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进出口商会的职能分析与发展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周辰[2]（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孙家丰[3]（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蒋捷媛[4]（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陈浩[5]（2019）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即如何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和高水平贸易规则,构建具有世界最高开放形态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引擎。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界定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概念,明确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通过要素禀赋、全球价值链等理论找到自由贸易港能够聚集国内外优质要素的经济学寓意。本文的应用价值在于:通过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比较以及对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汉堡、利物浦等成熟自由贸易港经验和世界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梳理,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差异化发展的模式,重点提出海南建设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的路径,探索金融、大宗商品、内陆等不同类型自由贸易港模式。本文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本文沿着“提出问题——理论研究——提出观点--经验借鉴——实践探索—归纳观点”的思路开展研究。研究内容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基础、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等内容。本章内容属于提出问题部分。第二章是“自由贸易港理论基础”,通过要素禀赋理论、“守夜人”、“凯恩斯主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等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成长阶段、政府管制理论、全球价值链、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试图探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济学基础。本章内容属于理论研究部分。第三章是“自由贸易港分析”,界定自由贸易港主要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以及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区别。本章内容属于提出观点部分。第四章是“全球着名自由贸易港的成熟经验”,通过梳理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和中国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等“综合服务型”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借鉴。第五章是“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介绍TPP、CPTPP、欧盟海关一体化、欧日经济伙伴协定和中国智利自贸升级协定相关情况,为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树立国际标准,争取建设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第四和第五章的内容属于经验借鉴。第六章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从推动消费、服务业、营商环境、金融开放、房地产、人员流动等方面重点探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点,并浅谈其他内陆型、战略型和特殊功能型自由贸易港的构想设计。本章内容属于实践探索部分。第七章是“结论与讨论”,归纳本文研究形成的结论性观点,探讨本文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该领域研究提出构想。本章内容属于归纳观点部分。本文认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一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部署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下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创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进程的必然。二是从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先进经验来看,自由贸易港是全球开放程度最高、货物服务人员高度自由流动的地区,但也存在发展腹地狭窄、本地产业薄弱、政府角色弱化等缺陷。三是从经济学上讲,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准入壁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策、规划和法治引导市场行为,避免市场失灵。此外,还要发挥制度设计优势,提高改革效应。四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特色化发展,既要借鉴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自由贸易港成熟经验,又要支持海南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服务型自由贸易港,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最高水平的开放。本文创新点一是提出如何发挥自由贸易港的“中国特色”。主要特点包括制度设计更为灵活、以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为核心、注重发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发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等;二是通过分析逆全球化的原因,提出全球价值链既体现经济价值,又兼顾社会价值。所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既要围绕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制度保障,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也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全球市场的单一化分割,破除行政垄断和资本垄断,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着普惠、共享的方向改革,体现制度优越性保障公平;三是梳理TPP等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内容,提出中国自由贸易港要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不仅要实现货物、资本、人员便利化流动,更要推动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毕亚民[6]（2019）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凭借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和较高的效益水平对国有经济改革和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尤其是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在制定公平竞争的博弈规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我国制度变迁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准入歧视和融资渠道匮乏等制度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处理好制度供给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民营经济自身由于先天原因,其内部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种种制度约束,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突破各种不利制约,实现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本文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将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与国家制度供给的关系,并分析指出目前在宏观制度层面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以及微观层面的内部制度约束,同时从政商关系入手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制度耦合性约束进行深入探究,以寻求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创新。论文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相应梳理归纳,指出论文的研究特色和研究难点,介绍论文的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在论述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为深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有力分析工具。第三章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轨迹、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第四章是论文的重点论述章节之一,该部分着重论述了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内部制度安排约束、制度耦合性约束,回答了民营经济面临怎样的制度约束以及这些约束怎样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第。五章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例,进一步对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分析浙江民营经济突破发展制约的制度创新。第六章在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突破制度约束,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1）通过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金融制度创新,放宽市场准入、完善竞争环境等措施,构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环境;（2）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管理体制、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等措施,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3）通过优化发展理念、完善商会制度建设以及形塑新型政商关系来促进制度的有效耦合,尤其对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重点论述。
罗杨焱[7]（2019）在《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指明大理地区不但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滇川藏和滇缅印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以此为基础,晚清以来在大理商业重镇下关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下关商会,在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前所未有地进入云南并有所消长的背景下,对区域商业活动、社会控制,乃至地方政治、经济势力与中央的关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很显然,研究此一时期的下关商会,对于区域商业及社会经济、西南地方与中央关系、中国商会的发展诸问题的研究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中国西南对外交往也不乏借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对近代以来商会的发展历程、机构与功能等作了较好的探讨,也对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商会以及中东部、沿海地区等典型区域的商会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西部地区及不发达城市的商会研究较少,对边疆商会更是缺乏关注,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商会研究的失衡现象。就近代西南边疆和云南地方历史的研究而言,成果亦较多,已经以军阀—地方实力派为主线,对民国时期西南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内地的关系进行了较好的研究,相对而言学界对大理等西南地区商会发展情况的探讨显得较薄弱,下关商会的系统研究则尚未很好开展,制约着我们从下关商会这一近代社会独特元素对近代西南边疆加以探讨和审视。有鉴于此,本文共分三章,对下关商会建立发展的背景、下关商会在全面抗战时期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组织变迁和职员分布特征、下关商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调控职能等方面作了专门梳理和探讨。通过努力,本文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些新的收获: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上有所拓展。在传统史志文献、文史资料搜集、利用的基础上,笔者到大理、下关一带开展调研与资料搜集,在大理州档案馆获得了20卷下关商会资料,形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支撑,也有利于学界对此资料的认识和重视。第二,探究了下关商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下关商会成立时期的大理经济和滇西商帮贸易发展状况、中国商会建立的历史环境、云南和中央的政治博弈等。认为下关商会的成立,是滇西近代商业发展和绅商阶层形成、近代中国基层民主力量兴起、地方和中央就统治权的博弈等因素共冋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对其后下关商会相关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会委员会制和理监事制下的组织结构、职会员构成、选举制度、政党势力介入等特征。认为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对商会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改组,体现了中央在战时统制政策下力图将商会等民间团体纳入政府管控的诉求,虽然下关商会表面上建立了一套近代化、规范化的组织制度和选举流程,但实际上商会内部权力分配依旧体现的是大商帮和商号占据绝对地位的原则,商会选举仍然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主导。国民党势力虽然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下关商会,但党员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尚无法辨清。最后,探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在政权更迭、国民政府货币危机、央地关系紧张的特殊背景下金融职能的发挥。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和蒋中央展开了对云南货币控制权的争夺,加上此时法币和金圆券政策的失败,以及滇缅贸易的不畅、战争局势动荡等原因,下关商业走向萧条,而这对下关商会金融职能的影响非常重要。下关商会作为一背后被大商帮和资本家控制的机构,虽然表面上作为中央政府下属机构执行政府职能,但实际上受南京国民政府、滇省地方实力派势力消长的影响,其金融职能的履行体现了不同特征。这表明了近代下关商会在中国基层政权转型时期,其性质大体介于地方自治机关和政府下属机构之间,并处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中。
关倚铮[8]（2019）在《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职能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我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建立后,对外贸易促进工作便蓬勃发展。从对外贸易总额206.4亿美元到41000亿美元;从贸易总额世界排名第29位到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增长及人民生活的翻天覆地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外贸易促进工作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全球贸易形势日趋复杂,对外贸易促进工作也面临了众多新形势、新挑战。我国中央层面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及具有行政职能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经过数十年的稳步发展,这些机构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助推器,更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变化,现有的政府贸促体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商务主管部门与贸促会系统的职能划分不够清晰;政府主导的展会类贸易促进平台的市场化、专业化不足;国家对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促进缺乏统一协调体系;进口促进和服务贸易促进职能还需强化等。这些问题制约着政府更有效的履行贸易促进职能。因此,本文对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进行系统性研究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对外贸易促进体系、强化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对策。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以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政府职能理论为基础,以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际贸易发达的经济体先进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案例作为参考,借鉴上述经济体成熟的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经验,从如何改进完善中央对外贸易促进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履行自身职能的角度,及贸易促进的法律、政策及执行层面进行探讨。首先梳理了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在对外贸易促进工作法律、政策和执行方面的成绩,进而通过分析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三个层面的不足,得出我国对外贸易促进目前存在问题的原因是顶层设计不够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健全、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不够等,从制度设计角度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和执行体系、建立荣誉奖励制度和宣传机制,从管理体制角度提出了加强对政府贸促活动的举办管理、推进贸促活动市场化和加强对贸促中介机构的管理服务,从外部协调角度提出了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及国际间的协调,从人才培养机制角度提出了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培训和国际交流的解决办法,旨在提高对外贸易促进工作效果,使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步发展,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刘静[9]（2019）在《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影响下,以“空间”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化问题,成为介入许多研究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与研究策略。中国从1880年外国商人在华设立租界并创办工厂开始,近代工业拉开帷幕,此后历经近百年抗争、奋斗,逐渐改变了传统手工业时期的工业空间格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工业空间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国家以及区域的经济、城市等要素的空间结构。然而近代工业空间的现有研究基础却较为薄弱,传统研究多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的视角观察,对象多集中在对一些行业及典型区域、案例城市或单体建筑的研究,缺乏涉及多种行业的、全国与区域等宏观尺度的关于近代工业空间的整体性认知,且研究方法多囿于传统文献解读,注重历史描述,缺乏新的可以整合多元数据,进行量化与空间分析,并形成可视化研究成果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面对既有的研究不足,本文尝试引入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针对宏观尺度的中国近代工业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文中运用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结合近代工业史研究中对近代工业空间的理解与表述诉求,融合大数据思维,以及GIS、地理学、城市规划、历史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关注“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现象,并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选取全国至城市尺度的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尝试从多个角度切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空间特征。在空间问题解读的同时也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包括了总系统框架下空间人文学方法体系的运用,以及针对不同章节中所涉及的全国至城市尺度上不同的工业专题数据具体的采集、管理、分析与可视化方法的探索。首先,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既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而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资料以及研究展开的整体性框架。其次,第二章至第六章从“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两条线索出发,选取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是在全国尺度上对近代工业的生产活动空间展开讨论,分三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二章选取近代工业史、资料集等文献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企业点数据集、铁路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值、平均中心、方向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展现近代完整时段的工业演化历程与整体分布模式,提取主要的工业集聚区,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第三章深入到工业产业特征层面,结合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分析指数,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工业调查,创建全国尺度的工业产业特征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等方法,解读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部门结构构成、生产与销售、工人劳动与收支、工会组织等主要产业特征指标的空间分布状况;第四章结合工业区位理论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利用奏稿集、近代史资料集、企业史等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布局历程中不同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工业布局行为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初步展现在西方外来冲击与中国内因共同作用下,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城市空间变迁”是在全国尺度近代工业生产活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在区域尺度层级上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且资料相对丰富的工业集聚区作为典型案例,对近代工业发展与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五章选取传统手工业丰富,近代工业起步较早、较为发达,且工业经济数据相对齐全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地方志、实业志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工业行业分布点数据集、商路线数据集与贸易联系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比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工业经济空间态势的演化;第六章选取近代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工业空间结构典型,且城市工业资料较为丰富的旧直隶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人口史、地名志、工业志、规划志及城市历史地图集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城市规模点数据集与市级尺度的工业企业点数据集、工业空间规划面数据集、城市历史地图栅格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叠加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最后,第七章从“全国尺度上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整体分布模式、近代工业的产业特征、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尺度层级上近代工业发展同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基本特征”和“引入空间人文学方法,构建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形成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数字空间图史,有效支撑了解释观点的形成,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两个方面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及后续可能的研究方向。
王建[10]（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二、我国进出口商会的职能分析与发展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进出口商会的职能分析与发展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厘金的研究 |
| (二) 邮政的研究 |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相关界定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 一、国货与免税 |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述评 |
| 一、国外关于自由港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自由贸易港的研究 |
| 三、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自由贸易港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理论基础 |
| 一、要素禀赋理论 |
| 二、“守夜人”和“凯恩斯主义” |
| 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
| 四、公共产品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理论拓展 |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 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
|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 |
| 四、政府规制理论 |
| 五、制度与市场理论 |
| 第三章 自由贸易港分析 |
| 第一节 主要特点 |
| 一、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动(“一线放开”) |
| 二、坚持政府积极作用,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二线管住”) |
| 三、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
| 第二节 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系和区别 |
|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情况 |
| 二、共性特点 |
| 三、两者的区别 |
| 第三节 自由贸易港与其他海关特殊区域的不同 |
| 一、保税区 |
| 二、出口加工区 |
| 三、保税物流园区 |
| 四、跨境工业园区 |
| 五、保税港区 |
| 六、综合保税区 |
| 第四章 全球成熟自由贸易港的经验 |
| 第一节 汉堡、利物浦等“转口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 一、汉堡自由贸易港 |
| 二、利物浦自由贸易港 |
| 三、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综合型”自由贸易港 |
|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港 |
| 二、中国香港自由贸易港 |
| 三、阿联酋和迪拜自由贸易港 |
| 四、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
| 第五章 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和制度经验分析 |
| 第一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CPTPP |
| 一、TPP |
| 二、CPTPP |
| 第二节 欧盟贸易便利化制度 |
| 第三节 欧日伙伴关系协定 |
| 第四节 中国和智利自贸升级协定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
| 第一节 海南服务贸易型自由贸易港 |
| 一、建设意义 |
| 二、建设特点 |
| 三、建设路径 |
| 第二节 战略型自由贸易港 |
| 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港(陕西) |
| 二、京津冀自由贸易港 |
| 第三节 特殊功能自由贸易港 |
| 一、上海金融自由贸易港 |
| 二、舟山国际油品自由贸易港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 研究结论 |
| 二 研究展望 |
| 三 有待深入的几个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6）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评述 |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难点 |
| 二、制度约束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制度变迁与制度耦合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四)关于制度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三、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及特征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轨迹 |
| (二)民营经济的发展成效与挑战 |
| (三)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 |
| 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分析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 |
|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制度安排约束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耦合性约束 |
| 五、民营经济突破制度约束的案例分析 |
| (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外部制度约束 |
| (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内部制度约束 |
| (三)浙江民营经济制度耦合性约束 |
| (四)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制度创新 |
| (五)制度变迁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绩效实证分析 |
| 六、突破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约束的思路及对策 |
| (一)构筑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环境 |
| (二)优化制度安排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
| (三)促进制度有效耦合与型塑新型政商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旨趣及价值 |
| 二、时空范围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五、研究重难点 |
| 第一章 下关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至民国初年滇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 |
| 一、明至清中叶滇西北经济文化的变迁 |
| 二、清末至民国初年滇西北绅商群体的崛起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政局的变迁 |
| 一、云南军都督府的成立及唐继尧政府的治理 |
| 二、龙云主滇时期的“新云南”建设 |
| 三、战后卢汉政府的治理及云南政局的演变 |
| 第三节 从“丝花会馆”到“下关商会” |
| 一、光绪年间“丝花会馆”的成立 |
| 二、民国初年“丝花会馆”向“下关商会”的转型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变迁(1937～1945) |
| 第一节 委员会制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特征(1937～1943)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业的发展及人民团体改组运动 |
| 二、委员会制时期下关商会及下属同业公会职员分布特征 |
| 三、国民党势力对下关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介入情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及其下属同业公会的组织特征(1943～1945) |
| 一、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下属同业公会的职能特点 |
| 二、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职员分布特征 |
| 三、理监事制时期下关商会下属同业公会职员、会员分布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金融调控(1946～1949)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金融背景及下关商会组织变迁 |
| 一、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金融背景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 |
|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的金融措施 |
| 一、金圆券发行前下关商会与地方金融 |
| 二、金圆券发行后下关商会与地方金融 |
| 第三节 下关商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一、金圆券发行之前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二、金圆券发行之初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三、金圆券发行后期下关商会的金融治理角色探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职能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综述分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贸易促进 |
| 2.1.2 中央贸促主管部门 |
| 2.1.3 部门职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政府职能理论 |
| 3 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履行职能现状 |
| 3.1 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成绩 |
| 3.1.1 为对外贸易促进工作奠定了国内外的法律基础 |
| 3.1.2 制定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 |
| 3.1.3 建立了对外贸易促进执行体系 |
| 3.2 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在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对外贸易促进工作部分领域出现法规政策空白 |
| 3.2.2 对外贸易促进工作实际效果较弱 |
| 3.2.3 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手段专业化不足 |
| 3.2.4 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缺乏统一协调 |
| 3.2.5 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待进一步建设 |
| 3.2.6 进口促进、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力度不足 |
| 3.3 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
| 3.3.1 对外贸易促进体系顶层设计有待完善 |
| 3.3.2 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备 |
| 3.3.3 对外贸易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力度需要加强 |
| 4 发达国家政府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借鉴 |
| 4.1 英国、美国及新加坡政府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 |
| 4.1.1 英国政府履行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 |
| 4.1.2 美国政府履行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 |
| 4.1.3 新加坡政府履行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 |
| 4.2 英国、美国、新加坡政府履行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经验启示 |
| 4.2.1 从法律、政策方面完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 |
| 4.2.2 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
| 4.2.3 转变对外贸易促进工作思维 |
| 4.2.4 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精神奖励对企业也有激励作用 |
| 5 完善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对外贸易促进职能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制度设计 |
| 5.1.1 完善我国对外贸易促进法律法规 |
| 5.1.2 健全我国对外贸易促进执行体系 |
| 5.1.3 建立对外贸易促进荣誉奖励制度 |
| 5.1.4 建立对外贸易促进宣传机制 |
| 5.2 完善对外贸易促进活动管理体制 |
| 5.2.1 加强政府对外贸易促进活动举办管理 |
| 5.2.2 逐步推进外贸易促进活动市场化 |
| 5.2.3 加强对从事对外贸易促进中介机构的管理服务 |
| 5.3 加强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外部协调 |
| 5.3.1 加强与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
| 5.3.2 加强与地方对外贸易促进工作部门的协调 |
| 5.3.3 加强对外贸易促进工作的国际间协调 |
| 5.4 加强对外贸易促进管理人员的培养 |
| 5.4.1 提高对外贸易促进管理人员服务意识 |
| 5.4.2 加强对外贸易促进管理人员的系统性业务培训 |
| 5.4.3 加强对外贸易促进管理人员的国际交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进展 |
| 1.2.2 空间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
| 1.2.3 近代工业空间常规路径下的研究不足以及空间人文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视角与方法解析 |
| 1.5.1 空间人文学的定义 |
| 1.5.2 空间人文学的空间研究范式 |
| 1.6 论文的内容与框架 |
| 1.7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7.1 研究资料与数据 |
| 1.7.2 研究方法 |
| 1.8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1840-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2.2 研究理论、数据与方法 |
| 2.2.1 地理学第一定律 |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3 分析方法 |
| 2.3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3.1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期 |
| 2.3.2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变历程 |
| 2.3.3 中国近代工业的整体地理分布特征与模式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对产品生产、销售、工人劳动、工会等要素的分析 |
| 3.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3.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3.3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 |
| 3.3.1 工业部门结构分析 |
| 3.3.2 工业产品生产与销售概况 |
| 3.3.3 工人劳动与收支概况 |
| 3.3.4 工会组织概况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分析——通过典型人物对近代国家工业布局演变的考察 |
| 4.1 研究理论 |
| 4.1.1 工业区位理论 |
| 4.1.2 时空间行为研究 |
| 4.2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主要历程与区位决策群体 |
| 4.3 区位决策代表性人物的选取与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3.1 代表性人物的选取 |
| 4.3.2 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4 近代工业布局不同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 |
| 4.4.1 政府为投资主体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李鸿章为例 |
| 4.4.2 民间资本开始介入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张謇为例 |
| 4.4.3 民间资本成为近代工业化重要力量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荣氏兄弟为例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工业转型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重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5.1 研究区域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2 山东工业经济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3 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1 清时期山东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2 民国时期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工业发展与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旧直隶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6.1 研究区域 |
| 6.2 近代工业发展与旧直隶城市群体空间结构变迁 |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2 清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3 民国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4 近代工业对直隶城市群体空间格局的影响 |
| 6.3 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外部、内部空间结构变迁——天津个案研究 |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2 天津近代各时期的工业发展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6.3.3 天津近代工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拓展 |
| 6.3.4 天津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工业空间及其影响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案 |
| 一、建设目的与意义 |
| 二、参考的标准规范 |
| 三、技术架构 |
| 四、建设方案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 |
| (二)中国近代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
| 附录B 本文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历史价值分析的初步尝试 |
| 一、全国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工业遗产历史价值的初步分析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的进一步解读 |
| (一)山东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各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时间分布分析 |
| (三)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分布与产业链关系分析 |
| (四)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空间格局分析 |
| (五)小结 |
| 附录C 中国近代重要工业厂、矿名录整理表 |
| 附录D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数据 |
| D-1省级一级工业行业职工人数整理表 |
| D-2市县级一级行业厂数、资本总数、工人人数、产品总值整理表 |
| D-3主要城市工会数量及会员人数整理表 |
| 附录E 山东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 |
| E-1方志中出现的部分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E-2《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中出现的主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附录F 天津近代重要工业企业名录整理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运用特点 |
| 四、拟突破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商人组织对中国的渗透 |
| 一、西方商会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
| 二、晚清中央政府对西方工商经济及商人组织的模仿 |
| 三、中国地方工商业者对晚清商会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贵州工商业者群体对晚清政府商会政策的响应 |
| 一、晚清贵州工商业与工商业群体 |
| 二、晚清贵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商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总商会的兴建、发展及空间特色 |
| 一、总商会的兴建与演变 |
| 二、总商会的空间特色 |
| 三、从空间分布看总商会与分会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地区商会分布的区域特色 |
| 一、地区商会建立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征 |
| 二、地区商会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地区商会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一、黔中地区 |
| 二、黔北地区 |
| 三、黔东北地区 |
| 四、黔东南地区 |
| 五、黔西南地区 |
| 六、黔西北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贵州商会组织结构变化与近代化发展 |
| 第一节 商会会员变化看新经济因素的进入 |
| 一、商会团体会员由行会转为同业公会 |
| 二、商会个体会员“多层次”性 |
| 三、从会员变化看近代新经济因素对商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的变化及特点 |
| 一、绅商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了商会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的联系 |
| 二、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反应了工商业者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
| 三、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出国家对工商业渗透的加强 |
| 四、从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变化看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贵州商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商会决策机构及职能的初建 |
| 一、会董会议为决策机构的初建 |
| 二、会董会议职能的初步确定 |
| 三、会董会议制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二节 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建立与机构职能的配置 |
| 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健全 |
| 二、决策机构职能完善与执行、监督机构的职能建设 |
| 三、“三权”机构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三节 商会机构及机构职能建设特点分析 |
| 一、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政权变动的影响 |
| 二、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运行机制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一、商会对行会公推制、商议制、经费多源的继承(1905—1931) |
| 二、工商业发展对“公推”、“商议”、经费捐助制的破坏 |
| 三、商会建设选举与任期、集体决策、监管和经费收支管理等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维护工商业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商会间互动的基础 |
| 二、抵制经济勒索、联合打假、传递市场信息、通报组织构成外部运行方式 |
| 三、商会间外部运行促进商会网络职能的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变化分析 |
| 一、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制约着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二、政权变更推动着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贵州商会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经济 |
| 一、发展近代工商业 |
| 二、辅助农业发展 |
| 三、整顿市场秩序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文化 |
| 一、兴办中小学 |
| 二、发展同业教育 |
| 三、创办报纸 |
| 第三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社会 |
| 一、参与交通建设 |
| 二、发展消防事业 |
| 三、主导政权“真空期”政务,维护公共安全 |
| 四、参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政治 |
| 一、抵制日货与发展国货 |
| 二、认购公债与分摊捐款 |
| 三、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 |
| 四、开展劳军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我国进出口商会的职能分析与发展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3]“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D]. 陈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D]. 毕亚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D]. 罗杨焱. 云南大学, 2019(03)
- [8]我国中央贸促主管部门职能现状与对策研究[D]. 关倚铮.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
- [9]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D]. 刘静. 天津大学, 2019(06)
- [10]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