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桑加才让(Sangdrag Tsering)[1](2021)在《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研究》文中提出《奈巴教法史》成书于1283年,是一部元初藏文史籍。作者奈巴班智达,本名扎巴默兰洛追,亦称扎巴默兰慈诚。噶当派高僧,后世史学家多称其为奈巴班智达,是贯通上下两部律法的大持戒师。书中主要记载从吐蕃聂赤赞普到藏传佛教后弘期初的历史,其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和观点与其它史籍截然不同。《奈巴教法史》自公布至今已有数种不同文字、不同版式的版本面世。学界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奈巴教法史的》的翻译以及史料价值的探索,几乎没有对该书写作背景、体例、体裁、版本和史学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缺乏系统性。已有在作者生平、翻译等方面的成果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合《青史》《西藏王臣记》等史料可知“奈巴”这个称号并非如于伯赫所推测与“希噶奈巴”家族有关,应是由他所在的“乃乌寺”的名称演变而来。他的师承可以上溯到鲁梅·慈诚西饶,是鲁梅的第13代传承弟子。他写作《奈巴教法史》时正值元初,吐蕃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实现了自吐蕃王朝崩溃之后的又一次统一,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藏族史学此时正处于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时期,《奈巴教法史》即成书于这样的社会、史学背景下。其体裁混合了编年史、王统史、教法史、传记等多种体裁而成,体例是介于中期混杂体和后期综合体之间的一种承上启下的混合体例。这种体裁和体例特征是受当时藏族史学总体的发展状况影响形成的。通过对《奈巴教法史》多个版本的详细对比可知,现行版本的原版当是锡金学者Barmiok Athing Tashi Dadul Densapa私人图书馆中收藏的手抄本。德文、汉文译本,国内的排印本都可以溯源到这个版本,包括公布时间更早的1974年的手抄本也应是其再抄本。《奈巴教法史》的排印本和汉译本存在一些错漏、存疑之处,影响到了广大学者对此文献的运用。主要用文献对比的方法,在集中比对其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对其排印本与汉译本进行补遗、补订。《奈巴教法史》还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及特色。《奈巴教法史》的内容、体裁、体例与《拔协》《吐蕃王统》等早期着作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对后世的《青史》《新红史》等着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当今我们研究藏族史、藏传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的一些记载足以解决目前学界存在的藏族史上的争议性问题。奈巴班智达作为一个学识广博的高僧,记史秉笔直书、语言平实、言简意赅,体现了较高的治史水准。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体现出,他兼具佛教史观、世俗史观,且将二者的平衡把握的恰到好处。宣扬佛法的第一性,也并未刻意将一切历史佛教化。而作为一名传承所谓正统佛法的噶当派高僧,他在记述“旧密乘”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固有的教派分别观。
才项卓玛[2](2021)在《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文中提出第巴制度作为西藏传统的行政体制,并非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首先,西藏第巴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的岱制度(????????????)。对于这一观点,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方面,吐蕃政权将全藏划分为四个茹,在其底下设立六十一个千户,各个千户的千户长是由不同氏族首领世袭继承担任。除此之外,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在人口密度较高的边疆地区推行万户制,其万户长的权限和职责,以及任命方式跟千户极为相似。因此,吐蕃政权延续了几百年的万户、千户制度最终发展成为吐蕃政权由各氏族、部落联盟形式的政治运行方式,由此也直接导致势力层次不齐的氏族地方势力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吐蕃长期实行氏族割据一方的万户、千户制度,使“氏族”、“本家”、“部落”概念在西藏人们心里留下根深蒂固的情感依托,致使西藏地方“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西藏第巴制度来源于吐蕃政权的岱制度(????????????)这一观点,应该从精神上的家族观念和它所导致的实际上的割据势力进行综合分析。其次,吐蕃解体后,各氏族势力逐步壮大并割据一方,逐步实现西藏地方政治独立化。首当其冲的即是思想文化领域方面,自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随着佛教的再度传入和各教派的相继创立,意识形态的思想革命迅速风靡并广泛流传于西藏高原上。同时,随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相继创立,促使西藏地方形成了以某一种教派或宗教领袖人物为核心的宗教家族势力。另一方面,各教派都和某一个家族势力相结合,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雏形政体,由此,卫藏地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扩张、兼并和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进藏卫藏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再次,萨迦地方政权建立以后,由于西藏的行政制度按蒙古游牧文化的分类方式,将全藏分为万户、千户、百户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随之也出现了宣慰司、本钦、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等各类职官名称。但是,实际上延续实行的还是西藏原有各地方势力管辖各自辖区的政治模式,本质上与分裂割据时期的政治局面并无太大区别。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保持归附的各地首领原有的地位和属民,维持原来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相应的官职。这也是西藏地方能够和平归附蒙古汗国的根本原因,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没有触及到旧势力,即西藏原有各第巴的既得利益;第二,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诸王,于1252-1253年,蒙哥汗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将蒙古的分封投下制度推行到西藏地方,止贡巴由蒙哥皇帝管理,蔡巴由薛禅皇帝忽必烈管理,帕木竹巴由皇子旭烈兀管理,达隆巴由阿里不哥管理,四个皇子分别占有四个万户。这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各个万户实质上是势力相等的不同地方势力,而并非纯粹是元朝职官体系中的行政体制。并且,蒙哥汗的分封政策导致了西藏从分裂割据时期形成的教派政治开始向教派和地域结合的政治转变;第三,八思巴主持建立万户和千户管理模式,从理论上讲各万户长是由帝师提名,皇帝任命,并赐给印章和敕书,纳入宣政院系统的元朝官员。但是,实际上某些万户长是由某一家族世袭担任的。比如,蔡巴万户由噶尔氏家族世代担任万户长,帕木竹巴万户由朗氏家族世袭担任万户长。这就一定程度上保持和继承了西藏地方传统的某一家族治理自己辖区的第巴制度。而这是因为十三万户归根结底是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以来形成的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且这些万户也成为日后卫藏地区一部分第巴的主要来源,而其治下的各千户和百户是帕竹时期各个大小第巴的主要来源。第四,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建立以后,大司徒降曲坚赞针对西藏历史上地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混乱和争战的弊端,决定推行宗谿制度,将其辖区划分为十三个宗,并实行宗本流官制,命亲信贵族担任宗本,三年一任,这是宗和谿卡作为一级地方政权之始,致使西藏地方出现了两种制度并存的“土流参治”的现象。但是,扎巴坚赞继任帕竹第五任第悉后,于公元1406年被被明成祖封为阐化王,故史称王扎巴坚赞。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使西藏社会趋于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良好局面,最终促使帕竹地方政权走向鼎盛。在此背景下,王扎巴坚赞为争取家臣对自己统治的竭诚拥护,政权初期创立实施的宗本三年一任的流官制度改为世袭制,规定各宗本世代管理各自辖区宗谿,从而西藏地方上出现了以仁蚌巴、吉雪巴、琼结巴等雄踞一方的着名第巴。毋庸置疑,王扎巴坚赞的这一行政改革,使得一定程度上西藏社会重新回到各地方势力性家族割据一定区域的历史。当然,帕竹中后期以来,各第巴以教派之争为由,互相争夺土地、属民等,致使西藏社会动乱不安。最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五世达赖喇嘛和历任第巴为核心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初期,鉴于历史上各第巴以教派之名,争自己利益的的常年争战,影响西藏社会稳定和发展。为防止地方势力性第巴的崛起,便于加强对其的管理和控制,也着眼于当时的现实需要和条件,决定实施宗谿流官制度。他们说服或威胁西藏原有各类第巴先后为己所用,承认他们的基本庄园由其子孙世袭,并让他们及子孙世代在拉萨居官为条件,让他们以贵族的身份集中定居在拉萨,交出他们原有的庄园,归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实现了地方政府对西藏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后,再以交叉错开的方式拨赐给各级各类僧俗势力。从而有效遏制了地方性势力的崛起,从此西藏历史上的第巴制度逐步走向没落。但是,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传统格外尊崇的执政理念和清中央政府对某一僧俗势力的册封,以及自然坏境的不可抗拒性等原因,致使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地方性的僧俗势力。比如,山南的第巴拉嘉里和波沃的第巴嘎朗巴,以及后藏的班禅辖区和萨迦势力,还有昌都四大呼图克图等僧俗势力。另外,甘丹颇章地方政府建立之初,根据蒙藏联合政权的行政规划,由第巴负责地方政府的具体政务,因此先后任命了第巴索南绕旦等七任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理论上他们秉尊五世达赖喇嘛的意旨处理西藏内部事务,但是,由于当时西藏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历任第巴的任命方式和权限等也有所出入,不能一概而论。至此,第巴作为西藏历史上传统的行政体制,其性质已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而是地方政府职官体系内的某一官职。基于上述写作思路,本文主要以甘丹颇章时期第巴制度为中心,探讨西藏第巴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全文分为六个章节,下文作简要介绍如下:第一章:以第巴制度的历史发展为题,章下设立三个小节。其中第一节主要探讨和剖析纯概念意义上第巴的能指意义和所指意义;第二节梳理了吐蕃政权、分裂割据、萨迦地方政权时期,第巴是如何从吐蕃的岱制度(????????????)演变成分裂割据时期的第巴制度,以及在元朝统治下,在西藏地方实行的十三万户,以及其治下的千户、百户等与第巴制度之间存在怎样实质性的关系;第三节以小结的形式,从思想基础和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在制度基础等三方面剖析了分裂割据时期第巴制度正式形成的原因。第二章:主要探讨帕木竹巴和藏巴汗政权时期西藏第巴制度的变迁历程,其内容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简要阐明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建立和政权初期的第悉制度,以及因帕竹第一任第悉的执政理念和在此理念下实施的宗谿制度与第巴制度并存下的“土流参治”局面进行简要说明;第二节简单梳理了第巴藏巴的家族世系,交代了藏巴汗政权的建立和两任第悉的生平历史;第三节主要交代了帕木竹巴和第悉藏巴地方政权时期,较为代表性的几名地方势力性第巴的历史;最后根据上述内容,总结和阐析了帕藏时期西藏地方势力性家族得以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王扎巴坚赞体制改革后的制度保障。第三章:主要陈指了甘丹颇章时期第巴制度的相关内容,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简单阐述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的过程和后期的发展,交代了政权形成的历史背景、政权的建立和政权初期的行政制度等内容;第二节首先从政权初期第巴产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简单的阐述,其次,政权初期由于各阶段西藏内外政治背景的不同,历任第巴的任命也呈现不同方式。一、索南绕旦作为地方政府第一任第巴,目前学术界对他的任命方式或任命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其中西藏传统的学者提出他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的观点;而以蒙古族为主的国内外几名学者提出他的任命者是固始汗的观点。但是,笔者通过前期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未发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或固始汗任命的迹象。鉴于上述情况和索南绕旦在政权建立过程或建立之后政绩,笔者提出他是从原来哲蚌寺甘丹颇章拉章的恰佐(???????)上升为地方政府的第巴,他的这一官职是自己争取下来并蒙藏双方给予认可而并非是任命的观点;二、其余四任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并以达赖旨意行事的地方行政长官。三、最后两任是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历史人物,其中阿旺仁青是由蒙藏上层统治者共同商议决策下任命地方政府的第五任第巴,而最后一任是由准噶尔蒙古任命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第巴。因此,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和阐述。第三节详细介绍甘丹颇章初期历任第巴的生平历史;最后通过上述个案分析,对历任第巴的政治地位进行简要说明。第四章: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理论上规定西藏地方具体行政事务则委任第巴来管理,从而形成了第巴与当时的政教统领五世达赖喇嘛,与最大军事支撑者固始汗等历任和硕特汗王,以及准噶尔蒙古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第一节对历任第巴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第一任第巴索南饶旦由于自己的政绩和自然年龄的成熟等因素下并非单纯的行政长官,而是具有一定决策权的观点;随着五世达赖喇嘛自然年龄的增长和非凡的政治才能,使得政教权力集中掌握在五世达赖喇嘛手里,中间三任第巴纯粹是秉尊达赖喇嘛意指下的行政长官;到桑杰嘉措出任第巴时,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的特别关照和支持,另一方面自身非凡的政治才能,集政教权力于一身,成为西藏地方实际上的掌权者。第二节主要阐析了历任第巴与和硕特汗王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问题,提出了第巴索南饶丹和固始汗是两个权力相等的政治伙伴,随后由于固始汗子孙的无能导致大权旁落,更是到了桑结嘉措出任第巴时,和硕特汗王只是个形同虚设。因此,拉藏汗不得不通过最血腥的方式,恢复和硕特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的观点;第三节论述了第巴与准噶尔蒙古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问题,交代了第巴桑杰嘉措和噶尔丹形成政治伙伴关系的原因,以及第巴达孜巴和策妄绕旦之间产生权力关系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第四节简析了第一任第巴索南绕旦和当时西藏本地格鲁派最大支持者第巴吉雪巴的权力更替的前后内容;第五节交代了17世纪80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时任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集政教权力于自身,以达赖喇嘛之名向清中央政府诉求赐名、赐印,中央政府应允,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表现在中央对第巴的册封上;本章最后一节,上述历任第巴与西藏内外各势力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梳理为基础,剖析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初期第巴权力的变迁历程。第五章:重点介绍了甘丹颇章时期地方势力性第巴拉嘉里和波窝嘎朗第巴的相关历史。包括两个第巴的家族渊源、发展历程、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最后以小节的形式分析了,地方政权建立之初,通过实施交叉错开式的宗谿流官制度,从而有效遏制了地方性势力的崛起,从此西藏历史上的第巴制度逐步走向没落。但是,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传统格外尊崇的执政理念和清中央政府对某一僧俗势力的册封,以及自然坏境的不可抗拒性等原因,致使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地方性僧俗势力的原因。第六章:较为深入地剖析了甘丹颇章初期第巴制度灭亡的内外原因。第一节首先从孜朗杰扎仓和多杰扎,以及敏珠林为代表的宁玛派在地方政权内的社会地位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分析,论述了宁玛派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过程和之后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的作用。第二节主要交代了格鲁派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对不同教派所采取的态度。政权建立之后,格鲁派内部出现了以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嘉措等为主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主张团结各教派的前提下,对宁玛派尤为尊崇的一派和以四世班禅和一世嘉木样·俄昂宗哲为代表的“格鲁派”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日后西藏第巴制度灭亡的内部因素,而时任和硕特汗王拉藏汗争夺政治权力为外在原因等第巴制度灭亡内外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第二节结合西藏历史上第巴制度的特点,即第巴制度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等级性和政教合一性等方面阐析了第巴制度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节分析和交代了甘丹颇章初期第巴制度对西藏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包括对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政治文化建设和格鲁派的空前发展,以及18世纪以来促使西藏地方政治世俗化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噶厦政府职官体系内第巴职位的产生、性质、职能等的简要说明,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并提出了整个西藏历史上第巴的三种不同解读,第一,第巴一般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这一类第巴最早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出现,它主要包括吐蕃时期赞普后裔和大臣后裔构成的旧势力和分裂割据时期随着佛教的再度兴起而出现的新势力构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地方势力行家族成为西藏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第二,帕木竹巴时期以“第巴”为基础,产生了“第悉”一词,一般指某一政权的最高统领者。因此,帕竹历任统治者为第悉,其治下的各类地方性家族称之为第巴。但是,到藏巴汗地方政权时期,出现了第巴和第悉交叉使用的习俗,这主要时因为民间和官方的政治话语没有统一所造成的。也恰恰说明了“第巴”和“第悉”两者之间本质上没有很大的区别;第三,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任命的历任第巴,并非是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而是地方政府内的某一官职,至此,第巴的含义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期在噶厦政府职官体系中出现的各类第巴也属于这一情况。总之,这篇论文是西藏第巴制度为主线,首先,对第巴一词进行纯概念意识上的梳理和交代;其次,这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和阐述;最后,第巴制度灭亡的原因、特点、历史地位和后期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美措[3](2021)在《新龙宗教史研究》文中指出从整体上完整的认识新龙宗教史的演变发展,需要将新龙地方放在整个藏族宗教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新龙的宗教史发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作为研究藏族宗教史的一个缩影,从新龙这一点研究,需要了解西藏和整个涉藏地区历史的发展性和延续性,另外在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传承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自公元8世纪开始,藏传佛教的传播经历了曲折坎坷的传播发展,从佛教初传吐蕃,至获得吐蕃政权的支持,继而再到佛教的毁灭,这个过程正是西藏佛教历史发展的脉络,而我们在研究新龙历史时就必须将这个脉络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研究新龙宗教史就是要对历史时期上宗教发展演变的这一命题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探讨。本文将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来探讨佛教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龙宗教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绪论部分,对“新龙宗教史的研究”这一论题所涉及的方法论、研究思路以及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进行了论述,指出这一论题无论是在目前国内藏学界还是宗教学界都是一个薄弱点,而且难度较大,但是依据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还是可以做出概述性的成果。第一章对公元7世纪—13世纪吐蕃以及康区宗教历史形成发展进行研究,大致梳理了佛教从初传吐蕃到被灭亡,再到后宏期以及在发展以及本教在吐蕃的历史脉络梳理,并依据相关资料对这一时期康区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研究。第二章公元8世纪—13世纪康区佛教以及本教的传播进行了研究,系统的将佛教在康区的传播进行了简要分析,另外对本教的传播也进行了相应研究分析。第三章结合第一、第二章相关内容对元明时期康区宗教的传播以及寺院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同时,交代了此时期在康区宗教格局历史的一些变化,这些佛教的格局变化对于研究新龙宗教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新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宗教发展,其宗教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离不开整个西藏的佛教历史发展,更离不开康区的佛教历史发展,因此,在充分论述了整个西藏以及康区的佛教历史之后,可以较为自然的过度到新龙这个具体小因子的宗教历史研究。第四章正是承上启下的第一章内容,具体到新龙地方对其进行元明时期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探讨。这个探讨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新龙寺院的分布以及创建时间,进一步了解其宗教发展的大概历史时间,以及对新龙形成的宗教格局进行分析。第五章梳理了清代时期新龙的宗教历史发展,将此时期的新龙宗教寺院的分布以及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着重对格鲁派未能在新龙的传播做了简单的宗教历史原因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对历史时期康区藏传佛教、主要特征及其在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作用及历史地位进行了简要总结。另外,对于本题在以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做了简单交待。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标志着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再一次兴起,由此在康区的传播也正式拉开了序幕,新龙的许多教派的形成以及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步形成。新龙的宗教历史离不开整个古代藏族社会的宗教传播发展,以佛教的初传到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再到后弘期作为研究的时代背景,从元代作为起始点,直至明清、从历史的纵向梳理的研究分析中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新龙宗教史。
朱骁涵[4](2021)在《中国古代疆域和政区变迁在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学生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有了更明确的要求。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投入使用后,疆域和政区知识的教学地位得到提升。与旧版人教版教科书相比,统编版教科书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形势都进行了重点介绍,而行政区划的变迁也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教学内容。为了了解当前上海市高中历史课程中疆域和政区知识的教学情况,笔者对部分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整理相关数据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疆域和政区变迁的教学逐渐受到重视,但学生难以把握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造成知识的碎片化,不利于形成相关的知识体系。其次,形势图在疆域和政区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教学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再次,学生主要通过课堂学习疆域和政区知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理念。本文基于调查结果,对统编教科书中有关疆域和政区的内容进行整合,构建系统的教学框架,梳理变迁的趋势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分析。然后以教学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运用形势图进行疆域和政区教学的策略,同时提出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疆域和政区知识所需要树立的教学理念。最后,为了研究疆域和政区变迁的实际教学运用,以上述教学分析和理论研究为支撑,设计教学案例进行实践教学,并对疆域和政区变迁的教学成效进行分析,发现学生可以较好地掌握相关内容。
张帅[5](2020)在《《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自吐蕃时期传入我国藏区后,在悠久绵长的千年历史中扎根藏地,逐步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外国经典故事。作为中印文化互动交流与平等对话的一条重要纽带,《罗摩衍那》藏译版本有敦煌古译本、象雄·曲旺扎巴创作本、根敦群培新译本和敖见全译本四种,彰显了富有藏民族特色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其中敦煌古藏文译本是《罗摩衍那》跨国传播过程中首个外国译本。此外,《罗摩衍那》还以诗歌、故事、典故、传说、戏剧、雕塑等丰富的艺术样态融入到藏族传统文化发展中。但是,藏族人民接受《罗摩衍那》并非外来文学题材与文化模式的简单横向移植与挪借,而是基于民族历史经验和文化视野实现了对罗摩故事的创造性改写,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文学景观。我国藏区的罗摩故事形态受到印度和藏区本土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宗教传播及译介主体等多种现实因素的规约与影响。《罗摩衍那》主要通过佛教传播进入藏区。由于史诗文本的印度教属性以及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吐蕃时期至19世纪末的藏族罗摩故事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写与变形。藏族学者从佛教价值观念出发对这部印度教经典进行了全新阐发。由于宗教文化的异质性,文本旅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滤与变异。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得到改变。20世纪以降,藏族学者筚路蓝缕,抛弃了狭隘的宗教派别偏见,力求探索真知,开创了《罗摩衍那》在藏区译介与接受史的系统化、全面化和多元化局面。这与当时藏族学者学术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剧变紧密联系。通过历时性梳理《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史,概括其特征规律、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可以发现《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现象无法化约为简单的影响关系模式,它在文本跨界传播中发生的变异与过滤现象独具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深入探寻这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内在规律与文学表征,可为跨文化视野下中印文化交流事业提供重要思考与启示。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部分拟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前三章分别就《罗摩衍那》藏译接受史的三个历史分期进行详细叙述,第四章主要考察其跨界传播与接受现象的特征与内涵,并尝试提出该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绪论部分交代了该项研究的缘起与背景,阐述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厘清本文写作的具体研究对象,同时在整理概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该领域的基本现状与不足。第一章主要论述吐蕃王朝时期《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情况。这一时期,《罗摩衍那》开始进入我国藏区,以敦煌古译本为典型代表,《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佛教典籍以及藏族伏藏文献经典《嘛呢全集》《柱间史》也记载了部分罗摩故事。此时《罗摩衍那》流传藏区是以佛教传播为载体,文本形式主要包括译文、故事和传说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吐蕃王朝崩溃后至19世纪末《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现象。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分裂割据时期、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帕竹地方政权时期以及甘丹颇章政权前期。在这一阶段,随着《诗镜》译入,《罗摩衍那》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产生了《诗镜》注疏本罗摩故事、《萨迦格言注解》罗摩故事和象雄·曲旺扎巴所作叙事诗《罗摩衍那》。其中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备受瞩目,进一步促进了罗摩故事在藏区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章主要探讨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情况的全新格局。这一时期藏族学者的思想观念在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现代思潮冲击下产生剧变。根敦群培《新译罗摩衍那》标志着藏族学者接受和研究《罗摩衍那》的崭新格局,也象征着《罗摩衍那》在藏族文学史上经典化地位的确立。此后,藏族学者的学术研究理路逐步从神学史观、人文史观过渡到唯物史观,这种观念变迁也反映在《罗摩衍那》的研究评述中。第四章是在以上具体文本梳理解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并尝试提出该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该章主要分为《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的规律特征、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三个部分,旨在阐明这一文学传播与接受现象的根本属性以及《罗摩衍那》对藏族民族文学史建构和跨学科研究的价值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该项研究的具体内容、观点结论以及引发的现实思考,揭示其在中印文学文化交流事业中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鲍隆轩[6](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认为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陈铭浩[7](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童月[9](2019)在《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研究》文中指出1271年,元朝建立后,西藏地区纳入元朝统治之下,成为元朝管辖的中国疆域的一部分,从此结束了西藏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时期,不仅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复兴,而且是西藏文化与周边国家和中原地区顺畅且积极交往的时代。这一时期,西藏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西藏艺术迅速发展的基础。绘画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类别、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风格特征,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明清时期西藏绘画艺术黄金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元朝西藏绘画艺术,从文献所载和实物遗存来看,其主要类别为壁画、唐卡、版画和面具等四类。与前代相比,不仅在题材、内容上,其宗教性更加突出,而且在用材方面更加讲究,其表现技法上更加娴熟。长期以来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衰退,全域范围内统一的风格特征虽尚未最终形成,但元朝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导致这种格局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元朝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的不断渗透,为维护这种统治制度,作为精神生产的绘画方式,被统治阶级高度重视,以藏传佛教为内核的宗教信仰被固化于民众心理,绘画艺术成为传播宗教信仰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西藏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中国传统绘画在用材、技法方面的经验被输入,为西藏画家的借鉴、吸收,运用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元朝西藏绘画艺术在政权一统、宗教作用加强和外来艺术影响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不仅表现出新的形式、风格特征和艺术精神,而且这种变化逐渐被民众认同,形成鲜明具有民族特色的绘画艺术。这一时期成为西藏绘画艺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时期,在藏族绘画发展史上和民族绘画艺术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杨学平[10](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二、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 |
(二)国内研究 |
三、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奈巴教法史》作者及写作背景 |
第一节 奈巴班智达生平考述 |
一、出生地及家族考 |
二、师承及弟子考 |
三、生卒年考 |
第二节 《奈巴教法史》的写作背景 |
一、历史背景 |
二、史学背景 |
第二章 《奈巴教法史》文本研究 |
第一节 《奈巴教法史》主要内容 |
一、吐蕃王臣史 |
二、吐蕃佛教史 |
第二节 《奈巴教法史》体裁及体例辨析 |
一、体裁辨析 |
二、体例辨析 |
第三节 《奈巴教法史》版本研究 |
一、版本概述 |
二、现存各藏文版本之对比 |
三、校录本补遗 |
第三章 《奈巴教法史》汉译本补订 |
第一节 吐蕃王臣史部分 |
第二节 前弘期佛教史部分 |
第三节 后弘期佛教史部分 |
第四章 《奈巴教法史》史学价值与特色探析 |
第一节 史学价值探析 |
一、史料补充 |
二、在藏族史学中的地位 |
第二节 史学特色探析 |
一、记史风格 |
二、历史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奈巴教法史》1985年版影印件 |
致谢 |
(2)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正文 |
参考文献 |
附件 |
(3)新龙宗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选题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五、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公元7世纪—13世纪吐蕃以及康区宗教历史发展研究 |
第一节:公元7世纪—9世纪吐蕃本教历史发展研究 |
一、公元7世纪—9世纪的吐蕃本教 |
二、本教兴衰之路 |
第二节:公元7世纪—9世纪吐蕃佛教历史发展研究 |
一、公元7世纪—9世纪佛教初传吐蕃的过程 |
二、公元8世纪佛教广弘于吐蕃 |
第三节:佛教前弘期初传康区 |
一、前弘期佛教在康区的传播 |
二、朗达玛禁佛至公元978年佛教东移康区 |
三、佛教后弘期至元朝时期康区佛教教派化的形成 |
四、此时期本教在康区的形成 |
第二章:元代康区新龙宗教的传播与主要寺院分布 |
第一节元代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 |
第二节元代藏区政教格局的新变化 |
第三节:元代新龙藏传佛教及本教历史研究以及寺院分布 |
第三章:元代新龙萨迦派与宁玛派的发展及影响 |
第一节新龙(宁玛、萨迦)的发展及主要寺院 |
第二节元代新龙形成宁玛、萨迦为主的历史原因分析 |
一、八思巴北上凉州会谈途经康区 |
二、八思巴凉州会谈及萨迦派在新龙的发展影响 |
三、宁玛派在康区新龙的传播发展 |
第四章:明代康区新龙宗教传播发展研究 |
第一节明代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 |
第二节明代西藏及涉藏地区宗教招抚政策 |
第三节明代藏传佛教的传播 |
第五章:清代新龙藏传佛教历史研究及寺院分布 |
第一节:清代新龙藏传佛教发展的外部大环境 |
第二节清代新龙的主要寺院分布 |
第三节清代格鲁派未在新龙传播的历史原因分析 |
一格鲁派未传入新龙的原因 |
二格鲁派未传入新龙的历史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4)中国古代疆域和政区变迁在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内容及方法 |
四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疆域和政区变迁教学概况 |
第一节 疆域和政区变迁在《中外历史纲要》中的地位 |
一 疆域变迁的地位 |
二 政区变迁的地位 |
第二节 疆域和政区变迁教学现状调查 |
一 调查内容分析 |
二 调查结果分析 |
第二章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古代疆域和政区教学内容整合和教学分析 |
一 史前时期 |
二 夏商周 |
三 秦汉 |
四 魏晋南北朝 |
五 隋唐五代 |
六 辽宋夏金元 |
七 明清 |
第三章 疆域和政区变迁的教学策略 |
第一节 利用形势图进行疆域和政区教学 |
一 把握地图关键信息 |
二 利用形势图的直观性进行比较 |
三 形势图配合其它史料形成互证 |
四 考虑教学实际,选用合适的形势图 |
五 引导学生由“面”到“点”看图 |
第二节 树立疆域和政区变迁的教学理念 |
一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教学 |
二 将疆域、政区和民族史同步教学 |
三 培养学生的空间意识 |
四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
五 开发地方史资源进行疆域和政区变迁教学 |
第四章 疆域和政区变迁的教学运用 |
第一节 形势图结合民族史展现变迁过程 |
第二节 引用多种史料构筑时空观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疆域和政区知识教学情况调查问卷 |
(5)《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专题个案类研究 |
二、综合比较类研究 |
三、研究现状简评 |
第三节 相关重要概念界定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发轫与探索:吐蕃王朝时期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 |
第二节 《藏文大藏经》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节 《嘛呢全集》与《柱间史》中的罗摩故事 |
第二章 开拓与兴盛:分裂割据时期至19世纪末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胜天赞》《殊胜赞》释文中的罗摩故事 |
第二节 《萨迦格言》及其注释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节 诗学理论《诗镜》及其注疏中的罗摩故事 |
第四节 叙事诗《罗摩衍那》 |
第五节 其他藏族经典文献中的罗摩故事 |
第六节 木雕艺术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章 蓬勃与多元:20世纪以来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新译罗摩衍那》 |
第二节 端智嘉《罗摩衍那》译作与论述 |
第三节 藏戏与罗摩故事 |
一、安多藏戏《冉玛拉》 |
二、山南藏戏《若玛囊》 |
三、康定木雅藏戏《国王冉马拉》 |
第四节 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的现代释读 |
第五节 藏族学者的学理性研究及藏文全译本的译出 |
第四章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启示与思考 |
第一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特征规律 |
一、传播源点的复杂性重构 |
二、传播路径的多元性生成 |
三、译介主体的现代性转变 |
第二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核心本质 |
一、异国题材本土化 |
二、异教故事佛教化 |
三、民间文本经典化 |
第三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现实意义 |
一、《罗摩衍那》与藏族文学史建构 |
二、《罗摩衍那》与跨学科研究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编年 |
附录二 :我国藏区流传的罗摩故事四大文本主干情节对照表 |
作者简历 |
(6)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隋唐易代 |
(二)隋末割据问题的研究 |
(三)隋唐易代的政治史研究 |
(四)隋唐之际的相关专门史研究 |
(五)海外学者相关研究 |
三、资料情况 |
四、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隋帝国的区域政治策略与统一破裂 |
第一节 隋帝国区域控制策略与地方认同获取——以《启法寺碑》为线索 |
一、山南道行台与隋帝国的支点战略 |
二、地方治理中的政治认同建设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中的佛教因素 |
第二节 炀帝巡行活动中的区域控制与权力关系 |
一、中央机构改制对巡行政治的适应 |
二、巡行中的政治空间与权力关系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统筹的新模式 |
第三节 大业军事改革中的地方权力与基层社会 |
一、大业年间行军改革和权力变动 |
二、地方改革与军事动员的变化 |
三、平叛策略与通守及大使的设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割据与统一进程中的社会力量 |
第一节 隋末地方整合中的武力因素——以任侠为中心的研究 |
一、任侠的构成及活动 |
二、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三、隋末任侠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
第二节 隋唐之际地方精英的区域性活动和政治选择 |
一、士族的政治选择与区域政治现实 |
二、客游活动与士人个体的政治活跃 |
三、士族与士人的区域性和全局性影响 |
第三节 隋廷故吏的流动与隋唐之际的区域整合 |
一、隋廷故吏的流动与关中政治经验的再扩散 |
二、基层权力体系中的隋廷故吏 |
三、隋廷故吏与新旧之争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生政权与区域整合的尝试 |
第一节 李密与瓦岗军的政权化尝试 |
一、战略转变与瓦岗军的权力模式 |
二、魏公政权的军事建制 |
三、东都与魏公的区域政治意义 |
第二节 王郑、窦夏政权与隋末山东的地域政治差异 |
一、王郑与窦夏的天命失措 |
二、河南地域社会与王郑政权的政治道路 |
三、窦夏政权化进程的得与失 |
第三节 隋末江南地域社会与割据化进程 |
一、江南割据政权的两次地方整合 |
二、三王庙与隋末江南割据的南朝因素 |
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唐初的统一策略与区域整合尝试 |
第一节唐初区域政策的规划与实践——以高祖诏令为线索 |
一、臣僚合议体系的重建与拓展 |
二、统一战略与区域和解的尝试 |
三、地方治理的因循与创造 |
第二节 武德年间招抚战略的执行——兼论唐初地方治理的重建 |
一、安抚大使的选设与职能 |
二、招抚行动与军事统一的关系与影响 |
三、招抚行动与地方治理的互动 |
第三节 贞观七寺碑与唐初政治认同的建立——以《昭仁寺碑》、《等慈寺碑》为中心 |
一、碑中战史:李唐统一战争的多重面向 |
二、碑主寺从:空间构成与政治意涵 |
三、碑因人立:政治行为与区域认同 |
余论:纪念性建筑中的正统塑造与政治理想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A:《启法寺》碑录文 |
附录B 隋炀帝巡行时间表 |
附录C:李密魏公政权组织结构 |
附录D:《昭仁寺碑》、《等慈寺碑》录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7)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第一章 清太祖至清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清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宁完我的“参汉酌金”思想 |
第四节 岳托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祖可法和张存仁的“伐明三策” |
第二章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范文程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史可法的“联清灭寇”思想 |
第四节 洪承畴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章 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世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陈名夏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党争中的异化 |
第三节 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四节 黄宗羲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
第六节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四章 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圣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施琅的“大一统”思想 |
第三节 蓝鼎元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四节 吕留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 |
第五章 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一节 清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二节 年羹尧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三节 岳钟琪的“以夷攻夷”和“畏威怀德”思想 |
第四节 鄂尔泰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五节 曾静的民族关系思想 |
第六章 清前期帝王与历代着名帝王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一节 清太祖与金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二节 清太宗与金太宗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三节 清圣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第四节 清世宗与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总结 |
附录 清前期民族关系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1.1.1 研究背景 |
1.1.2 国内研究现状 |
1.1.3 国外研究现状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的思路及主要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1.4.1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元朝西藏萨迦政权 |
2.1 元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辖 |
2.1.1 蒙古与西藏的交往 |
2.1.2 西藏萨迦政权的建立 |
2.1.3 西藏萨迦政权的衰落 |
2.2 元朝藏传佛教的传入 |
2.2.1 八思巴在藏传佛教中的历史作用 |
2.2.2 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地位 |
第三章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发展及其表现 |
3.1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发展的内在因素 |
3.1.1 西藏政治体制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
3.1.2 西藏经济体制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
3.2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发展的外在因素 |
3.2.1 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 |
3.2.2 周边国家文化向藏地的输入 |
3.3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发展的表现 |
3.3.1 壁画 |
3.3.2 唐卡 |
3.3.3 版画 |
3.3.4 面具 |
3.4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绘画技法 |
3.4.1 绘制材料与工具 |
3.4.2 绘画技法 |
第四章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嬗变 |
4.1 元朝以前西藏绘画艺术发展的特点 |
4.1.1 分治割据时呈杂乱态势 |
4.1.2 画法自成体系 |
4.2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嬗变 |
4.2.1 风格特征 |
4.2.2 审美意蕴 |
第五章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文化阐释 |
5.1 宗教情感 |
5.2 民族精神 |
第六章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影响和地位 |
6.1 对明清时期西藏绘画艺术的影响 |
6.2 对中原王朝绘画艺术的影响 |
6.3 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的地位和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三、概念界定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四、结构设计 |
五、研究方法 |
(一) 方法论原则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一、理论成果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二、制度成果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三、道路成果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研究[D]. 桑加才让(Sangdrag Tsering).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D]. 才项卓玛. 西藏大学, 2021(10)
- [3]新龙宗教史研究[D]. 美措.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中国古代疆域和政区变迁在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D]. 朱骁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张帅.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6]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7]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元朝西藏绘画艺术研究[D]. 童月. 湖南工业大学, 2019(01)
- [10]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