
| 第二节 规范性财政制度的建立 |
| 一、计划财政制度的实施 |
| 二、财务监督制度的推行 |
| 三、县市地方财政系统的规范 |
| 第三节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分析 |
| 一、财政收入情况的分析 |
| 二、财政支出情况的分析 |
| 第四节 财政制度的失范及检讨 |
| 一、“裕税”还是“恤商”的艰难抉择 |
| 二、“财权”、“事权”失衡挫伤经济绩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四川省政府行政实效考察 |
| 第一节 合署办公的效率考察 |
| 一、省务会议、联席办公会议、行政会议 |
| 二、合署办公时期机构的变化 |
| 三、合署办公时期行政经费的变化 |
| 第二节 公文处理的效率考察 |
| 一、公文程序的规范与简化 |
| 二、公文程式的改良与竞赛 |
| 三、政府之间公文往来的实效 |
| 第三节 处理粮食危机的能力考察 |
| 一、粮食危机的爆发及程度 |
| 二、政府对危机处理失当的检讨 |
| 第四节 推行田赋征实的能力考察 |
| 一、田赋征实的实施 |
| 二、出现问题的应对 |
| 三、田赋征实的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其他重要因素对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主席张群行政思想的影响 |
| 一、张群的地方行政经验 |
| 二、张群行政思想的分析 |
| 三、张群行政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省临时参议会的影响 |
| 一、临时参议会的设立及历次开会情况 |
| 二、省临参会与省政府之间的互动 |
| 三、临参会对行政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史视角下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检讨 |
| 第一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变革的现代性 |
| 一、行政变革现代性的体现 |
| 二、行政变革现代性的分析 |
| 第二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性的限度 |
| 一、行政现代性限度的体现 |
| 二、非现代性行政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经验 |
| 一、政府与社会整合的实验性经验 |
| 二、政府制度移植的试错性经验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主题 |
| 三、基本概念及范畴界定 |
| 四、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
| 五、论文的思路、内容与架构 |
| 六、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七、论文的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1949年以前)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民国时期合作思想的繁荣 |
| 一、国外重要合作思想在中国传播 |
| 二、国内合作界的思想创新 |
| 第二节 实践渊源—民国时期合作实践的探索 |
| 一、民国知识分子的合作探索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 |
| 三、共产党统治区的合作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形成与变迁(1949-1978年)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发端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崛起 |
| 第二节 国家运动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 |
| 一、人民公社化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扭曲及纠偏 |
| 二、文化大革命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异及整顿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建成贯通城乡的物资流通体系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变身全民所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 |
| 二、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评价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 |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与人民公社解体 |
| 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变革 |
| 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农产品价格放开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过程 |
| 一、1978-1982年酝酿期：恢复“三性” |
| 二、1983-1992年突破、发展期：五个突破、六个发展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民办方向与经营承包责任制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独立体系断裂,受地方行政干预明显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探索的制度绩效 |
| 二、市场化探索的制度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1992-200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起因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二、供销合作社面临严峻形势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 |
| 一、1992-1995年：市场化冲击与谋求系统独立 |
| 二、1995-2001年：生存考验期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系统再造及参与农业产业化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资产“被流失”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 |
| 二、对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评价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供销合作社制度新发展(2002-2012年) |
| 第一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 |
| 一、“三农”问题凸显与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扶持 |
|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扭亏为盈,市场经营步入正轨 |
| 第二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
| 一、2002-2006年：市场化主导的“四项改造” |
| 二、2006年开始：国家支持下的“新网工程” |
| 三、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新发展 |
| 第三节 “新网工程”—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国家扶持下的供销社“新网工程” |
| 二、“新网工程”的现实应用 |
| 三、“新网工程”的预期效果 |
| 第四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绩效 |
| 二、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评价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借鉴 |
| 第一节 国内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
| 一、云南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二、江苏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三、台湾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
| 第二节 对日本、美国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一、对日本农协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第三节 国内外比较带来的启示 |
| 一、合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
| 二、成功的合作社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
| 三、建成社员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 |
| 一、历史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历史模式的制度结构 |
| 三、历史模式的优点与不足 |
| 第二节 展望：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新制度模式 |
| 一、新制度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新制度模式的结构 |
| 第三节 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
| 一、社有企业的多元化、集团化经营—公司化发展趋向 |
| 二、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模式的缩影 |
| 二、供销合作社真正打造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漫长的过程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10）媒介消费诉愿的公共管理研究 ——基于人大和政协视角的考察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研究意旨、方法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意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述要 |
| 第一章 人大和政协介入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的资格 |
| 第一节 人大介入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的资格 |
| 第二节 政协介入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的资格 |
| 第三节 人大和政协在媒介消费诉愿管理中的职分异同 |
| 第二章 人大代表介入媒介消费诉愿管理的工作 |
| 第一节 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参与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活动 |
| 第二节 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期间参与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活动 |
| 第三节 人大介入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的特点 |
| 第三章 政协委员介入媒介消费诉愿公共管理的活动 |
| 第一节 政协委员在政协闭会期间参与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活动 |
| 第二节 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期间参与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活动 |
| 第三节 政协介入媒介消费诉愿管理的特点 |
| 第四章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四、山西省政协农民增收建议案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绥远省文化社团研究（1928—1937）[D]. 图克.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3]民国山西村治研究[D]. 刘娟. 西南政法大学, 2017(10)
- [4]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D]. 周游.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6]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D]. 王今诚. 西北大学, 2015(06)
- [7]“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8]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D]. 黄雪垠. 南京大学, 2013(03)
- [9]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D]. 陈振平. 武汉大学, 2013(07)
- [10]媒介消费诉愿的公共管理研究 ——基于人大和政协视角的考察与分析[D]. 杨祖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