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信乱世谁称雄?(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柴琳[2](2021)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赵素昂(1887-1958)是韩国近代杰出的独立运动家与外交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留学日本与流亡中国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奔走的同时,还创作了诸多的文学作品。赵素昂的文学书写是伴随跨界产生的,这些文学叙事中,既有面向自己的日记,又有寄托情感的汉诗,还有彰显义烈精神的传记,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真实展现,也是韩国爱国志士革命精神的记录,弘扬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民族精神。他的文学书写不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展现出被殖民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今日研究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赵素昂的文学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从跨界、跨文化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性等理论,结合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赵素昂经历了留学、殖民、流亡生活,跨界体验已经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书写与思想体认也始终带着跨界的标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书写。日本留学体验对赵素昂产生重大影响,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留学生活,并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反省自我、认识自我,也促进了自我的成长与改变,而我们也通过日记看到了赵素昂内心真实情绪的变化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确立的过程。流亡中国后,赵素昂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文学书写也始终带着“抗日”的烙印,他在中国的文坛活动及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对中韩两国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影响着他的文体选择,一方面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政论、散文等体裁贯穿其整个跨界体验的全程。日记作为面向个人的写作,是赵素昂记录留学生活的选择,而传记作品一是为了纪念,表示对义烈志士行动的赞扬与认可,二是为了宣传,向中国人民展现韩民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其汉诗的创作则与赵素昂本身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赵素昂文章中使用了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日本留学时期,赵素昂私人写作均用文言文,文言文是用以表达友情、骨肉之情、忧国之思的“情之文字”,公共书写则选择了韩汉文混用体,是政体的文体,而日文自始至终只是用于学习的工具。流亡中国后,除部分公函、书信等用英语或韩汉文混用体写作外,赵素昂的文章基本上都使用中文写作,使用中文是希望赋予中文一种互动与认知的媒介功能,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关注、支援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韩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4年赴日始,直至1912年7月自明治大学毕业,赵素昂在日八年,从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成长为具备国际眼光的近代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伴随他一生,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记录,折射出时代的光谱。赵素昂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东亚局势突变的时期,他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其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期间他见证了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本以为的文明国度变成了侵略的“恶魔”,同处边缘的中国却在民众奋起反抗后为韩国爱国志士提供了斗争空间,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中国。赵素昂少年时期便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即便日后赴日留学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并未消磨其对汉诗的兴致,汉诗反而成为其留学与流亡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所在。赵素昂汉诗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日本留学时期,二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临时政府辗转赴渝时期。他的汉诗在继承传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境的特殊体验,在不失审美的前提下,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身处异乡导致的精神苦闷深深体现在赵素昂的汉诗创作中,但他并没有陷入自我的悲情体验,而是在此之上的一种对于自我与现实的抵抗,在留学与流亡过程中,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始终是赵素昂汉诗创作的根本指向。赵素昂的义烈传记作品《金相玉传》《遗芳集》等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韩国义烈志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场景,历史现场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在文学书写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得以抒发,通过义烈形象弘扬了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金相玉传》与《遗芳集》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时,中韩两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中韩有识之士形成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精神价值。1930年代,赵素昂编写出版了大量韩国历史文化相关作品,在殖民地“失语”情境下,他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坚守,《韩国文苑》的编纂在荟聚韩国历代名文秀句外,也展现了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互助的兄弟情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使得赵素昂意识到韩人轻易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而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赵素昂对于“国民性”所秉持的态度一贯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在编纂写作的过程中,赵素昂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国族历史文化,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留学体验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促成其最终选择流亡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中国流亡体验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抗日意识,也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人士的相互书写与生成性互动。赵素昂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则表现了其对国民性继承且批判的态度,也巩固了文化身份认同。赵素昂的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抵抗意识与时代认识,与申圭植、朴殷植等来华流亡志士一起,构成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了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抗日意识、东亚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是东亚思想史上的财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王浩[3](2017)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肇始,万象更新。潮汕地区在看到黎明的曙光之际,又陷入军阀盘剥的黑暗时期。光明与黑暗轮回,和平与动荡交替。潮汕时局变幻莫测:革命政权的建立让潮汕地区逐步踏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潮汕人民在其沐浴下发展经济,逐步推进公用事业;而军阀势力的割据让潮汕地区沦为人间地狱,潮汕人民也在政权更迭中惶恐不安、惨遭蹂躏。屋漏偏逢连夜雨,地震、风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相继将潮汕人民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这些都为这一时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提供了生存空间。晚清以降,潮汕地区社会经济在中西碰撞中获得较快发展,从而引领粤东、赣南、闽西一带。潮汕地区在大峰善德信仰与基督慈善文明中,开启了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慈善救济事业。千年传承的慈善伦理文化,现行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一同滋润着这片土壤,奠定了潮汕社会善无止境的坚实基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群体。善堂善社主导慈善事业,各类基督教慈善福利机构引领慈善事业,潮商潮侨热心慈善事业,其它组织参与慈善事业,成为潮汕地区民间力量联动合作推进慈善救济的重要特点。同时,潮汕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公用事业,完善救灾行政体制建设、建立赈灾与救济组织等。特别是以汕头市政厅为核心,成为潮属各县慈善救济事业的领路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主要集中于灾荒慈善救济、日常慈善救济、慈善教育活动、慈善医卫活动等。特别是对传染疾病的救济之治疗事业及贫困弱势群体的关注、潮汕人的身体力行参与救赈活动、潮属有识之士对救济工作得失的建言献策成为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着力点。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事业与潮汕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民间慈善力量向政府机关为潮属灾黎乞赈,在当时战乱纷飞、政府无暇顾及民众的年代,无疑起了一个催促作用,推进了政府机构救赈的速度与力度,弥补着政府的民政不足与行为缺失,进而也促使着地方政府救济行动的展开。由此也出现了相比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政府职能的分散及缺失,汕头市政厅在乱世中于百废待兴之际勇于承担起政府职能。因此必须肯定汕头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较好履行政府职责、提高救济能力的成绩。正是这些慈善救济活动缓解着潮汕社会的矛盾,稳定着社会秩序,而且增强了潮汕侨乡社会的凝聚力,促进当地社会的快速发展。
覃亢节[4](2017)在《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方面皆是如此。德国亦不例外,1871年,德意志联邦完成了统一,德国正式诞生,此后,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颇高,对于德国的国家形象、与德国相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是德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等,中国人多会关注并加以分析评论,是为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近代中国关注德国的人群中,不仅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政界要员,张德彝、刘锡鸿等外交使节,梁启超、章太炎等学界精英,孙中山、宋教仁等政治精英,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小知识分子、报刊记者、杂志编辑等,也在关注着德国,并把自己对德国的看法或评论写成文字,供知识界讨论,供政府参考。当然,中国人评论德国,其目的还是在于试图从德国寻找可供中国汲取、借鉴的经验,故而,基于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诸多影响,其包含思想层面的影响与物质层面的影响两方面,对于物质层面的影响,前人研究颇多,本文主要以研究思想层面的影响为主。本文以18701920年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以及基于这些认知而产生的思想层面的影响。论文分为三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基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诸多中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战胜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主要是因为其军备优越,故而,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德国军备,这样的观点声援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洋务派。当然,较之于同时代之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王韬对德国的看法更加全面、深刻,他看到了德国强大军事力量背后优越的政治、军事制度。除了王韬之外,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着名外交使臣张德彝以及《申报》学人也对该战争有自己的见解。19世纪80年代,中德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人把德国当作良师益友,师法于德国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德认知的主流。刘锡鸿、李凤苞等驻德公使提倡从军事上学习德国;外交使臣张德彝在其大作《五述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诸方面的情况;而以郑观应、薛福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则是希望中国全面学习德国,包括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中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知识界大力谴责德国,但同时却苦于实力不足,不敢主张对德国宣战,而且,知识界认识到,德国占领胶州,乃是蓄谋已久,并非是教士被杀使然,德占胶州事件开启了列强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先例,将会引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故而,中国必须改革维新,方可避免亡国之祸。“第二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因素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界相当活跃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纷纷汲取外国的经验,为中国之未来献言献策。康有为对德国素有好感,而1904年的德国之行,使得康氏对德国之好感进一步加深,他认定德国的君主立宪制较之于法国的民主共和制更加适合中国,因此,康氏坚决主张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一度对民主共和抱有好感,但当他阅读了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与波仑哈克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分析之后,改变了其固有主张,转而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开明专制。杨度在俾斯麦“铁血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金铁主义”说。除此之外,在“民族主义”话语形成过程中,德国因素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先是德国的单一民族建国方式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后来,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再次启发了梁启超,使得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论,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章、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及影响”。欧战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分析了德国挑起欧战的原因,认为德国之所以挑起欧战,有其思想根源,具体而言,乃是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进化论思想使然;有其经济根源,是为了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其现实根源,德国长期以来同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欧战前期,基于德国在战场上的优势,知识界承认德国的优势并分析德国取得优势的原因,乃是基于其军国主义,对于德国的军国主义,知识界赞扬者较多,而理性分析者亦有之,在分析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知识界也提出了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除此之外,知识界还对战事未来走向进行预测,绝大多数论者的分析较为客观,并不因为德国前期占优便认为德国能取得最终胜利。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分析评论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问题。欧战结束后,知识界为德国的战败而欢呼,认为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同时也反思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先前对军国主义的赞扬荡然无存,代之以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声讨与谴责。另外,知识界还对德国战后的走向进行预测,有人认为德国将洗心革面,抛弃军国主义,有人则是认为德国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窥见,在晚清民初这一时段内,中国人对德国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评价之中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体现了先辈们的智慧。基于对德国的认知,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另外,中国人关注德国、思考德国问题的落脚点仍在中国,任何对于德国的分析评价,都是围绕着如何能使中国富强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因此,救亡图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主旋律,它始终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知识界的核心任务。
徐锦庚[5](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说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郜卫博[6](2015)在《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开始传入中国。在欧风美雨的长期渗透与影响下,中国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进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和改革,对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记录晚清社会变迁的竹枝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建立。晚清竹枝词既见证了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也书写了民众在晚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是记录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变迁的全景式画卷,更是后人窥探晚清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史料之一。本文在大量竹枝词以及笔记、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为背景,重点探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在中西方文明交融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也对晚清民众的生活影响深远。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对象及意义、有关晚清竹枝词的相关研究概述、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重难点及创新之处、以及论文选题的研究条件等相关内容。第一章内容在于介绍竹枝词的总体背景,其主要目的是交代竹枝词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晚清竹枝词的创作背景。晚清竹枝词是竹枝词发展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而近代几千年未有的变局赋予了晚清竹枝词独特的题材内容与时代特色。第二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内容为晚清竹枝词独特的题材内容及其史料价值。晚清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促使竹枝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纪实功能得到加强,在传承中转型的晚清竹枝词,既继承了竹枝词专咏风土的优良传统,也随着时代的风云突变拓宽了竹枝词的题材范畴,像咏战争、商业、青楼、官场、外国等的竹枝词组诗应运而生,既丰富了晚清竹枝词的题材内容,也拓宽了晚清竹枝词的史料范畴,是后人了解晚清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暖风活水”。第三部分为第三章。该部分以竹枝词中的租界为主要探讨对象。租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而本章以竹枝词作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结合竹枝词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画面重点分析租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该部分重点内容是关于西方近代文明对晚清社会影响的分析与研究,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是迫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裂变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该部分以西方近代日用文明、基础设施文明、制度文明为研究重点,着重分析西方近代文明对晚清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民众对待西方近代文明时的复杂心态,这种现象既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在近代遭遇时的冲突与对抗,也显示了民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观念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实践的检验,民众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猜忌与不解逐渐消失,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面日益扩大,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第五部分为第六章。该章重点分析晚清社会风俗之变迁。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不但对晚清社会变迁影响深远,也引起了晚清民众生活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重点体现为从重道轻器到道器并重、从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以及由崇尚节俭到竞奢尚侈的转变。
张露[7](2015)在《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词汇的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被视为教学的中心,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是词汇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三个部分。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基本动词、基本名词和基本形容词词表中按基本序的高低截取了单双音节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各前50个,对其搭配进行语料库的提取与分析。本文首先从《人民日报》、《读者》、《青年文摘》及《小说月报》等报纸和杂志2002至2011年语料建构成的超大规模真实文本中,使用Ant Conc软件进行搭配的机器提取。而后综合搭配词的频数、MI值和T值,并结合语言学知识,对提取结果进行人工的筛选,圈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基本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常见搭配。接下来,我们根据常见搭配词出现在节点词左边与右边的频次,结合语义特征,参照原始语料,对提取结果进行分析,建立类联接,概括这些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常规语法功能。最后,本文从搭配的角度对留学生在使用汉语时发生的偏误进行分析,将搭配上的偏误分为三类:语法搭配上的偏误、语义搭配上的偏误和语音搭配上的偏误,并以双音节动词“喜欢”的教学为例,将词语搭配提取计量研究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联系起来,真正将词语搭配的教学落到实处。本文在大数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观察这些最基本的单、双音节动词、名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克服了以往相关研究大多依靠个人语感或有限语料所带来的主观限制性强的弊端。客观、全面的实证研究不仅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教和学提供了本文所研究词项的搭配特征和语义特征,为学习者提供了直观、科学的语言搭配板块,还为词典的编纂、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的词汇处理及例句选用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路。
杨朝桂[8](2014)在《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文中提出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日本战后着名的历史小说家,一生发表小说57部、其中长篇36部,代表作有《坂上之云》、《龙马行》、《宛若飞翔》、《项羽与刘邦》等,获得日本文化勋章及文化功劳者等各种大奖。司马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其所描述的历史及其表达的史观,对当代日本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历史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然而,围绕“司马史观”为何物的问题,中外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英雄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超意识形态史观”、“唯物主义史观”、“唯心主义史观”诸说并立的现象,如实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显然,揭开“司马史观”的朦胧面纱,既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现实关切。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的基本原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国内外先行研究为参考,在整体把握司马史观构成及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在结构安排上,第一章沿着司马辽太郎的人生轨迹,从家庭环境、教育和社会生活背景为切入点,探讨了司马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第二章至第四章依次考察了司马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十五年战争”(亦称“昭和的战争”,特指日本1931至1945年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认识,层层推进地剖析了司马对历次战争起因、战争性质、胜败原因、战争影响以及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所持的观点和立场。终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关于司马史观的各种观点,进而结合正文的考察分析,对司马战争史观的特征和实质阐述了看法。相对于国内外学界的司马史观研究,本文的特色和创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研究的对象上,先行研究虽然不乏司马辽太郎的甲午战争观、日俄战争观以及昭和战争观的专题论述,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司马对三次战争的态度和评价截然不同,相关研究有碎片化之嫌,结果是司马战争史观的整体形象依然不甚清晰。为此,本文尝试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三场战争通贯起来,系统地考察司马辽太郎的立场和态度,以求真正揭示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的内涵和本质。在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与众多从文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不同,本文力求文本解读与历史事实相结合考察司马史观及其战争观。为此,大量研读了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散文、演讲、书信等原作,大量参阅了日本近代史的相关文献和研究着述,努力以客观发生的史实为依托,审视司马的战争史观。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对莫衷一是的各种司马史观论进行了分析,在吸收和采纳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中外学界首次提出了如下见解。本文指出:司马辽太郎一面盛赞“光辉的明治”,肯定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一面诋毁“黑暗的昭和”,批评日本发动的战争“愚蠢无谋”。实际上,在这种就事论事的表象背后,构成司马战争史观基础并得以贯彻始终的是近代笛卡尔、马克斯·韦伯等提倡的理性主义。在司马那里,识别、判断和评估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是以主观行为选择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唯一标准的。他之所以会征服读者,在于其笔下的战争情节引人入胜,分析和评论入情入理。然而,理性主义的着眼点,既是司马历史小说“成功”的原因,也是其致命的缺陷所在,因为在司马的战争史观中,人类的道德、民族的平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并不在其思考的主要范围,甚至可以说是被故意淡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辽太郎的战争史观是一副导致日本历史认识模糊的麻醉剂。
夏和武[9](2013)在《晚清“劝学”简论 ——侧重时代(1895-1911)与学术理路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名词,“学”的内涵与外延出现显着变化应始于晚清之际(1895-1911)。由此及彼,与“学”二而一的“劝学”一词它的内涵与外延也会跟着起一番变化。相比堪称原始的“学”与“劝学”,后起的以西学为滥觞、为来路的两者则别成一类,若以中国传统学术眼光出之,显然能见出诸多迥异和不同。无疑地,这些变化之所以如此显着,到底还是与当日大变了的时代环境(即所谓的语境)有关。具体言之,当日读书人多称当日是“未尝梦见”之时代,这表明它不入中国传统及历史经验的地方甚多,难以昨日比当日是其最大特征。事实上,“未尝梦见”是一句隐喻,它所涵括的内容其实十分丰富(至少要比笔者上述分析丰富)。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只要在弄清如此时代对身处其间的读书人群体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劝学”这一问题有一分外彻底的认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未尝梦见”的时代里,读书人群体事实上已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衰弱不堪的国家命运;二是前途未卜的个人命运。不难想象,两者其实互为表里。不过,对当日读书人群体来说,最能见出影响力的无疑要数科举制的一夕崩解以及新式学堂的应运而生。有学者称,正是随两者而来的耘旧制度间的转换,改变了当日无数读书人的命运。无可否认,读书人群体是最能与时代保持互动的一类人。面对“未尝梦见”之时代中层出不绝的问题(可以说远不止上述分析的那些),当日不少读书人已从之前的“兵战”或“商战”的思维中摆脱出来,认识到了“学战”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当口读书人思变求变的重点便落在了“学”上,这也是晚清劝学思潮兴起的一个理路所在。接续而来的是,何者为学则成为需要当日读书人群体作出认真思考的又一问题,背后的情况确也十分复杂。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中见出能见出趋势。据笔者观察,趋势有三:一是“中体西用”论的逐步消解与新认识论(不止一种)的渐次崛起;二是在看待何者为“学”问题上出现了科学化倾向;三是新学术分科的出现,改变了读书人群体从“四部”论学(问)的旧有取向。如果能将此时的学界乃至思想界的情况体会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正是上述三种情况的出现促成了“学”的整体性(即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部分)转向。不难想象,当日最能与“学”之变化形成呼应的无疑要数读书人群体读书志趣发生此消彼长般的转移。无疑地,相对中学的日益式微(或称衰落),与西学连在一起的西书渐居当日读书人群体读书世界主流地位则是其主要特征。说实在,“劝学”在清季民初学界掀起的各类思潮中占据着不太一样且特别重要的地位,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都是极其可议并值得进一步发掘的论题与论域。虽然对此领域学界已研究得较多,成果也有不少;然而迄今却无一人从时代与学术理路的角度入手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因此可以说,笔者所作或可补其稍许不足。
剧晓杰[10](2012)在《肃南县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玉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珍贵的宝石,更多的时候玉作为一种载体而承载了中国悠久的民族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玉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地方特色文化旅游的开发也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肃南县政府把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作为重点开发建设项目,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品位,丰富城市景观,而且也能增加地方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将祁连玉进行产业化运作,推向全国乃至世界。本课题从玉石文化研究出发,通过分析肃南县的现状特征,通过分析肃南县的现状特征,运用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对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研究提出总体规划理念与构思,在此基础上对产业园做出总体规划布局,根据总体规划布局,分区规划设计、服务设施规划、工程设施规划及职务种植设计等方面的具体实施意见。寻求产业园的未来发展道路,为今后文化产业园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1、文化产业园必须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园区文化内涵,提高核心竞争力,有针对性地规划设计具有主题特色的旅游园区;2、依据园区旅游资源和文化主题,规划不同的文化体验区,迎合现代旅游者日趋强化的体验消费需求,突出旅游产品的体验、休闲功能;3、规划设计要有完善的旅游服务功能,并建议提出园区建成后完善管理机制和高效的营销策略方法。期望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二、电信乱世谁称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信乱世谁称雄?(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2)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跨界体验与文学书写 |
第一节 日本体验与自我书写 |
第二节 中国体验与抗日书写 |
第三节 跨界体验与文体选择 |
第三章 日记书写与家国情怀 |
第一节 晓雁他乡:客愁与国愁 |
一、思乡之情 |
二、亡国之恨 |
第二节 东亚变局:体验与认知 |
一、日本:从文明国到侵略国 |
二、中国:从传统帝国到抗争空间 |
第四章 汉诗创作与情感寄托 |
第一节 苦闷与抵抗 |
一、望乡哀思 |
二、交友深情 |
三、抗日呐喊 |
第二节 用典与理趣 |
一、化典入诗 |
二、借景抒情 |
三、托物言志 |
第五章 义烈叙事与东亚精神 |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 |
一、历史现场与文学改写 |
二、叙事策略与审美效果 |
第二节 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 |
一、民主共和:国家意识的凸显 |
二、舍身为国:民族精神的渲染 |
第三节 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 |
一、共同书写:中韩知识分子的互动 |
二、中韩联合:帝国强权的超克 |
第六章 文本重构与民族认同 |
第一节 鱼与筌:文亡国乃真亡 |
一、聚文苑英华 |
二、昭同文之谊 |
第二节 国民性话语与身份认同 |
一、陶铸国魂:国民性话语的思考 |
二、民族想象:身份认同的建构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文章结构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发展背景 |
第一节 封闭与开放:准盆地式的潮汕地区 |
一、半封闭式的地形结构 |
二、海洋文明式的开放环境 |
第二节 和平与动荡:变幻莫测的潮汕时局 |
一、民主共和的曙光 |
二、地方政权的更迭 |
第三节 天灾与人祸:灾难深重的潮汕社会 |
一、绵延不绝的天灾 |
二、持续不断的人祸 |
第四节 记忆与现实:善无止境的潮汕社会 |
一、传统文化记忆中的慈善伦理 |
二、现实社会发展下的行善基础 |
第二章 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组织及慈善群体 |
第一节 政府主要救济机构 |
一、政府救灾行政体制建设 |
二、官方的赈灾、救济组织 |
第二节 民间主要慈善组织 |
一、善堂善社 |
二、红十字会 |
三、其它组织 |
第三节 潮汕地区慈善群体 |
一、海外潮侨 |
二、国内潮商 |
三、宗教人士 |
四、其它群体 |
第三章 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内容 |
第一节 灾荒慈善救济 |
一、兵灾救赈 |
二、风灾救济 |
三、地震救济 |
四、水灾救济 |
五、其它救济 |
第二节 日常慈善救济 |
一、救困慈幼 |
二、养老施棺 |
三、施医赠药 |
四、消防救火 |
第三节 慈善教育活动 |
一、潮属人士捐办学校 |
二、海外潮侨捐资学校 |
三、基督教会创办学校 |
第四节 慈善医卫活动 |
一、西式医院的医疗善举 |
二、医学教育的逐渐兴起 |
三、传染疾病的救济治疗 |
第四章 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与地方社会 |
第一节 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新发展 |
一、关注贫困弱势群体 |
二、有识之士建言献策 |
第二节 慈善救济事业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
一、民间与官方的博弈 |
二、民间与官方的合作 |
第三节 慈善救济事业与潮汕社会的关系 |
一、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
二、联系潮人乡谊,促进社会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意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中德关系史研究回眸 |
二、“中国人之德国观”研究及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从普法战争到德占胶州 |
第一节 中国人眼中的普法战争 |
一、王韬、郑观应与张德彝眼中的普法战争 |
二、《申报》对普法战争的译介及评论 |
第二节 19世纪70至 90 年代中国人的师德观 |
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驻德公使的德国观 |
二、全面介绍德国——张德彝与《五述奇》 |
三、全面学习德国——早期维新派的德国观 |
第三节 中国人对“德占胶州”事件的舆论反响 |
一、谴责德国的侵略暴行 |
二、讨论对德国和战问题 |
三、揭露德国阴谋与野心 |
四、呼吁中国改革以图强 |
第二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
第一节 知识界对德国政治制度、学说的认知及其影响 |
一、康有为对德国的崇拜与仿效 |
二、梁启超对伯伦知理、波仑哈克学说的吸纳与受容 |
三、杨度的“金铁主义”说 |
四、康、梁、杨三人对德国政治认知的合离 |
第二节 德国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
一、从“种族”、“宗族”到“国族”——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 |
二、知识界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初步构建 |
三、知识界围绕民族建国问题的争论 |
四、“五族共和”论的确立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
第三章 欧战期间知识界对德认知及影响 |
第一节 德国缘何挑起战争 |
一、思想根源:大日耳曼主义、军国主义与进化论思想 |
二、经济根源:资本主义发展之必须 |
三、现实问题:德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 |
第二节 欧战前期知识界对德国的认知 |
一、对德国前期战局的分析 |
二、对未来战事走向的预测 |
三、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论说 |
四、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 |
第三节 欧战中后期知识界对德国的思考 |
一、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评论 |
二、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的议论 |
三、对德国后期境况的分析 |
四、对军国主义的反思 |
第四节 欧战结束后知识界对德国的评论 |
一、对德国战败之意义的认知 |
二、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声讨与反思 |
三、对德国强权政治的批判与思考 |
四、对德国战败原因的探析 |
五、对德国战后境况的认知及未来走向的预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三、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五、论文选题的研究条件 |
第一章 竹枝词及晚清竹枝词的创作背景 |
第一节 竹枝词的由来 |
一、形式独特的风土诗 |
二、竹枝词的起源 |
第二节 竹枝词的发展概况 |
一、文人竹枝词的缘起 |
二、竹枝词的发展脉络 |
第三节 晚清竹枝词创作的时代背景 |
一、诗歌与时代背景之关系 |
二、晚清竹枝词产生的时代背景 |
第二章 晚清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
第一节 传承中转型的晚清竹枝词 |
第二节 晚清竹枝词概述 |
一、吟咏当地风土民情的竹枝词 |
二、吟咏战争的竹枝词 |
三、商业竹枝词 |
四、官场竹枝词 |
五、青楼竹枝词 |
六、吟咏外国的竹枝词 |
第三节 晚清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
一、社会史史料 |
二、文化史史料 |
三、风俗史史料 |
第三章 竹枝词中的租界 |
第一节 租界的形成 |
第二节租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
一、促进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近代化 |
二、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 |
三、为国人提供了躲避战火的安全界 |
四、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 |
第四章 竹枝词中的西方近代物质文明 |
第一节“欧风美雨”对晚清社会转型的影响 |
第二节 从竹枝词看民众日用物质文明的引进 |
一、自来水 |
二、火柴 |
三、洋布 |
四、电报 |
五、照相业 |
六、西餐 |
七、西医 |
第三节 从竹枝词看西方近代道路交通设施的引进 |
一、马路 |
二、铁路 |
三、路灯 |
四、车辆 |
第五章 竹枝词中的西方近代制度文明 |
第一节 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
第二节 从竹枝词看西方近代制度文明的引进 |
一、警察 |
二、消防 |
三、教育 |
四、银行与保险业 |
五、邮政 |
六、报业 |
七、政体制度 |
第六章 竹枝词中的晚清社会风俗之变迁 |
第一节 从重道轻器到道器并重 |
第二节 由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 |
一、重农抑商的四民社会结构 |
二、由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的转变 |
第三节 由崇尚节俭到竞奢尚侈的转变 |
一、历史文化的积淀:崇尚节俭 |
二、时代变迁的影响:由崇尚节俭到崇奢尚侈的转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内外关于词语搭配的研究 |
1.2.2 动/名/形容词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对象 |
第2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2.1 基本动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2.2 基本动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2.3 基本单音节动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2.4 基本双音节动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第3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名词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3.1 基本名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3.2 基本名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3.3 基本单音节名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3.4 基本双音节名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第4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形容词的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4.1 基本形容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4.2 基本形容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4.3 基本单音节形容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4.4 基本双音节形容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第5章 基本动/名/形容词搭配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
5.1 搭配偏误分析 |
5.2 搭配研究在对外汉语课堂中的应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读研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8)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旨 |
Abstract |
序章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先行研究评述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司马史观”的构成 |
第一节 “司马史观”的形成 |
一、少时的“大陆雄飞”梦 |
二、军旅实践的感悟 |
三、从记者到作家的思想成型 |
四、佛教的熏染 |
第二节 亚洲文明史观 |
一、亚洲认识及亚洲“情结” |
二、儒教文明史观 |
三、对“脱亚论”的态度 |
第三节 日本近代史观 |
一、明治史观 |
二、明治维新论 |
三、大正史观 |
四、昭和史观 |
第二章 司马的甲午战争观 |
第一节 《坂上之云》描绘的甲午战争 |
一、《坂上之云》的创作动机 |
二、《坂上之云》的史料运用 |
三、《坂上之云》勾勒的明治日本 |
四、《坂上之云》点评的中日外交 |
第二节 战争起因论 |
一、朝鲜论 |
二、日本论 |
第三节 战争性质论 |
一、“非善非恶”论 |
二、“新旧秩序之争”论 |
第四节 战争胜败原因论 |
一、中日国家观念强弱论 |
二、“北洋舰队失误”论 |
三、日本谍报出色论 |
四、抄录“伊东佑亨致丁汝昌劝降书”的深意 |
第五节 战争影响论 |
一、对战后中国的认知 |
二、对战后远东局势的评估 |
三、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
第三章 司马的日俄战争观 |
第一节 战争起因论 |
一、对俄复仇论 |
二、俄国威胁论 |
三、时代宿命论 |
四、保卫生命线论 |
第二节 战争性质论 |
一、保卫国家论 |
二、国民战争论 |
第三节 战争胜败原因论 |
一、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差异 |
二、国家体制的差异 |
三、军事上的得手与失策 |
第四节 战争影响论 |
一、战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 |
二、战后日本论 |
第四章 司马的“十五年战争”观 |
第一节 关于昭和战争的基本立场 |
一、“无谋战争”论 |
二、魔法森林论 |
三、统帅权祸首论 |
四、文化视角的思考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论 |
一、战争起因论 |
二、“大东亚共荣圈”批判 |
三、军部无能论 |
第三节 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论 |
一、天皇虚空论 |
二、天皇无责论 |
三、天皇论的思想底流 |
终章 |
一、“司马史观”礼赞 |
二、司马史观批判 |
三、司马史观的表象与本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晚清“劝学”简论 ——侧重时代(1895-1911)与学术理路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缘起 |
2 内容简介 |
3 学术史回顾 |
4 方法 |
5 一些新想法 |
第一章 语境:读书人群体与“未尝梦见”之时代 |
1.1 引论 |
1.2 身处“未尝梦见”之时代 |
1.3 科举制的崩解 |
1.4 “进而劝学” |
1.5 余论 |
第二章 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何者为学? |
2.1 引论 |
2.2 “中体西用”论的逐步消解 |
2.3 以西学为标尺 |
2.4 新认识论的渐次崛起 |
2.5 以政治学为例 |
2.6 余论 |
第三章 读书人群体读书志趣的转移 |
3.1 引论 |
3.2 有了“不少新意” |
3.3 转移的例证:西学西书渐居主流 |
3.4 余论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晚清“劝学”论题举要 |
附录二:晚清学会之“劝学”举要 |
附录三:晚清劝学所之“劝学” |
附录四:晚清报刊之“劝学” |
附录五:晚清“学问分门”与“学术分科”内容举要 |
附录六:晚清读书人读书志趣转移的另一些例证 |
征引文献 |
后记 |
(10)肃南县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综述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玉石文化研究 |
2.1 玉文化的概念及其发展历史 |
2.1.1 玉文化的概念 |
2.1.2 玉文化的发展历史 |
2.2 玉石的分类 |
2.3 玉石的功能 |
2.4 玉石的人文文化研究 |
2.5 现代玉石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
2.5.1 玉石产业发展现状 |
2.5.2 现代玉石的发展趋势 |
2.6 祁连玉文化研究 |
2.6.1 祁连玉的发展历史 |
2.6.2 祁连玉的认知 |
2.6.3 祁连玉产业发展研究 |
第三章 祁连玉文化产业园项目概况 |
3.1 项目背景 |
3.1.1 区域背景 |
3.1.2 自然环境概况 |
3.1.3 气候条件分析 |
3.1.4 历史沿革 |
3.1.5 社会经济现状 |
3.1.6 旅游业发展概况 |
3.1.7 滨河新区建设 |
3.2 项目现状 |
3.2.1 区域现状 |
3.2.2 资源现状 |
3.2.3 市场现状 |
3.3 开发现状 |
3.3.1 开发优势 |
3.3.2 开发机遇 |
3.3.3 开发劣势 |
3.3.4 开发挑战 |
第四章 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 |
4.1 项目规划理念与构思 |
4.1.1 规划理念 |
4.1.2 规划构思 |
4.2 总体布局 |
4.3 分区规划设计 |
4.3.1 国际玉文化论坛区 |
4.3.2 水韵商业街区 |
4.3.3 彩玉园 |
4.3.4 红玉园 |
4.3.5 碧玉园 |
4.3.6 白玉园 |
4.3.7 墨玉园 |
4.4 节点景观设计 |
4.4.1 规划原则 |
4.4.2 节点景观序列规划 |
4.4.3 闪光节点规划设计 |
4.5 服务设施规划 |
4.5.1 住宿设施规划 |
4.5.2 餐饮设施规划 |
4.5.3 购物设施规划 |
4.5.4 信息辅助设施规划 |
4.6 工程设施 |
4.6.1 给水工程规划 |
4.6.2 排水工程规划 |
4.6.3 电力工程规划 |
4.6.4 电信工程规划 |
4.6.5 供热燃气工程规划 |
4.6.6 环卫系统规划 |
4.6.7 交通系统规划 |
4.7 种植设计 |
4.7.1 规划目标 |
4.7.2 规划原则 |
4.7.3 植物配置设计 |
4.7.4 植物分区规划 |
4.8 用地平衡 |
4.8.1 土里利用现状 |
4.8.2 土地利用规划原则 |
4.8.3 土里利用协调规划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5.1 项目结论 |
5.1.1 主题特色与文化体验 |
5.1.2 完善的服务功能 |
5.1.3 良好的社会效益 |
5.2 关于园区实施保障措施的建议 |
5.2.1 园区管理机构规划 |
5.2.2 园区全面质量管理规划 |
5.2.3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
5.3 关于园区营销策略的建议 |
5.4 营销实施方案建议 |
5.4.1 市场近期开发计划 |
5.4.2 市场营销策略 |
5.4.3 网络营销策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电信乱世谁称雄?(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柴琳. 山东大学, 2021(10)
- [3]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研究[D]. 王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4]晚清民初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及其影响 ——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考察[D]. 覃亢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5]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6]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D]. 郜卫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5(12)
- [7]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D]. 张露. 湖南大学, 2015(03)
- [8]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D]. 杨朝桂. 南开大学, 2014(04)
- [9]晚清“劝学”简论 ——侧重时代(1895-1911)与学术理路的分析[D]. 夏和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6)
- [10]肃南县祁连玉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研究[D]. 剧晓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