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奕[1]（2021）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充实社保基金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姜付秀,王莹[2]（2021）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治理理念对于微观层面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借鉴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思想,本文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标应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有助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构想,进而分析和探讨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路径。本文在丰富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郑州婷[3]（2021）在《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的研究,是基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实际运行乱的现实问题下提出的。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一个方向。研究上海市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及其特色,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广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实现养老服务公益定位、保基本生活以及满足新时代下新需求、新水平、新期待的民生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针对上海市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中概念不清、理念不晰、机制固化、发展活力缺乏等问题,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注重社会调研,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公建民营社区养老设施为样本切入点,重点调查和剖析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的现行运行机制,对其运行情况和特色、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以协作治理理论为理论依据,对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目标运行机制进行构想,设立其发展目标,提出其理想运行机制及相应的对策,完善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现行运行机制,以提供政策导向。通过文献分析,本文结合现行上海社区养老服务实际操作,明晰“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社区养老设施”等基本概念及其类型,并从老年人需求角度出发对社区养老设施进行功能分类,最终归类成社区照料护理类、社区便民服务生活类、社区休闲娱乐类三类养老设施。通过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搜集一手资料,从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的六个要素:服务对象的确定、收费与定价、税收优惠与补贴、规范性、智慧化、专业性来全面剖析上海市6个区县8个街镇三类社区养老设施的现行运行机制,并梳理出当前上海市中心城区、郊区、老旧小区、国有农场改革社区等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的特色与经验。此外,分析其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协作治理为指导,设想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目标运行机制,通过健全准入机制、服务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支持机制、监督管理机制、保障机制7个子机制,以及形成外部运行、内部运行、内外部作用整体运行3个平衡机制及闭环,阐述其理想运行机制,从而提出能够促进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现行运行机制得以更快更好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看来,目前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运行效果,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模式可行,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积极意义;调研涵盖范围广,社区三类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特色与经验具有可推广性,可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后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依据协作治理,本文提出了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目标运行机制,并从多元主体协作下的政府、运营方、社会层面出发,结合目标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相应完善对策,为我国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提供经验,推动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提升老年福祉。
孟申思[4]（2021）在《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以来,国家与地方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与政策意见,意图助推成果转化,但实际效果难孚预期。其中,管理复杂性与政策变动频繁、资源供给不足与配置效率低下、商业逻辑与学术文化冲突等问题依然严重阻碍转化效率。表现在结果上就是转化规模与转化收益并未产生显着变化,科技成果转化中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高技术转移绩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部分高校建立了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新制度与新组织,开展了多元化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了部分技术转移障碍,技术转移绩效明显提高。然而,这些尝试相对分散,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化与理论化探讨,深入探究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概念内涵、具体形式、作用机理与影响效果。本研究围绕“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升技术转移绩效?”这一问题,首先,根据理论发展脉络对高校技术转移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接着,选取四所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与组织建设成就突出的高校,采用多案例研究,回答高校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应对多重使命冲突,平衡科学研究与技术转移,实现稳健发展;然后,选择代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最高水平的若干所高校,使用扎根研究方法,阐释我国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内涵并揭示本地实践破解转化障碍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研究假设推演,阐明技术转移本地实践提升转移绩效的过程机制,借助面向高校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检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揭示不同本地实践间的系统化关联,解释不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对绩效影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1）高校在制度安排上普遍采用同构策略,意在获取和维持合法性,实现组织稳健发展;在组织设计上采用异构策略,根据战略导向、历史沿革、资源禀赋,设计不同结构特征的技术转移生态系统,以协调高校的多重使命,服务高校战略发展;（2）内部管理简化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3）外部网络构建对提升技术转移绩效作用有限;（4）边界跨越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5）障碍规避在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技术转移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贡献于以下三个方面:（1）立足政策响应,探究高校如何在制度与组织上响应“三权”下放的政策变革,拓展高校响应环境压力研究。（2）采用整体视角,剖析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与结构特征,丰富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内容。（3）构建“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层面剖析三者的因果联系并验证三种本地实践的作用效果,深化高校技术转移研究。
胡炅坊[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陈晨[6]（2021）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体制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进入全球化战略时代的客观的发展需求。国有资本的法定资产代理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主导地位,保障国有资本的地位和优势也是新时代经济期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求条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明晰政府与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对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重新界定分配。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促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改进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积极在国有企业开展改革混合所有制对于提升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增强核心主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文中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角度考虑,分析国企改革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并选择中粮集团以及旗下专业化公司分类分层次推动混改的实践进行经典案例分析,总结出中粮集团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治理效果和经营业绩。本文主要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对比分析方法开展案例研究,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来对公司治理开展科学研究剖析。全篇一共被划分成六个部分,第一章首先是简单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章对文中几个核心概念和论文涉及到的主要理论进行了介绍,为接下来的案例分析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第三章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中粮集团的基本情况和阶段性公司治理策略,然后详细地介绍了中粮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的原因和动机,最后又系统地介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混改后的公司治理特征。第四章从公司内部治理的结构与外部治理的机制两个角度来分析国企改革之后的公司治理效果,并用杜邦分析法分析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公司治理包括股东层面治理、董事会层面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其他外部主体和外部市场机制的治理,从这四个方面来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中粮集团治理的实际效果展开剖析。通过对第四章节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在第五章中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与启示。概括了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对同类型国企的启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全过程中对公司治理的提升应从公司内外部环境一同考虑,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伴随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将成为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给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考意义,也为健全公司治理提供了具有学习借鉴价值的实例。
曹瀚予[7]（2021）在《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地方法之制定、修缮以及运行实践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士或许已经觉察到一种现象,即由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的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和制度革新,无论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务工作者基于立法经验和实践建议建言中,会经常提到几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立法的创新性不足、立地方立法边界不明、“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等,而这些难题都与地方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创制性立法有关。如果将我国整个立法体制视作一个国度,中央立法就是这个国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统摄管理整个立法国度,制定基本政策,把握发展方向,地方立法则扮演着“执行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地方立法起着“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协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中央立法无法独力处理或暂时不宜处理的问题、解决理应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问题、为中央立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但随着改革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尤其在进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发复杂,急需新的规则去规范约束,此时国家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总结过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要求其在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执行性立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引领意义的创制性立法。倘若地方立法丧失了创制性,只作为中央立法的实施细则紧随其后,就丧失了其地方性的本质属性。如此,地方立法增加了一个“改革者”、“实验田”的角色。创制性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和立法现象,客观地存在于地方立法之过程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未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诸学者所提创制性立法仅是为论证其他主题之需要,而附带说明或借鉴思考,无意作科学周延之诠释,且很多时候将“创制性立法”理解为“立法的创新性”。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创制性立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属性,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类型。将其视作一种立法属性时,“创制性”等同于“创新性”,”“创制性立法”亦即“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就地方立法而言,创制（新）性是一项基本特征,一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相较上位法若没有丝毫创制,则其必要性势必受到质疑,也很难通过备审制度的监督。此时的地方立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先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不同立法类型,即便在执行性法规中也会存在“创制性条款”,从而具备执行性和创制性双重属性,都可以一定程度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而将其视为立法类型时,创制性立法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应的概念,“创制”的涵义在于“创设”、“增设”,以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为划分标准,地方立法仅包括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创制性立法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空白或不足,解决地方出现的具体问题或满足某种需求,就不存在上位法或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运用自主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的活动。在从当前各地地方权力机关开展的立法活动境况来看,创制性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与执行性立法相比,创制性立法更能体现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近年来地方立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了试验治理理论、国家试错策略论、地方制度竞争论、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法治观理论等诸多法学理论和国家政策。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创制性立法缺乏统一且完整的判定标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创制性立法的区分大致可以从法对制度和权利的设定、上位法依据、依附关系三种角度出发,但这三种观点都有所欠缺,无论是从逻辑行还是操作性上,很难明确合理地将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区分开。将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结合来看,判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中的具体条款,可以通过依据性标准、创制性标准以及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三个标准进行认定。而这三个标准又可以通过诸多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予以判断:依据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名称和法源条款进行判断;创制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权利性条款、义务性条款以及责任性条款加以判断;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和法规内容整体把握。这些标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很难仅通过其中某一单独标准对地方创制性立法进行准确判断,必须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对地方立法的属性进行判断。我们可以按照创制性立法的三个判断标准将创制性立法进行分类:按照依据性标准可以分成整体型创制和部分型创制,或者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部分型创制的下级分类,这两种分类四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立法整部法规或具体条款与上位法的关联性;按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性标准,可以分成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这两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性法规中具体的创制内容;按照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可以分成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表现的是地方立法主体创制性立法的目的是“管理地方性事务”还是“先行先试”,其中自主性立法对应的是地方事务型创制,先行性立法对应的是先行先试型创制。基于无知论的假设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任何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建构出比由经济社会演化而来得更有效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山东省和几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后可以发现,目前的地方创制性立法正面临着“形式增长”、“地方”着力不足、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不匹配、“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合法性质疑等困境。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央地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包括传统理解下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张力、创制边界模糊、创制能力短缺、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矛盾、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的冲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创制性立法亦是如此。面对以上如此困境,地方立法机关首先应从理论观念上进行革新,主要包括了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等。除了通过理念革新外,在新时期下还应当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的应用,切实提高地方创制能力外,例如提升创制性立法的公众参与能力、立法后评估水平等,同时还需完善监督和防范机制来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周文,刘少阳[8]（2021）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与完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权是一个世界现象,而增长却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长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经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经历了数次的上收和下放,但始终没能找到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最佳均衡点。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实现了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相结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分别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制度动因显然是合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果。进入新时代,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既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随着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具有理论价值和鲜明的时代内涵。
周金华[9]（2021）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文中提出“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农村“三变”改革让乡村巨变。2014年,盘州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下辖的县级市）积极探索并创造性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经过实践总结,从2015年至2020年的几年间,起源于盘州市农村的“三变”改革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农村“三变”改革是广大农村推进精准扶贫、促进产业革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主要抓手和“助推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的生动样本,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其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对农村“三变”改革进行研究。首先在查阅各类书籍、资料、报刊、网络资料后,选取六盘水市盘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进而对辖区内的部分乡镇进行调研。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农户,应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及学科专业知识,以“三变”改革的内涵和意义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和统计资料分析法,对“三变”改革的实践、成效及困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让人们深入了解“三变”改革的现状及政策,多角度分析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最后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能对其他地区实施“三变”改革提供借鉴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文章最后提出:推进“三变”改革,要进一步梳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改革中的关系。国家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市场遵循规律,在政府强化监管的同时被鼓励与激活;职业农民也在国家转变方式增加路径的培养中应运而生;社会广泛参与,多方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合力;积极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对多条路径进行系统优化,从根本上突破“三变”改革的发展阻力,协同共治,稳步实现乡村振兴。
卢建昊[10]（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2）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的逻辑 |
| (一)国家治理的中国含义 |
| (二)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 |
| (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 |
| 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理论构建 |
|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类型 |
| (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表现 |
| 1.国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2.国有企业经理人与国家大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3.国有企业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表现。 |
| (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 |
| 1.所有者缺位。 |
| 2.国有企业目标多元化。 |
| (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构成 |
| 五、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体现和实现路径 |
| (一)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
| (二)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1.统筹布局，协调推进。 |
| 2.优化结构，科学调整。 |
| 3.落实职权，规范运作。 |
| 六、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和实现路径 |
| (一)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
| (二)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1.优化选任机制。 |
| 2.创新激励机制。 |
| 3.强化问责机制。 |
| 七、结语 |
（3）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社区养老设施的研究 |
| 1.2.2 关于公建民营的研究 |
| 1.2.3 关于研究角度的梳理 |
| 1.2.4 文献研究述评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3.1 社区养老设施及其分类 |
| 1.3.2 公建民营养老设施及其功能类型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6.1 创新点 |
| 1.6.2 难点 |
| 第2章 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分析——照料护理类 |
| 2.1 服务对象的确定 |
| 2.1.1 身体条件 |
| 2.1.2 优先入住情况 |
| 2.1.3 综合因素 |
| 2.2 收费和定价 |
| 2.2.1 基本入住率 |
| 2.2.2 基本收费 |
| 2.2.3 主要资金来源与支出 |
| 2.2.4 总体盈亏情况 |
| 2.3 享受的税费优惠和补贴情况 |
| 2.3.1 政策情况 |
| 2.3.2 税费优惠与补贴情况 |
| 2.4 规范化建设 |
| 2.4.1 运营方招投标要求 |
| 2.4.2 公建民营合同管理要求 |
| 2.4.3 监督管理 |
| 2.5 信息化建设 |
| 2.5.1 智能养老产品的使用 |
| 2.5.2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搭建 |
| 2.5.3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
| 2.6 专业化建设 |
| 2.6.1 社会运营方资质与能力 |
| 2.6.2 专业团队成员的资质与配置 |
| 2.6.3 专业团队的培训 |
| 2.7 运行特色 |
| 2.7.1 医养融合,打通为老服务各个环节 |
| 2.7.2 运用信息系统,打造智能管理平台 |
| 2.7.3 精准对象,分类分层服务,降低运行风险 |
| 2.7.4 服务网络片区化,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第3章 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分析——便民生活服务类 |
| 3.1 服务对象的确定 |
| 3.1.1 范围 |
| 3.1.2 优先享受情况 |
| 3.1.3 综合因素 |
| 3.2 定价机制 |
| 3.2.1 供餐内容与方式 |
| 3.2.2 基本收费 |
| 3.2.3 工作人员的工资承担及发放形式 |
| 3.3 优惠与补贴情况 |
| 3.3.1 政策情况 |
| 3.3.2 具体补贴情况 |
| 3.4 规范化建设 |
| 3.4.1 运营方资质与能力 |
| 3.4.2 安全管理 |
| 3.4.3 质量监控 |
| 3.4.4 监督与考核 |
| 3.5 运行特色 |
| 3.5.1 强化引导,实现标准化管理 |
| 3.5.2 两重补贴,促进可持续发展 |
| 3.5.3 第三方评估,规范监督管理 |
| 3.5.4 多方协作,促进资源整合 |
| 第4章 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分析——休闲娱乐类 |
| 4.1 服务对象的确定 |
| 4.1.1 身体条件 |
| 4.1.2 范围 |
| 4.1.3 综合因素 |
| 4.2 资金来源与供给情况 |
| 4.2.1 资金来源与支出 |
| 4.2.2 供给内容与方式 |
| 4.2.3 设施使用率 |
| 4.3 优惠与补贴情况 |
| 4.3.1 政策情况 |
| 4.3.2 补贴资金管理与使用 |
| 4.4 规范化建设 |
| 4.4.1 运营方资质与能力 |
| 4.4.2 运营方招投标与合同签订周期 |
| 4.4.3 评估管理 |
| 4.5 队伍建设 |
| 4.5.1 团队配备 |
| 4.5.2 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
| 4.6. 运行特色 |
| 4.6.1 多样化、一站式运行,功能齐全 |
| 4.6.2 专业服务、规范运行,全面提高质量 |
| 4.6.3 注重团队能力建设、链接资源,提升团队整体实力 |
| 第5章 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目标运行机制构想——基于协作治理视角 |
| 5.1 存在的问题 |
| 5.1.1 政府有关政策规范性不够 |
| 5.1.2 运营方服务质量偏低 |
| 5.1.3 社会支持网络尚未构建 |
| 5.2 设立发展目标 |
| 5.2.1 目标设立的理论依据 |
| 5.2.2 目标设想 |
| 5.3 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的理想运行机制 |
| 5.3.1 健全七个子机制 |
| 5.3.2 形成三个闭环 |
| 第6章 协作治理下完善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的对策 |
| 6.1 政府层面: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提高实施规范性 |
| 6.1.1 明晰社会运营方招投标要求 |
| 6.1.2 加强委托管理合同管理 |
| 6.1.3 优化补贴政策结构和内容 |
| 6.1.4 制定统一的评估考核体系 |
| 6.2 运营方层面:明确基本职责,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益 |
| 6.2.1 运营方明确自身基本定位 |
| 6.2.2 参与前期建设,提高运行效益 |
| 6.2.3 加强智慧化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
| 6.3 社会层面:完善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
| 6.3.1 鼓励多渠道引入运营资金,保障资金周转 |
| 6.3.2 探索用财政补贴撬动市场项目,发展专业化运营 |
| 6.3.3 建立健全老年人需求表达与参与机制 |
| 6.3.4 引导市场主体的志愿服务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可能的贡献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校技术转移 |
| 2.1.1 高校技术转移定义 |
| 2.1.2 高校技术转移形式 |
| 2.1.3 高校技术转移模型 |
| 2.1.4 高校技术转移前因 |
| 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2.2.1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定义 |
| 2.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形式 |
| 2.2.3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重要性 |
| 2.3 制度安排 |
| 2.3.1 所有权 |
| 2.3.2 收益权 |
| 2.3.3 处置权 |
| 2.3.4 其他制度安排 |
| 2.4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2.4.1 技术转移组织 |
| 2.4.2 技术转移组织结构 |
| 2.4.3 技术转移组织与技术转移绩效 |
| 2.5 研究述评 |
| 3 制度安排与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探索性多案例 |
| 3.1 文献回顾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案例分析 |
| 3.3 案例描述 |
| 3.3.1 清华大学 |
| 3.3.2 浙江大学 |
| 3.3.3 同济大学 |
| 3.3.4 上海交通大学 |
| 3.4 案例发现 |
| 3.4.1 制度安排上的同构设计 |
| 3.4.2 生态系统上的异构表现 |
| 3.5 结论与讨论 |
| 4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 |
| 4.1 文献回顾 |
| 4.1.1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4.1.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4.1.3 技术转移障碍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案例选择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案例发现 |
| 4.4 案例讨论 |
| 4.5 结论与启示 |
| 5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绩效研究: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1.1 内部管理简化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2 外部网络构建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3 边界跨越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4 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1 问卷设计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小样本测试 |
| 5.3 样本描述与假设检验 |
| 5.3.1 样本数据 |
| 5.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3 实证检验 |
| 5.4 研究发现与结论讨论 |
| 5.4.1 结论与讨论 |
| 5.4.2 贡献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政策法规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机构小传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学术价值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 1.2.2 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基本框架 |
| 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的理论概述 |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及其动因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 |
| 2.1.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2.2 公司治理的内涵及其结构 |
| 2.2.1 公司治理的内涵 |
| 2.2.2 公司治理的结构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机理 |
| 2.3.1 战略投资者引入机制有利于股权结构多元化 |
| 2.3.2 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监督激励机制 |
| 2.3.3 产权机制致使集团和专业化公司职能转型影响决策机制 |
| 2.3.4 信息披露机制解决股东与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产权理论 |
| 2.4.2 委托代理理论 |
| 2.4.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公司治理的简介 |
| 3.1 中粮集团概况 |
| 3.1.1 中粮集团基本介绍 |
| 3.1.2 中粮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公司治理战略 |
| 3.2 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3.2.1 响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号召 |
| 3.2.2 提高专业化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 |
| 3.2.3 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
| 3.3 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 |
| 3.3.1 国有企业兼并重组 |
| 3.3.2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3.3.3 员工持股激励 |
| 3.3.4 公司上市 |
| 3.4 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公司治理的特征 |
| 3.4.1 保证国有控股地位前提下促进股权结构多元化 |
| 3.4.2 董事会、监事会和党组织为治理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 |
| 3.4.3 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深化监督激励机制 |
| 3.4.4 市场导向监督机制加强公司外部治理 |
| 4 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公司治理的效果和路径分析 |
| 4.1 中粮集团混改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
| 4.1.1 杜邦分析法评价混和所有制改革改善公司治理后的财务状况 |
| 4.2 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的路径分析 |
| 4.2.1 战略投资者协同运营专业化公司业务优化股权结构 |
| 4.2.2 员工持股参与公司治理完善长期股权激励制度 |
| 4.2.3 党的领导和双层董事会结构明确权责分配和功能定位 |
| 4.3 加强公司外部治理的路径分析 |
| 4.3.1 经理人市场约束经理层的行为提高主观能动性 |
| 4.3.2 产品市场,债权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外部治理 |
| 4.3.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增强公司治理的透明度 |
|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优化公司治理的重要推动力 |
| 5.1.2 中粮集团公司治理的成功在于分层分类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
| 5.2 启示 |
| 5.2.1 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多元化股权结构 |
| 5.2.2 落实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
| 5.2.3 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长效机制 |
| 6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析 |
| 三、结构安排与方法选择 |
| (一) 结构安排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对象的限定 |
| 第一章 地方立法的创新难题 |
| 一、“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 |
| 二、“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模糊 |
| 三、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存在争议 |
| 四、“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 |
| 第二章 创制性立法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创制性立法的概念界分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概念诠释 |
| (二) 立法中“创制”涵义的多重性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辨析与定位 |
| (一) 地方立法的类型划分 |
| (二) 创制性立法的对应概念: 执行性立法 |
| (三) 创制性立法的相近概念辨析 |
| (四) 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基础 |
| (一) 试验治理理论与国家试错策略论 |
| (二) 地方制度竞争理论 |
| (三) 地方性知识理论 |
| (四) 地方法治观念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与创制维度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标准 |
| (一) 依据性标准 |
| (二) 创制性标准 |
| (三) 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方法 |
| (一) 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二) 法的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类型 |
| (一) 整体型创制与部分型创制 |
| (二) 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 |
| (三) 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 |
| (四) 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创制维度 |
| (一) 对权力的创制 |
| (二) 对权利的创制 |
| (三) 对义务的创制 |
| (四) 对责任的创制 |
| 第四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现实境遇 |
| 一、山东省创制性立法的现状考察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数量和层级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领域和事项 |
| (三) 地方性法规的创制程度 |
| (四)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体例结构考察 |
| 二、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形式增长” |
| (二) 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 |
| (三) 立法的“地方”着力不足 |
| (四) 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选择不匹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暴露出的法治化困境 |
| (一) 传统理解下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 |
| (二) 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 |
| (三) 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张力 |
| (四) 传统立法技术与数据转型的脱节 |
| 第五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规范上的边界厘正 |
| 一、省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基本底限: 中央立法保留之外 |
| (二) 外在界限: 不与上位法抵触 |
| (三) 内在界限: 地方性事务 |
| (四) 特殊限制: 行政立法的限制 |
| 二、设区的市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三类具体立法事项限制 |
| (二) “等方面事项”限制 |
| (三) 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专有创制空间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下的“不抵触”原则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行政行为的设置权限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空间的适度释放 |
| 第六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上的效果改进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念革新 |
| (一) 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 |
| (二) 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 |
| (三) 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 |
|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创制性立法公众参与水平 |
| (一)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技术优势 |
| (二) 大数据在立法公众参与中的应用趋势 |
| (三)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瓶颈制约 |
| (四)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领域的建议 |
|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
| (一) 传统立法后评估技术存在的问题 |
| (二)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 |
| (三)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可行性 |
| 四、完善创制性立法的监督和防范机制 |
| (一) 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报批制度 |
| (二) 合理选择立法的体例结构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8）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 |
| (一)20世纪50年代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 |
| 1.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的形成 |
| 2.毛泽东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思想 |
| 3.“大跃进”时期中央下放权力的尝试 |
| (二)20世纪60—70年代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 |
| 1.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的调整 |
| 第一，盲目下放企业管理权。 |
| 第二，建立工业省思想。 |
| 第三，下放物资和基建管理权。 |
| 第四，全面整顿经济。 |
| 2.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调整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改革和完善 |
| (一)邓小平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
| 1.分灶吃饭：中央与地方财权的调整 |
| 2.实行市管县体制：扩大城市管理权限 |
| 3.经济特区：地方更多的经济管理权 |
| (二)新时期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 |
| 1.实施“分税制”改革的尝试 |
| 2.加强中央垂直管理体系改革，强调中央经济权威 |
| 3.实施“两个大局”构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理论创新 |
| 1.分税制财政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
| 第一，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 |
| 第二，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 |
| 第三，提高中央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 |
| 2.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
| 四、新时代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
| (一)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探索的背景 |
|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央地经济关系调整的必然要求。 |
| 第二，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
| 第三，实现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和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现实需要。 |
| (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 |
| (三)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 |
| (四)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 |
| 第一，简化行政审批事项。 |
| 第二，扩大地方财权财力，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第三，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赋予地方更大的经济管理权。 |
（9）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改革 |
| 二、农村“三变”改革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四、乡村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贫困成因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整体性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 |
| 第一节 全面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意义 |
| 一、充分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
| 二、深刻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意义 |
| 三、系统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准确把握“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 |
| 一、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方向目标一致 |
| 二、农村“三变”改革契合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要求 |
| 三、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主体依赖相同 |
| 第三节 农村“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 |
| 一、农村“三变”改革是产业兴旺发展的实践创新 |
| 二、农村“三变”改革是乡风文明进步的实践创新 |
| 三、农村“三变”改革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实践创新 |
| 四、农村“三变”改革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创新 |
| 第三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 |
| 第一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 |
| 一、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开路先锋 |
| 二、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先行试点 |
| 三、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政策保障 |
| 第二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几个阶段 |
| 一、探索试点阶段(2014 年初——2015年2 月) |
| 二、整市推进阶段(2015 年 3 月——2015 年 11 月) |
| 三、全省推进阶段(2015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 |
| 四、国家试验阶段(2017年9 月至今) |
| 第三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基本做法 |
| 一、强领导优格局 |
| 二、抓顶层重设计 |
| 三、广宣传强培训 |
| 四、推改革夯基础 |
| 五、推示范促带动 |
| 第四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成效 |
| 一、变了方式优了结构 |
| 二、激活动力丰富业态 |
| 三、促进增收助推脱贫 |
| 四、党建引领拉动增长 |
| 五、提升素质优化治理 |
| 六、促进发展振兴乡村 |
| 第五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模式创新 |
| 一、伙伴合作共赢发展模式 |
| 二、国有平台公司兜底发展模式 |
| 三、区位优势促进发展模式 |
| 四、资源催生带动发展模式 |
| 五、金融扶持发展模式 |
| 第六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经验 |
| 一、“一村一社”搭建改革平台 |
| 二、“5+8”模式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
| 三、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 |
| 四、创新实施“三变+” |
| 第四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新困境 |
| 第一节 “资源变资产”面临的新困境 |
| 一、农村分散的集体土地资源确权困难 |
| 二、交织的土地资源政策给确权带来困难 |
| 三、“资源变资产”的评估及法律界定模糊 |
| 四、“资源变资产”后的资产管理主体不明 |
| 第二节 “资金变股金”面临的新困境 |
| 一、财政资金使用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 二、农民贷款入股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 三、资金的股权和收益量化困难影响权益分配 |
| 四、“资金变股金”无盈利的苦恼 |
| 五、“资金变股金”盈利后的烦恼 |
| 第三节 “农民变股东”面临的新困境 |
| 一、“农民变股东”后股东履职及管理的忧愁 |
| 二、“农民变股东”股东稳定性的无奈 |
| 第四节 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其他新困境 |
| 一、“三变”改革进入阵痛期,产业分割取舍难 |
| 二、“三变”改革进入缓冲期,市场主体意识弱 |
| 三、“三变”改革进入风险期,市场占有率低 |
| 四、“三变”改革促进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有困难 |
| 五、“三变”改革助推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不容易 |
| 六、“三变”改革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简单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变”改革的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 |
| 一、完善法定流转方式 |
| 二、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
| 三、严格依法明确农村土地权归属 |
| 四、依据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
| 五、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第二节 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 |
| 第三节 遵循规律激活市场强化企业监管 |
| 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风险防范 |
| 二、提高企业经营能力以强化管理 |
| 三、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稳定市场 |
| 第四节 转变方式增加路径培养职业农民 |
| 一、组织培训提高当下农民整体素质 |
| 二、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
| 第五节 统筹协调鼓励社会广泛参与 |
| 一、提供多元渠道提高社会群众的参与度 |
| 二、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参与“三变”改革 |
| 三、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推进“三变”改革 |
| 第六节 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 一、坚定不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
| 二、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深化和完善农村“三变”改革 |
| 三、以“三变”改革为出突破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 四、重点规范提升乡村振兴示范点“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实践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10）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充实社保基金法律问题研究[D]. 王奕.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 [2]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到公司治理[J]. 姜付秀,王莹.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06)
- [3]上海社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运行机制研究[D]. 郑州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D]. 孟申思. 浙江大学, 2021(0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6]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D]. 陈晨.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7]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D]. 曹瀚予. 山东大学, 2021(11)
- [8]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与完善[J]. 周文,刘少阳. 中国经济问题, 2021(03)
- [9]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D]. 周金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10]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