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退稿原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华[1](2021)在《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的责任与担当——以《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考察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基于办刊定位与特色,特别是栏目设置及刊文分布等方面践行责任与担当的具体表现,这是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增强精品意识,提升学术品位,打造高端刊物的一贯坚持。新时代,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应进一步立足专业定位,打造科学平台,强化使命担当。
陈元元[2](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张磊[3](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认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张挺玺[4](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6](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马峥[7](2020)在《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期刊出版是科研成果向社会经济生产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在学术期刊的识别、监测、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评价理念与方法不能适应学术期刊发展、学术期刊评价思想落后于出版融合概念下的多元化发展态势、科技管理单位和科研绩效评估单位在实践中滥用、误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和结果、学术期刊片面追求单项和关键评价指标数值而导致的学术不端和出版诚信问题。这些问题从情报学研究角度看,可以归结为学术信息集合的静态和动态的定量测度问题。信息熵正是解决信息度量问题的经典理论。本研究基于信息熵研究科技学术期刊在知识传播中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对于一个孤立知识系统,信息的引入降低了知识系统的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通过学术期刊为系统引入负熵的作用,实现了系统的熵降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被看作一个信息引入过程,若论文被更广泛地传播,就表明学术期刊所供给的信息内容具有更大价值,也就更加有效地提高了整个知识系统的有序性,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趋于明朗和一致,对未知领域的错误理解趋于降低和消除。在期刊评价领域,知识系统可以看作期刊所提供的内容(论文)集合。对知识系统整体而言,显示度水平(概率)越高,意味着内容价值越大,也就是学术期刊为知识系统提供负熵的贡献越大。基于此假设,可以将信息熵变化作为一个定量测度信息价值水平的指标用于科技期刊评价工作。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描述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模型;以能源研究领域为样本实证计算一个以期刊论文集合构成的知识系统信息熵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在信息熵计算模型的基础上,探索从测度学术期刊对知识系统所贡献的“负熵”的全新角度,构建对学术期刊质量进行定量评价的新方法。本研究采用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大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最终成果将为我国科技学术期刊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实用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本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引文分析方法、标准化归一法来研究由学术期刊出版行为对学科知识系统所带来的信息熵变化量。采用文献调研分析法、引文分析方法、信息熵分析法、比较研究方法,将SCI数据库和E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新能源领域的学科作为样本对信息熵变化量监测方法进行验证。采用层次分析法、引文分析方法、专家调查法构建科技学术期刊评价的准则层指标,并以我国出版的、经期刊管理部门认定为科技学术期刊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本研究的创新点一是在学术期刊的评价思路上采用“评价知识贡献来替代评价质量”的逻辑。该定量方法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方法相比,在评价角度有所突破。二是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是从信息熵评价角度出发,选择描述不确定性的相关指标。在评价方法的操作性上,针对现实存在的各类问题,从信息熵这个宏观系统状态量的测度出发进行评价,既符合我国学术期刊管理评价的实际需求,又能科学有效地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和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特别是研制了“红点指标”“竞争强度”等创新指标。本研究提出了知识系统中信息熵的概念,并设计了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数学模型:因为学科发展具有显着的系统属性,因此可以把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作为一个孤立系统进行研究。在本研究中,这个知识系统就是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集合。在这个孤立系统中,对未能明确的研究观点,存在不同的预判,即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通过这个知识系统的信息熵来表达。而随着研究发展,不断有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引入,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知识系统的信息熵向着降低方向发展,也就是系统不确定性在降低。通过能源科学学科的实证研究,验证了随着时间进展,能源科学领域知识系统信息熵值呈现减少的趋势,表明该知识系统的不确定性在减少。学术期刊通过同行评议发表的论文,减少对科学问题的不明确认识,为知识系统输入有价值研究成果,也就是输入负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学术期刊的贡献。本研究设计了测度知识系统信息熵状态量和变化量的基本方法。为此设计了基于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体系结构和权重。该评价指标系统共包括7个准则层指标(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4年公布认定的3713种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
张晓波[8](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许丹东[9](2020)在《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生的“学习参与”(engagement)状况是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计划的施行,如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2018年6月21日,全国150所高校在四川成都联合发出“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明确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参与水平成为目前国内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需要以深刻认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特点为前提。已有诸多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比于西方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在“认真自律”上做得较好,在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上明显较弱。前者往往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后者往往被认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印记。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但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另外,相关研究也主要倾向于静态地、概观地(nomothetic)说明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影响,而没有从动态的、具体的(idiographic)视角认识文化的影响作用,所以使人们难以理解在现代环境中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联系的。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探究文化因素对当前大学生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加深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认知,为寻找提升我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有效举措提供有益启示。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众多,本研究采用最广义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能反映其独特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涵义。那么“中国文化”即是指能够集中反映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与“传统文化”可以互换通用。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多维的概念,所以开展与文化有关的量化实证研究往往会聚焦于能够体现文化内涵并且易于操作化的测量变量,例如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面子”(face)。从已有研究来看,“面子”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对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谓面子,指的是个体根据他人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这一概念已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被大量探讨并发展到测量评价阶段。尽管“面子”一词不是文化内涵的直接表述,但它是体现人们价值观的一种行为符号。已有研究通常将其细分为“自己的面子”、“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三个维度。相关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社会,顾虑“自己的面子”反映出重视他人评价的文化取向,维护“他人的面子”反映出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争取“团体的面子”反映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这些研究使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开展关于面子的实证研究获得坚实的基础条件。在教育界,虽然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指出面子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但目前还缺少有关面子与大学生学习参与关系的实证探索。而且,对于成长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环境下的中国大学生而言,面子对其学习行为究竟还具有怎样的影响需要新数据进行探讨。为此,本研究将以“面子倾向”为文化透镜,通过探索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来考察中国文化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所谓面子倾向,指的是个体由于考虑他人评价而试图建立起某种公众形象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研究步骤如下:第一步,结合前人研究和深度访谈开发出“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其中的“面子倾向量表”共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能力面子顾虑、品德面子顾虑、成绩面子顾虑、他人面子维护和团体面子争取。“能力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在他人面前显得个人能力不足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品德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被他人发现学习不认真、不遵守学习规范等不好的学习品德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成绩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未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在他人面前感到丢面子的倾向;“他人面子维护”指大学生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注重维护对方面子的倾向;“团体面子争取”指大学生积极维护团体形象、努力使团体受到他人夸赞的倾向。其中前三个维度属于“自己的面子”,后两个维度分别属于“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第二步,进行试测,对“面子倾向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第三步,进行抽样,并开展正式调查,收集定量研究数据。第四步,分析数据,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对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进行访谈,以形成对量化结果的进一步解释。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江苏省1所研究型大学和2所普通本科院校,共获得1040份有效问卷和42份质性访谈数据。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内容分析等。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大学生较为注重团体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较少顾虑自己的面子。在满分5分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均值约为4.0分,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均值约为3.9分,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和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均值在3.0~3.5分之间。对于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面子倾向总体上对学习参与的影响作用不大(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31~0.187之间),没有超过学习动机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40~0.293之间)。(2)不同类型的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同。第一,大学生对自己面子的关注更多地促进了认真自律行为,而不是互动式的学习参与行为(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深层次的主动探究行为。而且,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主动探究行为都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96、-0.131和-0.072;不过,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认真自律行为都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77、0.110和0.187;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对所有学习参与行为都没有显着预测作用。第二,大学生对他人面子的关注几乎不影响其学习参与行为。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只对师生互动行为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并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84;而对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行为的预测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结合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在处理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成熟度,他们可以通过私下场合交流、委婉表达等多种策略在保持和谐关系的情况下完成对学术问题的讨论。第三,大学生对团体面子的关注能够促进他们各方面的学习参与,不过影响作用同样不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9、0.132、0.150和0.067。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取得高学业成就(批判性思维水平高、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积极争取团体面子的倾向能够显着预测其认真自律行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79),但对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行为没有显着预测作用。(3)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受到内部动机和环境感知的调节。内部动机是指大学生因为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兴趣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学习动机,与功利性的外部动机不同;环境感知是指大学生对院校学习环境的感知状况。具体来说,大学生的内部动机水平越高、或者感知到学习环境越有利于发挥个体自主性,那么无论自己的面子还是他人的面子对其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都越弱,而团体的面子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则越强。访谈发现,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求真的学习情境”进行理解。当大学生处于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重的学习情境时,他们会专注于问题探讨和知识学习本身,而不是某个人的面子。由于较高的内部动机、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外部环境都有助于大学生进入求真的学习情境,所以使他们一方面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面子而放弃个人意见表达,另一方面会为了实现团体的目标而积极投入学习。访谈结果还显示,求真的学习情境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构建和维护的,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较为关键。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传统意义上的面子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并不像已有研究描述的那样明显,这可能反映出今天的大学生更加自主和独立。结合大量关于“00后”群体价值观的研究,可以说本研究的结果反映出集体主义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性与变迁性:成长在现代环境中的大学生既具有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及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同时也越来越看重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等这些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分。传统文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能够促使它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相融合,从而有利于中国大学生互动式、深层次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另外需要指出,面子对当今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不代表整个文化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或者消失,而是说明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已被新一代的青年群体重新诠释。其重要启示是,未来的相关研究要能从动态的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地说明某种文化要素是否存在影响的层面。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研究结论。第一,“面子”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正在式微。第二,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相比于西方学生更容易受到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发展追求真理的内部动机以及创设有利于大学生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可以减弱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第三,合作学习方式对于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意义,它能够借助于大学生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促进其学习参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提升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质量的如下建议。第一,院校为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所进行的实践改革需要把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创设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作为核心目标,并重视发挥大学教师在其中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展现出热爱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乐于接受而不是回避来自学生的新观点的挑战,以减弱大学生对面子的关注。第二,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大学生合作学习以利用中国学生较高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倾向来促进其学习参与,但针对具有不同学业成就的学生群体在合作学习的内容和性质上应有所差别。尤其是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具有高学业成就的大学生来说,应注重促使他们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学习活动,而不是同其他学生一样参与同样的合作学习活动。最后,在研究的局限性上,本研究为了更好地同已有研究对话选择了院校层次的学习情境而不是更加具体的课堂情境展开探索,但由于面子具有情境性的特征,所以它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很可能存在差别。另外,本研究对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群体其面子倾向差异也没有充分揭示。不过本文认为,由于“面子”对中国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日渐式微,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于其它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特征的概念来探讨它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关系,例如利他、自谦、好学心等。尽管在不同的学习情境、或者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群体来探明“面子”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仍有一定价值,但或许它已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董晨雪[10](2020)在《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养老将健康理念引入养老领域,不仅关注老年群体的物质和生活需要,还关注其医疗照护、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等,强调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统筹协调养老资源,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随着老龄社会的不断深化,健康养老已经成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呈现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趋势,尽管与之相应的我国健康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且城乡差异显着的问题。关注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公平的正义,是聚焦老年权益,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在归纳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健康养老的重要意义及发展现况,并以江苏省太仓市、合肥市肥西县、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展开调查研究,对其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及供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城乡间、还是地区间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健康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差异也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将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城乡需求差异显着,统筹协调存在困难;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服务理念较为传统,健康养老有待深化;城乡供给差异显着,共建共享仍需加强;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城乡环境、生活观念存在不同,行为选择存在差异;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健全,供给效果尚未凸显;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发展较晚,相关探索有待加强;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结构失衡,统筹协调仍需推进。最后,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思考,分别为:正视差异,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精准供给,促进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提升;更新理念,保障老年群体健康养老服务权益;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养老服务协调推进;以期能够对我国健康养老的发展提供相关思考,促进我国健康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退稿原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退稿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的责任与担当——以《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刊物的定位与特色 |
1.定位明晰,打造主题栏目 |
2.凸显场域,主办地方栏目 |
3.观照现实,开辟特色栏目 |
二、刊物的刊文分布 |
1.立足栏目综合的考察 |
2.基于数量维度的考察 |
3.基于设计维度的考察 |
三、进一步打造高端刊物 |
1.立足专业定位 |
2.打造科学平台 |
3.强化使命担当 |
(2)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理论基础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内容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 |
第一节 大正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一、大正时期的社会形势 |
二、《大学令》等相关法令的推进与实施 |
三、帝国大学的规模扩展 |
四、专门学校的升格 |
五、公立、私立大学的初创 |
第二节 昭和前期及战时日本高等教育的强化与扩充 |
一、昭和前期的社会变革 |
二、国家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强化与推进 |
三、帝国大学的增设与发展 |
四、私立及官立、公立大学的扩展 |
五、专门学校的扩充 |
第三节 战后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建及大众化的前奏 |
一、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 |
二、高等教育民主新法令的颁布与落实 |
三、旧制大学改组升级为新制大学 |
四、私学扩展及巨型私立大学的出现 |
五、短期大学的制度化与发展 |
第二章 规模扩展: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扩张(1963-1970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扩张的背景 |
一、经济超热化高速增长 |
二、社会中等阶层的扩大 |
三、人力资本及教育投资理论的盛行 |
四、中等教育的普及与多样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提出 |
一、实施“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 |
二、修订并放宽《大学设置基准》 |
三、落实《关于改善大学教育》报告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一、私立高校及私立巨型大学大幅增设 |
二、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剧增 |
三、学部及学科种类的快速扩充 |
四、国立及公立高等院校的显微发展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显现 |
一、高等教育目标偏向功利性 |
二、大学入学考试受传统学力观束缚 |
三、教学大课堂化及课程设置批量化一 |
四、高校教育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均衡 |
五、“大学纷争”学生运动的爆发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扩张的特点 |
一、私立高校发挥主力作用 |
二、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 |
三、职业高等院校发展突出 |
四、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大 |
第三章 质量调控: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集约发展(1971-1983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背景 |
一、石油危机与经济增速下降 |
二、少子化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
四、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启动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 |
一、《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提出 |
二、《大学设置基准》与咨询报告的修改与完善 |
三、振兴与援助私立高校法案的实施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集约发展 |
一、各类高校数量增速放缓 |
二、高校学生人数阶段性回落 |
三、学科专业数量增速下降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调控 |
一、教育目标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
二、大学统一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 |
三、兼职教授的选聘与课程教学的创新 |
四、高等院校内外部管理的相互制衡与加强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特点 |
一、私学转向集约化节制发展 |
二、高校类型纵向多层次优化 |
三、应用型人文社科类专业增加 |
第四章 量质兼顾: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稳定增长(1984-1999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稳定增长的背景 |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增强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
三、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化 |
四、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增强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成熟 |
一、“大学开放方针”的实施 |
二、大学自由化政策的制定 |
三、大学自我评价机制的导入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增长 |
一、私立高校数量有序增长 |
二、国立及公立高校的平稳发展 |
三、高校学生人数稳定回升 |
四、学部学科的新增及改组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优化 |
一、教育理念趋向个性及创新 |
二、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 |
三、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多元 |
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提升 |
五、管理运营及评估机制规范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平稳增长的特点 |
一、量质并重趋向均衡发展 |
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加强 |
三、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
第五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特点及经验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及特点 |
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种发展路径 |
(一)美国:公立为主,政府、高校、社会协调发展 |
(二)英、法等欧洲国家:公立为主,倚重政府 |
(三)日本:私立为主,政府引导 |
(四)中、俄等转型国家:前期倚重国家,后期民间发力 |
二、日本私学主导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特点 |
(一)私立高等院校占据主体地位 |
(二)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 |
(三)构建非传统型多类型高等教育机构 |
(四)大众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互促并存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
二、充分挖掘并发挥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 |
三、高校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 |
四、政府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
五、高等教育应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分类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运用史料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一、招生与就业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一、民众教育馆 |
二、图书馆 |
三、民众学校 |
四、其他机构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一、识字教育 |
二、电化教育 |
三、其他教育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小结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一)经济“统制化” |
(二)政治社会化 |
(三)新国民运动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小结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小结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二、秦腔改革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小结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小结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科技学术期刊传播规律的研究 |
2.1.1 学术期刊传播模式的研究 |
2.1.2 基于引文分析探索学术期刊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研究 |
2.1.3 基于知识扩散理论的期刊信息传播研究 |
2.1.4 数字化时代给学术期刊传播方式带来的变化和相关问题研究 |
2.2 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 |
2.2.1 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评价办法 |
2.2.2 基于传统计量学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法 |
2.2.3 基于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法 |
2.2.4 期刊评价活动长期存在的挑战 |
2.3 熵的概念与研究应用 |
2.3.1 热力学熵概念 |
2.3.2 玻尔兹曼熵概念 |
2.3.3 信息熵概念 |
2.3.4 信息熵概念的发展 |
2.3.5 信息熵的应用 |
2.4 小结 |
第3章 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测度 |
3.1 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概念 |
3.1.1 基于信息熵的学术期刊出版研究 |
3.1.2 学术传播的系统属性 |
3.1.3 知识系统不确定性的构成 |
3.1.4 知识系统信息熵的定义 |
3.2 测度知识系统信息熵的原理 |
3.2.1 构造指标矩阵 |
3.2.2 标准化处理 |
3.3 以能源领域为样本测度一个知识系统的信息熵 |
3.3.1 数据来源 |
3.3.2 知识系统信息熵数学模型 |
3.3.3 指标计算 |
3.3.4 实证:以能源领域论文为样本 |
3.4 小结 |
第4章 学术期刊对知识系统贡献的测度模型 |
4.1 研究假设和思路 |
4.1.1 研究假设 |
4.1.2 测度思路 |
4.2 学术期刊对相应知识系统的贡献的测度 |
4.2.1 学科分类体系划分 |
4.2.2 各学科高频关键词统计 |
4.2.3 计算各学科领域由期刊论文所构成的知识系统的信息熵背景值 |
4.2.4 计算被评价期刊缺位状态下对应知识系统的信息熵的虚拟值 |
4.3 测度学术期刊贡献的实证 |
4.3.1 实证测算 |
4.3.2 结果讨论 |
4.4 小结 |
第5章 基于信息熵的学术期刊指标评价体系和实证 |
5.1 构建指标体系 |
5.1.1 准则层构建 |
5.1.2 指标(二级指标)选择和研制 |
5.1.3 原创指标之一:红点指标的研制 |
5.1.4 原创指标之二:竞争压力指标的研制 |
5.2 确定指标的权重 |
5.2.1 专家邀请和调查 |
5.2.2 调查结果的一致性检验 |
5.2.3 计算权重 |
5.3 实证:以中国3713 种科技学术期刊作为样本 |
5.3.1 样本的特点 |
5.3.2 采集数据计算各项指标 |
5.3.3 计算期刊加权评分 |
5.3.4 实证结果的讨论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讨论 |
6.1 主要结论 |
6.2 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比较优势 |
6.2.1 研究成果的适用性 |
6.2.2 基于信息熵的期刊评价方法相对于以往方法的比较优势 |
6.2.3 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优势 |
6.3 讨论 |
6.3.1 未来研究展望 |
6.3.2 研究局限性 |
6.3.3 研究成果的应用场景 |
参考文献 |
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8)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研究目标、主要内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渊源 |
第一节 承袭前朝:对高丽王朝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
一、科举种类与考试内容 |
二、科举规制 |
第二节 师法中国: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
一、对《科举程式》的吸收 |
二、“宾贡”与朝鲜王朝科举 |
第二章 朝鲜王朝的科举科目与考试程式 |
第一节 “两类四科”与特别试 |
一、“两类四科”的科目分类 |
二、特别试 |
第二节 小科 |
一、生员试 |
二、进士试 |
第三节 文科 |
一、文科初试 |
二、文科覆试 |
三、文科殿试 |
第四节 武科与杂科 |
一、武科 |
二、杂科 |
第三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流变 |
第一节 定型与发展: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的科举制度 |
一、太宗、世宗与科举制度的定型 |
二、《详定科举规式》与科举制度的发展 |
第二节 冲击与调整:壬辰战争前后的科举制度 |
一、文科式微 |
二、武科勃兴 |
三、应试者的资格限制不断放松 |
四、恢复僧科 |
第三节 改革与调适:17-18世纪的科举制度 |
一、壬辰战后科举政策的调整 |
二、“仁祖反正”后的科举改革 |
三、肃宗时期的科举改革 |
四、英祖、正祖时期的科举发展 |
第四节 危机与废除:19世纪的科举制度 |
一、“甲午更张”前的科举运行 |
二、“甲午更张”与废除科举 |
三、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反应 |
第四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及改革主张 |
第一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 |
一、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 |
二、科场规制问题 |
三、考试官员与举子问题 |
第二节 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科举改革主张 |
一、“君师一体”:正祖李祘的科举变通纶音 |
二、“全面革新”:丁若镛的科举改革主张 |
三、“救弊三策”:尹愭的科举改革主张 |
四、“众说纷纭”:其他人的科举改革主张 |
第五章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特点 |
第一节 科举视角下的庶孽制度 |
一、两班分层与庶孽禁锢 |
二、庶孽禁锢与庶孽许通的争论 |
三、庶孽许通的制度化及其反复 |
第二节 科举直赴法 |
一、直赴法的实施与发展 |
二、科举直赴之资格与分类 |
三、直赴法之限制与影响 |
第三节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其他特点 |
一、名目繁多的特别试 |
二、在职官员应试 |
三、特有的科举术语与白牌、红牌 |
四、一贯的重文轻武倾向 |
第六章 中朝双方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第一节 中国人对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认识 |
一、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朝鲜科举认识 |
二、崔溥《漂海录》与中国人对朝鲜科举的认识 |
三、晚清报刊中的朝鲜科举 |
第二节 朝鲜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一、朝鲜官方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二、朝鲜民间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 |
第三节 中朝士人围绕两国科举的讨论——以《乾净衕笔谈》为例 |
一、两国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比较 |
二、由笔谈看中朝士人的应举心态 |
结语 |
附录 :朝鲜王朝科举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9)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参与理论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研究的历史发展 |
二、关于大学生学习参与的不同理论观点 |
第二节 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及成因 |
一、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 |
二、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的成因探索 |
三、面子——影响大学生学习参与行为的一个文化因素 |
第三节 面子的概念、文化意蕴与测量 |
一、面子的概念 |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 |
三、面子的分类与测量 |
第四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研究框架构建 |
一、大学生发展模型和面子作用机制模型 |
二、研究框架构建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思路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一、研究样本情况 |
二、研究工具 |
第三节 调查伦理和社会称许性处理 |
一、调查伦理 |
二、社会称许性处理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现状 |
一、面子倾向等变量的描述统计 |
二、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检验 |
三、学生个体背景特征对面子倾向等变量的回归分析 |
四、小结 |
第二节 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一、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相关性 |
二、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回归分析 |
三、面子倾向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
四、团体的面子对个体的面子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五、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访谈分析结果 |
六、小结 |
第三节 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强弱的因素 |
一、学习动机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二、环境感知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三、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因素的访谈分析结果 |
四、小结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一、不同年级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二、不同学业成就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三、小结 |
第五章 讨论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行为中面子倾向的现状 |
一、面子倾向现状及其群体差异 |
二、面子倾向现状折射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 |
第二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一、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二、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因素 |
第三节 基于社会文化观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再认识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社会文化观:动态的视角 |
二、从“美德导向”走向“美德加心智”的学习模式 |
三、求真的学习情境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局限性与研究启示 |
一、研究局限性 |
二、启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A: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试测) |
附录 B: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正式调查) |
附录 C:大学生学习中面子倾向的访谈提纲 |
附录 D:面子倾向与学习行为关系的访谈提纲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 健康养老是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方式 |
(二) 我国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
(三) 我国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但仍不平衡、不充分且城乡差异显着 |
二、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现有研究评述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调查分析法 |
(三) 数据分析法 |
(四) 对比分析法 |
(五) 归纳总结法 |
五、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一) 研究内容 |
(二) 技术路线图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工具 |
一、基本概念 |
(一) 健康 |
(二) 老年健康 |
(三) 养老 |
(四) 健康养老 |
(五) 健康养老服务 |
(六) 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
(七) 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 |
二、理论工具 |
(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二) 正义论 |
(三) 社会福利理论 |
第二章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现状 |
一、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
(一) 宏观需求 |
(二) 中观需求 |
(三) 微观需求 |
二、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一)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制度供给现状 |
(二)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投入供给现状 |
第三章 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比分析——基于三个地区的调查 |
一、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情况 |
(一) 数据来源 |
(二) 样本基本情况 |
(三)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现状 |
(四)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
二、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情况 |
(一) 信息来源 |
(二) 三个地区推进健康养老服务的背景 |
(三)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四) 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供给分析 |
三、三个地区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比分析 |
(一) 总体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差异 |
(二) 城乡间供给和需求存在差异 |
(三) 地区间城乡供需差异有所区别 |
第四章 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境 |
(一) 城乡需求差异显着,统筹协调存在困难 |
(二) 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
(三) 服务理念较为传统,健康养老有待深化 |
(四) 城乡供给差异显着,共建共享仍需加强 |
二、我国城乡健康养老服务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城乡环境、生活观念存在不同,行为选择存在差异 |
(二) 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健全,供给效果尚未凸显 |
(三) 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发展较晚,相关探索有待加强 |
(四) 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结构失衡,统筹协调仍需推进 |
第五章 基于差异的正义——构建我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思考 |
一、正视差异,构建中国特色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
(一) 建立覆盖全民的统一的健康养老制度 |
(二) 构建“基本+补充”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
二、精准供给,促进健康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提升 |
(一) 扎根健康养老实际需求 |
(二) 夯实健康养老基础建设 |
(三) 完善健康养老服务内容 |
(四) 加强健康养老人才保障 |
(五) 优化健康养老资源配置 |
三、更新理念,保障老年群体健康养老服务权益 |
(一) 深化健康养老研究探索 |
(二) 推进健康养老理念传输 |
四、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养老服务协调推进 |
(一) 统筹配置城乡养老资源 |
(二) 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
(三) 协调区域健康养老差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附录 |
后记 |
四、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退稿原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医学类院校文科学报的责任与担当——以《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J]. 张华. 出版广角, 2021(12)
- [2]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7]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D]. 马峥. 南京大学, 2020(10)
- [8]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9]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D]. 许丹东. 南京大学, 2020(12)
- [10]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研究[D]. 董晨雪. 苏州大学, 2020(03)
标签: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论文; 大学论文; 齐鲁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