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使用（论文文献综述）
赵芊潮[1]（2021）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刑事司法鉴定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为查明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适用前提,是司法工作人员受到复杂的专门性问题以及个人专业能力局限性的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存在困难,此时便通过鉴定人为案件中的复杂问题提供科学解答。刑事司法鉴定不同于其他诉讼活动,是科学认知活动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因此其兼具科学属性与法律属性。由于刑事司法鉴定依赖于鉴定人的个人能力以及道德素养,鉴定活动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法律又规定了司法鉴定合法性、公正性、独立性、客观性等原则,以加强对鉴定活动的约束。但是归根结底,刑事司法鉴定是为刑事诉讼服务的,整个刑事司法鉴定过程必须符合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对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运行现状剖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为研究基础,阐述我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相关概念,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例如鉴定主体的准入登记条件较低、刑事鉴定程序不完善、鉴定意见的审查主体缺乏专业性等,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对域外典型国家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部分地区的改革经验,从完善我国的鉴定主体登记管理制度、完善刑事司法鉴定程序、加强对鉴定意见的专业化审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期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体系更加完善,刑事司法鉴定的公信力得到提升,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
涂钒[2]（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提出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着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着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李云朔[3]（2020）在《污染环境罪视角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污染环境罪客观方面要求严重污染环境,客体也限制在放射性废物、有毒物质等范围内,污染环境的程度、污染物的数量是影响污染环境罪量刑的重要因素。污染环境罪犯罪构成、量刑事实的认定依赖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能够对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作出科学认定。2015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下发通知,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涌现出若干研究成果。但目前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领域,还未有污染环境罪视角下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未有刑事领域的相关专着。污染环境罪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内容广泛,但目前还未有统一的鉴定标准。目前已有的鉴定标准由司法部、生态环境部以及各省制定,以其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效力有待商榷。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专业性高,司法实践中混淆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现象较为普遍,体现为盲目任从鉴定意见,导致鉴定权对司法权的僭越。审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除对形式要件进行常规审核外,还应当注重对实际内容的审核,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增加对证据规则、法律原则等方面的考虑,形成法律因果关系并据此作出判决。解决污染环境罪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问题,有完善鉴定制度本身以及提高庭审各方环境专业知识水平两种途径。通过明确准入标准、实现协会有效管理,解决目前鉴定资源分布不均、鉴定效率低的问题。结合实践,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经验,将其作为鉴定制度的有效补充,并在目前人民陪审员的基础上探索专家陪审员的使用。借鉴法国环境司法中归口审理的经验,以增强庭审各方的环境专业知识水平。
曾玉洁[4]（2020）在《我国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是指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对发生在我国管辖的海域和内河通航水域内的水上交通事故开展调查后,阐明事故基本事实、分析事故原因,并依照相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规范,对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认定而形成的书面结论。在海事行政管理中,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是海事管理机构对事故责任人施以行政处罚的依据;在司法程序中,法院多将海事管理机构出具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作为认定事故事实,判断各方当事人责任的重要证据。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概述。本部分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梳理了国内外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相关的法律规制,并阐述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第二章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可诉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本部分首先收集并梳理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的观点,对不支持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的案例及理由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与具体行政行为,探讨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对当事人权益和义务的影响,分析判断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的法律依据,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可诉性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三章分析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本部分首先围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是否可作为优势证据进行了分析。在水上交通事故达到重特大等级时,有可能需要通过海事刑事诉讼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本部分结合《刑事诉讼法》对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国刑事诉讼对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规定的不同证明标准,讨论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刑事诉讼实体性事实与程序性事实的不同作用。第四章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和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行政救济制度的缺失,证据效力法律规范不明确以及司法审查流于形式,并针对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王连昭[5]（2020）在《我国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与审查标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定意见作为我国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诉讼中发挥着的作用日趋重要,由于其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的特点,又被称作科学证据,甚至对审判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对规范司法鉴定管理十分重视: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方向。2016年5月1日,重新修订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正式实施。2016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完善对证人、鉴定人的法庭质证规范。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提高出庭作证率。”2016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2016年11月,司法部印发了《司法鉴定委托书》等7种文书格式。2017年9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2018年12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8年第17号国家标准公告,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牵头研制的《文件鉴定通用规范》、《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等11项标准获批,作为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并于2019年4月1日起实施。基于以上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规定与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以及司法鉴定技术规范标准的修订与完善,结合实证调研中发现的笔迹鉴定意见书表述、鉴定意见的质证、审查等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亟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我国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与审查标准的相关建议,为落实“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司法鉴定标准化,在诉讼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司法鉴定的作用,提供实践和理论上的参考。本文共分为五章,约22万字,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笔迹鉴定意见概述。要研究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与审查规范,前提是需要明确笔迹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相关基本属性,只有对笔迹鉴定意见进行清晰的界定与诠释之后,才能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首先,笔迹鉴定意见的概念诠释。笔迹鉴定意见属于司法鉴定意见的一个类别,是我国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笔迹鉴定意见产生于司法鉴定活动,应用于诉讼审判活动,具有科学性与法律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对于笔迹鉴定意见的概念的理解,应从鉴定科学、诉讼法律以及管理体制等多个视域下加以把握。第二,笔迹鉴定意见的历史发展。我国笔迹鉴定发展历史悠久,可分为古代的萌芽与起源,近代的变化与演进,现代的进步与繁荣等三个阶段,同时应考量与借鉴域外笔迹鉴定意见的特点与优势。第三,笔迹鉴定意见的科学基础。实践中,对笔迹鉴定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质疑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对主观经验判断的质疑与对不确定性鉴定意见的困惑。从书写技能与书写习惯、书写习惯与笔迹特征、经验判断与定量分析三个方面对笔迹鉴定意见的认知进行探讨,再从笔迹鉴定意见的生成、笔迹鉴定意见的实质、笔迹鉴定意见的质证三个方面对笔迹鉴定意见进行理性把握,丰富笔迹鉴定意见的科学基础理论。最后,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适用。整理英美法系国家可采性与相关性等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等规定,以及我国法中的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相关规定,研究笔迹鉴定意见作为证据转化为定案根据的条件。以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现状分析与笔迹鉴定意见证据能力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完善笔迹鉴定意见证据能力规定以及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机制。第二章,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基础理论。标准化是我国笔迹鉴定以及司法鉴定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保障司法鉴定质量,完善司法鉴定证据审查的前提与基础。本章从四个方面对笔迹鉴定意见的标准进行阐述。首先,笔迹鉴定意见标准概说。整合各方观点,详细论述司法鉴定标准的概念与定义,笔迹鉴定标准的概念与定义,以及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概念与定义。从标准、法律法规、科学技术三个视角,探讨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科学性与法律性、统一性与适时性、明确性与模糊性等基本属性。第二,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分类。笔迹鉴定意见的标准包括:笔迹鉴定意见的程序标准、笔迹鉴定意见的技术标准、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标准和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四个部分。笔迹鉴定意见的程序标准可分为案件受理程序标准、案件鉴定程序标准和案件归档程序标准。笔迹鉴定意见的技术标准可分为形成方式技术标准、鉴定条件技术标准、比较检验技术标准和综合评断技术标准。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标准可分为基本情况表述标准、鉴定过程表述标准、鉴定意见表述标准和比对表的制作标准。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可分为鉴定意见质证标准、鉴定意见认证标准和鉴定意见争议解决标准。第三,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制定依据。主要研究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诉讼证明活动的关系,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司法鉴定制度的关系,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笔迹鉴定技术的关系,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笔迹鉴定质量监控的关系。最后,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实施保障。提出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应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应有专业的起草小组,应顺应时代文化背景并采取动态的修正模式。第三章,笔迹鉴定意见表述与审查的实证研究。本章包含四个实证研究项目,实证研究的对象依次是笔迹鉴定意见书的表述情况与存在问题,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运用情况,笔迹鉴定标准的实践与改革建议。首先,笔迹鉴定文书规范实证研究。以我国10家司法鉴定机构的130份近两年（2017-2018年）的笔迹鉴定意见书为研究样本,对目前笔迹鉴定意见书较为普遍存在的“重结论,轻程序”、分析说明模板化、比对表标识不规范、非确定性鉴定意见不断增多等典型问题进行归纳及原因分析,说明这些存在问题导致的消极后果,探讨从统一并提高笔迹鉴定表述标准,加强笔迹鉴定文理表达研究,把握笔迹鉴定表述的简略性与详细性、模糊性与准确性、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特点等方面,对笔迹鉴定意见书的制作与表述加以完善。第二,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应用的实证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上海市2018年涉及笔迹鉴定的408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变量包括裁判文书数量与类型、申请鉴定事由、审判层级、法院层级与单位、鉴定机构、笔迹鉴定项目、笔迹鉴定意见结果、是否重新鉴定、法院采信情况、案件判决情况多个要素,较为全面的展示了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在案件诉讼中的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就实践应用中出现的裁判文书表述、鉴定启动程序、鉴定人出庭、笔迹鉴定意见表述、鉴定意见认证采信等典型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改革优化建议。第三,笔迹鉴定标准实践认知的现状调查。采用“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实践认知问卷”对我国8所司法鉴定机构99名文书鉴定人进行调研。调查结果发现,鉴定人充分认可《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笔迹鉴定工作的重要规范和指导意义,但对于鉴定意见的种类与分级仍存在较大争议,对于鉴定意见的判断依据还不够明确,对获得继续培训教育有较大需求。建议通过制定《笔迹鉴定技术规范指导意见》解释、说明相关技术难点,落实《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应用。相关部门应加快面向鉴定人、办案人员的技术规范指导、应用、培训等工作,进一步扩大技术规范影响力,充分发挥技术规范的功能和作用。最后,笔迹鉴定标准实践与改革的调研分析。采取走访调研、电话采访、微信调研、委托调研等方式。调研提纲针对法官、鉴定人、司法行政人员、律师共设计了35个问题,主要侧重了解法官、鉴定人、司法行政人员、律师对现有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司法鉴定标准、笔迹鉴定标准的主观评价以及优化改革的主流态度。为研究、完善我国笔迹鉴定意见表述与审查标准提供现实依据与参考建议。第四章,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规范研究。基于实践中笔迹鉴定意见书在制作与文字表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现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为依据,结合鉴定人开展鉴定工作,书写鉴定文书的具体情况,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基本情况、检验过程与分析说明、鉴定意见三个主要部分,提出笔迹鉴定基本情况的表述规范、笔迹鉴定检验过程的表述规范、笔迹鉴定结果的表述规范等相关研究与建议。首先,我国现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将2019年4月1日起实施的《文件鉴定通用规范》、《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分别与已经废止的司法部《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笔迹鉴定规范》和公安部登记管理,同时制定并使用的公共安全行业鉴定标准进行比较分析。第二,笔迹鉴定基本情况的表述规范研究。分别对案情概述表述规范,鉴定材料表述规范,委托要求表述规范,进行相关规定的研究,并提出具体的表述规范建议。第三,笔迹鉴定检验过程的表述规范研究。分别对检材检验表述规范、样本检验表述规范、比较检验表述规范、综合评断表述规范、比对表的制作规范,进行相关规定的研究,并提出具体的表述规范建议。最后,笔迹鉴定结果的表述规范研究。参考美国、荷兰等国家的笔迹鉴定结果的种类,比较分析我国国家标准与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对笔迹鉴定结果种类的不同划分以及区别和联系。结合我国对不同种类鉴定意见的判断依据,针对现有技术标准鉴定意见分级偏主观,级别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缺乏足够的量化依据和客观的评价标准等问题,提出在鉴定意见种类判断依据的规定上应对鉴定人对鉴定种类的选择上加以一定的限制。在现行技术规范的表述标准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完善技术规范表述规范,并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第五章,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研究。目前学术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对鉴定意见证据的审查主要集中于法律层面和程序层面,没有针对鉴定意见实质性审查的具体研究成果和立法规定,导致法官在审查鉴定意见时显得力不从心。本章,从笔迹鉴定的技术标准、技术原理、技术步骤、技术方法等方面,重点研究对笔迹鉴定意见的实质性审查。第一,笔迹鉴定意见的质证标准研究。立足笔迹鉴定意见质证的基础理论,结合笔迹鉴定意见质证的现状与困境,从鉴定意见书的“基本情况”部分、“鉴定过程与分析说明”部分、“鉴定意见与附注”部分的提出质证要点。第二,笔迹鉴定意见的认证标准研究。立足笔迹鉴定意见认证的基础理论,结合笔迹鉴定意见认证的诉讼需求与制度缺陷,从鉴定意见不予采信的情形、限制采信的情形（有条件采信）、证明力降低的情形,对完善、细化笔迹鉴定意见的认证标准提出相关建议。第三,笔迹鉴定意见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基于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仅具雏形且可塑性强的考量,结合前期研究成果与实践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提出构建公益属性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设想,实施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管理为主,法院监督为辅的管理模式,以期进一步促进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第四,冲突笔迹鉴定意见解决机制研究。产生冲突笔迹鉴定意见有诸多因素,可以归纳为启动程序、鉴定材料、技术标准、重新鉴定等几方面原因。我国应尽快构建冲突鉴定意见的预防机制和选择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司法鉴定为诉讼服务的功能和价值。
齐一村[6]（2020）在《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长期将“唯实体”的刑法观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的实体性与研究产出的实体性构成了“唯实体”刑法观的两大前提。然而,由于刑法规定中程序性事项等非实体部分的存在与研究过程中刑事证明标准等“副产品”的产出,“唯实体”刑法观的前提并不完全恰当。刑法教义学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仅仅实体规范尚不足以完成刑法解释的任务,一套与实体规范相配套的证明标准对于司法实践的意义同样重要。而我国当前存在的立法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司法刑事证明标准碎片化与学理刑事证明标准抽象化、非体系化现象无不体现了刑事证明标准研究呈现出的“供求失衡”总体局面。“轻证明”研究现状的成因在于学科层面实体与程序分而治之的学科现状、方法论层面“认定”研究路径之下的混同理解与理念层面教义学评价体系的标准单一。“轻证明”的研究现状之下,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二元交互结构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进而造成了规范表达失真、评价标准错位与证明标准异化的三大理论顽疾。在民事法学领域,民法学者对于民事证明责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具体表现为: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地位讨论十分深入,民事实体规范是确定民事证明责任的基础,民事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对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基于逻辑构造的同一性、作用机理的相似性与讨论意义的相当性,我们可以将民事证明责任与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类比,从中得出如下的关于完善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二元交互结构的启示:实体法学同样应当研究证明问题;实体规范应决定对证明规则的解读;证明规则应当作为评价实体规范是否适正的判断标准;证明规则的确定应当为实体规范的目的服务。实现刑事证明行为的规范化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诉求,然而囿于证明标准对证明行为的制约作用,这一诉求的实现过程常会陷入困境。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存在着三对正相关的函变关系:构成要件的规范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距离,构成要件的抽象化程度同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要求,构成要件中不确定因素的数量同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难度。以此对我国刑法教义学体系进行检视便可得出:主观的案件主要事实、模糊的案件主要事实、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与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难度较高,是发生证明标准异化的主要场域。文义的模糊性、时代的流变性与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刑事实体规范的解释方案具有多种可能,因此在刑事实体规范解释方案的选取过程中,在合理界限内对客观路径、具有明确性的解释结论的选取,对未决的案件主要事实作出必要的转化以及对消极的案件主要事实的设计作出必要的限制可以借由刑事证明标准的优化实现证明行为规范化的诉求。另一方面,基于刑事证明标准具有的“晴雨表”、“指南针”与“粘合剂”的实践价值,在合理限度内,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又具有生成、调整与剔除的重要作用。由此,理想状态下,在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间可以建构起相互促进、彼此优化的良性交互模式。良性交互模式的成立需要建立在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获得理论确认的基础之上。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具有概念体系的建构功能,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实现系统优化的理论前提。对于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思路而言,“并入”思路在诸多方面显着优于“排除”思路,应受提倡。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品格也因此应被理解为刑事证明标准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的相对独立性。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理论地位的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提倡与刑事证明标准独立评价标准的建构是确认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应然进路。为确立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理论地位,刑法教义学应当在定义、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作出努力:在全面考量刑事证明标准定义的目的、特征、属性的基础上确定恰当的定义方式;从描述逻辑与创制逻辑两方面入手,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搭建一套严格细密的理论体系;在刑事实体规范的价值理念之外奉行一套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理念。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有具体的研究领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该研究领域的契合性是决定该领域研究是否可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过程中,被遵循和运用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方法。虽然规范分析方法与刑事实体规范研究之间具有相当的契合性,但是考虑到刑事证明标准的事实性与实践性特征,规范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鉴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不同于刑法教义学中刑事实体规范的诸多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成为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重点,逻辑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与诉讼法学理论在确立独立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应受重视。一个合格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与评价对象论阈上的一致性、符合特定论阈的价值理念、具备基本的选取功能。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评价标准存在着论阈选取不当、评价对象不周延与价值理念偏差的三层不适应性。从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特征、价值理念与研究方法出发,一套以“符合逻辑规律、经验总结过程规范与符合证明规则”为内容的评价标准应受提倡。构建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之良性交互模式对于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良性交互模式意味着对刑法教义学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刑事实体规范的范畴,而应当将具体的刑法教义学问题置于刑事实体规范与刑事证明标准交互的视域下加以审视。良性交互模式提供的证明视角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刑法解释目的,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目的赋予机能。其二,刑事证明标准对不当实体规范具有剔除作用,良性交互模式也便具有了理论清理机能,背后蕴含的是刑事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实体规范的改良和作用机制。其三,良性交互模式的提倡带来了刑法教义学理论评价标准的扩充,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便具有了对既有的刑法解释路径的改良机能,表现为在合理限度内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体系对刑事实体规范进行改良以及在某刑事证明标准无法与相关刑事实体规范相契合时依据刑事证明标准的生成机理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修正。其四,良性交互模式的理念来源于实践需求,它的方案也以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为最终归宿,即良性交互模式应具有实践指引机能。因此,良性交互模式不仅局限于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优化作用,也应包括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促进功能;它不应仅是理论建构意义上的宏观构想,更要足以与具体的案件处理紧密结合。实践不应是被嘲笑的对象。相反,实践是开展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站在司法实践的视角,力图将司法实践迫切关注的刑事证明标准引入刑法解释视角,期待我国刑法教义学研究也能给予该领域以更多关注,并以此为契机早日实现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良性交互。
尹天洋[7]（2020）在《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定意见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鉴定意见内容的准确性,直接关系案件事实认定的质量。科学客观的鉴定意见能够最大限度还原案件真相,提高诉讼效率。然而,据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多流于形式,而并未进行实质审查。在疏于审查和管理的情况下,一旦鉴定意见出错,极易酿成刑事错案,违背立法的初衷。本文主要以鉴定技术标准、刑事鉴定程序规范以及刑事鉴定管理体制为研究视角,对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设性的防范建议,旨在充分发挥其作为法定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最终实现诉讼的公平公正,这也是本文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除序言而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刑事鉴定意见错误界定与防范意义。一份合格的刑事鉴定意见书是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严格遵循鉴定程序,根据其具备的专业知识及现行相关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而得出,违背其中之一即可能产生错误刑事鉴定意见;而防范错误刑事鉴定意见的意义在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提升鉴定意见的权威性。第二部分是分析我国刑事鉴定意见错误成因。首先在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面:鉴定标准科学性待实现、鉴定标准适用性有限以及鉴定标准化委员会仍未建立;其次在刑事鉴定程序规范方面:鉴定程序的启动规范、鉴定人出庭及重新鉴定制度的法律规定、刑事鉴定的监督规范均存在须完善之处;最后在刑事鉴定管理体制方面,从鉴定人队伍结构、对鉴定材料的管理及鉴定人与鉴定机构准入与退出机制三个维度分别对错误刑事鉴定意见的成因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域外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举措考察。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分别考察其在标准化制度建设、专家证人资格条件及交叉询问制度、鉴定权启动主体和事项、鉴定机构设置和资格委任、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等方面的防范举措;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刑事鉴定意见错误成因进行评析比较。最后联系我国鉴定实际,从中汲取可供借鉴的经验。第四部分是我国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的防范建议。本部分主要以第二部分鉴定意见错误成因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建议。具体而言:建立科学的鉴定标准、提高鉴定标准的适用性水平、加快鉴定标准化委员会建设;增加鉴定程序启动权主体、修正鉴定人出庭的法律规定、明确重新鉴定制度法律规定、规定刑事鉴定的监督规范;优化鉴定人队伍结构、加强对鉴定材料的管理、健全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准入退出机制。
何江[8]（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指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俞昭君[9]（2019）在《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是规范司法鉴定工作、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发挥司法鉴定作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不仅能够保证从源头上控制司法鉴定意见的质量,夯实实体真实的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委托、受理、鉴定意见庭审质证等办案程序,进一步保证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公信力及诉讼运用效果。因此,笔者在对当前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不顺畅的突出问题进行总结、分析、评价和研究的基础上,既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又合理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做法及成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以期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保障司法鉴定的质量及诉讼运用的效果。本文以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与其相关的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以当前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为背景,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对该研究进行了背景铺垫。第二部分概述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重点解析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的关系、研究范畴及其衔接的意义。尤其是从三方面对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一是司法鉴定质量的源头控制,这主要体现在司法鉴定管理;二是司法鉴定的诉讼运用,主要从鉴定启动、委托受理、鉴定人出庭作证、庭审质证等几方面进行规范,提高其运用效果;三是二者衔接性节点问题,如统一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信息库的建立等。通过上述分析,为后文的详细阐述进行铺垫。第三部分对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发展现状进行介绍。虽然当前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不断强化,鉴定领域不断拓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无法满足新时期司法鉴定的实践要求,因此重点对因二者衔接不顺畅而导致在司法鉴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以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对策奠定基础。第四部分对域外国家的一些先进做法、成熟经验及措施进行系统的分析梳理,总结出关于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的有效经验及国际化大趋势。从而使这些成熟的做法、措施和经验能够为我所用,以期为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提供一定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推动我国鉴定工作的科学化发展。第五部分以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厘清二者衔接机制存在亟待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成熟经验和做法,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旨在保证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的顺利衔接与良性互动,推动司法鉴定行业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从而充分提高司法鉴定的诉讼运用效果。
张松[10]（2019）在《刑事错案及其治理》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权利时代,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折射到法治领域,即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美好需要,对于法治生活的美好期盼,尤其是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与立法不优、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人权保障不力等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法治改革的方式才能有效化解。可以说,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催生法治改革并成为其强大动力,而人权作为法治的逻辑起点与根本归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本质而言即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权利,这将使得权利在国家社会中更加神圣、更加崇高,促使依法确实保障权利成为党的执政理念与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执法、司法的核心要义。而司法作为人权救济的最后防线,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明确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并着重将纠正冤假错案,特别是纠正刑事冤假错案作为人权司法保障的重大举措,作为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的推动下,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念斌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刑事错案得以纠正,这不仅是社会进步、法治昌明、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更引起理论界和全社会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错案?为什么纠正错案困难重重?应当说,如何防范刑事错案的产生、如何防止人权特别是无辜者人权受到非法侵害已成为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将刑事错案及其治理作为研究选题。在反思刑事错案产生的同时,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何为错案,错案产生原因及如何有效纠正与防范错案的理解莫衷一是、不尽一致,有待梳理与统一性认识的达成。如若缺乏充分的系统阐释,必然无法为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在对刑事错案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刑事错案治理之策既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本文是对刑事错案及其治理问题的一个全面阐述,依次对“什么是刑事错案”、“刑事错案的发生有什么规律性的实践样态”、“刑事错案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治理刑事错案”等问题作出回答。以上问题的层层递进,共同建构起本文的逻辑主线,对这些问题的详细阐述,也体现出本文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刑事错案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错误认识与错误行为,从端本正源角度出发,可运用语义分析方法分别解读“错”与“案”,由此将刑事错案定性于刑事司法主体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由于对事实认定发生错误、对法律适用错误,或者违反诉讼程序以致作出错误结论而给予当事人错误处理的案件或违反诉讼程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也即刑事错案可分为冤枉无辜与放纵犯罪两大类错案。而本文基于刑事司法目标理性平衡、陈旧司法理念亟待转变与开展错案研究深入系统的综合考虑,将对刑事错案的研究限于冤枉无辜类错案,并根据其范围的不同,划分为最广义错案、广义错案、狭义错案、最狭义错案四类。随后,基于有利于明确错案研究重心、提升研究针对性、增强研究政策性以及确保研究民意性等方面的考虑,将刑事错案实证样本范围及后续开展错案成因与错案治理研究的对象限定于狭义的刑事错案,即因事实认定存在错误而使无辜者蒙冤的案件。本文较为新颖之处在于将2013年作为实证分析的界点,分别选取了从1997年1月1日到2013年1月1日之间纠正的100起重大刑事错案与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至今纠正的50起重大刑事错案。通过对所选取的容量相对较大的150起样本案件进行基本情况、纠正现状、赔偿追责三大方面的实践样态规律总结,能够发现2013年以后纠正的错案在纠错原因、纠错方式及纠错主动性等方面均与2013年以前纠正的错案有明显区别,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长远的目光深刻反思现阶段错案产生的原因,而且能够切实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法治大环境的改变对于刑事错案治理的重要影响,与时俱进的披露出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病症,由此“对症下药”,切实纠正与防范刑事错案,助推依法治国的发展方略。在对150起样本案件进行规律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依据认知错案产生的难易程度,可将错案生成原因划分为由浅入深的四个层级,即基础原因为证据问题,中层原因为制度运行问题,深层原因为心理偏差问题,根本原因为客观制约问题。应当说,刑事错案的治理乃本文最为核心与关键的创新之处,因为只有明晰如何治理刑事错案,才能在今后的刑事诉讼工作中,确保依法公正办理每一起刑事案件,在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正确适用法律,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标,给党和人民,给宪法与法律一个交代。所以,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将刑事错案问题放置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大背景之下,提出刑事错案治理的概念,其是指国家公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防范和救济刑事错案的实践活动及其过程。其中,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而尤以国家公权力机关为核心;治理的对象是刑事错案,包括尚未发生的错案与已经发生的错案;治理的内容是防范与救济,也即事前预防与事后挽救;治理的方式是“制度”之治,因制度具有根本性,不仅可以改造人的素质,还可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所以,治理刑事错案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对刑事错案的治理,使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无法形成以及错案一经发现,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权力,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根据治理的范围大小,可将其划分为广义的刑事错案治理与狭义的刑事错案治理,其中前者是包含潜在错案与显在错案双重对象、救济与防范双重内涵的概念,后者则仅为潜在错案单一对象,有效防范单一内涵的概念。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针对刑事错案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务较多集中于救济层面的实际,且因刑事错案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所涉方面众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阐述与论证,故本文将“治理”限定为狭义的“防范”之意,以便突出重点对刑事错案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研究。而刑事错案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包含着两大向度,即刑事错案治理体系与刑事错案治理能力。其中错案治理体系是由治理刑事错案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所形成的体系,错案治理能力是治理刑事错案的主体运用错案治理制度性措施防范刑事错案的能力。就错案治理体系与错案治理能力二者的关系而言,错案治理体系是错案治理能力的前置与基础,制度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对于执行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错案治理能力则为错案治理体系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通过刑事错案治理体系与刑事错案治理能力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之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发挥好各自在刑事错案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提升侦查、检察、审判质量与水平,共同筑牢错案防范底线,并与全社会一起为法治中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为清晰地对以上论题进行合逻辑性的层层递进式的研究,本文作绪论、上篇、下篇的结构安排。绪论主要是对选题背景和意义、刑事错案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本文基本框架的阐述。上篇为刑事错案基本问题研究,分别对什么是刑事错案进行科学定性、对刑事错案实践样态进行详细描述、对刑事错案生成原因进行理论剖析。下篇为刑事错案治理研究,此部分紧紧围绕刑事错案治理而展开,在比较研究中西方有关于治理理论渊源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刑事错案治理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刑事错案治理体系与刑事错案治理能力两大向度,通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期切实防范刑事错案的产生,有效保障人民权益,大力提升司法公信与司法权威。
二、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使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使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问题的提出 |
| 2.研究价值 |
| 2.1 实践价值 |
| 2.2 理论价值 |
| 3.国内研究现状 |
| 4.研究思路及方法 |
| 4.1 研究思路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刑事司法鉴定概述 |
| 1.1 刑事司法鉴定的界定 |
| 1.1.1 刑事司法鉴定的定义 |
| 1.1.2 刑事司法鉴定的特征 |
| 1.2 刑事司法鉴定的构成要素 |
| 1.2.1 鉴定主体 |
| 1.2.2 鉴定对象 |
| 1.2.3 鉴定程序 |
| 1.2.4 鉴定意见 |
| 1.3 刑事司法鉴定的功能 |
| 1.3.1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
| 1.3.2 提升裁判者对专门问题的认识能力 |
| 1.3.3 保障司法公正 |
| 1.4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程序 |
| 1.4.1 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 |
| 1.4.2 刑事司法鉴定的鉴定实施程序 |
| 1.4.3 刑事司法鉴定的法庭适用程序 |
| 第二章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域外考察与比较 |
| 2.1 美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考察 |
| 2.1.1 美国刑事司法鉴定主体的准入制度 |
| 2.1.2 美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 |
| 2.1.3 美国的鉴定意见法庭审查规则 |
| 2.2 英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考察 |
| 2.2.1 英国的刑事司法鉴定主体管理制度 |
| 2.2.2 英国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模式 |
| 2.2.3 英国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规则 |
| 2.3 德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考察 |
| 2.3.1 德国刑事司法鉴定主体的登记管理制度 |
| 2.3.2 德国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模式 |
| 2.3.3 德国的鉴定意见审查机制 |
| 2.4 意大利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考察 |
| 2.4.1 意大利的鉴定人管理制度 |
| 2.4.2 意大利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 |
| 2.4.3 意大利的鉴定意见法庭审查机制 |
| 2.5 中外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对比分析 |
| 2.5.1 刑事司法鉴定主体的登记制度比较 |
| 2.5.2 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比较 |
| 2.5.3 鉴定意见的法庭审查机制比较 |
| 第三章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1 刑事司法鉴定的主体准入条件较低 |
| 3.1.1 鉴定机构的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
| 3.1.2 鉴定人的执业资格条件较低 |
| 3.2 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存在局限性 |
| 3.2.1 司法鉴定标准化体系尚未构建完成 |
| 3.2.2 司法鉴定标准存在空缺或落后 |
| 3.2.3 部分司法鉴定的标准缺乏科学性论证 |
| 3.3 刑事司法鉴定相关程序不规范 |
| 3.3.1 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分配不合理 |
| 3.3.2 刑事司法鉴定倾向于委托内部鉴定机构 |
| 3.3.3 重复鉴定之顽疾难以根除 |
| 3.3.4 鉴定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 |
| 3.4 鉴定意见的法庭审查机制不完善 |
| 3.4.1 鉴定意见缺乏有效的质证规则 |
| 3.4.2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实施缺乏配套措施 |
| 3.4.3 法庭对鉴定意见侧重于书面审查 |
| 3.4.4 裁判者对鉴定意见缺乏专业性认识 |
| 3.4.5 鉴定人出庭率较低 |
| 第四章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问题消解的对策 |
| 4.1 规范鉴定主体的登记管理制度 |
| 4.1.1 提高鉴定机构的整体质量与服务水平 |
| 4.1.2 完善鉴定人的准入退出制度 |
| 4.2 司法鉴定标准化的完善路径 |
| 4.2.1 建立并完善司法鉴定标准化体系 |
| 4.2.2 填补司法鉴定标准的空白领域 |
| 4.2.3 完善司法鉴定标准的科学论证 |
| 4.3 规范刑事司法鉴定的程序性问题 |
| 4.3.1 赋予当事人适当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 |
| 4.3.2 扩大鉴定机构的委托范围 |
| 4.3.3 限制重复鉴定的相关条件 |
| 4.3.4 加强对刑事司法鉴定活动的监督 |
| 4.4 完善鉴定意见的法庭审查环节 |
| 4.4.1 完善交叉询问制度 |
| 4.4.2 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配套措施 |
| 4.4.3 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实质性审查 |
| 4.4.4 发挥专家陪审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作用 |
| 4.4.5 完善鉴定人出庭的相关立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3）污染环境罪视角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概要 |
| 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概念及特征 |
| (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概念 |
| (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特征 |
| 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内容 |
| (一)污染源及理化性质鉴定 |
| (二)污染物数量、质量鉴定 |
| (三)环境污染范围与程度鉴定 |
| (四)因果关系鉴定 |
| (五)污染环境罪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价值 |
| 第二章 污染环境罪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现状 |
| 一、污染环境罪概述 |
| (一)法律法规概述 |
| (二)司法实践趋势 |
| 二、污染环境罪中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践 |
| (一)案件审理依赖鉴定意见 |
| (二)专门性问题认定两路并行 |
| (三)鉴定难现象依然存在 |
| 三、污染环境罪之环境损害鉴定意见证据属性分析 |
| (一)刑事证据审查方法 |
| (二)形式证明力检验要素 |
| (三)实质证明力检验要素 |
| 四、污染环境罪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
| (一)鉴定机构主体问题 |
| (二)鉴定标准不统一,鉴定技术有待发展 |
| (三)专业结论与法律判断的关系区分不明确 |
| (四)鉴定标准的效力问题 |
| (五)质证过程形式化严重 |
| 第三章 污染环境类犯罪专门性问题认定的域外经验 |
| 一、英美法系污染环境类犯罪专门性问题认定 |
| (一)专门队伍调查 |
| (二)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认定合作密切 |
| (三)弗赖准则、道伯特准则与专家证人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国家环境污染刑事犯罪专门性问题认定 |
| (一)设立专门环境警察队伍 |
| (二)不区分案件性质审查 |
| 第四章 解决污染环境罪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问题的思考 |
| 一、明确鉴定机构的准入标准与管理模式 |
| (一)明确鉴定机构审批模式 |
| (二)鉴定机构的有效管理 |
| 二、将人身损害结果纳入鉴定范围 |
| 三、提高污染环境罪控辩审三方环境专业能力 |
| (一)专家证人制度的设想 |
| (二)专家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
| (三)污染环境罪案件归口审理与跨地域审理 |
| (四)理顺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我国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概述 |
| 第一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水上交通事故的概念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的概念 |
| 三、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概念 |
| 第二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法律规制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国内法律规制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国际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行政行为属性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民事诉讼证据属性 |
| 第二章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实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不支持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的司法实践与理由 |
| 第二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比较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符合行政确认行为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对当事人权益与义务的影响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
| 第四节 法律规范未排除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可诉性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民事诉讼证据属性不阻碍其可诉性 |
| 二、不宜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范排除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诉性 |
| 第三章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
| 第一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可视为证据集合体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具有公文书证的特征 |
| 三、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不当然具有优势证据效力 |
| 第二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海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不应作为认定刑事责任的直接依据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可作为辅助性证据 |
| 第四章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和司法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救济制度的缺失 |
| 二、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证据效力规范不明确 |
| 三、司法程序中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审查流于形式 |
| 第二节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和司法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构建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行政救济制度 |
| 二、完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证据效力法律规范 |
| 三、建立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的全面审查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我国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与审查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基础理论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生成标准 |
| 三、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标准 |
| 四、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问题的创新 |
| 二、研究内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笔迹鉴定意见概述 |
| 第一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概念诠释 |
| 一、笔迹鉴定意见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属性与功能 |
| 三、笔迹鉴定意见的分类与表述 |
| 四、笔迹鉴定意见的比较与评析 |
| 第二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发展历程 |
| 一、萌芽与起源:古代笔迹鉴定的最初探索 |
| 二、变化与演进:近代笔迹鉴定的逐步转型 |
| 三、进步与繁荣:现代笔迹鉴定的高速发展 |
| 四、考量与借鉴:域外笔迹鉴定意见的优势比较 |
| 第三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科学基础 |
| 一、笔迹鉴定意见的理论基础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质疑困惑 |
| 三、笔迹鉴定意见的认知探讨 |
| 四、笔迹鉴定意见的理性把握 |
| 第四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适用 |
| 一、证据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条件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 |
| 三、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评判 |
| 第二章 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笔迹鉴定意见标准概说 |
| 一、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内涵 |
| 二、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界定 |
| 三、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特性 |
| 四、笔迹鉴定标准的作用 |
| 第二节 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分类 |
| 一、笔迹鉴定意见的程序标准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技术标准 |
| 三、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标准 |
| 四、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 |
| 第三节 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制定依据 |
| 一、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诉讼证明活动的关系 |
| 二、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司法鉴定制度的关系 |
| 三、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笔迹鉴定技术的关系 |
| 四、笔迹鉴定意见标准与笔迹鉴定质量监控的关系 |
| 第四节 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的保障基础 |
| 一、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应有统一的组织领导 |
| 二、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应有专业的起草小组 |
| 三、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应顺应时代文化背景 |
| 四、制定笔迹鉴定意见标准应采取动态修正模式 |
| 第三章 笔迹鉴定意见表述与审查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笔迹鉴定文书规范实证研究 |
| 一、文书研判:笔迹鉴定文书表述规范之现状 |
| 二、理性剖视:笔迹鉴定意见书表述规范之问题 |
| 三、改革进路:笔迹鉴定意见书表述规范之完善 |
| 第二节 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应用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样本概述 |
| 二、统计结果 |
| 三、分析与讨论 |
| 第三节 笔迹鉴定标准实践认知的现状调查 |
|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
| 二、结果与讨论 |
| 三、结论 |
| 第四节 笔迹鉴定标准实践改革的调研分析 |
| 一、调研情况概述 |
| 二、现行笔迹鉴定标准实践情况分析 |
| 三、优化统一笔迹鉴定标准调研分析 |
| 第四章 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规范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 |
| 一、国家标准 |
| 二、行业标准 |
| 三、比较评析 |
| 第二节 笔迹鉴定基本情况的表述规范研究 |
| 一、案情概述表述规范 |
| 二、鉴定材料表述规范 |
| 三、委托要求表述规范 |
| 第三节 笔迹鉴定检验过程的表述规范研究 |
| 一、检材检验表述规范 |
| 二、样本检验表述规范 |
| 三、比较检验表述规范 |
| 四、综合评断表述规范 |
| 五、比对表的制作规范 |
| 第四节 笔迹鉴定结果的表述规范研究 |
| 一、笔迹鉴定结果的种类 |
| 二、笔迹鉴定结果的依据 |
| 三、笔迹鉴定结果的表述 |
| 第五章 笔迹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研究 |
| 第一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质证标准研究 |
| 一、笔迹鉴定意见质证的现状与困境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标准研究 |
| 第二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认证标准研究 |
| 一、笔迹鉴定意见认证的诉讼需求与制度缺陷 |
| 二、笔迹鉴定意见的有效认证标准研究 |
| 第三节 笔迹鉴定意见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 |
| 一、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现状 |
| 二、现行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三、构建公益属性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探讨 |
| 第四节 冲突笔迹鉴定意见解决机制研究 |
| 一、冲突笔迹鉴定意见概述 |
| 二、冲突笔迹鉴定意见的产生原因 |
| 三、冲突笔迹鉴定意见的预防机制 |
| 四、冲突笔迹鉴定意见的选择机制 |
| 结语:笔迹鉴定意见表述与审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原因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刑事实体规范的研究现状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 |
| （三） 实体与证明贯通的理论尝试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 （二） 法律解释方法 |
| （三） 分类讨论方法 |
| （四） 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审思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理论地位 |
| 一、 “唯实体”刑法观及其前提批判 |
| 二、 轻视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现状 |
| （一） 刑法教义学中刑事证明标准的生成机制 |
| （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分类及其特点 |
| （三） “供求失衡”的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教义学“轻证明”研究现状的成因探析 |
| 一、 学科层面：实体与程序分而治之的学科现状 |
| 二、 方法论层面：“认定”研究路径之下的混同理解 |
| （一） 展开“分类讨论”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二） 进行“行为定性”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三） 探究“证明标准”的“认定”研究路径 |
| 三、 理念层面：单一标准下的教义学评价体系 |
| （一） 解释方法的可行性考量 |
| （二） 解释目的的合理性考量 |
| （三） 解释方法的契合性考量 |
| 第三节 二元交互结构视域下我国刑法教义学体系的理论顽疾 |
| 一、 “规范表达失真”：概念混淆的谬误 |
| 二、 “评价标准错位”：理论期待的不当 |
| 三、 “证明标准异化”：单一视角的盲区 |
| 四、 小结 |
| 第二章 刑事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的良性交互模式 |
| 第一节 民事证明责任理论对刑法教义学研究的启示 |
| 一、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价值 |
| （一） 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地位之争 |
| （二）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规范基础 |
| （三） 民事证明责任的实体规范优化功能 |
| 二、 民事证明责任与刑事证明标准的类比基础 |
| （一） 逻辑构造的同一性 |
| （二） 作用机制的相似性 |
| （三） 讨论意义的相当性 |
| 三、 民事证明责任理论的刑法学启示 |
| 第二节 刑事实体规范的证明标准优化功能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与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 |
| （一） 刑事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及其困境 |
| （二） 证明标准对证明行为的制约作用 |
| （三） 证明标准异化的主要场域 |
| 二、 刑事实体规范与证明行为的规范化诉求 |
| （一） 刑事实体规范解释方案的多样性 |
| （二） 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规范化的促进 |
| 三、 刑事实体规范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调节界限 |
| 第三节 刑事证明标准的实体规范促进功能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价值 |
| （一） 作为“晴雨表”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二） 作为“指南针”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三） 作为“粘合剂”的刑事证明标准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调节作用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生成作用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调整作用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对不当实体规范的剔除作用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对刑事实体规范的作用限度 |
| 第三章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理论确认 |
| 第一节 刑事证明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确认思路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品格的理论意义 |
| （一） 概念体系的建构功能 |
| （二） 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 |
| （三） 系统优化的理论前提 |
| 二、 “并入思路”下刑事证明标准的相对独立性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相对独立性的建构进路 |
| 第二节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理论地位的确立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定义的提出 |
| （一） 定义对理论地位的意义 |
| （二） 定义的方式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定义初倡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路 |
| （一）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建构的描述逻辑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框架建构的创制逻辑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理念提倡 |
| （一）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应有态度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基本原则的意涵 |
| 第三节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提倡 |
| 一、 研究方法的理论意义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独立研究方法的理论意义 |
| （一） 刑法教义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 |
| （二） 刑法教义学中刑事证明标准的特殊属性 |
| （三） 当前刑事证明标准研究方法的契合性反思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应然研究方法的提倡 |
| （一） 逻辑学理论的应用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 诉讼法学理论的借鉴 |
| 第四节 刑事实体规范独立评价标准的建构 |
| 一、 “评价标准”的评价标准 |
| 二、 刑事证明标准现有评价标准的缺陷分析 |
| （一） 论阈选取不当 |
| （二） 评价对象的不周延 |
| （三） 价值理念偏差 |
| 三、 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标准提倡 |
| （一） 符合逻辑规律 |
| （二） 经验总结过程的规范性 |
| （三） 符合证明规则 |
| 第四章 良性交互模式的刑法教义学机能及其具体运用 |
| 第一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目的赋予机能——兼论客观处罚条件的证明价值 |
| 一、 证明视角的目的赋予机能及其理论意义 |
| 二、 客观处罚条件的解释目的与理论态度 |
| （一） 客观处罚条件的解释目的：化解两类证明困境 |
| （二） 德日路径：“客观处罚条件” |
| （三） 我国刑法教义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 |
| （四） 证明困境下我国的应对思路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下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应有态度 |
| （一） 客观处罚条件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 |
| （二）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符合原则 |
| （三） 作为域外刑法理论的客观处罚条件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视角下客观处罚条件的理论优势 |
| （一） 缓解主观案件事实的证明压力 |
| （二） 化解未决案件事实的证明困境 |
| 第二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理论清理机能——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批判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期待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下证明标准的异化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证明的双重困境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证明的实践样相 |
| 三、 狭义犯罪目的的前提批判 |
| （一） 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虚化 |
| （二） 狭义犯罪目的的前提悖论 |
| 四、 良性交互模式下狭义犯罪目的的理论清理 |
| （一） 不成文的狭义犯罪目的的摒弃 |
| （二） 成文的狭义犯罪目的的改装路径 |
| 第三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路径改良机能——兼论定罪情节的具象化改造 |
| 一、 我国刑法语境下的定罪情节概览 |
| （一） 理论解读：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情节 |
| （二） 实践样相：我国刑法语境下定罪情节的主要类型 |
| （三） 我国刑法语境下定罪情节的特点 |
| 二、 情节犯的实践异化与理论反思 |
| （一） 情节犯的实践异化与成因分析 |
| （二） 定罪情节定性的前提悖论 |
| （三） 定罪情节扩张的理论反思 |
| 三、 良性交互模式下情节犯的解释路径改良 |
| （一） 定罪情节的应然定性提倡 |
| （二） 不当定罪情节认定标准的鉴别与剔除 |
| （三） 定罪情节的具象化解读提倡 |
| 第四节 良性交互模式的实践指引机能——以失职犯罪的认定为检验 |
| 一、 我国的失职犯罪与实践异化 |
| （一） 失职犯罪概述 |
| （二） 失职犯罪的应然认定路径 |
| （三） 我国失职犯罪认定的失范现象 |
| 二、 良性交互模式视角下我国失职犯罪认定失范的成因分析 |
| （一）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主观案件事实 |
| （二）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消极案件事实 |
| （三） 失职犯罪认定中的模糊案件事实 |
| 三、 失职犯罪认定中良性交互模式的构建 |
| （一） 失职犯罪构成要件的教义学精释 |
| （二） 失职犯罪不作为的证明标准优化 |
| （三） 失职犯罪主观罪过证明思路改良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 作者简介 |
| 二、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与致谢 |
（7）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刑事鉴定意见错误界定与防范意义 |
| 1.1 鉴定意见错误界定 |
| 1.1.1 鉴定意见错误释义 |
| 1.1.2 鉴定意见错误的认定标准 |
| 1.2 鉴定意见错误的防范意义 |
| 1.2.1 有助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
| 1.2.2 有助于提升鉴定意见的权威性 |
| 2 我国刑事鉴定意见错误的形成原因分析 |
| 2.1 鉴定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缓慢 |
| 2.1.1 鉴定标准科学性待实现 |
| 2.1.2 鉴定标准适用性尚有限 |
| 2.1.3 鉴定标准化委员会仍未建立 |
| 2.2 刑事鉴定程序规范不完善 |
| 2.2.1 鉴定程序启动规范不尽合理 |
| 2.2.2 鉴定人出庭的法律规定应当修正 |
| 2.2.3 重新鉴定制度的法律规定不完备 |
| 2.2.4 刑事鉴定的监督规范规定阙如 |
| 2.3 刑事鉴定管理体制不健全 |
| 2.3.1 鉴定人队伍结构不合理 |
| 2.3.2 对鉴定材料管理不到位 |
| 2.3.3 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准入退出机制失灵 |
| 3 域外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举措考察 |
| 3.1 美国专家证言错误风险防范举措 |
| 3.1.1 重视鉴定标准化制度建设 |
| 3.1.2 限定专家证人的资格条件 |
| 3.1.3 重视交叉询问制度作用发挥 |
| 3.2 德国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举措 |
| 3.2.1 限定鉴定权启动主体和事项 |
| 3.2.2 明确鉴定机构设置及资格委任 |
| 3.2.3 赋予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 |
| 3.3 比较与评价 |
| 4 我国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建议 |
| 4.1 完善鉴定标准化建设 |
| 4.1.1 建立科学的鉴定标准 |
| 4.1.2 提高鉴定标准适用性水平 |
| 4.1.3 加快鉴定标准化委员会建设 |
| 4.2 规范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 |
| 4.2.1 增加鉴定程序启动权主体 |
| 4.2.2 修正鉴定人出庭的法律规定 |
| 4.2.3 明确重新鉴定制度法律规定 |
| 4.2.4 规定刑事鉴定的监督规范 |
| 4.3 健全刑事鉴定管理体制 |
| 4.3.1 优化鉴定人队伍结构 |
| 4.3.2 加强对鉴定材料的管理 |
| 4.3.3 健全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准入退出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从程序竞合到模式选择 |
| 1.1.2 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协调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的研究述评 |
| 1.2.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1.3.1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 |
| 1.3.2 探讨诉的合并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
| 1.4 方法与可能的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概念厘定 |
| 2.1 环境公益的学理解释 |
| 2.1.1 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诉讼之关系 |
| 2.1.2 环境公益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
| 2.1.3 环境制度公益与环境实体公益的界分 |
| 2.2 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2.2.1 环境公益侵害行为的类型界分 |
| 2.2.2 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实践样态 |
| 2.2.3 小结 |
| 2.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框架 |
| 2.3.1 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的识别 |
| 2.3.2 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建构 |
| 2.4 小结 |
| 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理论澄清 |
| 3.1 何以可能: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理论证成 |
| 3.1.1 法院在环境规制中的角色演进 |
| 3.1.2 “代理彩票理论”下的法院职能新解 |
| 3.1.3 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比较分析 |
| 3.1.4 小结:环境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
| 3.2 为何协调: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制度根源 |
| 3.2.1 制度供给:环境公益诉讼单一模式选择的弊端 |
| 3.2.2 制度需求: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程序协调需求 |
| 3.2.3 如何调适:通过程序协调释放环境司法效能 |
| 3.3 如何协调:诉的合并在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
| 3.3.1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基础 |
| 3.3.2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形态 |
| 3.3.3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策略 |
| 4 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 |
| 4.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1.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比较 |
| 4.1.2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 |
| 4.1.3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整合路径 |
| 4.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2.1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现实镜像 |
| 4.2.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理论证成 |
| 4.2.3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制度完善 |
| 5 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 |
| 5.1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1.1 双轨制环境诉讼模式的现实镜像与问题梳理 |
| 5.1.2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理论基础 |
| 5.1.3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制度构造 |
| 5.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2.1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辩证关系 |
| 5.2.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 |
| 5.2.3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 |
| 6 结语: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限度及其规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概述 |
| (一)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的关系解析 |
| (二)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研究范畴 |
| (三)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意义 |
| 二、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现行司法鉴定管理难以保障鉴定意见质量 |
| (二)诉讼过程中的涉鉴程序运行不规范 |
| (三)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程序间信息共享不足 |
| 三、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强化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有益探索 |
| (二)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
| 四、健全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的相关对策 |
| (一)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兼顾公正与效率 |
| (二)加强司法鉴定行政管理 |
| (三)完善诉讼过程中的涉鉴程序 |
| (四)加快涉鉴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刑事错案及其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上篇：刑事错案基本问题研究 |
| 第一章 刑事错案之科学定性 |
| 第一节 理论界关于“刑事错案”基本内涵的争鸣与评析 |
| 一、关于“错案”概念的理论争鸣 |
| 二、对不同“错案”概念的评析 |
| 第二节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错案”的界定 |
| 一、中央文件使用“错案”一词的情况分析 |
| 二、法律法规使用“错案”一词的情况分析 |
| 三、错案判断标准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刑事错案概念之科学定性 |
| 一、刑事错案之语义分析 |
| 二、刑事错案之构成要件 |
| 三、刑事错案之类型分析 |
| 第二章 刑事错案之样态分析 |
| 第一节 刑事错案研究样本之科学选取 |
| 一、样本研究对象的针对性 |
| 二、样本涵盖范围的全面性 |
| 三、样本所处背景的社会性 |
| 四、样本素材来源的广泛性 |
| 第二节 样本案件基本事项实证分析 |
| 一、样本案件中“被告人”自然特征分析 |
| 二、样本案件中“被告人”所涉罪名类型分析 |
| 三、样本案件中“被告人”刑罚情况分析 |
| 四、样本案件中“被告人”羁押时间分析 |
| 五、样本案件时间分布分析 |
| 六、样本案件区域分布分析 |
| 第三节 样本案件纠正现状实证分析 |
| 一、样本案件的纠正依据分析 |
| 二、样本案件的纠正效率分析 |
| 三、样本案件的纠正方式分析 |
| 四、样本案件的纠正因素分析 |
| 五、再审程序的错案纠错功能分析 |
| 第四节 样本案件赔偿追责实证分析 |
| 一、样本案件赔偿总体情况分析 |
| 二、样本案件索赔困难分析 |
| 三、样本案件赔偿趋势分析 |
| 四、错案责任追究情况分析 |
| 第三章 刑事错案之成因剖析 |
| 第一节 错案生成之基础原因—证据问题 |
| 一、侦查阶段—证据收集不当 |
| 二、检察阶段—证据审查不力 |
| 三、审判阶段—证据判断不准 |
| 第二节 错案生成之中层原因—制度运行问题 |
| 一、司法职权配置失衡 |
| 二、不当干预司法问题突出 |
| 三、考核指标不尽合理 |
| 四、错案纠正机制运行不力 |
| 五、办案经费难以保障 |
| 六、辩护权缺乏有效行使 |
| 第三节 错案生成之深层原因—心理偏差问题 |
| 一、“洞穴隐喻”心理偏差之表征 |
| 二、心理偏差之理念因素 |
| 三、心理偏差之主体因素 |
| 四、心理偏差之环境因素 |
| 第四节 错案生成之根本原因—客观制约问题 |
| 一、认定案件事实的逆向性与回溯性 |
| 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差异性 |
| 三、认知技术手段的滞后性与误用性 |
| 下篇：刑事错案治理研究 |
| 第四章 刑事错案治理概述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的治理 |
| 第五章 构建刑事错案治理体系 |
| 第一节 科学刑事立法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首要前提 |
| 第二节 完善证据制度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基础要义 |
| 一、案件事实认知的理论基础 |
| 二、严格刑事证明标准 |
| 三、完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
| 第三节 “以审判为中心”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核心所在 |
| 一、夯实侦查基础工作 |
| 二、筑牢检察使命防线 |
| 三、深化审判程序规则 |
| 四、理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 |
| 第四节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制度保障 |
| 一、坚持与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
| 二、理顺人大监督与司法自主的关系 |
| 三、改善司法的外部环境 |
| 四、优化司法的内部环境 |
| 第五节 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组织保障 |
| 一、正确解读司法责任制 |
| 二、科学建构司法人员选任、退出与保障机制 |
| 三、妥善运用司法责任制的倒逼机制 |
| 四、严格落实错判责任追究制度 |
| 五、优化绩效考核制度 |
| 第六节 强化律师辩护是全面推进错案治理之重要力量 |
| 一、全面实施辩护律师侦查讯问在场制度 |
| 二、着力提升辩护律师程序性辩护的效能 |
| 三、不断完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
| 四、大力确保辩护律师正确意见得以采纳 |
| 五、高度重视辩护律师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
| 六、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应有作用 |
| 第六章 提升刑事错案治理能力 |
| 第一节 树立科学执法理念,全面提升错案治理能力 |
| 一、树立刑事错案可治理理念 |
| 二、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 |
| 三、树立正当法律程序理念 |
| 四、树立遵循司法规律理念 |
| 五、树立依靠党的领导做好错案治理工作理念 |
| 第二节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切实提高错案治理能力 |
| 一、强化政治信仰建设 |
| 二、强化职业道德建设 |
| 三、强化业务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营造良好法治文化,有效增强错案治理能力 |
| 一、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 |
| 二、积极引导媒体维护公正的司法权威 |
| 三、积极引导社会厚植文明的法治精神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司法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使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 赵芊潮. 河北大学, 2021(02)
- [2]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污染环境罪视角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D]. 李云朔. 青岛大学, 2020(02)
- [4]我国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法律问题研究[D]. 曾玉洁.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5]我国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与审查标准研究[D]. 王连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实体规范与证明标准[D]. 齐一村. 吉林大学, 2020(08)
- [7]刑事鉴定意见错误风险防范研究[D]. 尹天洋. 辽宁大学, 2020(01)
- [8]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9]司法鉴定管理与刑事诉讼衔接机制研究[D]. 俞昭君.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刑事错案及其治理[D]. 张松.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