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起诉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石贤平[1]（2021）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司法部虽然制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但评估标准未能涵盖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死刑复核等全部环节,且相应的评估配套机制和法律保障措施尚未建立,因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尚未构建完成。探讨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来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不但能够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也能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正当性的主要体现是评估指标体系既是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评估的拓展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评估指标体系还能够促使政府履行好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增加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合法性以及增强政府对决策的调控能力。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包括宪法、国际公约、政策法律等法源依据,尤其是《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实施,同时还具有评估试点工作的实践基础,在国家评估标准、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保障、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构建条件。考察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现状后发现,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几个阶段,2019年司法部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及其评估说明是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中国有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国家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离评估指标体系尚有距离,但至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标准的出台也使得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增加为两种:一种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裁判评估的的运行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指标体系构建理论既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区别。此外,从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的运行现状看,其自行制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在评估试点运行中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理念障碍是首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念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对评估指标体系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重要性引起足够重视,导致评估标准制定时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指标设置不仅合理,指标体系运用上也较为随意,对评估结果基本不用等。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独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遴选机制、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法、尚未建立评估异议审查制度和评估结果运用制度,评估经费未纳入专门经费序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等。通过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外评估指标既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等。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等。因此,中国在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要注意借鉴吸收域外经验,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和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和技术构造性原则,满足全部评估指标构建要素的前提下,解决由谁来评估、什么时候评估、评估哪些阶段、在哪里评估等评估适用问题,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保证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需要确保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这需要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理念转型的前提下,首先对指标体系提供运行机制保障,多措并举地推进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运行配套制度。此外,要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要在中国法律援助立法中正确定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将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作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娅婷[2]（2021）在《“捕诉合一”机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捕诉合一”机制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指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权由同一检察官或办案组行使。尽管2019年12月30日最新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则》中明确规定全国检察机关采用捕诉一体化的办案模式,但理论和实践中对捕诉合一机制还有质疑,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首先我们要明确批捕权与公诉权都属于司法权,只不过二者侧重点不同,捕诉分离重在落实监督,而捕诉合一重在提高诉讼效率。近两年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又被重新启用的契机来自于我国司法环境的变化,首先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案多人少的人案矛盾突出亟待解决,其次是近几年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提前介入并引导侦查的力量显着增强,以及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速裁程序的推行使得控辩协商提前至批捕环节。在这些司法实践需求的推动下,捕诉合一显示出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价值优势,既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可以提高司法的诉讼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检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引导,缩短了办案周期更有利于保障人权,客观上也降低了这些年我国居高不下的逮捕率。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捕诉合一可能存在的弊端,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由一人负责时逮捕与起诉的标准可能会混同,在丧失了内部制约时办案质量可能会下降,在利益关系的推动下逮捕权可能会被滥用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的辩护空间被压缩辩护难度加大等。捕诉一体化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运用过程中应当遵循公正与效率兼顾、注重保障人权的原则,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而言通过明确逮捕与起诉的证明标准,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内外监督机制,扩大辩护律师的辩护空间以及强化犯罪嫌疑人对逮捕决定的司法救济等方式加以完善。
陆志[3]（2021）在《“捕诉合一”改革实践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检察官权力清单、检察官惩戒、检察机关办案评价指标等相关文件的出台,检察机关“捕诉合一”办案模式在实践中的运行愈发清晰。而其中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对“捕诉合一”这一改革方案看法迥异,准确把握我国“捕诉合一”改革的运行实践情况,促进“捕诉合一”的良好运行,对我国检察机关做优刑事检察业务、保障公民权利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将在审视当前学术界对“捕诉合一”改革的争议的基础上,从其运行机制、适用效果等对“捕诉合一”的实践情况进行评析,剖析“捕诉合一”改革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案。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以外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捕诉合一”的理论正当性分析。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捕诉合一”的争议焦点,是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探讨其正当性,抑或是将其置于司法行政职能管理范畴分析,分析两种观点,进而提出我国“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职能扩张及内设机构改革的必然要求;其次,进行“捕诉合一”改革,保障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是为了更好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配;最后,从“捕诉合一”并不是程序的“二合一”的角度出发,得出改革并不会有损批捕中立性的结论。第二部分为“捕诉合一”的运行机制。“捕诉合一”的办案主体,具有办案人员同一性、专业性、适度分离性等特征;受案分案则采取了“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方式;在审查逮捕、起诉程序中,引入检察官联席会议来决定案件不捕、不诉程序的适用与否;在考核和保障中,主要是参考司法责任制和案件质量评价细则的相关规定,简言之,检察官因故意和重大过失办理错案情形承担司法责任,因案件质量评价细则而被评判案件办理质量。第三部分为“捕诉合一”的效果评估。在客观效果方面,通过提炼“捕诉合一”改革措施落地以后,检察机关的捕诉率、审前羁押率、诉前羁押率等司法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被适用羁押的人数减少,从而更好的保障人权;在主观效果方面,收集检察官、律师、法官对“捕诉合一”改革的看法,发现他们都相继认为该改革有助于提升办案质量、增强辩护有效性、提高证据质量。但通过对实践情况的分析,“捕诉合一”还存在以下不足:检察官同时负责批捕和公诉导致办案时间碎片化、批捕权与公诉权的集中行使易造成内部监督弱化、因批捕和起诉“合一”而逮捕证明标准被公诉证明标准“侵袭”。第四部分为“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完善。通过对上述“捕诉合一”不足方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完善措施:第一,利用智慧检务来优化办案流程、检察官自身批捕阶段就做好公诉准备、借助认罪认罚从宽来实现办案效率提升等建议来解决;第二,试行“合一”之下的适度“分离”、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作用、扩大检务公开等措施来应对;第三,明确区分逮捕与公诉的证明标准,提出逮捕听证化的具体实施方案,通过多方参与确保逮捕适用过程公开化。
张琪[4]（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指出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熊俊勇[5]（2020）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期间我国法院的案件受理制度一直维持着立案审查的模式。具体而言,案件受理制度下的手续、时限、管辖以及监督机制对立案造成了一系列限制,大量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产生了“立案难”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争议无法解决、权利无法救济的实践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须从立案制度的改革上入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所谓立案登记制,是指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不进行实质审查,仅仅对形式要件进行核对的立案制度。立案登记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显着的,但立案登记制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写作旨在通过历史的、体系的、实证的分析,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寻求道路,以期能够给立案登记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推进提供智力支持。立案登记制语境中的“立案”,并不涉及刑事公诉案件之立案,仅为自诉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立案。立案登记制改革是针对原有的立案审查制在立案阶段过多、过度审查所导致的选择性司法、诉权保障不利、阻碍司法治理功能发挥等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登记立案,极大的限缩立案阶段的审查内容,在根本上对以上不同层次的难题予以化解并理顺诉讼立案的程序架构。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义,在于避免选择性司法、保障人权与司法为民、提高司法的社会治理能力。目前有关立案制度相关的各项理论,主要包括诉权理论、当事人理论、诉之利益理论以及价值衡量理论。当下施行的立案登记制,逐步废弃实体性审查,体现了在妥当范围内强化当事人之诉权保护的趋势和价值取向;根据当事人理论,立案登记制不要求当事人适格的判断置于立案程序中;对诉的利益进行审查及其审查强度,并非某种立案模式的专属,具有一定弹性;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在当前的立案制度中,应更多的考量公正价值而非效率。立案模式可分为自由模式、诉状模式、诉案模式、可诉性模式四类,各有优劣,立案登记制改革实质上是从诉状模式逐步向诉案模式演变的过程。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看,我国封建时期的立案制度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与市场活力呈现反比的态势,这些限制体现在申请立案的主体、内容、时间等诸多方面。清末修律直接从德日引入当时大陆法系先进的诉讼制度,立案在制度层面形成了审案法官的一元化、二阶段审查模式,但由于这套立案制度与地方经济基础并不配套,宏观上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人民司法,在制度方面的建设程度不足,直到改革开放后,三大诉讼法出台,立案制度才基本确定,这一时期的立案审查制大体能够满足社会主体诉讼需求,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立案难”的现象。最后,立案登记制改革提出后,立案制度迅速发生转变,进入了新的历史局面。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立案登记的规定分别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的制度中,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各个诉讼的差异。立案登记制从基础来说,建立于起诉条件/立案审查的背景下。立案审查制中的“立案”,主要是指审查起诉的积极后果,即起诉经审查确定符合起诉条件,然后设立案号并予以登记,再交由业务庭进行庭前阶段的处理,这与立案登记中的“立案”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就制度构造而言,立案制度嵌于“起诉——受理——审判”的线性结构中,立案登记制旨在将起诉与受理分立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实现登记之目标。通过个别访谈、数据调取等实证研究方式,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各地法院采取的具体改革方法、实施步骤虽有不同,但都取得了显着成效。就具体问题而言,立案登记制也存在导致人案矛盾加剧,在司法操作中立案标准不统一、恶意诉讼难以识别、配套制度亟需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立案登记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首先,应当持续推进立案登记的模式转型,明确立案阶段的审查内容,准确划分审前各部门的职责。其次,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区分立案审查与起诉审查、明确各类案件的立案条件、完善立案审查的实施规则。再次,就配套制度而言,应当深化多元纠纷解决制度改革、完善诉讼案件分流机制、强化滥诉行为的治理、注重立案登记的普法工作。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对法院立案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体现在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案质效、强化审判管理等三个方面。信息技术的运用将有效解决司法统计和司法管理的技术难题,大大提高司法运行的效率和规范化程度。目前司法机关在立案登记制施行中采用了较多的信息化措施。信息技术在立案环节的应用中,也要注意应对相关问题,以保障其对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起到正面效果。
陈辉[6]（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李春阳[7]（2020）在《“调查-起诉”关系研究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的考察》文中认为
韩晓真[8]（2020）在《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是人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监督政府权力的创新性制度,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依法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承担着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和实施法律监督等多项职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产生旨在监督检察机关办案活动,保障司法公平正义,人民监督员制度自2003年产生于检察机关,用于自我监督办案活动,后转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山东省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最早参与制度试运行、全面实行、改革试点、新监察体制改革全面发展等全部发展阶段的省份之一,经过16年持续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逐步过渡,由自我监督发展为外部监督,为监督司法权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带来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新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为法治山东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本篇论文运用公共管理学相关知识,围绕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这一主题,以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探索为背景,首先介绍了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文献梳理,并访谈司法行政相关业务处室人员、人民监督员,深入研究发掘、精准定位了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是在选任范围、选任程序、监督程序、考核评价、法律及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深刻剖析原因,通过借鉴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管理经验,和英国、美国、日本在相似制度构建完善,就如何发展和完善山东省人民监督员制度,从鼓励群众参与、打造选任程序、打造专业化队伍、建立履责评价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直面新监察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合理有效的建议。为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监督检察机关办案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最大限度的促进公平正义,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张乾[9]（2020）在《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诉讼制度,其古老是指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立的市民公益诉讼,其年轻是指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一直处于缺位和探索状态,直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才将其纳入,但也仅仅是框架性的原则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2012年入法后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易受侵害的国家利益和分散性社会公共利益仍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直面公共利益保护不力现实的抉择。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借力诉讼轨道整合国家和社会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对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作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尽管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通过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找到了最佳制度模式,但关于制度的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范畴、改革背景及理论基础、实践效果进行总结和论证,最后对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范畴、改革背景及理论依据、实践观察、制度完善依次展开研究,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部分围绕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范畴展开,论文试图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中的原则性概念,得到了充分讨论和学术思考,但到目前无法对公共利益进行立法上的精确定义,究其根源在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抽象性,是一个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类似的概括性概念,但公共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可以通过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公共性、整体性和程序性的基本属性以及与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界分来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和外延。公共利益确立的标准主要是公共福利和社会认同,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些价值取向和认同感,进行法律化转向后便成为司法保护的法益之一。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若干条款都规定了公共利益的内容,尤其以民事公益诉讼最为明显,民事公益诉讼背景下的公共利益主要限于典型的纯粹性公共利益,也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体现较强的公共性和不可分性。通过比较考察,论文得出公益诉讼的内涵是指特定的主体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法律法规授权的前提下,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私益诉讼的诉讼功能、原告资格、权利救济及裁判效力方面的差异中。在公益诉讼模式中,民事公益诉讼是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负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对涉及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诉讼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也于2017年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典中正式得以确立,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第二部分以改革背景和理论依据作为论证方向,论文认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来自于本轮司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传统民事公益诉讼、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等四个方面。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公益诉讼制度的政治基础在于政治参与,公民个人、社会组织都可以通过公益诉讼进行政治参与,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在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对社会组织及其他机关公益诉讼积极性不高的替代性补充,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补强行政执法的不足,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要求,是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依据。关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法理,论文认为是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社会“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的解决需求,现代型纠纷的产生带来了民事诉讼有关理论的突破,比如当事人适格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治理司法化的路径需要,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就是在诉讼理论突破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公共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司法途径。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体现了宪法定位,检察机关借助诉讼轨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民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体现了法律监督的基本功能与价值。第三部分围绕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论文试图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效果作出合理评价。通过分析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面貌,对2016、2017、2018三年检察公益诉讼的完整办案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和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得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逐步得到体现,体现在保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功能,执行法律,形成公共政策、促进社会治理的次要功能和为其他类似改革提供参考的借鉴功能。在制度的实践中,形成了恢复性司法理念、“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善治理念、公平效率理念、双赢多赢共赢理念、补充司法理念等,论文着重对双赢多赢共赢和补充司法理念进行阐释。通过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进行观察提出了制度目前存在的一系列困境,为制度的塑造完善提供参考。第四部分围绕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展开。文章从制度的特殊性入手,认为在诉讼主体、诉权基础、诉讼程序和诉讼权利义务方面均与民事诉讼存在差异,这是构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逻辑起点。通过分析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内在逻辑,论文认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及侵害英烈人格利益的案件,根本目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已无法适应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需要。从构建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出发,案件决定程序的基本理念要求根据不同的社会纠纷类型设置不同的程序规则,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定位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程序显然更合适,程序的构建应该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注重效率、程序公正、检察克制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从诉权、诉讼标的、诉讼攻击防御和既判力几个方面对程序完善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构造。立法供给方面可以从制定程序规则、出台司法解释、制定公益诉讼单行法三个步骤顺序进行。未来规划发展方面,论文着重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扩展的原则及路径,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体系构建中社会组织诉权积极性的提升和公民个人诉权的赋予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初步思考。
周慧[10]（2020）在《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办案模式探讨》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司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新一轮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配套措施,捕诉一体化改革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捕诉一体”的办案模式在我国并非新兴事物,“捕诉一体”模式优势明显,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质效和案件质量,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引导,更加迎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捕诉一体”办案模式的深入研究,结合地方检察院实践试点的经验,分析“捕诉一体”办案方式的合理性以及优势,回应“捕诉一体”的有关质疑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使其更加契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通过梳理我国捕诉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分析各时期下我国“捕诉关系”的变化的背景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当下“捕诉分离”模式面临的发展困境。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的合法与实践层面的可行、必要三方面的论证捕诉一体化在我国当下推行的正当性。厘清具有前置性意义的“捕诉一体”的内涵、批捕权归属等问题,分析“捕诉一体”对审查批捕程序性质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捕诉一体化在我国的正当性基础。并结合司法改革背景以及各地试点效果分析当下推行捕诉一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第三部分围绕“捕诉一体”模式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展开,分析逮捕追诉化、监督弱化等风险产生的原由。第四部分基于各检察院试点经验情况以及学者意见,对推进捕诉一体办案模式的有效运行,如何解决实施中的难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包括逮捕审查实质化、构建科学考核机制切断捕诉利益关联、推进逮捕诉讼化改造等措施,优化紧张的捕诉关系。在强化内外监督机制的同时注重立案监督,最大限度地避免捕诉一体副作用的产生。
二、关于起诉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起诉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实证检验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评析 |
| 一、概念解读 |
| 二、相关概念界分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石 |
| 一、法治指数理论 |
| 二、有效辩护理论 |
| 三、控辩平衡理论 |
| 四、指定辩护理论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司法正义价值分析 |
| 一、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 |
| 二、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正当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 |
| 二、法治评估的拓展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 |
| 三、行政管理模式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功能分析 |
| 第二节 可行性分析 |
| 一、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法源依据 |
| 二、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践基础 |
|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条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沿革 |
| 一、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阶段 |
| 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评述 |
| 三、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述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一、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二、司法裁判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三、两种模式下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理论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现状:以H省试点工作为例 |
| 一、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基本概况及其评估指标 |
| 二、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基本数据样态及主要指标评估得分情况 |
| 三、对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结果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障碍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障碍 |
| 一、理念障碍 |
| 二、机制障碍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障碍成因分析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目标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
| 二、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 |
| 三、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 |
|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外评估指标相似性分析 |
| 一、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 |
| 二、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 |
| 三、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 |
| 四、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 |
| 第三节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经验借鉴 |
| 一、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 |
| 二、探索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 |
| 三、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 |
| 四、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机理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要素 |
|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适用范畴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内容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一级指标设置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设置:以一审审判阶段为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保障 |
| 一、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和运行能力现代化的理念转型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的法律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中文专着(含外文译着) |
| (二)中文论文类(含案例,报刊,文件) |
| 二、外文文献 |
| (一)英文专着 |
| (二)英文文献 |
|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议稿)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2）“捕诉合一”机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捕诉关系再解读 |
| 一、批捕权与公诉权的性质辨析 |
| 二、捕诉关系历史沿革 |
| (一) “捕诉合一”模式:1978-1999 年 |
| (二) “捕诉分离”模式:1999-2015 年 |
| (三) “分合并立”模式:2015-2019 年 |
| (四) “捕诉合一”模式:2019 年-至今 |
| 三、“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区别 |
| (一)捕诉分离重在检察监督 |
| (二)捕诉合一重在诉讼效率 |
| 第二章 “捕诉合一”机制的再提出 |
| 一、再提出“捕诉合一”的现实背景 |
| (一)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 |
| (二)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需要 |
| (三)控辩协商的广泛适用 |
| 二、 “捕诉合一”的研究现状 |
| (一) “捕诉合一”的基本意涵 |
| (二) “捕诉合一”的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捕诉合一”机制利弊分析 |
| 一、 “捕诉合一”的价值优势 |
| (一)减少重复审查,节约司法资源 |
| (二)有利于检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引导 |
| (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 |
| (四)提高逮捕质量,客观降低批捕率 |
| 二、捕诉合一的潜在弊端 |
| (一)批捕与起诉的标准易混同 |
| (二)丧失内部制约机制,办案质量降低 |
| (三)压缩辩护空间,增大刑事辩护难度 |
| (四)不当使用逮捕权,侵犯公民权益 |
| 第四章 捕诉合一机制的推行 |
| 一、捕诉合一的可行性论证 |
| (一)捕诉合一存在的法律正当性 |
| (二)捕诉合一存在的操作可行性 |
| 二、捕诉合一遵循的原则 |
| (一)兼顾公正与效率原则 |
| (二)人权保障原则 |
| 三、捕诉合一的机制架构 |
| (一)部门设置 |
| (二)人员组成 |
| 四、捕诉合一机制推行路径 |
| (一)明确诉讼标准并严格执行 |
| (二)完善对检察官的监督制约机制 |
| (三)优化公诉引导侦查 |
| (四)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救济途径 |
| (五)扩大捕前辩护空间 |
| (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审查 |
| (七)强化检察官队伍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后记 |
（3）“捕诉合一”改革实践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1.理论分析研究法 |
| 2.实证分析法 |
| 一、“捕诉合一”的理论正当性分析 |
| (一)检察机关职能扩张及内设机构改革的必然要求 |
| (二)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需要 |
| (三)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强化侦查监督的需要 |
| 二、“捕诉合一”改革后运行机制 |
| (一)“捕诉合一”的办案主体 |
| 1.同一性 |
| 2.专业性 |
| 3.适度的分离性 |
| (二)“捕诉合一”的流程 |
| 1.办案范围 |
| 2.提前介入 |
| 3.受案分案 |
| 4.审查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 |
| 5.考核与保障 |
| 三.“捕诉合一”的效果评估 |
| (一)客观效果 |
| 1.降低了审前羁押率和诉前羁押率 |
| 2.加强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 |
| 3.提升了“捕”与“诉”的办案效率 |
| (二)主观效果 |
| 1.检察官:提高办案质效 |
| 2.律师:辩护有效性提升 |
| 3.法官视角:证据质量提高 |
| (三)“捕诉合一”的不足方面 |
| 1.办案时间易碎片化 |
| 2.弱化内部监督 |
| 3.公诉证明标准“侵袭”逮捕证明标准 |
| 四.“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完善 |
| (一)优化流程,为业务做“减法” |
| 1.检察官自身:批捕阶段为后续工作提前准备 |
| 2.运行机制:智慧检务助力优化案件配置 |
| 3.优化流程:公平公正基础上提速认罪认罚从宽 |
| (二)强化内部监督,适当发展监督新形式 |
| 1.试行捕诉适度“分离”下的更换检察官方案 |
| 2.发挥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团队决策作用 |
| 3.发挥检务公开、透明的公示效应 |
| (三)实行逮捕“听证化”,回归证明标准应有之义 |
| 1.实践中逮捕听证样态 |
| 2.听证应遵守的事项 |
| 3.逮捕听证的运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受暴女性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
| 第一节 我国当前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现状 |
| 一、审判程序相关情况 |
| 二、当事人及审判结果相关情况 |
| 第二节 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 |
| 一、家暴行为界定难 |
| 二、家暴事实举证难 |
| 三、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个案呈现 |
| 第三节 离婚诉求实现难问题 |
| 一、家庭暴力与感情破裂的关联性认定 |
| 二、基于结果考量的家庭暴力淡化处理 |
| 第四节 权益保障难问题 |
| 一、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现状 |
| 二、受暴女性的经济救济现状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独特价值 |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解释限度 |
| 一、社会学研究对家庭暴力概念的解释限度 |
| 二、传统法学研究对受暴女性经验的考察限度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方法对分析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殊意义 |
| 二、女性主义法学方法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的具体方法论支持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一、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兴起概况 |
| 二、以平等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三、以差异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四、以多样性为主题的女性主义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 |
| 第四节 女性主义法学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提供的具体分析框架 |
| 一、对法律父权制基础的批判 |
| 二、对形式平等的关注与批判 |
| 三、对女性经验与价值的关注 |
| 第三章 家庭暴力认定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现行法律规范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规制局限 |
|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概念的具体表述 |
| 二、现行实体规范对家庭暴力类型多样性的表述制约 |
| 三、现行程序规范对家庭暴力举证特殊性的规制缺失 |
| 第二节 父权制形塑下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偏好 |
| 一、父权制形塑下东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 |
| 二、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结构性作用 |
| 三、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好的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法官对女性作为经验主体的忽视与偏见 |
| 一、法官对受暴女性作为经验主体认知地位的忽视 |
| 二、法官对受暴女性基于“认识论不公”的偏见 |
| 第四节 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一、公私分域下司法对暴力行为的干预差异 |
| 二、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家庭暴力认定限制 |
| 第四章 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法官在个案决策中的立法价值选择 |
| 一、涉家暴离婚案件中蕴含的立法价值 |
| 二、法官在个案中的价值选择偏好 |
| 第二节 法律家长主义对受暴女性自治的干预 |
| 一、法律家长主义与女性自治的内在冲突 |
| 二、法律家长主义下的双重话语对女性自治的限制 |
| 第三节 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的限制 |
| 一、基于母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二、基于妻职的照顾义务对受暴女性的限制 |
| 第五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难的女性主义分析 |
| 第一节 对受暴女性选择的适应性偏好的忽视 |
| 一、适应性偏好概念的理论内涵 |
| 二、适应性偏好对法官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官角色的自我限制 |
| 一、法官角色自我限制的表现形式 |
| 二、法官突破角色限制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法官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相关问题的视角限缩 |
| 一、对受暴女性基于生理产生的脆弱性的忽略 |
| 二、对中国语境下代际暴力与婚姻暴力关联性的忽略 |
| 三、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特殊性的忽略 |
| 第六章 受暴女性权益保障的制度与实践 |
| 第一节 以家庭正义理论为指导的制度建设 |
| 一、家庭正义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精神 |
| 二、以完善婚姻家庭制度为基本框架 |
| 三、以丰富涉家暴案件专门规范为内容补充 |
| 第二节 以保障女性人权为目标的司法实践 |
| 一、强化法官反家暴知识培训力度 |
| 二、注重女性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 三、提升法官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 |
| 第三节 以消除家庭暴力为宗旨的部门联动 |
| 一、公安机关强化好家庭暴力警情的规范处置 |
| 二、检察机关发挥好依法公诉及法律监督职能 |
| 三、相关部门及组织完善好反家暴联动机制运行工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立案登记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由来 |
| 二、 文献梳理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第一章 立案登记制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立案登记制下立案概念的界定 |
| 一、 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 |
| 二、 立案的概念 |
| 第二节 立案登记制的概念界定 |
| 一、 我国立案制度沿革简述 |
| 二、 立案登记制的概念 |
| 第二章 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立案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 诉权理论 |
| 二、 当事人理论 |
| 三、 诉之利益理论 |
| 四、 价值衡量理论 |
| 第二节 立案制度的不同模式及域外考察 |
| 一、 自由模式 |
| 二、 诉状模式 |
| 三、 诉案模式 |
| 四、 可诉性模式 |
| 第三节 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义及价值 |
| 一、 突出以审判为中心,避免选择性司法 |
| 二、 保障人权与司法为民 |
| 三、 提高司法的社会治理能力 |
| 第三章 我国立案制度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立案制度 |
| 一、 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有关立案制度的规定 |
| 二、 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立案制度的特点 |
| 三、 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立案实践的两种模式 |
| 第二节 近代时期的立案制度 |
| 一、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案制度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案制度 |
| 三、 近代时期立案制度的特点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案制度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立案制度 |
| 二、 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立案审查制 |
| 三、 立审分立改革 |
| 四、 立案登记制的确立 |
| 第四章 立案登记制的内容构造 |
| 第一节 现行法律中的立案规定 |
| 一、 民事诉讼中的立案登记 |
| 二、 行政诉讼中的立案登记 |
| 三、 刑事自诉中的立案登记 |
| 第二节 立案登记制的制度构造 |
| 一、 起诉条件的高阶化样态 |
| 二、 立案审查制是中国化的受案阻却机制 |
| 三、 立案登记制改革是观念的改革 |
| 第三节 立案登记制下的审查模式 |
| 一、 线性构造下的立案制度 |
| 二、 一阶化的立案审查制 |
| 三、 二阶化的立案登记制 |
| 第五章 立案登记制的实践及问题 |
| 第一节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情况 |
| 一、 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整体情况 |
| 二、 各地法院的实践情况及具体措施 |
| 三、 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成效 |
| 第二节 立案登记制的实践问题 |
| 一、 立案标准欠缺统一性 |
| 二、 配套制度亟需完善 |
| 三、 “案多人少”矛盾加剧 |
| 第六章 立案登记制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立案登记制模式的完善 |
| 一、 持续推进立案模式转变 |
| 二、 明确立案阶段审查内容 |
| 三、 准确划分审前部门职责 |
| 第二节 立案登记制制度设计的完善 |
| 一、 区分立案审查与起诉审查 |
| 二、 明确各类案件的立案条件 |
| 三、 完善立案审查的实施规则 |
| 第三节 其他配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一、 深化多元解纷制度改革 |
| 二、 完善诉讼案件分流机制 |
| 三、 强化滥诉行为规范治理 |
| 四、 注重立案登记普法工作 |
| 第七章 信息技术在立案登记制改革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信息技术应用的理论基础 |
| 一、 信息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
| 二、 信息技术应用的可行性 |
| 三、 信息技术应用的阶段性 |
| 第二节 我国立案登记制改革中的信息化实践 |
| 一、 网上立案 |
| 二、 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 |
| 三、 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信息技术应用的未来展望 |
| 一、 面向未来的技术应用设想 |
| 二、 面向未来的制度跟进建议 |
| 参考文献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 一、职权法定 |
| 二、正当程序 |
| 三、监察独立 |
| 四、处置协同 |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
| 1.4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人民监督员 |
| 2.1.2 人民监督员选任 |
| 2.1.3 人民监督员管理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公共管理监督理论 |
| 2.2.2 公共权力制约理论 |
| 第3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探索 |
| 3.1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展历程 |
| 3.1.1 初步建立阶段(2003年9月-2010年9月)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2010年10月-2016年12月) |
| 3.1.3 新监察体制改革阶段(2017年至今) |
| 3.2 从“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到“外部监督”的实践探索 |
| 3.2.1 “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选任管理制度 |
| 3.2.2 “外部监督”的选任管理制度 |
| 3.3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成效 |
| 3.3.1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3.3.2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逐步规范化 |
| 3.3.3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持续发挥作用 |
| 第4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1 人民监督员选任范围的“群众性”缺失 |
| 4.1.1 人民监督员的“人民”属性缺失 |
| 4.1.2 以群众为核心的选任工作执行不力 |
| 4.2 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监督程序“效果性”缺失 |
| 4.2.1 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的缺陷 |
| 4.2.2 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的缺陷 |
| 4.2.3 司法行政机关疏于管理 |
| 4.3 人民监督员的“专业性”缺失 |
| 4.3.1 人民监督员综合素质不足 |
| 4.3.2 人民监督员缺乏专业培训 |
| 4.4 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不足 |
| 4.4.1 没有独立的考核评价标准 |
| 4.4.2 “照搬式”的考核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 |
| 4.5 法律及制度的“支撑性”不足 |
| 4.5.1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
| 4.5.2 制度建设不到位 |
| 4.6 新监察体制改革下“应对性”不足 |
| 4.6.1 人民监督员的发展方向不明确 |
| 4.6.2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应对不足 |
| 第5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选任范围模糊且易受主观影响 |
| 5.1.1 选任范围模糊 |
| 5.1.2 司法行政机关约束力不强 |
| 5.2 选任程序和监督程序的顶层设计缺失 |
| 5.2.1 选任程序顶层设计缺失 |
| 5.2.2 监督程序的顶层设计缺失 |
| 5.2.3 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性职能弱化 |
| 5.3 人民监督员培训体系不健全 |
| 5.3.1 责任意识不强 |
| 5.3.2 对法律知识缺乏专业系统培训 |
| 5.3.3 业务技能锻练不足 |
| 5.4 考核评价机制多为“走过场” |
| 5.4.1 考核评价缺乏刚性约束 |
| 5.4.2 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
| 5.5 法律制度不完善 |
| 5.5.1 缺乏法律和制度依据 |
| 5.5.2 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 |
| 5.6 思想意识落后 |
| 5.6.1 对制度发展缺乏长远谋划 |
| 5.6.2 对制度建设缺乏调研分析 |
| 5.6.3 对制度变革缺乏积极应对 |
| 第6章 国内外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借鉴与启示 |
| 6.1 国外相近制度的经验借鉴 |
| 6.1.1 英国“集体负责制”的陪审团制度 |
| 6.1.2 美国“监督政治民主”的大陪审团制度 |
| 6.1.3 日本“外部监督民主化”的检察审查会制度 |
| 6.2 国内各省市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经验借鉴 |
| 6.2.1 江苏省首创“一人一档动态监管”信息化管理模式 |
| 6.2.2 内蒙古开拓人民监督员“法制直播间”选任方式 |
| 6.3 对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的启示 |
| 6.3.1 建立完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 |
| 6.3.2 设计科学的选任管理体系 |
| 6.3.3 加强人民监督员“案件纠错”能力提升 |
| 第7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的对策建议 |
| 7.1 制定对策建议应遵循的原则 |
| 7.1.1 依法管理原则 |
| 7.1.2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原则 |
| 7.1.3 专业化评价原则 |
| 7.2 实现科学选任管理的目标体系 |
| 7.2.1 提升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的依法治理能力 |
| 7.2.2 构建更加严密的选任管理体系 |
| 7.2.3 提高选任管理政策性保障能力 |
| 7.2.4 提高选任管理评价效能 |
| 7.3 对策建议 |
| 7.3.1 提高人民监督员选任范围的群众基础 |
| 7.3.2 制定符合实际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监督程序 |
| 7.3.3 夯实人民监督员业务培训 |
| 7.3.4 建立人民监督员履责评价反馈体系 |
| 7.3.5 完善人民监督员法律法规及选任管理制度 |
| 7.3.6 积极应对新监察体制改革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范畴 |
| 第一节 公共利益 |
| 一、公共利益内涵辨析 |
| 二、公共利益的属性 |
| 三、公共利益与相关利益形态的界分 |
| 四、民事领域的公共利益 |
| 第二节 公益诉讼 |
| 一、内涵分析 |
| 二、特征概括 |
| 三、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区别 |
| 四、民事公益诉讼的产生 |
| 第三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
| 一、域外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图景总体考察 |
| 二、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司法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路径 |
| 三、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 |
| 第二章 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 |
| 一、从属于本轮司法改革 |
| 二、转机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三、承接于传统民事公益诉讼 |
| 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政治哲学理论 |
| 二、纠纷解决理论-接近司法、缓解纠纷“法化”不足的理性选择 |
| 三、宪法基础-法律监督的理性回归 |
| 第三章 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观察 |
| 第一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范面貌 |
| 一、案件范围 |
| 二、诉前程序 |
| 三、诉讼程序 |
| 四、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 |
| 第二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境遇 |
| 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历史脉络概述 |
| 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观察 |
| 第三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评价 |
| 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功能 |
| 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理念 |
| 三、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 |
| 第四章 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性 |
| 一、诉讼主体 |
| 二、诉权基础 |
| 三、诉讼程序 |
| 四、诉讼权利义务 |
| 第二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完善 |
| 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定位 |
| 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构建的基本原则 |
| 三、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构建的理论省思 |
| 第三节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及未来面向 |
| 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 |
| 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扩展 |
| 三、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办案模式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我国捕诉关系相关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捕诉关系的演变发展 |
| 一、捕诉合一的主流时期 |
| 二、捕诉分离时代 |
| 三、新时代下捕诉一体的回归 |
| 第二节 捕诉分离模式的现实困境 |
| 一、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 |
| 二、不利于对侦查活动的动态监督 |
| 三、不利于司法责任制的落实 |
| 四、不利于亲历性、专业化的办案要求 |
| 第三章 捕诉一体办案模式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分析 |
| 一、捕诉一体的内涵 |
| 二、批捕权的性质与归属 |
| 三、审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质 |
| 第二节 捕诉一体的必要性 |
| 一、内设机构改革的前提 |
| 二、司法责任制的推动 |
| 三、员额制下的办案压力 |
| 四、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 |
| 第三节 捕诉一体的可行性 |
| 一、实践优势显着 |
| 二、内部监督弱化有限 |
| 三、有利于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引导 |
| 四、有利于人权的保障 |
| 第四章 捕诉一体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审查逮捕追诉化 |
| 第二节 诉讼监督的弱化 |
| 第三节 内部监督难度增加 |
| 第五章 捕诉一体模式的完善进路 |
| 第一节 优化捕诉关系 |
| 一、逮捕审查实质化 |
| 二、构建科学的业务考核评价机制 |
| 三、推进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造 |
| 第二节 强化监督与制约 |
| 一、加强立案监督 |
| 二、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关于起诉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石贤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捕诉合一”机制改革研究[D]. 周娅婷.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2)
- [3]“捕诉合一”改革实践评析[D]. 陆志.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5]立案登记制改革研究[D]. 熊俊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6]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7]“调查-起诉”关系研究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的考察[D]. 李春阳. 湘潭大学, 2020
- [8]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D]. 韩晓真. 山东大学, 2020(10)
- [9]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研究[D]. 张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办案模式探讨[D]. 周慧.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