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国企资源发展区域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靳柯娟[1]（2021）在《“双循环”背景下地方国企兼并重组效果评价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外部风险加剧,许多地方国资系统企业之间在行政主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兼并重组潮。这种带有行政主导色彩的地方国资企业整合将使地方经济企业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评价此轮地方国有企业合并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将直接关系到区域国资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绩效,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甚至会影响到"双循环"背景下的区域经济社会整体运行稳定。为此,文章通过合成控制法,从实证角度出发,科学评价了广东省X市国资委于2001年行政整合X市国资委下属的4个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重组确实能够整合区域内的产业经济资源,优化地区内部产业资源系统配置,改善国有企业发展路径,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我国近年来地方国有企业出现的"合并潮"提供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也为以后内循环背景下的区域国资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资源整合提供理论依据。
王曙光,王丹莉,郭凯,王彬,徐余江,雷雪飞[2]（2020）在《政府、市场与国有企业改革》文中研究说明一、研究成果主要内容（一）中国工业管理和国有企业制度:传统体制的形成与演进逻辑本成果将传统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分为初步奠基时期、权力下放时期、权力上收时期以及调整和探索时期四个阶段,并以历史视角和全球视角审视了传统体制下的内在优势、历史价值和深层问题,既看到这一"超级国家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巨大体制优势,也看到了这一体制下包含的自身变革和超越因素。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本成果进一步提出了"后发大国工业化阶段相关假说",认为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决定着国家的资源配置模式、宏观调节模式和微观主体独立性,从而建立了解释新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框架。
夏冰[3]（2020）在《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过去十年间,地方平台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政府竞争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激发、“投资饥渴”的症状显现,地方平台公司无疑是矛盾缓和与症状缓解的重要制度性设计。地方平台公司充分利用土地和金融资源撬动资金杠杆,以投融资营造城市发展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发展周期里,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资源输入管道在逐步撤离,“政府输血”式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任务式思维和规模化路径导致地方平台公司债台高筑、企业经营活力不足,“自我造血”发展能力堪忧。企业内外部经营压力并发,这是地方平台公司不可否认的问题。地方平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地方平台公司的成长得益于制度设计,也受制于新的制度安排。自2014年以来,受“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债务防化”等系列政策影响,地方平台公司融资功能和融资渠道全面受限,其新一轮发展迎来了“两难”局面。向外看,地方平台公司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功能不会改变,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项目的要求持续升级;向内看,地方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务结构、财务结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防范风险,谋求支持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制度变迁背景下,地方平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必然要求其在发展理念上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发展模式上进行负债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变。当前各界对地方平台公司的大量评价与预判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分析地方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价值的形成与变迁,是地方平台公司谋划新一轮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带着历史观对政府竞争背景下平台公司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总结;我们不得不带着未来观对负债约束下平台公司如何深化改革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判;其中,我们也不得不探讨资源约束和机制约束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地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这就形成本文希望解答的三大问题。为探讨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择民营经济发达的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的平台公司为样本,运用扎根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案例资料的开放式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确定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进而构建研究变量,分析研究变量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出初始假设命题,为构建总体研究框架奠定基础。根据理论分析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并选取78个地级市441家平台公司以及376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假设,提出了以下有益结论:（1）“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资本市场融资”价值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结构性设计。政府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负债冲动,这种负债冲动通过土地资源注入让平台公司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大规模的融资不断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更好的平台公司拥有更好的资源配置与转化能力,其溢出效应更强。通常,经济效益好的平台公司有更好的业务结构设计、运营管理效率和企业经营活力,它们以更高的质量服务于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3）制度变迁背景下,平台公司是否拥有自生能力,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制度变迁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传统的价值链逻辑被打破,原有资源输入管道被撤离,这对平台公司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相反,形成良性经营循环的平台公司受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大,它们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反哺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的路径。（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受到制度变迁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混改主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非国有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形成相互制衡与互赢共利的载体;同时,本文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需要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地方平台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马芳[4]（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林立寰[5]（2020）在《GF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着资本市场深化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打造资本运营平台,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深度参与市场,进而服务区域经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较短,明晰资本运营企业的发展战略,指引其科学发展、健康发展、长远发展,对企业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GF公司作为国有投资平台,下辖多家全资、控股企业,在如何整合资源进行协调发展上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困难,通过明确发展战略,厘清发展思路,对其持续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基于GF公司发展中的存在的问题阐述,通过PEST分析、五力模型等工具,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对其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内部资源与能力包括政府资源、产业资源、财务资源、公司治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人力资源等几个角度,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以及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购买者和现有竞争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GF公司面临的机遇与威胁,以及拥有的优势与劣势。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提出GF公司应实行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囊括金融与服务产业,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三大业务板块和四大功能定位,并通过积极开展投融资和基金布局,整合资源服务区域经济,加强资本与资产运作等三大途径来实施其多元化战略。同时,GF公司还应从组织、资金、企业文化,战略评价和调整体系建设等几个方面做好实施保障,推动战略的有效执行。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室[6]（2020）在《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国企导向性空间拓展及溢出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经济制度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又是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的,大湾区国有资产作为全国国有资产总量主要聚集地,对整个区域内部的经济关联结构产生何种导向性影响以及对其影响机制的探究将是解决经济制度异质性的关键所在。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林明灯[8]（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指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李莉[9]（2020）在《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一轮东北振兴为背景,研究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转型的新思路,重点探讨“国企主导型”这一具有东北区域特色的制造业集群的增长与转型问题。研究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特殊环境入手,着重分析―国企主导‖这一地方特色,即集群围绕着核心国企产生与发展,主导国企发展决定着集群的形态与发展路径。根据产业集群本质是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性,引入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中关于组织变迁与信息结构的相关理论,将国企主导特征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提炼,进而构建了一个包含国企主体的增长模型,提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可能对制造业集群增长与转型产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发挥作用可能的现实机制。在理论模型分析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结合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定性分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研究选取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和吉林六个主要工业城市1998-2017二十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促进效应。研究首先假定由于国企在制造业集群发展初期能够获得政策支持大量吸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所以会对产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和成熟,可能国企的规模不经济会导致集聚程度的下降。但是东北国企对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系数为负的二次项不显着,结合东北实情我们给出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大多数东北制造业主导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拥有着许多的子公司和上下游相关企业,随着国企主导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在集群中的核心作用愈发明显,会吸引大量的相关产业以及利益相关企业不断集聚,从而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强政府、弱市场‖现象,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很大程度上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大部分的政府投资项目也由国有企业来实施,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地方市场上有着很强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因此就会有许多企业以主导国企所在位置集聚,使得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大。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得国企规模不经济区间的影响没能得到显现。第二,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的产值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研究理论分析假设国企在集群发展期有着较强的大型项目投资能力,并且在与政府协商集群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国企的发展会带来集群以产值衡量规模的扩大;随后当国企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时,会通过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投资效率低下和政企合谋滋生无效率的非市场行为等机制,抑制集群产值的提升。相关的实证方程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较好地说明了东北地区国企对制造业集群产业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规律,且目前就制造业总体情况而言,已经处于抑制阶段。第三,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分析,认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是否会推进制造业集群转型,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是否能实现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降低,即国有企业是否能引导制造业集群向着资源节约,环境有好的方向发展。通过东北地区单位工业产出污染与国企工业企业数量相关系数分布地图的定性分析,我们发现国企数量与污染呈现出正向相关,但是正相关程度在减弱。因此我们猜测当前东北国企可能正在发挥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正向作用,但是总效应的正负仍然不能确定。通过更为严密的污染指数核算与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影响也是非线性的: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的国企主导程度在一定范围的时候,确实能够改善制造业集群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提升绿色生产能力,但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的国有企业主导程度不断增加,并超过一定值以后,这种国企主导特征反而会对制造业集群的进一步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第四,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通过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培育两个机制产生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企主导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东北地区国企相较于其他企业拥有着雄厚的实力,更愿意投入风险较大的、收入周期长的创新项目,发挥促进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在定性分析中发现,围绕着创新密集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创新与国企数量的相关系数有提升的趋势,因此猜测东北地区可能存在着国企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制造业集群创新的发展;相似的人力资本的定性分析也发现类似现象,但是不如知识溢出明显。实证研究通过中介模型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了检验,发现两种机制的中介效应变量都是显着的,说明这两种机制确实存在,并且知识溢出机制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与第四章定性分析的发现相一致,实证检验支持了研究的相关猜想。于此同时,研究也提出了东北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存在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和要素错配等负面效应。从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国企主导”这一区域特征。进一步地,基于研究结论与研究中发现的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保持国有企业对核心技术控制力、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和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的政策启示。研究兼具理论边际创新与现实意义。理论边际创新方面,通过关于―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关于所有制结构与集群发展影响因素、国企市场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现实意义方面,国企在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以主导国企为突破口的集群改革,调整产业之间的资源分配,促进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变化,通过国企改革带动区域产业、企业和科技创新,对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国企主导对于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东北地区国有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对策建议,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宋亚[10]（2020）在《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以国家电网公司为镜鉴》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力量,其兴衰成败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是现代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重视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现代企业转型发展的现实命题。作为资源型的老工业矿区,峰峰矿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着“煤海、瓷都、水泥城”之称。近年来,随着区域资源日益枯竭和国家去产能、治污染产业政策的调整实施,峰峰矿区大力实施“转型升级、绿色崛起”发展战略,致力于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峰峰矿区转型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企业文化乃企业的灵魂,习近平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文化在峰峰矿区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为有效推动峰峰矿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成为摆在峰峰矿区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采用走访调查以及问卷统计研究等方式,分析发现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现状及面临的问题,重点突出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实际效能;其次,借鉴同样是资源枯竭型的江西萍乡、陕西铜川和安徽淮北三个城市的国家电网供电分公司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启示峰峰矿区企业文化建设;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提升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的对策建议,即一是提升以战略方向为保障的物质面貌;二是完善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的行为管理;三是健全具有行业安全特色的制度体系;四是创立具有峰峰特色的企业精神文化。
二、利用国企资源发展区域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用国企资源发展区域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双循环”背景下地方国企兼并重组效果评价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的理论与模型 |
| 2 行政兼并重组对地方国企发展的影响 |
| 2.1 国有企业行政重组对区域国资企业发展的影响 |
| 2.2 置信度检验 |
| 3 结果分析和解释 |
| 4 结论 |
（3）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设计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 2.2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
| 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案例研究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变量构建 |
| 3.4 初始假设命题的提出 |
| 3.5 总体研究框架 |
| 第4章 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4 结论与讨论 |
| 第5章 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 |
| 5.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4 结论与讨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研资料汇总 |
| 附录二 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访谈情况统计 |
| 附录四 样本城市及所在省份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改进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尚待改进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对口援助的理论发展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理论发展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对口援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2 对口合作相关研究 |
| 2.2.3 东北振兴相关研究 |
| 第3章 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成效分析 |
| 3.1 对口合作实施总方案 |
| 3.1.1 对口合作实施方案解读 |
| 3.1.2 分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
| 3.2 体制、机制改革与合作模式创新成效分析 |
| 3.2.1 东北地区机制体制改革成效 |
| 3.2.2 对口合作发展模式创新 |
| 3.3 两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转型成效分析 |
| 3.4 对口合作区域科技创新成效分析 |
| 3.5 对口合作平台建设成效分析 |
| 3.6 其他领域合作成效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对口合作推动东北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1.1 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选择 |
| 4.1.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3 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4.2.1 体质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4.2.3 体质机制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4.3.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2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东北振兴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4.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4.2 科技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东北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效应分析 |
| 4.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5.2 地区间互联、互通效应分析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对口合作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口合作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2 对东部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5.2.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3 对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 |
| 5.3.1 效应分析的模型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3.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4 对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5.4.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4.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5 地区间共建合作平台建设的效应分析 |
| 5.5.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5.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6章 两地对口合作重点产业效应研究 |
| 6.1 对口合作对双方农业的影响——来自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证据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2 对口合作对双方制造业的影响——来自汽车制造业的证据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3 对口合作对双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证据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7章 对口合作视角下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1 地区间发展差异对合作的制约作用分析 |
| 7.1.1 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对口合作 |
| 7.1.2 对口合作在两地的经济效应差异明显 |
| 7.2 四大领域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体制机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2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3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4 平台建设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3 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
| 小结 |
| 第8章 提升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8.1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地区间对口合作 |
| 8.2 加快地区间对口合作产业转型升级 |
| 8.3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两地间合作 |
| 8.4 加强两地间的合作平台建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GF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企业战略的文献研究 |
| 1.2.2 关于企业战略研究工具的文献研究 |
| 1.2.3 关于国有投资企业经营的文献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GF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2.1 公司概况 |
| 2.1.1 GF公司简介 |
| 2.1.2 GF公司架构 |
| 2.2 GF公司资源和能力分析 |
| 2.2.1 政府资源 |
| 2.2.2 产业资源 |
| 2.2.3 财务资源 |
| 2.2.4 公司治理能力 |
| 2.2.5 资本运作能力 |
| 2.2.6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
| 2.3 内部因素评价(IFE)矩阵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F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分析 |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 3.1.3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
| 3.1.4 技术文化环境分析 |
| 3.2 产业环境分析 |
| 3.2.1 金融产业五力模型分析 |
| 3.2.2 制造业五力模型分析 |
| 3.2.3 现代服务业五力模型分析 |
| 3.3 外部因素评价(EFE)矩阵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GF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 |
| 4.1 SWOT分析 |
| 4.2 发展战略选择 |
| 4.2.1 多元化发展战略的确定 |
| 4.2.2 战略使命 |
| 4.2.3 战略目标 |
| 4.2.4 战略组合决策 |
| 4.3 GF公司多元化战略实施途径 |
| 4.3.1 积极开展投融资和基金布局 |
| 4.3.2 整合资源服务区域经济 |
| 4.3.3 加强资本与资产运作,扶持新兴产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GF公司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5.1 组织机构保障 |
| 5.2 资金保障 |
| 5.3 企业文化保障 |
| 5.4 建立战略评价和调整体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6）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国企导向性空间拓展及溢出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国企空间拓展的机理 |
| 粤港澳大湾区国企空间拓展集聚分析 |
| 粤港澳大湾区国企空间拓展溢出分析 |
| 结论与建议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群 |
| 2.1.2 制造业集群 |
| 2.2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2.2 东北地区制造业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新一轮东北制造业集群振兴研究的前沿问题 |
| 2.3 国企与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
| 2.4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 |
| 2.4.1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基础 |
| 2.4.2 使用比较制度分析的优势 |
| 2.5 研究评述 |
| 2.5.1 研究评述 |
| 2.5.2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
| 第3章 国企主导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特征与分类 |
| 3.1.1 国企主导制造业集群的含义 |
| 3.1.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特征 |
| 3.1.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分类 |
| 3.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的数理模型 |
| 3.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转型的数理模型 |
| 3.3.1 微观机制:转型中的国企行为 |
| 3.3.2 转型增长路径 |
| 3.4 转型路径选择 |
| 3.4.1 上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3.4.2 中游、下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第4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基础条件评价 |
| 4.2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现状分析 |
| 4.3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转型分析 |
| 4.3.1 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 |
| 4.3.2 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 |
| 4.4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负面效应分析 |
| 4.4.1 企业内部管理落后 |
| 4.4.2 要素使用效率低下 |
| 4.4.3 抑制其他主体发展 |
| 4.4.4 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 |
| 第5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与集聚效应研究 |
| 5.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集聚程度增长计量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1.4 解决内生性 |
| 5.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产值规模增长计量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解决内生性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与创新转型效应实证研究 |
| 6.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计量分析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效率提升计量分析 |
| 6.2.1 中介效应分析 |
| 6.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2.1 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 |
| 7.2.2 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 |
| 7.2.3 保持国企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 |
| 7.2.4 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 |
| 7.2.5 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以国家电网公司为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现状分析 |
| 2.1 峰峰矿区概况 |
| 2.1.1 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概况 |
| 2.1.2 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简况 |
| 2.2 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现状调查 |
| 2.2.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回收情况 |
| 2.2.2 调查对象样本性描述统计分析 |
| 2.2.3 企业文化管理现状调查结果描述 |
| 2.3 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
| 2.3.1 老工矿区企业文化物质体现不明显 |
| 2.3.2 企业文化管理主体行为导向不明确 |
| 2.3.3 矿区转型企业文化制度保障不健全 |
| 2.3.4 企业文化管理峰峰精神支持不到位 |
| 第3章 国家电网企业文化管理经验镜鉴及启示 |
| 3.1 镜鉴案例选取的依据 |
| 3.1.1 理论依据 |
| 3.1.2 实践依据 |
| 3.2 江西萍乡国家电网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分析 |
| 3.2.1 企业概况 |
| 3.2.2 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 3.2.3 企业文化管理主要经验 |
| 3.3 陕西铜川国家电网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分析 |
| 3.3.1 企业概况 |
| 3.3.2 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 3.3.3 企业文化管理主要经验 |
| 3.4 安徽淮北国家电网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分析 |
| 3.4.1 企业概况 |
| 3.4.2 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 3.4.3 企业文化管理主要经验 |
| 3.5 对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的启示 |
| 3.5.1 坚持服务大局把握企业定位 |
| 3.5.2 坚持文化强企实施战略引领 |
| 3.5.3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企业精神 |
| 第4章 提升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的对策 |
| 4.1 提升以战略方向为保障的物质面貌 |
| 4.1.1 文化融入企业战略规划 |
| 4.1.2 加大企业品牌建设力度 |
| 4.1.3 推进党建工作融合发展 |
| 4.2 完善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的行为管理 |
| 4.2.1 加强民主行为管理力度 |
| 4.2.2 完善人才培养管理机制 |
| 4.2.3 营造员工成才环境氛围 |
| 4.3 健全具有行业安全特色的制度体系 |
| 4.3.1 明确安全生产制度原则 |
| 4.3.2 完善健全文化制度体系 |
| 4.3.3 加强制度实施责任落实 |
| 4.4 创立具有峰峰特色的企业精神文化 |
| 4.4.1 提高地域文化构建意识 |
| 4.4.2 建立学习型的企业组织 |
| 4.4.3 探索企业创新特色文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四、利用国企资源发展区域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双循环”背景下地方国企兼并重组效果评价与实证研究[J]. 靳柯娟. 中国市场, 2021(08)
- [2]政府、市场与国有企业改革[A]. 王曙光,王丹莉,郭凯,王彬,徐余江,雷雪飞.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2020（第四届）上卷, 2020
- [3]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夏冰. 中山大学, 2020(03)
- [4]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5]GF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林立寰.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6]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国企导向性空间拓展及溢出效应[J].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室. 现代国企研究, 2020(07)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9]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D]. 李莉. 辽宁大学, 2020(01)
- [10]峰峰矿区国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以国家电网公司为镜鉴[D]. 宋亚. 河北工程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