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2000年度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一)（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任长秋[3]（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吴信坤[4]（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范凌钧[5]（2018）在《自主R&D、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正发挥越发重要的引领作用。从发展策略上看,产业发展不仅要加大资源投入,更应关注效率问题。特别在当前,中国经济原先依赖巨大能源消耗的旧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被列为我国发展转型的重要目标。对技术和创新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产业自身健康成长,更对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有较大影响。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率的增长,学者们普遍认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在开放经济系统中,想要获得持续的技术提升,不仅要靠产业自身的研发投入,还有赖于国内外技术溢出的共同推动。本研究关注生产率问题,以1997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创新应用Hicks-Moorsteen TFP方法对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了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与各主要技术溢出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自主研发、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对作用过程中的门槛效应进行了讨论,寻找自主研发和技术溢出与生产率之间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原因。主要的研究发现有:（1）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缓慢增长趋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共同推动,其中技术效率的作用更明显;从发展趋势看,生产率增长由技术进步推动已经逐渐转为技术效率改善推动;从技术效率提升的来源看,纯技术效率提升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规模效率的推动作用较小,而传统Malmquist指数法无法分解出的要素——组合效率却出现了倒退。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存在显着差异,其均值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2）自主研发投入、公共研发、FDI和出口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着正向影响,其影响和作用方式都不尽相同,其中公共研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后依次是自主研发投入、出口和FDI,当前进口技术溢出对生产率有不显着的抑制作用。（3）自主研发投入与各项技术溢出渠道对生产率的作用均呈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但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影响因素既包括研发投入、企业利润、企业规模等企业自身因素、也包括政府资助、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等产业发展环境因素;其中企业利润是非常重要的门槛因素,不仅能持续促进各正向渠道的技术溢出效果,还能扭转进口技术溢出的负向影响,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和企业规模均存在适度区间,并非越多越好,政府资助则需存在最低门槛。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涵义: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短时期阶段性的倒退,通过对生产率的分解,发现组合效率出现了倒退,因此,产业在增加创新投入推动前沿面技术进步的同时,应该关注技术效率改善,在制度建设与管理创新上大下功夫,通过调整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比例以改善组合效率,维持产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变动和分解情况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国家应继续针对中西部地区开展产业扶持政策,对不同区域采取分类管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及公共研发合作、FDI投资和出口活动,以发挥其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提升的显着正向影响,调整进口产品结构以降低进口技术溢出对生产率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传统观念认为应持续不断的增加研发投入以促进产业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自主研发与生产率呈现类似“倒U型”关系,这一发现对以高研发投入为基本特点的高技术产业而言格外重要,保持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产业的自身因素将制约技术溢出效果的发挥,政府应将公共研发资源向利润水平高、自主研发投入足及人力资本丰沛的地区倾向,且对产业效益较好的地区可进一步扩大其FDI、进口和出口活动规模,因为只有这些地区才能更好的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反之,对其他地区应控制FDI、进口和出口活动规模;政府还应通过调控环境因素如将贸易开放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并提供足够的科研支持,以更好地发挥自主研发与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金德谷[6]（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曹献飞[7]（2015）在《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568845.2亿元,在30多年间增长了 156.0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52%,目前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然而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仍然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显着特征,近年来我国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资源环境约束及国际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升,这迫切需要我国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及改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过程中仅依赖自身调节作用就可以使得社会中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然而自由放任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因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等原因并非一定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问题。技术创新活动同样具有公共产品、外部性、不确定性及不完全信息等特征,这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也会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失灵”问题将会导致创新投资者无法获得全部经济收益,如果将创新活动完全交由市场配置,由企业自主进行创新投资,就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投入低于社会整体最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资助,就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缩小企业创新活动中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之间的差距,从而纠正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合作研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内部化创新收益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企业仍然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创新水平,因而需要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资助。同时企业创新一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会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政府资助作为扶持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既可以直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又能通过“信号传递”作用而使企业获得更多外部融资,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了提升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我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提出了一些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随着这些战略实施中国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了 2012年的5600.1亿元,在20多年间增长了 40.26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18.29%。然而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题为《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的报告中表明在近30万家中国工业企业中有53%的大型企业、86%的中型企业及96%的小型企业在2004-2006年期间没有持续开展研发活动;本文所采用的企业微观数据也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在2005-2007年期间只有大约10%的企业进行了研发投资,且这些研发企业的研发强度仅有1.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4%的研发强度水平。针对这种现象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就是我国各级政府持续而大量的政府资助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我国各地区科技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这些宏观因素又会如何影响政府资助效果?假如政府资助确实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那么这种促进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性?上述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及提升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在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条件下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推理结论均表明政府资助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在对我国政府资助和企业技术创新进行详细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资助确实能够纠正“市场失灵”问题而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由于我国政府资助效果存在着显着地区差异,因此本文同时采用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政府资助效果的门限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资助效果与政府资助强度和金融市场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存在一个最优政府资助强度,过多或过少的政府资助均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金融发展能有效提升政府资助效果,发达的金融市场对政府资助会有一定替代作用,可以减轻企业创新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政府资助效果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均呈正向关系,当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这种促进效应较小,而当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限值后这种促进效应会显着上升,这表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与政府资助是相互促进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资助强度、金融市场效率、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偏低,这均需要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提升。企业微观数据显示我国政府资助和企业技术创新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显着不平衡,由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确认了政府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性,且政府资助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政府资助对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外资企业,政府资助对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大型企业,政府资助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资助对贸易企业尤其是一般贸易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大于非贸易企业,这表明政府在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时需要科学合理地选择企业资助对象以提升政府资助效果。
陈延斌[8]（2013）在《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景观。以外商投资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力量对区域经济与社会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表现为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的持续演化。地处东部沿海的山东省，是我国主要的外资流入地之一。这些外资在山东省城市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城市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新生因素。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外商投资在山东省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城市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论文以山东省域为研究范围，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计量经济学、GIS、社会网络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山东省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评估了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两组影响因子，借鉴社会网络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特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该部分从国际投资理论、外资的区位选择、外资对投资地的影响、服务业对外投资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同时阐述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区位理论、经济地域运动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基础理论，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外资企业发展的宏观背景。该部分主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政策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为理解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格局演变提供宏观背景。其中，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改革与地方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外资企业的发展最为相关。第三章：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在分析山东省外资企业时空分布的基础上，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空间统计方法对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分析，并识别了制造业外企与服务业外企的“热点”地区演变。运用变差函数研究了外资企业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分析了随机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对外资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第四章：外资企业的区位影响因素。以新古典主义的企业区位理论为基础，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评估影响外资企业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研究中通过空间非均质性变量与集聚经济变量两组区位因子来解释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区分了先天属性作用与后天属性作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不同影响。第五章：外资企业对城市体系的影响。以世界500强企业在山东省的投资企业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中心性、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网络派系结构等三个角度研究了山东省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与特征。从经济发展、市场化、制度等三个方面选取指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网络发展的因素。
牛海霞[9]（2010）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FDI对促进中国出口、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废弃物进口也解决了一些地区和行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问题。但如果我们将环境容量作为资源要素,将环境资源禀赋纳入H-O模型,发现现实中的跨国污染转移已影响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跨国污染转移形式已由直接进入转为渗透进入,渗透特征由“北南单向渗透”发展到与“东西单向渗透”并存,由传统制造业的伴随性渗透发展到高新技术行业的隐蔽滞后性渗透等,但目前学者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并给出理论解释,因而也就忽略了要素跨国流动引致渗透污染的比较利益扭曲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跨国污染转移现状,从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时空演变出发,沿着贸易和投资两条主线展开对渗透特征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而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机理主要是信息障碍,因此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是治理跨国污染转移的关键,通过矫正信息扭曲进而矫正利益扭曲,达到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可归结为伴随性、隐蔽滞后性和产业链污染三大特征：一是伴随性渗透特征。跨国污染转移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在全球分布的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北南单向渗透”特征,在中国国内同时具有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东西单向渗透”特征。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伴随性”渗透污染主要表现在禁止进口的有害废弃物以自动类或限制类固体废物进口名义夹带、欺骗或走私引致的渗透污染。伴随外资准入制度和技术引进的渗透污染主要表现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外资垄断行业,部分高新技术行业也具有伴随性渗透特征。二是隐蔽滞后性渗透特征。通过瞒报、夹带等手段以可资源化废弃物名义走私有害废弃物,以及大部分可资源化废物在堆放、再加工、消费等过程产生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由于高新技术特征掩盖了一些环保方面的隐患,因此FDI进入高新技术行业引致的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更严重,其危害难以计量甚至不可逆。三是产业链渗透特征。不仅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环节,而且高新技术行业,特别是IT产品制造的层层外包致使“产业链渗透污染”包括IT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到最后的报废。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加工行业也存在产业链渗透特征。本文在以下方面有创新性探索：第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从要素的跨国流动及时空演变视角探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从信息扭曲视角分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机理并提出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研究方法除采用理论分析和一定的定量分析外,因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产业链渗透污染缺乏统计数据,还大量采用典型案例剖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第二,从贸易和投资两条途径逐层剖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一方面,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具有伴随性、隐蔽滞后性和产业链污染渗透特征,而可资源化废弃物“合法”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更具隐蔽滞后性。另一方面,跨国污染行业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伴随性污染”渗透特征、高新技术行业的“隐蔽滞后性污染”渗透特征、加工贸易及资源加工行业的“产业链污染”渗透特征。而中国IT行业FDI引致土壤污染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主要通过投资途径,而土壤污染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第三,揭示了利益扭曲引致信息扭曲是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的主要机理,因此治理跨国污染转移需从化解信息障碍出发,并最终协调跨国污染转移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
刘细良[10]（2010）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势头强劲,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也使我国面临严重冲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究竟有何影响?政府规制与跨国并购的关系如何?政府如何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系统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不仅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有效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基于FDI与企业并购两个视角分别探讨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前者除系统分析传统的六大FDI理论外,还增加了逆向技术溢出动因这一最新理论、后者增加了产业组织与速度经济性动因理论；提出了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双刃效应”（正、负效应）这一新名词,并从经济、环境两个方面,从国家宏观、产业中观与企业微观三个层面细化了跨国并购的效应理论；在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契约规制、利益集团与激励规制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跟踪西方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如规制公共实施论）,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方面入手,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并购规制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重点剖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双刃效应”,包括市场结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竞争力等宏观经济效应,技术外溢与转移、自主品牌、资产价格、公司治理结构等微观经济效应以及产业中观经济效应,为对其进行经济性规制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的要求,更注重研究其环境效应,为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奠定基础；列举了主要行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规模、来源、主体、区位、方式与行业变化等新动向,为规制外资并购找到现实理由；在系统梳理我国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外资政策与审查制度后,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重要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和大小不一。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显着影响,而社会性规制特别是环境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表明强化环境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不会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家、国际两个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处理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应调整我国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与适度强化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其次,提出了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多元化总体目标、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再次,引入规制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的初步构想；最后,提出了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立足本国,着力完善我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与安全审查制度及其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掌握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1999-2000年度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2000年度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一)（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4）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 一、工资影响 |
| 二、技术溢出 |
| 三、对外贸易 |
| 四、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 二、理论模型 |
| 三、理论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 一、低价格供地 |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5）自主R&D、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高技术产业是战略支柱性产业 |
| 1.1.2 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
| 1.1.3 通过自主R&D与技术溢出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自主R&D |
| 1.3.2 技术溢出 |
| 1.3.3 生产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方法和文献综述 |
| 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新古典经济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2 生产率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率测算方法分析 |
| 2.2.2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 2.2.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不足之处 |
| 2.3 自主R&D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4 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4.1 技术溢出与生产率 |
| 2.4.2 技术溢出渠道 |
| 2.5 自主R&D、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5.1 自主R&D、技术溢出与生产率 |
| 2.5.2 自主R&D、技术溢出与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
| 2.6 研究现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自主R&D、技术溢出影响生产率的机制和渠道 |
| 3.1 自主R&D、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线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1.1 理论分析 |
| 3.1.2 自主R&D与技术溢出对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 自主R&D、技术溢出对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2.1 自主R&D的门槛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 3.2.2 公共研发的门槛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 3.2.3 FDI的门槛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 3.2.4 进口的门槛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 3.2.5 出口的门槛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 3.3 自主R&D、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影响的概念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变动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检验方法 |
| 4.2.1 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改进 |
| 4.2.2 Hicks–Moorsteen TFP指数构建 |
| 4.3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与数据处理 |
| 4.3.1 产出变量的选择 |
| 4.3.2 投入变量的选择 |
| 4.4 生产率变化分析 |
| 4.4.1 HM TFP指数的分析—整体缓慢增长且区域差异显着 |
| 4.4.2 HM TFP指数分解的分析—增长动力的切换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主R&D、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线性影响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线性模型的构建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度量和数据说明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线性模型的检验—多重共线性与方差分析 |
| 5.3.1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条件数判断 |
| 5.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 5.3.3 线性模型的不足分析 |
| 5.4 线性模型的调整—考虑内生性 |
| 5.4.1 内生性检验 |
| 5.4.2 内生性问题的解决—工具变量模型 |
| 5.4.3 线性模型的调整 |
| 5.5 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主R&D、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门槛效应检验方法分析 |
| 6.2.1 常用的门槛检验方法及其不足 |
| 6.2.2 门槛效应检验方法的改进—门槛回归模型 |
| 6.3 门槛回归模型的构建 |
| 6.4 自主R&D、技术溢出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4.1 自主R&D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4.2 公共研发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4.3 FDI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4.4 进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4.5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及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度量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
| 第三节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四节 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
| 第三章 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特征 |
| 第二节 寡头垄断条件下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 |
| 第三节 垄断竞争条件下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事实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科技资助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分析 |
| 第五章 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数据描述与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政府资助促进效应的门限特征分析 |
| 第六章 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描述 |
| 第二节 政府资助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学术活动 |
| 致谢 |
（8）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 研究数据与方法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外商投资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
| 二、 区位理论 |
| 三、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 |
| 四、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第二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制度背景 |
| 一、 区域导向型开放策略 |
| 二、 地方分权 |
| 三、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产业背景 |
| 一、 经济结构调整 |
| 二、 产业结构转换 |
| 第三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所有制背景 |
| 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
| 二、 国际贸易的发展 |
| 三、 产业部门中的外资企业结构 第三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 |
| 第一节 外资企业的时空分布 |
| 一、 外资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 二、 外资企业的距离分布特征 |
| 三、 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变 |
| 一、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总体特征 |
| 二、 外资企业热点区域的演变 |
| 第三节 外资企业格局演化的空间变差 |
| 一、 空间变差函数 |
| 二、 外资企业的空间变差演化 第四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变量分析 |
| 一、 空间非均质性变量 |
| 二、 集聚经济变量 |
| 第二节 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构建 |
| 一、 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
| 二、 实证研究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一、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总体机制 |
| 二、 分行业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
| 三、 讨论 第五章 基于外资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体系变化 |
| 第一节 山东省城市网络联系 |
| 一、 跨国企业分支机构的城市分布 |
| 二、 基于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 |
| 第二节 城市网络节点的中心性 |
| 一、 中心性概念界定 |
| 二、 节点中心性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层次性 |
| 一、 核心–边缘结构理论 |
| 二、 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
| 第四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派系结构 |
| 一、 派系与凝聚子群 |
| 二、 城市网络的派系划分 |
| 第五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影响因素 |
| 一、 影响因素分析 |
| 二、 回归结果与讨论 结论与展望 |
| 一、 主要研究结论 |
| 二、 主要创新点 |
|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废弃物进口 |
| 1.2.2 跨国污染行业 |
| 1.2.3 环境资源跨国配置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跨国污染转移研究综述 |
| 2.1 跨国污染转移动因研究综述 |
| 2.1.1 环境成本变化与跨国污染转移 |
| 2.1.2 经济发展与跨国污染转移 |
| 2.1.3 政府管制与跨国污染转移 |
| 2.2 跨国污染转移途径及区位选择研究综述 |
| 2.2.1 跨国污染转移途径 |
| 2.2.2 跨国污染转移区位选择 |
| 2.3 跨国污染转移验证及治理研究综述 |
| 2.3.1 跨国污染转移验证 |
| 2.3.2 治理机制 |
| 2.4 简要评述 |
| 3 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
| 3.1 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一般分析 |
| 3.1.1 跨国污染转移渗透特征分类 |
| 3.1.2 跨国污染转移渗透特征表现 |
| 3.2 跨国污染转移相关利益主体地位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2.1 发达国家政府与中国政府 |
| 3.2.2 跨国污染企业与生产工人和当地居民 |
| 3.2.3 案例求证:联邦制药彭州污染与相关利益方分析 |
| 3.3 伴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北南单向渗透"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
| 3.3.1 发达国家环境成本内部化与污染转移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2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跨国污染转移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3 中国环境容量变化与跨国污染转移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4 "北南单向渗透"特征实证分析 |
| 3.3.5 案例求证: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分析 |
| 3.4 "北南单向渗透"与"东西单向渗透"特征并存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4.1 跨国污染转移对东部地区的渗透特征隐性化 |
| 3.4.2 跨国污染转移对西部地区的渗透特征显性化 |
| 3.4.3 "东西单向渗透"特征及时空演变的进一步论证 |
| 3.4.4 案例求证:迈克斯外迁的渗透特征分析 |
| 4 基于贸易的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分析 |
| 4.1 废弃物进口对中国渗透污染一般分析 |
| 4.1.1 废弃物"非法"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 |
| 4.1.2 废弃物"合法"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 |
| 4.2 废弃物进口对中国渗透污染实证分析 |
| 4.2.1 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伴随性"渗透污染实证分析 |
| 4.2.2 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实证分析 |
| 4.3 可资源化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分析 |
| 4.3.1 可资源化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一般分析 |
| 4.3.2 可资源化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实证分析 |
| 4.3.3 案例求证:电子垃圾进口的渗透污染分析 |
| 5 基于投资的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分析 |
| 5.1 传统制造业的"伴随性污染"渗透特征分析 |
| 5.1.1 污染密集型行业 |
| 5.1.2 外资垄断行业 |
| 5.1.3 案例求证:杜邦东营钛白粉项目环境风险分析 |
| 5.2 高新技术行业的"隐蔽滞后性污染"渗透特征分析 |
| 5.2.1 经验验证 |
| 5.2.2 环境效应分析 |
| 5.2.3 案例求证:尼赛拉电子器材有限公司引致渗透污染分析 |
| 5.3 加工贸易及资源加工行业的"产业链污染"渗透特征分析 |
| 5.3.1 加工贸易行业 |
| 5.3.2 可再生资源加工行业分析:以太阳能电池行业为例 |
| 5.3.3 不可再生资源加工行业分析:以水泥行业为例 |
| 5.4 典型案例分析:以IT行业FDI引致土壤污染为例 |
| 5.4.1 IT行业FDI进入与环境效应分析 |
| 5.4.2 IT行业FDI引致土壤污染一般分析 |
| 5.4.3 IT行业FDI引致土壤污染实证分析 |
| 5.4.4 评论 |
| 6 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机理分析:基于信息障碍视角 |
| 6.1 国际信息障碍: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贸易制度缺陷 |
| 6.1.1 国际经济理论的单赢机制设计 |
| 6.1.2 国际协议和组织约束机制缺失 |
| 6.1.3 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全球价值链 |
| 6.1.4 案例求证:科特迪瓦毒垃圾事件分析 |
| 6.2 国内信息障碍Ⅰ:经济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相悖 |
| 6.2.1 经济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相悖的一般机理 |
| 6.2.2 经济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相悖的特殊机理 |
| 6.2.3 案例求证:紫金矿业渗透污染分析 |
| 6.3 国内信息障碍Ⅱ: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扭曲 |
| 6.3.1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两难选择 |
| 6.3.2 约束弱化与激励扭曲 |
| 6.3.3 非合作博弈 |
| 6.3.4 案例求证:地方政府失灵与金湖工业园区环境污染 |
| 7 中国治理跨国污染转移研究:基于信息障碍化解视角 |
| 7.1 化解信息障碍的政府制度安排 |
| 7.1.1 国家间信息障碍化解 |
| 7.1.2 区域间信息障碍化解 |
| 7.1.3 区域内信息障碍化解 |
| 7.2 化解信息障碍的的市场机制设计 |
| 7.2.1 想环境税率制度 |
| 7.2.2 排放权交易制度 |
| 7.2.3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
| 7.3 化解信息障碍的第三方制度构建 |
| 7.3.1 环保中间体组织构建 |
| 7.3.2 转移支付与连带制度构建 |
| 7.3.3 保证金制度构建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1 基本结论 |
| 8.1.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10）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简评 |
| 1.4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综述 |
| 2.1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
| 2.1.1 基于FDI视角的跨国并购动因 |
| 2.1.2 基于企业并购视角的跨国并购动因 |
| 2.2 跨国并购效应理论 |
| 2.2.1 跨国并购的环境效应 |
| 2.2.2 跨国并购的经济效应 |
| 2.3 政府规制理论 |
| 2.3.1 公共利益理论 |
| 2.3.2 公共选择理论 |
| 2.3.3 契约规制理论 |
| 2.3.4 利益集团理论 |
| 2.3.5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6 规制公共实施论 |
| 2.4 对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的综合评价 |
| 2.4.1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评价 |
| 2.4.2 跨国并购效应理论评价 |
| 2.4.3 政府规制理论评价 |
| 第3章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3.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发展历程 |
| 3.1.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纵向发展 |
| 3.1.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全球并购的横向比较 |
| 3.1.3 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典型案例 |
| 3.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动因与方式 |
| 3.2.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动因 |
| 3.2.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方式 |
| 3.3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双刃效应 |
| 3.3.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正效应 |
| 3.3.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负效应 |
| 3.4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变化趋势 |
| 3.4.1 并购规模的变化 |
| 3.4.2 并购来源与主体的变化 |
| 3.4.3 并购区位选择的变化 |
| 3.4.4 并购方式的变化 |
| 3.4.5 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变化 |
| 3.4.6 并购行业的变化 |
| 第4章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规制现状分析 |
| 4.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政策的演变 |
| 4.1.1 产业政策的演变 |
| 4.1.2 外资政策的演变 |
| 4.1.3 竞争政策的演变 |
| 4.1.4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演变 |
| 4.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1 控制与反控制:中国外资并购政策面临的困境 |
| 4.2.2 产业政策:内外质疑的尴尬局面 |
| 4.2.3 竞争政策未引起足够重视 |
| 4.2.4 外资政策与国民待遇原则的背离 |
| 4.2.5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不健全 |
| 4.2.6 外资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欠缺 |
| 第5章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假设 |
| 5.2 实证方法设计 |
| 5.2.1 模型与方法 |
| 5.2.2 变量及数据 |
| 5.3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实证分析 |
| 5.3.1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经济性规制的实证 |
| 5.3.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社会性规制的实证 |
| 5.3.3 实证小结 |
| 第6章 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比较分析 |
| 6.1 国家层面的跨国并购规制 |
| 6.1.1 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规制 |
| 6.1.2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规制 |
| 6.2 国际层面的跨国并购规制 |
| 6.2.1 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多边反垄断规制 |
| 6.2.2 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跨国并购规制 |
| 6.2.3 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 |
| 6.3 跨国并购规制的借鉴与启示 |
| 6.3.1 国家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的经验借鉴 |
| 6.3.2 国际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的启示 |
| 第7章 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改革思路与措施 |
| 7.1 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总体思路 |
| 7.1.1 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目标设计 |
| 7.1.2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
| 7.2 完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政策及其协调机制 |
| 7.2.1 调整产业政策 |
| 7.2.2 完善外资政策 |
| 7.2.3 强化竞争政策 |
| 7.2.4 重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 7.2.5 建立外资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 |
| 7.3 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情况 |
四、1999-2000年度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一)（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4]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5]自主R&D、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范凌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7]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D]. 曹献飞. 南京大学, 2015(06)
- [8]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D]. 陈延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3(12)
- [9]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治理研究[D]. 牛海霞. 浙江大学, 2010(07)
- [10]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D]. 刘细良. 湖南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