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说》与梁启超文化启蒙思想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张宏杰[2]（2021）在《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文中认为在康有为的思想感召下,梁启超逐渐从八股考据走向今文大义;在与诸多友朋的商榷交流中,梁对康学的信仰又生动摇;流亡日本后,饱受西学刺激的梁启超终于摆脱了乃师的思想束缚,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自由思考,由此开启了新思想的建构历程。其中,“新民说”即是首次完整表述的思想图景。在梁启超的构想中,“新民”-“新国”才是一幅完整的思想构图,“国家主义”思想一直是梁启超心中所瞩目之点。但梁的“国家主义”倾向是紧紧地与“个人”拴在一起的。在梁启超那里,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保民助民;“国家主义”的出发点,在于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国家;在普遍的价值认同层次上,梁并不排斥个体的权利要求。在“新民”-“新国”的构图中,个体与国家、民权与国权是以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和谐并存的。这幅构图所体现的,既非英伦式的个人主义,亦非德国式的国家主义,而是梁启超的调“适”思想。对于梁启超来说,不是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充满疑难困惑,上下求索、左右采择的艰难调适过程。梁启超调适思想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传统的一元论思维,这是构成其调适思想的逻辑起点,中庸观念、实用主义和经世意识则进一步将之强化。可以说,梁的调适思想,仍然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逯雯丽[3]（2020）在《梁启超德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的多方面活动都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来了鲜明的印记。在众多身份之下,面对近代中国特殊且复杂的社会现状,梁启超对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用独有的世界眼光来审视中西道德思想和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思想主张,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德育思想体系。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以“利群”为出发点,以缔造“新民”为落脚点,包括以自尊、自由、毅力为内容的个人德目,以孝、自立、乐观、磨练人格为内容的家庭德目,以国家思想、合群、社会责任感为内容的社会德目。梁启超的德育思想强调“自新”更注重实践。综观梁启超的整个思想体系,不难看出,德育思想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回观梁启超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一生,并结合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以及梁启超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尤其是根据其汗牛充栋的宏伟着作,去大致梳理和提炼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所堆积、升华的德育思想,试探性地揭示其德育思想的“秘密”所在,对梁启超德育思想研究尤其是当下的道德教育实践而言,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者对梁启超德育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从梁启超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三个方面来进行宏观探讨,全面论述了其德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三部分系统分析了梁启超德育思想的理论架构,从出发点、落脚点、着力点和切入点入手,全面总结了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第四部分从微观上对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即公德与私德并重、破旧与立新并举、淬厉与采补并行、道德与智识并进。在前四部分内容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梁启超的德育思想,通过对其德育思想的全面分析,给出了既客观又公正的评价,并基于当前的道德教育实践现状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力求推进当下的思想道德建设。总之,本文以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为视角,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通过对其德育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生动再现了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对其时代价值进行挖掘和归纳,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韩媛媛[4]（2020）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救亡热潮之下,各阶层知识分子在相继经历了器物变革与制度变革的失败后将救亡重点投注在思想文化的革新上,“新青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变革力量被发掘、弘扬。从梁启超的“新民”与“少年”、鲁迅的“立人”,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新青年》杂志创办,师辈致力于在年轻一代中寻求同盟军,“新青年”思潮启动。本论文分三个部分探讨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救亡热潮的时代背景下,“五四”文学的发生与“新青年”思潮的逻辑关系。第一部分,梳理“新青年”思潮诞生与发展的过程,探究“新青年”意识的本质内容与精神内核,从20世纪初梁启超、鲁迅个人对青年群体的呼唤到《新青年》各编辑同人对“新青年”的全体动员令,师生两代结成思想变革的同盟军。第二部分,研究“新青年”思潮背景下师生的互动与合作,即师辈与“新青年”的互动、《新青年》与《新潮》的互动、启蒙变革与“文学革命”的互动。《新潮》创办彰显了师辈“敬告青年”运动的实绩,师生两代虽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却一致达成了以“文学革命”促成“思想革命”的合作,“新青年”在师辈“理想对象（青年）”与“理想方式（文学）”的双重建构中进行文学创作。第三部分,研究“新潮”文学对“五四”文学基本特征生成的延展作用。得益于在青年群体间引发的“情感共振”,“新潮”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天然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成为“文学革命”的生力军,奠定了“五四”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主题与风格特征,一是随着“不平之鸣”到“写实文学”主张的深入,“五四”文学乡土表现的生成;二是从“个人主义”到“表现自我”的创作实践,“五四”文学感伤基调的生成。
张颂豪[5]（2019）在《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在清末民初时期军事政治受挫中成为振兴国族,扭转时势的国魂化身,也成为新民启蒙的具体表征。这一转折孕育出梁启超崭新的英雄史观,书写小说、诗歌和人物传记中的英雄形象。其“英雄”形象书写内在理路所涉及到国族想象、新民启蒙和政治文艺观的问题,理应成为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由微见着的重要景观。论文以梁启超的英雄形象书写为研究中心,以他的世界意识为起点,进而延伸到他撰写英雄传记、诗歌和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及他清末民初时期关于铸国新民的关键论述,就以上内容进行阐述。全文拟定为三章:一、梁启超现代国家观念创建中的民族英雄;二、梁启超“启蒙话语”中的新民英雄;三、梁启超文艺教化观与“诗人拜伦”英雄化。文中首先分析梁启超在世界意识萌发下,制造出“国民英雄”与“汉族英雄”既指向未来又指向过去的英雄形象,彼此间因国族边界的不明朗而发生藕断丝连的交织,揭示出梁启超“英雄形象”与“国族想象”互为表里的关系,并研究梁启超对本土英雄形象的改写和重构。接着追踪和研判梁启超受到日本武士精神救国论述的影响,突出英雄形象的“尚武贵力”,并将之汇入新民论述中培养“民力”,响应军国民教育思潮,书写出异国的革命英雄形象。然而,这一新民英雄书写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革命暴力的激化妨碍英雄形象的建构,新民效果异化为民力大于民智和民德;二是新民英雄自我绽放的主体性——“英雄造时势”的一面受到压抑,更遑论对国民进行西方去除蒙蔽,对自我进行理性批判的启蒙方式。最后一章研究梁启超的拜伦英雄化。诗人拜伦被梁启超重建和误读为民族英雄,被压抑作为诗人的第一身份。与苏曼殊的拜伦形象比对,会发现这涉及到梁启超的文艺教化观,没有处理好审美情感与政治情感相协调的问题。综上可知,梁启超的英雄形象多凭他出于救国兴邦的实用目的与当时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进行不断刻画、调整和重写。梁启超的英雄形象书写揭示出他内在相互激荡又相互拮抗的中西政治文化理念。
王海晗[6]（2018）在《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思想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讨论中国近现代反思“国民性”的思潮,梁启超与鲁迅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他们关于“国民性”的论说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构成为了 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并且参与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与鲁迅二人的核心思想“新民”与“立人”作一个全面的比较研究来思考两者之间的承传与流变之处,并且通过其背后指涉的文化内涵来透视文化代际递嬗的规律,从而进一步了解近现代启蒙思潮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人等多个维度之上不断探索、汲取和创建的过程。绪论部分首先交代论题的缘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与鲁迅作为戊戌时期与“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提出的“国民性”理论前后相接从而形成了一条关于思想启蒙的线索,梁启超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比较的基础。其次,对本文的核心概念“新民”与“立人”作一个界定,概而言之它们都是在20世纪初针对国人主体素质落后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启蒙方案。最后再对此选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文献梳理,阐明本文研究的意义。第一章主要谈论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理论的承接之处。首先,简要梳理梁启超与鲁迅在历史维度上面的关联,还原鲁迅从倾慕任公到逐渐对其否定的这样一个情感迎拒的过程,并把它作为后文全面比较两人启蒙思想的事实背景资料。其次,具体分析二者“国民性”理论的承接,他们都将目光聚焦于人的思想启蒙这一命题之上,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了相似之处:第一,梁启超与鲁迅都把“进化论”作为建构启蒙理论的基点所在,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批判的立场之上。第二,梁启超与鲁迅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具体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相似的论点,主要指向了对于愚昧性、奴隶性、安逸性、旁观性、好伪性的抨击。第二章探讨“新民”与“立人”在两个不同文化层面所体现的差异性的精神内涵,“立人”思想超脱了“新民”理论的既有框架而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面相。首先,就“个人”观念而言,梁启超的“民”从本质上并未脱离等级、阶级、国家等宏大意义概念的附着,并且始终以“群体价值”作为统摄自身的价值准则。而鲁迅则是把“人”作为独立于外在实体的一个自足的概念来把握的,这体现出一种“个”的原则。除此之外,在改进“国民性”的路径上,梁氏以“宏观视野”来体认人性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提倡通过正面的德育与智育来实现自身的启蒙理想。而鲁迅的视线则集中在人的“主观之内面精神”,要培养“精神界之战士”,通过其自我呈现激发感应其他人的“心声”“内曜”,最终实现“朕归于我”。与第二章对理论内涵的辨析相对应,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民”与“立人”在文字表述上的特征。梁氏通过“词”与“句”的设计来实现“新民体”的“口号化”特征,具有强烈的鼓动效应。鲁迅的“立人”思想则是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探讨,与梁相比,他更注重运用“直示以冰”的形象思维来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在这种异质性的表述策略背后实际隐含着“救世主”与“诊病者”这两种不同主体身份意识的抵牾。结语部分总结梁启超与鲁迅在文化代际递嬗过程中所具有的坐标点的意义。梁启超与鲁迅二人在“跨代”的时间段内将原本注目于器物、制度以及随之衍生的道器、体用关系的目光对准了人本身,这是符合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主旋律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推动文化代际演变的作用。同时,坐标点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它们的差别指示出文化代际递嬗的规律,最显着的即是向“人”的本体的回归。隐藏在其下的则是一种更为自觉的反溯自身的文化意识与观念的产生。这种观念的铺展深刻地展示着文化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换融合,进而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我们亦可以此来考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一二侧面。
杜品[7]（2018）在《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在明治日本舆论思潮的影响下,借用日本武士道的概念和理论来重建中国尚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武德,形成武士道思想。他欲以中国的武士道激励国人重拾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建设强权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文立足于对梁启超相关着作、文章的文本分析,从学理的角度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内容做以系统的考察。近代中国的时代危机与观念变革、近代尚侠风潮和梁启超早期日本观三大因素构成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经历了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和提出中国武士道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武士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将忠诚、道义、武勇、然诺和名誉五种德性提炼为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德目,并以此为依据重组了中国古代尚武史。在建构武士道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生死观和以“合私奉公”为核心的公私观,丰富了武士道思想的内涵。建设强权国家、培育新国民道德和唤起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推崇武士道思想的目的所在。本文认为,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学理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运用武士道概念来言说中国尚武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体现出了对明治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本质的认知缺乏与不警醒态度,也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态。当明治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放弃了武士道思想,表现出了在武士道问题上的自我警醒。本文尝试探讨武士道思想的价值以及在梁启超繁杂的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形成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整体评价与反思。
胡洋[8]（2017）在《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西文化冲突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退出政坛、归宗学术之后的梁启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提出了“化合中西”的文化观,以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新视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置于平等的位置。他一方面坚持继续输入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主旨是要国人自觉地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来重新估价和整理中国固有文化,从而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梁启超晚期“化合中西”文化观的形成源于其晚期思想的转变。梁启超一生,是以政治家始以学者终,而由政治家到学者转变的标志是1917年11月他发表的退出政界宣言。此后,他告别政坛,由政治转入学术,由政治家转向学者,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政治失败的打击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民国建立后,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然后便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先后与袁世凯和段祺瑞合作,希望借助军政强人的力量以实现其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一次次地将梁启超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迷梦,”打破,使之对政治由希望走向失望,乃至绝望,从而促使他下决心从政坛中抽身,转入学界。其次,国际局势的影响是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出政坛之后的梁启超与研究系的同仁们决定游历欧洲,游欧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欧洲社会,想求一点学问,看看一战这场空前的历史剧如何收场,另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的外交出力。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梁启超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旅欧见闻又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质疑,这些都促进了梁启超晚期思想的转变。经过一年多的欧洲之行后,梁启超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他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反思,一扫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重新拾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逐渐产生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观念。晚年梁启超力倡“化合中西”两种特质文化,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不仅强调“个性解放,”与“人格修养”相结合;法治与德治并重;提倡科学精神,更新学术研究方法。而且还提倡坚持“世界主义国家”、“互助精神”和继承精神等原则。梁启超所论述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互动的原则与理念高屋建瓴,表现出他作为当时着名思想家应有的理论水准,更体现了他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美好理想。欧游回国后,梁启超离开政治漩涡中心,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旅程,即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以践行其“化合中西”的文化观。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梁启超承办学校,培养人才,组织学术团体,传播近代文明。在全国各地讲学,推动新文化建设。1920年,梁启超接办中国公学,旋即为中国公学制定了改制方针:改制大学、添办高中,将中国公学办成既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又是普及知识的一般教育机构。他还为中国公学筹集办学资金,多次解决了中国公学校内的风潮,为办学提供了基本保障,梁启超也因此成为中国公学的实际领袖。在办学的同时,梁启超还组织了共学社和讲学社等学术团体。共学社在编译西书、图书馆建设、发行刊物、选派留学生等方面成绩斐然。讲学社的重要贡献在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先后共计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等四位名重一时的学者来华讲学,他们直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促进了中国思想的启蒙,开创了中国学术研究和科学繁荣的新局面。讲学也是梁启超晚年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晚年除了在南开、清华和东南大学讲学之外,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对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中国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这些活动,践行了他舍弃上层政治活动,从思想界为国家尽些微力的诺言。而在他后期所从事的文化教育实践过程中,无不体现其化合中西的文化追求。学术研究是梁启超“化合中西”文化观实践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史学和文学展开,成果颇丰。在学术研究中,梁启超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在史学研究领域,他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进化论作为治史的理论基础,将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中。在研究内容和目的上,也经历了由早期的以“民史”代替“君史”,转变为“为历史而治历史”,最后到“学以致用”的新史学建设的轨迹。在文学研究中,晚期的梁启超重新确定了文学评价标准,他不再以西方文化作为评价文学的参照,而是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倡导以“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为此,他重新梳理了传统文学中的表情艺术,其着述也回归到传统文化研究当中,在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总之,梁启超晚期文化观是一种再生与整合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是对一战后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二重文化危机”做出的回应,表现了梁启超思想中超越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远见卓识,因此,“化合中西”的文化观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梁启超在其晚年无论是办学、讲学,还是着书立说,抑或是从事其它实践文化观的活动,都体现出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怀,在其实践背后,也具有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但无论如何,梁启超晚年所提出的“化合中西”的文化观,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如何处理外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莫先武[9]（2015）在《梁启超政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的一生,既有跌宕起伏的政治活动,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既有直接参政执政的前台表演,又有幕后的着述与理论建构。作为前台的政治家,梁启超的表演并不算成功;但作为幕后的政治思想家,他既有中国政治理论的最前沿开拓,亦有滞后于当时中国历史链条的匆忙追赶;作为文人政治家,他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第一篇政治美学。梁启超与他所创构的政治美学,值得我们深入认真总结与反思。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篇,这是站在政治与审美对立的纯美学视角研究中国现代美学。这一研究视角漠视了梁启超等政治美学家的理论创构,并不符合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现实。从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野看,中国现代美学的转型与发展,既有政治与审美对立背离的纯美学建构,又有政治与审美的融合推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演变。从这一视角看,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篇,并不是王国维的纯美学,而是梁启超的政治美学。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有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蔡尚思等人的政治阶级研究,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研究,夏晓虹、金雅、方红梅等人的纯美学研究。这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虽然对待政治态度不同,但思维方式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分离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只不过在两者关系的认识上,政治阶级研究者认为审美依附于政治,启蒙研究者则将政治与审美进行疏离,纯美学研究者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论。其实,政治与审美并不必然对立,它们在美好社会生活的想象方面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有着二元融合的基础与现实。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正是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思维基础之上;他所创构的美学,实质上是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政治美学,这才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真正特性。从政治的内涵层面剖析,他早期创构的是党派政治美学,后期创构的是乌托邦政治美学;从政治的主体立场来看,他主要持民间政治立场,创构的是民间政治美学。只有通过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角,才能真正把握梁启超政治美学区别于纯美学的独特性。梁启超是一位文人政治家,他所创构的政治美学,蕴含着审美、政治与启蒙的三维视野与元素。首先,梁启超的政治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建构,内在包含了审美的思维与视角,将政治审美化了,形成了审美化的政治,他的政治美学必然具有审美的维度;第二,梁启超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的美学建构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他又将审美政治化了,形成了政治化的审美,他的政治美学同时具有政治的维度;第三,梁启超不仅是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从传统知识范式向现代知识范式的断裂,这又决定了他的政治美学必然内含着启蒙的视角。而且,随着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几次明显转变,这三种元素在其政治美学中的配置也随之发生着变化。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以一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政治思想家身份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理论建构,他的政治美学中政治要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他迅速接受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他的政治美学中启蒙要素最高,政治次之,审美最低;随着他从卢梭的民约论与革命论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开明专制论转变,他政治美学中的启蒙因素在消退,政治又上升为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辛亥革命胜利归国参政后,他主要忙于参政与讨袁等活动,基本上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活动,其时政治因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随着他正式退出政坛,以在野政治家身份从事社会教育活动,政治因素消退最多,启蒙因素也在退化,审美则上升至第一位。政治美学是政治与美学的交叉学科,这门学科要走向成熟,就必须寻找到两者之间恰当的中介。梁启超的政治美学是以情感为中介的美学,创构的是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他早期的政治美学,以情感内容与情感影响为中介勾通政治与审美;后期的政治美学,以情感生成为中介勾通趣味与艺术,再通过趣味勾通政治与艺术。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其合理性在于,政治情感是人的情感需求之一,指向人的社会安全与自我实现需求。但只关注政治情感,并将其作为政治与美学的中介,也使得梁启超的政治美学产生了内在危机,它压抑与阉割了人的个体情感与自然情感,抽掉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根基;同时,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美学,只关注文学的思想与内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艺象表达的独特性,未能真正将思想情感艺象化,从而导致将文学视作政治的传声筒。梁启超政治美学情感中介的得失启发我们,只有从情感中介推进到艺象中介,政治美学才能真正成熟,也才能真正独立。政治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承担独立的功能。梁启超政治美学最主要的功能则是新民。从新民对象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君、官、绅,同时培育同志;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则转变为普通民众;从卢梭的民约论转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更有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的革命领导权的争夺;从政治家转型为在野政治家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还与政治派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派、新文化运动者的论争。从新民内容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变法以及要从本原上变法;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虽然有从卢梭民约论向伯伦知理国家论的转变,但其新民思想内容主要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学说;退出政坛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新民内容主要是道德救国论、国民运动论与以中补西论。从新民手段来看,既有维新变法时期传统的上书、游说的方法,也有现代的办报、办学、演讲、着述等手段,尤其是他的办报与着述,极大地刺激了现代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后来者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梁启超之所以会大起大落,根源在于他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企图用文人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思路研究美学问题;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之所以徘徊不前,同样因为研究者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们或者用政治学术视野研究美学问题,要么用纯美学的学术思维研究政治问题。梁启超现象及梁启超研究现象启示我们,只有走向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才能真正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作出有效的考察,也才能真正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发展作出全面的、符合中国现代美学史现实的考察。
袁陈媛[10]（2014）在《梁启超的启蒙文学观与美学思想》文中指出梁启超的一生处于新旧交替的19、20世纪之交,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启蒙文学观和美学思想对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迫使知识分子们肩负起启蒙救亡的重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对启蒙救亡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层面,形成了维新启蒙思想。梁启超以“新民”为核心的启蒙文学观的提出,标志着文学从此被赋予了深厚的启蒙内涵,成为了改良群治的最佳工具。他对“三界革命”的积极倡导,推动了晚清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繁荣。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内涵及实践。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比梁启超认识到救国救民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塑造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的国民。他认为“新民”最有效的途径为教育与文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晚清文学在内容上走向现实化与政治化,在形式上走向通俗化与大众化,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第三章主要论述梁启超启蒙文学观与美学思想的关系。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以1917年欧游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梁启超后期的以“趣味”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是对他前期以“力”与“移人”为中心的启蒙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内涵。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在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美学,并结合个人特色与社会现实,构建了一个以趣味为中心、情感为基石、力为中介、移人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第五章主要讨论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特色及影响。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了审美、启蒙、人生相统一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它形成于古今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凸显出中西交融、贯通古今的特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蕴含的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超越民族的更高层面的文化反思。
二、《新民说》与梁启超文化启蒙思想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民说》与梁启超文化启蒙思想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二)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破旧”与“立新”:梁启超的思想突破与建构 |
| (一)舍八股,就今文 |
| (二)从“信之”,到“质之” |
| (三)突破与建构 |
| 二、惟“适”之安:梁启超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 |
| (一)“主义”浅说 |
| (二)自由主义乎 |
| (三)国家主义乎 |
| (四)“关系”型概念 |
| (五)惟“适”之安:以“适”用为鹄的 |
| 三、左冲右突的背后:梁启超调适思想的文化渊源 |
| (一)一元论思维 |
| (二)中庸观念 |
| (三)实用意识 |
| (四)经世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3）梁启超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1 梁启超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晚清社会严峻现实的强烈呼唤 |
| 2.1.2 “过渡时代”道德危机的现实困境 |
| 2.1.3 近代道德致用思潮的时代涌动 |
| 2.1.4 中外道德思想文化的交融深化 |
| 2.2 梁启超德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2.1 传统道德思想的熏陶 |
| 2.2.2 梁家严正家风的哺育 |
| 2.2.3 独特岭南文化的浸染 |
| 2.2.4 日本维新思想的渗透 |
| 2.2.5 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迪 |
| 2.3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发展轨迹 |
| 2.3.1 思想孕育阶段 |
| 2.3.2 采补“进取”阶段 |
| 2.3.3 淬厉“保守”阶段 |
| 2.3.4 “综合创新”阶段 |
| 第3章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理论架构 |
| 3.1 出发点:“利群” |
| 3.1.1 道德的起源——群 |
| 3.1.2 利己与利群的关系 |
| 3.1.3 利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 3.2 落脚点:缔造“新民” |
| 3.2.1 何为“新民” |
| 3.2.2 新民的特点 |
| 3.2.3 缔造“新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3.3 着力点:个人、家庭、社会 |
| 3.3.1 个人德目 |
| 3.3.2 家庭德目 |
| 3.3.3 社会德目 |
| 3.4 切入点:革新、自新、教育、实践 |
| 3.4.1 行“革命”,革新道德内容 |
| 3.4.2 除奴性,实现自身解放 |
| 3.4.3 致良知,提升道德修养 |
| 3.4.4 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 3.4.5 兴学校,提高国民素质 |
| 3.4.6 设报馆,开社会新风气 |
| 第4章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
| 4.1 公德与私德并重 |
| 4.1.1 无公德不能团 |
| 4.1.2 无私德不能立 |
| 4.1.3 公德与私德并行不悖 |
| 4.2 破旧与立新并举 |
| 4.2.1 破除旧道德 |
| 4.2.2 建立新民德 |
| 4.2.3 破旧与立新不可偏废 |
| 4.3 淬厉与采补并行 |
| 4.3.1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 |
| 4.3.2 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
| 4.3.3 淬厉与采补缺一不可 |
| 4.4 道德与智识并进 |
| 4.4.1 道德是智识之原 |
| 4.4.2 智识是道德之基 |
| 4.4.3 道德与智识相互统一 |
| 第5章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评价与启思 |
| 5.1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评价 |
| 5.1.1 唤醒了近代国民强烈的爱国意识 |
| 5.1.2 拓展了近代德育思想的理论发展 |
| 5.1.3 推动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 |
| 5.1.4 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与历史局限 |
| 5.2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2.1 结合中西优长的理论创建 |
| 5.2.2 坚持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 |
| 5.2.3 重精神、贵德育的思想理念 |
| 5.2.4 近乎集体主义的态度立场 |
| 5.3 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时代启思 |
| 5.3.1 薪传优秀道德思想,坚定道德文化自信 |
| 5.3.2 承全媒体时代优势,优化德育社会环境 |
| 5.3.3 聚焦教育根本任务,系统推进立德树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青年”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与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目标 |
| 第一章 “新青年”思潮的先导与演进 |
| 第一节 先声与新声: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观 |
| 第二节 发酵和壮大:陈独秀“敬告青年”与《新青年》 |
| 一、“敬告青年”:青春力量萌发的星星之火 |
| 二、《新青年》:“新青年”意识渐成燎原之势 |
| 第二章 “文学革命”——“新青年”思潮下师生的互动与合作 |
| 第一节 “新青年”与《新青年》的相遇——《新潮》创立 |
| 第二节 《新潮》对《新青年》的继承与突破 |
| 一、批判旧式家庭伦理制度,寻求个性解放 |
| 二、宣传介绍西方现代思潮,主张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文学革命——师生打破分歧走向合作的启蒙运动 |
| 一、“理想对象(青年)”与“理想方式(文学)”的双重建构 |
| 二、“新潮”青年作家表现自我的创作 |
| 三、“新青年”的另类阐释——鲁迅的“非青年”创作 |
| 第三章 “新潮”文学的延展:“五四”文学基本特征的生成 |
| 第一节 从“不平之鸣”到“写实文学”——“五四”文学乡土表现的生成 |
| 第二节 从“个人主义”到“表现自我”——“五四”文学感伤基调的生成 |
| 一、“敬告青年”理想言说与现实情状的矛盾交锋 |
| 二、从“揭露病状”的热情到“十字街头”的彷徨迷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梁启超现代国家观念创建中的民族英雄 |
| 一、“世界”意识与想象英雄 |
| 二、“国族边界”与铸造英雄 |
| 三、对本土英雄概念重建 |
| 第二章 梁启超“启蒙话语”中的新民英雄 |
| 一、军国民教育兴起与英雄尚武贵力 |
| 二、革命暴力对英雄建构妨碍与新民效果异化 |
| 三、新民英雄书写策略:救亡大于启蒙 |
| 第三章、梁启超文艺教化观与“诗人拜伦”英雄化 |
| 一、“诗人拜伦”英雄化原因 |
| 二、拜伦诗歌政治思想显效与个人情感淡化 |
| 三、与苏曼殊比较下梁启超“拜伦英雄化”得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相关文献题目索引(不完全统计)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6）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思想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立人”与“新民”的承接:现实关联与思想地基 |
| (一) 梁启超与鲁迅关系之考察 |
| (二) 以“进化观”为基础产生的“国民性”批判立场 |
| 二、“新民”与“立人”的理论分野:“个人”观念及改造“国民性”路径的分歧 |
| (一) “民”与“人”之辨 |
| (二) “立人”视域下改造“国民性”的路径突进 |
| 三、“新民”与“立人”的表述策略:“文学救国论”与“文学立人说”的分立 |
| (一) “号角式”的檄文写作与“形象化”的性格塑造 |
| (二) “救世主”与“诊病者”:思想表达背后作者的身份意识 |
| 结语: 文化代际递嬗的两座高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发生背景 |
| 第一节 “大变局”时代的危机与观念变革 |
| 一、中国“病夫”意识的出现 |
| 二、近代国家观念的萌生 |
| 三、“新民”思想的酝酿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尚侠风潮 |
| 一、近代尚侠之风的展现 |
| 二、近代侠义精神的内涵 |
| 三、近代侠义精神的作用 |
| 第三节 梁启超对明治日本的初步认知与态度 |
| 一、想象中的明治日本“虚像” |
| 二、现实中的明治日本“实像” |
| 三、梁启超对日本的早期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形成过程 |
| 第一节 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 |
| 一、对日本幕末维新志士精神的解读 |
| 二、梁启超尚侠思想中的英雄观 |
| 三、以侠义精神解读武士道的困境 |
| 第二节 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 |
| 一、由尚侠到尚武的思想转换 |
| 二、尚武论的内涵 |
| 三、尚武论的问题所在 |
| 第三节 发明中国武士道 |
| 一、武士道概念的引入 |
| 二、对明治武士道的消化与吸收 |
| 三、武士道“中国化”的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武士道的兴衰与系谱 |
| 一、中国武士道的兴衰历程 |
| 二、中国武士道的人物系谱 |
| 第二节 中国武士道的德目 |
| 一、忠诚 |
| 二、道义 |
| 三、武勇 |
| 四、然诺 |
| 五、名誉 |
| 第三节 中国武士道的生死观 |
| 一、中国武士道生死观的立论前提 |
| 二、中国武士道生死观的核心 |
| 三、与明治武士道生死观之比较 |
| 第四节 中国武士道的公私观 |
| 一、中国武士道公私观的立论前提 |
| 二、中国武士道公私观的核心 |
| 三、与明治武士道公私观之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梁启超推崇中国武士道的目的 |
| 第一节 建设强权国家 |
| 一、强权主义国家观的形成 |
| 二、提升国家外竞实力 |
| 三、培育“军人精神” |
| 第二节 培育新国民道德 |
| 一、对公德与私德的界定 |
| 二、私德外推即为公德 |
| 三、中国武士道是公、私德的统一 |
| 第三节 唤起中国民族精神 |
| 一、寻找国民爱国心 |
| 二、制造民族爱国之魂 |
| 三、激发爱国主义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缺陷 |
| 一、人为剪裁历史 |
| 二、缺失佛学渊源 |
| 三、割裂中国传统精神 |
| 第二节 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影响 |
| 一、积极影响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梁启超对武士道的自我警醒 |
| 一、对武士道军国主义本质的揭示与批判 |
| 二、重识民族道德的真髓 |
| 三、对强权主义、国家主义的反省 |
| 第四节 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定位与反思 |
| 一、武士道思想在梁启超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定位 |
| 二、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中“民族精神”话语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梁启超晚期思想转变的背景 |
| 一、梁启超晚期的思想转变 |
| (一) 退隐之志的产生 |
| (二) 三次脱离政治宣言 |
| (三) 梁启超晚期对中西文化及未来取向的新思考 |
| 二、梁启超晚期思想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 政治失败的打击 |
| (二) 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二章 梁启超晚期化合中西的文化观 |
| 一、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的形成 |
| (一) 梁启超对文化的理论界定 |
| (二) 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的形成 |
| 二、梁启超晚期化合中西文化观的新主张 |
| (一) 主张个性解放,倡导人格修养 |
| (二) 提倡学习西方的法治精神,主张法治与德治并重 |
| (三) 褒扬西方科学精神,更新学术研究方法 |
| (四) 化合中西文化,坚持辩证原则 |
| 第三章 在文化教育活动中践行化合中西的文化观 |
| 一、承办中国公学,培养新式人才 |
| (一) 结缘中国公学 |
| (二) 接手中国公学 |
| 二、组织学术团体,推进文化交流 |
| (一) 共学社的创办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
| (二) 讲学社的创办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
| 三、讲学高等学校,传播传统文化 |
| (一) 梁启超在南开大学的讲学活动 |
| (二) 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学活动 |
| 第四章 以化合中西的文化观统领学术研究 |
| 一、开创中国现代新史学 |
| (一) 以进化论为治史的理论基础 |
| (二) 以多学科的方法为治史方法 |
| (三) 从以“民史”代“君史”到“学以致用” |
| 二、回归学术的文学研究 |
| (一) 确立文学评论的新标准 |
| (二) 倡导以“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研究 |
| (三) 重新梳理传统文学的表情艺术 |
| (四) 回归传统文化的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梁启超政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社会活动分期 |
| 第二节 从“政治家”到“在野政治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性质界定 |
| 第一节 三条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政治美学属性 |
| 第三节 两个发展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三种维度 |
| 第一节 审美之维 |
| 第二节 政治之维 |
| 第三节 启蒙之维 |
| 第四节 配置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情感中介 |
| 第一节 情感中介 |
| 第二节 情感中介的内在危机 |
| 第三节 走向“艺象中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民功能 |
| 第一节 新民对象 |
| 第二节 新民内容 |
| 第三节 新民手段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梁启超政治美学建构的双重错位 |
| 二、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者的双重认识误区 |
| 三、走向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梁启超的启蒙文学观与美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梁启超维新启蒙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确立 |
| 第三节 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发展 |
| 第二章 梁启超启蒙文学观的内涵及实践 |
| 第一节 “新民”的主题 |
| 第二节 文学启蒙与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文学启蒙与文学大众化 |
| 第三章 梁启超启蒙文学观与美学思想的关系 |
| 第一节（1896——1917年）：启蒙文学观中体现出的美学思想 |
| 第二节（1918——1928年)：启蒙文学观的沉淀与美学思想的成熟 |
| 第三节 审美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内涵 |
| 第一节 艺术之“力”与“移人” |
| 第二节 情感与创造 |
| 第三节 “趣味”与人生 |
| 第五章 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审美、启蒙、人生相统一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 |
| 第二节 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美学构建 |
| 第三节 世界文化立场上的美学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新民说》与梁启超文化启蒙思想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论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突破及其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调适[D]. 张宏杰.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梁启超德育思想研究[D]. 逯雯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4]“新青年”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D]. 韩媛媛. 苏州大学, 2020(03)
- [5]梁启超英雄形象书写研究[D]. 张颂豪. 暨南大学, 2019(02)
- [6]梁启超“新民说”与鲁迅“立人”思想之比较研究[D]. 王海晗. 浙江师范大学, 2018(03)
- [7]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研究[D]. 杜品.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8]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D]. 胡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9]梁启超政治美学思想研究[D]. 莫先武. 苏州大学, 2015(06)
- [10]梁启超的启蒙文学观与美学思想[D]. 袁陈媛. 宁夏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