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发挥税收优势 支持积极财政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万东灿[1]（2020）在《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只有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内忧外患,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种种迹象表明融资约束严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对财政金融支持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围绕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何以及如何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等问题,系统性的研究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作用机制、功能优势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作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本文的研究具体通过以下部分展开:一是通过梳理关于财政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作用影响,以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企业内部特征对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影响的国内外文献,为后续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提供文献支撑。二是通过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政策性金融理论,从而把创新的双重属性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相对接,并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为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分工与协同配合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系统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作用优势打下理论基础。三是系统性分析在新时期,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领域、作用要素、分工机制和功能优势。从理论角度提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优势,实现政策性、市场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分担企业创新面临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是从现实出发,分析作为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及在支持过程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和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和困难,从而进一步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厘清了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五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以符合“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包括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因素,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着。企业规模增长对政策性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显着,但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企业年龄增长对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对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不显着。六是以进出口银行支持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结合前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的定位、措施和效果。探讨进出口银行在提升国有船舶企业创新产出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并借鉴造船强国日韩的国际经验,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具体如下:首先,创新的双重属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具有财政和金融的组织协同机制。政策性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在专业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其次,政策性金融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支持效果还不够理想,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相对不足,精准高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摇摆,经营管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到位。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措施,经营授权,监管考核等机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优势的发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措施、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支持入手,为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提出一揽子综合改进方案:一方面,政策性金融须以企业为中心,明确分工定位,分层分类支持企业创新,同时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优化评估体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性金融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完善授权、监管和激励措施等方面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
许世建[2]（2020）在《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是具有跨界、整合、重构特征的教育类型,因此需要企业参与办学并实现与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制度调控的重要供给主体,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然而,由于利益诉求得不到精准满足,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普遍性的“一头冷”正向短期培训“热”、长期育人“冷”的结构性“冷”转变,办学主体功能与地位缺失,对办学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需要政府优化财税政策激励机制进行宏观干预。据此,本研究釆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和系统论研究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就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展开研究:（1）通过文献综述回顾以往学者有关企业参与办学及财税政策激励的研究,了解我国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现状和问题;（2）将企业参与办学动力机制放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系统中进行研究,揭示财税政策在系统中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将财税政策激励置于企业行为系统中,通过分析企业参与办学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应概念模型;（3）通过问卷调査方法获取数据,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路径和效应,并通过横向多维分组对比进行财税政策效果评价;（4）总结典型国家基本经验,并结合实证数据分析结果,分政策利用和优化两个维度,提出完善我国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财税政策体系相关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力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具有马太效应的“动力源—加压装置—减压装置—调节装置”动力循环。财税政策使企业参与办学行为处于高度的激活状态,保障了企业办学动力在系统中的良性运转并得到逐渐增强;（2）财税政策作为企业参与办学的外在激励条件,并不直接对企业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影响,而是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构建委托—代理协调关系,作用于企业行为影响因素,通过满足企业需求提高办学动力向实际行为的转化效率,以间接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3）财税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对于企业参与办学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并且在不同特征企业和不同政策实施条件下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将职业教育研究由学校转向企业、由纯粹企业行为态度转向由财税政策激励形成的主观规范,区别当前主要针对院校的政策支持,过多倾向于企业自身加强投入;（2）从微观层面探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激励路径和效应,横向多维分组评价现行政策效果,扩展当前主要集中于优惠政策制定的面上研究;（3）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系统论方法引入其中,突破现有以教育论教育的学术思维藩篱。
张曼[3]（2020）在《我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制造业生产和国际投资呈收缩趋势,不断累积的高额债务和不断恶化的信贷质量使得金融市场风险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全球范围掀起新一轮竞争性减税浪潮。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不断增大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一直着眼“放水养鱼”,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大力推进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提高企业利润率,改善营商环境。为了分析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本文在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考量,采用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模型共分为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假设家庭部门是代表性李嘉图家庭,在其一生效用最大化情况下选择劳动和消费;企业部门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并且具有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等特征;政府部门实行财政政策和符合泰勒规制的货币政策。基于Matlab软件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促进效果,可以刺激产出水平在短期内上升;第二,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不同,政府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的影响路径完全不一致;第三,政府减税政策的经济效果优于政府支出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比普惠性减税更加柔和;第四,扩张性政府投资支出对产出刺激效果最显着,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很长远。通过上述模型分析,本文认为财政政策应该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满足社会的短期需求和追求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利率效应的长期优势,加大公共资源领域的投资,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抵消贸易摩擦和跨国投资带来的负面供应冲击,提高长期产出水平并增加就业机会。
龙俊鹏[4]（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邱国庆[5]（2020）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因此,未来政府如何进一步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成为学界和决策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定创新战略和引领创新发展,塑造创新环境和提供创新服务,积极为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财税保障。可见,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具有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特征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能够深刻地影响政府行为决策。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科学的制度平台,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不仅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激励。可见,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刺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本辖区的经济发展。那么,创新活动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经济行为,是否会受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呢?然而,目前的已有研究文献却很少关注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鉴于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探究地方财政行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这一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话相关理论、描述特征事实和实证检验,主要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等三个主要问题。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模型表明,以财政分权制度为背景,经济相对分权对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政策效果具有负面影响,但政治相对集权弱化了经济分权的负面效应。（2）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行为构成约束和激励,地方财政行为波动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中,财政科技投入、科技事权划分、地方税收和土地财政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关键所在。（3）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存在“竞优”效应,政府间会以相邻或周边地区创新水平为标尺展开“为创新而竞争”。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层面的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或随机面板计量模型、中介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财政分权激励机制确实改善了区域创新活动效果,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表现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2）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强度低于门槛值时,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着,当财政分权强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区域创新产生显着地促进作用。（3）基于地方财政行为视角,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存在显着中介效应,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向地方下放创新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地方税收努力程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遮掩效应”现象。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显着。（4）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或者周边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创新集聚效应。东、中和西部地区创新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及部分中部地区处于“高—高”空间分布形式。然而,处于“低—高”和“低—低”区域的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5）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的“竞优”效应,会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竞优”效应,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逐底”现象。本研究对未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和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财政分权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可实现双赢。首先,推进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激励体制应围绕着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其次,区别于以往推进区域创新政策模式,新时期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选择应引入财政治理的新思维,运用财政政策推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未来应重点扩大创新领域财政支出规模,完善科技“双向”分权体制,规范地方税收行为和约束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最后,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统筹财政与人才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和空间规划等方面,促使财政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共同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马文迪[6]（2020）在《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黑龙江省是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如何让黑龙江省制造业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引领制造业发展趋势,是值得黑龙江省学术界、产业界思考的重要课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传统的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创新能力薄弱、产品科技含量低、高端装备少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传统制造业急需进行调整升级,“智能+”制造业已然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方向。基于上述背景,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智能+”制造业的相关概念界定、内容和特征的分析,深入了解了“智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从政策激励视角,依据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税式支出理论,探讨如何通过为制造业“添芯增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对黑龙江省现行的“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激励政策进行分析,经数据和政策的总结提出,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激励政策存在财政补贴政策效益低下、财政投融资效果不佳、地方财政政策精准性弱、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弱化等问题,并深入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借鉴了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广东、江苏和重庆的发展经验,发现财税政策与“智能+”制造业发展起正向激励作用。运用OLS回归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结果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增强“智能+”制造业的财政补贴政策效果、推进财政PPP项目建设、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强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性作用。
李梦涵[7]（2019）在《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5%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期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的政策消化期。面对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传统产业中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过度依赖于投资导致内生经济增长乏力,由此滋生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财税政策安排能够发挥资源要素配置职能,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形成优化配置,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带来政策效应。由此可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通过财税政策影响产业升级成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方式的必然选择。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审视财税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在产业结果升级中的职能定位、研究如何通过优化财税政策工具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解决在运用财税政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首先,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财政分权、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三个方面揭示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对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细致考察。其次,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财政分权、支出政策和税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并对比分析不同财税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财政分权的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分权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政策效果取决于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的不对称性;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表现出异质性特征;支出政策的实证结果表明:扩大支出规模和优化支出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受正负效应的共同影响,而支出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税收政策的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来看,提高税收收入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层面来看,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最后,在财税政策效应实证结果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及原因,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影响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问题有:支出结构安排缺乏产业协调性、税制结构设置缺乏导向性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普惠性;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为:纵向财政失衡扭曲公共支出结构、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地方债务危机以及不对称分权恶化地方政府竞争等。通过借鉴国外典型国家的经验,本文提出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调控财政支出规模、提高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完善促进产业融合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构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以及释放税制改革的经济红利等。
姜群[8]（2019）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对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础研究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把基础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作为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科技竞争正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的趋势下,基础研究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基础研究的知识成果能够增加一国乃至全球的知识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关键。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在投资和从事基础研究过程中,政策制定对于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随着财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如何借助于财政政策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的突破,提高我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理性客观地分析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与存在的不足,探索促进基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有效路径,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绪论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DEA和Tobit模型,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效率进行了量化评价,揭示其影响因素。再次,采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然后,采用归纳比较分析方法论述了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基于以上内容,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有效路径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主要围绕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情况、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四个方面对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进行分析:第一,基础学科研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基础研究发展平台逐步完善、企业关注力度有所提升、基础研究成果多方面提高。第二,19842018年,我国相继出台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及人才计划,基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渠道单一、基础研究薄弱的短视现象。第三,为了促进基础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研究的政府采购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2）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鉴于财政作用于基础研究有两个可能的重要渠道:一是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与效果;二是影响拔尖人才的成长。首先,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模型对2009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从经济、人力、地区、社会、贸易、财政结构等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效率与技术变化的年平均下降速度均为4%,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综合效率指数年平均提升1%。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源水平对于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表现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财政负担对基础研究投入效率影响效果不明显。其次,以19992016年197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及成长路径。从学科分布上可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学科的分布上存在集中趋势,主要分布在工学和理学两个学科上,共约占总人数的71%;不同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赫芬达尔指数表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依托单位的分布上呈高度集中趋势。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本硕博直读型培养方式、分学科分类别交叉型教育模式有利于加速拔尖人才的形成。（3）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第一,在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方面,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权限在分配上没有实现统一与制衡;财政投入强度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偏向严重,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以应用研究为主,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以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主,均未给予基础研究应有的重视;未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单一,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不足;财政投入地区不均衡,基础研究投入效率有待提高等。同时,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存在采购规模小、可操作性差、支持范围有限等问题。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表现出立法层级偏低、政策缺乏稳定性、税收优惠政策间不协调、普惠性力度不强、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研究方面,教育投入不足、政策激励程度有限、人才分布集中是制约人才发展的主要原因。（4）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选择美国、日本、韩国等创新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执行结构、投入规模、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三国在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体系上各具特色。美国的主要特点是资助体系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双主体运行,各主体资助结构迥异,任务导向型特征明显,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形成了侧重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体系;日本政府内部拥有稳定的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基础研究经费分类拨付,高度重视竞争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其税收优惠偏重于“应税收入抵扣”;韩国政府形成了因时而变的灵活资助模式,注重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配套。三国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以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资助体系,以大学或企业为主体的执行结构,稳定充足的投入规模,有效的税收优惠制度。（5）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实证分析、国外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第一,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资助体系;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第二,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第三,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第四,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定位,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最后,从优化基础研究环境、发挥政府采购的激励效应、注重学科均衡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联合、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质量等方面提出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综合性配套措施。
林小玲[9]（2019）在《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文中指出创新投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企业创新投资具有巨大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面临融资约束。财政政策能够解决公共产品性和正外部效应,弥补市场失灵,增加企业内部资金或者外部融资,激励企业创新投入。论文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研究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重点揭示财政政策通过融资结构中介传导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先分别探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再比较财政补助、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差异。首先,在查阅国外国内大量文献基础上,对财政政策、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资进行理论分析。接着,实地调研财政部门、深圳创新型企业,了解企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的经验与不足。其次,搜集财政部门内部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整理企业相关财务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影响机制检验等。最后,根据结论,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做出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研究展望。实证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助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挤出短期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通过信号传递效应吸引更多长期债务融资;财政补助对私有企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显着,而对公有企业、涉外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不显着。第二,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减免税负与企业研发强度显着正相关,而且存在门槛效应,减免税的研发激励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企业所得税减免通过增加企业内源融资和挤出债务融资中介传导机制影响企业研发强度,但是企业所得税减免尚未发挥明显的信号效应吸引长期债券融资;企业所得税减免与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研发强度显着正相关。第三,比较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研发激励效应,发现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果比财政补助更好,而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特征和企业特性等因素影响财政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财政补助对中西部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企业衰退期的研发激励效应比税收减免更显着,而税收减免对东部企业、大中型企业、企业成熟期的研发激励效应比财政补助更显着;财政补助增加企业现金流入,通过良好的信号效应吸引更多债务融资和挤出股权融资;税收减免减少企业现金流出,税盾效应挤出债务融资,增加股权融资;财政政策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特征和企业特性等因素而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与国际先进经验借鉴,结合企业所在地区外部环境、行业以及企业特征,完善技术创新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财政政策要与金融市场相结合,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引导市场有效发挥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解决投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财政政策信用水平,重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创新融资难问题。财政政策应当法律化、规范化、系统化,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和监管体系,合理使用财政补助、税收减免政策,切实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应当逐步让金融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主导作用。论文创新主要具有三点:首先,梳理了财政激励政策与创新投资、融资结构相关理论、概念,对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干预、外部性效应、信息不对称等进行理论梳理和重构;第二,采用财税部门的全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财政激励政策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且检验企业属性、规模、生命周期特点对财政激励研发效应的影响,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税务局内部数据,揭示中国现实情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三是基于融资结构的视角研究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揭示财政政策通过融资结构中介效应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对相关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存在研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充分发挥税收优势 支持积极财政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充分发挥税收优势 支持积极财政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先进制造业 |
| 1.2.2 企业技术创新 |
| 1.2.3 政策性金融 |
| 1.3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逻辑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1.1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1.2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1.3 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2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2.3 企业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3 政策性金融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3.1 政策性金融概述 |
| 2.3.2 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3 政策性金融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创新经济学理论 |
| 3.1.1 技术创新理论 |
| 3.1.2 企业创新理论 |
| 3.1.3 创新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 |
| 3.2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3.2.1 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干预理论 |
| 3.2.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
| 3.2.4 政府与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 |
| 3.3 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 |
| 3.3.1 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3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构建 |
| 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3.4.1 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点和功能 |
| 3.4.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界定和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
| 4.1.1 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重要性和现实困境 |
| 4.1.2 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 |
| 4.1.3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 |
| 4.1.4 财政补贴和商业性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
| 4.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定位和领域 |
| 4.2.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定位 |
| 4.2.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领域 |
| 4.2.3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
| 4.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和分类 |
| 4.3.1 服务主体分类 |
| 4.3.2 服务工具分类 |
| 4.3.3 服务对象分类 |
| 4.3.4 政府支持与监管分类 |
| 4.4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1 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3 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协同配合 |
| 4.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和优势 |
| 4.5.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 |
| 4.5.2 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优势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 |
| 5.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举措 |
| 5.1.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 |
| 5.1.2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专项措施 |
| 5.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1 政策性银行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
| 5.3.1 政策性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
| 5.3.2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全面风险管理 |
| 5.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
| 5.4.1 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与运行管理问题 |
| 5.4.2 政府部门支持与考核监管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 |
| 6.1.1 实证分析思路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样本说明和变量选取 |
| 6.2.1 样本选取说明 |
| 6.2.2 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
| 6.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
| 6.4.3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分析 |
| 6.5 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的影响分析 |
| 6.5.1 产权性质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2 企业规模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3 企业年龄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以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为例 |
| 7.1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船舶工业的必要性 |
| 7.1.1 支持船舶工业的战略意义 |
| 7.1.2 船舶工业的高风险特征 |
| 7.1.3 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
| 7.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创新升级的措施和效果 |
| 7.2.1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措施 |
| 7.2.2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效果 |
| 7.3 进出口银行支持国有船舶企业创新的问题分析和对策 |
| 7.3.1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的比较分析 |
| 7.3.2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产出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
| 7.4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和国际经验借鉴 |
| 7.4.1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 |
| 7.4.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作用优势 |
| 8.1.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不足 |
| 8.1.3 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须改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
| 8.2.2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办学 |
| 二、办学主体 |
| 三、财税激励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二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分析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目标 |
|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特征 |
|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机理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文本收集与处理 |
| 二、国家层面政策分析 |
| 三、地方政府层面政策分析 |
| 四、政策激励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的针对性方面 |
| 二、政策的科学性方面 |
| 三、政策的公平性方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财税政策干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二、财税政策干预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概念模型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行为路径 |
| 二、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一、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 |
| 二、需求满足、行为意向与行为 |
|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一、问卷设计 |
| 二、变量测量 |
| 第二节 预测试问卷分析 |
| 一、分析程序与判断标准 |
| 二、问卷量表的项目分析 |
| 三、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统计 |
|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数据分析及模型验证 |
| 一、数据分析方法 |
|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四、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率检验 |
| 五、模型适配度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政策评价方法应用 |
| 一、政策评价概述 |
| 二、变量定义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评价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之间激励效果差异分析 |
| 一、差异整体性分析 |
| 二、不同企业特征检验 |
| 三、代表性财税政策条款检验 |
| 第三节 不同条件下财税政策效果差异分析 |
| 一、不同行业分布差异 |
| 二、不同生命周期差异 |
| 三、不同政策目标差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策略建议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机制分析 |
|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二、英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三、日本企业内培训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四、法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五、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政策利用 |
| 一、鼓励企业投资国家重点扶持领域 |
| 二、鼓励企业选择试点政策优惠地区 |
| 三、鼓励企业吃透政策,统筹申报 |
| 四、鼓励企业运营中重视优惠政策筹划 |
| 第三节 我国政策优化建议 |
| 一、理顺管理体制,打通政策激励通道 |
| 二、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
| 三、完善财税激励体系,体现政策差异化 |
| 四、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理念创新 |
| 二、观点创新 |
| 三、方法创新 |
| 第二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访谈提纲 |
| 附录 B: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3）我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研究背景 |
| 1.1.2 国内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发展历程 |
| 2.1.1 新古典DSGE模型 |
| 2.1.2 新凯恩斯DSGE模型 |
| 2.2 财政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财政税收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支出相关研究 |
| 2.2.3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3 基于DSGE模型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我国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DSGE模型构建 |
| 3.1 家庭部门 |
| 3.1.1 李嘉图家庭的行为决策 |
| 3.1.2 李嘉图家庭的效用最大化求解 |
| 3.2 企业部门 |
| 3.2.1 最终产品企业 |
| 3.2.2 中间产品企业 |
| 3.3 政府部门 |
| 3.3.1 政府财政政策 |
| 3.3.2 政府货币政策 |
| 3.4 市场总约束 |
| 第4章 数据处理与检验 |
| 4.1 模型参数处理 |
| 4.1.1 参数校准法 |
| 4.1.2 贝叶斯估计法 |
| 4.1.3 我国有效税率的测量 |
| 4.1.4 马尔科夫模拟估计结果 |
| 4.2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2.1 MCMC单变量诊断图 |
| 4.2.2 多变量诊断图 |
| 第5章 实证分析 |
| 5.1 财政支出政策冲击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1 政府消费性支出冲击的响应分析 |
| 5.1.2 政府投资性支出冲击的响应分析 |
| 5.2 财政税收政策冲击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2.1 消费税税率冲击的响应分析 |
| 5.2.2 资本税税率冲击的响应分析 |
| 5.2.3 劳动税税率冲击的响应分析 |
| 5.3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 5.3.1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3.2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
| 6.2.2 财政政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5）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1.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1.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财政分权 |
| 3.1.2 中国财政分权 |
| 3.1.3 区域创新效应 |
| 3.1.4 政府行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公共品理论 |
| 3.2.2 外部性理论 |
| 3.2.3 公共选择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假说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
| 3.3.3 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
| 3.4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假说 |
| 3.4.1 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创新 |
| 3.4.2 科技事权划分与区域创新 |
| 3.4.3 地方税收与区域创新 |
| 3.4.4 土地财政与区域创新 |
| 3.5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假说 |
| 3.5.1 基本假设 |
| 3.5.2 理论模型建立 |
| 3.5.3 理论模型推导 |
| 3.5.4 理论模型结论 |
| 3.6 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现状考察 |
| 4.1 财政分权的现状考察 |
| 4.1.1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历程 |
| 4.1.2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基本特点 |
| 4.1.3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状况 |
| 4.2 创新水平的现状考察 |
| 4.2.1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历程 |
| 4.2.2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
| 4.2.3 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状况 |
| 4.3 政府财政行为的现状考察 |
| 4.3.1 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状况 |
| 4.3.2 科技事权划分状况 |
| 4.3.3 宏观税负水平状况 |
| 4.3.4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状况 |
| 4.4 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 |
| 5.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5.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收支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3.2 基于税收分成率指标检验 |
| 5.3.3 基于市场化进程指标检验 |
| 5.3.4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5.3.5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
| 5.3.6 基于分时间段检验 |
| 5.4 扩展性讨论:门槛效应检验 |
| 5.4.1 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门槛值估计及区间划分 |
| 5.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4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 |
| 6.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6.3.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6.4 小结 |
| 第7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 |
| 7.1 方法与模型 |
| 7.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7.1.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 |
| 7.2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 |
| 7.2.1 邻接权重矩阵 |
| 7.2.2 经济权重矩阵 |
| 7.2.3 距离权重矩阵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7.3.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
| 7.3.3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基于创新产品转化指标检验 |
| 7.4.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7.5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改革方向 |
| 8.2.2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政策选择 |
| 8.2.3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与其他配合改革 |
| 8.3 未来的扩展性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与创新点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点 |
| 2 发展“智能+”制造业的理论基础 |
| 2.1 “智能+”制造业的相关概念 |
| 2.1.1 “智能+”制造业的概念界定 |
| 2.1.2 “智能+”制造业的内容 |
| 2.1.3 “智能+”制造业的特征 |
| 2.2 “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作用机理分析 |
| 2.2.1 政府企业双向激励理论 |
| 2.2.2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应用 |
| 2.2.3 税收优惠影响的作用机理 |
| 2.3 发展“智能+”制造业的理论依据 |
| 2.3.1 主导产业效应扩散理论 |
| 2.3.2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3 税式支出理论 |
| 2.3.4 价值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与财税激励政策分析 |
| 3.1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发展现状简析 |
| 3.1.1 总量规模 |
| 3.1.2 成长环境 |
| 3.1.3 地域分布 |
| 3.2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内容 |
| 3.2.1 财政补贴类激励政策 |
| 3.2.2 财政奖励与贴息类激励政策 |
| 3.2.3 税收优惠类激励政策 |
| 3.3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不明显 |
| 3.3.2 财政投融资效果不佳 |
| 3.3.3 地方财政激励政策强度不高 |
| 3.3.4 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弱化 |
| 3.4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问题的成因 |
| 3.4.1 补贴惠及面有限且可操作性较弱 |
| 3.4.2 财政政策有待落细落实 |
| 3.4.3 地方财政政策缺乏强力支撑 |
| 3.4.4 财税政策扶持精准度有待提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政策与经验借鉴 |
| 4.1 国外“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 |
| 4.1.1 美国再工业化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
| 4.1.2 德国工业4.0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
| 4.1.3 日本机器人新战略促进制造业智能升级 |
| 4.2 国内“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激励政策 |
| 4.2.1 广东省制造业“智能+”接捧“互联网+” |
| 4.2.2 江苏省推动中小微企业智能化制造升级 |
| 4.2.3 重庆大力支持“智能+”制造业重点项目 |
| 4.3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的经验借鉴 |
| 4.3.1 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创新 |
| 4.3.2 设立产业专项发展基金 |
| 4.3.3 财政PPP助推“智能+”制造业 |
| 4.3.4 税收助力“智能+”制造业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激励政策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变量与模型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相关性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的财税激励性政策建议 |
| 6.1 提高“智能+”制造业的财政补贴政策效果 |
| 6.1.1 支持智能化制造政策惠及面扩大 |
| 6.1.2 对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示范性补贴 |
| 6.1.3 调整财政补贴智能化制造的方式 |
| 6.2 推进财政PPP项目建设 |
| 6.2.1 加大财政政策对金融行业的扶持力度 |
| 6.2.2 调动社会资本促进直接融资 |
| 6.2.3 鼓励金融产品助力“智能+”制造业 |
| 6.3 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
| 6.3.1 强化地方政策填补人才缺口 |
| 6.3.2 设立地方科技专项创新基金 |
| 6.3.3 提升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创新意识 |
| 6.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性作用 |
| 6.4.1 人才个税优惠政策推动“智能+”制造业强引擎 |
| 6.4.2 构建智能化制造项目配套的税收政策体系 |
| 6.4.3 保障首台(套)重大设备的税收政策支持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黑龙江省2019 年度省院科技合作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名单 |
| 附录二 相关原始数据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1.3 支出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1.4 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2.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2.4 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依据 |
| 3.1.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理论 |
| 3.2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1 财政分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2 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3 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3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2 支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3 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4章 中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
| 4.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现状 |
| 4.1.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政分权现状 |
| 4.1.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政支出现状 |
| 4.1.3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税收政策现状 |
| 4.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效果 |
| 4.2.1 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程度 |
| 4.2.2 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级化程度 |
| 4.3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及原因 |
| 4.3.1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4.3.2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的原因 |
| 第5章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1 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支出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税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6章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及启示 |
| 6.1 美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1.1 运用支出政策支持战略新兴产业 |
| 6.1.2 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 |
| 6.1.3 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政府投资 |
| 6.2 德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2.1 加大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 |
| 6.2.2 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 6.2.3 制定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
| 6.3 日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3.1 制定激励企业科技创新的支出政策 |
| 6.3.2 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财税政策 |
| 6.3.3 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补贴 |
| 6.4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 |
| 6.4.1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
| 6.4.2 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扶持力度 |
| 6.4.3 提高财税政策运用的普惠程度 |
| 第7章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 |
| 7.1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现政府治理转型 |
| 7.1.1 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
| 7.1.2 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资金分配体系 |
| 7.1.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财力差距 |
| 7.2 调控财政支出规模,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
| 7.2.1 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协调产业区域差异 |
| 7.2.2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重点扶持领域 |
| 7.2.3 统筹运用支出工具,实现有效公共供给 |
| 7.3 释放税制改革红利,突出产业优化功能 |
| 7.3.1 推动税制结构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 7.3.2 创新税收优惠方式,缩短税收政策时滞 |
| 7.3.3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加快依法治税进程 |
| 7.4 强化财税政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 7.4.1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统筹使用财政资金 |
| 7.4.2 创新资金支出方式,建立多元融资平台 |
| 7.4.3 建立财政监督机制,完善财政管理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果评价 |
| 1.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拔尖人才成长 |
| 1.2.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因素 |
| 1.2.4 不同财政工具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效果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依据 |
| 2.1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财政政策 |
| 2.1.2 基础研究 |
| 2.2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作用机制 |
| 2.2.1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2.2 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财政支持 |
| 2.2.3 基础研究外部性与矫正性的财政政策 |
| 2.2.4 基础研究引发的市场失灵与财政支持 |
| 2.2.5 基础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激励 |
| 2.3 本章小结 |
| 3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现状分析 |
| 3.1 基础研究发展情况 |
| 3.1.1 基础学科影响力 |
| 3.1.2 创新基地建设 |
| 3.1.3 基础研究管理体系 |
| 3.1.4 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 |
| 3.2 财政投入政策 |
| 3.2.1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及政策 |
| 3.2.2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
| 3.2.3 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情况 |
| 3.2.4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 |
| 3.3 政府采购政策 |
| 3.4 税收优惠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
| 4.1 财政投入基础研究的效率分析 |
| 4.1.1 DEA原理与Malmquist指数 |
| 4.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研究 |
| 4.2 基于Tob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设定说明 |
| 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 财政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路径分析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4.3.4 实证过程与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1 支持基础研究财政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 |
| 5.1.1 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 |
| 5.1.2 政府采购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 |
| 5.1.3 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不健全 |
| 5.2 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主要问题 |
| 5.2.1 教育投入不足制约人才发展 |
| 5.2.2 激励人才发展的财税政策力度不足 |
| 5.2.3 基础研究人才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 |
| 5.3 本章小结 |
| 6 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 6.1 美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1.1 资助体系 |
| 6.1.2 执行结构 |
| 6.1.3 投入规模 |
| 6.1.4 税收优惠 |
| 6.2 日本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2.1 资助体系 |
| 6.2.2 执行结构 |
| 6.2.3 投入规模 |
| 6.2.4 税收优惠 |
| 6.3 韩国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政策 |
| 6.3.1 资助体系 |
| 6.3.2 执行结构 |
| 6.3.3 投入规模 |
| 6.3.4 税收优惠 |
| 6.4 国外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建议 |
| 7.1 优化财政投入体制机制 |
| 7.1.1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1.2 均衡基础研究区域发展 |
| 7.2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
| 7.2.1 调整R&D内部经费结构 |
| 7.2.2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
| 7.2.3 强化管理运行机制 |
| 7.2.4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
| 7.3 完善促进人才成长的财政政策 |
| 7.3.1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
| 7.3.2 遵循培养规律,均衡人才分布 |
| 7.3.3 完善激励机制,增加人文关怀 |
| 7.4 强化支持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 |
| 7.4.1 构建基础研究税收政策体系 |
| 7.4.2 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定位 |
| 7.4.3 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手段 |
| 7.5 完善综合性配套措施 |
| 7.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创新投资 |
| 二、财政激励政策 |
| 三、融资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一、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财政补贴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一、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税收减免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三节 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创新投资影响的比较 |
| 一、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差异 |
| 二、融资结构对财政政策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 |
| 三、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因素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分析 |
| 第一节 创新资源配置最优的影响因素 |
| 一、金融市场的不完全 |
| 二、政府干预 |
| 三、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
| 四、信息不对称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机理 |
| 一、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
| 二、创新投资的价值理论 |
| 第四章 我国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现状及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我国创新投入及金融支持现状 |
| 一、中国创新投入现状 |
| 二、中国创新投资的金融支持及不足 |
| 第二节 我国激励创新的财政政策及国际经验借鉴 |
| 一、财政科技支出 |
| 二、减免税政策 |
| 三、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的比较 |
| 四、深圳市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投资的案例分析 |
| 五、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补贴对制造业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实证研究设计 |
| 三、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财政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数据和计量模型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
| 五、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制造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一、企业所得税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二、企业所得税减免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影响机制检验 |
| 一、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二、融资结构影响机制检验 |
| 三、分地区影响机制检验 |
| 四、分企业属性影响机制检验 |
| 五、分企业规模影响机制检验 |
|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财政补助与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一、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三、财政激励政策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设置及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及分地区企业实证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企业实证结果分析 |
| 三、企业生命周期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影响机制检验 |
| 一、影响机制检验模型 |
| 二、全样本企业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三、分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四、分企业属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五、分企业规模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六、企业生命周期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充分发挥税收优势 支持积极财政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D]. 万东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2]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D]. 许世建. 天津大学, 2020(01)
- [3]我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 张曼. 华侨大学, 2020(01)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D]. 邱国庆. 辽宁大学, 2020(08)
- [6]黑龙江省“智能+”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研究[D]. 马文迪.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0(12)
- [7]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梦涵. 辽宁大学, 2019(11)
- [8]支持基础研究的财政政策 ——实证分析与政策优化[D]. 姜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D]. 林小玲. 深圳大学, 2019(09)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