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书之友》2003年要目（论文文献综述）
杨薇[1]（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刘勇[2]（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周萧易[3]（2020）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文中提出薛忆沩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移民作家,被誉为“最迷人的异类”。这个标签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有关,长期的数学训练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偏爱,使得薛忆沩形成了“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融为一体”的语言特点。移民后,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双重语境下的生存环境,薛忆沩的写作边界不断开阔,实现了“文学祖国”里的“文学梦”。在薛忆沩的小说创作中,表现都市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都市人题材的书写中,个体与个体的疏离,个体与群体的疏离,个体与时代的疏离一步步递进,构成了都市人题材小说的“逃离”情绪。而在历史题材小说中,薛忆沩的写作聚焦于残酷历史中个体的命运,突出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极力展示历史的荒谬和个人的脆弱。而薛忆沩颇具西方现代派艺术技法的“战争”系列小说,从对战争幸存者心理的探索起步,展现了战争环境中的个体命运,反思了战争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进而探讨了走出生命创伤的艰难历程。薛忆沩始终保持着一种先锋意识,在写作中,他不断探索文本形式的多样性,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形成了与西方文学的“互文”关系。在移民加拿大之后,面对中、英、法三种语言的交汇与“冲撞”,薛忆沩进一步发现了汉语之美,加上他对写作的“完美主义态度”,由此发动了几乎是“重新创作”的“重写”革命。但是,薛忆沩的创作也存在一些局限和困境。他显然不是那么擅长长篇小说叙事,小说中过多巧合性,打破了思想性与故事性的平衡局面。
王海凤[4]（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刘江山[5]（2020）在《TTIP协定中的监管合作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规则存在巨大差异,进而产生了大量非关税壁垒,并成为妨碍和扭曲全球贸易和投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政府都希望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为此不得不共同致力于消除因相互之间的监管差异带来的非关税壁垒,而WTO和其他现有的国际贸易安排很难有效地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各国的监管本身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在监管合作的过程不应对设定的国内监管目标产生影响。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打破传统的国际贸易条约模式,探索能够解决“边境线后”问题的新一代FTA。监管合作在消除非关税壁垒方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欧盟和美国TTIP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将监管合作议题列为四大核心谈判议题之一。监管合作的目标是为了消除因各国监管规则不同形成的非关税壁垒。本文将通过对TTIP监管合作章节文本、监管规则制定主体、监管合作中的监管规则、监管合作个案分析及监管对中国的因应等方面系统的讨论TTIP中的监管合作议题中的法律问题。监管合作议题是TTIP协定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欧盟和美国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工具,也是深度经济一体化FTA得以落实的主要路径之一。TTIP监管合作议题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良好监管实践;二是监管合作。通过良好监管实践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确保监管规则的质量;通过监管合作实现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兼容性、或相互认可,以消除或减少因监管规则而且产生的新的贸易壁垒,形成新的国际产业新标准或新法规,保障国际贸易和投资顺利运转,扩大贸易和投资总量,实现就业和经济增长。落实TTIP监管合作议题离不开监管规则制定主体的参与。监管规则制定主体主要包括欧盟和美国立法机构、监管机构、标准制定机构等等。不同国家通过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参与监管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比如,信息交换、早期预警、立法机构对话等方式,扩大了立法机关的知情权,增进了监管规则制定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为解决现有的或新出现的监管差异,建立稳定有效的监管规则制定合作平台。通过相互认可协议、影响评估、快速授权通道等具体程序性方法,监管规则制定主体为双方高效推进监管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欧盟和美国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在过去参与监管合作过程中既有成果又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通过提供实质性的报告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消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监管措施。例如,双方监管规则制定主体之间存在参与缺乏制度性保证,参与人员不全面,沟通不充分等问题,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监管差异不能及时减少或消除。双方应在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建立双方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参与的长效机制,扩大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参与跨大西洋监管合作范围,实现监管一致或监管兼容的结果。最后,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参与可以给TTIP监管合作议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符合民主决策的要求,能够对监管合作议题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监管合作的合法性与立法机构的参与密不可分。TTIP监管合作议题需要欧盟和美国各个层级的监管规则制定主体参与。确保合法性的前提是TTIP在监管规则制定过程不改变各方现有的监管规则制定框架。欧盟和美国政府在未来执行TTIP协定过程中,有双方各个层级的监管规则制定主体的参与,例如,各自立法机构的议员通过年度监管计划向监管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政治上的监督作用。总之,监管规制制定主体的全程参与,能够解决过往监管规则制定层面在监管合作中的问题,是监管合作的一种制度创新,为监管合作的合法性以及相关责任机制的落实提供保障。TTIP监管合作的对象或范围就是欧盟和美国现有的或将来拟制定的监管规则。本章重点讨论监管规则中技术性规范在监管合作中的问题及TTIP提供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性规范主要由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及合规评定程序构成。首先,讨论TTIP协定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与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关系与协调。TTIP技术性贸易壁垒章节是典型的超WTO条款,双方希望能够在TBT协定基础上再进一步,同时保证不对TBT协定有减损。TTIP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章节期望能够加强欧盟和美国在产品技术要求方面的合作,减少产品重复检测及高成本检测程序,便利双方获得产品监管信息等。其次,分析欧盟和美国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不同类型的技术性规范导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减少或消除监管差异的方式。通过行业性监管合作,解决行业中存在的监管差异问题,实现监管规则的对等、兼容、协调,最终实现欧美双方的技术要求和标准国际化,促进科技创新,扩大双边贸易,增加就业。总之,TTIP协定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章节的目标是TBT协定的基础上,更为积极的促进监管合作,提高在方法、要求及标准制定程序等方面的开放、透明和趋同,尤其是要减少冗余繁重的检测和证明要求,增强相互之间对合格评定机构的信任,同时更多的使用国际标准。TTIP中的监管合作议题分为“横向条款”和“部门条款”。“部门条款”是监管合作议题在具体或特定行业中的落实。就具体行业或产业部门而言,“部门条款”可以视为TTIP监管合作议题不同行业或部门中的个案落实。每一个行业都有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进行监管。不同行业的监管规则或监管措施完全不同,通过结合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横向内容”与具体行业的不同监管要求和特色能够更加全面的理解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的法律问题。绝大多数监管规则和监管措施都有自身的行业特点,监管合作最终落实必然要细化到具体行业之中。本章将以汽车和医药领域的监管合作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讨论具体个案中监管差异产生的原因,减少或消除监管差异的方法,以及TTIP协定中特定行业监管合作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在汽车行业中,欧盟和美国在汽车行业的标准差异很大,如何进行监管合作,最终实现监管一致性,是TTIP协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欧盟和美国监管规则、技术规则或标准的差异,导致很多与汽车制造相关的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对方的市场的成本很高。TTIP协定要求,欧盟和美国的汽车行业监管机构采取一定的方法和程序促成双方之间的汽车技术标准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相互匹配;通过相互认可的方式确保监管规则相互对等;欧盟希望能够以联合国的汽车技术标准为基础,共同制定国际汽车技术标准,并保证新技术标准的相互协调。医药行业与知识产权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新药的研发成本极高,例如,监管机构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来确定药品的安全和疗效,因此医药行业需要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保障投资人对医药研发的投资。欧盟或美国的医药监管职能部门之间就医药行业中的核心问题需要加强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TTIP协定通过定期检查的方式保证医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GMP）;通过监管合作缩短新药上市审批周期;在审批过程中平衡药品的风险与收益;避免医药企业面临的双重审批;通过监管合作促进药品领域的创新,发展先进制药业,共享药品临床数据等。总之,双方在医药行业的监管合合作,能够保证欧盟和美国药品的疗效、质量和安全,同时共同制定新的医药监管规则。一方面,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及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的变化能够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我国需要高度重视监管合作议题在未来国际经贸与投资规则体系重构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本章将从监管合作实施机构、监管合作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我国FTA谈判中的监管合作议题以及监管合作与立法的关系等角度来讨论TTIP监管合作议题对我国的启示。我国应当学习和借鉴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好的制度、方法和措施,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监管科学化。在对外FTA的谈判中,以坚持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为底线,积极参与监管合作议题谈判,为我国改革开放注入新的动力。总之,与其他新一代的FTA相比,尚未达成最终协定的TTIP磋商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彼此经济交往最为密切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虽然进程暂缓,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TTIP的内容的研习,管窥代表未来贸易协定监管合作议题的发展趋势,TTIP文本仍然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黄蓉[6]（2020）在《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文中认为旷日持久的抗日民族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和破坏,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复员工作还未达到“复原”的效果时,内战的爆发便打乱了经济恢复的步伐。各地工商界普遍面临原料缺乏、资金不足、金融紊乱、销路不畅等诸种困难,大量商店倒闭,工厂歇业停产。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凭借利用国民政府接收的敌伪物资空前膨胀,加之美货涌进,进一步挤压了民营事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和民族资本家的关系逐渐紧张。1946年5月,党外人士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标榜实行以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的施政方针。在经济部负责的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工作将要结束之际,王氏向行政院提议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及重庆（后增沈阳）几个重要工商城市各设工商辅导处一所,以指导与扶助民营工矿电商事业为职志。各工商辅导处于该年陆续成立。经济部工商辅导处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属于边缘化角色,目前尚未见到任何相关的专门研究。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后期设立的工商行政机构,其工作内容与历史命运为我们观察战后中国经济格局变化、工商业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该机构虽成立于内战爆发后,其工作内容并非以军事为导向,而主要是谋求国统区工商业复兴,协调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但研究者的缺位,使这一机构的真实面目长期掩于历史。本文以重庆工商辅导处（1946—1948）为研究对象,试图把该机构从成立到撤销的过程作一历时性的考察,同时与战后西南地区工商业经济急遽变化作一共时性的探究。该处的成立背景反映出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复杂情势,通过探究该机构的关系网络与具体活动的开展,对了解战后西南地区民营企业于此纷乱时局下艰难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即将倒台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各种危机下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及其实施经过、结果,都有莫大的意义。重庆工商辅导处运作期间,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扶助事宜,在资金周转、设备补充、原料供应、销路开拓和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输入的限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并未给该处太多施展拳脚的时间,立法院在审核1948年预算时,将各地工商辅导处裁撤。是年秋冬,各地工商辅导处停办业务。当时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经济爆发全面危机,工商辅导处发挥的效用当然难堵漏卮。此后的国统区经济已完全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职是之故,以重庆工商辅导处为棱镜,似可折射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国共武力博弈时期经济的曲折演进。将战后重庆地方社会的变动与该机构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力求做到“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统一,通过透视机构背后的人物及事件,进一步展现战后重庆在区域社会变动中的真实样态与历史图景。本文突破以往的“政治—军事”内战视角,回到历史现场,将这一内战时期的边缘机构首次列于史学讨论的议题,让其再次现身于过往史实而重新被记录。进而尝试突破以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在央地关系变动中的浮沉,延伸了大后方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经济史、近代西南区域经济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李娇[7]（2020）在《《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文中认为《河北月刊》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发行的政治综合性期刊。由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创办,瞿宣颖担任总编辑。1933年1月创刊于天津,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河北省期刊之一。1935年6月,受日本发动“河北事件”的影响,河北月刊社跟随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迁址后继续编辑出版刊物,中途未曾停刊,1937年5月终刊,共出版53期。论文以《河北月刊》期刊资料为主,对该刊的创办、内容和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一部分介绍《河北月刊》创办前后国内外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围绕该刊的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版面编排以及广告进行概括,由此可知《河北月刊》作为政府刊物,其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大多以官员、学者为主,刊登的广告既有商业类又有文化类;第三部分挑选《河北月刊》上登载的地方自治、社会救济和禁烟禁毒三方面的政令为研究对象,分析国民党执政下的河北省政府在地方民生建设事业上所作出的努力与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梳理编修方志的互动、地方色彩故事和地方碑刻的题词,得出《河北月刊》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探讨《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论文基于这样的框架,依托原始文本,并与历史环境相结合,对期刊的内容作详细的论述,揭示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河北月刊》在地方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河北月刊》可以看出国民党对河北地区的施政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设想的政令与最终的成效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人民的生活因此更加艰难。同时对《河北月刊》的整理可为河北省民国时期的新闻史、地方史研究提供参考。
闫章虎[8]（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张建坤[9]（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张丽[10]（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二、《秘书之友》2003年要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秘书之友》2003年要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2）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薛忆沩小说创作简述 |
| 第二节 薛忆沩小说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薛忆沩创作思维的形成与审美观念的建构 |
| 第一节 数学与哲学思维的形成 |
| 第二节 薛忆沩对“存在主义”的吸纳 |
| 第三节 “文学祖国”里的“文学梦” |
| 第二章 都市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追溯 |
| 第一节 个体与个体的疏离 |
| 第二节 个体与群体的疏离 |
| 第三节 个体与时代的疏离 |
| 第三章 历史境遇中个体命运的勘探 |
| 第一节 个人在历史话语中的错位 |
| 第二节 历史境遇中的个体生命之殇 |
| 第三节 走出创伤性生命历程的艰难 |
| 第四章 薛忆沩写作的经验与困境 |
| 第一节 未曾退潮的先锋精神 |
| 第二节 薛忆沩的语言艺术与“重写”革命 |
| 第三节 局限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薛忆沩生平及创作简表(1964-2020) |
| 附录二 :薛忆沩重写作品汇总 |
| 附录三 :薛忆沩创作研究要目(1999-2020)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TTIP协定中的监管合作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监管合作概述 |
| 1.4.2 监管合作中的主要制度及措施 |
| 1.4.3 监管合作中的法律问题 |
| 1.4.4 监管合作对中国的启示 |
| 1.4.5 文献综述小结与评论 |
| 1.5 主要内容与基本观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基本观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7.1 重点难点 |
| 1.7.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TTIP监管合作议题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
| 2.1 深度一体化FTA对监管合作的需求 |
| 2.2 监管合作方式的主要类型化 |
| 2.3 TTIP监管合作章节规范性研究 |
| 2.3.1 TTIP与CPTPP监管合作章节文本比较 |
| 2.3.2 TTIP中的良好监管实践章节文本解析 |
| 2.3.3 TTIP中的监管合作章节文本解析 |
| 2.4 小结 |
| 第3章 监管规则制定机构参与TTIP监管合作议题 |
| 3.1 欧美监管规则制定制度差异 |
| 3.1.1 欧美监管法规制定差异 |
| 3.1.2 欧美监管规则制定差异 |
| 3.1.3 欧美标准化制度差异 |
| 3.2 欧美监管规则差异问题探析 |
| 3.2.1 欧美监管差异与非关税壁垒关系 |
| 3.2.2 欧美立法机构监管合作的历史与经验 |
| 3.2.3 欧美监管规则制定机构监管合作的主要模式 |
| 3.3 监管规则制定机构在TTIP监管合作中的作用 |
| 3.3.1 TTIP监管合作议题的法理基础 |
| 3.3.2 TTIP中的立法机构监管合作 |
| 3.4 小结 |
| 第4章 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的技术性监管规则 |
| 4.1 技术性监管规则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关系 |
| 4.2 多边贸易体系对TTIP监管合作的影响 |
| 4.2.1 WTO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限制 |
| 4.2.2 TBT协定对技术性监管规则的限制 |
| 4.2.3 TTIP技术性监管规则监管合作对非缔约国的影响 |
| 4.3 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的技术性监管规则 |
| 4.3.1 欧美技术性法规异同与协调 |
| 4.3.2 欧美标准及标准化异同与协调 |
| 4.3.3 欧美合格评定程序异同与协调 |
| 4.4 TTIP技术性监管规则监管合作的主要方式 |
| 4.5 小结 |
| 第5章 TTIP监管合作议题中的行业个案分析 |
| 5.1 TTIP汽车行业监管合作个案分析 |
| 5.1.1 欧盟汽车技术法规和标准 |
| 5.1.2 美国汽车技术法规和标准 |
| 5.1.3 TTIP汽车行业监管合作制度创新与解析 |
| 5.2 TTIP中医药行业的监管合作个案分析 |
| 5.2.1 欧盟医药行业监管现状 |
| 5.2.2 美国医药行业监管现状 |
| 5.2.3 国际药品监管合作的类型 |
| 5.2.4 欧美医药监管差异原因解读 |
| 5.2.5 TTIP医药监管合作制度创新与解析 |
| 5.3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TTIP监管合作议题的因应 |
| 6.1 FTA中监管合作议题的重要性 |
| 6.2 我国参与国际监管合作的建议 |
| 6.3 良好监管实践对我国监管规则制定的借鉴 |
| 6.4 TTIP监管合作议题对我国FTA谈判的启示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机构介绍 |
| (二) 时空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战后经济复员研究 |
| (二) 战后民营经济研究 |
| (三) 战后西南地区经济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 |
| (一) 理论与方法 |
| (二)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战后经济复兴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设立 |
| 第一节 战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 |
| 一、“胜而不利”:抗战胜利后工商业陷入困境 |
| 二、从战时到平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工商辅导处的筹备与设立 |
| 一、督导还是辅导:筹设阶段的争论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的成立 |
| 第二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组织与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与组织 |
| 一、人事的安排与调整 |
| 二、组织的架构及运行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关系 |
| 一、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经济部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政府 |
| 第三章 地方市场的萎缩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应对 |
| 第一节 战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及市场萎缩 |
| 一、战后内迁工厂及人员的东返 |
| 二、“美货”对西南地方市场的冲击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工业生产的恢复及建设 |
| 一、重振民营工业生产的举措 |
| 二、工业融资:参与四联总处发放生产事业贷款 |
| 第四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命运 |
| 第一节 “奉令结束”: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裁撤与业务移交 |
| 一、力难维持:财政困窘下的撤销 |
| 二、重庆市社会局接办业务 |
| 第二节 战时经验的失灵:滞后性制度调整的限度 |
| 一、经济统制的演化:从工矿调整处、战时生产局到工商辅导处 |
| 二、难堵漏卮:重庆工商辅导处对战后西南经济的局部修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河北月刊》的创刊情况 |
| (一)创办背景 |
| (二)创刊与特色 |
| 二、《河北月刊》的编辑、运营与出版发行 |
| (一)编辑与作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发行对象、受众对象及反馈 |
| (三)版面编排与设计 |
| (四)广告 |
| 三、《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民生建设 |
| (一)地方自治 |
| (二)社会救济 |
| (三)禁烟禁毒 |
| 四、《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文化建设 |
| (一)有关编修方志的往来互动 |
| (二)有关地方色彩故事的转载 |
| (三)有关地方碑刻的题词 |
| 五、《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 |
| (一)加快了政令的布置与传达 |
| (二)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研究 |
| (三)有助于推动地方建设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视角与术语释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资料评述 |
| 第四节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礼仪与政治语境中的书法 |
| 第一节 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 |
| 第二节 礼仪活动中的书法因素:以“册”类书迹为中心的讨论 |
| 一、皇帝即位、册太子、上尊号仪式中的玉册及其书法情况 |
| 二、丧葬仪式中的哀册、谥册、神主与墓志 |
| 1、唐代哀册、谥册、墓志及神主使用制度概述 |
| 2、现存唐代哀册、谥册的书法分析 |
| 三、“册”的书写者、所用书体及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书法活动的政治意涵 |
| 一、建构政治合法性 |
| 二、恩宠与褒功:唐代皇帝的赐“御书”活动 |
| 三、纪功与纪念:碑刻的政治色彩 |
| 第二章 试以政事:文书行政视角下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第一节 唐代之前的“文书行政”与官吏的“行政技能” |
| 第二节 唐代的“文书行政” |
| 第三节 作为官吏“行政技能”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一、“楷法遒美”的重要性及其内涵 |
| 二、“工书”标准与流外官的铨选 |
| 第四节“楷法遒美”、“工书”的性质及其与唐代楷书发展的关系 |
| 第五节“书判拔萃”相关问题考辨 |
| 第三章 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宫廷中的翰林书待诏 |
| 第一节 翰林院及待诏群体的性质 |
| 第二节 翰林书待诏的供职模式与工作内容 |
| 第三节 进入翰林院的途径及书待诏的仕途 |
| 第四节 墓志所见书待诏的社会关系 |
| 第五节 宫廷书法影响下的翰林书待诏 |
| 第六节 翰林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基于石刻的考察 |
| 一、字体、风格的多样性 |
| 二、“各有所长”与“分工合作” |
| 三、书法传承的家族性 |
| 四、“创作意识”的出现?:关于书待诏书写格式的一个推测 |
| 第四章 专职缮写:行政及文馆机构中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及告身书写人 |
| 第一节 普遍设置的文书吏 |
| 第二节 秘书省及诸文馆中的“职业抄写员”:楷书手 |
| 一、楷书手的设置及职能 |
| 二、楷书手的选拔与仕途前景 |
| 三、“楷书手”称名问题考 |
| 四、楷书手书法的特征:以敦煌所出宫廷写经为中心 |
| 1、唐代官方抄写制度略说 |
| 2、楷书手书法的“职业特征” |
| 第三节 作为“专业人才”的书直 |
| 一、书直的设置及其职责 |
| 二、书直的选拔标准、来源及迁转诸问题 |
| 第四节 唐代的告身书写人及现存告身的书法形态 |
| 一、告身颁给制度及告身书写人 |
| 二、现存告身的类别及书法形态 |
| 第五章 唐代“书法教育制度”再研究 |
| 第一节“文字教育机构”还是“书法教育机构”?:国子监书学性质考辨 |
| 一、国子监书学的制度起源 |
| 二、作为文字教育机构的唐代书学 |
| 三、唐代官学的兴废及书学对书法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弘文馆书法教学活动的短暂性 |
| 第三节 宫教博士与内廷书法教育 |
| 一、宫教博士的设置及相关问题考论 |
| 二、宫教博士的阶官化与内廷书法教育的式微 |
| 第四节 作为皇室“职业书法教师”的侍书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9）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 一 身份定位 |
| 二 互信缺乏 |
| 三 历史积怨 |
| 四 西方舆论 |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秘书之友》2003年要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2]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3]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D]. 周萧易. 华侨大学, 2020(01)
- [4]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TTIP协定中的监管合作法律问题研究[D]. 刘江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D]. 黄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D]. 李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9]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10]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