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论文文献综述）
崔馨,张君仪[1]（2021）在《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华北是区域史研究重要的代表性区域,半个世纪以来,该领域涌现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与政治这两条脉络出发,在区域史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对近代华北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与重构、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和华北革命这四大问题,分别展开专题述论。希图以此厘清其学术脉络,并提出华北区域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田春苗[2]（2021）在《山东义和团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陈佳琳[3]（2020）在《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文中提出自汉唐代以来,中国就积极吸收引纳外来文化,跟周围邻居建立了互通有无的良好关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走出去,也有人走进来。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基督教堂建筑。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载体,教堂建筑更真切的体现了设计者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引导下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建筑类型,而且见证了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京作为世界的文明古都,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以来都以宽容的态度接受着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教堂建筑也随之在北京得到发展,并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它的传入促使天主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教堂建筑不仅在自身的建筑风格上发生着演变,而且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建筑。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天主教堂所呈现出的建筑形式也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堂,位于北京的核心区内,历经政治动荡,至今屹立不倒。其中,宣武门天主堂、西什库天主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府井天主堂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教是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它伴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又随之侵略扩张而传播到中国。北京新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宗派的差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教教堂经历了百年动荡,每一座教堂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本文所研究的新教教堂,亲历各种历史事件,并由此折射出城市现代化与传统记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和卫理公会亚斯立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北京东正教的传入与其它两个宗派不同,它的传入是沙皇对中国侵略的一种手段。随着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东正教堂建筑也随之出现在北京这座东方古城当中,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但由于多方面的政治因素,东正教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像其它教派一样广泛,反之时至今日东正教已经在北京绝迹,但东正教在北京留下的这段传播历史,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论文以北京的天主教堂和墓地、新教教堂、以及东正教堂和墓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将建筑个案研究置身于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讨教堂建设的历史沿革、设计理念及其建构手法。我们发现早期的教堂大都不是纯粹的西式建筑,是吸收中国养分之后的改良之作。教堂建筑传入北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拼贴中国元素,技术上采纳中国传统做法,最终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生态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研究北京近代教堂建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其次为更好的保护北京近代教堂建筑提供一份详细资料与依据。
郑欣[4]（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后德[5]（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玫玫[6]（2020）在《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异族”建立的王朝,同时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民族问题:要统治一个以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族人为主、边疆地带又有着势力强大的蒙、回、藏等民族的国家,在面对汉族时,一方面要学习先进文化,争取正统地位的继承权;一方面也要警惕汉族文化的“腐蚀”,在这种文化包围中艰难地维持满洲民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其他边疆民族时,同作为异族,清朝皇帝与整个满洲统治民族则扮演了与历代汉族皇帝不同的角色,满洲民族的族群性得到了丰富和凸显。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载,最终在内外夹击、风急浪紧的形势中覆灭,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发生主动或被动交流的时候,在促使中国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不断地复辟,满洲贵族、遗老遗少还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的“边疆中国”叙述在其“继承者”国民党的民族思想那里留下“后遗症”,给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带来了许多的变数。谁是这些问题最恰当又最深刻的思索者?老舍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位北京城旗兵家庭出身的满族作家,同时也是“进步作家”,老舍的创作和思想上包含了“革命”与“民族”这两个二十世纪关键词的复杂关系,他自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开始时因为革命排满风气带来的民族创伤而讳言自己的满族身份,到抗战时期面对外侮时以中华民族的认同“压倒”满族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自信坦然地以满族历史的讲述者、满族文化的反思者的心态,创作出《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经典传世之作。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茶馆》和《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中较为少见、同时也非常大规模地描写晚清以来旗人的世风人情以及他们的经历遭遇的作品,而《神拳》则表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是老舍直面中国与外国民族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下,本文认为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中的满族/民族书写非常重要。在这三部作品中,老舍都将目光放在了晚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民族的问题进行追溯的努力。如果说在《茶馆》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旗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堕落、民族认同的迷惘上,在《神拳》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满洲统治者政治的腐化和军事的失败上,那么在《正红旗下》中,满族的问题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普通旗人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中。这三部作品体现的是老舍对于近代以来满/汉/洋三者关系的整体思索,它们在表现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贯穿着两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反帝叙述”和“穷人叙述”,这是老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通过这样的写作,老舍为自己取得了对民族进行陟罚臧否的文化自信,也为满族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主体性。因此,本文的正文部分则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满族书写的具体分析组成:对《茶馆》进行分析,抓住作品中几位重要的旗人形象,通过老舍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借他们之口对民族关系与历史问题的表述,探索老舍创作《茶馆》时在民族意识的左右下对于历史认知的错位;对话剧《神拳》进行分析,通过老舍对于义和团的情感和评价去探索老舍的民族心理,阐述这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发现如何影响他对革命的认知;分析《正红旗下》中的文化描写,考察所谓的“二百年旗人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塑造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三部作品中,作家的文艺思想与时代的政治要求得到较好的结合,老舍通过对于民族的书写,也讲出了深入人心的革命故事。这是老舍自身文学之路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民族的问题的一个成功解答。
袁焱林[7]（2020）在《《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研究》文中指出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山东、海南这6个省（市）,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正式投入使用,并将在接下来的3年内逐步实现全国使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指导下编写的统编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近现代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它在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本文对《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进行研究,通过整体分析和比较分析来探讨新教科书的编写意图和剖析“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具体变化,并提出了针对该部分内容的教学策略,旨在为《中外历史纲要》的内容研究和历史教师运用新教科书进行教学提供一些借鉴。本文主要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分析高中课程改革、教科书编撰体例的变化和史学研究的新成果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编写。第二章,分析《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分内容的选取情况和“中国近现代史”在必修教科书中的重要地位,重点总结了《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特点。第三章,归纳《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内容选取的概况;通过与人教版高中历史实验教科书进行对比,剖析《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和评价等方面更加严谨、准确,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第四章,针对《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的新理念和内容变化,指出在《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实践教学策略,包括:紧扣课标,落实核心素养;抓住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主线;做好初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有效衔接;“消化”“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变化;关注史学研究动态。
孙健[8]（2020）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自强不息精神培养研究》文中提出自强不息有勇敢顽强、积极进取之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儿女正是凭借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自立自强、奋发进取、勇于拼搏的观念,激发学生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意识,促进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有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顺应了新课程改革的潮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历史教学由原来的注重知识传授转变为越来越注重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是历史学科育人功能的重要体现。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存在多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教师过于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对自强不息精神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其次是教师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对学生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再次是学生对自强不息精神缺乏了解,自强不息意识淡薄。由此可知,通过历史教学来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提出应对策略。首先,教师应该选择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史料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榜样示范法等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意识;其次,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坚持情感教育和理性引导的原则,用“情”和“理”来引导学生;再次,教师应该适当开展不同类型的课外活动,使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相互配合,营造自强不息的良好氛围,帮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自强不息的能力。此外,在教学中还要坚持适度原则,既要防止“过”,又要避免“不及”。对学生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并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不能在短时间内就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教师应该充分挖掘、利用好历史教材这一自强不息资源宝库,把自强不息精神渗透在每一节历史课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自强不息精神。
周宫庆[9]（2020）在《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会建筑“中国化”与教会大学“中国式”建筑是近代基督教在华“本色化”在建筑层面的具体表现,教会建筑在西式功能布局和技术基础上,模仿北方官式建筑或地域性民居的建筑形式,同时掺杂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工匠对于传统东西方建筑文化的认知和臆想,对之后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发展起到了铺垫和促进作用。齐鲁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教会大学之一,发源于1864年狄考文创立的登州文会馆。从文会馆建立到1924年济南齐鲁大学主校园的基本建成,其“中国式”建筑的演进可以归纳为初始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这三个时期。既有学术成果仅局限于对齐鲁大学建筑历史的模糊描述以及齐鲁大学单个时期阶段中的单体建筑或建筑群的特征分析研究,没有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框架,缺乏对于不同时期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之间的演进性、联系性的思考;现状中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遗存因所处地域不同、保护状态不同,部分建筑亟待修缮维护,对于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历史和保护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总结基督教在华传播、教会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与登州（蓬莱）、青州、潍坊、济南等齐鲁大学历史节点的地域建筑历史研究相联系,在完整的地域历史空间中建构齐鲁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框架、梳理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历史脉络、丰富有关齐鲁大学的研究细节。论文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课题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界定了论文研究对象、范围;概括了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研究的现状及不足。第二章整合、梳理了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起源与演进的整体历史环境,论述了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以及教会大学的起源与发展。第三章是对齐鲁大学建筑历史的梳理和对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的时期划分,将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的演进分为初始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第四章归纳论述了不同时期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的具体特征;第五章分析了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的演进特点,总结了其中历史原因,并论述了其“中国式”特征在之后校园建筑中的继承与延续。第六章是案例研究,将齐鲁大学与其渊源较深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式”建筑发展进行对比,总结其中的异同。第七章对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遗产价值评估,并根据残损现状确定保护修缮原则,提出具体的保护修缮方案。第八章是研究结论与结语。
杨敏[10]（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邢台梅花拳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优秀代表,保护和传承邢台梅花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邢台梅花拳的传承现状令人担忧,保护工作亟需完善。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口述史研究方法,从口述史研究中梳理邢台梅花拳的发展历史,以古籍文献作为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深入邢台市平乡县、广宗县、威县等地,与当地不同层面的群体接触,多视角下窥探邢台梅花拳的发展现状;以逻辑分析法为导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个构成要素,解读邢台梅花拳现实发展的困境与成因,进而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破解传承困境的对策。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邢台梅花拳在传承人、传承途径、传承内容和传承空间四个维度上,面临传承人老龄化、人才断层;徒弟“拜师不学武”、现代传承方式利用不足;传承内容难以全面继承、缺乏创新;生存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极大压缩等一系列困境。基于困境进行原因探析后,提出:构建传承人绩效考核与动态调整机制;深入宣传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激发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倡导大众健身与竞技武术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邢台梅花拳相关产业,增强造血能力;坚持邢台梅花拳走出国门的路线,着重创新传承内容;顺应国家政策,加快邢台梅花拳特色小镇和博物馆的建设等传承对策。
二、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村经济 |
| 二区域发展与重构 |
| 三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 |
| 四华北革命 |
| 结语 |
（3）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1.2.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3 相关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相关范围界定 |
| 1.4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研究框架 |
| 第2章 基督教的传播历史 |
| 2.1 基督教传入中国 |
| 2.1.1 天主教的传入 |
| 2.1.2 新教的传入 |
| 2.1.3 东正教的传入 |
| 2.2 基督教在北京传播历史回顾 |
| 2.2.1 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2 新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3 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3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
| 2.3.1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
| 2.3.2 “中国礼仪之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京天主教堂建筑 |
| 3.1 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3.2 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 |
| 3.2.1 利玛窦时期的南堂 |
| 3.2.2 汤若望时期的南堂 |
| 3.2.3 如今南堂 |
| 3.2.4 小结 |
| 3.3 王府井天主教堂——东堂 |
| 3.3.1 清朝初期的东堂 |
| 3.3.2 清朝末年的东堂 |
| 3.3.3 小结 |
| 3.4 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 |
| 3.4.1 蚕池口教堂 |
| 3.4.2 西什库教堂 |
| 3.4.3 小结 |
| 3.5 西直门天主教堂——西堂 |
| 3.5.1 直隶于罗马教廷时期 |
| 3.5.2 法国遣使会时期 |
| 3.5.3 小结 |
| 3.6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 |
| 3.6.1 教堂初建时期 |
| 3.6.2 教堂修建时期 |
| 3.6.3 小结 |
| 3.7 天主教墓地建筑 |
| 3.7.1 栅栏墓地 |
| 3.7.2 正福寺墓地 |
| 3.7.3 小结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北京新教教堂建筑 |
| 4.1 新教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4.2 中华圣公会救主堂 |
| 4.2.1 石驸马桥时期 |
| 4.2.2 中华圣公会教堂时期 |
| 4.2.3 小结 |
| 4.3 卫理公会亚斯立堂 |
| 4.3.1 教堂初建时期 |
| 4.3.2 义和团运动后时期 |
| 4.3.3 小结 |
| 4.4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 |
| 4.4.1 教堂初建时期 |
| 4.4.2 战争中的教堂 |
| 4.4.3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北京东正教堂建筑 |
| 5.1 东正教堂建筑基本情况 |
| 5.2 俄罗斯北馆建筑群 |
| 5.3 俄罗斯南馆 |
| 5.4 东正教墓地建筑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民族问题在革命时代的浮沉 |
| 第二节 革命话语对民族叙述的整合 |
| 第一章 “旗人”与“汉奸”——《茶馆》历史认知的错位与修整 |
| 第一节 从“汉奸”的文学穿越说起 |
| 第二节 松二爷与旗人的生计问题 |
| 第三节 常四爷与旗人的民族认同 |
| 小结 “葬送”:埋葬还是悼念? |
| 第二章 “吐了一口气”——《神拳》写作的民族心理 |
| 第一节 《神拳》创作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神拳》文本的艺术风格和民间色彩 |
| 小结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义和团故事 |
| 第三章 “糊涂”与“明白”——《正红旗下》历史与文化的重构 |
| 第一节 “糊涂”与“明白”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艺术化的旗人日常生活 |
| 第三节 “圆圈”式文化的隐喻与冲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影响《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编写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高中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 |
| 一、新时代背景下,教材建设成为国家事权 |
| 二、新的历史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 |
| 第二节 编撰体例的变化 |
| 第三节 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
| 第二章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整体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各方面内容的选取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史”在《中外历史纲要》中的重要地位. |
| 第三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特点 |
| 一、富于时代性 |
| 二、注意与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的衔接 |
| 三、运用新理念,突出历史的主题教育功能 |
| 第三章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内容选取概况 |
| 第二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叙述的比较分析 |
| 一、鸦片战争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 |
| 三、“开眼看世界” |
| 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 |
| 五、辛亥革命 |
| 六、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 |
| 七、南昌起义 |
| 八、八七会议 |
| 九、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
| 十、抗日战争 |
| 十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明确否定 |
| 十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
| 第三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内容叙述变化的整体解读 |
| 第四章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与教学策略 |
| 第一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内容的欠缺 |
| 二、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 |
| 第二节 《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策略 |
| 一、紧扣课标,落实核心素养 |
| 二、抓住“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主线,把握重难点 |
| 三、做好初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有效衔接 |
| 四、“消化”“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变化 |
| 五、关注史学研究动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高中历史教学中自强不息精神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自强不息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一)自强不息精神的内涵 |
|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自强不息精神的必要性 |
| 1.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
| 2.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 |
| 3.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自强不息精神的可行性 |
| 1.自强不息精神教育是历史学科德育的重要内容 |
| 2.历史教材蕴含着丰富的自强不息精神资源 |
|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精神现状的调查研究 |
| (一)调查设计与问卷发放 |
| 1.调查目的 |
| 2.调查对象 |
| 3.调查方法 |
| (二)数据统计与问题分析 |
| 1.问题分析 |
| 2.原因分析 |
|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自强不息精神的有效策略 |
| (一)改进教法,培养自强不息意识 |
| 1.情境教学法 |
| 2.史料教学法 |
| 3.榜样示范法 |
| (二)加强引导,养成自强不息能力 |
| 1.情感教育 |
| 2.理性引导 |
| (三)陶冶情感,营造自强不息氛围 |
| 1.组织课外阅读活动 |
| 2.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
| 四、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自强不息精神的案例设计与效果分析 |
| (一)案例设计 |
| (二)效果分析 |
| 1.教学实践中取得的成果 |
| 2.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精神的教学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课题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2.研究内容界定 |
| 3.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4.研究内容、方法、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基督教传播与教会大学产生 |
| 1.近代基督教传播 |
| 2.教会大学产生与发展 |
| 3.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齐鲁大学产生与“中国式”建筑形成 |
| 1.齐鲁大学产生 |
| 2.齐鲁大学演进分期 |
| 3.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分期 |
| 4.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特征归纳 |
| 1.初始期 |
| 2.发展期 |
| 3.成熟期 |
| 4.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分析 |
| 1.外在建造表现 |
| 2.内在历史趋势 |
| 3.延续继承发展 |
| 4.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教会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案例 |
| 1.金陵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 |
| 2.燕京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 |
| 3.同齐鲁大学对比分析 |
| 4.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保护修缮策略 |
| 1.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遗产价值评估 |
| 2.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保存现状 |
| 3.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保护修缮原则及措施 |
| 4.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 |
（10）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2章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法 |
| 2.2.2 逻辑分析法 |
| 2.2.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 2.2.4 实地调研法 |
| 2.3 研究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3.1 邢台梅花拳的基本概况与名称来源 |
| 3.1.1 基本概况 |
| 3.1.2 梅花拳的名称来源 |
| 3.2 历史与记忆中的邢台梅花拳 |
| 3.2.1 明清之际的梅花拳 |
| 3.2.2 近代抗战中的邢台梅花拳 |
| 3.2.3 文革时期的邢台梅花拳 |
| 3.2.4 新时期的邢台梅花拳 |
| 3.3 非遗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现状 |
| 3.3.1 传承人发展现状 |
| 3.3.2 传承途径现状 |
| 3.3.3 传承内容现状 |
| 3.3.4 传承空间现状 |
| 3.4 非遗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4.1 传承人层面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4.2 传承途径层面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4.3 传承内容层面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4.4 传承空间层面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3.5 非遗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对策 |
| 3.5.1 保护传承人视角下的传承对策 |
| 3.5.2 拓宽传承途径视角下的传承对策 |
| 3.5.3 创新传承内容视角下的传承对策 |
| 3.5.4 延展传承空间视角下的传承对策 |
| 3.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四、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J]. 崔馨,张君仪. 区域史研究, 2021(01)
- [2]山东义和团文献研究[D]. 田春苗.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D]. 陈佳琳.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1)
- [4]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5]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6]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D]. 李玫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中外历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研究[D]. 袁焱林.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高中历史教学中自强不息精神培养研究[D]. 孙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9]齐鲁大学“中国式”建筑演进研究[D]. 周宫庆.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1)
- [10]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邢台梅花拳的传承研究[D]. 杨敏. 燕山大学, 2020(01)