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利用跨国公司发展中国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黄河,周骁[1]（2022）在《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支撑。
聂锐[2]（2021）在《美国对它国跨国公司经济制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金朝[3]（2021）在《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
张逸帆[4]（2021）在《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以S市K行政区为例》文中提出
韩科振[5]（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郭志尧[6]（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并在双边及诸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自由贸易区优惠功能实现的重要工具,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 O）的职能从中性的海关技术工具逐渐演变为歧视性的贸易战略工具,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分工层次细化至工序分工,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横向及纵向的投资流动和贸易流动,不断地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和非一体化的供应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分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FTAs Ro O）不仅防止了非成员国的“搭便车”（Free-ride）行为,并且通过区域内中间品采购、外商投资流入和离岸外包等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策略影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从而影响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理论、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剖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借助修正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added）核算体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通过阐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及结构特征,并选择泛欧和北美两大主流原产地规则模式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及演进趋势:（1）由过去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egional value content,RVC）向税则归类改变标准（Change of tariff classification,CT）演变;（2）原产地标准的制定由过去协调制度（The Harmonised System,HS）2位数税目层面向HS6位数税目（全税目）层面转变;（3）在自由贸易区升级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原产地规则以适应本国（全球）的产业发展特征。（4）逐步在更大的产品范围内适用可选择性标准以提高企业对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的利用率。第二,在Estevaderordal（2000）七分制法和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04）PC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标准的结构分布,通过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计规则、微量条款、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算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并根据限制指数测算结果分析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基本合理,但缺乏统一性、灵活性和精准性。第三,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 Index）,测算并分析了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 participation）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 for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GVC back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大。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且以后向参与方式为主;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相比,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在中游水平。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经济体则位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但是,在各经济体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第四,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 production sharing）或跨境生产活动（Cross-border production activity）的结果为切入点,运用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理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和传导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战略,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表述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级供应商和附属公司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增值环节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原产地规则对最终产品来源地的限制迫使企业更多地在区域内从事采购、投资和外包等生产组织活动,从而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在原产地规则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引入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阐述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一国产业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五,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借助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法,使用计量工具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原产地规则包含的具体条款:（1）在不考虑制度性条款的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显着,表现在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以及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没有显着影响;（2）引入制度性条款的复合原产地规则显着影响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表现在复合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有显着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对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有显着影响且呈“U”型关系。本文创新点主要包括:（1）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跨境生产为中介点,探究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采购和合规成本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在现有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特征,通过引入制度性规则中的累计条款、微小含量和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度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在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方面取得较大突破。（3）摒弃过去在传统贸易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数据等总量层面的分析,本文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等指标方面的贸易联系,并得出中国整体处于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中下游环节。
赵永斌[7]（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贾爽[8]（2021）在《考虑政府补贴的境外跨国公司在华产品采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总体上仍然“大而不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创新已成为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财政和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刺激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升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出台了如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世界制造基地向世界制造中心转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在生产环节中开展了系列研发活动。在此场景下,跨国企业面临在考虑政府研发补贴和出口退税政策影响下的最优采购决策问题,该问题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虑政府创新补贴及出口退税优化政策影响下,分别在“控制”（跨国公司控制采购）、“委托”（跨国公司将采购委托给制造企业）两种模式下研究跨国制造企业在我国的最优采购策略。首先,针对“控制模式”下的跨国企业采购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以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由跨国企业、本地设备商、合同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为参与主体的古诺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得到了供应链各主体最优利润值,分析发现,跨国企业的利润与出口退税负相关、和政府补贴正相关;随后,针对“委托模式”下的跨国企业采购决策问题进行研究,构建了跨国公司采购外包的博弈模型,得到了供应链各主体最优利润值,通过模型求解分析发现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增大,跨国公司的最优利润会先降低再增加;再次,将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跨国公司会先后两次改变采购策略,先从“委托模式”变为“控制模式”最后又转为“委托模式”;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可能会先下降后增加;最后,针对跨国公司两次改变采购策略的问题根据市场大小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数值分析,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会随着海内外市场的相对大小而改变采购策略。
聂世坤[9]（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王若冰[10]（2021）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至今已走过四十余载,大批跨国公司涌入中国,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随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现象逐渐出现;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活动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进行发展并重构,也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走向和全球的产业转移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背景,来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其产生的影响。首先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程,并从在华撤资的金额数目、企业数量、撤资行业以及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撤资现状分析,并预测了趋势。其次,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从全球方面来看,主要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等方面的影响;在东道国方面,经营成本上升、税收制度改变和东道国产业崛起是主要影响因素;从跨国公司母国的角度看,主要是受其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从跨国公司自身方面而言,主要有经营、管理不善及其母公司对全球市场战略重构的影响。接着对跨国公司在华撤资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和对于东道国的就业、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平衡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应减小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延长并完善国内供应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构建区域价值链,成为价值链中的“引领者”;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并出台相关政策来引导FDI在我国的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布,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企业自身也要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转化为自身创新的动力,并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着上游地位攀升。
二、浅谈利用跨国公司发展中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利用跨国公司发展中国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一、跨国公司的崛起与发展 |
| 二、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
| （一）跨国公司的垄断属性 |
| 1. 对生产环节的垄断。 |
| 2. 对贸易环节的垄断。 |
| 3. 对技术环节的垄断。 |
| 4. 对资本环节的垄断。 |
| 5. 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 |
| 6. 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
|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属性 |
| 1. 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竞争。 |
| 2. 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
| 3. 跨国公司与政府的竞争。 |
| （三）跨国公司的合作属性 |
| 1. 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 |
| 2. 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垄断合作。 |
| 3. 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
|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
| （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垄断优势有所加强 |
| 1.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超越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 |
| 2. 超越传统生产力的全球化技术统治 |
| （二）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越发富有竞争力 |
| 1. 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 |
| 2. 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 |
|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 |
| 1. 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 |
| 2. 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 |
| 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的转型 |
| （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 |
| （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 |
| （三）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 |
| （四）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态势将更为激化 |
| （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合作空间依然存在 |
| （六）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五、结论 |
（5）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研究 |
| 1.2.3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1.2.4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关于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性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
| 2.1 关于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原产地规则概念的界定 |
| 2.1.2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 |
| 2.1.3 原产地规则的职能 |
| 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 |
| 2.2.2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 |
| 2.2.4 全球价值链升级 |
| 2.3 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 |
| 2.3.1 贸易增加值的理论背景 |
| 2.3.2 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现状 |
| 3.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 |
| 3.1.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结构特征 |
| 3.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比较 |
| 3.2.1 泛欧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2 北美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异同 |
| 3.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 |
| 3.3.1 测算体系的假定 |
| 3.3.2 等效性标准 |
| 3.3.3 测算体系 |
| 3.4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
| 3.4.1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2 制造业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合理程度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 |
| 4.1 中国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1.1 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
| 4.1.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2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度 |
| 4.2.1 指标的构建 |
| 4.2.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2.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3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3.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5.1 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的形成 |
| 5.1.1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理论基础 |
| 5.1.2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3 跨境生产活动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
| 5.2 原产地规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机制 |
| 5.2.1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采购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2 原产地规则、合规成本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3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3 原产地规则、区域(本地)价值链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4 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 |
| 5.4.1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2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3 原产地规则、贸易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问题与研究假说 |
| 6.1.1 实证问题 |
| 6.1.2 研究假说 |
| 6.2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检验 |
| 6.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理论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理论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考虑政府补贴的境外跨国公司在华产品采购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供应链采购管理相关研究 |
| 2.2 政府补贴相关研究 |
| 2.3 税收政策相关研究 |
| 2.4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控制模式”下境外跨国公司在华产品采购策略研究 |
| 3.1 问题描述 |
| 3.2 基础模型 |
| 3.3 模型求解与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委托模式”下境外跨国公司在华产品采购策略研究 |
| 4.1 问题描述 |
| 4.2 基础模型 |
| 4.3 模型求解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境外跨国公司最优采购策略比较分析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模型比较 |
| 5.3 算例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1 相关理论 |
| 1.1 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 |
| 1.1.1 跨国公司的角色及其发展 |
| 1.1.2 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 |
| 1.2 全球价值链理论——跨国公司扩张或收缩行为的理论解释 |
| 1.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 1.2.2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维度 |
| 1.2.3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 1.2.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 1.2.5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 |
| 1.3 跨国公司撤资的相关理论 |
| 1.3.1 基于投资理论的角度 |
| 1.3.2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 |
| 1.3.3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 |
| 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
| 2.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历程 |
| 2.1.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阶段 |
| 2.1.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 |
| 2.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分析 |
| 2.2.1 撤资的金额数目分析 |
| 2.2.2 撤资的企业数量分析 |
| 2.2.3 撤资的区位特征分析 |
| 2.2.4 撤资的行业分布 |
| 2.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趋势分析 |
| 2.4 相关案例分析 |
| 2.4.1 日本87 家企业迁出中国 |
| 2.4.2 服装业在东亚的产业升级路径 |
| 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分析 |
| 3.1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 |
| 3.1.1 金融危机使部分跨国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
| 3.1.2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
| 3.1.3 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
| 3.1.4 全球价值链中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趋势 |
| 3.2 我国制度因素与投资环境的变化 |
| 3.2.1 跨国公司在华运营的成本上升 |
| 3.2.2 我国的税收优惠力度减弱 |
| 3.2.3 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形成竞争优势 |
| 3.3 跨国公司母国的影响 |
| 3.4 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转型及战略定位 |
| 3.4.1 产品的营销和推广未进行“本土化”改造 |
| 3.4.2 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差异 |
| 3.4.3 公司总部对全球市场的战略重构 |
| 4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影响及建议 |
| 4.1 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 4.2 对于中国的影响 |
| 4.2.1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
| 4.2.2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4.2.3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
| 4.2.4 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升级的影响 |
| 4.3 对策和建议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浅谈利用跨国公司发展中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J]. 黄河,周骁.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美国对它国跨国公司经济制裁研究[D]. 聂锐.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的关系研究[D]. 金朝.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4]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以S市K行政区为例[D]. 张逸帆. 上海海洋大学, 2021
- [5]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6]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D]. 郭志尧. 河北大学, 2021(09)
- [7]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8]考虑政府补贴的境外跨国公司在华产品采购策略研究[D]. 贾爽.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9]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10]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D]. 王若冰.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