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汽车工业（论文文献综述）
张天宇[1]（2021）在《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国际制度竞争在全球各个地区和领域都日益激烈。作为国际制度竞争的起点,国际规则之争逐渐成为国家间竞争的聚焦点。同时,经济全球化作为国际经济的主要特征愈加凸显、全球化经营使得跨国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规则的制定愈加需要多方参与,这些变化使得跨国企业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不仅促进了跨国企业规模的扩大,还推动了跨国企业作为后起力量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跨国企业为何选择影响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他们如何影响和参与的?他们的加入对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从跨国企业影响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际出发,回答上述问题。跨国企业能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从内部原因讲是由于跨国企业的结构性权力。跨国企业的安全结构性权力体现在其在能源、供应链、网络等核心领域拥有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在生产结构性权力上,跨国企业作为生产国际化的主体,掌握着构建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能力。在金融结构性权力方面,跨国企业已经具有部分支配信贷和货币交换条件的能力,作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具备较强的融资优势。此外,跨国企业拥有的领先的科学技术成为其知识结构性权力的重要基础。从外部原因讲,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愈加重视同跨国企业的合作,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参与的渠道;贸易自由化趋势和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保护了跨国企业的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实力;国际社会对跨国企业的理性态度也更符合企业希望;技术革命的扩展和生产周期的缩短促使企业技术的发展。这些环境的变化让跨国企业增强了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基于以上原因和条件,跨国企业在判定自身利益之后开始选择影响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本文根据跨国企业的实践,将国际规则分为以下类别:在行业标准类国际规则中,跨国企业通过内部标准转化、行业提案竞争以及领军企业合作的形式参与;在议题治理类国际规则中,跨国企业选择结成联盟、影响研究和游说的方式去施加影响;在价值观念类国际规则中,发布研究报告和提出创新概念是跨国企业参与观念塑造的常用方式;对于政府间国际规则来说,跨国企业往往通过寻找代理人游说等方式来影响议程。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跨国企业在整个国际规则制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即核心主导型角色、广泛联系型角色和外围参与型角色。它们分别具有知识垄断性、普遍合作性以及间接影响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按照以下安排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对本文关键概念进行定义并阐述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第二章则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分析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原因;第三章则以不同类型的国际规则为基础,阐述跨国企业在影响行业标准类、议题治理类、价值观念类以及政府间国际规则的具体表现;第四章从跨国企业影响规则制定的实际出发,阐述企业在其中扮演的核心主导型、广泛联系型以及外围参与型角色及特点;最后一章则阐述跨国企业参与规则制定对国际规则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王喜媛[4]（2020）在《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依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进步而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现实”就是人与人类的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本质在当下的显现。从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存在——“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在信息化革命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智能化时代。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智慧社会”,是以信息社会为基础对信息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智慧社会”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很多质的变化。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引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将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促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即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体体现为人们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决策方式、执行路径和方法等治理要素都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转型。为此,本文选择“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作为研究主题,力图通过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解决问题找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规律,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是:梳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发展,预测智慧社会的发展远景,针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智慧社会转型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究我国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关系,阐述由社会形态变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必然性,对智慧社会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论文的基本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日益显着,众多新技术融合突破,在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的同时,正在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智慧化、生产关系虚拟化的深刻变革。本部分主要通过深入分析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出现及其演进过程,提出伴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社会治理变革的内驱力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面临的新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加剧而快速变化,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变革,构建灵活、高效、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智慧社会需要创新治理手段。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社会风险的出现使得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流动性增加,并提高了社会控制难度。本部分主要阐述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证触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变革已经具备,阐明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革历程。最后,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现实困境的系统分析,提出必须通过“智慧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思路。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使社会治理和谐地融入智慧化的新时代,稳步迈进智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第二,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文化的转型;第三,分析智慧治理模式转型的实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第四,从管理哲学视角探究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论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观念变革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阐述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及其相应理念的变革。在深入分析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深度融合、技术全面升级换代、经济社会跨越式演进等基础上,通过对智慧社会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综合因素分析,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趋势进行创新研究。从智慧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矛盾出发,探讨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管理哲学视角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需要进一步丰富,同时从管理哲学视域的深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田野[5]（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周元龙[6]（2020）在《长春F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市场的飞速发展,我国的汽车零部件相关行业也迅速成长,在不断成熟优化产品质量的同时,努力拓展市场份额。但随着2015年以来,国际经济增速的放缓,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之后,汽车行业整体的发展迎来了危机,过去的高速增长也逐渐放缓,汽车零部件市场逐渐向高基数、低增长的方向过渡。整体来看,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已经相对稳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国,已经在全球市场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寻求新的机会,拓展企业所占据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将会是汽车零部件厂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FA公司为案例,通过考察FA公司的真实情况,了解其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建议。本文以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为主要依据,通过PEST环境分析和“五力模型”行业竞争要素分析以及行业生命周期分析,对企业所处的宏观和行业外部环境进行扫描,找出机会和威胁;通过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和劣势;通过SWOT战略分析,结合公司竞争优势分析。长春FA公司优势包括了品牌优势、产品开发能力、合资模式优势以及资金优势。劣势包括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管理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等劣势。现有机会包括政策支持、技术需求以及行业带动机遇,面临的威胁包括新的车辆共享概念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影响、成本压力进一步向零部件企业传递以及整车全球化平台趋势。结合公司资源状况,确定增长型战略对FA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比较适宜。并通过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技术设施、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企业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钱红红[7]（2019）在《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塑造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1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业虽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由于我国的汽车工业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汽车车身造型方面,还是在汽车标志方面,其设计水平都有待提升。并且,在全球化思潮下,独具西方文化特色的汽车品牌涌入中国市场,无论在汽车性能方面还是在汽车品牌标志文化意蕴方面,都得到了我国汽车消费群体的关注与喜爱。因此我国汽车标志设计者逐渐盲目地向国外优秀汽车标志“靠拢”,从而出现了标志形式盲目西化、设计元素生搬硬套等严重的问题。究其问题的根本在于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够自信,没有将我国汽车标志设计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塑造出专属我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从而影响了汽车品牌视觉形象系统的建立,制约了我国传统文化在汽车标志设计中的传承。因此,在当今时代下,塑造我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只有在本国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探索出设计元素与设计理念,才能得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同;广泛地融汇他国的优秀设计理念才能融入国际化思潮中,才能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与接受。在我国的汽车标志设计中,既要融入本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要符合当今时代特色,才是汽车标志设计师需要为之奋斗的使命。只有塑造出具有中国民族话语的成功设计作品,才能使得我国汽车品牌标志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本课题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针对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塑造问题进行探究。第一部分分析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发展现状,并对现状进行思考。第二部分通过对中西设计文化差异及世界汽车标志的设计风格分析,探究出我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文化诉求,并提出其相关塑造理念。第三部分从中国汽车品牌标志的设计风格、图形、色彩三个方面进行民族话语的视觉重塑研究,从而探究出民族话语塑造的方法。第四部分通过探讨文化自觉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与国际化思潮的关系,提出在融入国际化思潮中彰显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的思想。
戴其文[8]（2017）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姜海宁[9]（2012）在《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文中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地方企业网络已经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与增长载体,并因而引起以马歇尔、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经济地理、管理学家的广泛关注。中小企业集群是早期集群研究的主流,而忽略了跨国企业在其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区域性、本土性的经济特征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跨国企业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布局。在此背景下,地方企业网络不能封闭发展,必须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才能实现持续的升级。跨国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联结全球与地方的重要纽带。不仅如此,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对地方企业网络发展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具有空间移动性特点的技术要素取而代之,并成为影响地方企业网络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全球最先进技术主要被跨国企业所掌控。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跨国企业为切入点,研究跨国企业如何凭借核心技术资源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企业网络结构和创新升级,从而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服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技术在企业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愈益重要,并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企业网络对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影响,而缺乏从技术的视角探讨企业网络的发展与演化,尤其是跨国企业如何通过技术扩散与技术控制影响地方企业网络或集群结构的研究更为缺乏。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技术要素对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研究,具体从网络权力、技术权力和全球技术网络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迅速,跨国企业将越来越多的技术活动纳入到企业间国际技术网络之中,因而有必要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凭借技术优势来影响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却被忽视了。不仅如此,目前关于跨国企业或FDI与企业网络或集群关系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尤其针对企业网络或集群如何吸引跨国企业或FDI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而关于跨国企业如何影响企业网络或集群形成发展与创新升级的研究较少,远未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来阐释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机制。此外,企业网络发展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变化,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对企业网络静态方面的研究,而对其动态方面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跨国企业如何借助技术空间移动的特点,通过技术控制与技术扩散作用来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在总结与评述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理论、企业网络演化理论以及跨国企业对企业网络形成发展、创新升级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跨国企业对企业网络的作用背景、作用条件和作用方式等进行分析,并探讨了跨国企业如何通过技术扩散与技术控制两种作用方式影响网络成员的空间行为和创新学习,进而归纳出地方企业网络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对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作用下的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发展历程、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对比分析不同整零关系模式下的跨国汽车企业如何凭借技术优势来影响地方企业网络形成发展与创新升级,具体将欧美、日本的跨国汽车企业分别对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和广东汽车企业网络的结构与创新升级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跨国企业是知识经济时代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加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去组织生产,对外投资就是其最主要的方式,而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为了确保其技术竞争优势,跨国企业必然加强技术控制以防技术外溢,同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本土化水平,又必须对本土企业进行一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即技术扩散。跨国企业正是通过这两种作用影响网络成员的空间行为和创新学习,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升级的。当然,跨国企业对企业网络作用还依赖于适度的技术势差、存在资源依赖关系以及政策环境支持等条件。第二,跨国企业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和创新行为,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在网络组建形成阶段,跨国企业对网络成员主要以技术控制为主,限制本上网络成员的“进入权”,并要求或迫使其原网络成员跟随进入；在迅速发展阶段,跨国企业对网络成员技术扩散范围和强度的加大促使企业网络发展迅速,其示范效应吸引其他跨国企业跟进；在扩大生产阶段,跨国企业对网络成员的创新作用最显着,国外研发机构开始纷纷进入东道国,网络成员更加多样化。在跨国企业技术控制与技术扩散的作用下,地方企业网络成员数量和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网络结构由垂直树枝状向网状结构方向发展,由单核结构转变为双核结构或多核结构,与跨国企业总部之间的联系由单向联系转为双向联系,同时网络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并依次实现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第三,跨国企业在上海汽车企业网络演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央政府以及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动下,德国大众与美国通用两大跨国企业先后进驻上海,并使得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企业网络组织结构和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发育比较完善,竞争力较强的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具体经历了网络组建形成、快速发展和扩大生产阶段。在网络组建形成阶段,由于上海汽车产业基础较差,大众汽车通过技术标准控制作用限制上海本土企业的“进入权”,使得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呈现以上海大众为中心的单核结构,且垂直网络结构初步形成,但网络密度和创新能力低下,与德国大众总部联系为单向联系。在网络快速发展阶段,美国通用汽车在德国大众的成功示范作用下进入上海,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呈双核结构,供应商网络日益完善,网状垂直网络结构和水平网络结构开始发展,并开始出现产品升级,而上海外部供货网络空间范围扩大但仍集中在长三角,与总部联系由单向联系转为双向联系。在网络扩大生产阶段,跨国汽车企业对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创新作用最显着,跨国整车企业及其供应商的研发机构开始陆续进入上海,网络成员更加多元化,并开始出现功能升级。除此之外,此时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密度和联系进一步增强,网状垂直网络结构和水平网络结构并存发展的复杂网络结构,对国内其他省市供货范围扩大,逐渐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并进行国际化扩张。欧美跨国汽车企业与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相比,东道国本土企业进入前者组建的企业网络难度与稳定性要弱于后者,而竞争激烈程度要大于后者,且后者在海外组建地方企业网络相对前者更为迅速；尽管日本跨国汽车企业比欧美跨国汽车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的创新作用要强,技术扩散更为频繁,但这仅限其“封闭的供应商网络”范围内,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封锁更加极端；同时,传统的欧美整零关系模式与日本整零关系模式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由于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网络成员空间行为和创新学习的影响来实现的,因而笔者在上海和广州分别选择一家本上案例企业,而它们正是在这两种整零关系模式的跨国汽车企业影响下成长起来,然后通过分析不同整零关系的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空间结网与创新升级的作用差异,从而使其结论更具科学性,也更具现实意义。结果表明,上海本上案例企业与广州本土案例企业相比,前者接受欧美跨国汽车企业的技术扩散作用较强,其配套范围、对外网络联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更加迅速,并成为A级供应商,而后者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取得配套资格,配套范围较小,并且在日系跨国整车企业供应商网络中的地位较低。通过探讨跨国企业技术控制与技术扩散作用对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本文刻画了跨国企业（技术）作用与企业网络演化的动态关系,完善了网络时代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新特征,同时还比较分析了不同整零关系下的跨国企业对企业网络及其本土企业组织结构与创新升级的影响。尽管如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探讨发达国家技术领先的跨国企业通过技术扩散与技术控制作用对技术较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影响,而忽略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具有领先技术的跨国企业如何通过技术扩散与技术控制作用影响发达国家的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同时,本文忽略了一般网络成员的技术水平发展具有动态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必然影响它们与跨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权力关系,进而影响到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过程和方向,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郭文强[10]（2008）在《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分别构造了比较优势下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模型和比较优势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而提出我国发展轿车工业的战略选择。文中分析了典型的汽车工业后起国日本、韩国和巴西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并对他们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汽车工业后起国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重要借鉴。文中阐述了与合资模式有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叙述合资方式已成为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主导模式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我国轿车工业选择合资模式的背景与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合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效应、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论述合资陷阱。运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中国轿车工业的后发优势,提出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重点分析了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的特征。近二十年来我国“市场换技术”策略屡屡重蹈“创新追赶陷阱”的事实证明我国轿车工业不可能通过合资模式来实现赶超的目标。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争论,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已在业界成为共识,但是在“以市场换技术”错误原则的指导下,大量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致使我国现有的轿车工业发展是以合资模式为主。如何从以合资模式为主转向以自主开发模式为主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当前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限制合资,逐步转向自主开发为主”新的战略构思,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对策建议。
二、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汽车工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汽车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1）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设计 |
| 第—章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跨国企业的定义 |
| 二、国际规则的定义与分类 |
| 第二节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原因 |
| 第一节 内部原因:跨国企业的结构性权力 |
| 一、政治方面:安全结构性权力 |
| 二、经济方面:生产结构性权力 |
| 三、金融方面:金融结构性权力 |
| 四、技术方面:知识结构性权力 |
| 第二节 外部原因:宏观环境变化 |
| —、政治环境变化 |
| 二、经济环境变化 |
| 三、社会环境变化 |
| 四、技术环境变化 |
| 第三章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表现 |
| 第一节 跨国企业影响行业标准类国际规则制定 |
| 一、内部标准转化 |
| 二、行业提案竞争 |
| 三、领军企业合作 |
| 第二节 跨国企业影响议题治理类国际规则制定 |
| —、结成联盟 |
| 二、影响研究 |
| 三、旋转门与游说 |
| 第三节 跨国企业影响价值观念类国际规则制定 |
| —、研究报告 |
| 二、创新概念 |
| 第四节 跨国企业影响政府间国际规则制定 |
| 第四章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角色类型 |
| 第—节 核心主导型角色 |
| —、核心主导型角色的条件 |
| 二、核心主导型角色的知识垄断性特点 |
| 第二节 广泛联系型角色 |
| —、广泛联系型角色的条件 |
| 二、广泛联系型角色的普遍合作性特点 |
| 第三节 外围参与型角色 |
| 一、外围参与型角色的条件 |
| 二、外围参与型角色的间接影响性特点 |
| 第五章 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未来 |
| 第一节 对国际规则的影响 |
| —、有限但持续的影响力 |
| 二、知识共享与企业竞争的悖论 |
| 第二节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
| 一、国家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摩擦 |
|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智慧社会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 |
| 1.1 选题的理由 |
| 1.2 问题的意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的变革 |
| 2.1 新技术革命的进展 |
| 2.2 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
| 2.3 社会形态的变革 |
| 2.4 智慧社会的发展 |
| 第三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
| 3.1 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 |
| 3.2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
| 3.3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理念变革 |
| 3.4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
| 4.1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意义 |
| 4.2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容 |
| 4.3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具体实践 |
| 4.4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 |
| 第五章 结论: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智慧社会及其社会治理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长春F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战略的相关理论 |
| 2.1.1 企业战略 |
| 2.1.2 企业发展战略 |
| 2.1.3 PEST分析法 |
| 2.1.4 SWOT分析法 |
| 2.1.5 波特五力模型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长春FA公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长春FA公司发展现状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主要业务 |
| 3.1.3 产品概况 |
| 3.2 长春FA公司发展问题分析 |
| 3.2.1 市场问题分析 |
| 3.2.2 产品问题分析 |
| 3.2.3 管理问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长春FA公司发展环境及SWOT分析 |
| 4.1 长春FA公司发展环境分析 |
| 4.1.1 外部环境分析 |
| 4.1.2 竞争环境分析 |
| 4.1.3 内部环境分析 |
| 4.2 FA公司SWOT分析 |
| 4.2.1 优势分析 |
| 4.2.2 劣势分析 |
| 4.2.3 机会分析 |
| 4.2.4 威胁分析 |
| 4.2.5 SWOT矩阵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春FA公司战略定位与选择 |
| 5.1 战略目标与定位 |
| 5.1.1 战略目标 |
| 5.1.2 战略定位 |
| 5.2 发展战略选择 |
| 5.2.1 总体发展战略选择 |
| 5.2.2 业务层战略选择 |
| 5.2.3 职能战略选择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春FA公司战略实施保障措施 |
| 6.1 组织结构的保障 |
| 6.2 人力资源的保障 |
| 6.3 技术设施的保障 |
| 6.4 管理制度的保障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方法、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现状与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现状 |
| 第三节 全球化思潮下对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现状思考 |
| 第二章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文化诉求 |
| 第一节 中西方设计文化差异及世界汽车标志设计风格分析 |
| 第二节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 |
| 第三节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的塑造理念 |
| 第三章 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的视觉重塑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品牌标志之设计风格的民族话语视觉重塑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品牌标志之图形设计的民族话语视觉重塑 |
| 第三节 中国汽车品牌标志之色彩设计的民族话语视觉重塑 |
| 第四章 文化自觉下的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与国际化思潮 |
| 第一节 自觉——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塑造的动力基础 |
| 第二节 吸纳——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民族话语塑造的有效手段 |
| 第三节 共生——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竞争力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与案例选择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案例选择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全球化与地方化 |
| 2.1.2 欠发达地区 |
| 2.1.3 垂直差异与水平差异 |
| 2.1.4 区域、区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 2.2.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 2.2.3 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2.4 制度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3 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发展 |
| 2.3.2 全球化、地方化与区域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 3.1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3.1.1 城市中心性的测度 |
| 3.1.2 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评估 |
| 3.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 3.2.1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测度 |
| 3.2.2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3.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和空间组织 |
| 3.3.1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 3.3.2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贸易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2.1 对外贸易与贸易依存度的城市差异 |
| 4.2.2 贸易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3 外商投资企业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3.1 外资企业的整体数量变化 |
| 4.3.2 外资企业的城市数量和结构变化 |
| 4.3.3 外资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4.1 实际利用外资的城市差异 |
| 4.4.2 FDI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5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6 东盟案例分析 |
| 4.6.1 经贸合作成果惠及广西各市而南宁受益最大 |
| 4.6.2 投资合作项目增多而大型企业更具潜力和优势 |
| 4.6.3 大型企业抓住博览会契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
| 4.7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结构视角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产业结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5.2.1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2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3 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3 产业集聚、专业化与城市发展差距 |
| 5.3.1 城市工业和制造业空间格局 |
| 5.3.2 城市工业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
| 5.3.3 城市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
| 5.3.4 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园区视角 |
| 6.1 广西产业园区、高新企业与城市发展 |
| 6.1.1 广西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 |
| 6.1.2 广西高新企业的时空格局 |
| 6.1.3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2 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1 南宁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2 北部湾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 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1 以"铝产业"为主导,结构效益低 |
| 6.3.2 产业集聚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 |
| 6.3.3 产业间缺乏协作分工,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
| 6.3.4 产业园区存在问题突出 |
| 6.4 产业园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全球化一地方化视角下的广西区域发展的水平差异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区域不平衡的测度与时空分析方法 |
| 7.1.3 区域不平衡的多机制分析方法 |
| 7.2 多层级区域不平衡分析:尺度效应 |
| 7.2.1 Theil指数分析结果 |
| 7.2.2 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 |
| 7.3 区域不平衡的分布演化趋势:时空转移 |
| 7.3.1 区域不平衡的总体分布动态 |
| 7.3.2 区域不平衡的趋同分析 |
| 7.4 区域不平衡的空间性:时空关联 |
| 7.5 区域不平衡演化的内在机理:空间与非线性视角 |
| 7.5.1 来自线性模型的证据 |
| 7.5.2 来自半参数模型的证据 |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 |
| 8.1.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 8.1.3 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
| 8.1.4 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 |
| 8.1.5 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 |
| 8.1.6 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加快桂西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经济空间结构的平衡 |
| 8.2.2 发挥政府的关键角色,加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结 |
| 8.2.3 因地制宜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期间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 后记 |
（9）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1.2.1 基本概念 |
| 1.2.2 研究范围界定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跨国企业与企业网络演化基本理论 |
| 2.1 企业网络相关理论 |
| 2.1.1 企业网络形成机制 |
| 2.1.2 企业网络类型 |
| 2.1.3 企业网络演化模型与机制 |
| 2.2 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
| 2.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略与全球生产网络 |
| 2.3 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的影响研究 |
| 2.3.1 跨国企业影响企业网络形成与发展 |
| 2.3.2 跨国企业影响企业网络创新升级 |
| 2.4 小结及评述 |
| 第三章 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发展作用 |
| 3.1 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发展的重要性凸显 |
| 3.2 跨国企业进入方式 |
| 3.2.1 并购投资 |
| 3.2.2 新建投资 |
| 3.3 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的作用条件 |
| 3.3.1 适度的技术势差 |
| 3.3.2 存在资源依赖关系 |
| 3.3.3 政策环境支持 |
| 3.4 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的作用方式 |
| 3.4.1 技术控制 |
| 3.4.2 技术扩散 |
| 3.5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地方企业网络发展模式 |
| 3.5.1 吸聚式企业网络模式 |
| 3.5.2 复制式企业网络模式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行为及网络演化路径 |
| 4.1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空间行为 |
| 4.1.1 技术影响企业空间行为 |
| 4.1.2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被动行为” |
| 4.1.3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主动行为” |
| 4.2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创新学习 |
| 4.2.1 跨国企业是重要技术源 |
| 4.2.2 跨国企业对外技术扩散原因 |
| 4.2.3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企业创新学习途径 |
| 4.2.4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创新效应 |
| 4.3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阶段与路径 |
| 4.3.1 地方企业网络的组建形成阶段 |
| 4.3.2 地方企业网络的快速发展阶段 |
| 4.3.3 地方企业网络的扩大生产阶段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中国汽车企业网络发展 |
| 5.1 跨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历程 |
| 5.1.1 跨国汽车企业进入前阶段(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 |
| 5.1.2 跨国企业进入的探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 |
| 5.1.3 跨国企业进入的稳定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入世前) |
| 5.1.4 跨国汽车企业进入的全面发展阶段(入世至今) |
| 5.2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中国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形成 |
| 5.2.1 跨国汽车企业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 |
| 5.2.2 中国汽车工业外资主要来源地及分布地 |
| 5.2.3 跨国汽车企业主导下的中国地方汽车企业网络格局 |
| 5.3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中国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升级 |
| 5.3.1 跨国企业对中国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创新升级的促进作用 |
| 5.3.2 跨国企业对中国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创新升级的限制作用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上海汽车企业网络演化 |
| 6.1 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发展历程 |
| 6.1.1 汽车修配业的产生(1901年-1949年) |
| 6.1.2 整车制造企业的形成(1950年-1978年) |
| 6.1.3 跨国汽车企业进入阶段(1978年-至今) |
| 6.2 跨国企业对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作用条件 |
| 6.2.1 彼此技术差距较小 |
| 6.2.2 存在资源互补 |
| 6.2.3 东道国与母国政府的支持 |
| 6.3 跨国企业在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发展中的作用 |
| 6.3.1 通过技术控制吸引跨国零部件企业进入 |
| 6.3.2 通过技术标准控制本土零部件企业进入权 |
| 6.3.3 通过技术扩散培养本土零部件企业 |
| 6.3.4 通过技术控制吸引零部件企业就近布局 |
| 6.3.5 通过示范效应吸引其它跨国整车企业的入驻 |
| 6.3.6 通过技术溢出吸引研发机构的空间集聚 |
| 6.4 跨国企业作用下的上海汽车企业网络演化阶段特征 |
| 6.4.1 企业网络的组建形成阶段特征 |
| 6.4.2 企业网络的快速发展阶段特征 |
| 6.4.3 企业网络的扩大生产阶段特征 |
| 6.5 基于不同整零关系的跨国汽车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影响分析 |
| 6.5.1 两种不同整零关系模式差异 |
| 6.5.2 基于不同整零关系的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组织影响 |
| 6.5.3 基于不同整零关系的跨国企业对地方企业网络创新作用评价 |
| 6.5.4 基于不同整零关系的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发展影响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工作 |
| 后记 |
（10）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论文研究内容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5 论文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论文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 |
| 1.5.2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现状 |
| 2.1 中国轿车工业发展轨迹 |
| 2.2 中国轿车产业的产业政策 |
| 2.3 中国轿车工业的主要企业及生产情况 |
| 2.4 中国轿车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战略选择 |
| 3.1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 |
| 3.1.1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 |
| 3.1.2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 |
| 3.1.3 要素禀赋论 |
| 3.1.4 动态比较费用论 |
| 3.1.5 里昂惕夫之谜 |
| 3.1.6 技术差距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3.1.7 产品差异化理论 |
| 3.1.8 规模经济理论 |
| 3.1.9 新贸易理论 |
| 3.2 比较利益陷阱 |
| 3.3 比较优势下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模型 |
| 3.4 比较优势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模型 |
| 3.5 比较优势下,我国发展轿车工业的战略选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汽车工业后起国家的典型发展模式 |
| 4.1 日本汽车工业发展模式 |
| 4.1.1 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战略 |
| 4.1.2 二战后的国际环境 |
| 4.1.3 日本汽车产业的国家政策 |
| 4.1.4 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轨迹 |
| 4.1.5 日本汽车的霸主地位 |
| 4.2 韩国汽车工业发展模式 |
| 4.2.1 韩国的汽车工业发展背景 |
| 4.2.2 韩国汽车工业发展阶段 |
| 4.2.3 韩国政府对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扶植 |
| 4.2.4 韩国汽车企业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 |
| 4.3 巴西模式 |
| 4.3.1 巴西汽车工业发展的轨迹 |
| 4.3.2 巴西汽车工业化生产计划主要内容 |
| 4.4 后发国家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 4.4.1 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 4.4.2 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 4.4.3 巴西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 4.5 日本、韩国、巴西汽车工业发展模式比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FDI 与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合资模式 |
| 5.1 FDI 的主体与客体 |
| 5.2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5.2.1 资源驱动 |
| 5.2.2 市场驱动 |
| 5.2.3 东道国相关政策的诱导 |
| 5.3 东道国吸引 FDI 的动因 |
| 5.3.1 经济动机 |
| 5.3.2 技术动机 |
| 5.3.3 FDI 所具有的一揽子资源性质 |
| 5.4 FDI 的技术溢出机制 |
| 5.4.1 人力资本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 |
| 5.4.2 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示范和技术竞争效应 |
| 5.4.3 跨国公司投资的关联效应 |
| 5.5 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锁定 |
| 5.5.1 自我技术锁定 |
| 5.5.2 被动技术锁定 |
| 5.5.3 技术锁定的后果 |
| 5.6 合资模式是FDI 的主要途径 |
| 5.7 我国轿车工业陷入合资模式的发展轨迹 |
| 5.8 合资方式已成为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主导模式 |
| 5.9 我国轿车工业选择合资模式的背景与动机 |
| 5.10 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 |
| 5.11 合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效应 |
| 5.12 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益 |
| 5.12.1 跨国公司对我国轿车制造业投资的技术示范效应 |
| 5.12.2 跨国公司对我国轿车制造业投资的关联效应 |
| 5.12.3 跨国公司对我国轿车制造业投资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
| 5.13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后发优势与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 |
| 6.1 后发优势理论 |
| 6.2 后发优势的来源 |
| 6.3 后发优势陷阱 |
| 6.4 后发劣势 |
| 6.5 经济全球化 |
| 6.5.1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
| 6.5.2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 |
| 6.5.3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
| 6.6 中国轿车工业的后发优势 |
| 6.7 实现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选择 |
| 6.8 中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 |
| 6.9 自主开发的企业是中国轿车工业自主发展的关键 |
| 6.10 自主开发是我国轿车工业自主发展的重要环节 |
| 6.11 自主品牌是知识产权的标志 |
| 6.12 模仿创新是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6.12.1 模仿创新的概念 |
| 6.12.2 模仿创新的后发优势 |
| 6.12.3 日本、韩国轿车工业的模仿创新 |
| 6.12.4 模仿创新是我国轿车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6.1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案例研究 |
| 7.1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
| 7.2 研发历程 |
| 7.3 一汽轿车公司的经营现状 |
| 7.4 一汽轿车自主开发的优势 |
| 7.5 一汽轿车目前存在的问题 |
| 7.6 对策建议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实现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研究 |
| 8.1 “先引进,达到一定规模后再自主开发的”规模决定论 |
| 8.2 “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 |
| 8.3 限制合资,逐步转向自主开发为主的发展战略 |
| 8.4 从以合资模式为主转向以自主创新模式为主的对策建议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本文的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汽车工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跨国企业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行为研究[D]. 张天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D]. 王喜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2)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6]长春F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周元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7]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汽车品牌标志设计的民族话语塑造研究[D]. 钱红红. 聊城大学, 2019(01)
- [8]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9]跨国企业作用下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D]. 姜海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我国轿车工业跨越式发展模式研究[D]. 郭文强. 吉林大学,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