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论文文献综述）
黎育生[1]（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周浒[2]（2021）在《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文中指出
王天丹[3]（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乔傲龙[4]（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朱凤强[5]（2019）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文中指出1946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南京的代表机关,也是中共领导国统区部分省市及香港地区开展工作的指挥中心。南京局在解放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以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这一重要的历史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它的成立原因、历史作用等进行全面梳理。本文按照研究内容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的相关问题。一是考察其成立时面对的国际国内背景,分析美苏对华政策,国民党在战后的政策及中共的应策。二是对其组织及其职能进行梳理,主要分析其组织分工、机构设置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谈判工作。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南京局遵循中央“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立即开展和平谈判。一是中原调停,缓解了中原局势,为中原军队突围赢得了时间;二是东北调停,主动让出长春,争得了六月休战的宝贵时间,实现短暂的和平,为军事上扭转局面赢得时间;三是谈判黄河归故,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四是支持第三方面为和平而斡旋,虽然斡旋失败,但却加强和改善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沟通与合作。第三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统战工作。随着各民主党派的纷纷成立,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一方面竭力关照进步民主人士,并通过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部分军官做策反工作,成效显着。同时,中共团结各进步党派,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共同抵制非法“国大”的召开,拒不承认非法宪法,拒不参加改组政府,开创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良好互动模式。第四章主要介绍南京局在第二条战线开辟过程的作用。南京局为第二条战线的酝酿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领导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如“六二三”运动、反美抗暴运动等;二是发动工人进行经济与政治斗争,并支援学生爱国运动;三是领导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隐蔽精干,等待时机;有组织地开展反“清剿”运动和反“三征”斗争;随着局势的发展,有规模地发动斗争,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第一条战线。第五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宣传工作。南京局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国统区大力宣传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为此,南京局高度重视,一是形成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创办报纸、建立新华社分社等;二是坚持正确的宣传政策,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共求和平反内战的政策,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事实反击国民党的诋毁,同时,注重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宣传水平;三是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影响。在加强国内宣传的同时,注重国际交流,接见国外朋友和记者,联系国际团体及国际会议,主动阐述中共的政策,争取国际民主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结语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局的历史意义以及经验与特点。根据前五章的研究,分析南京局的历史意义,总结其经验及特点,阐释美苏调整对华政策,南京局对和平的最后努力及南京局使命的结束。
和二晴[6]（2019）在《《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妇女界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宋美龄召开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改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总机构,标志着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统区妇女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广大中国女性都积极投身于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我解放的浪潮中,文章将通过《妇女新运》重温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刊物的出现,成为宣传妇女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时也为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妇女新运》作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会刊,1938年12月于重庆创刊,致力于提高各界妇女的思想觉悟,引导妇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探究其创刊与出版情况、分析其刊物栏目及主要内容,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妇女救亡活动:在动员妇女参战过程中,结合抗战局势,依托全国性妇女组织,加强妇女动员的宣传形式,借用妇女纪念日动员妇女,创作大量文艺作品、歌曲、戏剧等,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励国人抗战热情,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战勇气及必胜的信心;在自我解放方面,国统区进步妇女力量先后组织妇女宪政运动、妇女职业运动,同时提倡妇女接受教育,并积极开展禁娼运动,从妇女参政、职业平等、女子教育及废除封建习俗等方面探讨妇女自我解放的途径,深入探析抗战时期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深层次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基本实现了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目标,并且在追求妇女解放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虽然这一时期的自我解放让位于民族解放、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毕竟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妇女新运》作为战时重要的妇女期刊,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史料价值。
彭利端[7]（2019）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政治记忆建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记忆具有保存政治经验并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功能,强调集体记忆政治功能的“政治记忆”在对历史经验的集合和筛选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刻写方式彰显刻写者的政治意图,其建构过程在权力实践中与执政基础关系紧密。当一个国家或政党出现削弱执政基础的因素时,一系列的政治记忆刻写行为就会被国家或执政党用于巩固政治认同。1960年代初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重大挫折,虽然从1961年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使我国逐步走出国内经济特困时期,但是人民群众依旧在温饱线边缘徘徊。为了提升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作为15周年国庆庆典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政治记忆刻写载体的性质出现,她是加以创新的艺术形式,也是自成一格的主体,她是政治观念的承载者,也是政治思想的传播者,她表达着人们的认知,又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在国家动员体制的推动下,《东方红》从排练到上演的高效迅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内容上对革命历程的完整展现,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历史合理性。不宁唯是,《东方红》的主题思想也加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凝聚起国人对伟大领袖的共同记忆。其中,表现的革命歌曲、人物形象、历史道具、民族特色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因素体现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共同体”特质,传递着中华民族同生共存的政治价值理念。1964年舞台版《东方红》政治记忆的有效建构和1965年电影版《东方红》的广泛传播,确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边界和特征,达到了良好的政治记忆刻写效果,重新确立了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政治认同。
陈红森[8]（2019）在《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教育,对当今的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其中,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最具代表性。因而,本文在广泛收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干部教育、党校教育、中央党校校史等研究成果,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察与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田野考察法等,围绕“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形成的文本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这部分开端即由研究兴趣出发,阐明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并对研究意义进行了归纳;接着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与本议题相关的文献梳理;之后界定了与本研究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并简述了研究方法;在最后,归纳了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初创。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从瓦窑堡时期与保安、定边时期,分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阶段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少数民族干部学校教育等。第三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发展。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从李维汉任校长期间、康生任校长期间、陈云任校长期间、邓发主持校政期间四个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时期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女子干部教育等。第四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成熟。首先,对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进行了陈述,将这一阶段划分为整风运动开始之前与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两个时期,分时段进行了历史考证;其次,对这一时期的专题干部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这时的干部教育背景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如平剧的改造等。第五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特色与经验。首先,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制度和传统特色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组织鉴定制度、学业鉴定制度、实习制度、三方管理制度、领导人来校作报告的教育传统等五个部分;其次,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特色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党性教育内容、文化和职业教育内容、“古今中外”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四个部分;最后,对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党校姓党的教育经验与实事求是的教育经验两个部分。
荀羽琨[9]（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郑鹏飞[10]（2018）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七月派是左翼文学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发展和延续,它与延安文艺的关联是一个展示国统区进步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艺复杂互动的“文化橱窗”,事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等重大问题,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能够推进上述课题的研究。绪论对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作一学术梳理并提出研究思路。本文论题处于七月派和延安文艺两大研究论域的交叉地带,这个“结合部”的问题以往被关注不多,部分涉及于此的相关论着存在“论”多“史”少和以“论”代“史”等现象。基于此,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第一章考察七月派作家的延安行迹。本章以列表方式展示去了（过）延安的七月派作家进、出该地的时间,并介绍部分作家的创作详情;同时以个案分析方式考证了聂绀弩、萧军、阿垅、艾青等人的延安行迹。聂绀弩短居延安后写出赞颂革命新气象的文章,却被延安批评界部分人抱怨,显示了国统区左翼文风并不合乎根据地文艺规范。阿垅同样曾短居延安并作诗赞颂,但他在私人书信中描述了自己“溶解于光明”等更丰富的延安体验。艾青1938年有两次机会可去延安但都放弃,1941年则为了更好的创作环境和婚姻稳定而北上。第二章探讨艾青、鲁藜、贺敬之等七月派作家到延安后的创作转型。艾青的创作理念曾与胡风同声相契,但到延安后发生了转向,作家鲁煤见证了他的这一变化过程;“两个艾青”论提供了理解他创作变奏的思路。鲁藜到延安后在“失落”中自省,以“工作”缓解“灵魂的渴”,最终在革命熔炉中实现了“自我克服”。他在创作上经历了“清吟”“行吟”和“苦吟”的“变奏三部曲”。贺敬之初出茅庐的诗歌颇受胡风赏识,到延安后却用旧形式和民间手法表现根据地新生活;他1950年的“感情溶化”论显示其文艺观的七月派“胎记”。三位作家原本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受胡风文艺理论的影响,到延安后大都从心态和创作上经历调整和转型的过程。第三章分析刊物《七月》与延安文化界中、上层人物的密切联系。胡风及《七月》与延安领导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七月》曾刊发毛泽东的通讯特写和他评价鲁迅的演讲文章;毛泽东读了该刊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很“很欢喜”,并结合延安文艺发展现状对该刊上“伟大作品”论争文章有回应。周恩来对七月派刊物多有庇护、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七月》对武汉《战地》创办有重要影响,并与之竞争合作关系;《战地》与《七月》“双龙戏珠”的局面还体现了资本的意志。其中也折射了胡风、丁玲、周扬三人的微妙关系,《战地》的停刊引发了丁玲、周扬之间矛盾冲突,丁玲经历停刊“风波”后对延安部分文化人很失望,建议胡风慎重考虑北上,后者最终未去延安。此事余波延及数十年后。第四章聚焦七月派批评家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观照。胡风、阿垅和石怀池三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方式各有不同:胡风的批评倾向体现在对稿件的“取”与“舍”上,他不发表田间、侯唯动去延安后的诗歌的态度显示他与二人文艺观念渐行渐远,折射了七月派文艺观与延安文艺存在着重大分歧。阿垅以“南”“北”互参的角度评论鲁藜、天蓝的诗歌,语言军事化、工业化色彩浓郁;而批评歌剧《白毛女》则聚焦于人民大众的“等待”这个冷僻问题。1940年代年轻的批评家石怀池搬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对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进行了大胆坦率的批判。第五章探讨七月派灵魂人物胡风与延安文化界的关联。胡风与延安有“不去而’在’”的微妙关系,“不去”行为背后是他对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本能性排斥,这也预示他若干年后的悲剧性命运;“在”则是一种精神符号的存在,是“’鲁迅’在延安”命题的衍生形式。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文艺创作过程”和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余论提出了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现象和问题。
二、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
| (四)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1949-195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孕育萌芽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 |
| (二)萌芽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流变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辅导员的呼唤 |
| (一)主渠道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
| (二)主阵地的开辟:高校党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与落实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落实 |
| (三)“双肩挑”: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
| 四、开端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实行“双肩挑”,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 (二)示范典型突出,借鉴创新一脉相承 |
| (三)多重角色并存,工作任务指向统一 |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1956-1966)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政治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
| (二)经济技术革命:重视知识分子和高举“三面红旗” |
| (三)文化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和“教育大革命”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 |
| (一)“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与局限性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演进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三、“政治挂帅”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首要性地位的重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批判定性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实践分析 |
| 四、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唯政治”倾向出现 |
| (二)“专职化”模式初显 |
| (三)“大众化”状态显现 |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透析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出现错误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组织机构瘫痪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被宣传队取代 |
| (四)高校辅导员身份角色发生颠倒 |
|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工作成绩遭否定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失造成的严重影响 |
| (一)严重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
|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
| (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三、曲折发展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队伍建设遭受环境影响 |
| (二)队伍建设一度停滞中断 |
| (三)队伍建设缺失影响很大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最重要的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
| (三)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判断标准 |
| (四)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 |
|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 三、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 |
| (二)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 |
| (三)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 |
| (四)坚持新老、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 (五)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 |
| (六)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3）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成立 |
| 第一节 南京局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战后苏联对华政策 |
|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
| 三、国民党的对共政策 |
| 四、中共的应因之策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组织系统 |
| 一、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共中央南京局下属各级党组织 |
| 第二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南京谈判 |
| 第一节 中原解围:“应先解决中原问题” |
| 一、中原内战“一触即发” |
| 二、视察宣化店 |
| 三、缓解中原危局 |
| 四、营救转移突围人员 |
| 第二节 东北停战谈判 |
| 一、东北内战问题之由来 |
| 二、让出长春换和平 |
| 三、力促六月休战谈判 |
| 四、再次作出重大让步 |
| 第三节 谈判黄河归故 |
| 一、历史复杂的黄河归故 |
| 二、“先修故道再堵决口” |
| 三、谈判善后救济 |
| 第四节 支持第三方面奔走和谈 |
| 一、从五人直接会谈到五人小组会谈 |
| 二、为了教育人民 |
| 三、愤责折衷方案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统战工作 |
| 第一节 “千百颗子弹打在一个标的上” |
| 一、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
| 二、“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注” |
| 三、“为奔走和平之举” |
| 第二节 “至诚至勇反内战” |
| 一、下关:“你们的血不会是白流的” |
| 二、昆明:“暗杀枪声已洞穿一切政治欺骗” |
| 三、成都:“为民主必须反特务” |
| 第三节 “再接再厉争民主” |
| 一、共同抵制伪“国大” |
| 二、拒不承认伪“宪法” |
| 三、“绝不参加一党独裁之政府” |
| 第四节 “造成最广泛的阵容” |
| 一、“在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工作” |
| 二、争取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 |
| 第四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
| 第一节 “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 |
| 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学生的政策 |
| 二、领导上海学生游行 |
| 三、抗议美军暴行 |
| 第二节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
| 一、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人的状况 |
| 二、领导工人经济斗争 |
| 三、领导工人政治斗争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民变运动 |
| 一、蓄势:“保存力量,隐蔽待机” |
| 二、反抗:反“清剿”反“三征” |
| 三、角力:“实行小搞,准备大搞”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宣传工作 |
| 第一节 “活泼多样的宣传形式” |
| 一、召开新闻发布会 |
| 二、“办报就是打政治仗” |
| 三、建立新华社南京分社 |
| 第二节 贯彻党的宣传方针 |
| 一、宣传要赢得人心 |
| 二、以真实批驳谣言 |
| 三、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
| 第三节 宣传“也要讲究统战政策” |
| 一、争取中立报纸 |
| 二、统战记者工作 |
| 三、海外沟通与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妇女新运》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妇女新运》的创刊与出版 |
| 一、“新运妇指会”与《妇女新运》的创刊 |
| (一)“新运妇指会”的改组 |
| (二)《妇女新运》的创刊 |
| 二、《妇女新运》的出版与发行 |
| (一)出版概况 |
| (二)刊物栏目 |
| (三)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
| 一、战时妇女的动员 |
| (一)动员理念的形成 |
| (二)动员组织的建立 |
| (三)战时国民政府的妇女动员 |
| 二、《妇女新运》视域下妇女抗日救亡的动员 |
| (一)指导妇女的生产生活 |
| (二)报道国内外妇女的参战 |
| (三)加强各种妇女节日的纪念宣传 |
| (四)刊载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 |
| 三、《妇女新运》中妇女动员经验总结 |
| (一)融合抗战的时代局势 |
| (二)依托全国性的妇女组织 |
| 第三章 从《妇女新运》看抗战时期的妇女解放 |
| 一、各界妇女运动的新高涨 |
| (一)上层女性的宣传与组织 |
| (二)中层女性积极参与民主宪政 |
| (三)广大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 |
| 二、《妇女新运》视角下的战时妇女解放运动 |
| (一)争取妇女政治参政权 |
| (二)寻求妇女职业平等权 |
| (三)把握学习与受教育的机会 |
| (四)反对公娼与救济私娼 |
| 三、从《妇女新运》看战时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
| (一)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性 |
| (二)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 |
| 第四章 对《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评价 |
| 一、《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积极进步性 |
| (一)促使广大妇女自我意识普遍觉醒 |
| (二)成为前线与后方战时讯息传递的桥梁 |
| (三)积极探索妇女解放运动的途径 |
| (四)关注国际妇女思想解放的动态 |
| 二、《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时代局限性 |
| (一)受政治因素影响显着 |
| (二)思想内容与对象影响方面的局限 |
| (三)妇女解放中义务大于权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妇女新运》目录 |
| 致谢 |
（7）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政治记忆建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源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 |
| (一) 记忆 |
| (二) 集体记忆 |
| (三) 政治记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集体记忆 |
| (二)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政治记忆生产的语境 |
| 一、国内外形势——执政党面临的忧虑 |
| (一) 国际环境压力 |
| (二) 国内经济不振 |
| (三) 文艺界主旋律不彰 |
| 二、以乐动人——筹备国庆庆典 |
| (一) 原有基础的再创新 |
| (二) 习俗与传统的交织 |
| 三、政治精英和国家体制的推动 |
| (一) 周恩来总理的筹划 |
| (二) 国家意志的展示 |
| 第三章 政治记忆的提炼 |
| 一、历史事件的选择与呈现 |
| (一) 党史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
| (二) 主题:歌颂毛泽东 |
| 二、革命历史记忆的分类展现 |
| (一) 苦难记忆 |
| (二) 反抗记忆 |
| (三) 红色记忆 |
| (四) 新中国记忆 |
| 第四章 政治记忆的输出 |
| 一、作为庆典的文本内涵 |
| (一) 歌曲分类 |
| (二) 词汇特点 |
| (三) “翻身感”的现实投射 |
| 二、作为庆典的象征意义 |
| (一) 道具设计的象征性 |
| (二) 人物:“我们”身份的突显 |
| (三) 民族的革命记忆表现 |
| 三、政治记忆的输出“对象” |
| (一) 创演人员——革命记忆表达者和集体记忆实践者 |
| (二) 万人大礼堂营造的记忆之“场” |
| 第五章 政治记忆的传播 |
| 一、政治记忆的视听延续 |
| (一) 舞台版《东方红》的传播 |
| (二) 电影版《东方红》的拍摄与上映 |
| 二、符号和程式化的意义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延安时期 |
| (二) 陕甘宁边区 |
| (三) 干部教育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研究法 |
| (三) 比较研究法 |
| (四) 田野考察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初创 |
| 一、初创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 (一) 瓦窑堡时期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 保安、定边时期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初创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 (一)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中党内、外斗争的影响: 分清路线是非 |
| (二)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教学形式的超越: 当代导生制的雏形 |
| (三) 少数民族干部学校教育的开端: 民族班的设立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发展 |
| 一、发展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 (一) 李维汉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 康生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三) 陈云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 (四) 邓发主持校政期间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发展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 (一)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迷茫: 党内斗争的影响 |
| (二)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科研活动的开展: 干部教育研究 |
| (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女子干部教育的开创: 从女干班到中国女子大学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成熟 |
| 一、成熟阶段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活动 |
| (一) 整风运动开始之前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中央党校的教育 |
| 二、成熟阶段中央党校的专题干部教育 |
| (一) 端正干部教育的办学方向:新“政治正确”标准的形成 |
| (二) 干部教育中教学方法的改革:自学讨论法 |
| (三) 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潜在课程:平剧舞台上的“变脸”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特色与经验 |
| 一、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制度和传统特色 |
| (一) 组织鉴定制度 |
| (二) 学业鉴定制度 |
| (三) 实习制度 |
| (四) 三方管理制度 |
| (五) 领导人来校作报告的教育传统 |
| 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特色 |
| (一) 党性教育内容 |
| (二) 文化和职业教育内容 |
| (三) “古今中外”的学习方法 |
| (四)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 |
| 三、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的经验总结 |
| (一) 党校姓党的教育经验 |
| (二) 实事求是的教育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丝路文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现当代丝路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与丝路文学的历史呈现 |
| 第一节 发生学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
| 一、丝绸之路的发生 |
| 二、丝绸之路产生的原因 |
| 三、丝路文学的内涵 |
| 第二节 从物质走向精神:丝路文艺 |
| 一、民族迁徙与丝路文艺 |
| 二、文化使者与丝路文艺 |
| 三、宗教求法与丝路文艺 |
| 第三节 西游东来的古代丝路文学 |
| 一、先秦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二、汉唐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三、宋元之后的丝路文学 |
| 第二章 丝路文学的现代演进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丝路文学 |
| 一、旧瓶装新酒:旧体诗与易俗社 |
| 二、唐祈的边缘诗学 |
| 三、“花儿”的发现与再造 |
| 第二节 丝路文学与新中国的创业实践 |
| 一、西北丝路上的创业颂歌 |
| 二、英雄人物的重塑 |
| 三、景观书写的政治化 |
| 第三节 新时期丝路文学的文化自觉 |
| 一、游牧经验与新边塞诗派的崛起 |
| 二、从本土文化到丝路文化的自觉 |
| 第三章 西行与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西行与丝路游记的繁荣 |
| 一、西方探险家与丝路游记 |
| 二、文人学者与丝路游记 |
| 三、中外记者与丝路游记 |
| 第二节 西进热潮中的“牧歌”与“战歌” |
| 一、闻捷的边疆“牧歌” |
| 二、边疆“战歌” |
| 第三节 丝路小说:流寓作家的在地经验 |
| 一、流寓作家类型 |
| 二、丝路书写在地化 |
| 三、民间文化的内在认同 |
| 第四章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丝路文学 |
| 第一节 文化守成与乡土书写 |
| 一、刘亮程:边地乡土的诗性建构 |
| 二、郭文斌:民俗事相中的文化退守 |
| 三、李学辉:乡土精神的重构 |
| 第二节 宗教文化与丝路文学 |
| 一、清洁的精神:张承志的宗教书写 |
| 二、石舒清:西海固回民世界的诗意书写 |
| 三、雪漠小说与佛教文化 |
| 第三节 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
| 一、红柯:丝路古道上的文学骑手 |
| 二、请给我以火——儒家文化的重建 |
| 第五章 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 |
| 第一节 创造: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 |
| 一、创业叙事与丝路文学的创造之美 |
| 二、创业英雄的精神之美 |
| 第二节 苦难:丝路文学的精神内质 |
| 一、游牧文化与路遥的苦难意识 |
| 二、苦难的朝圣与精神的超越 |
| 第三节 崇高:丝路文学的精神高地 |
| 一、昌耀:崇高精神的坚守 |
| 二、丝路意象的崇高美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研究 |
| 第一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迹概况 |
| 第二节 七月派作家延安行之个案考辨 |
| 一、聂绀弩与延安的史实分析 |
| 二、两次进出延安的萧军 |
| 三、“溶解于光明”:阿垅延安之行及创作分析 |
| 四、艾青:犹豫再三的延安之行 |
| 第三节 七月派作家去延安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七月派作家创作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艾青:游走于七月派与延安文艺之间 |
| 一、艾青和胡风的精神契合 |
| 二、艾青到延安后文艺观发生改变 |
| 三、艾青创作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透视 |
| 第二节 鲁藜在延安:在革命熔炉中自我克服 |
| 一、从“左联”到延安:鲁藜多维精神面影透视 |
| 二、鲁藜根据地阶段的创作分析 |
| 第三节 贺敬之:带着七月派“胎记”的时代歌者 |
| 第三章 七月派刊物与延安文化界 |
| 第一节 《七月》与延安政治人物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
| 一、毛泽东与《七月》 |
| 二、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与《七月》 |
| 第二节 《七月》与《战地》的创办与停刊——兼论抗战初期胡风、周扬、丁玲之间的关系 |
| 一、《战地》的创办与胡风及《七月》的互动关系 |
| 二、《战地》的停刊风波及其余波 |
| 第四章 七月派批评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胡风:从编辑意识出发的文艺批评 |
| 一、胡风眼中的田间:“没有完成的”且渐行渐远的诗人 |
| 二、胡风与侯唯动:《斗争就有胜利》之后的“歧路” |
| 第二节 阿垅:“南”“北”互参视野中的批评 |
| 一、阿垅诗学批评特征 |
| 二、阿垅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 |
| 三、阿垅批评延安文艺作品的话语特点 |
| 第三节 石怀池:以胡风理论解读延安作品 |
| 一、严文井作品及相关评论概况 |
| 二、对《一个人的烦恼》自然主义倾向的审视 |
| 第五章 七月派核心人物(胡风)与延安文艺 |
| 第一节 不去而“在”:胡风与延安关系考论 |
| 一、胡风多次放弃去延安的机会 |
| 二、不去而“在”:胡风在延安的精神性现身 |
| 第二节 胡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
| 二、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
| 三、关于文艺创作过程的问题 |
| 四、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资源问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D]. 周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4]《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5]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D]. 朱凤强.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D]. 和二晴. 河南大学, 2019(01)
- [7]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政治记忆建构探析[D]. 彭利端. 南京大学, 2019(05)
- [8]锤炼革命先锋的熔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历史研究[D]. 陈红森.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D]. 郑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