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邹鹏[1](2020)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其概念内涵、结构、代表性内容和发展方向等要点问题。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有独特的内涵和结构体系,其代表性话语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为更好的发挥法治话语的作用,可以从逻辑规则、体系思维和话语形式内容等角度探索对其完善。本文首先阐释研究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缘起,以此作为论文第一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是法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获得话语权的基础。法治话语的意义体现其为法治建设提供支撑、指引和保障。“法治”的话语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从“百家争鸣”“经学时代”到近代“法治”的话语嬗变,不同时期的话语反映出相应的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治话语发展进入了全新时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法治“16字方针”到“全面依法治国”,不同阶段的话语反映法治建设的成效及对于法治理解的深入。在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关注一些问题:一是法治话语的体系建设还有完善空间,二是话语发展的路径需要深入探寻,三是话语传播的世界面向需要进一步强化。在凝练研究缘起和问题后,本文对法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和含义进行解读,以此作为论文第二章。本章从理论入手,尝试总结三代话语理论,对福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具有代表性三位思想家、哲学家关于话语的观点进行整理,总结话语具有权力性、规范性、知识性、持续性、实践性等特征。结合话语理论,参考法律话语、法学话语、政治(学)话语等各类专业话语的含义、特征以及国内学界对于法治话语概念的阐释,本文将法治话语理解为对法治建设实践和内在规律进行的反映、凝练与应用(表述),基于法治现象(决策和实施)产生的意识反映的语言表达,为蕴含主观思想的话语系统,具有权力性、知识性、指引性、实践性等特征。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是法治话语在当代的展现。从建构上说,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来源于当代法治建设的客观实施和内在规律,是基于当代中国情况的专业话语体系,是反映法治建设意识内容和回应问题的表达。笔者认为,法治话语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狭义法治话语是广义法治话语的基础。在分析法治话语理论以及含义之后,本文力图从结构层面去认识法治话语,以此作为本文第三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具有形意结构体系。语言(实践)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形”,思想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意”。对于“形”,主要是指话语的外部形式,即法治的语言及其表述,可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来审视。宏观上,法治话语体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维度。微观上,分为法治词语、语句和语篇。对于“意”,主要是话语的内部理念,内化在中国法治话语之中的,基于中国法治建设目标和经验形成的,具有指导、支撑、推动作用的思想。法治话语理念是一种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应当具备融贯性特征,反映思想与语言的辩证协同关系,体现将法律作为修辞的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内部理念由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社会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等构成,对于话语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功能,法治话语“形意”结构应当具备较好的融贯性。作为语言和思想,“形意不二”应当是法治话语在实践中的基本形态。为对法治话语进行更加聚焦研究,本文选取十八大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七个话语表述进行解读和阐释,以此作为论文第四章。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代表性话语是基础,其他话语可以理解为对代表性话语的阐释、评述和解读。本文认为,代表性话语之间存在关联性,共同阐释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微观路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法治的战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战略实施的具体方式,是关键招数之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强调法治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是关键招数之二,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明确了改革和法治的协同关系,是关键招数之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协同关系,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是关键招数之四。以法治话语含义、特征、结构体系以及代表性话语所蕴含的知识为支撑,本文讨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发展方向,以此为论文第五章。本文认为,中国法治话语发展具有包容性和“后发法治”优势。依托中国法治优势,展望新时代法治话语发展方向可以是:在逻辑层面上完善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探索融贯古今中西资源的法治话语发展路径;基于问题导向,完善法治话语形式与内容。具体来说:一是尊重和彰显法治话语的逻辑。在发挥逻辑作用上,首先是对法律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其次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设计应当符合逻辑,最后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二是坚持法律至上的体系思维。在立足于体系思维发展完善法治话语过程中,首先要审慎把握话语体系的开放标准。其次要用好法律方法论,包括用好法律修辞、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最后要推动道德话语和法治话语有机融合。三是全面完善话语方式,科学充实话语内容。在完善话语方式方面,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话语影响;要优化不同类型法治话语表达;要把握差异,尊重话语言说规律;要立足专业思维推动话语发展;要加强中国原创意义法治话语的诠释、翻译和传播。在科学充实话语内容方面,要精准外引西方法治话语资源;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要彰显法治话语专业性、知识性和权利性特征;要注重中国民间法话语资源吸收;要加强话语内外体系要素融合。
齐航[2](2019)在《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思想道德建设影响着党和人民的价值判断、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德治能够更好的辅助法治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只有道德建设过硬,国家的法制建设才能够更好的推行下去,国家的发展才能够更加稳步的向前迈进。本论文通过研究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以及提出背景,认识道德对于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道德构建了国民的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实行并加强德治,可以更好的纠正当今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党员干部的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不好、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动摇、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严重、商品交换严重侵蚀等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从而引领党和人民能够更好的遵循“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并能够更好的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政治修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以及加强德治保障机制,为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和人文环境。本论文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在“依法治国”视阈下阐述“以德治国”的基本内涵、基本内容、思想基础、基本要求和现实意义等理论思想;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认真的搜集了当今社会现象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将社会现实依据有机结合,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德治所起的作用,进行多角度分析,论证了在“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需要“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研究内容和理论观点。论文紧扣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理论与要求,紧密结合“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建设融汇于法制建设之中,将一些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经验上升到理论,进一步充实“以德治国”思想,更好的辅助“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同时,在理论观点上,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了“以德治国”思想发展的现实依据以及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以便为依法治国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研究“以德治国”思想是为解决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道德偏颇、道德缺失以及道德扭曲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策略。在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下,在思想上指引党和人民的前进方向,全面提高国民道德素养,为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的法治国家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艾丽娟[3](2019)在《论习近平的德治观》文中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德治国、以德治党的优良传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一直围绕着德治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德治观。研究习近平的德治观,应该从新时代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全局出发,充分挖掘其德治观内涵,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来源是多元化的。在理论基础上,汲取古代优秀德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道德观。在实践经验上,总结中西方国家治理经验,以史为鉴,并将其德治观落实到治国理政中;同时,他自身丰富的执政经历也为其德治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德治观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第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世理念作为价值旨归;第二,强调德治的精髓要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指出德治的内在诉求是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第四,将法治作为德治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坚持德法互济、协同共治,注重德治的法治化流转,丰富和发展德治内涵;其二,超越传统德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主张道德转化为法律制度。习近平德治观是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的形成与完善对我们坚定政治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筑中国梦、加强党的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杨伟清[4](2019)在《道德的功用与以德治国》文中研究指明在证成德治的重要性时,德治论者往往诉诸建立在道德与法律多重比较基础上的道德的功用。但这一思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没有充分意识到诉求的前提与达致的结论之间的巨大鸿沟。从总体上来说,这一证成思路面临着一些一般性的问题,诸如怎样从事实判断通达价值判断、如何解释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如何厘清国家的权限等。当我们具体考察德治论者在证成德治时诉求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也清楚地发现,这些关系要么根本与证成德治无关,要么与证成德治仍有很远的距离,有些关系则进一步说明了推进法治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在证成德治时,德治论者要么完全舍弃这一思路,要么能很好地应对这一思路面临的诸多问题。
龙静云[5](2016)在《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文中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赵浚[6](2016)在《法治与德治的刚柔相济:一个治国理政问题的探讨》文中指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理论界存在的争论焦点之一。在对法治与德治的概念进行辨析和厘定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法治与德治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刚柔结合关系,并对"德主刑辅"和"刑主德辅"的主次关系,以及德法并举和德法并重的并列关系给予了立论反驳和回应。
牛绍娜,陈延斌[7](2016)在《罗国杰德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罗国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德治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资源;对道德理想人格和学术素养的孜孜追求,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德法合治方略也为罗国杰德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思想澄清了德治、法治与人治问题上的误区,强调了德治主体与重点群体,厘清了以德治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挖掘了德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罗国杰的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实施德法合治方略给予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和执政创新提供了参考,为改进党风政风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注重软实力建设的启迪。
王朝阳[8](2016)在《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以道德主义、道德理想支撑的国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理想,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的精神载体,在传承过程中发挥着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思想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以德”是“德治思想”的理论核心。其基本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主张在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中坚持“修己”和“安人”两大原则,继而对人民群众以及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施以道德影响。一方面,儒家的“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而道德自律则是实现人治的有效途径。儒家主要强调统治阶级要首先做表率,成为有良好道德之人,以仁德贤明或清正廉洁去治理国家,管理大众,以此达到维护其统治阶级的目的。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以德治国”有着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注重个人道德及人格修养,以德教化的思想对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构建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是以德治国方略的思想前提和理论来源。论文从解读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论构架及主要内容入手,深入探讨了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涵,重点剖析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德治”思想;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以德治国”方略制定的时代背景、内涵和意义;通过比照分析两者所包含的“德”的内容不同,“德治”的内涵不同,与“法治”的关系不同,论述了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的关系,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梳理出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内在一致性。儒家“德治”思想是“以德治国”方略的思想来源;“以德治国”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田海舰,田雨晴[9](2016)在《十八大以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理解和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界和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达成一定的思想共识,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用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研究"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则反映了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葛涛[10](2011)在《伦理学视角下的“以德治国”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以德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绩斐然,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本文以论证“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的背景及其科学内涵为切入点,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梳理,阐释了“以德治国”方略既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诉求的充分体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形势下继续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一些科学思路。
二、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论文结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研究缘起 |
第一节 法治话语:为何研究 |
一、法治话语为擘划法治图景提供支撑 |
二、法治话语为法治建设提供指引和规范 |
三、法治话语为推动法治建设发展提供保障 |
第二节 演化与转向:法治的中国话语流变 |
一、近代以前中国“法治”的话语变迁 |
二、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演进 |
三、话语发展的转向与变化 |
第三节 问题与思考:法治话语的研究指向 |
一、话语体系的建设存在完善空间 |
二、话语发展的路径需要深入探寻 |
三、话语传播的世界面向需要持续强化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法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及含义解读 |
第一节 话语的理论 |
一、话语理论的代际发展 |
二、代表性观点:福柯、维特根斯坦与哈贝马斯 |
三、话语的属性及其含义 |
第二节 法治话语的含义 |
一、相关概念比较 |
二、相关概念的评述 |
三、法治话语的含义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 |
一、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建构逻辑 |
二、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实践特征 |
三、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类型思考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法治话语的结构体系 |
第一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形” |
一、“形”的含义:外部形式 |
二、对宏观结构的分析 |
三、对微观结构的解读 |
第二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意” |
一、“意”的含义:内部理念 |
二、内部理念的特征 |
三、内部理念的要素 |
第三节 法治话语体系的结构融贯性 |
一、结构融贯性的含义 |
二、结构融贯性的要求 |
三、结构融贯性的完善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当代中国代表性法治话语诠释 |
第一节 全面依法治国 |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话语内涵 |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话语功能 |
第二节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
一、“新十六字方针”的话语意蕴 |
二、“新十六字方针”的话语功能 |
第三节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
一、“一体建设”的“形意”解读 |
二、“一体建设”的话语功能 |
第四节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一、权力监督的话语内涵阐发 |
二、权力监督话语的意义 |
第五节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遇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
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话语分析 |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战略阐释 |
第六节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
一、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话语释义 |
二、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话语效果 |
第七节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 |
一、法治与德治话语结合的特征 |
二、德治与法治话语结合的作用 |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发展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发展方向 |
一、法治话语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
二、法治话语的发展方向 |
第二节 尊重和彰显法治话语的逻辑 |
一、逻辑之于法治话语的功能 |
二、法治话语的逻辑准则 |
第三节 坚持法律至上的体系思维 |
一、体系思维对于法治话语发展的意义 |
二、审慎把握话语体系的开放标准 |
三、立足法律方法论完善和发挥法治话语功能 |
四、推动道德话语和法治话语有机融合 |
第四节 全面完善话语方式,科学充实话语内容 |
一、全面完善法治话语方式 |
二、科学充实法治话语内容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结语: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话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2)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依据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三)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以德治国”的提出、内涵及意义 |
(一)以德治国的提出 |
(二)“以德治国”的内涵 |
(三)以德治国的意义 |
二、“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及现实依据 |
(一)“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 |
(二)“以德治国”的现实依据 |
三、“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 |
(一)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 |
(二)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 |
四、“以德治国”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道德为法治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 |
(二)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
(三)道德和法律的发展可以相互转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论习近平的德治观(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问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 |
二、习近平德治观的提出与形成 |
(一)习近平德治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 |
2.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新要求 |
3.当下中国道德建设遇到许多新问题 |
(二)习近平德治观形成的主要条件 |
1.厚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土壤 |
2.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
3.来源于中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 |
4.得益于习近平的亲身经历与反观 |
三、习近平德治观的主要内容 |
(一)德治的价值旨归是“以人民为中心” |
1.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目标 |
2.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为发展方向 |
3.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二)德治的精髓要义是“核心价值观” |
1.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德治的关键 |
2.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德治的基础 |
3.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教育原则 |
(三)德治的内在诉求是“从严治党” |
1.从严治党的政治伦理意义 |
2.从严治党严就严在党德与党风 |
3.从严治党重点在于抓关键少数 |
4.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 |
(四)德治的制度保障是法治 |
1.德治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
2.法治是德治的制度保障 |
3.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
四、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创新 |
(一)德治内涵的转变 |
1.德治思想的提出 |
2.德治思想的发展 |
3.德治内涵的创新 |
(二)超越传统德治 |
1.超越传统民本思想 |
2.注重道德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
五、习近平德治观的实践价值 |
(一)有助于坚定政治立场,形成德治传统 |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新思想 |
(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共筑伟大中国梦 |
(四)有益于掌握正确方法,加强党的建设 |
(五)有助于坚持德法合治,建设法治国家 |
(六)有利于进行价值引导,建设文化强国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罗国杰对法治德治内涵的科学界定 |
二、罗国杰对法治德治关系的不懈探索 |
三、罗国杰对落实法治德治相结合方略主要策略及其时代价值的思考 |
(6)法治与德治的刚柔相济:一个治国理政问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一、法治的思想内涵与辨析 |
(一) 法治而非统治, 是“人依法而治” |
(二) 依法治国是对法治的升华 |
(三) 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的交错背离 |
二、德治内涵辨析及厘定 |
(一) 传统德治的主旨思想 |
(二) 传统德治对现代德治的影响 |
(三) “以德治国”与现代德治的关系 |
三、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
(一) 主次关系 |
(二) 结合关系 |
(7)罗国杰德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一、罗国杰德治思想的形成条件 |
二、罗国杰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努力澄清了德治、法治与人治问题上的误区。 |
(二)深刻揭示了德治的主体与重点群体。 |
(三)厘清了以德治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
(四)深刻阐发了德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三、罗国杰德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
(一)对“以德治国”科学内涵的阐发,为德法合治方略给予理论支撑。 |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和执政创新提供了参考。 |
(三)以道德治理和重在“治官”的理念,为改进党风政风拓宽了新思路。 |
(四)提高社会公众道德素养和自律践行能力的思想,启示我们实现中国梦需注重软实力建设。 |
(8)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2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
2.1“德治”的思想内涵 |
2.2 儒家代表人物的“德治”思想 |
2.2.1 孔子的“德政”思想 |
2.2.2 孟子的“仁政”思想 |
2.2.3 荀子的“礼治”思想 |
2.3 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德治”思想对道德建设的作用 |
2.3.1“仁”——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社会文明的前提条件 |
2.3.2“义”——个人修养的价值准则、治世利民的重要理念 |
2.3.3“礼”——个人修养的行为规范、国家团结的核心力量 |
2.3.4“智”——个人修养的知性活动、稳定发展的潜在动力 |
2.3.5“信”——个人修养的人格特质、兴衰存亡的根本关键 |
3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
3.1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
3.2 以德治国方略的内涵 |
3.3 以德治国方略的意义 |
4“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思想的关系 |
4.1 儒家“德治”思想与“以德治国”的本质区别 |
4.1.1“德”的内容不同 |
4.1.2“德治”的内涵不同 |
4.1.3 与“法治”的关系不同 |
4.2 儒家“德治”思想与以德治国的内在一致性 |
4.2.1 儒家“德治”思想是以德治国的思想来源 |
4.2.2 以德治国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发展和超越 |
5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9)十八大以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意义 |
二、关于“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 |
三、关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 |
四、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向 |
(10)伦理学视角下的“以德治国”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课题的研究价值 |
1.3 课题的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第2章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
2.1 "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的背景 |
2.1.1 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
2.1.2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 |
2.1.3 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新要求 |
2.2 "以德治国"方略的正式提出 |
2.3 "以德治国"方略的科学内涵 |
2.3.1 以德治党是以德治国的关键所在 |
2.3.2 以德治官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环节 |
2.3.3 以德育民是以德治国的基础所在 |
第3章 "以德治国"方略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 |
3.1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内涵 |
3.1.1 民为邦本的德政理念 |
3.1.2 为民表率的吏德思想 |
3.1.3 德教为先的教化思想 |
3.1.4 自我完善的修养思想 |
3.2 "以德治国"方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与发展 |
3.2.1 由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官民关系转向以人民群众为道德建设的主体 |
3.2.2 由封建的等级人际关系转向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和谐的关系 |
3.2.3 由封建世袭制的官员选用转向举贤任能、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建设 |
第4章 "以德治国"方略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诉求 |
4.1 马克思主义伦理诉求的基本内涵 |
4.1.1 唯物主义的道德观 |
4.1.2 政治调节与道德调节的相互关系 |
4.1.3 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道德 |
4.1.4 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理想 |
4.2 "以德治国"方略:马克思主义伦理诉求的实践与丰富 |
4.2.1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社会治理结构 |
4.2.2 中国共产掌人的革命道德 |
4.2.3 以德治国旨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第5章 继续推进"以德治国"方略的科学思路 |
5.1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和实施框架 |
5.2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必须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
5.3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必须建设发达的民主政治 |
5.4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必须与社会环境建设同步进行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注释 |
四、论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D]. 邹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2]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D]. 齐航.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论习近平的德治观[D]. 艾丽娟.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4]道德的功用与以德治国[J]. 杨伟清.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02)
- [5]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J]. 龙静云. 伦理学研究, 2016(06)
- [6]法治与德治的刚柔相济:一个治国理政问题的探讨[J]. 赵浚.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6)
- [7]罗国杰德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 牛绍娜,陈延斌. 齐鲁学刊, 2016(03)
- [8]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的关系研究[D]. 王朝阳. 辽宁工业大学, 2016(07)
- [9]十八大以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研究综述[J]. 田海舰,田雨晴. 领导之友, 2016(01)
- [10]伦理学视角下的“以德治国”方略研究[D]. 葛涛. 西南石油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