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地质》2001年(第18卷) 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丁斯甘[1]（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认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章清[3]（2019）在《“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
陈金艳[4]（2019）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文中认为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西南边疆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性,决议组织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赴滇黔桂边地考察,为实施边疆教育提供根据和参考。考察团成员不仅记录了当时西南边疆诸多方面的现况,还留下了许多描述对西南边疆观感的文字,及部分检讨和反思边疆教育的研究成果,为当时国民政府施政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认识和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边疆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对今天民族教育的推行及西南边疆的建设亦有借鉴和参考意义。除前人已讨论的筹划考察方案、物色考察团成员、筹备考察所需物资外,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团员选拔、章则制定以及自然组生物队考察计划。考察团团员选拔是以《人选选择标准及人选预拟》中的标准来选的,最终确定的考察团成员有9人。章则准备中具体规定了宣传纲要、旅途须知事项、考察要点、考察应采取的办法、经费发放办法等。自然组生物队考察计划,主要有考察路线、调查要点和宣传纲要。考察活动分为迤南组和迤西组分别进行,迤南组由郭莲峰率领,从开远经蒙自、个旧、建水、河口、文山、广南、百色等地到宜山。迤西组由宗亮东率领,从禄丰经楚雄、下关、保山、腾冲、陇川、南坎等,又绕滇缅公路返昆转黔入桂,到宜山与迤南组汇合,1940年3月初全体返回重庆,考察历时7个多月,行程达一万六千多公里。考察团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了西南边疆的概况,针对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军事、交通等方面的建议,当时多被国民政府采纳,考察团成员有些在考察后被派到西南边疆工作,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张语文统一、注重国语教育、强调中华民族同源、禁止传教士创造的苗文蔓延、建议少数民族学生姓氏改从普通习惯、编写教材以促进边胞融洽为指导、劝导族际通婚政策等,都是为了培养和强化西南边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参考价值。《迤南组工作日记》对西南边胞少数民族语言、歌谣的记录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史料;《自然组生物考察报告》对西南边疆生物价值的揭示与利用建议,对改善民生有借鉴意义。考察团成员对西南边疆的实地考察,就他们个人而言,使他们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从无到有,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丰富、拓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整个学术史而言,他们加入西南边疆研究的行列,对西南边疆研究是一种推进。与几乎同时期的滇西边地考察团、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相比,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规模较大、规格较高、比较全面且深入的一次考察活动。
曹莹[5]（2018）在《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期刊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学术反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尺。气象科学期刊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气象建设、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情况,有较强的文献性。民国时期,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的主要媒介,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多是通过期刊才得以保存和普及,民国时期气象学期刊是研究近代气象学发展的重要材料。本文以1915-1949年35年间的《观象丛报》、《中国气象学会会刊》、《气象杂志》和《气象学报》为着重点,利用文献分析和计量统计的方法,以期刊的外在形态和内部刊载的气象科技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期刊在封面、栏目、主办机构、作者群体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可以发现,气象期刊逐步趋于成熟,而且逐渐向气象学术期刊发展,尤其气象研究所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作者群体,气象期刊的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根据四本气象专业期刊中的气象科技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气象学者在天气学和气候学领域的研究尤为突出,促进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气候区域的认识和了解。综合气象期刊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了解到气象期刊经历了从“科普气象知识”、“气象科技服务”到“自主气象科研”的过程,而我国气象科技则在“气象科学”、“气象技术”和“气象数据”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气象期刊为我国气象科技传播、推广以及指导做出突出的贡献,同时气象科技也为气象期刊带来积极的影响,两者的互动作用呈现的是积极良性的作用,为我国早期气象事业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本文全面完整地介绍我国在民国时期创办气象期刊的情况,探析中国近代气象科技发展,以及民国时期气象科技及气象期刊的互动作用,并对民国时期气象期刊做出一定的评价。一方面,加强人们对近代气象专业期刊和气象科技发展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探析气象期刊在气象科技的传播、交流等方面的作用,使大家认识到气象期刊在我国早期气象科技发展时期的地位及其影响。通过对早期气象期刊、气象科技发展的回溯,给现代气象科学的前景予启发,为当代的气象科学事业提供历史参考。
熊红霞[6]（2017）在《《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创刊于1927年的《旅行杂志》,是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优秀的旅行专业刊物之一。《旅行杂志》在1949年一度休刊,但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刊,一直到1954年8月终刊,又继续办刊五年。《旅行杂志》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政治经济环境,定位不断调整,积极创新,并在杂志的形式、内容上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继续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通过对1949—1954年《旅行杂志》的研究,可以反映出《旅行杂志》在共和国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努力继承和保留其创刊以来的优秀传统;同时也为顺应潮流,适应新环境而进行“自我改造”。1949—1954年间,《旅行杂志》编辑的方针不再是单纯的提供旅行服务与指导,而是在坚持“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宗旨同时,转向努力落实“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并通过杂志增加文教、经济建设等两个方面的内容,介绍祖国山河、经济建设动态、经济资源、历史文物、地方特点、名胜古迹等方面的情况,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史地和时事教育。当然,新时期《旅行杂志》的这一调整、适应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过程中出现定位的困惑与改革的徘徊。《旅行杂志》中蕴含大量、丰富的信息,忠实记录了1927—1954年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某些方面,是进行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等研究的宝贵资料。目前,对于《旅行杂志》1927—1949年的研究,已经见有博士学位论文,而且出现了对于1949—1954年时期《旅行杂志》的研究,说明中国近现代旅游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界（历史学、旅游学）、业界（旅游界、经济管理与金融界）等专家们的重视。从目前作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还没有人以《旅行杂志》1949—1954年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论文。现有研究成果,只是对这一时段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局部,不全面,亟待深化,以及深入的系统化研究。因此,作者将《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研究,定位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本硕士学位论文,拟用五部分的内容,对《旅行杂志》在1949—1954年的办刊进行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分析,希冀这一研究,归纳有创新,立论有新意,对于目前研究的某些薄弱现状有所改善。第一章《导论》,主要回顾了我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对于这一时期旅游期刊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同时,阐述了对于《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的选题依据、学术意义与价值,并陈述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旅行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也成为《旅游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的发展,是民国时期《旅行杂志》出现的前奏;经营者陈光甫先生的管理理念,则对民国时期《旅行杂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章重建了《旅行杂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旅行杂志》复刊,面对新生共和国崭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旅行杂志》积极努力适应新环境,进行了自我改造。同时,该刊也希望坚持“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宗旨。维护旧宗旨、适应新形势,二者的冲突,导致了杂志在新时期的转型,但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在过程中出现定位的困惑与改革的徘徊。第四章,主要针对《旅行杂志》发表文章、栏目设置的内容以及编辑队伍、作者群体、读者群,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立足于共和国时期,与民国时期的《旅行杂志》的同类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与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旅行杂志》在民国时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为宗旨,不谈政治,不论作者身份,仅仅注重杂志内容;而1949-1954年共和国时期,为了适应环境需要,编辑的方针不再是单纯的提倡旅行,而是转向文教、经济建设两个方面。第五章,在前面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总结了《旅行杂志》在我国旅游期刊发展史上的作用,归纳了这一杂志的地位,希冀这一归纳、总结,对当代的旅游业发展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严忠良[7]（2017）在《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志以独特的体例记录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着述,是珍贵的地情文献。现存旧志大约八千多种,占现存古籍中的十分之一左右,数量宏富,内容广泛,对推动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生产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作为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湖北方志编纂历史悠久,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在全国也有具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清代,方志编纂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某些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目前学界对湖北方志研究大多侧重于少数几种方志,而对湖北方志整体考察较为薄弱。本文以清代湖北方志为研究重点,兼及清代之前方志,利用文献法、计量学、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在爬梳新旧湖北方志、目录学着作、文集笔记等基础上,系统勾勒湖北方志发展脉络,分析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考述清代佚志状况,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组织概况。除了绪论外,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清代之前湖北方志发展脉络。在借鉴前人辑佚成果基础上,利用旧志资料,系统梳理清代之前湖北方志发展脉络。根据湖北方志发展概况,结合中国方志史特征,将湖北方志分为汉魏晋隋唐、宋元、明代三个阶段,探究各阶段湖北方志时空分布、存佚概况、编纂特色以及内容价值等。第二章:对清代湖北方志发展概况作一综述。从宏观的角度探究清代各阶段方志特征、志书种类、编纂体例,以期对清代湖北方志基本认识和把握。第三章:清代湖北方志的时空分析。清代是湖北方志史上的鼎盛时期,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的成就,分析方志繁盛的原因,着重探讨清代湖北方志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及其缘由。第四章: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组织概况。从编纂流程、经费来源、人员配置等方面揭示方志编纂状况,认为清代湖北方志编纂已经形成了系统严密、有序有效的机制,是清代方志成就的重要体现。第五章:清代湖北佚志考述。系统梳理清代湖北散佚方志,考述书名、卷数、纂修者、流传及其散佚年代等内容;同时探究清代湖北散佚方志原因及其特征,整体上揭示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状况。余论:从历史的脉络来认识和探究清代湖北方志发展的的时代成就,认为清代湖北方志数量宏富,种类齐全,方志理论成熟,修志质量大为提高,是传统社会修志鼎盛时期,同时指出由于清代湖北人才欠缺、学风保守和藏书不足,方志数量和质量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尚有一定的差距。
金鑫[8]（2014）在《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中文及历史、哲学等学科,使用尤其集中；讲义的生成、印制、使用、散播、流传,构成了民国大学文化生态的一个方面,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教育现象；讲义与学校、课程、教员、学生课堂等教学要素关联密切,是重要的教育史资料；讲义在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发生和发展初期广泛使用,与学科教育发展同步,见证并参与了学科教育史上诸多事件,吸附了丰富的学科发展印记；而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着作的动态属性,也为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认识和解析学科发展中教育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间的互动关系。总之,讲义真切、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包括中文学科教育）和中国现代学科学术建构（包括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状况,值得充分关注和研究。本文以“中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旧称“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国文”等）学科为中心,研究民国大学的课程讲义。包含两大部分：前三章为讲义本体和“讲义现象”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梳理讲义线索、整理讲义文本、探究讲义生成和运行机制,解析其教育文化背景等；后三章以讲义为途径,钩沉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事件遗存,考察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教育及学术发展状况。论述中,两部分内容时有交叉,互为印证。讲义与“讲义现象”研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呈现民国“讲义热”在不同教育领域的表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考察民国大学校园的讲义文化生态,描摹大学讲义样貌,形成对讲义的基本认知,明了讲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其次,历时推演民国时期学制变化对讲义生成的影响,以课堂为界分析讲义的两种基本生成方式,考察大学教员兼课、流动和参与社会教育对讲义生成的影响,较完备地阐释讲义生成的范式。第三,以大学出版部讲义印制和书局讲义出版为中心,呈现讲义生产运行机制,解析影响讲义印制、出版的主导因素。以上大体理清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产生之初和现存的状况,较完整地呈现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的基本面貌。讲义为途径的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考察,由三个角度展开：首先,分析讲义的体例特征和话语形态,由此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学时、课程体系、授课方式等,探究学科教育体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样本,呈现较完整的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并以此为范例,考察部分讲义的经典化趋势和程度,分析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因素,此亦为从一微观视角对中文学科史的动态探究。最后,将讲义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前史”的研究,即通过讲义,探究新文学在民国中文学科教育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被纳入大学学科教育体系的过程；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走上讲台的新文学作家的教学表现和心理状态,从教员角度探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这一部分,拓展至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又更为本质的侧面,为现代学科学术史建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讲义研究,既是对民国时期一类独特教育现象的集中考察,也是对一种重要的学科史、教育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以中文学科讲义的搜集整理和“讲义现象”的解析为基本内容,以考察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为研究为总体方向,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努力实现的学术目标。此外,本论文也借此研究实践一种沉潜向下的历史眼光和述史方式：摆脱既有学科体系构成的预设,通过梳理原始文本和事件细节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以具体的要素的关联为切入点,构筑生动、鲜活的场景,让历史进程的或一片段在切当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中饱满呈现。
孟德楷[9]（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认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邹涛[10]（2014）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文中研究说明从古至今,依托一定的文本、尤其教材,对儿童进行爱乡爱国教育是各代政府非常关心的根本大事,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清末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乡土志就肩负着培养儿童忠君爱国思想的重任。乡土志虽为乡土教育教材,但其包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地理信息使之不再局限于教材的定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其内容丰富、价值很高,不容忽视。从历史地理文献的角度出发,探讨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分析其价值和局限,是历史地理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区域,故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且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对清末至民国时期（1905—1949）西南地区乡土志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颇有现实意义。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梳理、统计,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工具书和实地考察资料,对其探研除注意运用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等古代文献和地方志外,还重视了对有关教育资料和档案资料及政府文件的运用。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教育学、社会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理论,注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及历史比较法的应用,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以学术史回顾为基础,探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地理分布状况,深入剖析其包括编撰群体、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编撰内容及其特点等在内的编撰情况,全方位探究乡土志与旧方志的关系,多角度揭示其价值、教育功能及其局限,以建构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的立体结构。当时本区的乡土志是在列强入侵与民众觉醒,适应当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深受海外乡土教育理念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势下产生的,总计撰写109种,几乎遍布西南地区五分之三以上的区域,其中,四川省乡土志的地理分布最为广泛,几乎涵盖该省绝大部分区域；云南省乡土志的分布也相对较广,而贵州省乡土志的分布只涉及其非常狭窄的部分区域,故当时本区乡土志总体分布极不平衡,且呈现出片状、带状和散点分布相结合的特点。当时本区形成以当地知县、知州、县长等政府官员为主导、本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为主体、并辅以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乡土志编撰群体。其中,县级地方行政官员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重大作用,用行政权力保障了当时本区乡土志的编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是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中坚力量；而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加入则为本区乡土志编撰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调查务实的科学精神和近代西方教材的编写方法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本区乡土志的编写。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乡土志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富有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特点。从编撰体例看,当时本区的乡土志仍然以中国传统方志的体例为主,富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章节体、课目体等体例则所占比例较少；从写作特点看,当时本区大部分乡土志立足于儿童乡土教育的教材性质,从儿童学习规律和心理特征出发,坚持由近及远原则,力求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同时,为激发儿童的兴趣,还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编撰方式,这是我国教材编写方式近代化的表现。清末颁布的《乡土志例目》规定乡土志由历史、地理、格致三大版块组成,具体内容含历史、物产、商务等15项,民国时期乡土志撰写的内容又有新扩展,主要增加了交通、邮政、电讯等项,而抗战时期又增加了自治组织、军事防卫等项,乡土志所记各地信息日益丰富而全面。其中,乡土自然地理是当时本区乡土志中记载最为丰富的内容；乡土政治地理则是当时本区各地乡土志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的部分；乡土经济地理更是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述的重点；乡土文化地理内容丰富而全面。当时本区的乡土志具有如下鲜明时代特色：1.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2.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3.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的近代化内容丰富；4.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5.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乡土志还具有涉及少数民族内容的乡土志比例高,述及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广,包含的少数民族内容丰富,不同历史时期乡土志少数民族内容的撰写有变化等浓郁民族特色。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乡土志与旧方志虽同为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但因其历史积淀和产生的时代背景等殊异,而导致其编撰群体、编撰指导思想、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及内容等方面均各有不同；然因乡土志既脱胎于旧方志,而又有若干创新,故使二者“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这不仅更好地彰显了乡土志与旧方志各自的特色,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土志的认识。乡土志作为历史地理文献的重要类别之一,其价值不可低估,可补充方志之所遗,匡正方志之所误,丰富西南历史地理文献类别,为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自然和人文地理提供重要资料等。同时乡土志对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科教学规范化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等均有积极意义。然由于多种原因,当时本区乡土志也具有局限性,如史实或不确、内容较单薄、撰写尚嫌粗糙等,故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当时本区乡土历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本区乡土志的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二、《贵州地质》2001年(第18卷) 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地质》2001年(第18卷) 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3）“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从“无史”到“有史”:目的论史学的成因 |
| 二、 “新史学”的基调:立足于“有史”的规划 |
| 三、 新的史学编纂体例塑造的“历史” |
| 四、 历史进程所昭示的“有”与“无” |
| 余论 |
（4）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 |
| 五、重点、难点 |
| 第一章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员选拔 |
| 第二节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章则制定 |
| 一、确定考察团宣传纲要 |
| 二、确定考察旅途须知事项 |
| 三、确定考察团各组考察要点 |
| 四、确定考察团考察工作应采取的方法 |
| 五、确定考察团分路考察经费发给办法 |
| 第三节 自然组生物队考察计划 |
| 一、考察路线 |
| 二、调查要点及宣传纲要 |
| 第二章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考察活动 |
| 第一节 迤南组的考察 |
| 一、迤南组考察路线 |
| 二、迤南组考察内容 |
| 第二节 迤西组的考察 |
| 一、迤西组考察路线 |
| 二、迤西组考察内容 |
| 第三章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总建议书》的内容 |
| 一、西南边疆存在的问题 |
| 二、针对西南边疆问题所提的建议 |
| 第二节 《自然组生物考察报告》的内容 |
| 第四章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价值、意义及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的价值与意义 |
| 一、《总建议书》的价值与意义 |
| 二、《迤南组工作日记》的史料价值 |
| 三、《自然组生物考察报告》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考察活动的学术意义 |
| 第三节 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历史地位 |
| 一、同时期的相关考察团 |
| 二、与同时期相关考察团的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科技期刊发展简况 |
| 一、科技期刊概况 |
| 二、传播气象内容的科技期刊 |
| 第五节 资料来源、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一、资料来源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气象期刊总体情况 |
| 第一节 气象期刊创刊 |
| 一、中央观象台气象科成立 |
| 二、民国第一本气象期刊——《气象月刊》出版 |
| 第二节 气象期刊的发展特征 |
| 一、期刊的区域分布 |
| 二、期刊的时间分布 |
| 三、期刊的持续时间 |
| 第三节 主办机构 |
| 一、气象观测机构 |
| 二、气象行政管理机构 |
| 三、气象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
| 四、高等教育机构 |
| 第四节 期刊形式与内容分析 |
| 一、期刊形式 |
| 二、期刊内容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分析 |
| 第一节 四本期刊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变更 |
| 一、主办机构 |
| 二、编委员 |
| 三、作者群体 |
| 第三节 刊物形式的变化 |
| 一、栏目设置 |
| 二、外观设计 |
| 三、出版经营 |
| 第三章 气象专业期刊的气象科技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观象丛报》的科技内容 |
| 一、《观象丛报》的学术研究 |
| 二、《观象丛报》的气象资讯 |
| 三、《观象丛报》的气象数据 |
| 第二节 《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科技内容 |
| 一、《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学术研究 |
| 二、《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科技推介 |
| 三、《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的气象资讯 |
| 第三节 《气象杂志》的气象科技内容 |
| 一、《气象杂志》的学术研究 |
| 二、《气象杂志》科技推介 |
| 三、《气象杂志》气象资讯 |
| 四、《气象杂志》的气象数据 |
| 第四节 《气象学报》的气象科技内容 |
| 一、《气象学报》的学术研究 |
| 二、《气象学报》科技推介 |
| 三、《气象学报》气象资讯 |
| 四、《气象学报》的气象数据 |
| 第四章 气象期刊与气象科技发展的互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的发展阶段 |
| 一、气象期刊的萌芽时期 |
| 二、气象期刊的积累时期 |
| 三、气象期刊的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气象期刊所反映的气象科技发展 |
| 一、气象科学的发展 |
| 二、气象技术的发展 |
| 三、气象数据的发展 |
| 第三节 气象期刊对气象科技的推动作用 |
| 一、气象知识的启蒙作用 |
| 二、气象研究的传播作用 |
| 三、气象技术的指导作用 |
| 第四节 气象科技对气象期刊的影响 |
| 一、气象科研发展的需求 |
| 二、中外气象科技交流的带动 |
| 三、气象科学建制化的需要 |
| 总结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我国旅游期刊研究的成果及其论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
| 1.4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
| 1.5 课题的创新性 |
| 2 《旅行杂志》的产生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
| 2.1 《旅行杂志》创办的社会背景 |
| 2.1.1 近代交通的发展 |
| 2.1.2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 2.1.3 中国城市居民旅行观念的形成 |
| 2.2 1927 年陈光甫创办《旅行杂志》及其行业依托 |
| 2.2.1 陈光甫与《旅行杂志》创办 |
| 2.2.2《旅行杂志》与中国旅行社 |
| 2.3 《旅行杂志》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
| 2.3.1 1927—1937 年《旅行杂志》的发展 |
| 2.3.2 1937-1945 年《旅行杂志》的艰难发展与调整 |
| 2.3.3 1945-1949 年《旅行杂志》的衰败 |
| 3 《旅行杂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变迁 |
| 3.1 1949-1950《旅行杂志》的恢复与调整 |
| 3.2 1951—1953 年《旅行杂志》的艰难转型 |
| 3.3 1954 年《旅行杂志》的终刊 |
| 4 《旅行杂志》的办刊特色与编者读者作者分析 |
| 4.1 《旅行杂志》的基本内容 |
| 4.1.1 游记 |
| 4.1.2 《旅行杂志》中旅游理论的探索 |
| 4.2 《旅行杂志》的特色版块 |
| 4.2.1 读者作者编者栏目 |
| 4.2.2 美术图景 |
| 4.2.3 人地事物专栏 |
| 4.3 《旅行杂志》的广告 |
| 4.3.1 广告内容与类别 |
| 4.3.2 广告的特点 |
| 4.3.3 广告数量 |
| 4.4 《旅行杂志》的编辑、作者、读者群体分析 |
| 4.4.1 《旅行杂志》的编辑队伍 |
| 4.4.2《旅行杂志》的作者队伍 |
| 4.4.3《旅行杂志》的读者群 |
| 5 《旅行杂志》在我国旅游期刊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
| 5.1 《旅行杂志》的历史地位 |
| 5.2 《旅行杂志》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之前湖北方志的编纂 |
| 第一节 汉魏晋隋唐时期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二节 宋元时期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三节 明代湖北湖北方志编纂 |
| 第二章 清代湖北方志的编纂 |
| 第一节 清代各阶段湖北方志特征 |
| 第二节 方志种类 |
| 第三节 方志体例 |
| 第四节 方志举略 |
| 第三章 清代湖北方志数量时空分布分析 |
| 第一节 繁盛的清代湖北方志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时间分布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空间分布 |
| 第四章 清代湖北方志组织编纂与经费来源 |
| 第一节 清代湖北方志修志流程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方志经费来源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的修志人员 |
| 第五章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考述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散佚方志特点 |
| 第三节 清代湖北方志散佚原因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所发表科研成果 |
（8）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讲义研究的价值 |
| 二、中文学科讲义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讲义热”：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现象 |
| 第一节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讲义现象” |
| 一、实现高等教育“本国化”的手段 |
| 二、适宜社会教育的平民教本 |
| 第二节 大学校园“讲义生态”——以北大为中心 |
| 一、北大的“讲义费风潮” |
| 二、北大师生的讲义习惯 |
| 三、“风潮”的化解与“讲义生态”之营建 |
| 第三节 作为实物史料的民国大学讲义 |
| 一、讲义的印制 |
| 二、“老讲义”存藏 |
| 三、几部代表性讲义样貌速写 |
| 第二章 讲义生成与民国中文学科教-育 |
| 第一节 讲义：现代中文学科教育的伴生物 |
| 一、传统经验与现代学科的交汇点——“癸卯学制”下的中文学科讲义 |
| 二、伴随新式课程大量涌现—“壬子癸丑学制”下的中文学科讲义 |
| 三、走向学术化、个性化——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后的中文学科讲义 |
| 四、稳定与延续——1929年《大学规程》颁布后的中文学科讲义 |
| 第二节 表演脚本与口述记录——讲义的基本生成方式 |
| 一、表演脚本：讲义的课前生成 |
| 二、口述记录：讲义的课堂生成 |
| 第三节 影响中文学科讲义生成的多重因素 |
| 一、教员兼课、流动与讲义生成 |
| 二、中文学科的社会教育服务与讲义生成 |
| 第三章 由“准出版”到正式出版：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的出版 |
| 第一节 大学出版部与讲义的“准出版”形态 |
| 一、民国大学出版部及其讲义生产 |
| 二、作为“准出版物”的授课讲义 |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文学科讲义的集中出版 |
| 一、拉开讲义出版的序幕：分校初版的“XX大学丛书” |
| 二、有规模而未完全实现的教科书宏愿：作为大学用书出版的授课讲义 |
| 三、未入体系却成大宗：零散出版的授课讲义 |
| 四、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的背后 |
| 第三节 出版视角下讲义的不同命运 |
| 一、未出版之讲义 |
| 二、已出版之讲义 |
| 三、本世纪的民国“老讲义”出版 |
| 第四章 “讲义体”：一种产生于教育实践的独特文体 |
| 第一节 “讲义体”特征的揭示 |
| 一、分章节、立标目 |
| 二、多样的述例方式 |
| 三、整体随意、局部匀称 |
| 四、由浅入深、全面概述 |
| 第二节 动态中形成的独特话语——“讲义体”的话语解析 |
| 一、讲义：动态的文本属性与稳定的文本内容 |
| 二、作为教育事件的讲义“话语” |
| 三、讲义“话语”特征解析 |
| 第三节 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发展 |
| 一、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与学时 |
| 二、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课程体系雏形 |
| 三、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课堂讲授方式 |
| 第五章 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现象 |
| 第一节 《中国小说史略》：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之范例 |
| 一、“经典丛书”及其对《中国小说史略》的集中收录 |
| 二、《中国小说史略》之经典化历程 |
| 第二节 讲义经典化的学科内部动因 |
| 一、开创性 |
| 二、总结性 |
| 三、顺应性 |
| 四、记录性 |
| 第六章 “老讲义”与“新文学”：以讲义为视角的现代文学教育考察 |
| 第一节 由讲义看新文学在民国大学“中文”课堂的多样性存在 |
| 一、新文学专门课程讲义概观 |
| 二、隐匿于其他课程中的新文学讲义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家的讲台生涯与讲义编撰 |
| 一、边缘与坚守：教授国文课程的新文学作家们 |
| 二、新文学作家的讲义编写：不无艰辛的工作 |
| 三、疲惫与期许：新文学作家心态扫描 |
| 四、作家所编新文学课程讲义的特征 |
| 结语 |
| 一 |
| 二 |
| 三 |
| 附录：本论文涉及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简况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Chinese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乡土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意义及价值 |
|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资料运用 |
| 四、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目标 |
| 五、论文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乡土志产生的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乡土志的地理分布 |
| 一、清末乡土志的地理分布(1905年6月～1911年9月) |
| 二、民国时期乡土志的地理分布(1911年11月～1949年9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乡土志的编撰 |
| 第一节 编撰群体 |
| 一、政府官员 |
| 二、文人学者 |
| 三、教育界人士 |
| 四、外地知识分子及留学生 |
| 第二节 编撰的体例和写作特点 |
| 一、编撰体例 |
| 二、写作特点 |
| 第三节 乡土志的内容及其主要特色 |
| 一、内容 |
| 二、主要特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土志与旧方志之比较 |
| 第一节 乡土志与旧方志基本情况比较 |
| 一、编修历史、成书量、种类及分布 |
| 二、编撰群体 |
| 第二节 乡土志与旧方志的编撰情况比较 |
| 一、编撰指导思想 |
| 二、编撰体例及写作特点 |
| 三、编撰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土志的价值和教育功能及其局限 |
| 第一节 乡土志的价值 |
| 一、补充旧方志之所遗 |
| 二、匡正旧方志之所误 |
| 三、丰富西南历史地理文献类别 |
| 四、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重要资料 |
| 第二节 乡土志的教育功能 |
| 一、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
| 二、促进学科教学规范化 |
| 三、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 |
| 第三节 乡土志的局限 |
| 一、史实或不确 |
| 二、内容较单薄 |
| 三、撰写嫌粗糙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乡土志的形成及分布态势与当时本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状况密切相关 |
| 二、乡土志的内容丰富了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地理认知 |
| 三、乡土志对当代乡土教材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四、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毋庸忽视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目录(1905年6月-1949年9月) |
| 二、部分乡土志照片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四、《贵州地质》2001年(第18卷) 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J]. 章清. 近代史研究, 2019(06)
- [4]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D]. 陈金艳. 云南大学, 2019(03)
- [5]民国时期气象专业期刊及气象科技发展[D]. 曹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8(01)
- [6]《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D]. 熊红霞. 四川师范大学, 2017(02)
- [7]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D]. 严忠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8]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D]. 金鑫. 南开大学, 2014(04)
- [9]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10]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D]. 邹涛. 西南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