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十四省联网工程协调会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陈晓梅[1]（2015）在《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以扬州琼花观社区为个案》文中提出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城市社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舞台。城市社区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渠道和实现方式,社区文化的发展变迁不仅蕴含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也积淀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面对中国文化中的中国民众,面对中国的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根植过程。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从社区文化建设视角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本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具典型意义的传统文化社区——琼花观社区为研究样本,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与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实践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关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城市社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本文以纵向历史的研究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琼花观社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内容、特点、经验、教训,研究评价各个时期通过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城市基层社区各个时期的影响,比较各历史时期社区文化建设的得失,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规律。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本文共有六章,绪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概况、基本概念厘定、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一章,对琼花观社区的形成过程与历史、革命遗产进行了论述。琼花观社区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传播,为一批革命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该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成为了建国后社区文化建设丰厚的历史资源。第二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30年的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论述,这一阶段全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围绕中心任务,全面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动员”形式,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健康发展。第三章,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城市开始重视对社区物态文化的保护和更新,大力发展居办经济,有力地改善了民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重要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充分发挥城市基层组织、基层党员干部的重要核心作用,使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第四章,进入新世纪,社区建设全面展开。在全市的古城保护工作中,琼花社区的物态历史文化价值凸显,社区保护理念下的居民参与,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形成了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的合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改进民生,提升社区福利,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先进文化要求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都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五章,作为全文的总结,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影响社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三个层面,展望未来,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营养,当代的大众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活力,民生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所系,制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保证,基层民主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人心。
徐云松[2]（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张鹏[3]（2013）在《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而学科特点造成的中国内外政治结合型研究不足，以及中国内外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化需要，都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地方参与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同时，大量外事档案、政府文件、统计数据的存在以及相关论着的涌现，使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提出，地方参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程度与深度，取决于中国央地、内外、地地三组关系的变化。为全面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理论部分的研究。对于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而言，已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都有提倡竞争性合作的问题，潜在的政治社会学解释则无法提供清晰的问题解决进路，而且现有理论多基于对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考察与辨析。在批判上述三种一般解释的基础上，将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行为体”，提出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这一解释，是在继续和坚持承认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前提下，以中央对地方的对外事务授权有限为原则，将地方提升到作为对外关系的一类“有限”参与主体，并以对外关系发展中央地、内外、地地的合作最大化为目标，在“整体”考量的基础上，注重国家的国内-国际综合治理观形成。其次，是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中西在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与代表联邦制国家的德国进行比较，提出政治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央地关系传统，和央地协力与央地竞合这两类有限参与适用，从而厘清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之组织特点、历史流变和运行逻辑。最后，在案例研究部分，使有限参与的解释贯穿于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国际化、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以及地方发展与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等研究。并通过上述四个案例，从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大的观察视角，既说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形式与现状，又进一步验证绪论部分提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存在央地协力的政策倾向；中国在内外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了国内国际制度建设的不断优化；地方多样性蕴含着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可能的地地合作三个研究假设。
郭耿甫[4]（201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的建立 ——以南音为例》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理论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远未获得充分发展的领域,早年借鉴其他学科,以及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但非物质遗产自身有其独特性,其保护工作更是刻不容缓,亟需尽速建立自我科学性的专门视角,用以面对分分秒秒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凋零消失的人类珍宝。本论文企图架构出并验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视角,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南音为例,一方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分来认识、书写南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来检视南音发展、存在与保存的现状；另一方面,则运用南音为例,来验证这一崭新视角与框架理论的立论完整性与实践应用。利用笔者台湾人的身分便利,南音在其发源地泉州以及台湾的南音发展变迁与保护作为同时被援引为例证,用以增加其实证的丰富度,而这也是在南音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上,第一次同时对两岸的多元性认识与比较。在理论建构与文献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南音研究大量停留在音乐学的视野当中,也因而成为保护执行者、政府立法与施政上的限制。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需要加紧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学术、研究与保护施政上的专业视角,当然这需要时问与人力,但必须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与必要性。本文企图援引现有研究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的理论,发现科学性的论证,仍十分匮乏。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中国许多的研究与着述都不到十年,但必须了解直接使用论证不足或是错误理解的理论与观念,可能够造成不可回复的悲剧,特别是与物质性文化遗产有着不少关联的“真实性”的保护原则,笔者发现国际间甚少与非遗保护连结、甚至是UNESCO之2004《大和宣言》早己宣告与非遗保护无关;而本文更进一步以“生物多样性”的理论来延伸“文化多样性”在非遗保护上的实践。南音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保护思维停留在“传统音乐”的阶段没又太多的跨越。南音的变迁发展历程,印证了“流变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性,从非遗保护深切认识了流变的必然,正视非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才有可能以持平完整的态度去保存、管理、传承、或者活化南音。南音早期凭借其许多象征符号化的规范、仪式甚至神话藉以巩固其传承性的维持,必须“自觉”时代的不同,重新找到南音与现代社会的连结、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找回自我的尊重与荣誉感,才能凭借着这份份自重与荣誉感赢得局外人的尊重,激发更多不同族群认识、参与、甚至学习南音的动力。而作为一个全人类共享与共荣的珍贵遗产,笔者看到一个整合各地区研究、交流、传习、保存、推广力量的跨国组织形成的迫切必要。南音文化圈有责任、也有荣耀世世代代守护着这份遗产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易旭明[5]（2011）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三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三）,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二、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十四省联网工程协调会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十四省联网工程协调会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以扬州琼花观社区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基本概念厘定 |
| (一) 社区 |
| (二) 文化 |
| (三) 社区文化及建设 |
| (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研究概况 |
| (一) 社区文化研究现状 |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区的形成及历史、革命遗产 |
| 一、扬州的文化底蕴 |
| 二、琼花观社区的形成 |
| (一) 从传说到文化景观 |
| (二) 从文化景观到公共社区 |
| 三、历史遗产：琼花观社区的典型价值 |
| (一) 典型地反映了运河和盐业对城市风貌的塑造 |
| (二) 典型地反映了近代扬州思想的碰撞和演进 |
| (三) 典型地反映了教育转型 |
| (四) 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
| (五) 典型地反映了扬州近代旧资本的转化 |
| 四、革命遗产：建国前扬州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 |
| 第二章 前30年琼花观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49-1978) |
| 一、“街居制”：新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
| (一) 街居制的形成 |
| (二) 街居制行政化的加强 |
| 二、全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
| (一) 区域物质文化形态的更新与再造 |
| (二) 宣传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 |
| (三) 倡导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 |
| 三、本阶段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
| (一) 本阶段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经验 |
| (二) 本阶段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教训 |
| 第三章 新时期琼花观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78-1999) |
| 一、“街居”制的恢复和发展 |
| (一) “街居”制的恢复和完善 |
| (二) “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过渡 |
| 二、本阶段琼花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做法 |
| (一) 新时期社区物态文化的变迁 |
| (二) 大力发展居办经济,成为扬州“第一居” |
| (三)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社区文化建设 |
| 三、本阶段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经验 |
| 第四章 新世纪琼花观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000—) |
| 一、全面展开社区建设 |
| (一) 建立社区居委会 |
| (二) 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实践 |
| (三) 深化社区服务 |
| 二、社区在古城保护下的复兴 |
|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 |
| 四、本阶段社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经验 |
| 第五章 历史规律总结与未来路径探讨 |
| 一、历史规律总结 |
| 二、未来路径探讨 |
| (一) 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营养的土壤 |
| (二) 大众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活力 |
| (三) 民生工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所系 |
| (四) 制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保证 |
| (五) 基层民主：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人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 4.3.1 区位因素 |
| 4.3.2 资源禀赋 |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 4.4.3 社会资本 |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3.1 引言 |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4.1 引言 |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 7.2 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3）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二节 定位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四节 论证设想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中国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资料来源与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 |
| 第一节 多层治理理论的解释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 |
|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一般解释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 |
| 第二节 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地方与对外关系：以德国为例 |
| 第三节 中西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内而外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全球联系的发展与特征（2001-2011） |
| 第二节 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
| 第三节 周边外交及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国内资源整合的内容与方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外而内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能力 |
| 第二节 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研究 |
| 第三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沪项目调研 |
| 第四节 由外而内的国际合作中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
| 小结 |
| 结论 把握对外关系“落地”的时代特征 |
| 图表及访谈手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德文类 |
| 英文类 |
| 中文类 |
| 后记 |
（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的建立 ——以南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源起 |
| 一、一个认识的跨越、与保护的完备 |
| 二、南音入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荣景与阴影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主题与假设 |
| 第三节 视角理论架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化人类学 |
| 二、比较研究 |
| 三、文献研究 |
| 第五节 南音的理论研究与本文的意义与独特性 |
| 一、历史渊源研究的面向 |
| 二、南音音乐本体的研究面向 |
| 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其他的研究面向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角度 |
| 第六节 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 |
| 第一节 定义南音 |
| 一、名称 |
| 二、分布与起源 |
| 三、南音的音乐本体 |
| 四、南音乐社、乐人、与乐事 |
| 第二节 南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 |
| 一、群体性 |
| 二、民族性与地域性 |
| 三、综合性 |
| 四、活态性、传承性与流变性 |
| 五、南音的模式化特性 |
| 六、象征性 |
| 七、独特性 |
| 第三节 南音具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
| 一、南音的历史价值 |
| 二、南音的精神价值 |
| 三、南音的科学价值 |
| 四、南音的社会价值 |
| 五、南音的审美价值 |
| 六、南音的经济价值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南音在泉州的变迁、现况与保护 |
| 第一节 历史变迁 |
| 一、民国期间(1912年—1949年) |
| 二、建国初期(1949年—1966年) |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 |
| 四、改革开放后(1978年—1990年) |
| 第二节 今日的泉州民间南音(1990年至今) |
| 一、民间南音乐社 |
| 二、其他民间南音现象 |
| 第三节 泉州的南音保护 |
| 一、国家级的非物质遗产保护 |
| 二、福建省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 三、泉州市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 第三章 南音在台湾的历史变迁、现况与保护 |
| 第一节 历史变迁 |
| 一、全盛期(1895年—1937年) |
| 二、没落期(1937年——1945年) |
| 三、复苏期(1945年—1969年) |
| 四、转型期(1970年—2001年) |
| 第二节 今日的台湾民间南音 |
| 一、“类传统”形态乐社 |
| 二、非传统形态南音乐社 |
| 三、取材南音的当代表演艺术团体 |
| 第三节 政府的保护 |
| 一、保护体系 |
| 二、保护法令 |
| 三、政府的保护作为 |
| 第四章 两岸南音的比较 |
| 第一节 两岸在民间南音文化变迁上的比较 |
| 一、相近似的趋向 |
| 二、相异的现象 |
| 第二节 两地政府南音保护上的比较 |
| 一、保护体系 |
| 二、保护法令 |
| 三、保护作为 |
|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原则 |
| 第一节 文化多样性的视野来看两岸的南音保护与发展 |
| 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涵与南音保护 |
| 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背景 |
| 三、南音——泉州地区的强势文化 |
| 四、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道路 |
| 五、生物多样性思维启发的南音保护反省 |
| 六、文化多样性概念应用在台湾南音的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南音保护与真实性的讨论 |
| 一、真实性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真实性与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 三、真实性与南音保护 |
| 四、疏漏、误解或特色?关于真实性在两岸非遗保护中的运用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整体性与南音保护 |
| 一、从自然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到非遗保护的整体性 |
| 二、南音保护与整体性 |
| 三、整体性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 |
| 第四节 传承性的原则与南音保护 |
| 一、传承性的背景与内涵 |
| 二、联合国文件中关于传承相关的意涵 |
| 三、传承与南音保护 |
| 第五节 自觉、尊重与荣誉感 |
| 一、南音人失落的尊重与荣誉感 |
| 二、尊重与自重 |
| 三、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重与荣誉感 |
| 四、小结 |
| 结论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需建立自我的视野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的理论与实证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 |
| 三、南音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
| 四、流变是南音不变的特性南音是传统也是当代音乐 |
| 五、尊重与荣誉感的重建 |
| 六、强化两岸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跨国际地区组织成立的必要)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背景扫描：令人“纠结”的中国电视 |
| 二 研究对象：中国电视产业制度 |
| 三 问题提出：制度变迁的因素、趋势 |
| 四 选题意义：实践探索理论探讨 |
| 五 文献综述：成果众多矛盾突出 |
| 六 研究方法：历史、文本及制度理论 |
| 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适用性评述 |
| 八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电视事业制度起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电视概况 |
| 一 中国电视诞生 |
| 二 曲折发展之路 |
| 三 电视任务与内容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电视军管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剧变 |
| 二 极“左”的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电视建设进展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五 个案透视电视制度 |
| 第三节 “两年徘徊”时期电视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变革 |
| 二 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观众需求扩张 |
| 第四节 电视事业制度均衡分析 |
| 一 制度环境基础 |
| 二 早期电视制度特征 |
| 三 需求均衡评析 |
| 第二章 “增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广告经营制度创新 |
| 一 电视需求的扩张与转型 |
| 二 广告产生过程 |
| 三 持续争议、持续创新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二节“四级办”的扩张之路 |
| 一 需求扩张加速 |
| 二 “初级行动团体”制度决策 |
| 三 “次级行动团体”制度实施 |
| 四 政策与对策 |
| 五 制度博弈非均衡 |
| 第三节 有线电视的兴建与“收编” |
| 一 市场需求升级 |
| 二 有线电视兴建 |
| 三 有线电视政策变迁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产业增长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财政、人事制度变迁 |
| 二 聚焦制度创新个案 |
| 三 制度均衡分析 |
| 四 “增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存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治散治滥”、“集团化” |
| 一 电视节目需求背景 |
| 二 “治散治滥”的决策与实施 |
| 三 “集团化”的决策与实施 |
| 第二节 “制播分离”制度创新 |
| 一 制播分离决策“走走停停” |
| 二 制播分离实施“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制度环境变更 |
| 二 制度均衡分析 |
| 三 “存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四章 新技术下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电视的产业潜能 |
| 一 生产能力提升 |
| 二 消费模式拓展 |
| 三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
| 四 世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及政策 |
| 一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历程 |
| 二 传统电视产业进入蜕变期 |
| 三 中国数字电视制度瓶颈 |
| 四 制度瓶颈的产业症状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博弈 |
| 一 “三网融合”的提出、纷争、停滞 |
| 二 “三网融合”的缓慢演进 |
| 三 国家强力推动三网融合 |
| 四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权衡 |
| 第四节 数字时代中国电视制度成本收益权衡 |
| 一 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二 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
| 三 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比较 |
| 四 潜在收益与行动团体 |
| 第五章 “需要”、“需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观众为什么需要电视？ |
| 一 理论中的观众需要 |
| 二 生理型收视需要 |
| 三 社会型收视需要 |
| 四 发展型收视需要 |
| 五 收视需要的结构 |
| 六 收视需要的变化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社会需要 |
| 一 电视的功能与效果 |
| 二 观众收视需要结构 |
| 三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 |
| 四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需要”与“需求” |
| 一 观众需要与需求变动 |
| 二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变革 |
| 三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四 社会投资机构需要 |
| 第四节 “产业化”：满足需要的效率与边界 |
| 一 制度效率取决于产品属性 |
| 二 电视事业制度效率评价 |
| 三 产业制度提升效率原因 |
| 四 产业化及其社会边界 |
| 五 观众需要满足了吗？ |
| 结语 制度窘境——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十四省联网工程协调会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社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以扬州琼花观社区为个案[D]. 陈晓梅. 扬州大学, 2015(10)
- [2]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3]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D].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的建立 ——以南音为例[D]. 郭耿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07)
- [5]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11)
标签：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