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劳建科[1]（2021）在《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认为笔者对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进行梳理分析,认为相关研究展现了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变迁的基本脉络,为今后继续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存在着研究关注较少、具体问题研究不够、理论方法有所欠缺、"时空不均"及史源单一等问题。未来大陆学界在扩充史料来源、在史料上下功夫的同时,借鉴台湾及海外学界经济史研究采用的理论及方式,运用多元学科视角分析课题;研究人才也需要专业化,深入研究具体课题,如此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化、细化。
骆源[2]（2020）在《新加坡对中国台湾地区军事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自其建国以来就面临非常严峻的安全问题,新加坡格外重视军队建设。但国土面积小,空间不足,难以为军事训练提供条件,因此新加坡希望通过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方式锤炼军队,拓展军事存在,维护国家利益。在军事交流合作方面,由于彼此相互认同,新加坡很早就与台湾进行了接触。1975年,新加坡与台湾签订协议,开启了“星光计划”,每年都会派遣一定人数的部队到台湾地区进行演习。得益于对台湾地区的军事交流,新加坡国防军队建设取得显着的成效。而且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发展,新加坡的对外军事交流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安全网。因为台海关系敏感,以“星光计划”为代表的新加坡对台湾地区军事交流一直处于非公开的状态。虽然中新两国已经于1990年建交,新加坡也对外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新加坡对台军事交流依然在进行。由于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等事件被曝出,新加坡对台湾地区的军事交流才逐渐引发普遍关注,并将新台之间军事关系推向敏感阶段。而此时中国的快速发展,并积极有所作为,各方实力与影响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以新加坡对台湾地区军事交流为题展开研究,首先交代新加坡开展对外军事交流的必要性,并勾画新加坡对外军事交流的整体情况;其次,挖掘“星光计划”的情况,并回顾新加坡对台湾地区军事交流的发展历程;最后分析新加坡对台湾地区的军事交流对台湾地区、中国及中新关系、新加坡自身、亚太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在台海局势与亚太局势纷繁复杂的今天,本研究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希望为相关分析或决策提供参考。
赵佳[3]（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将构建国富民强的国内大局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大势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的发展创新。在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并作出了具体的工作布局,引领了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包含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统一的美好夙愿,更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了为之奋斗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有利于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完善。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利于不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尝试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力争对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全文共七章,拟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特征、定位、目标,原则、内容、战略,成就、经验、挑战,功能、价值、展望等具体方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进行系统的全景式梳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难点与创新、基本概念界定等内容。第二章展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主张其建立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吸收、对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继承、对国外现代和平思想借鉴的合力基础上。第三章解读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重点强调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与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使命的历史定位,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目标。第四章发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阐明其如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事业进行实践创新。第五章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以增强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运行现状与发展环境的直观理解,及对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宏观审视。第六章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强化理解当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现实基点、历史必然及未来走向,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第七章为结束语。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这一宏观命题进行回顾、探讨、思考。
刘大焱[4]（2020）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清查团”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要讨论的清查团专指“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这一临时机构。抗战胜利后,对原日占区的接收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当务之急。但在接收事业中,国民政府出现政策性失误,军队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与滥权现象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接收被讥为“劫收”。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正是国民党政权为应对接收失序所特设的机构,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国民参政会三机关共同组建而成,从1946年7月到1946年11月,在七个主要收复区展开针对接收失序的稽核和整顿工作。战后,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在收复区实行复员和接收工作,这也是国民政府在收复区重建政权组织的第一步。后方人员的大量流入改变了收复区原有的经济、政治格局,官员、军队形成泾渭分明的特权阶层,集体性的贪污滥权侵害地方绅民利益。在地方舆论的强烈不满下,国民党中央开始正视接收失序与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在为期数月的接收中,失序现象愈演愈烈,地方常态的行政监管系统难以运转,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要求整顿接收工作的呼声从地方蔓延到中央,国民政府遂经两次会议统一意见,决定组建清查团彻底整顿接收失序。国民党中央对清查团的赋权不可谓不重,但中央和地方对清查团的诉求存在差异,在清查团与地方主要群体:政府职员、市民群体和新闻界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差异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传统、疲弱的监察权等共同构成清查工作的现实藩篱,使其在获得地方支持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压力。各收复区虽存在区域差异,但各区清查团却有其预定的工作程式,在册籍与实地调查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大抵相同,清查团离去之际,时人对其工作成效产生两种迥异的评价,各区清查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向我们展示了国民政府工作程序的诸多弊病;而透过清查团的行为模式及其工作偏向,我们可以对其成败利钝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清查团具有临时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其存续仅两月,时短事繁,这意味着各收复区的整顿工作将在清查团离去后回归常态。因此大量清查案件的后续调查和审判情况是我们评判清查团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但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对各类清查案件的后续调查审理工作语焉不详。国民政府的整顿行为经过了一个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常态的过程,只有通过清查团重塑政府权能,建立长效的制度保障,才能有效遏制官员借用制度程序牟利的行为,关闭中低级官员合法滥权的通途。在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重建工作中,清查团也有着积极作用。收复区接收失序意味着囤积物资可能因处理不当失去经济价值;官员腐败则造成市场环境的极大破坏,清查团通过调查物资实况及解决产权纠纷,使这两个问题获得有限度的改善,这无疑对收复区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大有裨益。
姚昱[5]（2020）在《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问题之所以自1948年开始成为杜鲁门政府密切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个为已有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军方认为台湾的去向会对美国此时开始制定的未来美苏大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但美国军方在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时存在极大的认知问题,导致其一直不能清晰回答美国是否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出发对台湾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这一重要问题,从而令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美苏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惧而作出了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但这一直接军事干涉行动因为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引发巨大的国际争议,并成为威胁亚太安全的真正根源。
尤淑君[6]（2019）在《从邵毓麟《使韩回忆录》论战后台湾当局与韩国的合作与冲突》文中提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美国不惜牺牲台湾的态度与做法让蒋介石积极寻求盟友,共同的反共目标使台湾与韩国结为"兄弟之邦",合作推动建立"远东反共联盟""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然而,台韩的合作并不像双方宣传的那样和谐,因政治、外交、经济利益冲突,台韩时有龃龉,并渐行渐远。台湾与韩国这种既竞争又互相制衡的不稳定盟友关系呈现出东亚冷战的多元面貌。邵毓麟是国民党政权首任驻韩"大使",深受蒋介石赏识,并与韩国政界人士交往甚深,是战后台湾与韩国不稳定盟友关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本文通过系统分析邵毓麟的《使韩回忆录》,探讨台湾与韩国的合作与冲突。
黄忠[7]（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袁野璐[8]（2019）在《战后台湾禅和派道经团音乐文化研究》文中认为
罗阳升[9]（2019）在《清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武官选调制度是清朝官僚制度中的重要部分,从武官选调的制度与实践层面可以看到清朝的地方管理策略与权力结构形式。台湾府的武官选调制度设计与应用是清朝对台认知与治台方略的直接反映,体现出清代台湾府在边疆筹谋中的地位和清前中期初步形成的海疆策略。康乾时期是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建构与形成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到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事件爆发,第二阶段是雍正时期,第三阶段是雍正以后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爆发。在第一阶段中清朝对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初步探索,在内地武官选调制度基础上结合台湾历史地理特点形成清代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雏形。进入第二阶段雍正时期,清廷平息朱一贵事件后,根据对治台经验的总结对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在扩大选调渠道、加强任职监督等方面作了调整。第三时期是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前,对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规范化和边疆化方面进一步调整。在康乾时期,台湾府的武官选调制度随着清廷对台认知的提升与客观环境的变化渐次演变。从清康乾时期的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具体环节和运作程序来看,主要包括选用、任职和退出的机制。具体而言,台湾府武官的选拔机制中由于历史地理因素,选用标准偏重海防专业能力与地方治安经验,从选用的渠道看则既有兵部补缺也倚重地方题补,与内地制度有差异。因此,台湾府武官选用中形成了官兵同籍、闽籍集团的问题。从台湾府武官的任职机制来看,武官的任职程序较内地更加简单,但对任职的监督更加严格。即便如此,台湾府武官任职中也产生了任期问题和携眷问题,影响台湾府武官职能的实现。就武官退出机制而言,涉及到去职与调任的两种途径。两种退出途径在离任手续、文书传递以及监察考评中作出删繁就简的调整,在实际效果与退任效率上又有不足。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是清前期东南海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边疆特点。与内地选调相比,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边疆性是主要特征;在闽台体制下看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则更突出其海洋性的特点。在制度的实践层面,从武备情形与吏治状况的角度可以考察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实施效果。从历史上看,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是清朝边疆治理策略的新尝试。清朝将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可行部分推广到对两广、川藏等边区的管辖中,开拓了清朝武官选调制度调整的新思路。康乾时期的武官选调制度奠定了清代台湾时期治台方略的理论基础,为台湾府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有着深远意义。
孙鋆[10]（2019）在《冷战早期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转移研究（1947-1949）》文中提出冷战早期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的转变,是美国冷战史中的重要部分。从扶持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到转而扶持日本成为东亚的“反共桥头堡”,中间仅仅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在东亚战略重心上的急速转弯,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战略上的巨大变化,而新“遏制政策”的实现,也反映出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规划司在这一时间段内权力的膨胀。“博顿草案”的颁布所引发的大讨论是战略重心转移的导火索。1946年底,国务院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休·博顿授命起草一份对日媾和草案,史称“博顿草案”。由于依然坚持罗斯福时期的东亚战略,在迅速变化的战后新国际形势下,这份草案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各方势力的批判,反对声之大使得这份草案到今日也未能完全公布原文。在对“博顿草案”批判的过程中,新成立的由乔治·凯南任司长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异军突起,就对日媾和问题,提交了PPS10号文件与PPS13号文件,重新审视了中日两国在“遏制战略”前提下的东亚战略中的相对位置,也使得这场由“博顿草案”引发的大讨论偃旗息鼓。政策规划司的强势崛起标志着国务院系统内部东亚政策制定主导权的转移,同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也完成了初步的转移。对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东亚战略重心的确立。为了推行新的对日政策,乔治·凯南于1948年3月访日。在访日期间,他与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以及陆军部、海军部为代表的军部势力就对日问题进行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麦克阿瑟将军与军方的意见之后,提交了被视为对日政策转折点的PPS28号文件,该文件视为美国对日新政策的开端,最终成为NSC13号系列文件的蓝本,也就是冷战早期美国对日正式政策的纲领。在NSC13/2号文件出台之后,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终于确立,日本成为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抗苏联的“桥头堡”。而1947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混沌”的状态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一直滞后于对日政策的变化。战后中国形势的剧烈变化,使得美国对华的利益评估一直处于争论不休与反复摇摆的状态。冷战序幕的拉开,使得决策者不得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进行重新评估,中国的地位随之下降。尽管在PPS13号文件中,政策规划司就已经建议抛弃蒋介石政府,但是来自军部与“亲华派”的制约使得美国日益与蒋介石政府绑在同一条船上。1948年秋季由政策规划司出台的PPS39号文件企图将美国对华政策拖回“遏制战略”的轨道之上,也就是“脱身”政策的开端。随后的PPS39/1号、NSC34/1号等一系列文件最终确立了“脱身”政策,但是蒋介石政府所面临的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得“脱身”政策也失去了现实依据。国民党政府灭亡命运的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从此实行彻底的“对华遏制”政策标志着东亚战略重心转移最终完成。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是“遏制战略”的具体体现。乔治·凯南作为“遏制之父”以及政策规划司的首任司长,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现实主义外交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战略重心转移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各方势力的博弈过程也能提供了研究冷战史的新思路,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二、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光复初期台湾经济的宏观研究 |
| 二、有关农业领域的探讨 |
| 三、对工矿交通领域的考察 |
| 四、其他领域的研究 |
| 五、结语 |
（2）新加坡对中国台湾地区军事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缘起 |
| 研究意义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新加坡对外军事交流情况 |
| 第一节 新加坡开展对外军事交流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新加坡对外军事交流体系的形成 |
| 第二章 新加坡对台军事交流的缘起、历程与趋势 |
| 第一节 “星光计划”的缘起与内容 |
| 第二节 新加坡对台军事交流的历程 |
| 第三节 新加坡对台军事交流的趋势 |
| 第三章 新加坡对台军事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加坡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中新关系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亚太局势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1.5.1 和平与和平观 |
| 1.5.2 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中国传统和平观 |
| 1.5.3 中国共产党和平观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2.1 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 |
| 2.1.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思想 |
| 2.1.2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平思想 |
| 2.1.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思想 |
| 2.1.4 习近平关于和平思想的重要论述 |
| 2.2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 |
| 2.2.1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
| 2.2.2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和平理念 |
| 2.3 国外现代和平思想 |
| 2.3.1 亚洲文化传统中的非暴力思想 |
| 2.3.2 西方和平学中的积极和平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 |
| 3.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 |
| 3.1.1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3.1.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3.1.3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
| 3.1.4 原则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3.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定位 |
| 3.2.1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
| 3.2.2 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使命 |
| 3.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目标 |
| 3.3.1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 3.3.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3.3.3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 |
| 4.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 |
| 4.1.1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
| 4.1.2 始终坚持以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
| 4.1.3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内容 |
| 4.2.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2.2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
| 4.2.3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 4.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战略 |
| 4.3.1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
| 4.3.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
| 4.3.3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 4.3.4 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 |
| 5.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 |
| 5.1.1 进一步巩固硬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
| 5.1.2 进一步巩固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基础的保障 |
| 5.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经验 |
| 5.2.1 坚持以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
| 5.2.2 以中国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
| 5.2.3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5.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面临的挑战 |
| 5.3.1 和平统一方针受到挑战 |
| 5.3.2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
| 5.3.3 强权政治大行其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 |
| 6.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 |
| 6.1.1 为中国自身的稳定发展提供思想指导 |
| 6.1.2 为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参考 |
| 6.1.3 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
| 6.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价值 |
| 6.2.1 有效维护中国与世界和平的理论指导 |
| 6.2.2 不断促进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行动指南 |
| 6.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展望 |
| 6.3.1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平理论引领发展实践 |
| 6.3.2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理论创新 |
| 6.3.3 加强国际话语权竞争,建构国家形象 |
| 6.3.4 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清查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前史 |
| (一) 与清查团相关的国民政府战后接收问题研究 |
| (二) 与清查团问题相关的国民政府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
| (三) 与清查团问题相关的国民政府司法重建问题研究 |
| 三、概念界定与论文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论文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重难点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战后接收失序与政治危机 |
| 第一节 央地军争夺接收权与“劫收”的扩大化 |
| 一、收复区的战后接收困境 |
| 二、接收机关争夺接收权 |
| 三、接收失序的扩大因素 |
| 第二节 战后接收失序引发政治危机 |
| 一、中央“建国”热忱与地方治理危机 |
| 二、官民矛盾:收复区的特权阶层 |
| 三、新形势下收复区与大后方的矛盾 |
| 第二章 接收清查团的成立与机构设计 |
| 第一节 清查先声:接收期间国民政府抑制腐败的努力 |
| 一、国民党中央对收复区吏治腐化问题的因应 |
| 二、国民党中央对接收失序问题的重视 |
| 三、职能机关抑制接收腐败的努力及其成效 |
| 四、地方对接收工作的早期清查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一清查意见 |
| 一、地方整顿接收工作的提议 |
| 二、国民政府中央对清查接收工作的讨论 |
| 三、国民党中央最终达成共识 |
| 第三节 清查团的组设与最终成立 |
| 第四节 清查团的组织特点、人员构成与职能范围 |
| 一、清查团的组织特点 |
| 二、清查团的成员构成 |
| 三、清查团的职能范围与工作目标 |
| 第三章 清查团与地方:政府治理行为与地方社会的因应 |
| 第一节 地方对清查团的期待 |
| 第二节 清查团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一、吸纳、限制:地方政府参与清查工作的形式 |
| 二、地方政权机关对清查工作的桎梏 |
| 第三节 清查团与地方绅民的互动 |
| 一、地方参议会对清查工作的响应与分歧 |
| 二、清查团走向单一化的沟通渠道 |
| 第四节 新闻界对清查工作的影响 |
| 一、清查团借力新闻界 |
| 二、舆论变迁:清查团的身份认同 |
| 三、舆论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反向作用 |
| 第四章 各区清查团的实际运作 |
| 第一节 各区清查团运转与稽核程式 |
| 第二节 清查团稽核接收册籍:横亘在审查工作前的证据漏洞 |
| 一、接收册籍的重要价值 |
| 二、各区清查团收缴册籍情况 |
| 三、册籍问题:清查细节的缺失 |
| 第三节 清查团实地调查及其纰漏 |
| 一、对接收机关及物资的实地调查 |
| 二、清查局限:实地调查中非核心区域的缺失 |
| 第四节 清查团改善收复区政治生态行动的失败 |
| 一、“烂摊子”:关于清查案件的两种结论 |
| 二、央地挽留清查团的行动 |
| 三、回归常态: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阶段性和延续性 |
| 第五章 清查案件与政府权能运行中的权力干涉 |
| 第一节 江汉关拍卖舞弊案:物资处理工作中的灰色地带 |
| 一、从接收到拍卖:接收机关处理敌伪资产的方式与拍卖的一般程序 |
| 二、清查团质询江汉关拍卖舞弊与江汉关自辩 |
| 三、舞弊案的清查结果与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徐怨宇案与国民政府司法程序中的权力干涉 |
| 一、案件肇始:徐怨宇案的民间举发与清查证据 |
| 二、检、院并行:徐怨宇案的移转、侦讯与不起诉决定 |
| 三、消失的赃车:关于徐怨宇案的侦讯与吊诡的紧急调配权 |
| 第六章 清查团与国民政府战后重建工作 |
| 第一节 清查行动对地方经济恢复的影响 |
| 一、战后经济重新分配过程中的数据支持 |
| 二、清查团缓解收复区物资经济损失 |
| 三、清查团整顿社会经济秩序 |
| 第二节 清查团与收复区产业纠纷的处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弗里特伍德”大战计划与NSC 37系列文件的形成:美苏大战中的台湾 |
| 二、从“吊球”计划到NSC 37/9文件:1 9 4 9 年军方有条件弃台立场的确立 |
| 三、1950年2月至朝鲜战争前夕:美国军方认知的变化 |
| 四、朝鲜战争与美国直接军事干涉台湾政策的形成 |
| 五、结语 |
（6）从邵毓麟《使韩回忆录》论战后台湾当局与韩国的合作与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 一、邵毓麟与韩国独立运动的渊源 |
| 二、“远东反共联盟”昙花一现 |
| 三、朝鲜战争与“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
| 四、结语 |
（7）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清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一节 复台初期武官选调制度的初步探索 |
| 一、清廷围绕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讨论 |
| 二、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初步形成 |
| 三、康熙中后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变化 |
| 第二节 朱一贵事件后武官选调制度的调整 |
| 一、朱一贵事件对台湾府武官体系的影响 |
| 二、雍正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调整 |
| 第三节 乾隆时期武官选调制度的演变 |
| 一、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积弊的日益显现 |
| 二、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新调整 |
| 第二章 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的选拔机制 |
| 第一节 台湾府武官选拔的标准与渠道 |
| 一、选拔标准 |
| 二、选拔渠道 |
| 第二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的籍贯问题 |
| 一、官兵同籍问题 |
| 二、闽籍集团问题 |
| 第三章 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的任职和退出机制 |
| 第一节 台湾府武官任职的程序与监督 |
| 一、任职程序 |
| 二、任职监察 |
| 第二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的任期问题 |
| 一、武官任期变化及相关问题 |
| 二、武官任期与水陆协同问题 |
| 第三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的携眷问题 |
| 一、武官赴任的携眷政策 |
| 二、武官选调与军地交往问题 |
| 第四节 台湾府武官的退出机制 |
| 一、去职程序 |
| 二、调职程序 |
| 第四章 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特点 |
| 一、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 |
| 二、闽台体制视域下的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 |
| 第二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实施效果 |
| 一、武备效果 |
| 二、吏治效果 |
| 第三节 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的影响 |
| 一、当时影响 |
| 二、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冷战早期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转移研究（194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五)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博顿草案”大讨论与美国战后初期东亚战略重心初步转移 |
| (一) 大讨论的缘起与战后东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 “博顿草案”大讨论的展开 |
| (三) 大讨论的继续与美国东亚战略重心转移初步完成 |
| 二、对日政策的转变与东亚战略重心转移的确立 |
| (一) 凯南访日与三方博弈 |
| (二) PPS28号文件与美国对日新政策 |
| (三) 新对日政策的完善与东亚战略重心的确立 |
| 三、中国的时局与东亚战略重心转移的完成 |
| (一) “脱身政策”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
| (二) PPS39号文件与“脱身政策”的开端 |
| (三) “脱身政策”的确立与战略重心转移的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述评[J]. 劳建科. 福建史志, 2021(04)
- [2]新加坡对中国台湾地区军事交流研究[D]. 骆源. 暨南大学, 2020(09)
-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D]. 赵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清查团”研究[D]. 刘大焱.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J]. 姚昱. 中共党史研究, 2020(01)
- [6]从邵毓麟《使韩回忆录》论战后台湾当局与韩国的合作与冲突[J]. 尤淑君.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19(02)
- [7]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战后台湾禅和派道经团音乐文化研究[D]. 袁野璐. 武汉理工大学, 2019
- [9]清康乾时期台湾府武官选调制度研究[D]. 罗阳升.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10]冷战早期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转移研究（1947-1949）[D]. 孙鋆.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