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预后因素的多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郭璐[1]（2021）在《基于消化道肿瘤的光动力治疗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消化道肿瘤是恶性肿瘤中比较常见的一类肿瘤,在我国发病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食管癌、胃癌和大肠癌是其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目前,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主要依靠外科手术切除、内镜下切除、放射治疗及药物化学治疗。但对于一些早期肿瘤或者晚期无法手术根除的消化道肿瘤患者,光动力学治疗（Photodynamic therapy,PDT）作为一种新型的肿瘤治疗方式,因其创伤小、毒性低、靶向性强、适用性广、可重复等优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虽然PDT具有众多独特的优势,但由于肿瘤组织乏氧、肿瘤选择性较差和组织穿透深度受限等问题,导致PDT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受到了巨大限制。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者们开发了一系列装载光敏剂的纳米粒子,例如有机半导体聚合物量子点、近红外激发光动力治疗、双光子光敏剂、上转换纳米粒、X射线激活纳米粒、切伦科夫光动力、内源性光激发、可激发光敏剂、可激活光敏纳米粒、自供氧光动力治疗、H202激活的纳米粒等,尝试解决上述与光敏剂分子相关的问题。有机半导体聚合物（Semiconducting polymer）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有机光电子器件的高分子材料,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质,适合开发纳米荧光技术。有机半导体聚合物量子点（Semiconducting polymer dots,Pdots）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纳米材料,拥有众多适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独特优势,包括小尺寸、高亮度、毒性小、水溶性好、不含任何重金属成分等,因而被研究人员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目前,装载光敏剂的Pdots也被成功应用于PDT,并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取得了阶段性进展。Pdots不仅可以作为装载疏水光敏剂的载体,解决光敏剂溶解度的问题;Pdots还可以作为吸收光的基质,将能量传递给光敏剂,从而放大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最终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目的。装载光敏剂的Pdots在实现肿瘤荧光成像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发挥光动力学效应,但要想将其应用于肿瘤的临床治疗,还应当妥善地解决以下难题:光过敏反应严重;组织穿透深度受限。为解决上述难题,本项目拟选择吸收光谱位于绿光区域的半导体聚合物PFDTBT,与大多数吸收光谱位于蓝光区域的半导体聚合物相比,其组织穿透深度有所增加。其次,将该半导体聚合物作为吸收光的基质,选取匹配的光敏剂分子二氢卟吩e6（Chlorin e6,Ce6）和光开关分子BTE,通过纳米再沉淀法制备光开关调控的Pdots,利用光开关分子在不同光源照射条件下吸收光谱的转换,对半导体聚合物与光敏剂分子之间的荧光能量共振转移（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FRET）和光敏剂Ce6的发射光谱进行干预,实现对Pdots介导的光动力学效应的灵活调控,即在激发光源照射条件下发挥光动力学治疗效果（ON）,而在非激发光源照射条件下不能发挥光动力学治疗效果（OFF）,从而达到消融肿瘤组织并减少光过敏反应的目的。为实现上述目的,我们分别合成了不含BTE不具有光开关性质的半导体聚合物PFDTBT、光敏剂Ce6和聚苯乙烯-co-顺丁烯二酸酐（Polystyrene-co-maleic anhydride,PSMA）再沉淀而成的Ce6-doped Pdots、含有BTE具有光开关性质的半导体聚合物PFDTBT、光敏剂Ce6、光开关分子BTE和PSMA再沉淀而成的Ce6-BTE-doped Pdots,并通过动态光散射仪、Zeta电位仪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对两种Pdots进行表征。结果显示,两种Pdots粒径大小相似、电位相近、形态均匀一致,适于开展后续的生物学实验。随后,我们通过检测BTE和Ce6-BTE-doped Pdots分别在紫外光和绿光照射下的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的变化以及多次循环照射紫外光和绿光之后发射光谱峰值的变化,检验Ce6-BTE-doped Pdots光开关性质的灵敏性和可重复性,结果显示,Ce6-BTE-doped Pdots具有良好的光开关灵敏性和可重复性。之后,利用ADMA作为检测活性氧产率的探针检测两种Pdots分别在紫外光和绿光照射下的活性氧产率,通过细胞毒性实验、细胞荧光成像、紫外和绿光分组照射的MTT实验、LDH释放实验以及Annexin V-FITC/PI染色来检测两种Pdots的体外光动力治疗效果。结果显示,Ce6-BTE-doped Pdots具有较好生物相容性,在绿光照射下处于ON状态具有和Ce6-doped Pdots相近的活性氧产率和光动力治疗作用,在紫外光照射下处于OFF状态不具有光动力治疗作用,实验结果基本符合我们构建具有光开关性质的纳米粒子的预期结果。综上所述,本项目拟构建光开关调控的Pdots,并将其应用于体外层面的生物学研究。该纳米平台有助于解决光过敏反应严重、组织穿透深度受限等难题,对于改善PDT的治疗效果、减少副损伤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为真正实现PDT的临床应用提供全新的思路和可靠的依据。消化系统肿瘤早期多无明显不良症状,不易被发现,发现时多已中晚期,症状加重且不易根治容易转移复发。因此对于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一直是研究热点,和传统的胃镜、肠镜、钡餐影像等检查技术相比,肿瘤标志物检测有着简便快捷、无创、准确等多种优势,在临床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核副斑点组装体转录本1（NEAT1）是一种新型lncRNA,被报导在各种类型的消化系统肿瘤中表达异常,有成为新的消化道肿瘤标志物的潜力,但NEAT1的临床意义仍不明确。因此采取荟萃分析的方法旨在评估lncRNA NEAT1对消化系统肿瘤预后和临床参数的影响,是否有望成为消化道肿瘤新的生物标志物。在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在线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通过计算汇总的危险比（HR）和相应的95%置信区间（CI）,来评估NEAT1表达与消化系统癌症患者总体生存率（OS）的关系,及评估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的NEAT1表达与OS的相关性。根据敏感性分析、Begg和Egger检验结果验证研究结果是否稳定及具有发表偏倚。此外,还通过汇总分析研究NEAT1表达水平与癌症患者临床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共纳入了12篇相关的发表物。与NEAT1低表达患者相比,高表达患者的OS更低（HR=1.64,95%CI:1.41-1.91）。无论是单因素分析（HR=1.90,95%CI:1.65-2.20）还是多因素分析（HR=1.56,95%CI:1.30-1.88）,NEAT1高表达的患者较低表达患者的预后更差。敏感性分析证实了结果的可靠性。Begg和Egger检验结果显示这项荟萃分析无显着的发表偏倚。此外,NEAT1的高表达水平与淋巴转移（OR=2.70,95%CI:2.02-3.61）、远端转移（OR=3.01,95%CI:1.97-4.59）和肿瘤分期（OR=3.04,95%CI:2.32-3.99）有显着关系,但与患者年龄（OR=0.91,95%CI:0.65-1.26）、性别（OR=1.04,95%CI:0.81-1.33）、肿瘤大小（OR=1.84,95%CI:0.88-3.88）和肿瘤分化程度（OR=0.86,95%CI:0.51-1.44）无显着相关性。综上,NEAT1可作为预测消化系统肿瘤患者预后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值得临床验证。
曹亚文[2]（2021）在《三维可视引导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研究》文中指出一、基于数字化肝胆管模型的肝内胆管结石分型的应用研究目的研究基于数字化肝胆管模型的肝内胆管结石分型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04年1月至2019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肝胆管结石病946例患者临床资料,统计分析946例肝胆管结石患者结石分布特点,包括肝叶/肝段分布及有无合并胆总管结石情况。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41例肝胆管结石患者256排CT DICOM格式数据,男性16例,女性25例;年龄4-74岁,平均（47.14±16.71）岁,导入Yorktal腹部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系统（着作权2013SR088244）进行三维重建。得到三维重肝脏分段模型和解剖研究结果,结合单中心946例肝胆管结石病例资料统计研究,对肝胆管结石、胆管狭窄、狭窄程度、肝萎缩做出数字化分型诊断。观察肝内管道系统的三维解剖特征及病变与周围组织的关系,探索肝胆管三维角度与结石分布关系。结果单中心946例肝胆管结石病例中,包括Ⅰ段肝胆管结石段30例（3.17%）,Ⅱ段肝胆管结石段139例（14.69%）,Ⅲ段肝胆管结石段122例（12.90%）,Ⅳ段肝胆管结石段112例（11.84%）,Ⅴ段肝胆管结石段126例（13.32%）,Ⅵ段肝胆管结石段93例（9.83%）,Ⅶ段肝胆管结石段141例（14.90%）,Ⅷ段肝胆管结石段183例（19.34%）。41例肝胆管结石病患者均成功通过Yorktal腹部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系统重建得到三维重建肝脏模型,三维重建后的肝脏模型基本与术前CT呈现的肝脏形态一致,透明化处理后的模型能真实反映肝脏的解剖结构。41例肝胆管结石病患者均成功测算胆管三维角度,其中结石组与无结石组在Ⅰ段（112.43±11.78°VS 70.65±28.68°）、Ⅵ段（128.89±17.76°VS85.54±38.98°）、Ⅶ段（54.98±21.26°VS 78.82±36.27°）及右肝管段（89.87±16.11°VS 76.38±19.48°）胆管角度有明显差异,p值均<0.05。结论数字化肝胆管模型在胆管结石分布和胆道狭窄精准定位上为数字化肝内胆管结石分型奠定了解剖理论基础,为复杂肝胆管结石的微创治疗提供新思路。二、三维可视引导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研究目的探索三维可视引导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的疗效及评估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5年1月-2019年1月收治的231例复杂肝胆管结石病患者临床资料,其中基于三维重建技术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取石治疗组（3D-PTOBF组）139例,男性56例,女性83例;年龄33-72岁,平均（56.83±12.76）岁。传统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取石治疗组（传统PTOBF组）手术92例。男46例,女46例,年龄18-83（57.70±16.38）岁。3D-PTOBF组依据肝胆管结石数字化分型完成术前规划并选择单侧入路或双侧入路取石方案。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取石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同一疗程取石次数、结石复发率、狭窄未解除率等指标。结果与传统PTOBF组相比,3D-PTOBF组的最终取石率（85.6%VS 85.9%,P>0.05）没有明显差异,但3D-PTOBF组的即刻取石率有明显差异（74.3%VS47.8%,P<0.05）,住院时间明显缩短（12.21±6.14 d VS 18.77±8.73 d,P<0.05）,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21.14±17.91 VS 21.47±25.91 ml,P<0.05）。两组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无明显差异（10.8%VS 14.1%,P>0.05）。结论三维可视化技术对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取石术治疗肝胆管结石病是有指导价值的,具有手术次数少、出血量少、住院时间短优点,实现了解剖数字化、诊断精准化、治疗个体化,值得推广应用。
罗忠仁[3]（2020）在《ERCP治疗胆囊切除术后医源性胆道损伤22例临床病例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医源性胆道损伤（Iatrogenic Biliary Duct Injuries,IBDI）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在胆囊切除术后发现的胆道损伤,不仅会给病人带来严重伤害,且治疗费用巨大,对医生而言损伤后的治疗也十分棘手。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于1960年开始应于临床,近年来随着ERCP设备的完善及技术的娴熟发展,ERCP以其更小的创伤、疗效确切、并发症少等优点逐渐成为治疗各类胆道损伤主要治疗方法之一,使大多数胆道损伤的患者避免再次开腹手术。本篇文章为探讨ERCP治疗胆囊切除术后IBDI的效果及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ERCP治疗的22名胆囊切除术后医源性胆道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入选标准:胆囊切除术后出现医源性胆道损伤,且在我院接受通过ERCP治疗的临床病例。采用SPSS 22.0版本统计软件对年龄、性别、术前术后各项实验室指标等逐一统计分析,采用单样本配对t检验,P<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探究治疗效果。结果:1.患者年龄中位数58岁,最高为74岁,最年轻为35岁;男性稍多,占59.09%,而女性占40.91%;患者住院时间中位数10天,住院时间最短为5天,最长为28天。2.治疗前所有患者的总胆红素平均为85.23±130.686 umol/L,而接受ERCP治疗后术后第1日平均值下降至24.80±27.474 umol/L,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肝功能检测而言,术前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平均值为225.455±168.608U/L,经过治疗后平均值下降至64.091±16.218U/L,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术前平均值为170.409±132.461U/L,经过治疗后术后AST平均值降低至45.182±29.187U/L,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谷氨酰基转移酶（?-Glutamyltransferase,?-GT）平均值由373.145±308.931 U/L降至189.136±192.455 U/L,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医源性胆道损伤的患者经过ERCP治疗后术后第1日总胆红素、ALT、AST及?-GT指标均呈显着性下降趋势。3.按照Stewart-way分型,I类损伤有15例,Ⅱ类损伤有6例,Ⅳ类损伤类型有1例。其中仅IV类损伤患者因胆总管变异导致异常狭窄,无法进入导丝,遂行内镜乳头括约肌切开（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EST）后行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暂时缓解胆道压力,待局部炎症恢复,择期行胆总管空肠吻合术进一步治疗,其余患者均经ERCP治疗后治愈,治疗时间为1-12个月,其中11例患者因需要拔除胆道内支架治疗2次,1例患者因更换胆道内支架管共治疗3次。本组患者中4例术后出现血淀粉酶一过性增高,2-3天后恢复正常,且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出血、穿孔及急性胰腺炎等并发症。5例胆漏患者中除ERCP治疗未成功的IV型患者之外均完全治愈。21例经ERCP治愈的患者除1例患者失联,其余患者随访均未发现反复发热、黄疸、腹痛等胆道感染症状,也无胆管狭窄症状。结论:1.IBDI一旦发生,术中乃至术后都应及时诊断并分型,尽早制定治疗方案。2.ERCP可用于术中未及时诊断的IBDI的管理,有助于胆管损伤区域的定位,提供更准确的解剖信息,诊断同时配合治疗,对于Stewart-way I型、II型避免外科手术干预。3.在Stewart-way损伤标准下,通过22例病例总结,对I型、II型患者,建议尽早行ERCP治疗,III型、IV型患者治愈仍需要行外科手术干预。
FRELISKA LAZUARDI[4]（2019）在《小于5cm的肝细胞肝癌局部切除术后辅助性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术后辅助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有利于延长生存期,减少肿瘤复发。但对小肝癌的影响尚不清楚。我们的目的是回顾性分析肿瘤小于5cm的患者肿瘤切除术后再行辅助性TACE的无瘤生存情况。方法:本研究纳入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行肝切除术的肝癌患者307例。其中172例患者仅行手术治疗（A组）,135例患者行手术切除后辅助性TACE治疗（B组）。倾向评分匹配（PSM）分析用于最小化两组之间的基线差异。比较两组间的无瘤生存期（DFS）,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预测复发因素。结果:PSM 前,A 组 1、2、3 年 DFS 分别为 90.1%、83.3%、75.3%;B 组 1、2、3年 DFS 分别为 85.2%、73.9%、68.1%（P=0.286）。PSM 后,A 组 1、2、3 年 DFS分别为 90.3%、80.8%、71.9%,B 组 1、2、3 年 DFS 分别为 89.2%、77.8%、71.3%（P=0.791）。在亚组分析中,患者表现为微血管侵犯（MiVI）,PSM前A、B组1、2、3 年 DFS 分别为 77.8%、77.8%、77.8%和 70%、70%、47.3%（P=0.491）。PSM后 A、B 组 1、2、3 年 DFS 分别为 71.4%、71.4%、71.4%和 100%、100%、50%（p=0.440）。Cox比例风险模型认定肿瘤大小≥3cm是复发相关因素。结论:辅助性TACE治疗不能改善肿瘤大小小于5cm的肝癌患者的DFS。
周海斌,金杭斌,谢璐,张筱凤,杨建锋[5]（2016）在《MUC3A在肝外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文中认为目的探讨黏蛋白3A（MUC3A）在肝外胆管癌（EC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手术切除的ECC癌组织标本35份（35例）,以手术切缘阴性组织为正常组织标本20份（20例）。采用链霉素亲和生物素-过氧化物酶免疫组化方法（SP法）检测并对比MUC3A在胆管癌组织和正常胆管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同时收集35例EC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MUC3A与临床病理特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MUC3A在肿瘤组织癌巢中高表达,在肿瘤细胞的胞浆中显示出高信号,同时癌巢中的管腔内也可见到不同程度的免疫染色。MUC3A在ECC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5.7%,在正常胆管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35.0%,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1）。胆管癌组织中MUC3A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肿瘤部位方面均无关（均>0.05）;MUC3A在癌组织低分化或未分化、有淋巴结转移、有周围组织浸润、UICC分期ⅢⅣ期中的阳性表达率均高于癌组织的中分化或高分化、无淋巴结转移、无周围组织浸润、UICC分期ⅠⅡ期（均<0.05）。结论 MUC3A在胆管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与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肿瘤分期密切相关,MUC3A蛋白高表达提示ECC患者预后不良。
张波[6]（2016）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治疗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研究背景：肝门部胆管癌（HC）目前仍是肝胆胰外科疾病中较为棘手一种恶性肿瘤,随着诊断水平及对本病认识的提高,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其治疗方法目前为以手术为中心的多方面治疗,随着医学技术的逐渐发展,其总体的切除率已有明显提高,但从总体上来看其预后仍不理想。研究目的：分析研究HC患者的手术治疗及手术后与预后相关的因素。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在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之间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HC患者的相关资料。结合相关病历资料及随访资料,对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的Bi smuth-Corlette分型、术前血清DBIL、CA 199水平、术前有无腹痛表现、有无糖尿病、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情况、门静脉浸润情况、手术切缘、肿瘤TNM分期、肿瘤分化水平等进行生存时间相关的单因素分析,并对可能对于术后生存时间产生影响的数个因素进一步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明确独立危险因素。使用统计学工具SPSS 17.0进行分析,生存率等结果的估算使用K-M分析法（乘积限法）,使用Log-rank检验估计不同因素与术后预后的相关性,通过Cox回归模型来判断对术后生存时间产生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满足准入标准者有75例,男性51名,女性24名,比例约为2：1。年龄40-81岁,平均年龄61岁。通过随访发现患者手术之后存活时间为6-50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19个月,手术之后1年、2年、3年患者生存率分别为80.0%、27.7%、11.5%。使用Log-rank法对单因素进行分析后其数据提示：肿瘤直径超过2cm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76.8%、23.7%、6.4%；肿瘤直径没有超过2cm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5.3%、35.1%、19.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8）。手术获得Ro切除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9.2%、39.3%、16.8%；手术未获得Ro切除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70.2%、16.5%、5.7%,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68.6%、16.1%、0；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3.6%、32.0%、14.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4）。有门静脉浸润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79.1%、15.2%、3.1%；无门静脉浸润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0.7%、38.0%、17.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255,p=0.010）。TNM分期为Ⅰ期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8.9%、76.5%、38.3%；TNM分期为Ⅱ期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4.3%、31.8%、21.1%；TNM分期为Ⅲ期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84.0%、24.0%、4.4%；TNM分期为Ⅳ期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为66.4%、9.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成对比较显示工期与Ⅲ期组间差异,Ⅳ期分别与Ⅰ期、Ⅱ期、Ⅲ期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为高分化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89.5%、53.0%、21.4%；肿瘤为中分化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81.4%、26.3%、10.0%；肿瘤为低分化的患者手术之后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69.6%、9.0%、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层水平上成对比较显示肿瘤低分化组与中分化组之间差异、低分化组与高分化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上述6个因素可能是HC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预后的相关因素。而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腹痛有无、术前CA 199及DBI1水平、肿瘤Bismuth-Corlette分型这6个因素对预后无明显影响。将可能对预后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Cox多元分析,其数据表明手术后的切缘情况（p=0.041）、肿瘤TNM分期（p=0.038）及分化水平（p=0.045）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结论：HC患者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与否、门静脉浸润与否、TNM分期、术后切缘情况、分化水平可能对其预后产生一定影响,肿瘤最长径>2cm、术前淋巴结有转移、门静脉有浸润、TNM分期较晚、手术切缘阳性、肿瘤分化程度低提示患者预后不佳。术后切缘阳性、肿瘤的TNM分期晚及分化水平低是影响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HC,应早期诊断,早期手术治疗。
张海明[7]（2016）在《Ki-67和IRF-1预测HCC肝移植预后的临床及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一、肝切除术后HCC复发患者行肝移植的预后分析目的:通过初发HCC肝移植和HCC复发后肝移植的移植物生存比较,明确肝切除术后HCC复发患者行肝移植对肝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间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肝移植的患者病史资料和生存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最终1554名患者纳入研究。根据移植前HCC情况分组,包括初发HCC组1392例,复发HCC（因HCC复发行肝移植）组162例。结果:全部病例的分析中,初发HCC组与复发HCC组的移植物生存曲线存在显着的统计学差异（P=0.030）;Cox回归分析显示:初发/复发HCC（P=0.049）、MELD评分（P<0.001）、Milan标准分组（P=0.022）和UCSF标准分组（P<0.001）对移植物生存存在独立影响。亚组分析中,Cox回归分析显示:Milan-UCSF标准分级是复发HCC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P=0.023）。符合Milan标准的肝癌患者中,初发HCC（768例）,复发HCC（61例）移植物生存曲线无统计学差异（P=0.292）。超出Milan标准但符合UCSF标准的肝癌患者中,初发HCC（304例）和复发HCC（63例）组的移植物生存曲线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6）。结论:HCC复发后的肝移植对术后移植物生存存在独立影响;HCC复发后肝移植的移植物生存与术前肝内复发病灶的分期有关。二、肝移植术后HCC复发与肿瘤生长速度的关系目的:通过肝移植后HCC复发时间（TTR）和肺转移病灶生长速度的相关分析,明确肿瘤生长速度与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的关系方法: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电子病历系统中,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1日间进行肝移植手术且存在肝移植术后肺转移癌的病例。共检索到符合入组条件的肝移植术后肺转移病例32例。在病理组织库中,获得了其中26例的肝癌标本（移植术中切除标本）,进行Ki-67免疫组化染色。结果:通过相关分析描述肝癌肺转移患者的TTR与肺转移癌中靶病灶直径增加速度的关系,发现两者显着相关（n=32,P=0.021）,而肝癌肺转移患者的TTR与Ki-67表达也存在显着相关（n=26,P=0.045）。结论:HCC生长速度与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相关。三、Ki-67和IRF-1对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的预测作用目的:评价分子标记物对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的全部符合入选标准的肝移植病例,通过免疫组化染色研究了肝癌组织中多种分子标记物表达。通过每种分子标记物的表达情况对入选病例分别进行分组,比较组间无瘤生存率的变化,判定每种分子标记物对肝移植术后无瘤生存的影响。结果:最终纳入127例HCC病例,通过免疫组化分组和无瘤生存比较（结果通过Benjamini-Hochberg法校正）,Milan-UCSF标准划分的各分组间（q<0.001）、有/无间质脉管癌栓组间（q<0.001）、Ki-67阴性/阳性组间（q<0.001）和Ki-67低表达/高表达组间（q=0.001）的累积无瘤生存存在统计学差异。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ilan/UCSF分期（P<0.001）、间质脉管癌栓（P<0.001）和Ki-67（P<0.001）是肝移植术后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超出Milan标准的亚组中,IRF-1阴性与阳性患者的肝移植术后无瘤生存也存在显着差异（q<0.001）。在符合UCSF标准的HCC患者中,初发HCC组与复发HCC组的Ki-67阳性比例存在显着差异（P=0.022）。结论:Ki-67可有效的预测的肝移植术后HCC的复发,可用于肝移植术前HCC患者的评估;在符合UCSF标准的HCC患者中,初发和复发HCC的Ki-67表达存在差异,可能是导致两者移植物预后差异的原因之一;IRF-1不适合作为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的预测指标。但在超出Milan标准的HCC中,IRF-1表达伴随更低的肝移植术后HCC复发。四、IRF-1对HCC细胞凋亡和自噬的影响目的:通过人肝癌细胞系SK-Hep1的体外研究,探索IRF-1对人HCC细胞凋亡和自噬的影响。方法:实验一中,通过MTT检测IFN-γ对SK-Hep1细胞活性的影响。实验二和三中,将SK-Hep1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IFN-γ组。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测定自噬和凋亡相关蛋白变化。通过DAPI/PI染色荧光显微镜观察和Annexin V-FITC/PI染色流式细胞分析,确定IFN-γ刺激后细胞凋亡的情况。观察荧光双标LC3转染的SK-Hep1细胞IFN-γ刺激后LC3荧光斑变化。观察SK-Hep1细胞IFN-γ刺激后电镜下超微结构改变。实验四中,将SK-Hep1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IFN-γ组,Z-VAD-FMK组,Z-VAD-FMK+IFN-γ组。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测定自噬相关蛋白变化。实验五中,将SK-Hep1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IRF-1）si RNA1组,si RNA2组,si RNA3组,si RNANC+IFN-γ组,si RNA1+IFN-γ组。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测定自噬相关蛋白变化。结果:SK-Hep1细胞受到IFN-γ刺激后IRF-1、pSTAT1增加,Ki-67降低,LC3-II减少,Caspase-3裂解增加。PI和流式细胞分析显示,IFN-γ刺激后死亡细胞比例增加。在转染了荧光双标LC3的SK-Hep1细胞中,IFN-γ较组对照组LC3荧光聚集减少。透射电镜下IFN-γ刺激的SK-Hep1细胞中自噬体减少。Caspase抑制剂联合IFN-γ处理的SK-Hep1细胞与单独Caspase抑制剂处理时相比,Beclin1、LC3-II、Atg5和Atg7的蛋白量无明显下降。SK-Hep1细胞接受IRF-1si RNA处理后,LC3-II水平和LC3-II/LC3-I比例明显下降。IRF-1 si RNA+IFN-γ组与si RNANC+IFN-γ组相比,LC3-II水平升高,p STAT1降低。结论:在人肝癌细胞系SK-Hep1中:IRF-1可活化STAT1形成对IFN-γ信号的正反馈调节;IFN-γ导致凋亡增加,通过IRF-1表达和Caspase活化导致自噬受抑制;基础水平IRF-1表达对自噬水平的维持非常重要。
谭勇[8]（2015）在《EMMPRIN、ADAM17表达在肝外胆管癌中的预后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肝外胆管癌是来源于肝外胆管上皮细胞的一种不常见但非罕见的恶性肿瘤,按解剖位置可分为远端胆管癌和肝门部胆管癌。外科完全切除肿瘤（包括达到组织学切缘阴性）是肝外胆管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唯一方法。然而,肝外胆管癌沿着胆管壁浸润生长,使得长度有限的肝外胆管在手术时获得组织学切缘阴性变得困难。尽管先前的研究让肝胆外科医师们意识到了多个临床病理因素与肝外胆管癌的预后相关,如肿瘤浸润胆管壁的深度、淋巴结转移、切缘、组织学分化等,同时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使得根治性切除率增高,但术后长期生存率仍较低。近十年来文献报道了接受外科手术切除治疗的患者其术后5年生存率仅为30%左右。因此,对肝外胆管癌新的分子病理探索则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步的信号调节过程,涉及细胞外基质的降解重塑、细胞信号调节活动、血管生成等。而肿瘤细胞外基质降解重塑是肿瘤侵袭性增加以及转移中关键步骤,包括MMPs家族的成员、组织蛋白酶和纤维蛋白溶酶等多种蛋白水解酶参与了这一过程；同时,细胞外基质蛋白降解重塑这一过程亦是恶性肿瘤微环境形成的始发事件。而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的合成则主要受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剂（EMMPRIN/CD147）的调控。EMMPRIN的高表达是许多恶性肿瘤术后预后不良因素,包括肝内胆管癌、肾细胞癌、结直肠癌、骨肉瘤、肝细胞癌等。Zhao等人通过siRNA技术沉默卵巢癌细胞系中EMMPRIN的表达后,观察到其survivin, VEGF, Wnt5a, Akt, p70s6k, Bcl-xL and MMP-9在mRNA以及蛋白水平表达均下降,从而导致卵巢癌细胞出现较低生长、G1期阻滞、诱导凋亡、迁移及侵袭能力下降,提示EMMPRIN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周期、细胞增殖、细胞凋亡以及增加侵袭性来参与卵巢癌的发生、分化以及进展。ADAMs（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蛋白家族属于膜锚定金属蛋白酶,参与多种膜相关蛋白的蛋白水解脱落,在多种信号通路快速调节中起关键作用。在肿瘤微环境中,ADAMs起着信号剪刀作用,参与已知7种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配体中的6种配体脱落（TGFa, amphiregulin, HB-EGF, epiregulin, EGF, betacellulin）,从而调节肿瘤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活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激活是多种恶性肿瘤发生和进展的关键,已有文献报道,肝外胆管癌中EGFR表达阳性的患者预后明显差于阴性表达者。ADAM17（即TNF-a转化酶）作为ADAMs蛋白家族成员中一员,在调节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活性中起关键作用。已有实验证实ADAM17可通过多种信号通路来调节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例如,ADAM17通过EGFR-MEK-ERK、EGFR/PI3K/AKT这两条信号通路来调节前列腺癌细胞系的侵袭和增殖,通过Notchl的激活可使非小细胞肺癌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表达上调。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DAM17的高表达与人类多种肿瘤差的预后相关。另外,最近的研究报道认为可能存在着ADAM17-EGFR-EMMPRIN轴来调节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然而,在肝外胆管癌研究领域中,尚未见EMMPRIN和ADAM17相关文献报道。本实验将分两部分围绕EMMPRIN、ADAM17在肝外胆管癌中的表达情况和预后做初步研究,为将来肝外胆管癌后续细胞分子研究提供前期理论依据。第一部分肝外胆管癌中EMMPRIN、ADAM17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目的观察EMMPRIN和ADAM17在肝外胆管癌中表达情况；探讨EMMPRIN和ADAM17的表达与肝外胆管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联系；评估EMMPRIN和ADAM17的表达在肝外胆管癌中的相关性。方法从海军总医院肝胆外科病例数据库中选出2003年3月至2013年12月间78例接受外科手术切除肝外胆管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和病理标本。入选病例术后病理诊断为胆管细胞癌明确,无恶性肿瘤病史以及术前没有行放化疗等抗癌治疗。另外,再收集20例肝外胆管癌相应的癌旁组织用作正常对照。通过免疫组化染色方法,检测EMMPRIN和ADAM17在肝外胆管癌中的表达情况。卡方检验用于比较EMMPRIN、ADAM17表达与多个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使用Spearman’s法分析EMMPRIN和ADAM17在肝外胆管癌中表达的相关性。结果EMMPRIN和ADAM17蛋白在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主要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在78例肝外胆管癌组织中,免疫组化染色发现46（占59.0%）例病人癌组织中EMMPRIN呈高表达,41（占52.6%）例患者癌组织中ADAM17蛋白呈高表达；EMMPRIN、ADAM17蛋白在20例癌旁组织中呈低表达或阴性表达；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EMMPRIN、ADAM17蛋白表达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EMMPRIN蛋白的高表达与病人的临床病理参数如年龄（<65岁,P=0.023）、组织学分化（低,P=0.010）、T分期（T3和T4,P=0.001）,淋巴结转移（阳性,P=0.044）和血管侵犯（阳性,P=0.010）显着相关,但与性别、肿瘤位置、肿瘤大小、术前CA19-9水平和神经侵犯不相关。ADAM17蛋白的高表达与病人临床病理参数如肿瘤大小（肿瘤≥3cm,P=0.047）、T分期（T3和T4,P=0.007）,淋巴结转移（阳性,P<0.001）和血管侵犯（阳性,P=0.018）显着相关,但与性别、年龄、肿瘤位置、术前CA19-9水平、组织学分化和神经侵犯不相关。EMMPRIN和ADAM17在肝外胆管癌中表达存在显着相关性（r=0.356,P=0.001）。结论肝外胆管癌中EMMPRIN和ADAM17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其过度表达可能参加了肝外胆管癌的侵袭和进展；且在肝外胆管癌中两者的表达存在相关性。第二部分肝外胆管癌中EMMPRIN、ADAM17过度表达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目的探讨EMMPRIN和ADAM17过表达与肝外胆管癌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入选病例随访终点为2014年4月。以手术日期为起点计算病人术后肿瘤复发时间和死亡时间。Kaplane-Meier法绘制各组肿瘤复发和总体生存曲线图,与预后可能相关的单因素组间比较使用log-rank法检验；将P值<0.05的单因素变量选入Cox逐步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78例肝外胆管癌病人术后3年和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32.5%和23.2%。单因素分析显示肝外胆管癌病人EMMPRIN和ADAM17蛋白高表达与病人术后差的预后显着相关（EMMPRIN:3年生存率18.4%VS 50.2%,5年生存率18.4%VS 31.3%,P=0.017；ADAM173年生存率18.1%VS 44.6%,5年生存率18.1%VS 30.0%,P=0.006）。此外,肿瘤位置（肝门部,P=0.016）、肿瘤大小（大小≥3cm,P=0.002）、组织学分化（低分化,P=0.012）、T分期（T3和T4,P=0.028）、淋巴结转移（阳性,P=0.004）、切缘（R1和R2,P<0.001）、神经侵犯（阳性,P=0.048）和血管侵犯（阳性,P=0.001）与术后差的预后相关。COX多因素分析显示EMMPRIN、ADAM17高表达是肝外胆管癌病人术后总体生存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EMMPRINHR 2.729,95% CI 1.234-6.035, P=0.013；ADAM17:HR 2.050,95%CI 1.037-4.051,P=0.039）；另外,切缘（R1和R2,P<0.001）和淋巴结转移（阳性,P=0.035）同样是肝外胆管癌病人术后总体生存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49例肝外胆管癌根治性切除病人术后3年、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37.5%、30.0%,总体生存率分别为45.2%、32.3%。单因素分析显示肝外胆管癌EMMPRIN蛋白高表达与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总体生存时间显着相关,而与无瘤生存时间不相关（3年总体生存26.2%VS 71.4%,5年总体生存26.2%VS44.5%,P=0.036;3年无瘤生存29.3%VS 50.0%,5年无瘤生存29.3%VS33.3%,P=0.108）。ADAM17蛋白高表达与无瘤生存和总体生存呈负相关（3年无瘤生存：25.4% VS 50.0%,5年无瘤生存：0%VS 50.0%；P=0.006。3年总体生存：24.5%VS 63.6%,5年总体生存：24.5%VS 42.8%；P=0.003）。此外,肿瘤大小（≥3cm,P=0.009）和淋巴结转移（阳性,P=0.002）与肝外胆管癌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差的无瘤生存时间相关；而肿瘤大小（≥3cm,P=0.013）、组织学分化（差,P=0.030）和淋巴结转移（阳性,P=0.003）与肝外胆管癌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差的总体生存时间相关。COX多因素分析显示ADAM17高表达是肝外胆管癌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无瘤生存和总体生存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瘤生存：HR 2.635,95%CI 1.186-5.856,P=0.017；总体生存：HR 2.629,95%CI 1.071-6.452,P=0.035）.另外,淋巴结转移亦是肝外胆管癌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无瘤生存和总体生存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EMMPRIN和ADAM17的高表达与肝外胆管癌病人术后差的预后相关；且ADAM17是肝外胆管癌病人根治性切除术后总体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亦是其肿瘤复发的分子标记物。
叶鹏[9]（2014）在《梗阻性黄疸型原发性肝细胞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经为肿瘤中晚期,失去了外科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其治疗比较困难,预后很差。HCC累及胆管并造成梗阻性黄疸者在临床上并不常见,文献报道其发生率在0.53%～9.0%[1-7]。梗阻性黄疸HCCC Obstructive jaundice associated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JHCC),文献报道其预后较无胆管侵犯的HCC预后更差[1-7]。能行外科根治性手术者,3年及5年生存率分别为41.4%和32.0%[7]。但对于大多数患者,在诊断为OJHCC时已失去了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近年来,有学者[8-11]采用联合胆道引流及肿瘤介入治疗的双途径方法治疗OJHCC,但疗效仍不满意。Choi等[8]报道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410天。其原因一方面为行介入治疗的患者多数已失去外科手术机会,其肿瘤进展及预后较差；另一方面对OJHCC患者未采用更合理和科学的介入治疗方法可能影响其疗效及预后。过去多数关于OJHCC治疗的研究并未对介入治疗的具体方法学进行探讨,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①胆道引流的方法选择。文献报道既有行PTCD,也有经ERCP途径。引流的方法既有采用置管引流,也有置入胆道支架。导致成功和有效引流率较低,仅为18.2%-59.1%[12-14]。②PTCD术后何时序贯行肿瘤治疗亦存在争论。文献多报道PTCD术后总胆红素在降至接近正常水平时行TACE治疗,但部分患者胆道引流效果较差,总胆红素下降至正常水平需要时间较长,在此期间肿瘤可能进展影响肿瘤治疗效果。③肿瘤介入治疗的方法学选择。单纯TACE治疗的效果有限,而综合介入治疗可以提高HCC患者的疗效。以TACE为主的综合介入治疗还应当根据情况选择多种介入治疗手段,包括经皮肝穿刺瘤内注药、射频及冷冻等物理消融的方法。④肿瘤有效的灭活后,能否终止PTCD,拔除胆道引流管。1987年Norio Nakao等[15]报道1例患者在PTCD术后1月序贯行TAE治疗肿瘤,在1月后再次行第2次TAE并拔除胆道引流管,但3月后患者再次因肿瘤进展出现梗阻性黄疸,需要进行胆道引流。该个案报道提示PTCD引流管在OJHCC患者进行有效的肿瘤治疗后可以拔除。而该患者在拔除引流管后因肿瘤进展而再次发生梗阻性黄疸。为了提高OJHCC介入治疗的疗效,本研究提出OJHCC的综合序贯介入治疗方法,即采用PTCD置管引流（catheter PTCD,CPTCD）,序贯以TACE为主的介入治疗治疗肿瘤,有效灭活肿瘤后终止CPTCD,拔除引流管。具体研究内容包括：①CPTCD置管引流方法的特点。本组采用置管引流,以内外引流为主。引流管采用8.5F、10.2F和12.0F。②作为‘TACE术前评价肝功能的一个指标,采用TBIL的变化,作为判断行TACE治疗时机的指标。③治疗肿瘤首先行TACE术,1次或多次TACE术后,已无经动脉的给药途径,而CT复查显示肿瘤内碘油存积仍不满意时,采用经皮穿刺瘤内注药术,使病灶内碘油完全存积,进一步灭活肿瘤。④终止CPTCD,拔除胆道引流管的指征。目的对OJHCC的综合序贯介入治疗具体方法学进行研究,并观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及OJHCC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材料和方法1、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方法学研究从2007年9月至2013年1月确诊为OJHCC的26例患者的资料,随访这些对象至2014年1月31日。纳入研究的患者中,男22例（84.6%）,女性患者4例（15.4%）。年龄36岁-74岁,平均年龄为49±12岁。26例患者中,有23例（88.5%）患者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3例（11.5%）有酒精性肝硬化。17例（65.4%）患者在发生胆管梗阻前曾行外科手术、TACE、射频、化疗或其他抗肿瘤治疗,但出现梗阻性黄疸后,病灶未再行抗肿瘤治疗。9例（34.6%）患者为首次诊断为OJHCC但未行肿瘤治疗。TACE术前肝功能分级B级23例（88.5%）,C级3例（11.5%）。BCLC分期B期19例（73.1%）,C期7例（26.9%）。按Lau的OJHCC分型,1型有12例（46.0%）,3型14例（54.0%）。全部患者均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本研究生存分析的生存时间从行PTCD术开始计算,至患者死亡,研究截止日期为2014年1月31日。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中位生存时间（median survival time）。将CPTCD至TACE时间间隔分成大于或等于30天及小于30天组,再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中位生存时间,并对组间生存率进行log-rank检验。PTCD术前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水平进行配对t检验。TBIL、ALT、AST、ALB、PT、BUN及SCr分别在CPTCD治疗前后,TACE治疗前后和TACE治疗后3天和1个月的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将TACE术前TBIL分成大于100μmol/L组和小于100μmol/L组,TACE治疗后第3天两组的TBIL、ALT、AST、ALB、PT、SCr及BUN变化值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2、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从2007年9月至2013年1月确诊为OJHCC共54例患者纳入研究并分成2组,其中30例患者只接受CPTCD和支持治疗,梗阻性黄疸达到缓解标准；24例患者接受CPTCD治疗后序贯行TACE为主的综合介入治疗并拔除引流管,梗阻性黄疸达到治愈的标准。其中,男性患者47例（87%）,女性患者7例（13%）,平均年龄为54±12岁。54例患者中,有48例（88.9%）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6例（11.1%）有酒精性肝硬化。30例患者在发生胆管梗阻前曾行外科手术、TACE、射频、化疗或其他抗肿瘤治疗,24例患者为首次诊断为OJHCC但未行肿瘤治疗。术前肝功能分级B级46例（85.1%）,C级8例（14.9%）。BCLC分期B期36例（66.7%）,C期16例（29.6%）,D期2例（3.7%）。按Lau的OJHCC分型,1型有23例（42.6%）,3型31例（57.4%）。生存分析的生存时间从行CPTCD术开始计算,至患者死亡,研究截止日期为2014年1月31日。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中位生存时间,并对组间生存率进行log-rank检验。Cox回归模型单变量分析年龄、性别、术前TBIL水平、TACE术前肝功能评分、BCLC分期、梗阻类型、门静脉癌栓、肿瘤直径、肿瘤数目及治疗方法,对其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元Cox回归模型分析（以P<0.01入选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方法学研究（1）技术成功与并发症发生情况CPTCD情况：全部26例患者均成功行CPTCD术置入胆道引流管,技术成功率100%。26例患者中,21例置入单支引流管,其中8.5F2例,10.2F10例,12F9例；5例置入双支引流管,其中8.5F2例,10.2F6例,12F2例。CPTCD术前总胆红素为345.63±121.69μmol/L,直接胆红素258.33193.38μmol/L,间接胆红素86.45±48.66μmol/L,患者的直接胆红素水平大于间接胆红素（P<0.05）。CPTCD术距第一次‘TACE治疗间隔时间平均为30.5±10.9天（范围9～54天）,总胆红素下降至73.37±37.93μmol/L（范围23.1-143.7μmol/L）。CPTCD并发症发生情况：CPTCD到TACE期间发生胆道出血的患者有7例（26.9%）,有3例经内科应用止血药物后未再出血,3例患者反复出血形成血块堵塞引流管,需更换粗引流管或置入多支引流管改善胆汁的引流。1例患者经动脉栓塞治疗后未再出血。3例（11.5%）患者发生胆道感染并出现菌血症,2例胆汁及血培养中培养出大肠杆菌,1例粪肠球菌,使用敏感抗生素治疗后好转。无穿刺相关的并发症,如气胸、血胸等发生。TACE及经皮瘤内注药情况：26例患者共行81例次TACE, CPTCD术后行TACE次数的中位数为3次（范围2～7次）,碘油用量8～20ml,平均13.4±7.8ml。26例患者在TACE术后共行36次经皮瘤内汪约木,碘沺用量3～luml,平均6.6±4.3ml。TACE治疗前AFP中位水平为4221.85μmol/L,治疗后AFP中位水平为120.65μmol/L, AFP较术前下降17463±29017ug/L（P<0.05）。分别对患者CPTCD术前和术后,TACE术前和术后3天,术后3天和术后1个月的TBIL、AST、ALT、ALB、PT、SCr和BUN变化情况进行配对t检验。CPTCD治疗前后对比,TBIL、AST和ALT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LB、PT、SCr及BU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ACE术前和术后3天比较,TBIL、AST、ALT和PT均升高,ALB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Cr和BU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天和术后1个月比较,TBIL、AST、ALT和PT均下降,ALB则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Cr和BU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个月肝功能分级A级19例（73.1%）,B级7例（26.9%）。将患者按TACE术前TBIL分成大于100μmol/L组（7例）和小于100μmol/L组（19例）,TACE治疗后第3天两组的TBIL、ALT、AST、ALB、PT、SCr及BUN变化值统计并用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间的TBIL、ALT、AST、ALB、 PT、SCr及BUN变化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ACE及经皮瘤内注药并发症发生情况：26例患者共行81例次TACE,其中77例次术后出现体温升高（95.1%）,体温波动在37.3℃～41.0℃C,持续时间为2～6天。49例次出现恶心、呕吐及食欲减退等胃肠道反应（60.5%）,71例次出现肝区疼痛（87.7%）,81例次均出现肝功能一过性损伤（100%）。所有上述临床症状均比较轻,经止吐、镇痛、退热、抑酸护胃、护肝及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后均可缓解。术后第3天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等指标均提示好转,无一例患者行TACE发生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有26例患者在TACE术后共行36次经皮瘤内注药术,均未发生穿刺相关的并发症。（2）终止CPTCD,拔除引流管的情况。本组病例中92.3%（24/26）的患者在经肿瘤治疗后拔除胆道引流管而不再出现梗阻性黄疸,达到复通。另外还有7.7%（2/26）的患者为缓解,在拔除胆道引流管后再次出现胆道梗阻需行CPTCD治疗,2例患者均为3型梗阻,1例因拔管后6个月发生肝内多发转移侵犯胆管出现梗阻性黄疸,另1例患者因肝右叶肿瘤控制欠佳,拔管后1个月内TBIL进行性升高至170μmol/L需再次行CPTCD治疗。中位带管时间为3.5个月（范围2～27个月）（3）综合序贯介入治疗后疗效情况。肿瘤（目标病灶）治疗情况：26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3例（11.5%）,部分缓解（PR）13例（50.0%）,稳定（SD）3例（11.6%）,进展（PD）7例（26.9%）,总缓解率为16例（61.5%）。中位生存时间为16个月（范围7～78个月）,1年生存率为79.7%。19例患者死亡,其中8例（42.1%）死于肝性脑病,6例（31.6%）死于上消化道出血,3例（15.8%）死于严重的全身感染,1例（5.2%）死于肝功能衰竭,还有1例（5.3%）死于合并的严重心功能不全。7例患者仍存活,其中3例患者肿瘤进展。大于或等于30天组及小于30天组间的中位生存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大于或等于30天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小于小于30天组（14个月,IQR:12.1-15.9versus17个月,IQR:12.9-21.1; P=0.025）2、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1）技术成功情况全部54例患者均成功行CPTCD术置入胆道引流管,技术成功率100%。在CPTCD到TACE期间发生胆道出血的患者有13例（24.1%）,有8例（61.5%）经内科应用止血药物后未再出血,5例（38.5%）患者反复出血形成血块堵塞引流管,需更换粗引流管或置入多支引流管改善胆汁的引流。6例（11.1%）患者发生胆道感染并出现菌血症,5例胆汁及血培养中培养出大肠杆菌,1例粪肠球菌。CPTCD序贯TACE治疗组24例患者共行76例次TACE,其中73例次术后出现体温升高（96.1%）,体温波动在37.3℃～41.0℃,平均38.5±1.02℃。持续时间为2-6天。47例次出现恶心、呕吐及食欲减退等胃肠道反应（61.8%）,69例次出现肝区疼痛（90.8%）,76例次均出现肝功能一过性损伤（100%）。所有上述临床症状均比较轻,经止吐、镇痛、退热、抑酸护胃、护肝及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后均可缓解。术后第3天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等指标均提示好转,无一例患者行TACE发生严重的肝功能损伤。（2）生存分析截止至本研究终点时间,44例患者发生了终点事件（其中单纯PTCD组有27例,CPTCD序贯TACE组有17例）。单纯PTCD组死亡的27例患者中,8例（29.6%）死于上消化道出血,11例（40.7%）死于肝性脑病,3例（11.1%）死于肝癌破裂出血,3例（11.1%）死于全身多器官衰竭,2例（7.5%）死于严重的全身感染；CPTCD序贯TACE组17例死亡患者中,7例（41.2%）死于肝性脑病,6例（35.3%）死于上消化道出血,2例（11.8%）死于严重的全身感染,1例（5.9%）死于肝功能衰竭,还有1例（5.8%）死于合并的严重心功能不全。仍有10例患者存活,其中有5例患者肿瘤进展,另5例患者肿瘤控制良好,现继续随访中。两组间的生存率有显着差异（P<0.01）,CPTCD序贯TACE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大于单纯PTCD组的中位生存时间（16个月,IQR:12.7-19.3versus4个月,IQR：3.2-4.8：P<0.01）（见图2-1）。CPTCD序贯TACE组的1年及3年生存率分别为77.9%和11.2%。（3） OJHCC患者的Cox回归模型的预后因素分析将记录的10项临床资料（年龄、性别、术前TBIL、肝功能评分、BCLC分期、梗阻类型、肿瘤直径、病灶数目、门静脉癌栓及治疗方法）分别作为协变量,以CPTCD术后生存时间为应变量,先作Cox回归模型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5项临床资料为有统计学意义的协变量,分别为BCLC分期（P=0.019）、肿瘤直径（P<0.001）、肿瘤数目（P=0.035）、门静脉癌栓（P=0.003）和治疗方法（P<0.001）。年龄、性别、术前TBIL、肝功能评分及梗阻类型与预后无相关性,而BCLC分期、肿瘤直径、肿瘤数目、门静脉癌栓和治疗方法与OJHCC的预后相关。再将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5个因素作为协变量,以CPTCD术后生存时间为应变量,作多元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提示4个协变量有显着差异,BCLC分期（P=0.043,HR=1.744）、治疗方法（P<0.001,HR=75.301）、肿瘤直径（P<0.001,HR=3.414）和门静脉癌栓（P=0.033,HR=2.050）,4个变量的HR均大于1。综上所述,BCLC分期、肿瘤直径、门静脉癌栓和治疗方法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BCLC分期,分期越高,死亡风险越大；肿瘤直径越大,死亡风险越大；有门静脉癌栓者死亡风险大；单纯胆道引流而不进行肿瘤治疗者死亡风险较大。有无门静脉癌栓组间生存率比较：本组资料显示无门静脉癌者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3.0%、43.9%,中位生存期14个月；而有门静脉癌栓者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1.0%、24.3%,中位生存期7个月。（log-rank检验,P=0.017）BCLC分期不同组间生存率比较：本组资料显示BCLC分期B期患者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6.5%、46.2%,中位生存期13个月；而c期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47.7%、29.5%,中位生存期8个月；D期6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27.8%,中位生存期3个月。（log-rank检验,P=0.006）肿瘤直径不同组间生存率比较：本组资料显示小于5cm组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5.0%、60.0%,中位生存期14个月；而5-10cm组6个月、12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65.8%、36.5%,中位生存期7个月；大于10cm组6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中位生存期3个月。（log-rank检验,P=0.002）结论1、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方法学研究本研究提出应用综合序贯介入治疗OJHCC,指出在对梗阻性黄疸进行有效的胆道引流后,序贯行TACE为主的综合介入治疗控制肝内肿瘤,在肝内肿瘤及胆管瘤栓控制良好的情况下,造影可见胆管“重塑”并恢复通畅,从而终止CPTCD治疗,拔除引流管。现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OJHCC患者,PTCD主要以置入胆道引流管进行胆道引流,以利于快速降低胆红素,恢复肝功能。（2） OJHCC的患者在行CPTCD术后,TBIL水平有效下降至100μmol/L左右时,能安全地行TACE术。（3）采用TACE为主的综合介入治疗能有效灭活和控制OJHCC。（4）在肿瘤有效灭活和控制后,可终止CPTCD治疗,拔除引流管。2、OJHCC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相比于单纯行CPTCD治疗,CPTCD序贯TACE组能明显延长OJHCC患者的生存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BCLC分期、肿瘤直径、门静脉癌栓和治疗方法是影响OJ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王湛博[10]（2014）在《ERG在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及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的种类和临床病理特点，分析ERG和其他免疫组化标记物在不同类型肿瘤中的表达情况。探讨肝血管肉瘤和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预后因素和ERG蛋白在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表达方式的差别及ERG基因的变化情况。方法对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2004年1月至2014年1月检出的11种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共122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着重随访血管源性恶性肿瘤的预后情况，并对血管源性恶性肿瘤和其他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作为对照）进行ERG，Fli-1，CD34，CD31，FⅧRag等标记物的免疫组化染色。应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肝血管肉瘤和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中ERG基因的变化。结果122例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中，血管肉瘤24例（19.6%），上皮样血管内皮瘤38例（31.1%）, Kaposi肉瘤1例（0.8%），肉瘤样癌32例（26%），未分化胚胎性肉瘤8例（6.5%），平滑肌肉瘤3例（2.4%），横纹肌肉瘤1例（0.8%），孤立性纤维性肿瘤2例（1.6%），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7例（5.7%），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5例（4.1%），滤泡树突细胞肉瘤1例（0.8%）。肝血管肉瘤比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预后差，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12.6个月和34.9个月（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肝血管肉瘤是否多发，就诊时有无肝外器官转移，核分裂像计数（mitotic count）分级，治疗方式等与患者预后相关。肝血管内皮瘤就诊时有无肝外器官转移，肿瘤中是否出现坏死，核分裂像计数分级，Ki-67增殖指数分级等与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发现，核分裂像计数分级，就诊时是否出现肝外转移等是肝血管源性恶性肿瘤的独立预后因子。ERG在所有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均有表达（100%），在血管肉瘤中胞核阳性，在上皮样血管内皮瘤中有胞浆阳性现象。ERG在肉瘤样癌中的肉瘤成分有灶状表达。Fli-1在96%（61/63）的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有表达，在肉瘤样癌，未分化胚胎性肉瘤，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中也有表达；CD34在87.3%（55/63）的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表达, CD31在80.9%（51/63）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表达， FⅧRAg在41.2%（26/63）的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中表达。ERG基因在肝血管肉瘤和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中未见重排。结论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以血管内皮来源的恶性肿瘤最为常见。血管肉瘤肝内多发，无肝外器官转移，核分裂像计数分级低，选择手术治疗者，预后好。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无肝外器官转移，肿瘤中无坏死，核分裂像计数分级低，Ki-67增殖指数分级低，预后好。核分裂像计数分级，就诊时是否出现肝外转移等是肝血管源性恶性肿瘤的独立预后因子。ERG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优于Fli-1，CD34，CD31，FⅧRag，是诊断肝内血管来源恶性肿瘤的首选标记物。ERG在肝血管肉瘤中和肝血管内皮细胞瘤中表达方式有差异，在血管来源恶性肿瘤细胞中没有发现ERG基因重排。
二、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预后因素的多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预后因素的多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消化道肿瘤的光动力治疗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光动力治疗的简介 |
| 1.2 光动力治疗的作用机制 |
| 1.2.1 光动力治疗的光学反应机制 |
| 1.2.2 光动力治疗消融肿瘤的机制 |
| 1.3 光动力治疗在消化道肿瘤的应用 |
| 1.3.1 食管肿瘤 |
| 1.3.2 胃部肿瘤 |
| 1.3.3 结直肠癌及肛门肿瘤 |
| 1.3.4 胆管肿瘤 |
| 1.4 光动力治疗的局限性及可能解决方案 |
| 1.4.1 组织穿透深度 |
| 1.4.2 光敏剂的选择性 |
| 1.4.3 肿瘤缺氧 |
| 第2章 具有光开关性质的半导体聚合物量子点的光动力治疗 |
| 2.1 意义与原理 |
| 2.2 实验试剂 |
| 2.3 实验仪器 |
| 2.4 实验操作 |
| 2.4.1 半导体聚合物PFDTBT的合成步骤 |
| 2.4.2 Ce6-doped Pdots的制备 |
| 2.4.3 Ce6-doped Pdots的表征 |
| 2.4.4 具有光开关性质的Ce6-BTE-doped Pdots的制备 |
| 2.4.5 Ce6-BTE-doped Pdots的基本表征 |
| 2.4.6 Ce6-BTE-doped Pdots的光开光性质的相关表征 |
| 2.4.7 两种Pdots产生活性氧能力检测 |
| 2.4.8 Ce6-BTE-doped Pdots的稳定性检测 |
| 2.4.9 细胞培养 |
| 2.4.10 细胞荧光成像 |
| 2.4.11 细胞毒性 |
| 2.4.12 体外光动力学效应 |
| 2.5 结果分析 |
| 2.5.1 半导体聚合物PFDTBT的合成 |
| 2.5.2 Ce6-doped Pdots的制备与表征 |
| 2.5.3 具有光开关性质的Ce6-BTE-dopedPdots的制备与表征 |
| 2.5.4 Ce6-BTE-doped Pdots的光开关性质的表征 |
| 2.5.5 Ce6-doped Pdots和 Ce6-BTE-doped Pdots产生~1O_2的能力 |
| 2.5.6 细胞荧光成像 |
| 2.5.7 细胞毒性 |
| 2.5.8 体外光动力学效应 |
| 2.6 讨论 |
| 2.7 结论 |
| 第3章 NEAT1 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预后价值的荟萃分析 |
| 3.1 前言 |
| 3.2 方法 |
| 3.2.1 文献检索策略 |
| 3.2.2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2.3 质量评估 |
| 3.2.4 数据提取 |
| 3.2.5 统计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被选择的发表物的基本特征 |
| 3.3.2 lncRNA NEAT1 的表达水平与OS间的关系 |
| 3.3.3 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对lncRNA NEAT1 表达水平与OS间关系的影响 |
| 3.3.4 OS的亚组分析 |
| 3.3.5 lncRNA NEAT1 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特征间的关系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成果 |
| 致谢 |
（2）三维可视引导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基于数字化肝胆管模型的肝内胆管结石分型的应用研究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附图 |
| 第二部分 基于数字化肝胆管模型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胆管结石病的微创外科治疗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成果 |
| 致谢 |
（3）ERCP治疗胆囊切除术后医源性胆道损伤22例临床病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和方法 |
| 1.临床资料 |
| 2.方法 |
| 2.1 医源性胆道损伤分类 |
| 2.2 胆管损伤及诊断 |
| 2.3 ERCP手术方法 |
| 2.4 统计学方法 |
| 结果 |
| 1.一般临床特征比较 |
| 2.医源性胆道损伤患者经ERCP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结果比较 |
| 3.IBDI患者经ERCP治疗效果评价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医源性胆道损伤的综合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小于5cm的肝细胞肝癌局部切除术后辅助性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词表 |
| 1 引言 |
| 1.1 概述 |
| 1.2 解剖学 |
| 1.3 肝功能 |
| 1.4 肝细胞癌分期系统 |
| 1.5 风险因素 |
| 1.6 监测和筛查 |
| 1.7 诊断 |
| 1.8 治疗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患者 |
| 2.2 随访 |
| 2.3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患者特点 |
| 3.2 复发预测因素 |
| 3.3 无瘤生存期 |
| 3.4 并发症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治疗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7）Ki-67和IRF-1预测HCC肝移植预后的临床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一、肝切除术后HCC复发患者行肝移植的预后分析 |
| 1.1 对象和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和标准 |
| 1.1.2 统计学分析 |
| 1.2 结果 |
| 1.2.1 全部数据分析 |
| 1.2.2 亚组分析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二、肝移植术后HCC复发与肿瘤生长速度的关系 |
| 2.1 对象和方法 |
| 2.1.1 临床研究方法 |
| 2.1.2 病理组织来源及肝癌分级 |
| 2.1.3 实验室方法 |
| 2.1.4 统计学分析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三、Ki-67 和IRF-1 对肝移植术后HCC复发的预测作用 |
| 3.1 对象和方法 |
| 3.1.1 临床研究方法 |
| 3.1.2 病理组织来源及肝癌分级 |
| 3.1.3 实验室方法 |
| 3.1.4 统计学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全部127例的分析结果 |
| 3.2.2 超出Milan标准亚组中IRF-1 表达影响肝移植术后无瘤生存 |
| 3.2.3 不同肿瘤分期亚组和初发/复发亚组中Ki-67 的表达差异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四、IRF-1 对HCC细胞凋亡和自噬的影响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肝癌细胞系 |
| 4.1.2 主要试剂 |
| 4.1.3 主要仪器和设备 |
| 4.1.4 主要溶液配制 |
| 4.1.5 引物和si RNA序列 |
| 4.1.6 主要实验方法和步骤 |
| 4.1.7 统计学分析 |
| 4.2 结果 |
| 4.2.1 实验一：IFN-γ 对SK-Hep1细胞活性的影响 |
| 4.2.2 实验二：IFN-γ 对SK-Hep1细胞凋亡的影响 |
| 4.2.3 实验三：IFN-γ 对SK-Hep1细胞自噬的影响 |
| 4.2.4 实验四：Caspase受抑制时IFN-γ 对SK-Hep1自噬的影响 |
| 4.2.5 实验五：IRF-1 si RNA转染后SK-Hep1自噬的水平的变化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论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
| 综述 肝癌肝移植的筛选标准及预后因素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EMMPRIN、ADAM17表达在肝外胆管癌中的预后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肝外胆管癌中EMMPRIN、ADAM17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
| 一、引言 |
| 二、材料和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五、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肝外胆管癌中EMMPRIN、ADAM17异常表达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
| 一、引言 |
| 二、材料和方法 |
| 三、实验结果 |
| 四、讨论 |
| 五、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附综 述胆管癌的生物学特性、临床治疗和药理学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缩略词一览表 |
| 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梗阻性黄疸型原发性肝细胞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梗阻性黄疸型肝细胞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方法学研究 |
| 1、引言(Introduction) |
| 2、材料与方法(Methods) |
| 3、结果(Result) |
| 4、讨论(Discussion) |
| 5、结论(Conclusion) |
| 第二部分 梗阻性黄疸型肝细胞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
| 1、前言(Introduction) |
| 2、材料与方法(Methods) |
| 3、结果(Result) |
| 4、讨论(Discussion) |
| 5、结论 |
| 本研究不足之处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对照缩略词表 |
| 附图 |
| 在研期间发表第一作者论文、专着和获奖情况 |
| 致谢 |
（10）ERG在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词汇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二部分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三部分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四、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预后因素的多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消化道肿瘤的光动力治疗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D]. 郭璐.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三维可视引导的经皮肝Ⅰ期胆道造瘘治疗肝胆管结石病个体化手术临床应用研究[D]. 曹亚文. 广州医科大学, 2021
- [3]ERCP治疗胆囊切除术后医源性胆道损伤22例临床病例分析[D]. 罗忠仁.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3)
- [4]小于5cm的肝细胞肝癌局部切除术后辅助性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D]. FRELISKA LAZUARDI. 浙江大学, 2019(03)
- [5]MUC3A在肝外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 周海斌,金杭斌,谢璐,张筱凤,杨建锋. 现代实用医学, 2016(08)
- [6]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治疗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D]. 张波. 山东大学, 2016(01)
- [7]Ki-67和IRF-1预测HCC肝移植预后的临床及机制研究[D]. 张海明. 天津医科大学, 2016(02)
- [8]EMMPRIN、ADAM17表达在肝外胆管癌中的预后价值[D]. 谭勇. 南方医科大学, 2015(03)
- [9]梗阻性黄疸型原发性肝细胞癌综合序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D]. 叶鹏. 南方医科大学, 2014(01)
- [10]ERG在肝脏原发梭形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及意义[D]. 王湛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